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俄国的）状况，全靠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绝不容许任何地下权力的市场存在（就好像一度曾发生于教会的情况一般）。要是一旦欧洲那种金钱与权力相结合的现象也渗透进了俄国，那么败亡的恐怕不是国家，甚至也不是党，而是共产主义本身了。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79，pp.195—196）

单单靠一个官方党纲，再也不能作为指导行动的方针。不止一种的意识思想，各种混合的想法与参考架构，如今一起并存。不但在社会上如此，甚至在党内，在领导阶层中亦然……除了官方的辞令以外，一个教条式的“马列主义”，再也不能适应这个政权的真正需要了。

——卢因（M.Lewin in Kerblay，1983，p.xxvi）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

（《邓小平文选》第2卷）

1

70年代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忧心其在经济上相当不如人的落后状态。不论别的原因，单看紧邻它的日本，竟然是一个最为辉煌灿烂的资本主义成功范例，就令它着急不已。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绝不只能看作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分支，而中国作为苏联卫星集团一员的色彩更浅。即以一点来论，中国的人口便远比苏联为多，事实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为多。中国的实际人口数也许不能肯定，但是一般估计，地球上每五个人里，便有一人是住在中国（东亚及东南亚一带，也有大量的华裔人口移居）。更有甚者，中国民族的同一性不但远超过其他许多国家——94%的人口为汉族——并且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虽然其间或有分裂中断），至少可能已有2000年历史之久。更重要的是，在200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在绝大多数关心天下事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与典范。反之，在所有其他由共产党政权获胜执政的国家中，除了极其少的例外，由苏联开始，都是自认为文化边区，相比于先进文明中心显然落后的不毛之地。斯大林年代的苏联为什么极声尖叫，一再强调自己不必依赖西方的知识科技，大力坚持自力研制从电话到飞机所有先进的创新发明，就是它自认不如的心态的明显流露。[1]

但是中国可不这样想。它认为——相当正确的看法——自己的古典文明、艺术和文字，以及社会价值观系统，是其他国家公认的精神鼓舞及模仿对象，对日本尤其恩深泽重。像这样一个文化大国，不论由集体角度看，或从个人地位与其他任何民族相比，自然毫无半点知识文化不如人的自卑感觉。而中国周围的邻近国家，也没有一国能对它造成丝毫的威胁；再加上中国发明了火药，更可高枕无忧，轻而易举将犯境的野蛮人拒之境外。于是中国人的优越感，更获得进一步的肯定，虽然这种心态，曾使得它在面对西方帝国的扩张时一时措手不及。19世纪时，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变得再明显不过——因为科技不如人，直接便表现为军事上的不如人。但是这种落后现象，事实上并非由于中国人在技术或教育方面无能，寻根究底，正出在传统中国文明的自足感与自信心。因此中国人迟疑不愿动手，不肯像当年日本在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一样，一下子跳入全面欧化的“现代化”大海之中。因为这一切，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封建国家——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打倒孔老夫子学说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

中国共产党，因此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又兼有民族主义气质——希望这个字眼不致有反答为问的嫌疑。点燃共产主义火把的爆炸物，是中国人民极端的贫困受压。首先是中南部沿海大城市帝国主义租界（有时并有不失现代的工业）里的工人群众（上海、广州、香港），其后则有占中国90%人口的小农加入。中国农民的状况，甚至比都市人口更惨，后者的平均消费是前者的两倍半还有余。中国之贫穷，西方读者难以想象。在共产党取得政权时（根据1952年的数据），中国平均每人每天只有半公斤的粮食得以糊口，每年也仅有0.08公斤的茶叶可享用。至于他或她的足下，则每约五年才有一双新鞋上脚（China Statistics，1989，Tables31，15.2，15.5）。

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性格，既通过上层与中层出身的知识分子体现，他们为20世纪的中国政治运动，提供了大多数的领导人才，也透过中国民众普遍感受的情感体现。中国人民认为，那一批批野蛮的洋鬼子，不论对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中国人个人而言，或对中国作为国家整体来说，都没有半点好处。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每一个有点实力的外国势力，中国都受过它们的欺压，曾被它们击败，惨遭它们瓜分，受到它们的剥削和利用。因此，中国人这种深恶痛绝的感受，自然绝不是无的放矢。早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前，中国便已经掀起过数次带有传统意识色彩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例如1900年的义和团。而共产党的抗日，无疑是共产党翻身的关键时刻，使它由一个被看作是业已溃败的社会乱源（即这个党30年代所处的地位），摇身一变，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和代表。共产党同时呼吁对中国的穷苦百姓进行社会解放，自然使得它对国家民族进行解放复兴的政治目标，在以农民为主的大众眼里更为可信。

因此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比它的对手占有优势。1911年封建王朝覆灭后的中国，到处是军阀割据。（早期的）国民党，打算在这满地残破上重建一个强大单一的新共和国，一时之间，两党的短期目标似无不同之处。双方的政治基础，都在中国南方较先进的几处大城市（共和国便定都其中之一）；双方的领导阶层，也都由颇为类似的知识精英组成——不过一方较亲企业，另一方则贴近农工大众——比如说，两边都拥有同样比例的传统地主与士绅阶级出身的男子，即中国的传统精英分子，不过共产党内，西式教育程度较高者似乎较多（North／Pool，1966，pp.378—382）。双方发起运动之始，也都出于20世纪初年的反帝国主义思潮，并经过“五四运动”（1919年北京学生教师发起的一场民族思想浪潮）愈发强化。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是一位爱国者、民主人士，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他接受苏维埃俄国的教导及支持——当时唯一的革命及反帝国主义力量——同时发现布尔什维克式的一党模式，比西方模式更适合他完成任务。事实上，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主要大党，多半是通过这个与苏联携手的路线之故。中共不但由此进入正式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到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后，更进入民国政府，将其势力延展至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军。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1887—1975），始终不曾在全中国实现全面控制，虽然他在1927年与苏联闹翻，并且进行清党，镇压共产党人。而后者当时拥有的群众基础，主要仅是一小群都市工人阶级而已。

于是共产党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农村，在那里，掀起了一场对抗国民党的游击战，但是整体而言，成效甚微——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混乱，以及莫斯科对中国现状的不了解，显然有损害作用。1934年，在那场英雄式的“万里长征”之后，中共军队被迫退居西北部边区的遥远角落。种种形势，使得长久以来即赞成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策略的毛泽东，在中共扎根延安年间，跃居而成为无可置疑的当然领袖。但是就共产党本身的发展而言，新形势却没有提供任何前景。相反地，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止，国民党却逐步确立了它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但是国民党毕竟缺乏吸引中国人民大众的真正目标，再加上它当时放弃了同时也具有现代化及复兴民族意义的革命路线，因此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终究没有成为另一个凯末尔——凯末尔同样也领导了一场现代化、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一方面与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友，一方面又利用本地的共产党为己用，然后再一脚踢开；只是凯末尔的手段没有蒋介石那么咄咄逼人罢了——蒋介石跟凯末尔一样，同样拥有一支军队，可是这却不是一支向国家效忠的军队，更无共产党军队具有的革命气节。这支军队的成员，是那些知道大可凭一杆枪、一身制服，在动乱中打出天下的一帮人。而带队的军官，则是一群深谙“枪杆子可以出政权”同时也深信“枪杆子出财富”的家伙。蒋介石在城市中产阶级中，拥有相当的拥护基础，海外华侨对他的支持恐怕更大。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却有九成住在城市之外，中国土地亦有九成属于乡间。这些广阔的地域——如果有半点控制的话——都在当地有势力的人手中，从拥兵自重的军阀，到前朝遗留的士绅，不一而足，而国民党则与他们达成妥协。日本人大规模发动侵华，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日军对其精华力量所在沿海各城市的猛烈攻击。而在中国其余各地，国民党则终于成为它一向有可能变成的又一个地主加军阀的腐化政权，就算它从事抗日，效果也极其有限。与此同时，共产党却动员了群众，在敌后进行抗日，卓有成效。待到一场几乎毫不留情大败国民党的短暂内战之后，共产党于1949年全面接收中国，封建王朝结束之后40年的统一中断的局面，总算告一段落。对于所有中国人民来说——除了逃到他处的国民党残余是例外——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国政权正统的真正继承人。在众人眼里，它也被如此看待。因为凭着多年实践马列主义党纲的经验，共产党的统治足以通令全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严格体系，从中央开始，一直到庞大国土最偏远的乡野——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一个像样的国家就该如此。组织纪律，而非教条学说，是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最大馈赠。

然而，共产党中国绝非只是旧式帝国的复兴。当然，中国文明的千年不坠，共产党受惠良多。因为在这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当中，中国老百姓学会了如何面对应“天命”而生的政权统治；而那些当政主事之人，也娴熟了治理之道。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共产党国家，竟会在其政治辩论中，引用16世纪某官员对嘉靖皇帝的忠耿进言。[2] 50年代有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当时即语出惊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做此预言：到21世纪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即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复伟大国家与文明的旧观。

刚开始的头几年里，这似乎也是中国老百姓得到的赏赐。农民的粮食生产，在1949—1956年间，增产了七成之多（China Statistics，1989，p.165），大概是因为他们尚未受到太多干扰之故吧。到中国开始介入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虽然难免引起相当一阵恐慌，但是面对强大的美军，中共军队竟然能先挫其势，后又能拒其于雷池之外，这份力量实在不容小觑。而工业与教育的发展计划，从5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从1956年起，中国与苏联的友谊迅速恶化，1960年两大共产党政权终告决裂，于是莫斯科尽撤其重要的科技与各项援助。但是中国人民的磨难并不由此而起，援助的撤退只使其加深罢了。他们遭受的磨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1955—1957年间农村的高速集体化；二是1958年的工业“大跃进”运动，接着有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恐怕也是20世纪史上人类最大的一场饥荒；[3] 三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才告结束。

几场浩劫性的冒进，一般以为，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毛泽东本人。他的政策，在中共中央内部往往只得到勉强地接受，有时甚至面对公开坦率的反对——“大跃进”中便可见最显著的例子。他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手段，就是掀起“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本质，才能对这些事件做进一步的认识；而毛泽东本人，就是党最佳的代言人。它是一场“后十月革命”的运动，是通过列宁才接触了马克思，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是经过斯大林的“马列主义”才知道了马克思。毛泽东本人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看来几乎全部袭自斯大林派所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History of the CPSU（b）：Short Course of1939］。直到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泽东始终未曾跨出国门，其理念知识的形成，全是植根于中国本土。但是即使是这种理念，也有与马克思主义接近之处，因为所有的社会革命梦想，都有其共通之处，而毛泽东呢——毫无疑问具有十分诚意——正好抓住了马列主义中几点符合他见解的地方，用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然而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众人异口同声，意见完全一致的社会，“个人全面自我牺牲，全面投入社会集体，最终将止于至善……一种集体主义的神秘思想”，事实上正好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论及终极目标上，后者的主张，乃是个人全面的解放与自我的完成（Schwartz，1966）。中共以为，一个人可以经由改造，产生精神的变革力量。这种强调心灵变化能力的看法，虽然是先后得自列宁和斯大林两人对意识知觉与自由意志力量的信仰，可是未免发挥得过火了。尽管列宁对政治行动决心的作用深信不疑，可是他却从不曾忘却现实——他怎么能？——他知道行动的效力，受到现实状况的局限；甚至连斯大林，也清楚其权力的行使有其限制。然而，若非深信“主观意志”的力量无限，若不是以为只要愿意，人定可以移山胜天，“大跃进”这种过火行为，根本难以想象，又怎么可能发生？专家可以告诉你，什么事办得到，什么事办不到；可是只要有了革命狂热，却可以克服一切物质障碍，意志力能够转变外物。因此“红”的意义，并不在其比“专”重要，而在它指出了另一条路。1958年间，中国各地同时掀起一阵热情高潮，这股热情，将使中国“立即”工业化，一跳跃过好几个年代，进入未来。而在未来，共产主义必将“立即”全面实现。于是无数劣等的自家后院高炉，纷纷投入了生产洪流；靠着土法炼钢，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一年之内翻番——到1960年时，甚至还真的增加3倍以上。可是1962年，却又跌回比“大跃进”之前还要低的程度。这些土高炉，只是转型中的一面。另有24000个“人民公社”，于1958年中短短不到两个月内成立；公社内的农民，代表着另一面的转型。这些公社，是地地道道十足的“共产”，不但将农民生活所有的内容都全部集体化了，包括家庭生活在内，例如公社一手包办的幼儿园和食堂，解脱了妇女家务和育儿的操劳，反之，却将她们编成队伍送下田去——并以六项基本供应，全面取代农家的劳动所得与金钱收入。这六项供应是：粮食、医药、教育、丧葬、理发和电影。显然，这一套并不灵。不出数月，在众人的消极抵制之下，公社制度中最极端的例子终于被放弃，不过一直要到1960—1961年间，天灾人祸一起造成了大饥荒（正如斯大林推动的集体化行动一般）方才结束。

就一面来说，这种对意志力量的信仰，其实主要来自毛泽东对“人民”的信仰：人民随时愿意接受转变，因此也愿意带着他们的创造力，以及所有固有的智慧与发明能力参与这项伟大的大跃进工程。基本上，这是艺术家浪漫的观点，就是这股浪漫心态，引导他不顾党内其他领导人士提出的疑虑与务实忠告，径自于1956—1957年间，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呼吁旧精英分子出来响应，自由发表他们的看法。毛泽东发起这个运动，是基于一项假定，他以为这些老知识分子，或许已经在革命中（甚或由于他本人的感召），完全改造了。结果，正如其他“感召力量比较欠佳”的同志所担心的一般，这股自由思想的突然奔流，反证明众人对新秩序毫无一致认同的热情。毛泽东心中对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那股不信任心理，于是获得证实；他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不信任，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最高表现程度。10年之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等于完全停摆，原有的知识分子纷纷被送到乡间劳动。[4] 然而毛泽东对农民群众的信任却始终不变，“大跃进”期间，在同样的“百家争鸣”（即发挥各地的本土经验）原则之下，他力促后者找出种种办法解决生产问题。毛泽东在根本上深信，斗争冲突、紧张压力，不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事，而且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国重蹈旧社会的覆辙。因为旧社会坚持的和谐不移，正是中国的弱点所在——这一点，其实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出论点支持自己想法的又一章。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必须靠不断的一再斗争，方能保持血脉畅通而不阻塞。革命，永远不能停止。

毛泽东路线的奇特之处，即在其“既是极端的西化，却同时又局部地回归传统”。传统模式，事实上正是毛泽东政权甚为倚重的基础。至于以苏联为师，具有高度重工业倾向的工业化发展，更是绝对的第一优先。“大跃进”的荒谬，主要来自一种盲目的看法——这一点中苏相同——认为不但要以农业养工业，与此同时，农业还得想法子自力更生，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必须投入到工业中。这种重工轻农的做法，意味着以“精神”回馈，取代“物质”诱因。转为现实，在中国就变成以无止境的“人力”替代不可得的“科技”。中国乡间，始终作为毛泽东体系的基石，正如同当年游击年代以来，一直未曾改变。“大跃进”运动排山倒海而来，中国乡间又成为工业化的最佳场所，这一点则与苏联不同。在毛泽东的统治之下，中国不曾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都市化发展——又与苏联不同——一直要到80年代，农村人口才降到80%以下。

毛泽东执政的20年间，掺杂着超现实的幻想。对这种混乱，世人自然感到震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若以饱受贫穷折磨的第三世界标准而言，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其实不算坏。毛泽东时期结束时，中国人平均粮食消耗额（以卡路里计）刚好居世界各国的中等（median）以上，并高于美洲14国、非洲38国，在亚洲也属居中——远超过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以外的南亚及东南亚全部地区（Taylor／Jodice，Table4.4）。中国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也由1949年的35岁，增加为1982年的68岁——死亡率则持续下降（Liu，1986，pp.323—324）。而即使将大饥荒考虑在内，从1949年到毛泽东去世，中国人口还是由5亿左右增长为9.5亿多，可见得中国经济毕竟有法子喂饱大家——比起50年代的水平略见增长——衣物类的供应也比前稍有进步（China Statistics，Table T15.1）。至于中国教育，却同时遭到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波及，甚至连初级教育也不例外。天灾人祸之下，分别使入学人数锐减2500万左右。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年里，全中国进入初小的学童人数，比起当年他取得政权时多出6倍，即高达96%的注册率，比起即使在1952年还不及50%的比例，当然更见成就。诚然，纵使到了1987年，20岁以上的全部人口当中，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目不识丁或属半文盲——女性中不识字的比例，更高达38%—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读书识字，在中国是一件极为困难之事；1949年以前出生的34%的人口当中，有幸完全就学者可谓少之又少（China Statistics，pp.69，70—72，695）。简单地说，在持怀疑心理的西方观察家眼里——其实有很多人根本缺乏怀疑的精神——毛泽东时期的成就也许不堪一提；可是换作印度人或印尼人来看，他的成就却相当不凡。对于80%属于农民阶级、与外界隔绝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自然也比较满意了。他们的期望，最多也就同其祖先一般。

不过在国际舞台之上，中国自革命以来显然大为落后，尤其与非共产党的邻国相比，表现更见不如。它的平均国民经济增长率，虽然在毛泽东执政期间颇为出色（1960—1975），可是比起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这几个中国政府必然密切注意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显然相形失色。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固然庞大，却只与加拿大的总值相当，比意大利要少，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Taylor/Jodice，Table3.5，3.6）。总之，50年代中期以来，在伟大舵手带领下的这趟迂回之旅，险象环生，之所以尚能持续进行，是因为毛泽东于1965年在军队支持之下，发动了一场刚一开始是由学生领头的无政府“红卫兵”运动，借以对抗已经在默默跟他唱反调的党中央领导人士，并用以对付所有知识分子。这就是陷中国于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到了最后，毛泽东必须调动军队入场，方能收拾残局，重新恢复秩序。同时发现他自己也不得不稍作妥协，将党的控制力做某种程度的恢复。毛泽东本人显然已到了生命的晚期，没有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便缺乏实质支持。于是1976年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去世后不久，由其遗孀江青领头的“四人帮”便几乎即刻被捕。紧接着邓小平率领的实用主义路线，便马上登场了。

2

邓小平在中国实行的新路线，不啻为最坦白公开的承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构造需要改革。而且除了中国而外，当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时，凡是世上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显然都出了极大的弊病。只见苏维埃式的经济动力渐缓，所有可以计算的重要增长数字，也随着1970年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逐期降低：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品、农业生产、资本投资，实际平均所得，都是如此。就算没有在真正的退化之中，苏联经济毕竟露出疲态，宛如牛步进行。更有甚者，苏联不但未变成世界贸易里的工业巨人，反而在国际市场上倒退。回到1960年，它的输出品还以机械设备、运输工具，以及金属及其产品为大宗；到了1985年，却转以能源为主（53%，即石油及天然气）。反之，它如今的进口货物中，几乎有60%为机械及金属类等，以及工业消费产品（SSSR，1987，pp.15—17，32—33）。换言之，苏联的地位已经宛如专事生产天然资源的殖民地一般，为其他较先进的工业经济提供能源——事实上，后者主要就是它本身在西方的附庸国家，尤以捷克斯洛伐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主。而后两国的工业，也可以依赖苏联无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市场供应，[5] 无须从事重大改进以弥补自身不足。

事实上到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不但经济落后，连一般性的社会指标，例如死亡率也停止下降，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打击之重，莫此为甚——因为根据社会主义的精神，它应无须过度倚重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即可经由社会正义，改进一般人民的生活质量。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人民于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共产主义体系瓦解前的20年内几乎毫无变化——事实上还时有下降之势。这实在是一个值得严肃深思的问题，因为同时间在其他多数国家里面，平均预期寿命却在延长（值得一提的是，甚至连古巴，以及一些可以获得数据的亚洲共产党国家，此时都在增长之中）。1969年时，奥地利、芬兰、波兰三国人民，平均可享同样寿数（70.1岁）；但是到了1989年，波兰人的预期寿命却比奥芬两国少了4年。也许这表示活着的人比较健康，例如人口学家即如此认为，但是那也只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继续救活的病人，换到社会主义国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Riley，1991）。各地的改革人士，包括苏联在内，对此趋势都不免忧心如焚（World Band Atlas，1990，pp.6—9and World Tables，1991，passim）。

就在此时，另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反映出苏联制度的日趋衰败，即“特权阶层”（nomenklatura）一词的出现（此名似乎是通过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字传到西方）。直到那时为止，共产党的干部，即列宁国家的统治系统骨干，在国外一向为人敬重，并享有几分不情愿的艳羡之情。虽然其手下败将的本国反对派，例如苏联的托洛茨基派，或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曾指出这支队伍也颇有官僚腐化的潜在危险。不过在50年代，甚至进入60年代，西方一般的看法——尤其是美国——却认为共产主义向全球挺进的秘密法宝正在其中，在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系统，及它那完全不容派别歧见、无私无我的干部队伍，忠心耿耿地执行着党的“路线”（Fainsod，1956；Brzezinski，1962；Duverger，1927）。

但在另一方面，“特权阶层”一词（这个名词在1980年以前几乎默默无闻，只在苏共行政体系的词汇中出现而已），却正好暗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那种自私自利的官僚系统的弱点所在：也就是无能与腐败的混合体。事实上情况也愈来愈明显，苏联本身的经营，的确是在一个走后门、拉关系、照顾自己人等充满了营私舞弊的系统之中进行。

除了匈牙利，自从布拉格之春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气馁之余，事实上都放弃了认真改革的努力。至于偶尔有几个企图重拾中央计划经济旧路的例子，或以斯大林式（例如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或采用毛泽东式以精神力量及道德热情取代经济理论（例如卡斯特罗），有关它们的后果在此还是少提为妙。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最后被改革人士冠上“停滞时期”的称号，原因就在其政权根本放弃了任何认真的尝试，以挽回这个显然走下坡的经济。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小麦喂饱百姓，比在自家努力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容易多了。靠无所不在的贪污贿赂，为这部生锈的经济引擎上油润滑，也比大加清洗、重新校正——更别提把整部机器换掉——简单多了。将来会怎么样，谁又知道呢？至少在眼前，能保持着让消费者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最不济，不要让他们太不高兴——显然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在70年代的前半期里，苏联居民可能还觉得日子过得不错，最起码，比起他们记忆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

欧洲“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头痛的问题，在于此时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不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苏联，可以置身于世界性的经济之外，因此也免疫于当年的“大萧条”。如今它与外界的牵连日重，自然无法逃遁于70年代的经济冲击。欧洲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苏联，再加上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区，竟成为黄金时期之后大危机下的真正牺牲者；而“发达市场经济”虽然也受震荡却终能历经艰难脱身而出，不曾遭到任何重大打击（至少直到90年代初期是如此）。这实在是历史的莫大讽刺。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期以前，某些国家如联邦德国、日本，更是一路冲刺毫无半点踉跄。相比之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得面对自身日益棘手的制度问题，同时还得应付外面那个问题丛生且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它们自己，则越来越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个中情况，也许可以用国际石油危机的暧昧例子解释。一场危机，改变了1973年后的世界能源市场，论其影响，因正反两面俱在，因此极为暧昧。在全球产油国的卡特尔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力之下，当时极低廉的油价（其实就实际价格而言，自大战以来甚至一路下降），于1973年间几乎猛涨4倍，到了70年代末伊朗革命之后，又再度做三级跳。涨幅之大，实在超出想象：1970年时每桶油价为2.53美元，到80年代后期，每桶已经高达41美元左右。

一方的石油危机，对另外一方却显然福星高照，其中好处有二：对包括苏联在内的产油地而言，黑油摇身一变成为黑金，就好像一张保证每周中奖的彩票一般，不费吹灰之力，数以百万的钞票滚滚而来。一时之间，腰包鼓胀的苏联不但可以省却经济改革的麻烦，也可以靠石油进账支付它向西方日益增多的进口。在1970—1980年的10年间，苏联输往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由原本占其总出口的不足19%的比例，跃升为32%（SSSR，1987，p.32）。有人认为，就因为忽然有了这股意想不到的财富，才使得勃列日涅夫政权在革命浪潮再度扫遍第三世界的70年代中期，跃跃欲试，意图与美国在国际上一争短长（参见第十五章）；而也正因如此，使它一头撞进了自杀性的军备竞赛（Maksimenko，1991）。

石油危机带来的另外一项机遇，在于不断由亿万富豪产油国（这些国家的人口通常极少）向外奔流出去的油元，如今正在国际银行体系手中，以借款形式存在，等着任何想借钱的人开口。发展中国家当中，鲜有几国抗拒得了这股诱惑，于是纷纷伸手将一笔又一笔的巨款塞进口袋，终于引发了80年代初期世界性的债务危机。至于向这股铜臭风屈服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显著者为波兰和匈牙利——这些钱仿佛天赐神助，不但可以用来投资刺激增长，同时也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种种现象却只使得80年代的危机愈发严重，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花钱如流水的波兰又是最佳例证——实在缺乏弹性，根本不具备利用这股资源的能力。为了对付上涨的油价，西欧国家的石油消耗量降低四成（1973—1985），可是同一时期的东欧，却只减少了两成稍多一点。两者之别，非常分明（Köllö，1990，p.39）。苏联的生产成本猛升，罗马尼亚的油田干涸，能源经济化的利用愈发艰难。到80年代初期，东欧陷入了严重的能源危机，继而造成粮食及制造品的极度短缺（除了如匈牙利这类债台高筑，通货膨胀愈烈，实质薪金走低的国家之外）。这就是当“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步入最终证明为其最后10年的时刻所面临的状况。唯一能够解救这种危机的方法，便是返回斯大林的老路，严格实行中央号令及约束——至少在“中央计划”尚能作用的地方是如此（但是如匈牙利和波兰两国，中央计划早就不灵了）。这项老法子，在1981—1984年间，倒也起了一些作用，债务普遍降低35%—70%（只有波匈两国例外）。一时之间，仿佛点燃了一种幻觉，认为可以无须进行基本改革，便能重新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却更促成了一场“大跃‘退’”，债务危机再现，经济前景愈发黯淡（Köllö，p.41）。这就是当戈尔巴乔夫登上领导人宝座时苏联的状况。

3

谈过了经济，现在我们转过来看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因为正是政治问题，造成了东欧与苏联走向1989—1991年的剧变与解体。

政治上，东欧是苏联体系的致命要害，而波兰（匈牙利亦然，不过程度较轻）更是它最脆弱的部分。我们已经看见，自从“布拉格之春”以后，这一地区的大小卫星国，显然都已失去其正统的合法地位。[6] 它们之所以继续维持，完全是在国家的高压之下，并有苏联干涉的威吓作为后盾——或如匈牙利那种属于最好的情况，赐予人民远超东欧其他国家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相当程度的自由，才得以苟延残喘，可是很快又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瘫痪。然而，除了波兰之外，各国却难有重大的组织性政治力量或公开反对派出现。波兰因有三项因素汇合，使得这个力量得以产生。其一，该国舆论甚为一致，因为众人不但憎恨当朝政权，并且有反苏（并反犹）情绪，故能在罗马天主教意识挂帅的波兰民族主义下联合。其二，教会在波兰境内，始终有独立的全国性机构。其三，波兰的工人阶级，从5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靠大规模罢工多次证明自己的政治实力。长久以来，波兰政权早就听任民情，默许容忍其行动，甚至有撤退屈服的迹象。例如1970年的罢工，即令当时的共产党领袖下台，只要反对者不会形成组织性的力量即可。政权本身施展的范围，事实上已经缩小，濒临危险关头。可是70年代中期起，波兰当局却要开始面对一股具有政治性质的组织化工人运动，这股势力，不但有精于政治运动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作为后盾——主要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为主，还有企图日益扩大的教会支持。而教会之所以受到激励，是因为1978年罗马天主教选出了历史上第一位波兰裔的教皇，即保罗二世所致。

1980年，行业工会的运动“团结工会”大奏凯歌，事实上它也是一股以大罢工为武器的全国性公开反对运动。它的胜利，证明了两件事：波兰的共产党政权已山穷水尽，但是它却又不可能被群众骚动的方式推翻。1981年教会曾与国家默默合作，悄无声息地抑制了一场苏联武装干涉的危险（苏方其实正在认真考虑插手），双方同意实行几年戒严，由武装部队司令维护政局。后者既有共产党的身份，又拥有国家合法地位，应该可以说得过去。于是由警察而非军队出面，治安迅速恢复。但是对经济难题始终一筹莫展的政府当局，却没有任何良策对付那继续存在并作为有组织的舆论宣泄口的反对势力。眼前只剩下两条路：不是苏联人决定插手，就是当局让位，放弃一党执政的局面。但是当其他卫星国一面紧张地注视波兰局势的发展，一面也徒劳地力图阻止本国人民起而效尤之际，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苏联再也没有干预的打算了。

1985年，一位热情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其实并非偶然。若不是重病缠身的前总书记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1941—1984）之死，改革的时代早在一两年前就开始了（安德罗波夫本人，也早在1983年就已经与勃列日涅夫时代划清界限）。苏联的轨道内外，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政府都很清楚，重大的转变势在必行。然而，即使对这位新的总书记来说，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却依然一片朦胧。

为戈尔巴乔夫所声讨的“停滞年代”，事实也是苏联精英阶层处于激烈政治文化动荡的年代。这些人不但包括那一小群高居苏联阶梯顶层（即真正决定并唯一能决定政治方针的人），以及自我选拔诞生的共产党领导；同时也涵盖人数相当多、受过教育及技术训练的中产阶级；以及实际负责国家运转的经济管理人员，包括各种学术界的科技知识分子、专家、主管等等。就某一方面而言，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代表这新一代受过教育的骨干——他学的是法律。而斯大林派干部一步步爬上来的老路，却是由工厂出身，经由工程或农经学位进入党和国家的大机器（令人惊讶的是，这条正统老路似乎依然不衰）。而且这股大骚动的深度，并不能以如今公开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人数为准——后者至多也许只有数百人。各种被禁或半合法的批评或自我批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即渗透进苏联都市的文化圈，包括党和政府内部的重要部门，尤以安全和驻外机构为著。否则，当戈尔巴乔夫高声一呼“开放”，那种四方响应的现象，实在很难找出其他可能的解释。

然而政治和知识阶层的响应，却不可与苏联广大人民的反应混为一谈。因为苏联老百姓跟欧洲多数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不同，始终接受苏联为他们的合法政权。最起码，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还会有其他政府存在（除了1941—1944年间，在德国占领下是例外。德国的统治，当然不可能让他们欣赏）。1990年时，但凡60岁以上的匈牙利人，多少都有共产党统治之前的记忆，也许是青春岁月，也许是成年时期。可是遍数苏联原有国境之内，却找不出一名88岁以下的人有这类第一手的经验。如果说，苏联政府当政的历史悠久，可以一直回溯到内战时期，始终不曾中断；那么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其延续性更为长久，几乎无时或断（1939—1940年间，那些新获或重得的西部边界领土例外）。如今的苏联，不过是旧有的沙皇俄国换人经营罢了。这也是为什么在80年代末期前，苏联境内均不曾出现过任何重大的政治分离主义的原因，只有波罗的海沿岸一带，以及西部的乌克兰例外，或许也包括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今摩尔多瓦。（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在1918—1940年间曾为独立国家，乌克兰在1918年前属于奥匈帝国而非俄罗斯帝国，比萨拉比亚于1918—1940年间则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但是即使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公开的不同意见，也比俄罗斯境内多不了多少（Lieven，1993）。

更有甚者，苏维埃政权不但是根于斯长于斯，土生土长的本国货（随着时间过去，甚至连起初带有强烈大俄罗斯风味的党本身，也开始向其他欧洲及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吸收新人），就连其中的人民，也借着种种难以确切描述的方式，同样地调整自己，与政权配合；当然政权也试着适应他们。正如讽刺家和不同政见者季诺维也夫（Zinoviev）所指出，世上的确有一种所谓“新苏维埃人”存在——虽然正如苏维埃境内的一切事物一般，这个新人的表里之间，与他外在公开形象差异甚大（当然，这个他换作她也是一样，不过新苏维埃“女”人少之又少）。他或她在这个体制里安之若素，自在得很（Zinoviev，1979）。在这里，生活有保障，福利又完全，虽然水准平平，但是货真价实、丝毫不假。这的确是一个在社会上、经济上，众生都平等的社会，至少也是社会主义传统理想之一的实现，也就是拉法格（Paul Lafargue）所说的“什么都不做的权利”（Right to Idleness，Lafargue，1883）。更有甚者，对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勃列日涅夫年代可不是什么“停滞时期”，却是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祖父母，所知道所生活过的最好时代。

难怪改革家们发现，自己面对的顽敌，不只是苏联的官僚系统，更包括苏联的人民大众。某位改革派即以那种反庶民阶级的典型口吻，满腔不快地写道：

我们的制度，已经制造出一批由社会供养的个人，他们对“索取”的兴趣，可比“给予”高得多。所谓平等主义，已经完全侵蚀了苏联，而这就是这种政策之下产生的结果……社会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边是做决定、做分配的人，另一边则是听命于人、被动接受的人。这种状况，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大车，形成了一个主要的刹车效果。苏维埃人种（Homo sovieticus）……既是压舱底的底货，又是停止前进的刹车。就一方面来说，他反对改革；就另一方面而言，他同时又是维系现有体系的基础（Afanassiev，1991，pp.13—14）。

社会上与经济上，苏联社会大部分维持着相当大的稳定。其中缘故，无疑部分来自高压及言论的检查，以及苏联人对其他国家的无知，可是这却绝对不是全部原因。不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苏联始终不曾发生过类似1968年学生暴动一类的事件。即使在戈巴尔乔夫的领导下，其改革运动也不能将年轻人大举动员（除了在西部主张民族主义的地区之外）。这一场改革运动，正如有人所说，乃是“三四十岁者的叛变”，即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是却又在勃列日涅夫那倒也不难过的麻痹年代之前出生的一代。种种情况，可是偶然？苏联境内要求改革的压力，无论来自何方，肯定不是由基层群众而起。

事实上，它的动力来自上方，而且也唯有来自这个方向。这位热情洋溢、诚意十足的共产党改革家，到底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之下，继承了斯大林的宝座，于1985年3月15日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个中情由，外界仍不甚了然。这段秘密，恐怕要到苏联最后数十年的历史成为史学界研究的对象时——而非仍为互相攻讦或自我辩护的现在——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无论如何，重要的并不是谁在克里姆林宫里党同伐异、上台下台，而是其中存在的两项条件，才使得像戈尔巴乔夫这类人得以上台掌权。其一，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日益严重而且越发遮掩不住的腐败现象，看在党内依然笃信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群人眼里（不管这种信仰是以多么扭曲的形式出现），自然会感到愤怒不已。而一个共产党，不管堕落到什么程度，如果其中缺少一些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那就像一个罗马天主教会，没有由天主教徒出任主教及枢机主教一般；因为两者都是建立在真实信仰的体系之上。其二，那些受过教育、有科技能力、真正保苏联仍运作不息的一群人，他们都深深感到，若不再用激烈手段，进行根本上的变革，苏联经济迟早会完蛋。不单单因为体制内天生缺乏效率弹性，同时也由于它意欲登上军事霸权宝座，越发深化了它的弱点——像这样一个衰退中的经济，根本就不可能支撑它的军事需求。自从1980年以来，军事需求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压力，已达危险境地，因为忽然之间，苏联军队发现，多年以来自己头一次直接投入战场——苏方派军队前往阿富汗，以援助当地建立稳定局面。阿富汗从1978年开始，便在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统治下，然后又陷入冲突分裂。但是冲突两方都提倡土改与女权，得罪了当地的地主阶级、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以及其他相信维持现状是上策的人士。50年代初期以来，阿富汗一向都安安静静地坐在苏联的影响圈内，不曾发生过任何令西方人士血压升高的大事。但是美国却选择了视苏联行动为大规模向自由世界军事进犯的看法，于是通过巴基斯坦，美国的金钱、武器，开始源源不绝涌入，将先进武器装备，送到伊斯兰激进主义派别的高山战士手中。结果不出所料，在苏联大举支援之下，应战的阿富汗政府轻易地守住国内各大城市，可是苏联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却非同小可。最终——华盛顿方面，显然有人极有此意——阿富汗变成了苏联的越南。

可是，除了立即跟美国结束二度冷战——而且越快越好——终止这个令苏联经济大出血的对峙局面之外，苏联这位新领袖还有什么其他法子可想？这项决定，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短期需实现的目标，也是他的最大成就。因为在令人惊讶的极短时间之内，他甚至说服了多疑的西方政府，使它们相信苏联确有此意。这项成就，为他在西方赢得了莫大好评及持久名望，却恰与苏联国内对他日益缺乏热情的状况成对比，最后在1991年，他终于成了这种局势之下的牺牲品。如果说，有谁只手结束了40年的全球冷战，那么，这项荣誉当然非戈尔巴乔夫莫属。

50年代以来共产党经济改革者的目标，均为通过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得失计算的手段，企图使中央控制计划的经济更为理性化及弹性化。匈牙利的改革家们，就在这个方向上走了相当路程：要不是苏联于1968年派军进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也将有更大成就。两国也都希望，这一手段，同时可以有助于政治制度的自由及民主化。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场，[7] 他认为如此才能恢复或建立一个比“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为佳的社会主义制度。至于全然放弃社会主义，苏联境内有影响力的改革家们也许有过如此想法，然而事实上极不可能。不论别的，单政治方面就极难实行。80年代，苏联内部首次开始对自己的缺点失误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分析，但是为时已晚，在别处曾有过改革经验的经济学家们，此时已经看出，这个体制已经不可能由内部改革了。[8]

4

戈尔巴乔夫以两个口号，发动他改造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运动，一是“重建”，政治经济并行；一是“公开性”（信息自由）。

结果证明，在重建与公开性之间，却有着不可调解的冲突存在。因为唯一能让苏联体制运作或转型的事物，就是沿袭斯大林时代的党政合一发号施令的结构。这种结构，即使回到沙皇年代，也是俄国历史中熟悉的景象。改革从上而来，可是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本身的结构，却成为进行改革的最大障碍。这个系统是由它所造，它也为此调整适应，它在其中有着极大的既得利益，现在要它为这个系统找出第二条路，实在是勉为其难。[9] 当然，现实的障碍绝对不止这一项；而且历来的改革派（不独苏联），都喜欢把国家人民反应冷淡的原因，怪罪到“官僚体系”身上。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否认，那就是对于任何重大改革，国家机器都多半反应迟钝，骨子里更藏着一股敌意。“公开性”的目的，即在动员国家机器内外的支持，以对抗这种反抗势力。但是如此一来，却正好毁掉了唯一还可以行动的一股力量。我们在前面也曾提过，苏维埃的制度及运作方法，基本上是军事性的，军队民主化，并不能改进它们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这个军事化的系统，那么在动手毁掉之前，就应该仔细筹划，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统建立起来，否则改革非但不能带来重建，反而会导致崩溃。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便是陷在“公开性”与“重建”之间，日益深刻的断层中了。

更糟糕的是，在改革人士的心目中，“公开性”远比“重建”更具有确定的内容。公开意味着引进——或重新引进——一个建立于法治与公民自由之上的宪政民主体制。背后的含义，便是党与政的分离，并将加大政府的作用，由党还政于国家（这一点当然与斯大林主政之后的发展完全背道而驰）。如此一来，自然导致一党专政系统的结束，党所扮演的领导角色从此告终。这种结果，显然也意味着“苏维埃制度”将在各个层级复活——可是这一回，却将通过真正选举诞生的代表组成，层层相沿，一直到位于最上一层的“最高苏维埃”。后者则将是一个具有实权的立法议会，而强大的行政部门的权力由它所授，同时也受它控制。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事实上，新的宪政体制最后也真的设立了。可是新经济的改革系统，在1987—1988年间却几乎不见成形。因为第一，私营小企业——“次级经济”的多数形态——合法化的推行不见诚意。第二，原则上却又决定让那些永远亏损的国营事业自行破产。经济改革的高调，与日走下坡的经济现实的鸿沟只有越来越深。

这种状况实在危险已极。因为宪政的改革，只是徒然将现有的一套政治机制换掉，改成另外一套而已，至于新制度到底该做些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却未获得解答。不过可想而知，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显然比军事号令系统累赘多了。对多数人来说，如今有了新的制度，一方面表示每隔一阵子就有一次选举，大家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出真心选择；而选举之间，也有机会听听反对派人物批评政府。而在另一方面，“重建”所依据的准绳，并不在于经济的大原则为何，却在它日复一日的日常表现，其成效可以轻易指明并测量——判断的标准，完全在其成果。就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所谓成果，就表现在他们的实际收入、为收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接触范围之内商品劳务的数目种类，以及获取的难易程度之上。不幸的是，经济改革家们对自己所反对、所要扫除的事物，虽然界定得很清楚，但是在积极的另一面上，即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那个由公私或合作经营的大小企业，在经济上有生存力，在运作上有自主权，并在“经济决策中心”的总体统筹之下配合无间的经济社会——却终始只是空论的高调而已。这徒然是一种理想，表示在鱼与熊掌之间，改革派想要两者兼得，一方面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另一方面又不失去社会主义的优点。但是实际的方法为何，如何才能把一个由国家主导、中央号令的经济体制，过渡成为理想中的新制度，却没有人有半点主意。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可想见的未来必然有公私营制度并行的经济体系里，到底该如何运作，同样也无人知晓。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派的极端自由市场主义，之所以吸引年轻的改革知识分子，就在于它提供的处方不只是一剂猛药，同时也许诺他们，所有的毛病都将迎刃而解，自动痊愈（结果它并没有这种灵效——其实事先就该料到）。

最接近戈尔巴乔夫一派改革家理想的蓝图，恐怕要数1921—1928年间的“新经济政策”了。当年的模式，留下了几许模糊的历史记忆。说起来，这项政策毕竟“卓有成就，在农业、贸易、工业、财政诸方面都颇有一番复兴气象，于1921年后维持了几年的好时光”。同时它也“靠市场之力”，重新使一个已经崩溃的经济恢复健康（Vernikov，1989，p.13）。更有甚者，从结束极左路线以来，一项极为类似的市场自由化和地方分权化政策已在中国开花结果，获得了惊人成就。80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仅次于韩国，年均几乎高达10%（World Bank Atlas，1990）。反观20年代的苏联，民不聊生、科技落后，且大部分为农业；而到80年代的苏联，却已经高度都市化和工业化。但是国内最为先进的工业部门，即军事——工业——科学的大结合体（包括太空计划在内），却只能依赖那独一无二的唯一顾客。如果说，假定80年代的苏联一如当年，80%的人口仍为农民（就像80年代的中国一样），“重建”效果可能就会大不相同。因为在一名农村居民的心里，今生对财富的最大野心，恐怕便只是拥有一台电视机——可是早在70年代，苏联就已经有七成的人民，每天平均观看一个半小时的电视了（Kerblay，pp.140—141）。

但是中国固然在时间上有着落后，这一点却不能完全解释两国在“重建”效果上的显著对比。至于中国人依然小心翼翼，保持着他们的中央号令体制原状不变，也非造成两个差异的全部原因。中国的文化传统，到底对中国人有何帮助，使其能够在无论哪一种社会之下，都对经济发展产生动力，这个问题，就得留待21世纪的史学家去探索了。

1985年时，有没有人严肃地认为，6年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及它的共产党，即将不存于世？事实上，连欧洲其他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也都会一起消失？从西方政府对1989—1991年间共产党世界的失败完全没有准备的迹象看，他们所做的种种预言，所谓西方的意识思想大敌即将覆灭云云，其实只是把平常的公开辞令小做修改而已。事实上将苏联加速逼近断崖绝壁的真正原因，是“公开性”导致的权威解体，以及“重建”对原有机制造成的无尽破坏，两者相乘，却不曾提供另外一个替代之道，人民生活水平因而愈发下降。同时，苏联却又走上多党制的选举政治，全国终于陷入无主的经济混乱：自从计划经济问世以来，苏联头一回不见五年计划（Di Leo，1992，p.100n）。种种因素凑在一起，造成强大的爆炸力，苏联政治经济一统的薄弱基础，至此完全破坏无遗。

因为此时的苏联，正在结构上快速地步向地方化，尤以勃列日涅夫长期执政时发展最快。它的各个共和国之所以还能联合，主要是由于集合全苏联存在的党政军制度及中央计划所致。然而在事实上，苏维埃联盟只是由“自治封建领主”组成的一个体系，各个地方上的首领们——共和国的总书记、其手下的地方司令，以及维持经济运转的大小生产单位主管——只有在对莫斯科党中央机器的依赖这一点上结成一家。后者对他们具有提名、调职、罢黜、选举的权力，以视需要完成莫斯科“精心设计”的计划任务。在这些极为宽泛的权限之内，各地首脑其实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力。事实上，要不是有着那些负责实际业务者发展出一套作业网络，在中央之外建立了侧面的横向关系，苏联经济根本无法动作。在苏联名义上的中央计划表相内部，实际进行的手法，却是各地同病相怜的地方干部，以协商、交换、互惠的方式彼此帮忙，这套系统也可称为另一个“次级经济”。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苏联日趋成为一个复杂的工业化与都市化社会之际，那些担任实际生产、分销及民生任务的事务中坚，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务官及纯粹党的官员，显然越来越离心离德。因为后者虽然是他们的上司，但是除了中饱私囊以外，职务及功能却不清楚——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代，这些人当中营私舞弊者大有人在，而且其索求无度，常令人叹为观止。人们对特权阶级贪污现象的反感越来越重，于是促成要求改革的原始动力。而戈尔巴乔夫的“重建”政策，也获得经济部门的干部支持，尤其是那些在军事——工业生产单位服务的人，更衷心希望这个在效率上停滞不前、在科技上麻痹不灵的经济体系，在管理上能够有所改进。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事情到底已经恶劣到了什么地步。更有甚者，这些人也不需要党来继续干扰，就算党的官僚系统不存在了，他们依然会存在。他们才是不可或缺之人，党却不是。事实上果不其然，苏维埃联盟解体了，他们却存留下来，如今，在新组成的“工业科学联盟”（Industrial-Scientific Union，NPS，1990）及其后继者中，扮演着中坚的角色。其后并于共产主义破产之际，在自己原先负责管理却没有合法所有权的企业里面，获得成为合法所有人的可能。

然而，党领导的中央指令制度虽然腐化，虽然没有效率，甚至几乎全然僵化，可是它毕竟是一个以控制为基础的经济之所系。如今党的威信既失，一时之间，取而代之的却不是宪政民主的权力，反而是国中无主的茫然。事实上，这正是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继位者叶利钦（Boris Yeltsin），均将其权力基础由党转向政府。作为一个宪政总统，他们更合法地积累自己的统治权力，有些时候，甚至比苏联任何一位前任享有的权威都大，连斯大林也不例外（Di Leo，1992，p.111）。但是除了在新成立的民主议会（或所谓宪政公共议会）内部以外，会外根本没有人给予“人民大会”（People’s Congress）及“最高苏维埃”半点注意。苏联境内，已经无人管事，也没有谁听谁的了。

于是就像一个破损的巨型油轮驶向暗礁一般，无人掌舵的苏联逐渐漂向解体的命运。而最后终将造成崩离的裂缝，其实早已在了：一边是联邦制度之下的地方自主权力系统，一边则是拥有自主动力的经济体系。而苏联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官方理论，一向建立在民族自治之上，其中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10] ，以及各个共和国内部的自治地区，因此民族主义的罅隙，早就暗存在系统之内——不过在1988年之前，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之外，各地倒不曾在“分离”上起过念头。直到1988年时，才有第一家民族主义“阵线”及运动，在“公开性”的呼声下成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亚美尼亚四国）。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分离的主张也不见得是对中央而发——甚至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亦然——主要是反对能力不济的戈尔巴乔夫派地方党团；或如在亚美尼亚，是与隔邻的阿塞拜疆对抗所致。它们当时的目标，均非独立，不过到1989—1990年间，民族主义的呼声却迅速趋向极端。原因有三：其一，各地匆匆赶搭选举式民主列车所造成的冲击；其二，现存的党的势力集中全力顽抗，与激进派之间冲突日烈，两方势力在新选出的议会中激烈斗争；其三，戈尔巴乔夫与他的眼中钉——原为他手下的败将、后为他竞争对手、最终成为他接任者的叶利钦——两人之间的嫌隙也日益加深。

激进派的改革人士，为击破各级党组织的高垒深沟，基本上只有向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寻求支持，于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愈发巩固加强了后者的力量。在俄罗斯本地，大声疾呼俄罗斯利益第一的新目标，于是也成为激进派的一个有力武器，在他们赶走躲在中央权力机构壁垒背后的党官体系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种俄罗斯利益高于周边共和国利益的主张颇具吸引力，因为后者不但接受前者补助，日子也过得比俄罗斯本身舒服。不平感觉，在俄罗斯民众心中越来越强。而叶利钦其人，原是旧有社会出身的党内老干部，手腕高明，左右逢源，不但会玩老一套的政治把戏（作风强悍、个性狡猾），也懂得新政治中的一切手段（善于煽动、制造气氛、深谙面对媒体之道）。对他来说，爬上顶峰之路，即在攫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大权，如此即可越过戈尔巴乔夫掌管的苏联体制。因为截至当时为止，在苏联与其最大成员俄罗斯联邦之间，实无太大区别。但是叶利钦一手将俄罗斯也变成跟大家一样的共和国，等于在事实上敲响了苏联的丧钟，并改由他统治的俄罗斯来取代。其后于1991年发生的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经济上的解体，加速了政治上的解体；而经济解体之所以发生，却是由政治解体促成的。随着五年一度“计划”的停止，以及党中央命令的告终，苏联根本没有一个可以有效运作的“全国性”经济体系。取而代之的，只见各个社区、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只要力能为之，便都一窝蜂地赶紧坚垒自保、寻求自足，或进行双边交易。对拥有庞大事业单位的地方城镇党政军负责人来说，这其实是他们惯有的生存手法。生产单位与集体农庄之间，一向靠物物交换，以工业产品换取粮食。举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为例：列宁格勒的共产党领导人吉达斯波夫（Gidaspov），即曾以一通电话，解决其市内严重的粮食短缺危机。吉达斯波夫打电话给哈萨克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Nazarbayev），双方议定以前者的鞋类和钢铁，换取后者的谷物（Yu Boldyrev，1990）。但是即使这一类由旧有党的首脑人物安排的交易，事实上也等于国家指令式的分配系统。结果实施“地方经济自由化法令的真正效果，似乎便是造成‘地方独立运作意识’（Particularism）及自主自治的兴起，并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行为”（Di Leo，p.101）。

一条漫漫的不归路，终于在1989年后半期，正当法国大革命200周年那年，到了再也不能回头的最后关口。当时，法国“修正派”史学专家正忙着证明当年的一场革命，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或与20世纪政治无甚关系。然而正如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末叶的苏联政治体系，也是在新建立的民主（或大致上可算民主）议会于夏天召开之后，随即于同年出现瓦解现象。1989年10月到1990年5月的数月之间，经济解体也成无法挽回的定局。不过这个时候，世人的目光却正紧盯着另一场虽属相关，事实上却为次要的突发事件：欧洲共产党卫星政权的骤然垮台，这同样是一场事先完全不曾预料的演变。从1989年8月开始，至同年年底，欧洲地区的共产党势力相继瓦解，不是被逐下台，便是从此消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纷纷加入行列；除了罗马尼亚之外，甚至不曾发一枪一弹。紧接着，巴尔干半岛上两家非苏联门下的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也退出了共产党政权之列。德国实现了统一，南斯拉夫则很快陷于分裂内战。这一连串惊人的发展过程，不但天天在西方世界的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而且也受到其余各洲共产党政权的密切注视。这些一旁严密观察的共产党国家，从激进改革派的中国（至少在经济事务上是如此），一直到强硬坚持旧式中央集权的古巴（参见第十五章）。对于苏联当局贸然放手，纵身便跳进全面开放、削弱权威的大胆作风，它们恐怕都心存疑虑，不以为然。自由化及民主运动的风潮袭至中国，中国政府决定以最明确的手段——显然是在相当的迟疑与激烈的内部争执之后——重建它的权威。1989年后共产党政权的相继倒台，于是只局限于苏联及其轨道上绕行的卫星政权（并包括在两次大战间选择了苏联羽翼而非中国支配的蒙古）。三家犹存的亚洲共产党政权（中国、朝鲜、越南），以及遥远孤立的古巴，则未曾受到直接影响。

5

1989—1990年间发生的演变，其实可以看成一场东欧革命。这种观点似乎相当合理，更何况时间上正当1789年的200周年。至于就这些事件彻底推翻了当政政权而言，确也有其革命性质可言。然而革命这个字眼，虽然不失恰当，在此却难免有几分误导作用。因为事实上，这些东欧政权没有一个是被人民“推翻”的。除了波兰外，也没有一国内部拥有一股力量，不论是有组织或临时聚合，足以对当局造成严重的威胁。更有甚者，正因为波兰有一支强大的政治反对势力，反而愈发保证其共产制度不会于一夕间突然倒闭。相反地，波兰是通过不断协商改革的过程，才取代了原有制度；这种情况，与1975年佛朗哥将军去世之后，西班牙过渡到民主政体的安排颇类似。而当时各东欧卫星国面对的最大威胁，只可能来自莫斯科，可是后者已经将心意表露无遗，绝不会再像1956年和1968年那样，插手管它们的闲事了——也许是因为冷战已近尾声，它们对苏联的战略地位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吧。如果这些国家还打算生存下去，照莫斯科看来，它们最好赶紧追随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的自由化、弹性化改革路线。同理，莫斯科也不会跑到柏林或布拉格，帮它们强迫死硬派屈服。总而言之，它们现在全得靠自己了。

苏联撒手不管，越发造成东欧共产党政权的破产。它们之所以依然在位，只不过因为多少年来，它们已经在自己周围制造了一个真空地带。持不同政见者除了移居国外（如果有可能的话），或由知识分子组成一些微不足道的群体之外（人数极少），在现有状况之下，共产党政府的权力并没有第二种势力可以取代，众多的东欧百姓只有接受眼前一切，因为他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供选择。但凡有活力、有才干、有野心之人，都只能在体制内工作，因为所有需要这些能力的职位，甚或任何能让他们公开发挥才能的途径，都只在体制内部存在，或得到体制的允许方可进行。甚至那些与政治无关的活动，如撑竿跳或下棋等技能也不例外。这项原则，甚至延伸到登记在案注册许可的反对团体，主要是一批文人（共产党的体制渐衰，才允许这些势力公开存在）。可是这些不曾选择移民之途的不同政见者，却在共产主义失势之后吃了苦头，发现自己被人列为旧政权的同谋。[11] 难怪多数人宁愿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虽然如今权威已逝，不满的声音不再受到严厉处罚——这种过日子的方式，包括表现出对体制依旧支持的行动，例如投票或游行。但是在骨子里，只有天真的小学生还相信这个体制。旧政权倒台之后，饱受众人愤怒抨击，其中原因之一，即在于：

在那些装饰门面的选举中，大多数人之所以去投票，主要是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后果——虽然并不很严重。他们参加硬性规定的游行活动……因为警方轻而易举，就可以招来告密者。只需施以小惠，再加上一点小小压力，后者便同意从命了（Kolakowski，1992，pp.55—56）。

但是尽管表面屈从，却少有人真心信任这个体制，也无人对它保持忠诚，甚至连当政者也不例外。但是当最后群众终于不再被动，开始喊出他们的不满，当局显然大吃一惊——这惊愕的一刻，已经被捕捉到并被永远记录在录像带上，即1989年12月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面对众多群众，不想众人发出的竟是嘘声，而非忠实掌声——可是令共产党首脑惊奇的事情，并不是人民的不满情绪，而是他们竟然付诸行动。于是当出现民意难违的那一刹那，没有一个东欧政府下令开枪，各政权都自动悄然让出大权。只有罗马尼亚例外，其实即使在那里，临垮台前的抵抗也极短暂。事实上，它们也许再不能重夺政权，而且也没有一国做此尝试。各地的极端共产党派，更没有一人起来为他们的信仰——甚至为了这40年来成绩其实不算平平的几处共产党统治——战死在壕沟里面。因为如果他们起来作战，到底是为了捍卫什么呢？是事实摆在眼前，他们已经远落后于西方邻国，如今更一路下滑，证明完全不可救药，连认真改革及高明处方都回天乏术的经济呢？还是那一套在过去，曾经支持其共产党前辈奋斗，如今却已然失去的存在理由，即所谓“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注定取而代之”的那个体制呢？事到如今，还有谁再相信这个天方夜谭？——虽然回到40年代甚或50年代，这段理论看来并非不可行。如今即使连共产党国家，也不再联合一致，有时甚至还彼此交战（例如1979年的中越之战），因此还可以再谈什么“共产主义阵营”？旧日理想如今仅存的希望，只有那十月革命的国度——苏联——依旧是全球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事实了。也许只有中国除外，其他所有的共产党政府，以及第三世界众多的共产党派、政权及运动，大家都很清楚，幸亏有这位大哥撑场面，才能与对方阵营的经济及战略霸势相抗衡，挽回一点平衡局面。可是如今的苏联再也不能承担，显然决意卸下这项政治军事重担。甚至连那些并不依靠莫斯科为生的国家，例如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也顿然感到若有所失。这才发现苏联一解体，损失多么重大。

无论如何，在东欧，一如在苏联，过去一直靠旧信仰支持的共产党人，如今已成过去。1989年时，但凡年纪在60岁以下者，已经没有几个人还有着把共产主义与爱国情操并为一体的经验了，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地下抵抗运动；至于50岁以下的人，更少有人对那个时代有第一手的亲身记忆。因此当政者的合法地位，完全要靠官方辞令及老一辈话说当年事迹来维持。[12] 上一代之外，甚至连党员本身，也可能不再是旧意义的共产党了；他们只不过是一批事业有成的男男女女（哦，女性实在很少），而他们所在的国家，刚巧是由共产党统治罢了。时辰一变——如果情况允许——他们二话不说，立刻便会改投门派，换上不同的行头。简单地说，主管苏维埃卫星政权的人们，早已失去了对本身制度的信心——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如果这套系统还能运转，他们就继续运转它。待到形势明朗，连苏联老大哥自己都砍断缆绳，任它们漂流而去，改革派政权便试着谋求和平转移（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强硬派则仍然坚持到底（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一直到大势已去，人民显然不再服从听话，才弃械投降——虽然事实上它们依然可以指挥军警。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原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旦认清自己气数已尽，便都静静地自行下台。这一招，无形中却正给了西方宣传家一记耳光。因为后者早就一再辩称，要“极权政权”自动地和平交出大权，无异于缘木求鱼。

短时间内，取而代之者是一群代表着不同声音的男女（在此，女性再度极少），或是那些曾经组织过，甚或成功地号召过群众起来示威，向旧政权发出和平退位信号的人。除了拥有教会和行业工会作为反对力量基石的波兰之外，上述人士多为某些极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并属于阶段性的领袖——而且正如1848年革命时（作者正好想起这个先例），多属于学界中人或文人——一时之间，发现自己忽然变成一国人民的领导，于是属于不同政见的匈牙利哲学家、波兰的中古历史学者，便都被列入总统或总理的考虑人选。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有一位剧作家哈维尔（Vaclav Havel）真的当上总统，身边则围绕着一群奇奇怪怪的顾问，从丑闻不断的美国摇滚乐手，到哈布斯堡贵族家族成员——施瓦岑贝格王子（Prince Schwarzenberg）。有关“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讨论，在各地掀起一股如海啸般的浪潮——由市民志愿团体或私人性质活动的大结合，取代以往权威政府的角色。此外，众人也纷纷谈论，如何重返起初的革命原则，恢复它的本来面貌。[13] 啊，就像在1848年一般，这一刻自由与真理的火光却不曾久存！新气象一闪即逝。各国政治，以及它们的执政职务，不久便复归那些通常原来就会占有这些职位者的手中，担负特殊使命而起的“阵线”或所谓“市民运动”，正如它倏忽而生一般，便昙花一现地倏忽谢去。

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苏联。苏联共产党及政府的倾覆，一直到1991年8月之前，进展都较缓慢。“重建”政策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戈尔巴乔夫的遭民众反对，都一天比一天更为明显。然而西方对苏联国内的现象却不曾认识清楚，对戈尔巴乔夫始终保持着极高（其实也应当）的评价。种种演变，使得这位苏联领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背后密谋行动，不时在苏联政治走上议会化之后兴起的不同政治群与权力群中，改换并选择战友。这种做法，使他失去了早先与他并肩作战的改革派的信任（后者在他一手扶持之下，已经成为一支对国事举足轻重的力量），而权力已经被他一手击破的党的集团，对他也同样疑惧丛生。戈尔巴乔夫，在过去与未来的历史上，都是一名悲剧人物，是一名如“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1855—1881）般的共产党版“解放者沙皇”（Tsar-Liberator）。他摧毁了他所要改革的事务，最终，连他本人也在这个过程中遭到毁灭。[14]

风度迷人、态度诚恳、真心为共产主义理想所动，却眼见它从斯大林兴起以来彻底失败的戈尔巴乔夫，说来矛盾，事实上却是一个个人色彩强烈的组织者，与他自己一手创造的民主政治格格不入。他坐在委员会里计划研讨的作风太强，不容易采取果断行动；他与都市和工业性格的俄罗斯经验相距太远——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管理经历——无法如老共产党领导人般，深刻地体会现实的基层群众的一面。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他缺乏一套有效的经济改革策略（自从他下台以后，也不曾有人有过），却在于他与本国民众的日常经验距离太远。

他这方面的缺陷，若与另一名同一代人的共产党领袖相比，便可一目了然。年纪也是50余岁的纳扎尔巴耶夫，于这一次改革风潮中在1984年接掌亚洲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但是他正如苏联其他许多政治人物一般（却与戈尔巴乔夫，事实上更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任何一名政坛人士不同），乃是由工厂基层起家，然后才一路升至完全的公职生涯。他从党务转为政府工作，成为其共和国的总统，大力推动必要的改革，包括地方化及市场化。并先后度过戈尔巴乔夫下台和苏共解体的两起风波——可是这两项发展，他都不表欢迎。苏联解体之后，他也依然是空虚苍白的“独联体”（Community of Independent States）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纳扎尔巴耶夫一向是个实际派，他不遗余力，有组织地推动各项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的改革政策。他也小心翼翼，确保市场性的改革不致造成社会混乱。市场运作是必要的，但是毫无控制的价格上涨则绝对不行。他最青睐的策略，就是与苏联（或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双边交易——他赞同组成一个“中亚苏维埃”共同市场（Central Asian Soviet common market）——并与国外资金一同创办企业。他也不反对激进派的经济主张，因为他不但从俄罗斯招来一批这一派的学者，甚至远赴非共产党国家，请来一位创下韩国经济奇迹的智囊人物。种种举措，显示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真正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范例颇有认识。生存之道，甚至迈向成功之道，其主要成分，恐怕不多在动机的善良，却在靠现实主义的坚定行动吧。

苏联在其最后几年的光景，就仿佛一场慢动作的大灾难。1989年欧洲卫星政权纷纷瓦解，再加上莫斯科勉为其难接受了德国统一的事实，证实苏联已不复为国际上的一个大国，更别提其超级霸权的世界地位了。1990—1991年间海湾危机风云突起，苏联依然无能为力，无法扮演任何一种角色，只不过再度强调它无可挽回的败落之势。就国际观点而言，苏联就好似经历了一场大战，遭到全面溃败——只是事实上并没有这场战争。但是它仍然保留着它作为前超级大国身份的军力及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这反而对它的政治活动造成某些局限。然而，苏联国际地位的下降，虽然助长了某些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张，尤以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格鲁吉亚为最——立陶宛首先一试，于1990年3月挑衅地先行宣布独立[15] ——苏联最后的解体，却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

苏联的瓦解，主要是由于中央权力的解体，迫使境内各个区域或下级单位，不得不开始自己照顾自己，并全力抢救眼前这已一塌糊涂的残存经济。苏联最后两年发生的大小事情，背后都有饥饿和短缺两项因素存在。改革派失望灰心之余（他们多数是开放政策下最明显的受惠者——学者们），被迫走上预言式的极端：除非旧系统完全瓦解，有关它的一切全部毁去，否则将一筹莫展。就经济角度看，即以完全私有化彻底粉碎旧的一套，并以百分之百的自由市场立即取而代之，而且不计任何代价，务在必行。于是在数周或数月之内，迅速推动这项计划的惊人蓝图出笼了。当时甚至有一个所谓“五百天计划”之说。可是这些政策，并非基于对自由市场及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认识，但是来自英美经济学界的访问学者及金融专家，对此却热烈推荐。后者的高见，同样也不是基于对苏联经济真相的任何了解。双方都认为，现有的制度（或者换句话说，目前还存在着的那个中央指令制度），远不如以私有财产制及私人企业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他们也同时看出，旧有的系统即使再经修补，也必将注定灭亡。以上看法固然相当正确，但是他们却不曾处理实际上的问题，即如何将这样一个中央计划指令型的经济，转型变成任何一种的市场驱动经济。相反地，他们只一味抽象论证，证明在5年经济期内，市场经济将带来何等好处。他们声称，一旦供需法则得以自由发挥，届时货架上将自动堆满一度为厂商积压的商品，而且价格实惠合宜。可是长久以来受苦受难的苏联百姓，知道这种好事不会发生——等到旧系统消失之后，这种震荡式的自由派疗法，也曾获得短期施行，结果好梦果然没有成真。更有甚者，当时凡是态度严肃的观察家，都相信到了公元2000年时，苏联经济的国营部门，还将占有极大比例。这种公有制与私有制并行的混合经济，根本就为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信徒所驳斥。他们毫无操作或转变这种经济的良策。

但是最后的关头来临，却不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政治风暴。因为在苏联现有的整个体制里，从党开始，计划人员、科学家，一直到政府、军队、安全机构、体育单位，根本无法接受所谓苏联体系全面分裂的说法。至于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其他任何民众有无如此冀求，甚至曾经臆想过这种情形——即使在1989年后——我们也不能臆测。不过，事实上却不大可能，因为在1991年3月的一场公民投票里，毕竟仍有76%的苏联选民，依然希望维持苏联架构——虽然我们对这个数字也许有所保留——“以更新的联邦形式，由各个具有主权且平等的加盟共和国组成，不分国籍种族，人人自由的权利都有保障。”（Pravda，1991年1月25日）。苏联的解体，当然也不是联邦内任何一名重要政治人物的正式政策。但是中央权力的解散，终究不免加强了离心势力的力量，分裂势成定局，何况又有叶利钦从中搅和，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主星渐黯，他的幸运明星直入中天。事到如今，联盟已成一个影子，只有各加盟共和国才是千真万确的实物。4月底，在9个主要加盟共和国的支持之下，[16] 戈尔巴乔夫开始协商一纸“联盟条约”（Treaty of Union），颇有1867年“奥匈帝国协议”（Austro-Hungarian Compromise）的折中风味，其主要精神在于维持一个中央联邦的权力所在（并设立直选诞生的联邦总统），主管军事外交，并与世界各国协调有关经济事宜。条约于8月20日生效。

对于旧有的党政势力而言，这又是戈尔巴乔夫另一次的纸上谈兵，跟他以往开出的处方一样注定失败，因此这股势力视这纸条约为联盟的墓碑。于是就在生效两天之前，几乎包括苏联中央所有重量级人物在内：国防和内政部长、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克格勃）的头目、苏联副总统和总理，以及党内要人，宣布总统暨总书记不再管理国家事务（度假时遭到软禁），改由一个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接管国家政权。这其实不太算是一场政变——莫斯科无人被捕，甚至连广播电台也未被接收——却是一种宣示，表示真正的权力机器现在又回来当家了，重回秩序与大政，相信民众一定会热烈欢迎，至少也会默不作声静静接受事实。而此举最后失败，其实也不是因为民众起来革命或骚动，因为莫斯科市民始终保持安静，那一项吁请众人共同罢工，反对政变的要求也无人理睬。正如苏联过去许多页历史一样，这是一场由少数演员踩在长期受苦的民众头上的演出。

不过也不尽然——短短10年之前，只消一声令下，宣布实权谁属，即可大事敲定。但是反过来说，即使到了10年后的此时，多数苏联民众还是低首服从，一声不吭。根据一项调查，48%的苏联百姓，以及70%的党委（这一点倒不必惊讶），支持这一“政变”（Di Leo，1992，pp.141，143n）。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嘴里不肯承认，事实上国外也有许多政府以为政变将会成功。[17] 可是旧式党政军权力的认定，在于全面普遍自动地赞同，而非一一清点人头。然而到1991年时的苏联，中央权力已不复存在，全民服从也无踪迹。如果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真政变，倒有可能在苏联多数地区成功，获得多数民众支持。而且，纵使军队及安全部门内部有裂隙、情况不稳，应该也可以召集足够的部队，在首都进行一场成功叛变。可是今天的情形已然改观，徒然在形式上象征性宣布权力，已经不够了。戈尔巴乔夫毕竟没错：“重建”政策，改变了这个社会，打垮了阴谋叛变者的企图。可是，也同样击垮了他自己。

象征性的政变，可以用象征性的反抗击退。因为主谋者最没有准备也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出现内战。事实上他们的举动，其用意正好与民意不谋而合，即在于制止民众最害怕发生的变故，即演变成一场冲突。因此，当灰影朦胧的苏维埃联盟，与主谋者采取同一步调之时，灰蒙色彩不及联盟的俄罗斯共和国——如今在刚由相当多数选票选为总统的叶利钦当政——却没有随之而去。数以千计的民众，赶到叶利钦的指挥部捍卫助威，而叶利钦本人则为了全球电视观众大做表演，故意向驻扎在他门口的坦克部队挑衅，部队大感尴尬。主谋者经过这一场对抗，除了自认失败，还有何计可施？叶利钦的政治禀赋及决断能力，与戈尔巴乔夫的风格恰成对比。此时见机不可失，他便大胆地并且也很安全地解散了共产党，并将苏联仅余资产尽纳俄罗斯腰包。数月后苏维埃联盟正式告终，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被推到为世人遗忘的角落。原本准备接受那场政变的外面世界，现在自然接受了这个显然有效的叶利钦政变，并将俄罗斯视为已故苏联在联合国以及其他所有组织的当然继承人。原本打算抢救苏联老骨架的企图，反而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更为突兀、更无可挽回地被完全拆散了。

但是，经济、国家、社会，各种问题却一项也未解决。就某方面而言，现在反而比原来更糟，因为其他共和国，都开始害怕起俄罗斯——在此之前，它们根本不用担心不讲民族主义的苏联。更何况俄罗斯民族主义，正是叶利钦手上最有用的一张好牌，可以用来笼络以大俄罗斯人民为核心的军队，而且，由于其他共和国内住有大量的俄罗斯族居民，叶利钦也暗示可能有重划版图的必要，于是更加速了全面分离的脚步：乌克兰立刻宣布独立。突然之间，原本被中央集权一视同仁的广大人口（包括大俄罗斯本土人民在内），现在却头一回开始担心莫斯科会以大欺小，为本国利益欺压他们。事实上，这份心事也终结了在表面上维持一个联盟的假象，因为继苏联而起的“独联体”幻影，不久便失去所有的真实性。甚至连苏联所余的最后一支队伍，那支在1992年奥运会上击败美国、极为成功的联合代表队（United team），也注定不能长久。于是苏联的瓦解，逆转了几乎达400年的俄罗斯史，使得这个国家重返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52）之前的领土与国际地位。自从18世纪中期以来，不论是在沙皇抑或共产党治下的俄国，一直是世界上一大强国。因此它的解体，在的里雅斯特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造成一个现代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权力真空，除了1918—1920年俄国内战的一段短时间是例外。这一片浩大无垠的地域，充满着混乱、冲突与潜在的巨变。而这也是这个千年将尽之际，有待世界上外交家与军事家处理和解决的课题。

6

我们可以以两项观察，作为本章的一结论。其一，自从伊斯兰创教的那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固然是唯一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建立起广大地盘的一种信仰，然而它拥有的实际支配力，却如此表面。虽说西起易北河，东到中国南海，马列主义曾以一种简单化的面目，成为这一片大地上民众的正统教条。可是一旦推行这个信仰的政权不存在，它也于一夜之间立刻消失。像这般惊人的历史现象，也许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解释。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基于多数人信仰的宗教，却是一个“基本干部骨干”的信仰，或借用列宁之语，乃是靠“先锋队”杀敌陷阵。而且，甚至连毛泽东那有名的比喻，所谓游击队在农民大众中成功活动叫“如鱼得水”，这也暗指着两种不同的成分：一是主动的“鱼”，一是被动的“水”。非官方的工会及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某些大规模的共产党派），也许与他们所在的社区或选民共息共存，如煤矿村镇之例。可是另一方面，共产党的管理阶层却全都是——经由挑选和限定的——少数精英。“群众”是否赞同共产主义，并不在于他们本身的信仰，却在于他们对共产党的评价——共产党政权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与他人相比又如何。一旦共产党不再能掩盖事实，不再能将民众与外界隔离起来，那么不需直接接触，只消听到外头一点风声，就足以动摇人民之前对共产党的评价。更进一步，共产主义也属于一种工具式的信仰：“目前”之所以有价值，完全在于它是达到尚不明确的“未来”的手段。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为爱国而战，眼前的牺牲可以换得将来的胜利——这种将目光放在未来的理想式信仰，比较适合少数宗派或精英群体，却不适合作为普世教众的原则。因为后者的运作范围——不论它终极的盼望多么伟大——却落在，也一定要落在平常人日常生活的范畴之内。即使对共产党的干部而言，一旦他们献身的目标，那普世得救的千禧年国度，变成不可望也不可即的未来时，便也得将目光投注在世俗生活的平凡满足之上。但是一旦这种转变发生——相当常见的情况——他们到底该怎么做，党已不再给予他们任何指导。简单地说，依照共产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它要求的判断标准，是眼前立即的成功；对失败，则竭力反对。

可是，到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矛盾的是，苏联的瓦解，却正好为马克思自己所做的一番评析，提供了最有力的论点之一。马克思在1859年写道：

人类为求生存，在他们社会生产的手段中，进入一种独立于其意志之外的绝对必要关系，即一种与其物质生产力特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可是发展到了某一阶段，社会中的物质生产力，却开始与现有的生产关系，或换用法律观点表示，即与此前运作的财产关系，发生了矛盾。因此，原本作为生产力发展形式的这些关系，此时却成为手铐脚镣。于是我们便迈进了革命时期。

马克思笔下所述，即在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超结构下，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型成先进的工业社会，此时却与旧有的生产力发生冲突。原本是生产力的力量，反而转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再也没有比社会主义革命更清楚明白的实例了。于是依此理论发动的“社会革命时期”，它的第一项结局便是旧系统的解体。

可是旧的垮了，有什么新的可以替代吗？在此我们却不能如19世纪的马克思那般乐观。他认为一旦旧制度灭亡，必能引进更好的新制度，因为“人类只会提出自己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可是“人类”，或可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17年提出来的问题，却是在他们的时空环境之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至少不能完全解决。而在今日，恐怕也要很有信心的人才敢宣称，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有显而易见的答案，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后产生的种种问题。同样，又有谁敢夸口，在下一代的时代里，灵感将会从天而降，使前苏联及巴尔干半岛上前共产党政权的百姓们，忽然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随着苏联的解体，“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实验也到此告终。因为即使在社会主义依然存留甚或成功的地方，例如中国，也放弃了原有的理想，不再从事以完全集体化为基础——或可说集体共同拥有而毫无市场机制——由单一中央计划控制的经济社会。“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否会再度复活？答案是绝对不会照着苏联的发展模式复活，恐怕也不会以任何形式复活。唯一的例外，只有全面的“战时经济”，或其他类似的紧急状况。

因为苏联的实验，并非建立在取代全球资本主义的规模上，却是一组在特定时空的历史场合下产生的特定反应，用以解决一个广大无垠却惊人落后的国家的特殊状况。这个历史时空，不可能再回头出现。而革命在其他各地的失败，更迫使苏联只得独力发展社会主义。可是苏联，依照1917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致看法（包括俄罗斯本国的马克思派别在内），却是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结果强行尝试之下，虽然达到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就非同小可——可是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令人无法原谅的惨重人命牺牲、最终陷入死胡同的瘫痪经济，以及一个令人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的政治制度。［“俄国马克思思想之父”普列汉诺夫（George Plekhanov）不是就曾预言，十月革命的成就再大，最多也只能造成一个红色的“中国式帝国”而已？］至于其他在苏联羽翼下兴起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面对着同样不利的条件，也许程度较轻而且人民代价远没有苏联惨重。因此这一类型的社会主义，若想再复生或振兴，机会不但渺茫，而且也没有人想要它，更毫无必要可言——甚至在有利条件存在时也无必要。

苏联实验的失败，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大计划有何影响？令世人对它产生几许怀疑？这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大问题。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在基本上，乃是建立于一种社会对生产、分配及交换手段拥有主权，并从事计划性经济的制度。这种经济理想，在理论上自有其合理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为经济学家所接受——奇怪的是，这套理论的创始者，却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非社会主义的纯经济学家们。不过实行起来，难免会有实际上的明显缺陷——至少，官僚化就是一种。此外，如果社会主义也打算考虑消费者本人的喜好，而非只是一味告诉他们何者对他们有益，就势必得从“价格”入手——至少一部分地——由市场价格与“会计价格”（accounting prices）两者并进。这个话题，在30年代自然非常热门，事实上，当时西方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已假定，必须通过“计划”（最好是非中央集权式的计划），配合“价格”双管齐下。但是去证明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实际运作，当然并不是要证明——比如说，比起黄金时期混合经济年代某些比较公平的经济制度，前者一定比较优越。而且即使可行，世人也不一定愿意采纳。在此，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主要是将整体性社会主义的问题，与特定性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验做一区分。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表示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便不可行。事实上，就因为苏联式中央指令计划的死胡同经济走不通，无法将它自己改造成“市场性社会主义”，更证实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十月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它只能制造出自己这一种支配型社会主义。记得30年代最成熟、最有智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之一朗格（Oskar Lange），离开美国重返祖国波兰，为建立社会主义鞠躬尽瘁，到最后进入伦敦一家医院死在病床上。临终前，他曾对友人及前来看望他的仰慕者说过一些话，作者也在其中。根据我的记忆，以下便是他的感想：

如果说20年代时我在俄国，我会是一名布哈林派的渐进主义者。如果有机会为苏联的工业化进言，我会建议一套比较有弹性的特定目标，就像那些能干的俄国计划工作者所做的一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却要问我自己，反复地问：有没有可能，会有另一条路，可以取代当时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凡事一把抓、冷酷无情、实际上等于没有计划的、胡乱冲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真希望我可以回答：“有。”但是我不能。我找不到任何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