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词汇里多了一个新词——“资本主义”（capitalism，《革命的年代》导言中说“资本主义”一词的出处可追溯到1848年以前。然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后方知这个词不可能在1849年以前出现，也不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广泛流传[1] ），所以将本书定名为“资本的年代”是很恰当的。这个书名也使我们想起最令人敬畏的资本主义评论家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Das Kapital ，1867年），该书亦出版于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胜利，是1848年后数十年历史的主旋律。这是信仰经济发展依靠私营企业竞争、从最便宜的市场上采购一切（包括劳动力），并以最高价格出售一切的社会的胜利。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然是要依靠资产阶级来主宰沉浮，资产阶级的活力、价值和智力，都已提高到与其地位相当的程度，并牢牢保持其优势。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据信不仅能创造丰富而且分配适当的物质财富，还能创造日新月异的人类机遇，摆脱迷信偏见，讲究理性，促使科学和艺术发展。总之，创造一个物质和伦理道德不断进步、加速前进的世界。在私有企业自由发展的道路上，那些所剩无几的障碍均将一扫而光。世界机制，或谓尚未摆脱传统和迷信势力的世界机制，或谓不幸得很不是白皮肤（最好原籍是中欧、西欧、北欧的白皮肤）的世界的机制，将逐步向国际模式靠拢，即领土明确的“民族国家”，有宪法保证的财产和公民权，有个选举产生的议会和为财产、人权负责的代议政府，以及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让普通百姓参政，不过关于这点有个限度：得保证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排除资产阶级被推翻的危险。

追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是本书的任务。资产阶级在1848年前的60年里已经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在经济阵线、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皆取得胜利。只要记住这一点足矣。1789—1848年的岁月，已在早些时候出版的拙著《革命的年代》中详细讨论过（参见本书“序言”，下文中我还将不时向诸位读者提及该书）。那个时期的主线是双元革命：由英国发起主要限于英国的工业转型和与法国有关主要限于法国的政治转型。两者异曲同工，皆是新社会的胜利。至于这个社会是否就是已大获全胜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一个被法国历史学家称为“所向披靡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当时的人可不像我们现在这般肯定。站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家后面的，是一大群准备将温和自由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群众。处在资本主义企业家之下和周围的，是被迫背井离乡、满腹怨言的“劳动贫民”，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9世纪30—40年代是充满危机的年代，前景未卜，只有乐天派才敢对其结果做出预测。

不过在1789—1848年期间，由于两大革命双管齐下，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统一的美、对称的美。在某种意义上，这段历史更容易写，也更容易读，因为这段历史有个明显的主旋律，有个显著的形状，而且这段历史年代的起讫也很清晰，其清晰度就像我们有权希望人类事物应该呈现的那样。本书的起点是1848年革命。随着1848年革命结束，以前的对称不复存在，形状变了。政治革命偃旗息鼓，工业革命昂首挺进。1848年是“民族的春天”，是欧洲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几乎）名副其实的革命，左派的理想暂时实现，右派经历了一场噩梦，沙俄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以西的绝大部分欧洲大陆旧政权，同时被告推翻；从丹麦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到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从罗马尼亚的布拉索夫（Brasov）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Barcelona），几乎无一幸免。这是预料中的事。这是双元革命的结果，是双元革命合乎逻辑的产物。

革命失败了，普通地、迅速而确定无疑地失败了——政治逃亡者几年后还未认识到这次失败是确定无疑的——从此以后，1848年前设想的那种普遍的社会革命，不复出现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这种社会革命运动的重心转移到（先进国家的）边缘地区和落后世界，进而演变成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不过在本书阐述的时期内，这类运动仍处于“低度开发”，是段插曲，而且陈旧。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显然是方兴未艾的发展，为“先进”国家的政治带来了若干选择。（英国的）工业革命吞食了（法国的）政治革命。

所以本书叙述的历史是一边倒的历史，主要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是这个经济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大踏步前进的历史，是认可这些进步并使它们合法化的思想理论大发展的历史，主要表现为理性、科学、进步和自由主义。这是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代，虽然欧洲资产阶级对全力夺取公共政治统治权方面还羞羞答答。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革命的年代尚未结束。欧洲中产阶级之前已被人民吓破了胆，而且仍心有余悸：“民主”据信仍将肯定而且迅速地演变成“社会主义”的序曲。在资产阶级的凯旋时刻，正式主持资产阶级秩序的人物，在普鲁士是一位极其反动的乡下贵族，在法兰西是一个冒牌皇帝，在英国则是一连串的地主贵族。对革命的恐惧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根深蒂固，这说明资产阶级缺乏基本安全感。在本书阐述的历史时期结束之际，在先进国家爆发了唯一的革命事件，一场几乎是局限一地、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起义，流血之多竟超过1848年的任何一次运动，于是各国大为恐慌，紧急进行外交磋商。至此，欧洲先进国家的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尽管多少有点儿不情愿），“民主”（即在广泛普选基础上建立议会制政体）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政治上是无害的，虽然或许有点儿讨厌。对于这点，美国统治者已有所认知。

所以，喜欢激动人心的英勇场面的读者，不会喜欢19世纪中叶这几十年的历史。这期间发生的战争不少，多于它之前的30年，也多于它之后的40年。其中包括由拥有技术和组织优势一方获胜的速决战，例如欧洲国家在海外发动的大多数战争；类似1864—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甚至连交战国的爱国主义者也不忍卒睹的血腥屠杀，例如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在这段时间的所有战争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国内战。这场战争获胜的一方，归根结底是由于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更好的资源。南方败北，虽然它有较为杰出的军队和将领。有时也有一些充满浪漫和绚丽色彩的英雄故事，比如身着红衫、留着一头鬈发的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此类例子因其稀少而十分突出。政治方面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大事。诚如白哲特（Walter Bagehot）对政治成功的标准所下的定义那样：“寻常的见地加不寻常的能力。”拿破仑三世显然觉得他那伟大的叔父拿破仑一世的大氅穿在身上会很不舒服。林肯（Lincoln）和俾斯麦（Bismarck）无疑是伟大人物，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因他们面部的俊俏线条和他们擅长的口若悬河而获益匪浅，但他们获得的成就则有赖于其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天赋。意大利的加富尔（Cavour）亦然，然而这些人完全不具备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伟大气质和领袖魅力。

这时期最激动人心的大事，显然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成就：全世界浇铸了几百万吨的铁，穿越各大洲的绵延铁路，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芝加哥等从美国中西部处女地上拔地而起的大城市，汹涌的移民潮等等。这是一出欧洲和北美强权主演的戏剧，世界被踩在它们足下。那些衣着朴素的冷静之士，在建设煤气厂、铁路和提供贷款时，也展现出令人尊敬的特质和民族优越感。不过人数很少的冒险家和拓荒者不属此列。

这段历史也是一出进步的戏剧（“进步”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波澜壮阔、开明进步，对自己充满信心，也感到满足，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必然的。西方世界一切拥有权势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希望阻挡时代前进的步伐。只有几个思想家和也许人数稍多一些的评论家凭直觉感到，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产生的世界可能与预期的世界很不一样，也许会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没有人认为时代会马上逆转。马克思也不认为会逆转。他预见到1848年的社会革命，预见到此后10年形势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认为革命将是长期的。

“进步的戏剧”是个隐喻说法，但是对下列两种人来说这也是毫不夸张的现实。一种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千百万穷人，他们穿过边境，远涉重洋，前往一个陌生地方，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种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各国人民，他们已被资本主义世界打垮，已被资本主义世界控制，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需要在下列两种命运之间进行选择：一是抱残守缺，为维护他们的传统和习俗进行注定失败的抵抗；一是夺取西方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解并掌握西方的“进步”。19世纪第三个25年里有胜利者，有受害者。它的戏剧性在于出现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不是胜利者的尴尬，而主要是受害者的困惑。

历史学家不可能非常客观地看待他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史家的专业知识使他们无法同意最具代表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的见解：即认为由于技术、“实证科学”以及社会方面的进步，人们已可用自然科学家无可辩驳的公正态度来审视他们的现在，他们认为他们了解自然科学家的方法（此言差矣！）。本书作者无意掩饰自己对本书所述年代的某些厌恶，甚至某种鄙夷，但由于敬佩这个时代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由于竭力想去理解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因而稍有缓和。许多人喜欢从危机层出不穷的20世纪西方世界来看待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世界，觉得那时一切都是信心十足，一切都是肯定无疑。作者对这种“想当年”的怀旧病不敢苟同。作者倒是同情一个世纪前遭人冷落的那群人。无论怎么说，“信心十足”、“肯定无疑”云云都是错误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是短暂的，不是永久性的。正当资产阶级看似要大功告成之际，却恰恰证明自己并非统一的整体，而是四分五裂。19世纪7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和自由主义胜利看来是不可阻挡的，但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却已不再一帆风顺。

这个转折点标志着本书所论时代的结束。不同于1848年革命（这是本书的时代起点），这个时代的结束没有一个合适的、全球性的具体日子可做标志。如果一定要找个具体时间，就推1873年吧，这一年之于维多利亚时期，就好比华尔街股市暴跌的1929年之于20世纪一般。因为那年开始了当时一位观察家称之为“工业、商业和贸易都出现了最奇怪的、在许多方面堪称空前的混乱和萧条”，当时的观察家称此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大萧条的时间一般认为是1873—1896年。

最值得注意的特色（上面这位观察家写道）是它的普遍性。它既影响到牵涉进战争的国家，也影响到维持住国内和平的国家；影响到拥有稳定通货的国家，也影响到通货不稳定的国家……影响到奉行自由交易制度的国家，也影响到其交易多少受到限制的国家。它在像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古老社会当中是令人叹息的，在代表新社会的澳大利亚、南非和加利福尼亚也是如此。对于贫瘠的纽芬兰和拉布拉多（Labrador）居民而言，它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对于阳光灿烂、蔗田肥沃的东、西印度群岛居民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同时它也没有使居于世界交易中心的人更为富有，然而通常在商业波动最剧烈和最不稳定的时刻，他们的获利也最大。[2]

这位杰出的北美人士撰写上述这番话的那年，正是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鼓励下成立的那一年。大萧条带来了一个新时代，所以大萧条也可作为旧时代结束的恰当时间。

[1] See J. Dubois, Le Vocabulaire politique et social en France de 1869 à 1872 (Paris 1963).

[2] D. A. Wells, Recent Economic Changes (New York 1889),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