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时代短暂地并肩战斗之后，鲁迅与胡适迅速成为陌路。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鲁迅与胡适在政治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和风格。

胡适总是坚持用真名，以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新月》在今日舆论界所贡献者，唯在以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我们对于发表言论，完全负法律上的责任。”胡适一直坚持以学理为依据，理性地谈论中国政治问题。他发表了一篇篇标准的“政论”，从正面对国民党的政治提出批评，提出种种建议。

鲁迅则向来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他不断地变换笔名，从反面出击，抨击国民党统治。他的批评总是以嘲讽为基调，抓住要害，一针见血，但从不提出正面建议。部分原因是鲁迅缺乏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理论修养，无法从正面发表系统的政治意见。

胡适认为改造国民性需要多管齐下，因此并不反对鲁迅的思想启蒙。因此，胡适高度评价鲁迅的文艺启蒙工作。但鲁迅却认为，胡适的思路是“治标不治本”，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因此鲁迅对胡适的政治活动开始是嗤之以鼻，接着进行冷嘲，后来则是痛加批判。

前文提到，胡适点名批评了蒋介石时，提到安徽大学校长，这个校长，就是著名的刘文典。所谓语言上的顶撞，是刘文典在会议上不称蒋介石为主席，并当面指着蒋的鼻子说：“你就是军阀！”

胡适冒着巨大的风险，为一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说话，今天看来，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而鲁迅却抓住胡文中“顶撞了蒋主席”一句，在《二心集》中轻巧而犀利地刺了胡适一句：“刘文典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这显然是指胡适曾称溥仪为皇上，暗示胡适骨头软。

胡适一生致力于制度改良，要从内部推动，逐步落实宪法。最悲观时，他借鹦鹉救火的故事说：“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不忍袖手，明知小小翅膀上的水滴未必能救火，不过尽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一点良心上的谴责而已。”对胡适的这番话，鲁迅的反应是写了两句旧诗：“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胡适数十年思路明确，持之以恒，渐进努力。而鲁迅的思路却经历了巨大变化。鲁迅在以笔为刀批判国民性二十年后，突然改弦易辙，迅速左转，毅然投向了苏式革命，希望按苏俄模式，用“火与剑”来解决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火与剑的改革最快”。他说：“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的变化看起来突然，其实内在的理路一贯，那就是“彻底解决”的思维倾向。

在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心态是“急切”。鸦片战争中，中国这个人类世界中最高傲的民族，被以如此难堪的方式打翻在地，每一个中国精英都不服气。他们寻找着种种“速成”的复兴方法，他们相信这个伟大的民族一定能以鲤鱼打挺的方式，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仍然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人类历史的引领者：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雪耻。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最能打动光绪的一句话是，只需要三年，他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说：“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这样一个乐观的构想，是何等地满足了光绪皇帝建功立业的雄心，光绪欣然听从，与康有为共同开始了一场鲁莽灭裂的激进改革。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打消中国人的“速成论”。1906年9月16日，清朝宣布立宪，期盼立宪多年的中国人以为，这一下所有问题都可以彻底解决了。宣布立宪的上谕公布之后，当日的《申报》这样记述了中国的喜悦：奔走相庆，破涕为笑，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

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召开各式庆祝会。举国上下的欢腾似乎告诉人们，只要一纸上谕，立宪即告完成。但是，接下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近乎狂热的激动，并没有任何理由。

在建立中华民国后，孙中山也一度以为，有了这个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再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易如反掌：“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则一直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为西方侵略和异族统治，认为只要终结这两种原因，中国人恢复固有美德，则很短时间内，中国就会仍然恢复成世界上最文明、最高尚的民族。

到了毛泽东时代，人们更是相信，推翻了腐朽的国民党统治，又有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指导，中国的一切都不同了。中国人相信在精神原子弹的照耀下，中国十几年就可以超英赶美，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一直希望能找到某种最便捷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地解救中国的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元论思维倾向，喜欢把复杂的世相归结为“小葱拌豆腐”式的某种“终极真理”之下，认为找到“大本大元”之后，则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彻底解决”，迎刃而解。五四之后，种种西方思潮一股脑地涌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试图在其中找到一种“终极真理”。李大钊的话很有代表性：“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事实证明，以简明果断的语言解释了宇宙一切现象的马列主义，最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迅速左转。

鲁迅告别了“国民性决定论”，但并没有改变“一元化”“彻底解决”的思想倾向，因此与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的中国左倾运动接近，也自然在情理之中。左倾主义者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对中国来一个“根本解决”，国民性自然也包括其中。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引用马列主义理论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经济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自然也包括国民性问题。

然而胡适并不认同这种“根本解决”的思路。胡适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十分罕见的克服了急切心理和一元化倾向的人。胡适的思想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认为人类永远不能掌握终极真理，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包医百病，根本解决”。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共同体，它的问题是漫长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也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希望引进一个什么主义，一下子全部解决，是不现实的。他说：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是“懒汉”现象，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要改良社会，只能从具体问题入手，从文化和政治等多方向多管齐下，“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一步”。

胡适强调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

然而，在重重民族危机之下，在中国人的急于求成的心态之下，胡适这种平和、沉稳、理性的言论风格，远没有鲁迅式的峻峭、嬉笑怒骂、痛快淋漓的言说方式吸引力大。推翻一切重来，似乎比改良痛快得多，容易得多。“当中国处于整体性危机的时代，人们渴望着对问题作整体性的解决。”“自由主义式的渐进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够适合当时许多人的心态。”胡适的思路后来被排斥于主流思潮之外，也自是情理之中。

梁启超鲁迅的“以思想革命塑造新人，在新人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的思路，到了新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批判中国国民性最尖锐、最痛切的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痛心疾首地说：“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他的朋友回忆说，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奴隶性。“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青年毛泽东也曾激烈批判中国社会缺乏组织性：“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呢？”青年毛泽东国民性批判的另一个重点，是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中国人崇尚“文明柔顺”“君子之容”而羞于运动。“恒好逸而恶劳，使无物焉以促之，则不足以移其势变其好恶之心。”从国民性角度看，毛泽东一生努力的核心，就是要把全体中国人改造成为新人。

至于改造国民性的方法，毛泽东的思路发生过和鲁迅相类似的转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毛泽东一度认为，只有“大气量人”，即掌握了“大本大元”、终极真理的“大哲学革命家”来“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使国人“开其智而蓄其德”，才能改造国民性，并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而在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路自然就升级为“以马列主义来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相信，掌握了政权之后，共产党人就可以在全国推广普及马列主义真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将占领无产阶级大众的头脑，旧思想、旧习惯将随革命的洗礼而烟消云散，人们获得彻底解放，国民性问题也随之而解决。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这样热烈地憧憬中国的美好未来：“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毛泽东自称是鲁迅的学生，他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也包括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上。毛泽东非常赞同鲁迅“先立人后立国”的思路，毛泽东相信，思想观念是决定性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坚信，思想改造，是建立新社会的前提。因为虽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人们心中。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决定大部分中国人的本性还是自私自利的。虽然完成了公有制改造，但旧思想的影响使人们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本能地去损公肥私、占集体便宜，导致新型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只有改造了观念，去掉了私心，人们才能一心为公，才能创造人间奇迹。这就是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论路径。

因此，在生产关系公有化之后，毛泽东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塑造共产主义新人上。这种新人，从基本要求说，是“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高的层次说，则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毛泽东没有给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董存瑞题过词，没有给用胸脯堵枪眼的黄继光题过词，但是他把这个荣誉给了死于普通工作事故的雷锋，那是因为雷锋正好符合他心目所希望创造的新人的标准：平凡岗位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为了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毛泽东充分运用了群众运动这一形式。建国后前三十年间，仅以中共中央以及各部委下达的红头文件为准，社会性的群众运动就高达68次。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几乎构成了建国后头三十年的全部内容。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包含了国民性改造或者说思想改造的内容。比如“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说：“‘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为着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消除封建政治文化中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中享乐主义、金钱主义。文化大革命把这种运动式改造推向了顶峰。

除了“先立人后立国”的思路，毛泽东与鲁迅的心，还相通在以整体方式解决困扰中国的各种问题上。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改造中国的唯一途径是将旧中国连根拔起，彻底破坏，然后再造一个全新的宇宙：“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之时，毛泽东曾说：“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指黎锦熙）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

正如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读中国书一样，毛泽东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罪恶的渊薮。鲁迅主张“《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而据张昆弟日记，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号召将唐宋以后的文章全部焚毁：“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诗文集，焚诸一炉。”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消除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影响，毛泽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

毛泽东与鲁迅的心，还相通在对文学艺术力量的重视上。和梁启超、鲁迅一样，毛泽东非常看重文艺宣传对人的塑造作用。因此，他一生思想革命的顶峰之作才被命名以“文化大革命”。在这次大革命中，他烧掉了一切反动文艺作品，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可以说，毛泽东是清末以来“新民”说、“激进主义”“彻底解决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思想改造手段运用到了极致。谁都不会怀疑毛泽东的动机之高尚和用心之良苦。然而结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经过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到今天为止，国民性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某些方面似乎还有所退步。梁启超说过：“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

“文化大革命”未能达到目标，这一事实对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一种变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础，现代化与其说是一个摧毁传统的“除旧布新”运动，毋宁说是一个将传统资源转化利用的“推陈出新”过程。或者说，文化只可能在旧的基础上升级换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间全盘更换。

胡适是以主张全盘西化闻名的。他说：“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然而，胡适的“全盘西化”并不是指毁灭中国旧有的一切。他说，全盘西化只是一个方向，凡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向全盘西化努力的结果，必然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因此，在1919年年末，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开篇即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他说，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科学与民主的成分，比如清代的考据学，就是非常科学的学术方法。中国先哲提出的“实事求是”，也是不会过时的思维原则。因此，德先生和赛先生并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融的“舶来品”，它们完全可以成功地嫁接在中国这棵文化大树上。因此，挽救中国的文化基础，是要以现代人的观念，来“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使中国获得新生。在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氛围中，胡适出人意料地提出“整理国故”，这反映出胡适思想与众不同的深度。

与胡适的思路相类似的，是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者一直对传统文化抱有敬意。他们都有意识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的正面部分。孙中山多次说，必须去掉中国大地上的“陈土”。不过同时他也认为，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忠孝仁义是极为宝贵的资源，恢复这些品质是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方面。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也认为中国国民性的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发扬优点是改革国民性的重要切入点。他说，中华民族“爱和平，尚忠信”“忍辱负重，明廉知耻”“重感情”“勤劳刻苦”等等，都是我们的“天性”“德性”。“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蒋介石最热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格言。

国民性问题，我们不得不继续思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