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欧美人、印度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总而言之,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4]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热血沸腾的革命党,精于算计的生意人,个性张扬的艺术家,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能在这里出出进进。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把自由的旗帜高高举起。

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会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5]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 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4]安特卫普的标牌,见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逃亡的农奴因城市而自由,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5]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堪称“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墙,上面有箭垛、枪眼和瞭望哨,正中则是公共空间。居民平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来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则同仇敌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