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两块木片决定的人生

　　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朱元璋的评价被许多人认为十分准确：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

　　江湖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与众不同的泼辣。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却是因为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

　　史称朱元璋“地主阶级化”前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是率领汉人推翻蒙古人统治的民族英雄。岂知他走上英雄领袖生涯的原因实是迫不得已。

　　虽然在大元统治下朱氏一家经常颠沛流离，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对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满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饭，都是朝廷所赐，这种观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曾对臣下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终其一生，朱元璋始终把元朝入主中国，享受汉人膏血视为“奉天承运”，“顺天应人”，理所当然。

　　因此，朱元璋一开始没有“积极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几年中，大元天下已经是烽烟处处，而史料并没有留下朱元璋“向往革命”的蛛丝马迹。那时，白莲教遍布乡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闻目睹，但是也没有任何他参加白莲教的记载。为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抢，但是从来还没有想到过“造反”。他对这个词连想都没有去想。在外流浪三年之后，大饥荒终于离开了凤阳。朱元璋结束了流浪生涯，回到皇觉寺。虽然已经多年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动统治之残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莲教“革命思想”的影响，朱元璋还是选择了老老实实做一个前途暗淡的和尚，并且在冷冷清清的庙里一呆就是三年。小时候因为父母格外疼爱，送他读了几个月私塾，但大字还没识满一筐，就供不起了。这次，在寺庙中，他开始认认真真地跟老和尚学念经，认识了千把字。

　　朱元璋一向为人做事的特点是认真敬业。从他登基后仍然对佛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事实看，他在三年和尚生涯中，对佛教经典确实是下了点功夫的。《皇明本纪》说他从此“始知立志勤学”；《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他认认真真地学习做道场，吹法螺，这是和尚收入的最大来源。后半生他有几种可能的选择：也许是继续做和尚，也许积点钱买几亩地还俗做农民，也许会学门技术，做个木匠或者瓦匠。只有军人不在选择之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实在不符合他谨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乱世，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离奇，你越怕什么，什么就偏偏会来到你身边。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个年头，农民起义的烈火烧到了皇觉寺边。

　　白莲教和朱元璋的专业——也就是佛教——关系很深，或者说，是佛教的一个变种。它本是源于佛教净土宗。

　　天下事物，只有足够“低幼”才能流行，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要说正宗，中国佛教当然要以千辛万苦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三藏法师创立的唯识宗为正宗。然而事实是，唯识宗因为经典太浩繁逻辑太细密，不适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灭。中国特色的净土宗却因为它超出寻常的简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净土宗比方便面还要方便。它不需要你钻研什么佛经，也不需要你苦苦修行，它只要你会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可以。它的理论是，一声“阿弥陀佛”可以免除几十亿劫的罪过。只要你不停地念佛，积累的功德就越来越多，等到阿弥陀佛被你烦到不行了，就得把你救出苦海，往生净土。

　　所以它迅速深入民间，南宋之后，“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底层信众完全被它垄断，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是天下万事的常态。

　　释迦牟尼天上有知，一定会晕倒在莲花宝座上。

　　白莲教是净土宗的一个变种。它的教义也同样简单，只不过它的组织比较严密。净土宗虽然也结社，但社内关系松散，众生平等。而白莲教将平等的关系变成严格的师徒关系，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严格的师徒网络，成为政治动员的有力武器。当腐败蔓延、统治力衰微之际，往往是这类民间宗教兴盛发展的时期。一旦势力成熟，起义就不可避免。

　　大元王朝自建立以来，政治从来没有稳定过。蒙古贵族没有学会汉族立嫡以长的继承制度，为了攫取最高权力，政治高层不时发动宫廷政变和武装冲突。从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元世祖去世到元统元年（公元年）元顺帝即位，四十年之间居然换了九个皇帝，平均不到五年就发生一次政变。统治集团忙于内斗，对民生大计无心过问。白莲教势力因此轻松席卷了大江南北。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率三千白莲教众斩白马乌牛起事。他们宣称教首韩山童是宋徽宗的第九世孙，应做皇帝。刘福通是天上派下来辅佐韩山童的大将。起义军头裹红巾，身穿赤衣，被称为“红巾军”。

　　大元王朝已经成了一个烂透的梨子，只等一声震动就会掉落下来。刘福通一呼百应，各地无数底层豪杰应声起事，大半个中国沸腾起来。农民大起义的浪潮，很快波及朱元璋的家乡。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二月，濠州出现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

　　原来，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安徽定远的大地主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借白莲教声势起兵，也以红巾为号，“衣巾皆绛”。附近农民几万人“弃农业，执刀器”，纷纷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等五位“节制元帅”率领这支队伍，一举攻占了濠州，皇觉寺所在地区被纳入农民军的势力范围。

　　乱世里没有清静之地。起义军三天两头来庙里搜粮食，找吃的。不几天，元军又驻扎到附近。他们不敢与农民军正面交锋，每天到各村抢劫，见人就抓，当做“乱民”送到长官那里报功领赏。朱元璋登基后在《纪梦》一文中描述当时的情况说，红巾军“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乡，焚烧闾舍，荡尽民财，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而官军则“声攻城而逡巡不进，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则以绛系首，称为‘乱民’，献俘于上，请给其功”。在这种“造反军”与“反造反军”的拉锯战争中，最倒霉的就是既不“造反”又不“反造反”的广大平民百姓。

　　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良善者生不保朝暮”。和尚们在庙里成天提心吊胆，看这样子，保不齐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当“乱民”，被砍掉脑袋。没办法，白天只好揣个饼子，躲到山里，等太阳下山了，再回来睡觉。

　　岂料在两军夹缝间，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了。那天和尚们下山，庙已经没了。原来农民军来庙里找吃的，一粒粮食也没找着，一生气，一把火把庙给烧了个精光。

　　朱元璋彻底走投无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烟处处，天下已经没有安静的地方。兵为刀俎，民为鱼肉。看来在这个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只有拿起武器，反而有可能活下来。可是，当什么兵，也是个问题。“出为元兵，恐红巾至，欲入红巾，畏元兵至，两难莫敢前。”他在《纪梦》中这样描写自己当时的心情：“予当是时，尚潜草野，托身缁流，两畏而难前。欲出为元，虑系绛以废生；不出，亦虑红军入乡以伤命。”

　　在残垣断壁里忍饥挨饿躲藏了几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个哥们汤和给他捎来的纸条。原来这个哥们已经加入红巾军了，说现在在军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得很，劝他也快快参加。

　　他还是拿不定主意。谨慎的天性让他一次次拖延，不到最后关头，绝不选择军人这个职业。这时，命运给了他最后一次推动力，大师兄告诉他，红巾军给他捎信的消息已经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军举报他呢。

　　事已至此，他还是没下定决心。他找到了尊没被烧坏的菩萨像，想让神佛给出出主意。点上香，磕了头，拿起神案前的两块木片，按老和尚教给他的卜卦法卜算起来。

　　朱元璋在《纪梦》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占卜过程：于是祷于伽蓝，祝曰：

　　“……民人尽乱，巾衣皆绛，赤帜蔽野，杀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趋吉，惟神决之。”

　　看来朱元璋对农民起义军的看法确实不怎么样。这完全是一群强盗嘛。

　　所以第一卦是问应该逃走还是继续当和尚？如果是应该逃往他乡，那么两块木片落在地上应该都是正面。如果继续当和尚，就一正一反。

　　很显然，他的头两项选择里没有当兵。

　　摇了半天，扔到地上，结果是两块木片都是反面。看来这两者都不为神佛所赞同。

　　那么继续算吧。“祝曰：莫不容予倡义否？若是则复阴之。以珓掷地，果阴之，方知神报如是。”

　　就是说，难道神是要我参加红巾军吗？如果那样，应该是反面。一扔，果然是反面。

　　一个伟大农民起义领袖的命运就这样被两块木片确定下来了。革命与反动之间就这样一念之隔。不过这个一念之差一直让朱元璋感觉不好意思。后来，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

　　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这固然是因登基即位后为维护皇朝统治不得不以造反为非，也未尝不是他参加革命大业时的部分真实思想反映。

从和尚到亲兵

　　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日，一个穿着破烂袈裟的年轻和尚来到濠州城下，向守门的士兵要求进城去参加红巾军。这和尚身材高大，黑长脸，大鼻子大耳朵大下巴，双目炯炯有神。守兵觉得他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面对雪亮的大刀，这个人沉得住气，并不害怕。鉴于城外元军密布，守兵认为面前这个人有可能是元军的奸细。发一声喊，几个人按住朱元璋，五花大绑，拉到护城河边准备砍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是形势的需要。在这些初级阶段的革命者看来，可以随便杀人也是起义者的一种特权。

　　选择了当兵就是选择了风险，这朱元璋早有心理准备。没有想到的是还没当成兵就可能先成了刀下鬼。不过朱元璋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的第一反应是声嘶力竭地呼喊，试图吸引更多的军人来围观，也许会有人出来制止这几个守兵的野蛮行径。

　　这个做法救了他。正在城外巡视的义军元帅郭子兴听到了他的呼喊，驰马赶到，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郭子兴从这个二十四岁的小和尚眼里看到了一点与众不同的内容。冰凉的刀片贴在脖子上，这小和尚的眼睛里，却看不到慌乱。从这个心灵的窗口，你能看到他的大脑在紧张地旋转，迅速地做着各种判断，以求拯救自己于危局。他沉着地回答着郭子兴的问话，神态恭敬，语言流利，逻辑周密，三言两语就使郭子兴确信他不是间谍。

　　否极泰来。护城河边这意外的一遇，开启了朱元璋成功的序幕。郭子兴对这个机智勇敢的年轻人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不久，他就把朱元璋调到元帅府做了自己的亲兵。

　　郭子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不断发现珍贵的品质。郭子兴发现这个年轻人头脑异常清楚，说话条理清晰，做事谨慎周密。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年轻人常有的轻浮鲁莽，有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缺乏的沉着老练。使朱元璋注定出类拔萃的品质是——不管做什么事，只要着了手，他都会全心全意地做好。既然选择了军人生涯，他就强迫自己竭尽全力，去做一个出色的士兵。郭子兴交给他几件事，都办得妥妥帖帖。出兵打仗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也很勇敢，“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出色地履行了亲兵的职责。郭子兴尝试着叫他带小队出征，每次打仗朱元璋都身先士卒，而得到了战利品，从不独吞，总是和大家平分。时间不长，就成功地在小队里树立了威信。

　　郭子兴知道他碰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渐渐地，他有些事，开始找朱元璋商量，让这个年轻人帮他拿拿主意。朱元璋的意见常常出他意料之外，然而经朱元璋分析解说之后，郭子兴又觉得确实很有道理。起义之初，集权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濠州城中，义军五位元帅名位相当，不分高下。传统中国人天生没有享受“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的习惯，五位元帅明争暗斗，各不相让。郭子兴在五位元帅中排位本来最后，却心高气傲，“素刚直，不屈人下”，和其他四人关系都很僵，有时甚至赌气不参加元帅会议。

　　每逢这个时候，朱元璋就耐心劝解，说大事初起，大敌当前，军心不稳，一旦真的内斗起来，起义肯定失败。此时此际，只有委曲求全，小心翼翼维持合作局面，等实力壮大了再想办法。再说，多参加元帅会议，有事大家一起商量，接触的机会多了，矛盾也就慢慢可以化解了。郭子兴听了，觉得还真是这么个理，于是就又穿戴整齐，出门会议了。

　　时间久了，郭子兴对朱元璋越来越欣赏，以至于把自己的干女儿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这个赤贫农民的儿子，前流浪汉和和尚，现在成了义军元帅的女婿。

从士兵到军官

　　虽然成了首领的干女婿，但初入义军的朱元璋当然只是一个小角色。不过这个小角色很快就发挥了大作用。

　　至正十二年九月，原来占据着徐州的一支农民起义军被元军击败，在首领赵均用、彭大的率领下投奔濠州。名为投奔，这支队伍的兵力却远超过郭子兴部。而且赵彭二人起兵较郭子兴他们为早，在白莲教中的辈分更高，在教徒中的名气也更大，所以“鸠占鹊巢”，郭子兴等五人反倒成了配角。五位领袖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一团乱麻，这又来了两个外来者，而这两个外来者本身也不团结，结果更是乱成了一锅粥。

　　在没有用枪杆子一决高下之前，中国式的合作者只会在无穷无尽的猜忌、内斗、纠缠中煎熬。每当元军围城紧急之际，城内诸支起义军合成一气，共同对敌。形势稍一好转，就展开水深火热的残酷斗争。五位元帅暗暗分成两派，分别依附彭赵二人。郭子兴对脾气火爆的彭大比较服气，对看上去木讷内向的赵均用不那么看得起。不想赵均用面蔫心狠，怀恨在心，趁郭子兴出门上街之时，派人把他绑架了，秘密关押在郭子兴老对头、五位节制元帅之一孙德崖的祖父家里，准备好好收拾一顿。

　　郭家一家上下闻听这个消息，慌了手脚，他们不知道郭子兴是被谁绑走了，也想不出到哪里找。大家聚在一起商议了半天，仍然大眼瞪小眼，谁也拿不出什么主意。

　　朱元璋此时正率兵在城外打仗，闻听郭子兴失踪，急忙连夜赶回城里。

　　郭家上下一见他，一个个牵衣痛哭。还是朱元璋头脑清楚，听他们说完情况后一下子判断出是怎么回事。

　　朱元璋说：“我公素厚彭而薄赵，祸必赵发，此非彭不可解。”那意思是，郭子兴平时亲近彭大，疏远赵均用，赵均用一定是绑架案背后的黑手。

　　朱元璋说，只有利用彭与赵之间的矛盾，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朱元璋带上郭家人找到了彭大进行投诉，又找出例证对彭赵关系进行了一番挑拨。彭大果然大怒，说：“我在此，谁敢尔！”立刻呼唤左右，带上亲随以及朱元璋等，四出寻找郭子兴，最后找到了孙德崖祖父家里。朱元璋率人爬上屋顶，揭瓦掀椽，下到屋里，只见郭子兴脖子上套着木枷，双脚系着镣铐，浑身已被打得皮开肉绽。几个人七手八脚打开枷铐，把他背回家里。

　　就在城内几方势力面临火拼之际，元中书左丞贾鲁率领大军包围了濠州城，濠州危在旦夕。几位领袖不得不同意讲和，共同守卫城池。他们凭借城高濠深，粮食充足，坚守了七个月，元军无计可施解围而去。

　　元军撤围后，由于死伤惨重，兵源紧张，郭子兴遂命朱元璋回乡招兵买马。这一安排是由于在营救郭子兴过程中出了大力，郭子兴对朱元璋更加放手使用，有意提拔。

　　至正十三年六月，朱元璋回到老家。此时离他当初投奔红巾军，不过一年三个月，然而当初的落魄小和尚，现在居然成了红巾军的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身披绸缎衣服，出手大方，言谈挥霍，迥非昔比，也算得上衣锦还乡了，这个示范效应自然非同寻常。十天时间，就招了七百余人，把他们带回濠州交给郭子兴。郭子兴十分高兴，提升他为镇抚，并把这七百人交给他统率。从此，朱元璋正式成为一名带兵的小军官。

　　这次招兵在朱元璋的崛起史上十分重要。朱元璋从七百人中挑出了二十多人，做自己的亲兵护卫。谁也不会想到，这次挑选后来成就了这二十多人在中国史上的鼎鼎大名：徐达、周德兴、郭兴、郭英、张龙、张温、张兴、顾时、陈德、王志、唐胜宗、吴良与吴祯兄弟、费聚、唐铎、陆仲亨、郑遇春、曹震、张翼、丁德兴、孙兴祖、陈桓、孙恪、谢成、李新、何福、邵荣、耿君用与耿炳文父子、李梦庚、郁新、郭景祥、胡泉、詹永新，这些大明开国元勋，都出自朱元璋的这批亲兵之中。除了耿再成、花云在开国前战死外，这些当初走投无路的泥腿子后来都跻身公侯之列。

　　有生以来，朱元璋第一次在社会地位上有了擢升，老朱家五代以来，也头一次有人有了正式名字。因为重八这个名字实在是上不得台盘，所以改名德裕（元璋是后来再次改的），并起了个官号叫兴宗，取字国瑞。从此大家改口称他为“朱公子”，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有了地位，也有了可以看得见的前途。

　　朱元璋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军人生活。朱元璋甚至发现自己原来天生就是一个军人。军人生涯固然风险最大，可是也收益最高。如果不是参加义军，很难想象，以朱元璋的出身和素质，会如此迅速地出人头地，在社会阶层上获得令人炫目的晋升。在参军以前，朱元璋的全部人生资本不过是一身力气，战争让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另外两项资本：头脑和勇气。

　　在危机重重的战场之上，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朱元璋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他发现，自己比大部分人更敏锐，更精明，更缜密。他总是能比别人更早一步，更高一层，更多几步地在复杂的形势中判断出事情的走势，他总是能轻松地猜透很多人的心理。他知道如何赢得上司的信任，如何赢得下属的拥戴。他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应该进，在什么时候必须退。他谨慎异常，这并不妨碍在关键的时候敢于冒险。事实上，他在战场上的勇气别人难及。这是因为他早就盘算明白了，在刀光剑影中，只有勇敢，只有以气势震慑住对手，你才有最大的几率生存下来。懦弱者反而死得更快。

　　朱元璋有时也奇怪，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些优点？其实很好理解。承平岁月，朱元璋有再高的智商和勇气也没有用。等级、地位、地主、政权，重重压迫着他，如同五行山压在孙行者身上，让他这些优势没有空间施展。他的智商只能用于在田间地头和穷朋友开开玩笑，他的勇气也仅止于在荒郊野外遇到野兽时心里不慌，对于改变他的命运并无作用。

　　所以，战争真是太伟大了。它斩断了朱元璋身上的重重绳索，它颠覆了过去的一切常识，它开启了他的想象力。他的大脑有生以来头一次跳出了三亩地一头牛这个空间，发现一个普通人可以抵达的世界是如此的广阔，广阔得让人不敢相信：连彭大、赵均用那样的普通农民，现在居然都称了“王”。“王”是什么？是社会金字塔的第二层，再往上，那就是皇帝啊！

　　彭大、赵均用都有可能当皇帝，他朱元璋为什么不能呢？

以退为进，独立发展

　　至正十三年冬，朱元璋向郭子兴提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要求：把自己的七百名部下交给别人统率，自己只带领汤和等二十四名亲兵离开濠州，向南方去发展势力。

　　郭子兴大惑不解：你在这待得好好的，我待你也不薄，你怎么要走？

　　朱元璋回答说，我这正是为您老人家考虑。您想想，濠州城小首领多，你们七位首领挤在这，谁也施展不开，早晚有一天得火并。所谓狡兔三窟，我到外面去开辟一片新领地，万一濠州有事，您就可以远走高飞啊！

　　郭子兴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于是放手让朱元璋离去。

　　离开自己投奔的这第一支农民起义军独立发展，这是朱元璋酝酿已久的想法。他后来在《纪梦》一文中这样描写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前因后果：

　　当时，予虽在微卒，尝观帅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谋。明年春，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收残民数百，献之于上官，授我为镇抚。当年冬，彭赵僭称，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识彼非道，数百人内率二十四名锐者，南游定远。

　　也就是说，当朱元璋还是一个普通士兵的时候，他暗暗观察起义军首领们的所作所为，感觉他们得过且过，享受一天是一天，不是长久之计。而成了军官后，他判断彭赵二王也并非能成大事之人，自觉和他们一起混下去没有前途。所以才决定“南游定远”，自己开辟根据地。

　　事实确实如此，赵彭二人的水平并不比郭子兴高到哪里，他们只热衷于抢劫财物，管理军队的唯一手段就是黑社会式的打和杀。朱元璋内心深处对他们很看不起。

　　通过对彭赵二帅的了解，朱元璋已经明白全国各地那些名头极响的“王”、“帝”、“大元帅”们是怎么回事了。大部分农民领袖眼光短浅，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就是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因此他们注定只能是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成不了大事。谁能成大事？得是他朱元璋这样的人。因为他天生拥有与众不同的自制力和判断力，凡事都用一生的长度来衡量。所以，他一眼看出其他人“燕巢幕上”的荒唐和可笑，毅然与他们决裂。

　　南下发展，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对自己的生命大局进行明确规划的起点。

　　而一旦给他更大的空间，他的能力更加挥洒无余。南下的路上，朱元璋的江湖手段得以牛刀小试。出发不久，他听说定远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余人的地主武装，孤军乏粮，在元军与起义军之间左右为难，不知投向哪一方为好。朱元璋亲自前去招降，到了张家堡，巧舌如簧，封官许愿，这支武装的首领大为心动，答应三天后来投朱军。朱元璋大喜，回去等候。不料第二天，又有另一支起义军前去招降这支武装，条件比朱元璋开出的要好，他们变了卦，准备他投。朱元璋一听到消息，当机立断，骑马赶到张家堡外，派人去请首领，说有要事相商。首领一到，朱元璋立刻缴了他的械，派人把他押回朱军，然后又派人到张家堡，说首领又变计，转投朱军。手下不知是计，三千义军放火烧了兵营，跟随而来。首领无法，只好承认了既成事实。就这样，三千地主武装被朱元璋软硬兼施，用欺骗手段招降成功。

　　朱元璋一路又大量招集那些被灾荒赶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岗”。大军向南，一举攻下了滁州，队伍发展到了三万人。

　　就在朱元璋兵势大张之际，郭子兴却陷入危局。原来两虎终于难共一山，正像朱元璋所预测的那样，彭大与赵均用火并，彭大被干掉。郭子兴落入老对头的手里，只因赵均用顾忌朱元璋在滁州的三万兵力，才没敢动手收拾郭子兴。郭子兴不安于位，请求赵均用放他去守滁州。朱元璋也派人花钱买通赵均用的左右，让他们帮郭子兴求情。赵均用居然恩准，郭子兴逃出虎口，带领自己的一万人马来到滁州，朱元璋交出兵权，重受郭子兴节制。郭子兴眼看自己兵势大盛，队伍旗帜鲜明，军容整肃，不禁大喜。

厚黑手段与精明头脑

　　按理说，朱元璋现在是郭子兴手下最大的功臣，理应加官晋爵，专心倚任：现在郭子兴麾下四万军队，四分之三是朱元璋手创。然而，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么奇怪，朱元璋功劳越大，郭子兴对他的感觉就越复杂。这个干女婿的能量实在出乎他的意料。这个小部下当初只带了二十四名亲兵出来开辟根据地，他还曾经担心是否会有去无回，让他干女儿守寡。做梦也想不到短短一年多，朱元璋就将三万训练有素的大军拱手奉上。而他经营了这么多年，才不过一万多人马。两人能力高下，岂不一目了然？

　　所谓功高震主，一支队伍中只能有一个核心，一个权威，一个效忠对象。朱元璋功劳太大，太得军心，郭子兴坐享朱元璋的经营成果，心里感觉不那么踏实。所以他迟迟不给朱元璋晋升，反而还不断找他的毛病。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郭天叙、郭天爵也同样是心胸狭窄之辈，不想让这个干姐夫抢了自己的风头，一有机会就风言风语地挑拨几句。朱元璋的前部下中也有人看风头不对，在郭子兴面前挑拨离间，汇报朱元璋独立带兵时的种种过失。

　　郭子兴本来对朱元璋就不放心，再加上众口铄金，怎么看朱元璋怎么别扭，因此开始刻意打压朱元璋。他先是把朱元璋身边几个亲信的将校和幕僚全部调走，接着又剥夺了朱元璋的实际权力，“自是四方征讨总兵之权”，朱元璋“皆不得与”，年纪轻轻就退居二线了。关系最恶化的时候，郭子兴甚至因为一言不和，把朱元璋关了起来，不让他出门，全靠妻子马氏几次偷偷给他送吃的。有一次马氏将刚刚烤熟的烙饼揣在怀里给他送去，把胸口烫红了一大块。这块疤痕，使得朱元璋后来对这个结发妻子终生保持尊重。

　　虽然是自己手创的军队，但一旦交出兵权，朱元璋发现自己居然一无所有。朱元璋当然气愤，当然郁闷，但以他对人情世故的通透，他一下子就看透郭子兴的内心。虽然有自己练出的三万士兵做后盾，朱元璋并不想和郭子兴闹翻。因为农民的宗法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他朱元璋再能干，也是郭子兴的女婿和部下。以下犯上，以小反大，不管他多么有能力，也会立刻为千夫所指，人心丧尽。以他的资历、年龄、地位，他还是必须得依靠郭子兴。

　　朱元璋知道怎么赢回郭子兴的信任。郭子兴对他越过分，他就越加恭顺谨慎。都说女婿是半子，他这个干女婿却把自己完全摆到孝子的位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朱元璋任打任骂，从不发一句怨言。你越是怀疑我，我越是对你忠心耿耿，你不让我管事，我就老老实实在家里替你管家。你让我带小队出征，我就拼命打仗，一往无前。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郭子兴一家上下都感觉对不住朱元璋。

　　郭子兴也感觉不用朱元璋，自己做事总不大顺手。其他人出的主意，总不如朱元璋高明，判断事情，总没有朱元璋清楚。加上左右亲信也开始为朱元璋说好话，几个月后，他终于消除了对朱元璋的怀疑，重新加以任用。朱元璋再度成为郭子兴手下最有发言权的将领，郭子兴大事小情，多都以朱元璋的意见为转移。

　　以前屈居人下，现在却成了四万大军的统帅，又连续击退了元军几次进攻，郭子兴志得意满，动了称王的念头。当初他毁家起兵，孤注一掷，为的就是搏一个称孤道寡。如今自立一方，何不过一把南面称王的瘾呢？部下闻听他有此意，也纷纷赞同。

　　只有朱元璋立马提出反对意见：“滁州无险可守，非称王之地，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孤城加上周围几个乡镇。称了王，只得了一个虚名，却树大招风，会引起朝廷的重视，势必集重兵前来进攻，到那时后悔就晚了。”

　　朱元璋反复劝谕，郭子兴听后沉默不语，不过称王的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从这个结果看，朱元璋实际上又成为了这支军队的主心骨。

　　确实，当时郭子兴的四万多军队，只困守滁州一城，占地有限，粮食也非常紧张。不但称王不现实，生存都面临危机。朱元璋建议郭子兴南取和州（今安徽和县），扩大势力：“困守孤城，诚非计。今欲谋所向，惟和阳可图。”

　　朱元璋还为郭子兴策划了攻取和州的具体方略，他说，和州虽然“城小”，但防守坚固，“可以计取，难以力胜”。可以用诈城之策，攻取此城。史书记载朱元璋的原话是：

　　向攻民寨时，得兵衣号二，其文曰“庐州路义兵”，今拟制三千，选勇敢士，椎结、左衣衽，衣青衣，腹背悬之，佯为彼兵，以四橐驮（骆驼）载赏物驱而行，使人声言庐州兵送使者入和阳赏赉将士，和阳兵见之必纳。因以绛衣兵（当时红巾军皆着红色服装）万人继其后，约相距十余里，候青衣兵薄城，举火为应，绛衣兵即鼓行而趋，破之必矣。

　　也就是说，以前在攻打地主武装时，缴获了两张号牌，叫“庐州路义兵”。不如按这个样子仿制三千个，派三千精兵，穿上地主武装的服装，胸前背后缝上这个号牌，伪装成乡团，带着四匹骆驼，装上奖赏物资，号称是庐州地主武装派使者来犒赏和州军队。再派一万人尾随其后，等前队入城后内外夹击，必能一举而下。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正月，郭子兴采用这个计策，顺利袭取了和州，统治范围扩大了一倍。论功行赏，他升任朱元璋为统率和州兵马的总兵官。换句话说，朱元璋一夜之间成了郭军之中的第二号人物。

　　虽然是凭借赫赫战功升到此位，但是其他总兵官中许多人却对此心怀怨言。原因当然是朱元璋年纪轻、资历浅，蹿升太快、太得宠。他们仗着是郭子兴的老部下，又比朱元璋年长许多，在朱元璋面前倚老卖老，朱元璋经常指挥不动。特别是郭子兴的妻弟，攻取和州的张天佑，看到总兵官的职位没有给他而是给了出谋划策的朱元璋，更是暗自不服。每次总兵官集体议事时，因朱元璋位列总兵官之首，所以理所当然坐在第一把交椅上，那些老资格的军官因此大为不惬，在背后飞短流长，说什么朱元璋是靠着“娇客”（女婿）的身份蹿上去的，说什么出生入死不如娶个好老婆。

　　朱元璋以他极高的天分，在以术驭人方面，做了一个典型案例。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叫小兵把会议大厅的椅子撤了，换上长凳。这样在开会时，各人就可以自由挑选自己的座位。

　　第二天，朱元璋有意迟到，进会场一看，诸将果然都老实不客气，那时以右为尊，他们把右手都坐满了，留给他最左面一个位置。朱元璋一句话没说就坐下了。开会了，讨论军事问题，排在右首的人先发言。这些大老粗吭哧半天，也说不出几句有水平的话。最后一个轮到朱元璋，他侃侃而谈，分析得入情入理，大家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了。这样的情景出现几次后，再开会时，大家都自觉把右手的位置给他留出来了。朱元璋的威信就这样彻底树立起来了。

实权与虚名

　　攻占和州，粮食问题解决了，元军几次进攻，都被朱元璋指挥部下击败。郭子兴一军顺风顺水，发展势头不错。不料就在这个时候，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得了重病，一命呜呼了。

　　郭子兴一死，形势马上就复杂起来。滁州、和州失去了主帅，这支“郭家军”，成了周围几方势力眼中的肥肉，大家都想吞之而后快。而郭军内部，也开始了争权夺势的暗斗，朱元璋一时身处内忧外患之中。

　　外部最有威胁的势力是小明王。白莲教教主韩山童在起义开始不久就被元军捕获杀掉了。刘福通找到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奉他继位教主。至正十五年二月，也就是郭子兴去世前一个月，刘福通又拥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建立政权，国号为宋，建元龙凤，定都亳州。得知郭子兴死后，大宋农民军当然也想收编这支军队，壮大自己的实力。

　　同时，郭军内部，形势也有点复杂。郭子兴去世之后，留下了两个儿子郭天叙、郭天爵，一大一小两位夫人和一位妻弟张天佑。郭天叙乃郭子兴的嫡长子，以父死子继的习惯，接父亲的班最合适。就是张天佑，从血缘上说，也比干女婿朱元璋更近些。郭子兴一死，这两个人也都跃跃欲试。

　　恰在这时，至正十五年四月，也就是郭子兴死后一个月，大宋小明王政权派使者来到和州，联络郭家军。郭天叙和张天佑知道自己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因此十分愿意投靠小明王做自己的靠山。于是张天佑随使者前去亳州朝拜小明王。到了亳州，张天佑大讲军心如何拥戴故主，如何愿意故主之子接班。结果他如愿以偿，从亳州带回了小明王政权的任命状；以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也就是说，朱元璋成了三把手。

　　朱元璋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十分光火。谁不知道现在这支军队主要听他指挥？你郭张二人搞这个小动作，实在太不自量力。几位亲信也劝他拒绝这个任命。但朱元璋毕竟是非同寻常之人。他转念一想，接受这个任命也有好处。小明王政权离自己距离很远，鞭长莫及，接受了封号，并不等于受到他们实际控制。同时，接受这个任命毕竟可以免于郭家军的内部分裂。他深知郭天叙年轻没经验，张天佑虽然年岁大，但优柔寡断，缺乏智谋。遇到复杂的形势，还是需要自己出来做主。给郭张两人一个虚名，并不影响自己对这支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在这个忧患时刻，他暂时只能以退为进。

　　因此，龙凤元年（公元1355年）四月，朱元璋和郭天叙、张天佑一起接受小明王的封号，在和州建立都元帅府，奉龙凤为正朔。果然如朱元璋所料，主帅新死，孤军难立，外部形势如此紧张，郭张二人也没有主意，不知道怎么应付，因此凡事都是听朱元璋的。朱元璋虽位居第三，实际上却成了都元帅府的主帅。

　　久驻和州也不是长远之计。朱元璋决定打过长江，攻占太平（今安徽当涂），向江南发展。江南本是著名的繁盛之区，更何况还有龙盘虎踞的集庆（南京）的诱惑。

　　六月初二，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万余人，乘坐风斗快船和筏子，以常遇春为先锋，开始了渡江战役，目标是对岸的采石。一千多艘大小船只，分列两队，扬帆竞发。常遇春膂力过人，射得一手好箭，以勇猛著称，他不负使命，带领几支小船，一马当先，强行靠岸，挥戈杀向元兵。元兵伸手抓戈，他顺势跃上江岸，左冲右突，元兵四散逃窜。

　　接着，朱元璋指挥军队，又乘胜攻占了太平，在江南立下脚来。

借刀杀人，建立权威

　　渡江攻占采石、太平，朱元璋迈出了通往帝业的第一步。不过，太平处于元军四围之中，因此要巩固这个新攻下的城市必然还要经过一番波折。朱元璋进入太平城不久，就被元“义军”（主动站出来镇压起义的民间武装）元帅陈野先率数万大军包围。

　　破解围城，朱元璋已经经验丰富，指挥如意了。他和汤和二人亲率精兵出城迎战，而派徐达等人率大军从另一城门出发，绕到敌后，乘敌人的注意力全部被朱汤二人吸引时从背后突然袭击。陈野先兵败被俘。

　　陈野先所率虽然不是元朝的正规军，但是威名久著。朱元璋早就闻听陈野先的勇猛能战，这次见到这位败军之将长得魁梧英发，极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左右手，遂全力劝降，并宰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和他结为兄弟。陈野先的两万部下都归朱元璋所有。

　　朱元璋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兵力进一步扩大。在他人看来，形势一片大好，朱元璋却敏锐地意识到，他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朱家军表面上发展迅速，如同发面馒头一样膨胀了数倍。然而过快的发展也埋下了隐患，那就是内部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融合统一。这支军队存在着三个权力中心：一个是朱元璋，一个是郭天叙、张天佑，第三个则是陈野先。

　　郭天叙、张天佑二人虽然表面上对朱元璋言听计从，但内心深处对郭家军变成朱家军一直心有不甘。况且两个人在名义上地位高于他，因此在军队中总是一股离心力量。特别是对于那些郭子兴的嫡系旧部，这两个人的号召力其实是大于朱元璋的。大敌当前之时，这种离心力不大看得出来，但是一旦危险远去，他们势必要和朱元璋争权夺利。

　　更为直接的隐患是陈野先。朱元璋对陈野先寄予很大希望，以为此人可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然而不久，他就失望了。他发现陈野先表面上信誓旦旦，但实际上根本瞧不起他们这些农民军，认为他们成不了大事，暗地里还和元军保持密切接触。那么，如何处理陈野先部这两万人，就成了个棘手的问题。

　　投入起义军之后，朱元璋经历了无数次的义军内部斗争。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一元化集权领导，才能达成队伍的真正统一。而要建立一元化领导，就必须消灭多核心。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朱元璋的头脑中形成了：以借刀杀人之计，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郭张二人。

　　攻占太平之后，朱元璋下一个计划就是攻取集庆。这个城市是他渡江作战的最大目标，也是他天下蓝图中未来根据地的核心。能否攻占此城，关乎他天下大计的成败。按理说，这场战争朱元璋应该派出最精锐的部队，亲自挂帅，精心组织，要求必胜。但是朱元璋却不按常理出牌，派出了一支奇怪的组合：一支由郭天叙、张天佑带领，另一支由陈野先带领。一个由东，一个由南，两路夹击集庆。

　　说奇怪，一是这两支军队都不是他的嫡系；二是朱元璋通过安插在陈野先身边的奸细，已经掌握了陈野先与集庆城内元军勾结，准备里应外合、击败朱军的消息，却“姑许之”，仍命他带兵与郭、张二军一起进攻集庆；三是朱元璋居然没有把如此重要的情报告诉郭张二人。

　　朱元璋的用心因此也就一清二楚了。龙凤元年（公元1355年）九月，两路大军出师，郭张二人积极用命，率领东路人马一路势如破竹，攻破元将设在城外的营垒，直趋东门，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陈野先也到达南门，并且当天傍晚设酒宴请郭张两位元帅。郭张二人毫无防备，高高兴兴应约前去，结果被陈野先抓住杀掉。陈野先与元军内外夹攻，红巾军被打个措手不及，败退溧阳。从此，郭子兴的旧部全归朱元璋指挥，他成为这支队伍名副其实的都元帅，郭家军彻底改名为朱家军。

　　朱元璋借刀杀人之计操作得实在高明，他以损失几万军队和攻城战役彻底失败为代价，来清洗两位并非迫在眉睫的对手。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安排将他的计谋遮盖得完全不露痕迹。在他看来，用这样巨大的代价来换取自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疑是值得的。

　　郭张二人死后，朱元璋只剩下了一个隐患：郭子兴的小儿子郭天爵。

　　朱元璋分两步处理这个人。在郭张二人死后，他以体恤故主的姿态，让年纪不大的郭天爵做自己的二把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不过天爵年纪太轻，只是一个牌位，并不管事，只是为了把他拴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控制他的活动自由。到了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的权威已经彻底巩固下来，人们已经把郭子兴忘掉之后，他找了个小小的借口，以郭天爵“怨望”、“谋叛”，将之逮捕杀掉了。

　　通过代价巨大的清洗，朱元璋的一元化集权领导终于建立起来了。朱元璋带领这支被他融为一炉的军队，于第二年二月一举攻下了集庆，将之改名为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