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蜘蛛”朱元璋

　　古人对“治天下”有多种比拟，如“治国如治病”、“治大国如烹小鲜”，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这些比喻里，“天下”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需要治国者因时而异，因势而动。

　　朱元璋对治国的理解却与古人不同。他偏爱用“建房子”、“盖大厦”来比喻治理国家：“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又说，“我以为建基立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连墙壁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间架，粗粗糙糙，不加粉刷彩画，很不像样。”

　　农民的世界观是静态的。在农民的眼睛里，世界是永恒循环的。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

　　朱元璋也希望能够构建一个千秋万世，永不坍灭的固态帝国。这个帝国能如同他安排的那样，永远在静态中循环，直到天荒地老。

　　这不仅仅是朱元璋一个人的梦想，也是每一个古代中国人的梦想。“平安”、“太平”、“安定”，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词汇。

　　虽然同为农民天子，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他见到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女子，一门心思想住下来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由此可见其享乐主义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从来没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后，他没有把一分钟的时间浪费于享受胜利之中，而是匆匆奔向下一个目标：巩固帝业。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遍数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热爱“安定”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爱甚至成了一种偏执和狂热。从心理学角度讲，朱元璋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强迫症患者。强迫症患者往往意志超人般坚强，他们倾向用自己的意志来规定世界，最不能忍受的是混沌的无秩序状态。他们渴望把一切安排得条理分明，对任何事情都要求按部就班。比如，在生活中他会要求家里的一切物品都摆放有序：洗漱间挂的毛巾花纹要对齐，刷牙杯子的手柄要一致，厨房用品摆放位置要固定。甚至性生活都要严格按规定，固定在星期几。

　　朱元璋就是这样。如果他终生只是一个农民，他也一定是一个治家极严的家长，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家里一切东西都要摆得整整齐齐，田里的庄稼一定伺弄得精精神神。如果是一位公司老总，他一定会把公司管理得没有人敢大声说话。

　　成了“予一人”之后，朱元璋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国社会还在沿续着元朝末年的惯性继续动荡着，到处充满混乱、矛盾和冲突，如同一个混沌、巨大、无序旋转着的星河。这让他感觉眩晕和害怕。他感觉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垂涎他的巨大家业。他怕乱，怕社会的自由演进，怕任何一颗社会原子逃离他的控制。

　　朱元璋的素质其实最适合当一个村长，给一个百十户人的村子正合适他。以他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他会深入每家每户，掌握每只家畜的膘情。

　　他会手把手地指导村民们每块地上应该种些什么。

　　我们可以想象朱村长拉着他那张驴脸，背着手，威严地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仔细观察每一株庄稼的长势。村民们见了他，远远地就向他行礼、打招呼。他微微点点头，走到他们身边，长篇大论地教导他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告诉他们尊老爱幼，热爱朝廷。

　　不幸的是，命运慷慨地把整个国家交给了他。对于朱元璋来说，中国社会过于庞大了，过于复杂了。国家可不是村子的累加，治国不同于治村。对于在农村骑惯了驴的朱元璋来说，巨大的中国如同一头没有见过的恐龙，他骑在上面，虽然紧紧地握住了缰绳，还是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他熟悉驴子的秉性，可有点摸不透这头恐龙的脾气。

　　不过，村长自有村长的办法。为了一个人的“省心”，他必须使其他人都“静心”或者“无心”。在朱元璋看来，要保证天下千秋万代永远姓朱，最彻底、最稳妥的办法是把帝国的每一个成员都牢牢地、永远地控制起来，让每个人都没有可能乱说乱动。就像传说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后，他又要在民众的脑髓里注射从历代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这样，他及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无能的后代，也不至于被推翻。

最严厉的户口制度

　　把社会改造成原子状态并不是朱元璋的最终目的，因为散沙在风吹日晒之下，也会自由流动，形成沙丘，构成新的不均匀不稳定状态。朱元璋采取了“草格子治沙法”，用政权把沙子们固定下来。他的草格子就是一系列固化社会的诏令。

　　元代统治者马上治国，武勇有余，文采不足。蒙古人奴视汉人，统治手段粗暴野蛮，在中国政治技术史上形成一个大的倒退。而朱元璋承大元之余绪，把元代统治者的野蛮强横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明王朝继承了元代严格的职业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军户之中，还细分为力士、弓兵、铺兵等。民户之中，除了普通农民外，还有沿海晒盐的灶户，为军队养马的马户，给皇帝家看坟的陵户，管园的园户，种茶的茶户。此外还有什么米户、囤户、菜户、渔户、窑户、酒户、蛋户、站户、坛户、女户、丐户等等，计八十种以上。（栾成显《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籍不准乱，役皆永充。”也就是说，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军人，那么你的子子孙孙世世都是军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不许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和你的后代永远都得以裁缝为生，不管你是六指还是残疾。

　　把人口分门别类后，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严厉周密的户口制度，也称黄册[1]制度。

　　人口统计登记在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确、科学的组织，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见，在当时的通讯、交通、统计技术条件下，进行精确的人口登记会遇到多大的难度。不过，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威力无穷。他在洪武初年发布的命令说：“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还不明白了哩……我这里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这些军人去各州县里，下到地里去一本本地核查，看老百姓们写得真不真。经核查属实的便是好百姓，不属实的便拿来做军。如果有官吏敢隐藏户口的，将那官吏处斩。百姓们有躲避了的，依律要定了罪，通拿来做军。钦此。”

　　他规定，全国人民一律编入户口，户口本上，要详细写明他家人口的姓名、职业、年龄以及田产等基本信息。这道杀气腾腾的命令宣布中国户籍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帝国的军队组成一支支工作队，手持武器，深入各地的乡村田野，挨家挨户进行人口登记造册，因为户口册的封面用黄纸，所以称为“黄册”。

　　洪武时期的人口登记工作是在不断强化的血淋淋的法条下进行的。洪武二十四年，因为在人口登记中发现了弄虚作假行为，朱元璋又下命令，所有户口本都必须由家长本人亲自填写或者亲自口报，绝不许别人代为包办，如果有包办作弊，或者隐瞒人口不报的，经手人员“一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

　　这样规模浩大的人口登记每十年重新进行一次，每家每户微小的变化，都细致地表现在户口本上。在高压政策、精密组织以及朱元璋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合力之下，洪武年间的人口调查工作准确度极高。全国的户口被调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下面就是一份明代户口本上的内容：

　　林荣一，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计家五口。

　　男丁二口：成丁一口，林荣一，年三十九岁。

　　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产业：屋一间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洪武四年X月X日

玄武湖的秘密

　　今天的玄武湖，是南京最吸引人的名胜之一，常年热闹非凡。

　　游人们可能很难想到，在三百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禁区，警卫森严，人迹罕至。

　　森严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你在大明王朝时代来到玄武湖，会看到一列列全副武装的军队，神情严肃地来回巡察。史载其时的制度是军官“带同弓兵、军士、地方火甲人等昼夜往来，沿湖巡察”（《后湖志》），以防止任何人试图接近湖区。你试图眺望一下湖水，就有可能被逮捕。

　　沿湖周围的土地，不许农民耕种。原有的农田，一律任其荒芜。湖边不但不许打渔，也不许采樵放牧，有人试图闯进湖区，就会遭到严厉惩处。

　　“湖曰禁湖，地曰禁地，例必曰禁例，而船必曰禁船，以至樵采渔牧之有罚，巡视守护之有人，而擅越湖者必以重治”（《后湖志》）。

　　不仅老百姓不能接近，就是官员甚至天子近臣也不能擅自来到这里。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十一月，奉皇帝钦命到两广公干的太监郭镛路过南京。此人是皇帝的宠信，在宫中地位颇高。听说玄武湖风景甚佳，遂带领随从二十余人，驾船到此一游。不料当朝监察御史孙纹当即以“故违禁例”、“擅游禁地”之名，迅即将此事报告给皇上，说“太监郭墉……虽祖宗严禁之地偃然不顾，前去游憩……坏国家之成法，起都人之惊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可一世的郭镛因此丢掉了两广公干的美差，灰溜溜回到了北京。

　　一片普通的湖泊，为什么如此戒备森严呢？

　　原来，玄武湖中的岛屿上，建有“黄册库”，存放着大明王朝的户口本。对户口黄册何以如此紧张？因为户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础，是约束大明百姓的紧箍咒。

　　具体地说，户口制度维系着明代的职业世袭制，防止百姓自由迁徙，保证国家税收。离开了这些户口本儿，大明王朝就没法运转。

　　职业世袭制虽然自然方便了社会的管理，却在社会成员之间制造了巨大的不平等。比如军户，就承担着比一般家庭沉重得多的任务。

　　首先，每一个军户家庭必须出至少一个男人到所属军队卫、所当兵，叫“正军”。今天参军入伍，路费、军装、士兵生活都由国家负担，而明代此类费用却都是由“军户”自己承担。“正军”一旦接到国家发来的入伍命令，他的家庭就要为他出“购置军装之费”、“买娶军妻之费”、“解送道路之费”、“军丁口粮之费”，所以“正军”上路，往往会使许多军户家庭一下子花掉所有家底。

　　另外，还要另出一个男人随“正军”一起来到军队，他的任务是在军队屯田种地，打出粮食换钱，供给“正军”吃穿花用。虽然说名义上国家规定，“军户”家庭享受一定特殊政策，可以减免些赋役，但其实减得少之又少。

　　因此明代“人耻为军”，正如“充军”这个词所揭示的，明代人一旦去参军，就如同当了犯人，“有如弃市”（《大学衍义补》）。军户之子，连娶老婆都困难，许多人四十岁了还结不了婚，大家都怕一旦嫁入“军户”，自己也就成了囚徒：“武陵多戍籍，民家虑与为婚姻，徭赋将累己，男女年至四十尚不婚。”（《明史》卷一五八，《黄宗载传》）因此人们千方百计想摆脱军籍身份。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出现了大量军人逃亡潮。据《明史》兵志记载，到洪武三年，全国有记载的逃亡军人，就达四万七千九百余人。这是统治者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就无法维持国防力量。

　　而黄册制度或者说户口制度，可以有效防止人们改变户籍。朱元璋建立黄册制度，要求全国每家每户，每十年一次，将自己的户口黄册报送到京师保存。全国山陬海隅每村每乡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被国家机器所清楚掌握。这样官府如果怀疑你是“逃军”，就会要求你出示自己的户口黄册，和南京黄册库中的黄册进行对比。这一对比，就能发现你祖上是什么职业，让你逃无可逃。这就是所谓“惟据旧籍以查驳，庶欺隐者、改窜者始不能逃”（《后湖志》）。

　　所以后来在弘治五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杨廉根据朱元璋的立法精神，这样说明黄册制度的重要性：

　　惟祖宗旧例，藏民册后湖，法禁严重，不许诸人窥伺，其深谋远虑固非一端。至于今日各处远年之册无多，而军民各籍大势不敢紊乱者，诚惧册籍之独存于后湖也。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黄册底本存放在南京，各地老百姓才没法买通官员，改换户口。用明清史学家韦庆远的说法，黄册就是全国百姓的“紧箍咒”、“捆仙索”，是足以致每家每户于死命的最后王牌。

　　实行黄册制度的第二个目的，是防止百姓随便迁徙。朱元璋想把全国人民都变成植物，不但不许随便改变职业，也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

　　把人植物化只是朱元璋一个人美好的梦想。人毕竟是拥有双腿的动物，走亲访友，外出经商的权利实在无法剥夺。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办事怎么办？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介绍信”。如果需要出门，请你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给你开“介绍信”，或者叫“通行证”，用当时的话来讲，叫作“路引”。朱元璋规定，全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办理通行证。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通行证。

　　朱元璋教导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细检查他的通行证，看看他的穿着打扮，行动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证上写的职业相同。”如果不带通行证出门，要受到严惩：“凡没有通行证私自出门者，打八十棍。经过关口不走正门，过河不由法定渡口而过的，打九十棍，偷越国境的，处绞刑。”

　　如果某地发生灾荒，人们跑到外地要饭谋生，即使成功偷越了关卡，也会在造黄册时被发现，“所在有司，必须穷究所逃去处，移文勾取赴官，依律问罪”（《明会典》卷二十，黄册）。

　　也就是说“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问你的罪”。官府会要求你报出自己的户口信息，和本地直至南京黄册库中的信息进行核对，这样，你想谎报户口，随便到其他地方落户的企图就落空了，都要被押送回原籍，继续入黄册。人本来是土地的主人，但是朱元璋却使土地成为农民的主人。全国农民都变成土地的附属物。

　　黄册制度的第三个作用是保证赋税。黄册与今天户口制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光是用来记录人口信息，还要记载这一家的产业，用以确定应该承担多少赋役。因此，黄册既有人称为户籍黄册，又有人称之为赋役黄册。配合人口制度，朱元璋又建立起全国土地登记制度，每家每户的土地有几亩几块，每一块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写得清清楚楚，全国一家不漏。下面是一块地的土地产权证登记内容：

　　土名：李树园，地一分四厘。

　　地属二十都四图三甲，程九龙。

　　东至方良珊田，西至张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联，北至方良珊田。

　　历代王朝后期都会出现一种社会情形，就是豪强地主贵族等势力之家，招收人口，隐瞒土地，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黄册制度可以有效防止普通百姓寄名到大户人家逃税。同时，豪家大户通过种种手段逃避税赋，将负担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由此造成两极分化越来越激烈，最终会吞没这个王朝。黄册制度也可以把这一现象压制在最低范围。因此嘉靖年间有官员说：

　　国家之急务，莫先于恤民。恤民之实，在平赋役而已。赋役之平，在慎攒造（黄册）而已矣。故册籍之造弗慎，赋役之派弗均，奸豪得计，民弱受害，国计之亏缩，民生之凋疲，恒必由之。（万文彩《为申严赋役黄册事例以杜奸弊题本》，《后湖志》卷十）这些话确实说出了朱元璋的心声。可以说，没有黄册制度，朱元璋大移民、大土改、平均土地及财产的成果就无法保持。

　　如此重要的资料存放在何处，朱元璋当然也花了不少心思。之所以最后定于玄武湖，是因为它水面阔大，湖内有数个岛屿。对于玄武湖优越的天然条件，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杨廉曾这样分析：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黄册于后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诸司庶各类多随藏以北，独后湖之藏不动如故。祖宗深谋远虑，灼见于此，故都可迁而藏册之所不可改。

　　不然，辇觳之下，如顺天畿辅之近，如真（定）保定之类，何为而不之京师，而之南京？盖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由是而库于其上，由是而册于其间，诚天造而地设也。其为图籍万年之计，殆无逾于此矣。（杨廉《后湖志》序）很明显，朱元璋认为后湖这样环水隔岸的条件，是用来建设档案馆最理想的环境。建库于湖中心，一方面，可以防火，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安全。这一看法得到了朝廷上下的认同，事实上，后来朱棣北迁以后，明王朝的中央国家机关北迁，然而却单独把黄册库留在南京，这更加突出了玄武湖地理条件之优越了。

里甲制度：“二流子”们的紧箍咒

　　正经过日子的农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到了城里，最害怕的则是地痞流氓。作为一个从小家教严格的标准农民，朱元璋虽然曾混迹江湖，本性里对游手好闲之徒却有一种强烈的厌恶。

　　对于那些纵情玩乐的“败家子”，他从来都看不惯。

　　翻阅史料，偶然见到了朱元璋接见功臣子弟时的一篇讲话，录其片断，从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态度：

　　男子汉家，学便学似父亲样做一个人，休要歪歪搭搭的过了一世。

　　你每（们）趁我在这里，年年来叩头。你每（们）还是挨年这歇来（方言，即“每年到这来”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纪少，莫要学那等泼皮的顽……你每这几个也年纪小哩，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

　　有一次，朱元璋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他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更是异常痛恨，曾颁旨大加惩罚：

　　“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臾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又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游民们的可怕。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游民牵头，他们有农民们所没有的胆量、野心和社会活动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活动，因此，在天下大乱之时，往往成了燎原的星火。因此，登基之后，他把消灭游民作为控制社会的关键。

　　他规定，每个人都要从事固定的职业，社会上不许存无业之人。

　　他在《大诰续编·再明游食第六》中说：

　　再次申明不许不务正业，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职业。我这个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邻人、里甲，对这些不务正业者，要告诫训诲，让他们立刻找活干……一月之间，仍然不务正业的，四邻和里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们送赴京来，为民除患。如果不拿，这样的人，非在官府帮闲做坏事，就在乡里当盗贼……是诰一出，四邻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坏事，案发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的示不虚！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个一个单位，变成“单位人”、“固定人”，每个人只有依靠单位才能生存，才能领到工资、口粮。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机器所控制。

　　朱元璋在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前五百多年，即已把传统的“里甲”制度强化成了镶嵌式的社会控制体系，用“里甲”这张大网对全国人民进行了网格化固定。他规定，全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归属的“单位”。

　　朱元璋的里甲制虽然是由历代沿袭而来，其严密程度却大大超越历代。

　　他规定，“里甲”的首领有组织一里之内生产生活的权力。一里之内的居民，都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每家每户都要互相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罪，全体倒霉。他发布《大诰》说，一里之内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况：

　　要知道这家几口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比如，读书的，要知道他的教师和同学分别是谁，是上县学还是州学，要一清二楚。当教师的，邻里一定要掌握他的学生们的情况，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这些人。

　　务农的，每天从炕头到地头，天天出来进去，邻里都看得见，这个情况就好掌握了。

　　做工匠的，邻里们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证，掌握他到哪去做工了，一般到远处做大活儿，在外呆的时间可以长些，在附近做小活，应该不久就会回家，邻里要密切掌握这些情况。

　　经商的，有做大买卖的，有做小买卖的，有走得远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去都有通行证可以检验，回来的期限就不必严格限定了。不过邻里也要勤打听点，如果一年到头也没有个信，两年还没回来，邻里就要到这个人家里去问问缘故。（《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之所以要如此严密地掌握邻里情况，是为了一发现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汇报给官府。“一里之中，如果发现了强盗小偷，逃出军队的人，逃归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规矩胡乱生事的人，里长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里的人抓来送到官府里去，如果不这样办，严惩不贷。”

　　在这样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游手好闲之人当然没有了生存空间。朱元璋重申：“一里之间，如果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里长们坐视不管，邻居亲戚也不抓他送官，那么这个游手好闲的人处死，里长们还有他的邻居亲戚们都流放到边疆！”

　　里甲制度如同一个个牢笼，使天下人“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浪儿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当然要防止第二个朱元璋出现。

户籍制度的前世今生

　　在诸多“中国特色”中，户籍制度是浓重的一笔。

　　举目当今世界各国，没有其他国家有中国这样严厉、周密的户籍制度。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二元结构的封闭式户籍管理模式构成了世界罕见的铜墙铁壁，曾经把人牢牢束缚在户口所在地上。离开了户口本，一个人无法领到口粮，也无法找到工作。即使在户口制度已经大大松动的今天，办理户口的程序也依然严格而复杂。除了毕业分配和人员调动等少数情况外，一般外来从业人员很难获得所在城市的户籍。

　　在大多数国家，公民有在自己的国家内任意迁徙的自由，并不需要公安部门的同意。农民在城里找了份工作或者买了间房，搬家进城，立刻就成城里人，并不需要办什么“农转非”。同样，公民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也不需要办理什么迁转手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多数国家，一切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并没有“城里人”、“乡下人”，“本市户口”、“外地户口”的区别。

　　同样，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公安部门并无权掌握公民个人的详尽信息，也不靠户口来管理社会治安。比如在加拿大，唯一与户口本类似的证件——出生证是由医院出具，并可保留复印件，原件由个人保存。而中国的户口由公安部门开具，并保留在该部门。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户籍制度仍具有其他国家户籍制度所没有的一系列特点：社会分割性、二元强化性、等级性、世袭性、超稳定性和功能多元性等基本特征。

　　在大明王朝的户口体系里，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户口有官员、普通民籍和贱籍之分。有些人生来可以享受特殊待遇，有些人生来则受歧视。比如官员人家可以享有优先做官（荫补）的特权以及减免税收的资格，而军户、乐户和丐户等被列为贱籍。这种等级分明的精神仍然活在当今中国，只不过被简化成了两大等级：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在明代，户口的最主要功能是为了治安，所以要互知丁业。对比之下，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样是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笼罩了一切社会成员的社会治安网络。今天的街道基本复制了里甲的功能，派出所掌握着辖区里所有的“丁”、“业”情况，以备政府掌握。

　　传统与现代，在当今中国的各个层次交错重叠。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扫荡掉古老民居。但是，这仅仅是表象。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可怕地静静旋转。

不许官员下乡

　　社会底层已经被均匀而严密的大网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对准了这张里甲之网控制范围之外的阶层：官员。

　　中国传统的官僚阶层有着矛盾的个性。一方面，他们惰性强烈，缺乏责任心、事业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敷衍塞责、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富进取心和创造力，为了升官和发财，削尖脑袋，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皇帝的监视稍有放松，他们就会创造出无数贪污枉法的新招来。

　　而大明王朝官员的这种二重性最为突出，原因在于官员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员一直享有很大的权力以及种种优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官员则是股东和高级雇员，公司的前途和发展关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员们的责任心比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权力全部收归己有，官员只剩下执行命令和跑腿一种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级奴隶。这些高级奴隶们没有自主思维和创造的权力，也缺乏创造热情，对公司的前途和命运更是漠不关心。与此同时，他们的多余精力势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面，在以权谋私的活动中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为了管好这些高级奴仆，朱元璋费尽了苦心。他用规章制度捆住官员们的手脚，令他们只能在他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生怕地方官们办事不细心或者不尽心，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作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

　　比如对“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何者情节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旁边严密监视。对于京官，他则制定了《六部职掌》，把每个部每个司每个科所有大小官员的岗位职责制定得明明白白，连每个月用多少墨水钱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他们进行精细化管理。

　　针对官员们强烈的贪腐热情，朱元璋制定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反贪污法令。他严禁官员们公余出去“潇洒”，规定“官吏嫖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不得再当官”。对官员们的限制性规定的琐碎苛刻，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比如他规定，官员出差时，不能用公车运送私人财物：“因公出差，按级别可以坐官马、公车、用官驼等者，除了随身的衣物外，携带的私人物品不得超过十斤。违者，超过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棍为止。坐船的可以多带些，但也不得超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棍为止。家人随从者，都不许坐公车。如果谁贪小便宜，求官员帮他带私物的，这个人与官员同罪，所寄之物没收。”

　　与现在鼓励官员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相反，朱元璋做了一个奇怪的规定：

　　不许官员们下乡。农民的经历，使朱元璋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乡来的官员，都是来大吃大喝、搜刮扰民的。当上皇帝后他说：“我在民间时，亲身体验到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所以他规定，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官衙里，不许去体查什么民情。如果官员胆敢下乡，百姓见了可以捉了送到京师，由他亲自处死。

　　这条规定把官员捆在了官府里，与把百姓捆在土地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朱元璋条条绳索的捆缚下，官员们的主动性、自由度被压缩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一个字也不许改”的《明皇祖训》

　　朱元璋精心编织蛛网，当然是为了网住所有臣民，以供皇族享用。然而，他织网织得太顺手，一不小心，他不仅把平民、官员网了进去，甚至把子孙皇族也牢牢网住了。

　　朱元璋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的、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因为除了天子的监督、审查以外，就没有其他合法权力或者机关的存在。政府官吏的尽职，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良知或者他们自己的荣誉心，而是一种外界的命令和严厉的制裁，政府就靠这个来维持它自己。”

　　这就是专制政体的弱点：所谓“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朱元璋当然意识到了他创造的这一体制的弱点。他时时刻刻担心他的后代们丧失了责任心，胡作非为，导致他设计的国家机器的运转陷入混乱，如果那样，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朱元璋不仅仅要决定他生时的帝国面貌，他还要预先设定好他死后每个接班人的行动轨迹。

　　因此，他花了整整六年时间，七次删改，写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训》的书，专门献给他亲爱的子孙们。

　　在序中，他这样告诫他的后代们：

　　你们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世故。而我幼而孤贫，长大了又值兵乱，二十四岁就当兵，头三年是小兵，后来一步步上升，这个过程中我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年，终于一统天下。所以，人情世故，人之情伪，我深有研究。

　　群雄都是天下最强悍诡诈的人物，最难制御，我已经都制服了。老百姓在兵荒马乱中变得越来越奸猾，最难统治，我也已经治得服服帖帖了。未建国前，我就开始制定统御天下的法律规章，十多年间，不断修改，务期详尽，现在都已经出台了。颁布之后，效果不错。

　　现在，我又做这《皇明祖训》，作为我们家的家法。我把草稿贴在西厢房里，每天早上晚上阅读、修改，以求万无一失，首尾六年时间，大改了七回，这才定下，真不容易啊！不过有了这个东西，你们做皇帝就好做啦！

　　凡我子孙，都要严格服从我的这个详细规定，不许自作聪明，违反我这个成法。一个字也不许改！如果你们果然听话，那么咱们老朱家的天下一定会千秋万代！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字也不许改”的东西都有些什么内容。

　　在这本书里，朱元璋详细规定了从皇帝到亲王的行为准则。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生活细节。规定之详尽繁琐，让人难以想象。

　　治国行政的大原则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仅仅引用几个小细节，来看看朱元璋为后代考虑得周密到了什么程度。开宗名义第一章是安全第一：

　　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时，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

　　作为仁慈的父祖，连子孙后代如何吃饭，哪顿饭多吃哪顿饭少吃，他都想得周周详详：

　　当了皇帝住在宫里，每天要早起晚睡，酒要少饮，饭要按时吃！午后不许吃得太饱！（如果是外出在路上可以不受此条限制。）其他各章也有诸多注意事项。比如，如果宫内女子生病，只能在白天找大夫，夜晚不管多急的病，只能挺着。请大夫时，须要监官、门官、局官各一人，太监三人，老妇二人，陪医生一起进宫。如果这些人不陪，只叫老妇陪着进宫，则很容易发生危险之事，官员都要斩首，太监、大夫、老妇都要凌迟处死。

　　再有，他亲自规定亲王出行时，都要带些什么东西：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二把……看了这些规定，你会明白为什么朱元璋想了六年，改了七次吧。看看，做朱元璋的子孙多么享福，出生时几乎不用携带大脑。三百多年里，大明王朝基本上是按照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模式来运转，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制，几乎没给后任皇帝留下任何权力运用上的自由。没有紧急的事情，皇帝不得出紫禁城一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几乎都有固定的日程。

　　对亲王们来说，这种幸福更是难以忍受。因为不断有亲王作乱，后代皇帝继承太祖精神，不断强化对亲王的规定，使明代中后期的亲王，几乎变成了囚犯。这些原本被认为帝国内最幸福的人，在生活自由方面连普通百姓也不如。皇族只许安坐享福，不许从事任何职业。亲王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儿，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

　　《明史·诸王传》赞语评论说有明诸藩……徒有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朱元璋的幸福观

　　当然，朱元璋绝对不会同意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绝不认为自己的形象是这样的恐怖、丑恶。相反，在他手中那面东方式的铜镜里，他看到自己既威严又仁慈，像一个充满智慧的老爷爷。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朱元璋如此强横地限制、剥夺社会其他成员的自由，无疑是野蛮、荒谬和无理的。他有什么权力像关家畜一样把人们关起来？有什么权力可以限制老百姓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迁徙？

　　朱元璋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天下百姓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赐予的。他是老百姓的再生父母，因而有权对他们进行任何处置。

　　洪武初年，因为缺乏干部，朱元璋四处征召读书人出来做官。贵溪县读书人夏伯启叔侄二人也在征召之列。这两个人怀念故国，不愿在新朝为官，遂斩去左手大指，以明不愿出仕之志。朱元璋闻听，勃然大怒，立命把二人捆赴京师，在皇宫里亲自对他们二人讲了一通道理，说明为什么不为他服务是极端错误的。

　　朱元璋的这篇讲话详细地记载在《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让我们奇文共赏，看看朱元璋的逻辑：

　　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名，各自截去左手大指。我命人拿赴京师，亲自审问之，问他：“昔世乱之时，汝居于何处？”对曰：

　　“红巾造反时，我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曰：“你带着家小一起逃的吗？”对曰：“奉父亲一起逃走。”曰：“既奉尔父行，上高山峻岭，下深沟陡涧。还用手扶持乎？”曰；“扶持。”曰：“后来居何处？”曰：“红巾张元帅守信州时，伯启归还家乡。”曰：“再后来又何如？”曰：“教学为生至今。”

　　通过启发式的问话，朱元璋让夏伯启把他在元时四处奔逃的悲惨与现在的安居乐业作了对比。接着，他掉弄书袋，讲了一通他取天下有道的道理：

　　朕知伯启心怀忿怒，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意对伯启说：“上古自伏羲至于黄帝，少昊至于颛顼、高辛，无文可考。知大概者，尧禅舜，舜禅禹，禹传家，汤放桀，武王伐纣。自此秦、汉至于隋、唐、宋、元，天更其运作者，非一帝尔。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一家一姓，不可能千年万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子孙不能一直奉天勤民，所以不称天心。”

　　讲完这个道理，他又问夏伯启什么叫再生父母？没等夏伯启回答，他自己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释起来：

　　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其保全性命，全在于人君。

　　何谓再生父母？人遇大难将死之时，被人救下，救他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他的再生父母。

　　什么叫遇大难？或路逢强盗，或坐在家里突遭横祸，或仇人暴徒来侵害，或者路逢虎狼，堕于水火。在此之时，有人救你，是谓再生父母。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命于此际本绝矣，自此而复生，命若初生矣，所以常云再生父母。

　　用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方式，朱元璋告诉夏伯启，自己就是夏伯启的再生父母，因为是他把夏伯启从战乱中拯救出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如今你们叔侄二人不能效伯夷、叔齐，去指以食栗，教学以为生，安然生活，不忧凌暴，家里财产不怕被人抢走，你靠的是什么？”

　　伯启俯首默然。噫！朕谓伯启曰：“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抢，靠的是君主啊！是君主给你提供了社会治安！君主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

　　朱元璋自己说，一席话讲得夏伯启心悦诚服，以至于被他判处死刑时也毫无怨言，反而感觉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幸福。我对伯启说：“现在我判你死罪，枭首，抄没家财，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听了这些话，伯启无以对，默默受死而去……其伯启虽死，默然而无恨。

　　在朱元璋看来，天下百姓都是依赖他的阳光雨露才得以生存，因此，他有权对天下人生杀予夺。为了让天下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宣讲，在《大诰》的另一章里，他反驳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说：

　　“有人说：‘皇上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养的，怎么能说皇上养活老百姓呢，应该说是老百姓养活皇上。’愚民们，你们不知道，说皇上养活你们，是因为他教育你们，给你们制定纪律，要不然你们小的不听老的，富的欺负穷的，谁都不得安生。”

　　所以，他对百姓们不感激自己颇为不满，在《大诰·民知福不报》中愤愤地说：“你们吃我的，喝我的，有的百姓却对我不知报答，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

　　所以，他对天下人行凶作恶时那么理直气壮。有一次，他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

　　朱元璋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居民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真叫人活活气煞。”

　　甚至对于大臣，对于自己册封的公侯贵族，他也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些人也不过是他手里的工具，一不高兴，他就可以喝令身边的武士把任何一个大臣按在宫殿地上，拉下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屁股。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诸如勋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书薛祥等许多高级官僚都在皇宫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和我们的看法相反，朱元璋并不认为他牢笼人民，是侵犯了人民的权利，妨碍了人民的幸福。相反，他认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他一家一姓的利益，也是为了促进百姓们的幸福。所以，他在分泌出一条条蛛丝时，心中一点也没有内疚感，相反，却充满了为国家为民族忘我工作的自豪感。

　　之所以他的结论与我们如此截然相反，是因为朱元璋以自己的幸福观出发来理解全国人民的幸福观。

　　朱元璋从来不认为“自由”是一个人的生活中所必需的。从一个贫农的视角出发，他认为“幸福”就是吃饱穿暖，再进一步，就是吃肉穿绸。除此之外，他想象不到，人还有别的需求。至于被管理得严一点，他认为这不但不妨碍幸福，反而增进了人们的安全感。

　　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怎么样用自己和语言来表述他的幸福观：

　　淮安卫指挥储钦受贿被朱元璋严惩。朱说：“看来今日他们这样遭贬呵，何不当初依本分，守着本等职事，好房子下坐着，关着俸米吃着，却不快活么道！他却务要这般撒泼做呵，不知他们心里果然是如何？”（《大诰武臣·储钦等擅收军役第七》）千户郭成，为了贪财，放了罪犯，“却将一个千户的名分弄坏了，有这等薄福的小人”。（《监工卖囚第二十六》）在《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

　　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乐莫大焉。

　　在贫民朱元璋看来，在好房子下坐着，吃国库粮（关着俸米吃着），不用干活，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

　　所以，朱元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过度干涉帝国其他成员的生活是妨碍了他们的幸福，他绝不会认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不自由是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前提”。在朱元璋眼里，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十分仁慈的君主。历史上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关心治下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几个皇帝为了抓社会治安像他这样殚精竭虑？赐予人民生存权和温饱权就已经足够，至于什么个性、思想、自由的价值，人的生命尊严，他那个农民的头脑里，连想都没有想过。

　　所以，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朱元璋制造出来的不但不是什么木乃伊，甚至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明代及清初的历史学家则这样称颂朱“祸本乱阶，防维略尽。至于著律令，定典礼，置百官，立宗庙，设军卫，建学校，无不损益质文，斟酌美备。”“观其官制、典礼、律令、宝训、女诫、卧碑、木铎、祖训，大言炎炎，至文郁郁，义监二代，法备三千，共贯同条，金声玉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在明代之后，清朝统治者更是对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赞赏不已。

　　顺治帝亲政后，时往内院与大学士等议论文史。一次，他问范文程等：

　　“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范文程等回答说：“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顺治帝说：

　　“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明孝陵今存一碑，为康熙手书“治隆唐宋”四个大字，意思是夸明太祖治国好过了唐宋。

　　正因为此，清朝基本上把朱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并通过设军机处等小调整，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备。从这个角度说，朱元璋不止开创了三百年大明基业，连大清王朝也基本上是他政治思维的产物。

　　所以，朱元璋去世虽然六百年了，但是他规定的监狱制度却一直到清末都牢笼着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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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黄册乃是登记天下人口和土地的档案，其中登记人口及其财产状况的叫黄册，绘制全国土地田亩的叫鱼鳞册，因套用黄色封面，故总称“黄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