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细致地考察它们在1800年之后的发展，就需要对于整个时代进行一番全面的描述：因为正如此前几个世纪，这一时期性观念的演化反映了文化整体特征的嬗变。我在此的目标则更为谨慎。现代的性史研究很少考虑1800年之前的世界，而它们对于19和20世纪之特征的描述又莫衷一是——近期一部权威的维多利亚时代风俗史，论证了19世纪私人生活中的感官享受，而另一本著作则强调当时普遍的“反感官享受”。1本书最后的结语部分正是要解释，现代的性世界中最显著的特征与矛盾是如何由书中所描述的历史进程所导出的。

基本而言，1800年之后的性观念沿着两条相反的路径演化。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对于各种形式之性行为的控制仍在持续，甚至更为加剧。虽然公共惩罚的机制大体上被弃置，但其理想仍然留存。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如我们所见，它蕴藏于全新的启蒙思维方式之中，这种思维方式并未抛弃正当与不正当之性行为的区分，只不过重新对此定义。在18世纪，中等与上等阶层异性恋的男性，享有着越来越大的“自然的”性自由，而与此同时，被定义为“不自然的”或反社会的性行为，则遭受着日益严厉的压制。在19世纪，性科学的话语开始占据权威地位，但它们也往往被用来论证女性欲望、同性恋或底层的性自由之不堪。类似于“社会净化”的理想，在女权主义以及其他延伸至20世纪的进步论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现代的思维方式未必会带来更大的自由，至少并非对所有人皆然。

无论如何，所有人也并非都认同此种思维方式。1800年前后的数十年间，出现了一股激烈抵制启蒙运动所谓之放纵原则与实践的热潮。其原因有多种，绝不仅仅在于反感纵欲。最显著的原因就是当时纷至沓来的政治危机，首先是英国失去了北美殖民地，继之而来的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令人恐惧的大灾难，而其顶峰则是英国的旧制度为了存续，与国内外激进主义所展开的绝望战争。这一时期同样令人不安的还有空前的人口与经济变局：人口进一步激增（从1700年的约五百万人增至19世纪50年代的约两千万人），工商业经济一日千里，都市生活迅猛扩张，大面积贫困比比皆是。

在这一国力衰落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之下，宗教信仰与社会保守主义的重要性开始广泛地被重新确认：只有返回根基，国家才能归于正途。这一观念部分激发了当时席卷英国与北美的宗教复兴热潮，以及思想界的反启蒙趋势。基督教与保守派评论家常将性自由的泛滥视为一种更广泛的文化病症的核心表征，而重申道德原则就成为了文化复兴的第一要务。“对于堕落、放荡与邪恶之时代的描述，没有什么”比为婚外性行为辩解显得更典型，保皇党作家约翰·鲍尔斯在1800年强调，但“这一描述不幸适用于我们的时代，无法找到比这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人类之极端与普遍的堕落”。大约同一时期，善于制造恐慌的《反雅各宾评论》警告道，在普通人中间，

其本性之放荡，自身是如此可憎，后果又是如此可怕，对于个体与社会皆如此，但它在近些年内不断膨胀，已经达到了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下层社会中的通奸与姘居满目皆是，而这些罪人很少做礼拜，极少被惩罚，以致更化的希望简直遥遥无期——我们怎能期盼一个民众如此堕落的国家可以繁荣强盛！

此类观点早在18世纪中期就催生出早期的循道卫理运动：其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正是18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复建的伦敦易俗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从18世纪80年代起，因为福音复兴运动在英国国教内部获得了确立，它引发了一场更加有力、深入与持久的国家道德改革运动。这同样是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之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的一项终身志业，他在其中感受到了神意的召唤。他在1787年的日记中写道，“全能的上帝在我面前设定了两个重大的目标，抑制奴隶贸易与移风易俗”，而在其灵魂觉醒后不久，就立即投入工作，并且一往无前。从这股保守潮流之中，产生出再教育底层人群的主日学校运动（始于18世纪80年代）这类慈善举措，与更具惩戒意味的惩恶会，以及对于上层社会放荡风习的不断抨击。支持这一切的是一股重新确立正统基督教价值与准则的宣传热潮，例如由此运动的主要出版家汉娜·摩尔为圣教书会所大量制作的售价低廉的教化手册。

你看过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论》吗？1792年霍勒斯·沃波尔向摩尔夫人戏问道。当然没有，她答道：“这个标题包含着某些虚妄与荒谬的东西。”但当她阅读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遗作小说《玛丽亚》后，她对其中所宣扬的当代婚姻法有失正义及“通奸正当”的观点大发雷霆。“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她告诉自己的读者，“这种邪恶的原则尚未在生活中大行其道，是非对错的区分依然清晰而明确”——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它们。正是在此种语境之下，牧师罗伯特·马尔萨斯撰写了有关人口问题之极为保守且影响深远的大量著作。在正统与官方的评论者眼中，他的理论似乎提供了一种科学化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以此证明如果没有“道德约束”（即只允许婚内性行为），人口灾难与国家衰退在所难免。

所有这一切趋势的最终后果可以通过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英裔美国社会道德基调的变化清晰显现出来。在19世纪20年代，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近几十年来社会风气日趋良善，性乱之风得到了遏制（尽管这种风习是仅被限制于地下，抑或确实有所减弱，他们对此莫衷一是）。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登基即位被视为强化了这一趋势，而非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如今许多历史学家都同意此种“维多利亚时代”严格约束性自由与抑制各种感官享受的朝纲一直延续至1901年——事实上，其作为西方性文化的典型特征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此种观点如此盛行，以至于婚姻内部的性关系也发生了悄然改变。例如在1800年至1920年，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分娩率降低了50%或更多。这是一个持久的变化，并且它看上去并非主要由任何生育控制的措施所造成，而是由于各种性节制的方法广泛应用于关系稳定的男女——禁欲、限制做爱、体外射精（只有从20世纪中叶开始，人工避孕手段才开始逐渐兴起，到现在已成为主流，这提供了更大的性自由，同时不会让生育率攀升）。

这种对于戒律的重新强调有个关键组成部分，即对于女人的去性欲化。本书曾试图解释这一趋势在18世纪的发端，但其全面发展则要等到19和20世纪。对于所有阶层的女性而言，性无知与性被动都逐渐被视作妇道尊严与异性恋爱的关键要素。这不仅是一种男性特有的理想，多数女性自身对此深为认同，并以这种标准看待他人。这也不仅仅适用于处女。正如最近有关20世纪之性生活的口述史所生动表明的，即使女性在夫妻生活中变得主动时，依然认同这一原则——而这作为一种轨范，一直持续至20世纪晚期。男人则相反，他应当采取主动，通晓性事，并懂得好女人并非一定很享受性爱。这种双重标准在公开场合随处可见，并且毫无掩饰。直到1991年，英国法律才正式确认了婚内强奸的概念。

在英国的语境中同样重要的，乃是社会层面的双重标准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从19世纪开始，至20世纪，对工人阶级管理、控制与强行提高性道德成为了中层与上层的政治家、评论家与社会改革家的一项要务。与性别一样（以及殖民地中的种族），阶级成为了性经验中一个他者的关键标签，它既可能使人着迷，也可能使人反感。我们可以在无数私人生活之中看到其影响。它使得无数有产阶级的男男女女愈发迷恋于妓女的生平与人格，它更普遍地展现出维多利亚时代与爱德华时代社会调查者的窥阴癖，并且它时时刻刻都充斥于都市男女的生活交际之中。在一件关于伦敦的资料最详实的案例中，绅士阶层的公务员阿瑟·芒比（1828-1910），终其一生都在性上困扰于并记录下了当时传统的女性理想类型与充斥都市的强壮、肮脏、丑陋之工人阶级女性的身体之间所存在的紧张感。他不断地对她们观察、采访、速写、摄像、描述与归类，自身之权力与她们之堕落间的反差让他感到兴奋。他花了几十年时间追求一个女佣——汉娜·库尔维克，最终他们秘密地结为夫妇。但直到1909年去世，她一直与他若即若离，作为一个粗妇，她是他的用人——为了他，为了这个世界，她一遍又一遍地在各种私人与公众场合扮成一个低贱、顺从、无知与身体物化的女人。

相似的迷恋感以及财富与权力的跨阶级动力，刺激了男性间的同性行为。不论游荡在拥挤的商业街还是土耳其浴室，对许多富裕的男性而言，与某个“猛男”的秘密私通所带来的兴奋感，显然因为社会越轨的风险而变得更刺激。1953年，《流亡的心》（The Heart in Exile）——一部富于同情的关于伦敦同性恋生活的畅销小说——中的一个贵族角色，依依不舍地缅怀着日益消失的文化。“我们这样的人如今没那么多钱了”，他抱怨道，“工人阶层不再像过去一样尊重我们了”——而在之前，工人阶层的年轻男性

是有求必应吗？男孩接受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地位吗？他们喜欢我们，乃是因为我们不像女人那样花他们的钱。我认为我们过分宠爱了他们，而女孩子则并未如此。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养得起女人，如果他们不想要女人的话，还有足够的钱找别的乐子。

“我们不喜欢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另一个人则说道，“我们不想找任何同类，我是指受过教育的中产。事实上，我们要的正好相反。我们想要原始的、未开化的、粗暴的。”

异性恋者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也深深地染上了阶级观念的印记。医生、法学家与犯罪学家都试图理解同性恋的欲望，他们往往会对此做出区分：一种是成熟的体面人士怀有的更具爱意、更为自然的情欲；一种是工人阶层之中变态的乱交行为——这种行为，正如1949年一本名为《犯罪心理论》（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f Crime）的手册所斥，只不过是混合了“原始的性冲动与尝试一切性活动的兴趣”。

同样的双重标准也反映在人们对待同性卖淫的态度上。这乃是资产阶级男性之性自由的重要推动力，但亦造成了下层女性的永久沦落。毫不奇怪，此种偏见的阶级基础，在方方面面都引发了如此强烈的感觉。同样显著的还有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审查制度的特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及其后继者们，花费了很大气力来限制色情物品的公开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迫使色情图画、写作与信息潜入了地下，并对其传播实施监管；但这并未阻止更大量的色情制品秘密生产与流通。不少绅士搜集了很多这类制品，其实主要的顾虑乃是让这些淫秽物品远离女性与大众。1960年，企鹅出版集团因为出版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受到了起诉，首席检察官J.M.G.格里菲斯-琼斯（进入过伊顿、牛津以及冷溪卫队）的开场词呼应的正是此种观点。输掉审判后，他的议论被很多更倾向自由的评论者视为荒谬绝顶，而在早几十年，他的话不过是老生常谈。格里菲斯-琼斯强调：毋庸置疑，在当今“任何正经、高尚、优良与维多利亚式的人物不宜接近此书”，但陪审团主要考虑的应在于

扪心自问，当你通读此书，你会否同意自己年幼的儿子与女儿——因为女孩也能像男孩一样阅读——也来阅读它？你会把这本书搁在自己家中吗？你会希望自己的妻子或仆人也来阅读此书吗？

劳伦斯这部作品写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其主题正反映了英国人对于性与阶级的极大痴迷。

现代束缚性自由的最后一个关键特征，即是同性恋男子所遭受的日益频繁与严厉的法律及社会迫害。这一进程同样始于18世纪，但在1800年之后愈演愈烈，并同样以英国为最。在整个19世纪，每年针对鸡奸与同性行为都有数百桩指控与定罪。直到19世纪30年代，也常有英国人因为“肛交”而被处死：从1810年至1835年，有四十六名男子因此项罪名而被判处死刑。数以千计的人则被拉出去示众，或者因其不伦行径而被投入监狱。奥斯卡·王尔德1895年被投入监狱服两年劳役，只是最著名的例子罢了。比维多利亚时代这种严苛作法更引人注目的，乃是20世纪针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诉讼在数量上的剧烈攀升。在王尔德的时代，这类罪名只占所有关于个人罪行之指控的5%，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一数字飙升至20%以上——换言之，每年有几千桩。类似的剧变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全境。抑制同性恋，甚至根除它，乃是公共政策数十年以来的一个焦点所在。人们对于女同性恋显然不大在意，从未将其入刑。不过，同样显著的是，即便只是公开讨论女同性恋，也被视为一种对于道德的威胁。在1921年，议会否决了一项将女同性恋入刑的提案，部分原因在于，大家觉得没有必要让此种“极少数”女性的行为引起大部分“对此从未耳闻之人”的注意。同样，当拉德克里夫·霍尔倡导宽容女性“性倒错者”的小说《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于1928年面世后，立刻被视为“淫秽”与“变态”读物而遭到了禁止。

19和20世纪这种大规模抑制所谓反常性行为之做法的根源，乃是人们对于此类行为之看法的一种重要嬗变。这些行为不再被视为罪恶之举，而是逐渐被看作一种不正常人格的表征，其根源（不论先天还是后天）在当时成为了人们激辩的焦点。“自然”由于“不自然”的行为而以一种关于人格类型的病理学术语来表示——同性恋之“性倒错者”、“女性瘾者”、“犯罪女性”等等。正如我们所见，这种视角源自启蒙时期尝试以全新的科学方式来理解人性的企望，但在随后的数个世纪，它发展得愈发精细与有力，使得医学与生物学成为了在性与社会层面定义“自然”的决定因素[这是米歇尔·福柯《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一书的主要洞见之一，此书乃是20世纪后期研究对于这一问题最有影响的研究]。由此导致我们现代通过性认同而非性行为的方式来进行思考，以及我们热衷于对于给他人和自己贴上相应的标签。

因此在1800年之后，仍然存在各种重要手段监督性活动。虽然大部分针对男女性事的公共惩罚已被废弃，但“非自然”行为却面临着日益沉重的现实与精神压力。更普遍来说，重新得到强化的性约束的理想，对于社会主流观念与行为产生了一种深远影响。不过，在现代与前现代世界中的性体制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关键性差异。正如我们所见，如今的性事务总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分野何在。对于主要政府机构而言，公开监督只是一种次等手段，现代强化戒律的举措要分散与细碎得多。总体而言，性戒律的支配地位已经远不如从前，并且与其他生活方式与观念之间的张力日益增强。

其结果造成了一种性文化，既分裂于又依赖于一系列悖论与虚伪——这有时候被称为“维多利亚式妥协”，虽然其根本特征一直延续至20世纪晚期。正是在其中，性事务一方面被持续地剖析、探讨与宣传，另一方面又被认为应当远离公众的视线。在这种文化中，什么是正常与正当的行为与知识，主要得视阶层与性别的状况而定；而其中的越轨行为也就变得极富性意味。与此同时，这种文化寻找着道德原则的根基，试图越来越精确地区分公私领域，因此同一种行为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对待，这取决于其曝光的程度。正如19和20世纪的政治史所示，男性的婚外性行为得到了普遍的默许；但如果他们的行为成为公共事件，则会受到激烈谴责。

这种矛盾的集合可以解释为何学术界对于维多利亚时代与20世纪早期性文化的特征会有如此歧异的见解。我们很容易发现富裕人士沉迷于性自由中，也不难得知妓女大量存在。基于这类论据，有些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性生活的早期（并且是男性）历史学家热衷于强调其肉体享乐的一面。更晚近与更倾向女权主义的学者则与此相反，他们倾向于再次断言女性在社会教化中所遭受的性压抑，而男性的情况则要好一些。

再以阿瑟·芒比与汉娜·库尔维克为例。芒比对于女性的任何看法都或隐或显与性有关。他总是对她们的身体充满兴趣。这两个人曾彼此亲吻，也曾当着对方的面一丝不挂。但在他们共处的半个世纪中，他们似乎从未发生过性交。他们这种关系无疑极为罕见，但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说明维多利亚时代性迷恋与性约束之间的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