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诸多世界第一中，有一个很有意思：他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诗人。他一生作诗41863首，而《全唐诗》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000余首。乾隆寿命89岁，折合成天是32000多天，除去童年，能用来写诗的不到30000天，平均每天写诗超过一首。世界第一，当之无愧。

　　一 长恨歌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乾隆作诗，确实“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有时一天可以写十几首。比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游览昆明湖，他不到一小时就写了8首诗，平均7分钟一首。他专门写了一首诗记载这个小小纪录的出现：“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御制诗二集》）然而艺术作品的质与量往往成反比，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诗，从自来水管里一拧就出来的，只能是自来水。由于平均每天写两首诗，乾隆皇帝一生的大部分诗作不过是“分行的日记”，随手记心情、记风景、记事件而已。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中有这样一个片断：乾隆率大臣们游园，诗兴大发，顺口吟道：“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吟到这里，突然卡壳了。幸好刘罗锅在侧，继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才完成了一首御制诗。事虽夸张，却惟妙惟肖地摹写出乾隆许多“御制诗”的“创作”过程。事实上，为了记日记方便，乾隆皇帝什么时间都可以写诗，什么事都可以入诗，为了押韵对称，任意增词减字，创作出了不少中国诗歌史上最没有诗味的“诗歌”。比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曾经写下了这样一首一般人无法读懂的“诗”：

　　阁报例应隔日至，均称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谓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头两句，对历史特别熟悉的读者也许能猜出大概意思：在巡幸路上，内阁每隔一天送给皇帝一次阁报，通报国家大事小情。今天的阁报上说，十八日北京下了二寸的雨。可是后两句如果不看诗注，任您知识多么渊博，也不可能读懂：过几小时，皇帝又接到了河北地方官的报告，说十九日河北下了四寸的雨。北京所报是十八日的事情，看来当时他们还不知道第二天的雨势更加喜人啊！

　　当然，任何事情总归会有例外，在写作四万多首平庸作品的过程中，乾隆皇帝也捎带着写出了一些情真意切的感人之作。不过，这些作品大多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悼亡”。比如下面一首：

　　其来不告去无词，两字平安报我知。

　　只有叮咛思圣母，更教顾复惜诸儿。

　　醒看泪雨犹沾枕，静觉悲风乍拂帷。

　　似昔慧贤曾入梦，尚余慰者到今谁？（《御制诗二集》）

　　一个独眠之夜，皇帝突然梦到了死去的妻子。悄然而来，蓦然而去，只是告诉皇帝，她在那个世界里过得很平安，嘱咐皇帝不要惦记。除此之外，就是打听婆婆和孩子的情况，叮咛他用心照料。一觉醒来，皇帝已经泪透枕巾，只听到风吹帷幔的声音，更衬托出子夜宫殿的寂寞悲凉。皇帝不禁悲问：当初慧贤皇妃去世后也曾入我梦，不过好在梦中哭醒后，还有你在身边温柔地劝慰。如今，再也没有你这样的人可以安慰我，我只能一个人在漫漫长夜承担痛苦……

　　这首哀婉动人的诗，真切朴实，不输于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其中透露的情味，更像是愚夫愚妇相濡以沫的平淡至真，而不像拥有三千粉黛的皇帝所作。这首诗证明，乾隆确系一深情之人。

　　这首诗，就是写给他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的。

　　爱情是突如其来的。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心中未来的继承人弘历虚岁已满17。如果生活在今天，不过是高二的学生，然而在清代，这正是皇子结婚的最佳年龄。为弘历选妃，其实就是为大清挑选未来的皇后，雍正煞费苦心。

　　理所当然，新娘出身名门。她比乾隆小一岁，姓富察氏，在汉语里又被译作“傅察”“富尔察”，女真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有清一代，这个姓氏名臣辈出，为清王朝的建立和繁荣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富察氏的远祖旺吉努追随努尔哈赤，在统一战争中颇有战绩，曾祖哈什屯是顺治皇帝的亲近大臣，深得皇帝信任。祖父米思翰在康熙朝主掌一朝财政，父辈兄弟四人皆身居高位：二伯父马齐一度是康熙朝最有权势的满族大臣，大伯父马斯喀也曾任平北大将军，屡立战功。只有官至察哈尔总管的父亲李荣保在兄弟当中官位最低。

　　至于富察氏本人，郎世宁为她所绘的油画大像存留至今。从画像上我们可以看到，她皮肤白皙，目光清澈，算不上妖艳夺目的国色天香，可称得上平正端凝的中上之姿。画像上的她神态温婉平和，毫无张扬骄矜之气，显示出良好的风度和修养。

　　她独一无二，仅仅是因为她是第一个。第一次永远是最美好的，它不可复制。即使富察氏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然而由于她与乾隆携手经历了人生的那么多新鲜，她也注定会成为乾隆心中的唯一，永远无人可以取代。就像小王子的那朵花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事实上她处于五千株和她一模一样的花儿之中。原因就是因为她是他的第一朵：“她比你们所有的花总合起来还要重要得多。因为我给她浇水。因为我把她罩在玻璃罩子里面。因为我用屏风把她保护起来。因为我是为了她才杀死那些毛毛虫的。因为是我在谛听她倾诉哀愁，或是自夸自赞，或是有时甚至一声不吭。因为她是我的玫瑰。”（《小王子》）

　　更何况，富察氏绝非一个平凡的女子。她是草丛中的玫瑰，鸡群中的凤凰，她的出类拔萃一目了然。正像八字所说，“占得妻星最贤最能”，乾隆确实是古往今来难得的幸运之人。

　　作为一个有深度的男人，乾隆对女人的要求当然不仅是外表，他更在乎的是内涵和性格。在门第、外表和性格这三大因素中，富察氏最为突出的就是性格。富察氏是一位既聪明透顶，又天真烂漫；既精明过人，又大气温柔；既识大体，又重小节；既善解人意，又有原则；既含蓄婉约，又可以笑唾檀郎的女人。在乾隆忙于事业时，她以自己的精明协调管理后宫，安排照顾皇子的生活和教育，让他不致分心。在他遇到困扰情绪烦躁之际，她如同一朵解语花，迅速读懂他的内心，恰到好处的轻轻一握手，亲手递过来的一片小吃，不声不响在他颈后的一个深吻，能给他极大的安慰，让他的心境迅速走出阴郁。当他心情极佳，精力无处发泄时，她又能陪他纵情玩嬉，陪他在围场纵马奔驰，甚至偶尔也一试挽弓射箭。

　　史书关于富察氏的生平细节记载极少。因为体例所限，《清史稿》只为她留出了数百字的位置。幸运的是，就在寥寥无几的刻板文字当中，我们依然能读出她的特别：富察氏虽然是大家闺秀，却从来不爱在自己的脸上精耕细作，也厌恶金银珠宝之类的华丽恶俗，成为皇后后仍然如此。《清史稿》说，皇后母仪天下十三载，平居恭俭，不过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

　　皇后非常善于体会皇帝的心情。一年秋天，在塞外行围，皇帝无意间和皇后聊起，祖宗们在关外之时，艰难创业，非常节俭，衣袖上用鹿尾绒毛缘个边就算很好的装饰了，哪像今天这些八旗子弟争相夸奢竞富，镶金戴银。皇帝顺口说了这么几句话，没想到皇后却记在心里，回京后，特意亲手做了一个用鹿尾毛缘边的放火石的小囊送给皇上，以示与皇帝相互勉励，不忘俭朴本色。皇帝十分喜爱，一直带在身边。

　　皇后为人大度，处事公平，办事有条有理。庞大的后宫，被她处理得安宁静谧，上上下下的宫人对她都心悦诚服。

　　对皇帝的生活起居，皇后更是关怀备至，事必躬亲。有一次乾隆身上长了个疖子，经医治初愈，百日之内须经常换药。富察氏特意把寝具搬到皇帝寝宫侧室，每天亲自奉茶倒水，照料皇帝换药，从无懈怠。直到皇帝完全康复，才回本宫。（《清史稿·后妃传》）

　　最能体现皇后贤惠的，就数她对待皇太后的态度了。众所周知，太后出身卑贱，一开始不过是个粗使丫头，年纪虽长，仍然终日大说大笑，不改本色。而皇后出身名门，知书识礼，一举一动，都透出骨子里的高雅。这娘俩气质风度迥异，按理说相处起来有点难度。可是皇后从心里把婆婆当成妈妈，关心照顾无微不至。正因为太后出身低微，所以她在太后面前特别注重礼貌，遇到太后吃饭更衣，她都亲自照顾，不让别的宫女伸手。太后微有不适，她彻夜不眠，在跟前伺候。想不到大家闺秀出身的皇后能吃得了这份苦，后宫上下对此都十分佩服。因此，婆媳关系处得异常融洽，老太太一日也离不了媳妇。对于以孝为天的乾隆，这一点确实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并不容易，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即使对于皇帝来说也是如此。弘历为人，既志大心雄，才华横溢，又自命不凡，不自觉地高己卑人，是一个极度挑剔的完美主义者，能被他看得上眼的人没有几个。然而对这个结发妻子，他却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

　　登基之后，进入后宫的年轻妃子越来越多。在皇后容貌褪色的同时，她们如同一朵朵含露的花朵，竞相绽放。然而皇后却依然深深地吸引着皇帝。皇后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加，就像一坛芬芳的酒，岁月越老，就越醇香。富察氏是他永远的大后方、大本营，永远的温柔港湾。随着岁月流逝，皇帝日渐觉得皇后的娴静、温柔、持重，不急不躁不妒，像一块贴身的玉石，时刻调适着他的政治体温。共同生活的时间越久，他们相处得越谐和，相互能读懂对方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知道彼此的内心需要。正是因为有她在，他才能精力充沛地处理国务，把大清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

　　然而，“天道忌全”，特别完美的事物，总有特别不完美的一面相随。

　　传统社会中，女人幸福与否，一半决定于她有没有儿子。

　　有人说，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标志，是特别想和她生一个孩子。

　　弘历就是这样，从结婚的第一天起，他就盼着富察氏能给他生一个儿子。一方面，他深知只有儿子才是女人根本的依靠；另一方面，他坚信他和她的结晶一定是天底下最完美、最聪慧、最有福气的孩子。

　　结婚一年又三个月后，富察氏顺利地生育了长女。虽然是女儿，皇室上下也兴奋异常，因为这证明富察氏生育能力正常。

　　可惜的是，这个女孩只活了十四个月。虽然那是一个婴儿死亡率极高的时代，此事还是给了弘历夫妇十分沉重的打击。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此时富察氏已经再次怀孕，对下一个孩子的期盼冲淡了人们的悲伤。

　　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二十六日，弘历的嫡长子出生。这是一件特大喜事，连雍正皇帝都为之喜形于色，亲自为之命名为永琏。琏者，宗庙之器也。古代祭祀时盛黍稷的尊贵器皿，夏朝叫“瑚”，殷朝叫“琏”。敏感的弘历看来，这显然暗寓承继宗庙之意。

　　更何况这个孩子太惹人喜爱了。他正如人们所期望的，综合了父亲和母亲的优点：脸形轮廓和嘴巴像父亲，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和秀挺的鼻子则像母亲。随着一天天长大，这个孩子的聪明可爱也越来越引人注目，才三四岁，弘历就开始教他读书识字，他居然过目不忘，不到五岁，就认识了数百个字。乾隆后来说，这个孩子“为人聪明贵重，气宇不凡”。

　　也许是永琏这个名字带来的运气，仅仅十个月后，皇后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儿女双全。

　　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初二，刚刚即位不久的皇帝迫不及待地办理了立储大事。他召集重臣，宣布仿照皇考成式，秘密建储，将皇储之名亲手密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斯时皇帝年纪不过二十又六，这样早就建储，显然是因为太钟爱某个儿子了。虽说是秘密建储，储君为谁，却是个公开的秘密。

　　一旦一个人感觉自己太幸福了，那么灭顶之灾就可能从天而降。就在初登皇位的乾隆踌躇满志，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之际，乾隆三年（1738年）九月月底，九岁的嫡子永琏患上了感冒。一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孰料几天之后病情转重，高烧不退，竟于十月二日死去。

　　这完全是一个晴天霹雳。

　　第一个女儿去世，乾隆和富察氏虽然悲痛，却并不致命。这个儿子的去世，却几乎摧垮了富察氏。她大病一场，体重骤减，几天之内，形销骨立。皇帝十分担心，天天过来探视。然而富察氏的与众不同就在此时显露出来，在皇帝面前，她从不流露内心的悲伤，反而没话找话，和皇帝聊东聊西，以减轻皇帝内心的痛苦。为了不让婆婆担心，刚刚能下床，她就一如往日，日日到婆婆处问安。体力刚刚恢复，她又担当起管理后宫的大任。

　　皇帝只能通过办好孩子后事的方式，给自己和皇后以安慰。他宣布，这个孩子的丧事，要按皇太子之礼，高规格办理。他传谕大臣们说：二阿哥永琏乃是皇后所生的嫡子，为人聪明贵重，气宇不凡。当日有幸蒙我父皇亲自命名为永琏，已经暗示他将来会继承宗器，接续大统。我登基之后，已经密立为太子。如今丧可，著俱照皇太子仪注进行。（《清高宗实录》）

　　永琏去世后，皇帝和皇后同寝的次数比以前更加稠密了。皇帝很清楚，只有让皇后再生一个儿子，才是对她的最大安慰。然而，由于生了一场大病，体气变更，一转眼七年过去了，皇后仍然没能怀孕。皇帝、皇后百般许愿祈祷，仍是无用。

　　在经受七年折磨之后，上天终于再次降恩。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皇后在千盼万盼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名永琮。虽然此时乾隆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子，但他对此子仍然爱如珍宝，也许是父亲的偏心，他觉得这个孩子是他所有孩子中最漂亮、最可爱、最聪明的一个，“性成夙慧，歧嶷表异，出自正嫡，聪颖殊常”。虽然没有亲书密旨，但人们普遍认定，这个孩子将来毫无疑问会成为大清国的继承人。

　　灿烂的笑容又一次出现在富察氏脸上。这个孩子所得到的关心照顾，可谓无以复加。皇后几乎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他身上，日日不离。

　　正因如此，再一次的打击才显得更深重。乾隆十二年（1747年）除夕之夜，年仅两岁的永琮又因天花而亡。

　　乾隆一时回不过神来，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上天为什么要这么惩罚他。

　　定下神来之后，他发了一封谕旨：皇七子永琮，天生有异相。太后因为他是正嫡，又聪明异常，所以最为钟爱。我也想以他为继承人。我即位以来，敬天勤民，自问并未得罪天地祖宗，然而为什么正嫡子嗣一再早亡？难道是因为我朝自定鼎中原以来，历代皇帝都非正嫡继统。而我必欲以嫡子继统，获得先人没能获得的福分，因此一线妄求之心，遂启如此之祸？（《清高宗实录》）

　　这个解释，今人听起来有些可笑，然而当日乾隆是深信的。否则深信天命的他无法理解上天为什么会一再给他以如此沉重的打击。

　　虽然生前没有被立为太子，永琮的丧事仍然办得远优于普通皇子。皇帝的解释是“但念皇后出身名门，作为儿媳，在父皇生时，虽然没能伺候多长时间，但这些年侍奉太后，承欢致孝，备极恭顺，无微不至。作为皇后，则恭俭宽仁，可称得上贤后。她诞育佳儿，再遭夭折，殊难为怀。皇七子丧仪，应视皇子从优”。（《清高宗实录》）

　　这道谕旨怎能真正安慰皇后，然而皇帝所能做到的只有如此了。幸运的是，皇后这次没有像上一次那么大病一场。她默默地把悲伤藏在心中，表现得异常冷静坚强。在皇子丧过后，她即一如常态，言笑如初，令皇帝惊讶不已。

　　永琮去世后两个月，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皇帝准备开始他即位之后的第一次东巡，这是上年六月份就确定而且布告天下的。

　　即位以来，除了祭祖和热河秋狩外，皇帝一直忙于朝政，还没有巡视过国土的其他地方。辛苦了13年后，国势平稳，人民安定，他终于有时间到曲阜拜祭至圣先师孔子了。这是他早已计划好的一个重大举动。

　　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重要原因，太后一直有一个梦想，想登一回泰山。

　　准备工作进行了半年，耗资巨大，按期完成。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让皇帝有点犹豫不决：带不带上皇后？以前皇帝出门，皇后总是陪在身边，更何况这次太后要去。皇上一路要主持许多仪式，照顾太后的任务非皇后莫属了，因此皇后坚持要求参加。

　　爱子夭折后，皇后表面上虽然一如平常，皇帝却很清楚她表面的坚强下内心的憔悴。皇后虽未大病，却是小病不断，身体相当虚弱。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从北京到山东转一圈，体力稍差些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而且，就在出发前一个月，钦天监官员奏陈：“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有眚。”

　　“离宫”，是天上名为离宫的六颗星。乾隆十二三年之交，一颗忽明忽暗、时隐时现的所谓“客星”出现在离宫六星之中，是为天象异常，占星家们以为它预示中宫皇后将有祸殃临头。

　　阅读历代中国史书，你会发现许多诸如此类的超自然现象。中国古人相信天人合一，对于那些年代久远的“行星合月”“五星连珠”预兆了人间政治之类的离奇传说，我们一概可以以迷信视之，然而乾隆十三年年初钦天监的这个奏陈，却被历史档案证明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对天命颇为迷信的乾隆对这一事件十分重视，然而稍一转念，他以为这是因为“皇后新丧爱子”而已，并不预示皇后本身将有什么大碍。

　　上路后，皇帝感觉到带皇后出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一路上春风浩荡，一家人心情都极好。皇后那失去光彩已久的眼睛明亮起来，一路笑声不断。皇帝心情也跟着更加明亮。祭礼结束，一家人又前往泰山，皇帝、皇后一同侍候老太太登上了玉皇顶。

　　三月初三日，新雪初晴，皇帝诗兴大发，作了一首难得的清新之作：

　　又值佳辰三月三，春光马上好吟探。

　　云中隐约山含黛，雪后熹微天蔚蓝。

　　花屋菜畦围郭外，竹篱茅舍学江南。

　　兰亭即景思临本，肥瘦诸家未易谙。

　　不过乐极生悲，这场令皇帝兴奋不已的新雪，却让皇后感冒了。皇帝急忙在济南安顿下来，让皇后安心养病。在济南一待就是三天，皇后却不见好转，发烧不止。皇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皇后一再劝皇帝回京。皇后深知，皇帝出行，每一站都有详细的计划，打破计划，在济南多住一天，就意味着给济南地方增添无数压力。况且东巡计划已经完成，让皇太后和众多王公大臣仅仅因为等自己而长住济南，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她反复催皇帝起程，说反正到了德州就能上船，水程回京也很安稳，怕什么呢？毕竟不过是一场感冒而已。

　　皇帝反复权衡，终于同意了皇后的请求。好在从七日到十一日，从济南到德州，皇后的病情一直平稳，经受住了陆路的颠簸。坐上了船，皇帝长出了一口气，终于有心情观赏窗外的景色了。皇帝记得，刚出京时，德州柳树刚染了一点新绿，而今河岸已经是绿云红雨，春色纵横。不料，就在皇帝欣赏运河春色，打算作诗的时候，太监神色不安地来到皇帝身边，通报皇后身体又觉不安了。

　　皇帝一惊，立刻起身，来到皇后的画舫。皇后脸色苍白，浑身冰冷，见了皇帝勉强一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没什么大事。”一语未了，人已经昏了过去。

　　皇帝立足不稳，险些跌倒。十多名御医一齐被召上青雀舫。黄昏时分，皇后在皇帝的凝视中去世了。

　　乾隆毕竟是乾隆。作为皇帝，他没有时间来心怀悲痛。有无数事情需要他安排：他要安排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护送太后御舟先行回程，他要安排皇后葬礼，他要亲自起草宣布皇后之丧的明发谕旨……等这一切都忙完，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众大臣都散去，只剩下皇帝一个人。陪伴皇帝的，只有船外运河哗哗的水声。皇帝一分钟也睡不着，他拿起纸笔，写下三首挽诗：

　　恩情廿二载，内治十三年。（夫妻恩情二十二载，治理后宫共十三年）

　　忽作春风梦，偏于旅岸边。（一切突然都化成春风一梦，飘散于运河河岸边）

　　圣慈深忆孝，宫壸尽钦贤。（太后平日总称你孝顺，嫔妃也无人不钦服你的贤惠）

　　忍诵关雎什，朱琴已断弦。（从此不忍再读诗经中的《关雎篇》，因为朱琴已断弦）

　　夏日冬之夜，归于纵有期。（往年冬夏时节，也会暂时分别）

　　半生成永诀，一见定何时？（这回成了永诀，相见不再有期）

　　帏服惊空设，兰帷此尚垂。（你的衣服还挂在床边，帷帐里却空寂无人）

　　回思想对坐，忍泪惜娇儿。（就在不久前我们还对坐在这里，共同回忆去世不久的娇儿）

　　愁喜惟子共，寒暄无刻忘。（喜则同喜，忧则共忧，对我你永远是那么体贴温柔）

　　绝伦轶巾帼，遗泽感嫔嫱。（巾帼之中你是那么出类拔萃，后宫无人不追念你的遗泽）

　　一女悲何恃，双男痛早亡。（两个男孩都不幸夭折，今天一个女儿又失去了母亲）

　　不堪重忆旧，掷笔黯神伤！（这一切实在让人不愿回忆，掷笔长叹，黯然神伤！）

　　（《御制诗二集》）

　　皇帝方寸已乱，挽诗只是实述，文笔未见出色。然而多少总算是宣泄了一点内心的悲楚。草草写罢，皇帝才朦胧睡了半个时辰。

　　事实上，皇后刚刚去世之时，皇帝感到更多的是震惊。真正彻骨的悲痛，在以后的岁月中一次比一次猛烈地袭来。

　　结发22年，他和皇后如同两棵相互依靠交织成长的大树，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成了对方的一部分。在皇后离去的半年之内，表面上，皇帝仍然在全力处理国务，然而悲悼之情像潮水一样经常突然袭上心头，悲痛的巨流频频卷起，让皇帝怎么也坐不下去，经常处理不下去任何事务。一连数月，皇帝都睡不实觉，动不动就觉得皇后还在身边，频频惊醒。太监注意到，一向严谨精明的皇帝变得迟钝了，无目的的活动增多，工作没什么效率，常常走到一处，却忘了自己是要寻找哪个奏折。有时刚说过的话，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后宫上下都提心吊胆，因为已经有太多人让皇帝莫名其妙地发火。

　　唯一能真正舒缓一下火辣辣疼痛的，只有诗歌了。在皇后丧满之日，他写下了一首长诗《述悲赋》：

　　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连弃。

　　致黯然以内伤兮，遂邈尔而长逝。

　　……

　　尚强欢以相慰兮，每禁情而制泪。

　　制泪兮，泪滴襟，强欢兮，欢匪心。

　　……

　　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

　　对嫔嫱兮想芳型，顾和敬兮怜弱质。

　　……

　　惊时序之代谢兮，届十旬而迅如。

　　……

　　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世之皆虚。

　　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

　　入椒房兮阒寂，披凤幄兮空垂。

　　春风秋月兮尽于此矣，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

　　长春宫是皇后的寝宫，皇帝命令照原样保留长春宫的所有陈设，一丝不得更动。他把皇后生前所用的东珠顶冠和东珠朝珠放在那里，每年忌辰，他都要到这里凭吊。这种做法保留了40多年，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要退位做太上皇了，他才下令撤掉。

　　皇后去世时所乘的青雀舫是她最后生活过的地方。皇帝命令把这艘大船运进北京城。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船舶体积十分庞大，而城门门洞狭窄，在没有起重机械的古代根本无法进城。为了保留这艘船舶，皇帝想把城门楼拆掉。还是礼部尚书海望最后想出了一个方法，他命人搭起木架从城墙垛口通过，上设木轨，木轨上满铺鲜菜叶，使之润滑，千余名人工推扶拉拽，费尽力气，终于将御舟运进了城内。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发出了一道赐谥大行皇后为“孝贤皇后”的谕旨，他在谕旨中，对皇后的一生做了全面总结和高度评价，讲了赐谥“孝贤”的理由：

　　皇后富察氏，德钟勋族，教秉名宗。作配朕躬，二十二年，正位中宫，一十三载。逮事皇考，克尽孝忱，上奉圣母，深蒙慈爱。问安兰殿，极愉婉以承欢；敷化椒涂，佐忧勤而出治。性符坤顺，宫廷肃敬慎之仪；德懋恒贞，图史协贤明之颂。覃宽仁以逮下，崇节俭以褆躬。此宫中府中所习知，亦亿人兆人所共仰者。兹于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崩逝。睠惟内佐，久藉赞襄。追念懿规，良深痛悼。宜加称谥，昭茂典于千秋；永著徽音，播遗芬于奕禩。从来知臣者莫如君，知子者莫如父，则知妻者莫如夫。朕昨赋皇后挽诗，有“圣慈深忆孝，宫壸尽称贤”之句。思惟孝贤二字之嘉名，实该皇后一生之淑德。应谥为孝贤皇后。所有应行典礼，尔部照例奏闻。（《清高宗实录》）

　　依例，赐皇后谥号，先由皇帝发出谕旨，然后由礼臣们拟出几个字上奏，由皇帝挑选钦定。而孝贤皇后的谥号，直接由皇帝赐给，未由大臣拟定，实无先例。

　　对皇后的悼念，持续了整整一生。

　　在富察氏之后，后宫不能久虚。在太后的多次催促之下，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帝册命另一位妃子乌拉那拉氏为皇后。

　　然而，对于那拉皇后，皇帝一直谈不上喜欢。她与富察氏一样在他登基前就成了他的妃子，她也称得上端庄秀美，性情贤淑，皇帝很难确切指出她有什么不好。可是，皇帝在心里却再也找不到爱意。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在富察氏去世三周年忌日，皇帝写了这样一首诗，分析自己为什么不爱新皇后：

　　独旦歌来三忌周，心惊岁月信如流。（时光迅速，一转眼已经过去三年）

　　断魂恰值清明节，饮恨难忘齐鲁游。（又值断魂清明时节，不由得想起那次不幸的东巡）

　　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难道是新人真的不如旧人吗？其实是因为与旧人相投日久）

　　圣湖桃柳方明媚，怪底今朝只益愁。（湖水澄澈，春光明媚，我为什么却这样忧愁？）

　　虽然皇帝一再调动自己的爱意，无奈真情不能勉强，新皇后始终有名无实。乾隆三十年（1765年），一直备受冷落而心情抑郁的皇后终于与皇帝发生了冲突，被打入冷宫。从此，乾隆再也没有立过皇后。

　　对富察氏的思念纠缠着他的后半生。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对她的怀念却从来没有变淡。任何一个与她有关的场合，都会引发他的悲痛。

　　在为第二个嫡子永琮办理迁葬之时，他又想到了这对母子的不幸命运，写下了这样一首挽诗：

　　一纾愤懑酹金卮，柳翣行将发引时。（在为你迁葬的时候，禁不住又悲从中来）

　　此去想应兄待弟，都来何致母随儿。（你嫡亲的哥哥正在等你。如果你们兄弟不死，你们母亲也不会这么早离我而去）

　　试言邂逅谁能受，叠遇乖张命实奇。（我的命运实在出奇的不幸，这种遭遇谁能承受）

　　不忍抚棺寄余恨，孩提莫道未全知。（不敢在你棺前待得太久，你虽然幼小，想必也能知道我的悲伤）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皇帝东谒盛京，途经科尔沁草原时，探访了嫁到蒙古的女儿固伦和敬公主。富察氏生了四个孩子，只有此女存活下来，嫁给了蒙古达汗亲王之孙色布腾巴尔珠尔。面对着24岁的女儿，皇帝不由得又想到了她的生母，心里又是一阵酸楚：“同来侍宴承欢处，为忆前弦转鼻辛。”

　　乾隆三十年（1765年），皇帝第四次南巡，又一次经过山东。与前三次一样，皇帝都没有进济南城。皇帝赋诗一首，说明不进济南的原因：

　　四度济南不入城，恐防一日百悲生。

　　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

　　17年前的三月，皇后在这里病倒，皇帝不愿勾起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所以才匆匆而过。

　　这样的挽诗，皇帝做了不下百首。凡是看到皇后生前用过的物品，去到与皇后共同待过的地方，逢到节日，甚至看到南飞的大雁，都会引起他对富察氏的思念。每次皇帝谒东陵，必到裕陵为孝贤皇后酹酒，祭祀亡妻。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80岁的老皇帝在陵前写下这样一首诗：

　　三秋别忽尔，一晌奠酸然。

　　追忆居中阃，深宜称孝贤。

　　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

　　夏日冬之夜，远期只廿年。

　　80岁的皇帝对地下的妻子说，年龄越来越大，唯一的安慰是可以早日见到你。自己不想活到100岁，与你相会之期最长不会超过20年了！

　　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仍亲往皇后陵前酹酒三爵，自称身体天下第一的老皇帝已经明显呈老态，需要别人处处搀扶着。他在坟前坐了良久，赋诗一首道：

　　本欲驱车过，矫情亦未安。（本想不到你坟前来了，想一想不来心中还是不安）

　　三杯不防酹，四岁又云寒。（还是给你酹上三杯酒吧，一晃又是四年没来你坟上看看）

　　松种老鳞长，云开碧宇宽。（当年的小松树已经长得参天了，大地无语，天高云淡）

　　齐年率归室，乔寿有何欢？（你先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活得再长，又有什么快乐可言？）

　　第二年，86岁的老人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陵前，望着陵前高矗入云的松树，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吉地临旋跸，种松茂入云。

　　暮春中浣忆，四十八年分。

　　在四十八年分句下，太上皇自注：孝贤皇后于戊辰大故，偕老愿虚，不堪追忆！

　　这一年，乾隆帝与孝贤皇后已分离48年。3年后，也就是富察氏去世51年后，老皇帝终于撒手人寰，完成了和富察氏地下相聚的愿望。

　　二 乾隆十三年的风暴

　　也许是因为父亲在位恰好13年，所以乾隆登极之初，就对13这个数字抱有不祥的预期。他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乾隆这个奇怪的预感竟然丝毫不差地实现了。这一年，乾隆遇到了两件“大不称心”的事，一件是金川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面对小小顽敌清军骑虎难下，清朝政府面子丢尽；另一件是孝贤皇后去世。

　　表面上看，皇帝起居仍按常度，似乎皇后的去世没有影响大清帝国的运转。事实上，古往今来，几乎没有哪个皇后之丧引起过国家这样大的变故。

　　在乾隆皇帝看来，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为皇后办理一个风光盛大的葬礼，这样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皇后的去世，对皇帝和对别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他人很难感同身受皇帝的悲痛。对朝中大臣们来说，皇后的丧事对他们不过意味着例行公事地完成丧礼礼仪，对各地疆臣来说，也不过是给皇帝写一封表达悲痛的奏折而已。这是国朝百余年来的定例，谁也没有料到这一事件会演变成一场全国官场的灾难。

　　在葬礼办理过程中，懒惰懈怠的官僚体系一再出现一些心不在焉的错误。皇后去世一个月后，皇帝阅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发现满文译文中将“皇妣”一词不小心译成了“先太后”，这一小小过失让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刑部见皇帝盛怒，揣度皇帝心理，从重判为绞监候。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认为判得还不够重，甚至因此认为刑部官员庇护原尚书，将刑部所有官员都一律革职，将阿克敦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消息传出，全国官员都大惊失色。

　　然而大家的震惊刚刚开了个头。丧偶悲痛中的皇帝事事横挑鼻子竖挑眼。五月间，因为皇帝认为皇后的册宝制造得不够精良，“甚属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贵，把工部全堂问罪。又因为祭礼所用的桌子不够干净，把光禄寺主要官员一律降职。因为册谥皇后时礼仪出现小小纰漏，礼部尚书也被降级。

　　事情到此远远没有停止。清制辫发，十天半月就要剃头一次。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官员们在一百天内不能剃发，以表示自己专心悲痛，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不过，这只是一种不成文的风俗，大清会典中并无记载，开国日久，一些满族官员对此也已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时，许多官员百日内剃发，朝廷并没有追究责任。因此，皇后之丧中，许多人也剃了头。皇帝发现之后，大动肝火，认为这一是证明官员们对已故皇后“大不敬”，心中无哀痛之情；二是证明朝廷纲纪不振，百年成法开始被破坏。一开始，他想把几个剃头官员一律处死，最后深入调查之下，他发现剃头的人实在太多，几乎无省不有，才不得不轻判。但对于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这样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头，他却无法容忍。震怒之下，他赐周学健及另一个违制剃头的湖广总督塞楞额自尽，湖南巡抚、湖北巡抚因此革职。

　　对于自己的孩子他也看不顺眼。当他发现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立刻大发雷霆指责说：“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三子“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请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

　　永璜与永璋因为这次事件，失去了竞争皇位的机会。

　　对两个小孩子如此狗血喷头地痛骂，显示出皇帝正处于某种心理失常的状态。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来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平静无事？

　　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官员，从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员，不下百名。官场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场破坏力巨大的风暴。所有的官员都对皇帝刮目相看：原来在他们心目中一个温和儒雅、宽厚仁慈、自制力极强的君主，竟然还有这样喜怒无常、任性纵情、残酷冷漠的一面，看来他们对皇帝实在是太不了解了。看来这个人毕竟是雍正皇帝的儿子，雍正的酷烈无情，他一丝不少地继承下来了。

　　后人回顾历史，发现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转折点。“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高阳《清朝的皇帝》）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学家说，处于丧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现人际关系不协调，常无故指责别人。他们希望所有人都能体会理解他的痛苦，总觉得别人对他的关心同情不够。当人们不能理解或感到厌烦时，他们的情绪就会出现强烈的波动。皇帝在极度悲痛中，无法控制自己，不加节制地释放自己内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但是，宽大必然有宽大的弊端。官僚集团具有深刻的奴性。作为一个整体，这个集团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你对他们越宽纵礼貌，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他们确实如沐春风，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故态复萌。乾隆皇帝希望他们以勤奋的工作来辅佐自己的“宽大之政”，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许多地方，所谓勤奋的官员“不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矩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乾隆朝起居注》）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侦破的重大盗案多达116起，已经破获的，也多是拖延着没有判决。乾隆生气地说：“可见从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处理，以致积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废弛，盗风何时能息？”（《清高宗实录》）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举报自己属下的官员贪污不法。举报信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税款时，提高税率，平时则擅作威福，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并且举报学政“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

　　乾隆帝看过这份举报信后，十分气愤。他说：“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各位大臣，体恤官员们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情可谓优渥了。朕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污腐败以犯国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如此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在是朕梦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又牵连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因官员贪污挪用所致。乾隆总结说：“我看近年来亏空案渐多……其原因是他们的主管官员见我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体。”

　　在“宽大原则”下，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现象。雍正实行严刑峻法，对私盐查得很严，那些偷运私盐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少量贩运食盐。他颁布命令说：“贫穷的老少男妇，背盐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追究。”（《清高宗实录》）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出现了大批农民，“以奉旨为名”，大规模贩运食盐，每人所负不超过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势众，数十百人纠集到一起，一次贩运上万斤，严重影响了盐业专卖。乾隆慨叹说：“我自登基以来，时时以父皇爱民之心为心……即如私盐一事，我本想稍宽其禁，以周济那些特别贫穷的百姓。然而那么多奸民却乘机钻空子，公然违背食盐专卖，无所畏惧。看来则奸顽之民，不容我行宽大之政也！”

　　各种因素推动着乾隆逐渐对自己的“宽大之政”展开反思。乾隆五年，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

　　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

　　要归践履实，圣言非我诬。

　　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

　　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

　　就是说，当初他上学时，学习的是中规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圣人的思想，并要付诸实践。做了皇帝，本来也想学尧舜，可是实行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世事的艰难，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滚打了几年，他终于掌握了专制权力运作的真谛：在专制政治中，皇帝一个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于官员们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他回顾康、雍、乾三代的统治，总结说：“由此观之，数十年来，国家全依靠我们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权柄，才使国家政治一直在轨道上运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总揽国政，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混乱之中。”

　　即位十余年来，乾隆皇帝给官僚集团的整体打分越来越低。他认定，从整体上看，官员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都是自私的。他曾说：“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们遇事毫无定见，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则是宽严相济，然而到了官员那里，则变成了要么宽要么严，毫无原则，“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严”，并不问宽严之由，“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

　　随着经受的挫折越来越多，乾隆皇帝越来越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他发现，并不是父亲不愿意宽大，而实在是官僚集团不容他宽大。他过高地估计了官僚集团的品格。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乾隆发现，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确实并非偶然，乾隆已经给出过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说过：“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从生，激朕将来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说过：“姑容于此日者，朕必综核于将来。”

　　乾隆早就酝酿着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震动，让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认清他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这个日子终于来了，来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宽和仁义的皇帝突然玩了一个大变脸，变成了一头疯狂暴怒的狮子。一时之间，大清帝国内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风。

　　皇后之丧中那几个掉脑袋的官员并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陕总督庆复等人奏报，四川金川间瞻对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抢劫官兵银物，“实非用兵不可”。乾隆于是派兵征剿。

　　圣旨一下，两万大军齐集川北。乾隆要求将领们“歼灭根株，为一劳永逸之计”，彻底打掉这个为患多年的匪区。

　　不料战争的进展远远超出乾隆的意料。清军严重缺乏高海拔地区作战的经验，表现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多万，耗银2000万两，还是屡屡失利。在倒霉的乾隆十三年，连剃个头都成了死罪，更何况兵败失地！金川战争前后三任统兵大臣庆复、张广泗、讷亲都在劫难逃。按理说，这三个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别是讷亲，他是康熙皇后的亲侄子，乾隆皇帝亲手提拔的首席军机大臣，乾隆曾说他“为第一受恩之人”。然而，在这不祥的乾隆十三年，乾隆把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么“功臣”“皇亲”“朋友”，只有一个个“辜恩枉法”、办事不力的“奴才”。张广泗被处斩。讷亲被赐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军中自己抹了脖子。庆复则被赐了条白练，悬梁自尽。

　　从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抛弃了“以礼治天下”的梦想，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对于全国的死刑犯一直网开一面，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乾隆十四年秋审朝审，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均即处死。以前多次批准缓刑的老犯也不免归于一死。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寿，按常规，这两年死缓犯一律不处决。然而乾隆宣布，贪污挪用的官员不在不处决之列，宁可破坏大庆的气氛，他也要置贪官于死地。

　　对于贪污官员，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过的老武器，命令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还要苛刻。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执行死刑。这一道命令，要了许多贪官的命。

　　对待民众反抗事件，他的处理也分外严厉。乾隆十三年，福建发生老官斋教案，乾隆说：“此案务须……痛绝根株，以绝后患。不但首恶，不可漏网，但奸匪余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遗蝗蝻种，深为地方之害……其余逆党，即多戮数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惧。”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发生民众骚乱，他指示说，“所获的要犯杖毙数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题”，使自己的统治加入了明显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顿军纪。鉴于金川战争的不利，乾隆特别宣布，凡关系军务的犯人，更要从重处理，“不少假借”。凡武职官员，临阵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级。金川战争进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认识到清朝武装力量的废弛，因而力图整顿。他特别在香山建立了健锐营，训练强兵劲卒，自己经常前去检阅训练。（《清高宗实录》）

　　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或者说严厉的班主任与小学生的关系。下面的小学生稍有小动作，额头上就会遭到老师的粉笔头。诛杀和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道。他动不动斥责官员们“妇寺之仁”，强调“水弱易玩”，无论是在语言风格，还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对雍正当年的重复。在实践中，他的严猛程度则超过了雍正。“他之所以后来名声远较雍正为好，一是因为初期刻意树立的宽仁形象不会立刻被人们忘掉，另一个，是在君臣关系上，他并没有像雍正那样大搞阴谋欺骗，大搞神道设教，使臣民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进入中年之后，皇帝对大臣们的观察越来越细，批评和警告越来越多，越来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为伪稿案办理不顺，指责外省大臣说：“外省办事习气，多涉虚伪”，“朕于各督抚所办事件，虽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陈世倌在山东置买了一批田地。陈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谓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儿女亲家，在山东买地，是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势力永远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侦知，皇帝十分恼火，不顾陈氏为爱新觉罗家族办了一辈子的事，对他大加折辱，说：“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东置私产，想分孔氏余润，这岂是国之大臣所为？”陈世倌立刻被革职，乾隆还特别嘱咐：“今既革职，传谕山东巡抚，不许他到山东居住。”语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与其父一般无二。

　　乾隆十七年，他在批评官场中调和模棱风气时，评价了所有的现任总督，并且指出，现在他对全国主要官员的脾气性格都已经有所了解，不会再受他们欺骗了。他说：“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匙。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两江总督）惯用此术，方观承（直隶总督）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惟策楞（四川总督）、喀尔吉善（闽浙总督）、黄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衮（两广总督）亦不至此，硕色（云贵总督）更复不能……诸臣心术才具，日熟复于朕胸中，任术取巧者，皆洞见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训斥贵州巡抚宫兆麟时，居然当众提及了他的外号：“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于办事殊少实际，是以外间竟有铁嘴之号。”丝毫不顾这位大员的正省级级别。

　　有时候，臭骂一顿还不能出气，乾隆干脆用恶作剧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在铜山决口，皇帝令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治理。高张二人完成任务不力，属下李屯、张宾二人贪污公款，导致河工未成。乾隆皇帝大怒，他命令立刻将李屯、张宾二人拉到刑场处死，同时又因为痛恨两位大臣“负恩徇纵”，命令把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捆起来，一同押赴刑场。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造成要将高张二人也一并斩首的假象。高斌乃是皇贵妃的父亲，也就是乾隆的岳丈，当时年过七旬，眼见李张等先遭行刑，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痪，不支倒地。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此时才说出高斌张师载二人此行只是陪斩，实际上死罪已免，还要问他们的回话。二人醒来之后，有如死过更生，当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他想”。乾隆对自己这种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儆效尤，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结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整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