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大声地对国王们疾呼：

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前，这些观念就会紧随并支持你们。

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后，它们便会拉着你们向前。

如果你们逆着时代观念而行，它们就将推翻你们。

——拿破仑三世[1]

人类的军事本能在船主、商人和贸易家的国度中发展，其速度人所共知。“巴尔的摩枪炮俱乐部”只有一个兴趣：为了仁慈的目的而毁灭人类；同时这个俱乐部也着手改进武器，因为他们把武器视为文明工具。

——凡尔纳，1865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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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看来，19世纪50年代的繁荣标志着全球工业经济和单一世界历史的基础已告奠定。在19世纪中期欧洲统治者的眼中，就像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这场繁荣提供了一个喘息机会。在这一繁荣时期，那些不管是1848年革命还是镇压革命都没能解决的问题，若不是已被遗忘，至少也由于繁荣富足和牢固统治而告淡化。确实，由于经济高度扩张，由于采用适合于无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由于社会问题安全阀的敞开——例如良好的就业机会和自由向外移民——足可以减轻群众不满的压力，凡此种种使得社会问题看起来易处理得多。但是政治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结束之前，政治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了。对单一的政府而言，这些政治问题本质上是内政问题，但是由于从荷兰到瑞士一线以东的欧洲国家制度的独特性质，遂使国内与国际事务纠缠在一起。在德国和意大利，在奥地利帝国，甚至在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边缘地带，自由主义与激进民主，或是最起码的对民权和代表的要求，无法与民族的自治、独立或统一问题区分开来。如此一来，内政问题便很可能导致国际冲突；就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而言，更必然会造成国际冲突。

暂且不提任何欧洲大陆边界的重大改变都会涉及几个大国的利益，光是意大利的统一就意味着得把奥地利帝国排除在外，因为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奥地利帝国的领地。德国的统一则会导致三个问题：（一）要被统一的德国到底包括哪些地方［日耳曼邦联包括奥地利帝国少部分地区、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荷尔斯泰因—劳恩堡（Holstein-Lauenburg），后者也属于丹麦和卢森堡，也有非德语系的居民，但不包括那时属于丹麦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不同的是，原本在1834年形成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已包括了整个普鲁士，但不包括奥地利，也没包括汉堡、不来梅和北部德意志的大部分区域（麦克伦堡、荷尔斯泰因—劳恩堡以及石勒苏益格）。这种状况的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二）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大强权都是日耳曼邦联的成员，假如两者一起加入未来的德国，应当如何协调；（三）对于其他为数众多的小君主国将如何安排，这类君主国从中等大小的王国到舞台般的袖珍小国不等。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国和意大利在自然边界上都与奥地利帝国有着直接关系。实际上，两者的统一就意味着战争。

对于欧洲统治者而言，幸运的是，这种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混合碰撞，在当时已经不具爆发性，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紧随着革命失败而来的经济繁荣，拆去了爆发的导火线。总而言之，从19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各国政府发现他们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动荡，这些动荡不安是由温和的自由中产阶级和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掀起的，有时甚至是被新兴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激起的。其中一些政府甚至比从前更易受到内部不满的打击，特别是当他们在对外战争失利之时，例如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奥地利帝国在萨奥战争之后。但是，除了一两个地方以外，这些新的动荡不具革命性质，而即使在这一两个特殊地方，动荡也可以被孤立和限制。这期间最具特色的插曲，是发生在1861年选出的强硬自由派普鲁士国会和普鲁士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对立。在这场对立中，普鲁士国王和贵族完全没有对国会让步的想法。普鲁士政府非常清楚，自由主义者的威胁仅仅是口头上的，于是主动挑起争执，然后干脆任命当时最保守的人物——俾斯麦——担任首相，实行没有国会或者把拒绝投票赞成征税的国会置于不顾的统治。俾斯麦这样做了，而且毫无困难。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具重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政府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也不是政府几乎不曾丧失过他们对金融形势的控制，相反，却是反对群众的要求总有一部分会被政府应允，至少在俄国以西的欧洲是如此。这是一个改革的10年，一个政治自由的10年，甚至是向所谓的“民主力量”让步的10年。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已经实行议会制度，选举权已经扩大，更不用说还有一系列同步进行的相关改革。英国1867年的《议会改革法》，实际上已将选举权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在1863年显然失去了城市选票——它只能在巴黎的15个代表中获得一个席次——于是逐渐采取广泛措施，加速帝国政府的管理制度“自由化”。在非议会制的君主国家中，这种态度上的变化甚至更为明显。

1860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干脆放弃统治，好像它的臣民们完全没有政治意见一样。此后，它致力于在其为数众多而且吵闹不休的民族之间，寻找一些联合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强大到足以克制住其他政治力量，使之无法发挥政治作用，尽管眼前对所有民族都不得不做出某些教育上和语言上的让步。一直到1879年之前，这个王朝都可以在其说德语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中，找到最便利的统治基础。但在控制马扎尔人这方面，则不见成效，马扎尔人在1867年的《妥协方案》（Compromise ）之前，已经赢得了不亚于独立的地位，这个《妥协方案》将帝国转化为奥匈二元君主国。然而，在德国发生的转变甚至更能说明问题。1862年，俾斯麦当上普鲁士王国首相，着手施行一项方案，旨在维持传统的普鲁士君主和贵族统治，抵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日耳曼的民族主义。1871年，他出任由他一手统一而成的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帝国同时设立一个由全体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国会（显然是不具作用的），依靠（温和的）德国自由主义者的热情支持。俾斯麦本人绝不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在政治上也远不是一个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见第五章）。他聪明得足以认识到，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拼死对立，是无法保住普鲁士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的，应该设法与两者周旋，使他们为自己服务。这意味着他将按照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所说的去做，迪斯累里在采用1867年《议会改革法》时说过：“要在辉格党人（Whigs）洗澡的时候赶上去，穿上他们的衣服走开。”

所以，19世纪60年代统治者的政略，是基于三方面考虑而制定的。其一，他们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双重变化的形势之下，这种形势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必须去适应。唯一的选择——政界要人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就是能否航行在这道劲风前面，或者像水手一样凭借他们娴熟的技术把航船驶往另一个方向。风本身只是一个自然因素。其二，他们必须决定要对新势力做怎样的让步，才不至于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制度，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不威胁到他们有责任防御的政治结构；他们也必须决定该让步到什么程度，超出这种安全程度，就必须收手。其三，他们非常幸运，能够在他们拥有主动操控优势的环境中，做出上述两项决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完全自由地控制事态的发展。

因而，在传统的欧洲历史中，这一阶段表现最突出的政治家，是那些能够有条不紊地将政治管理与政府机器的外交控制相结合的人，例如普鲁士的俾斯麦、皮埃蒙特的加富尔伯爵、法国拿破仑三世；或是那些精于妥善掌控上层统治阶级不断扩大这一艰难过程的人，例如英国自由党人格莱斯顿（W.E.Gladstone，1809—1898）和保守党人迪斯累里。最成功的是那些知道如何把新旧非正规政治力量转向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人，不管那些力量是否赞成他们。拿破仑三世之所以在1870年垮台，正是因为他最终还是没有做到这点。但当时有两个人对这个棘手问题具有非凡的处理能力，即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加富尔和保守主义者俾斯麦。

他们两人都是特别清醒的政治家。这一点在加富尔的清明无欲和俾斯麦那种德意志人的平凡务实中充分展现。俾斯麦是个更复杂、更伟大的人物。他们两人都是彻底的反革命者，完全缺乏对各种政治势力的同情，然而却有办法接收这些政治势力的计划，在意大利和德国贯彻施行，并抹去其中的民主和革命成分。两者都注意把民族统一和民众运动区别开来：加富尔坚决主张把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变成皮埃蒙特王国的延续，甚至拒绝把其（萨伏伊）国王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Ⅱ）的称号改成（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一世；俾斯麦则将普鲁士的霸权扩建成新的德意志帝国。两者都非常灵活圆融，成功地把反对派吸收到政府当中，却又使他们无法实际控制政府。

两者都面临着艰巨复杂的国际策略和（就加富尔而言）民族政策问题。俾斯麦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也不必担心内部的反对，所以他认为统一的德意志是可行的，只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过大的，因为如果太庞大，普鲁士就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这意味着：其一，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麦凭着1864年和1866年发动的两次漂亮短暂的战争达到这项目标；其二，必须排除奥地利在日耳曼的政治影响力，他借着支持和保证让匈牙利在奥地利帝国境内获得自治（1867年），而达到此目的；其三，与此同时必须保留奥地利，我们可以看到他此后倾其卓越的外交才能，来完成这项目标。［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崩溃，落入其境内各民族手中，就不可能阻止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加入德意志帝国，这样就会打乱俾斯麦精心构筑的普鲁士优势地位。这也正是1918年后发生的情形。而且如事实所显示，希特勒“大日耳曼”（1938—1945）政策最深远的结果，正是普鲁士的完全消失。今天，甚至普鲁士的名字亦不复存在，除了在历史书中。］这也意味着必须使那些反普鲁士的小侯国觉得一个优势的普鲁士要比优势的奥地利更易接受，为此，俾斯麦在1870—1871年以同样漂亮的手段挑起并进行反法战争。与俾斯麦不同，加富尔得要动员同盟（法国）来替他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而当统一进程超出拿破仑三世所能信守的情况时，他又得解散这个同盟。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所看到的意大利，一半是由上操控的统一，一半是由下进行的革命的统一。由下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民主共和反对派所领导的，由饱受挫折的19世纪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红衫军首领加里波第——担任军事领导。1860年，经过简短考虑、快速会谈和妥善谋划之后，加里波第才在劝说之下把权力交给国王。

这些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仍然值得赞赏，这纯粹是由于他们的杰出能力。然而，使他们获得如此惊人成就的，不仅是个人才能，还包括当时那种非比寻常的回旋余地，这种回旋余地是由当时不具严重的革命危险和无法控制的国际对立所提供的。群众的运动，或者说非正规的运动，在这个时期十分软弱，单凭自身无法有多大的作为，他们不是失败就是沦为由上而下的改革的附和者。日耳曼的自由主义者、民主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除了在德国统一的实际进程中表示欢呼或异议，别无实际贡献。意大利左派，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扮演了一个较重要的角色。加里波第的西西里远征，迅速征服了意大利南部，逼迫加富尔立即采取行动。虽然这是一项极具意义的成就，但若不是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所造就的局势，这种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怎么说，左派终究未能如愿建立意大利民主共和国，对他们来说，那是统一的必要成分。温和的匈牙利贵族在俾斯麦的庇护下，为其国家争取到自治，但激进主义者却感到失望。科苏特继续过着流亡生活，客死他乡。19世纪70年代巴尔干人民的造反结果，是保加利亚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1878年）。但只有在合乎强权利益的时候才能获得独立：波斯尼亚人在1875—1876年开始掀起一些起义，结果只是以奥斯曼统治代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且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可能还好一点儿。与此相反，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独立革命的结局终归惨败（见第九章）。甚至1868年的西班牙独立革命，也只在1873年造就了一个短命的激进共和国，不久便因君主复辟告终。

我们不应低估19世纪60年代伟大政治操作者的功绩，但必须指出，由于可以采取重大的制度变化而不会招致激烈的政治后果，而且甚至可以准确恰当地说，还由于他们几乎可以随意发动和停止战争，他们的事业遂变得更加容易。所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只需冒极小的政治风险，就可以做出极大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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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1848年后的30年间，在国际关系形式上，而不是国内政策上，将是一个变化更加显著的时期。在革命的年代，起码是在拿破仑失败之后（见《革命的年代》第五章），大国政府已经极其小心地避免彼此之间发生大型冲突，因为经验似乎已经证明：大型战争和革命是如影随形的。既然1848年革命已匆匆来去，限制外交活动的因素便大大减弱。1848年之后的30年，不是革命的时代，而是战争的时代。其中有些战争实际上是内部矛盾、革命，或接近于革命现象的产物。严格地说，这些——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和美国内战（1861—1865）——不属于本章讨论范畴，除非涉及这一时期的战争技术与外交问题。我们将在别处加以探讨（见第七章和第八章）。在此，我们关心的主要是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紧张和变化，并留意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间的奇妙交织。

假如我们能够询问一位在1848年前实际处理国际外交问题的生还者——比如说能够询问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在革命很久之前就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其间除短暂间断，直到1865年去世为止，都持续处理外交事务——他肯定会做如下之类的说明：唯一可以算作世界事务的是五个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五个大国是英国、俄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见《革命的年代》第五章）。五强之外，唯一具有足够野心和力量的国家是美国，但它可暂时忽略，因为美国把其注意力放在另一个大陆，而欧洲大国中没有一个对美洲有积极的野心，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这些经济利益是私人企业家关心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实际上，迟至1867年，俄国仍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并加上足够的贿赂金，以说服美国国会接受普遍被认为是一片乱石、冰川和北极苔原的地区。欧洲大国本身和那些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英国，因其庞大的财富和海军；俄国，因其广阔的土地和强大的军队；法国，因其国土辽阔，军队强大，还有着相当惊人的军事业绩——有充分的野心和理由互不信任，但不至于无法达成外交上的妥协。在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的30多年间，欧洲大国没有使用过武力相互对抗，而是把他们的军事活动限制在镇压国内或国际的颠覆活动上，限制在一些地方骚乱上，限制在向落后国家的扩张上。

当时确实存在一个相当持续的摩擦根源。一方面是一个缓慢解体的奥斯曼帝国，另一方面是俄国与英国在该区的野心冲突，这两方面的结合遂形成了摩擦的根源。在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过程中，一些非土耳其部分争取摆脱出去，而俄国和英国则对东地中海地区、现在的中东地区和介于俄国东部边界与英印帝国西部边界的地区，同样抱有争夺野心。只要外交大臣们不必担心国际体系有被革命打乱的危险，他们就可以一直忙于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所幸，事态并没有失去控制。1848年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尽管5个大国中的3个遭到革命颠覆，大国的国际体系仍然得以恢复，而且实际上并没有被革命所改变。事实上，除了法国之外，各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接下来的10年将是显著不同的。首先，各大国（至少英国）把法国看成是搅乱国际体系的最大潜在祸害。法国在1848年革命后，以人民帝国的面貌在另一位拿破仑统治下出现。而且更严重的是，1793年雅各宾主义再现的恐惧，已不再是这个人民帝国害怕的事。拿破仑三世虽然偶尔宣称“帝国意味着和平”，但却特别喜欢干涉世界事务：远征叙利亚（1860年），加入英国对中国的战争（1860年），征服印度尼西亚南部地区（1858—1865），甚至当美国正在忙于其他事务时，冒险出兵占领墨西哥（1861—1867），但法国的附庸皇帝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1864—1867）并没有执掌到美国内战结束。在这些横行霸道的举动中，法国并没有获得什么特殊利益，其出兵动机或许只是因为拿破仑三世认为这些活动可以增添帝国的光荣，有利于他的选举。法国只是强大到足以做出牺牲所有非欧洲国家利益的事。至于西班牙，尽管它也存有野心，想要恢复它在美国内战期间在拉丁美洲失去的某些影响，但已无能为力。只要法国的野心放在海外，就不会特别有害于欧洲大国体系；但是，一旦法国在欧洲大国间有争执的地区采取行动，就会扰乱到已经相当不稳的平衡体系。

这种扰乱的第一大结果是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这是在1815—1914年间最接近欧洲大战的事件。导致这场战争的因素中没有什么新鲜和意外，这是一场重大、拙劣的国际大屠杀，一方是俄国，另一方是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在这场战争中，据估计约有60余万人死亡，其中将近50万死于疾病。在这些死亡者中，22%是英国人，30%是法国人，大约一半是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之前或之后，俄国无论是瓜分奥斯曼还是把奥斯曼变成附庸国，都无须考虑会因此导致大国之间的战争。在奥斯曼解体的下一个阶段，即19世纪70年代，大国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两大宿敌之间，即英国和俄国，其他大国除了象征性的举措外，或是不愿干涉，或是无力干涉。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以第三者的身份加入战场，而且其采取的方式和战略都是不可预料的。毫无疑问，没有人想要这样一场战争，于是一旦大国们能够摆脱，便草草结束这场战争，对“东方问题”没有留下任何可见的持久影响。结果是，纯粹为对抗而设计的“东方问题”外交机制，就此暂告崩溃，但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代价。

这场战争的直接外交结果是暂时性的，或者说不具重要意义，尽管罗马尼亚因此变成既成事实的独立国家。但其更深远的政治后果却仍较严重。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1825—1855）坚硬的专制外壳宣告破碎，当然在此之前该体制已受到了日益沉重的压力。一个危机、改革和变化的时代开始了，它最终将导致解放农奴（1861年）和19世纪60年代晚期俄国革命运动的出现。欧洲其余地方的政治地图不久也将更改。克里米亚战争带动了大国国际体系的变迁，就算它不是动因，至少也是催化剂。就像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在1858—1870年间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在1862—1871年间形成，其间拿破仑第二帝国崩溃和巴黎公社出现（1870—1871）；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建。简而言之，在1856—1871年间，除英国之外，所有的欧洲“大国”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甚至绝大多数是在领土方面。一个新兴大国建立了，那就是意大利，并且不久就将跻身于它们的行列之中。

这些变化的绝大多数，都间接或直接起源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统一。不管这些统一运动的原始动因是什么，其过程都是由政府操持的，例如适时地使用军事力量。套用俾斯麦的名言，统一问题是用“铁和血”解决的。在12年间，欧洲经历了四场大战：法国、萨伏伊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1858—1859），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1864年），普鲁士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和日耳曼诸邦对法国的战争（1870—1871）。这些战争的时间都不长，而且以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的标准来衡量，耗费并不特别大，虽然在普法战争中大约有16万人战亡，多数是法国士兵，但这些战争有助于形成一个独特的欧洲历史阶段。正因为如此，本书才以一个类似战争的开端为引子，否则本书本来是论述一个极其太平的世纪（1815—1914）。然而，尽管在1848—1871年间，战争是相当普遍的事，但全面战争的恐惧——20世纪的人们实际上一直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自从20世纪初以来从未间断过——还没有笼罩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公民心上。直到1871年后，这种恐惧才开始慢慢出现。政府仍然可以随意发动和结束国家之间的战争，俾斯麦正是擅用这种状况的绝佳好手。只有内战和极少数的冲突会演变成真正的人民战争，例如巴拉圭（Paraguay）与邻国的战争（1864—1870），演变成无限制的屠杀和毁灭事件，就像我们所处的世纪非常熟悉的那样。没有人能够知道太平天国运动的伤亡人数，但是据称中国的一些省份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内战之前的人口数。美国内战杀死63万士兵，伤亡总数是联邦军队和邦联军队总人数的33%—40%。巴拉圭战争杀死33万人（假定拉丁美洲的统计数字准确无误），主要受害国的人口减少约20万人，其中可能只有3万人是男性。无论怎么看，19世纪60年代都是血腥的10年。

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一历史阶段相对来说如此血腥呢？其一，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加剧了海外世界的紧张对立，助长了工业国家的野心，增加了由此引起的直接和间接冲突。正是这样，美国内战中工业化的北部战胜从事农业生产的南部，不管战争的政治因素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美国内战几乎可以被视为是南方从非正式的从属于英帝国转而从属于美国新兴的大工业经济，因为南方原本只是大英帝国棉花工业的经济附庸。在20世纪把全美洲从英国的经济附庸转变成美国的经济附庸，美国内战可以被视为最初的一步，但却是巨大的一步。巴拉圭战争最好是被看作使拉布拉塔河（River La Plate）流域融入英国经济世界的事件：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他们的展望和经济皆转向大西洋，逼迫巴拉圭从自给自足的经济走出来。巴拉圭是拉丁美洲唯一一个印第安人能有效抵制白人定居者的地区，这也许得感谢耶稣会的最初统治，才使得这个自给自足的地区得以长期维持（见第七章）。［其余抵抗白人征服的印第安人，受到四周白人定居者的逼迫而后退。只有拉布拉塔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尚保持独立。瓜拉尼语（Guarani）是原住民和外来居民实际使用的沟通用语。］太平天国运动及其镇压，与西方的枪支和资本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以来便迅速渗入中华帝国一事，是分不开的。

其二，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尤其是在欧洲——这是由于各国政府复归到从前那种把战争看成一种正当的政治工具。这些政府现在不再认为由于害怕跟随而至的革命而应极力避免战争是正确的做法。这些政府也有理由相信，大国机制能够把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扩张的时代，每一个国家似乎都拥有足够的空间，所以经济上的对立很难导致超出地方范围的冲突。此外，在这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时代，商业竞争比以往或之后更接近于不需要政府的支持。没有人——甚至马克思也未能，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认识到这一时期的欧洲战争，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

其三，这些战争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新技术来进行。（由于相机和电报的使用，新技术也变革了报纸上的战争报道，现在可以把战争现场的真实情况，更生动地展现在受过教育的公众面前。但是，除了1860年建立并在1864年取得《日内瓦公约》承认的“国际红十字会”之外，战争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19世纪未能有效控制可怕的血腥战争。）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战争，除了小规模的欧洲军事干涉外，基本上仍然是前技术时代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进行得极其拙劣而无力，而且未适当应用已经出现的当代技术。但是19世纪60年代的战争，已经有效地利用铁路动员和运输军队，使用已有的电报进行快速通信，开发出装甲战舰并附载穿甲火炮，可以使用大量生产的火药武器，包括盖特林机关枪（1861年）和现代炸药包——炸药发明于1866年——这对于工业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从此，工业比其他行业更全面与现代化的武器生产紧密结合。美国内战动员了其大约3300万总人口中的250万人；其余工业化国家的战争规模仍然较小，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即使动员了170万人，也还不到两国大约7700万居民的2.5%，换句话说，只占能够扛枪入伍的2200万人口中的8%。即便如此，仍然值得注意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投入30多万人的巨大战役已不再罕见［萨多瓦（Sadowa，1866年）、格拉韦洛特（Gravelotte）、色当（Sedan，1870年）］。在整个拿破仑战争的过程中，只有过一次这种规模的战役（莱比锡）。甚至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的索尔费里诺（Solferino）会战，也比拿破仑战争中所有会战的规模都大，除了莱比锡会战之外。

我们已经观察了这些政府的肇端和战争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造成的国际后果却更为显著。因为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间，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有着深远意义的转变，是超出大多数现代研究者所认识到的。先前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方面尚未改变：即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绝对优势，而且由于日本的加入，使得这种优势更加突出。日本是其中唯一一个非白人的国家，它在这段时间成功地仿效了西方。现代技术使得任何不具有这种技术的政府，受到具有这种技术的政府的摆布。

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拿破仑失败后的半个世纪里，只有一个大国是真正的工业国和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只有一个国家拥有真正的全球政策，例如一支分布于全球的海军，此即英国。在欧洲大陆有两个大国具有潜在的决定性军队，尽管它们的军事力量实质上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即俄国和法国。俄国有着数量庞大且体质强壮的人口，法国凭借着可以动员革命大众，而且大众也有着革命动员的传统。奥地利和普鲁士比较而言，在政治军事上不具重要意义。在美洲，只有一个无敌大国——美国。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美国没有闯入大国对立的重要地区中（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些地区不包括远东）。但是在1848—1871年之间，或者更具体地说在19世纪60年代，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工业化的扩张在英国之外造就出另一些本质上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大国：美国、普鲁士（德国）、比以往更强大的法国和稍后的日本。第二件，工业化的进展使得财富和工业生产能力日渐成为国际争霸力量中的决定因素，因此，俄国和法国的力量在相对降低，而普鲁士（德国）的力量则大大增强。第三件，这10年间出现了两个非欧洲的独立大国，美国（内战后统一在北方领导之下）和日本（随着1868年明治天皇的复位而有条不紊地着手于“现代化”）。凡此种种，第一次使全球大国的冲突成为可能。欧洲的商业和政府日益将它们的活动扩张到海外的趋势，以及它们在诸如远东和中东（埃及）等地区与其他大国的冲突，更增强了全球冲突的可能性。

在海外，这种大国结构上的变化，还没有产生重要影响。在欧洲，这种变化却立即发生了作用。俄国就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在欧洲大陆上已不再是潜在的决定性力量。同时，就像普法战争所显示的那样，法国也是如此，不再是潜在的决定性力量。相反，德国作为新兴大国，兼有强大的工业力量与技术力量，拥有比除俄国以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多的人口，成为欧洲地区新生的决定性力量，而且一直保持到1945年。奥地利以奥匈二元帝国（1867年）的面目再现，但它之所以仍能长期充当“大国”，靠的只是其疆域的辽阔和国际交往上的方便而已。但奥地利还是比新统一的意大利强大。意大利为数庞大的人口及其外交雄心，也使它被视为大国角逐游戏中的一员。

所以，正式的国际结构逐渐从原来的国际结构中脱胎而出。国际政治变成全球政治。在这个全球政治中，至少有两个非欧洲大国发挥着有效作用，尽管一直到20世纪以前，它们的表现尚不太明显。再者，这也形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寡头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它们联合一致在全世界施行垄断，却在彼此之间进行竞争。但这种状况在“帝国时代”来临之前，表现得并不突出。大约在1875年左右，这一切确实还很难发现。但新的大国结构基础已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其中包括对全欧战争的恐惧，这种恐惧从19世纪70年代起，已经浮现在国际事务观察者的脑海之中。实际上，在未来的40年间并未发生这样的战争。这40年对于当时人来说，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漫长艰难。然而，回顾过去，有超过30年的时间，在大国甚至中等国家之间并未发生任何战争（除美国和中国在1950—1953年间发生过冲突，但当时中国还算不上大国），处于这个时代的我们比任何其他时代的人都更清楚，在没有战争时总是害怕发生战争。尽管有冲突存在，这个自由主义赢得胜利的时代，基本上是平安稳定的。1875年以后，情况就不复如此了。

[1] Prince Napoléon Louis Bonaparte, Fragments Historiques, 1688 et 1830 (Paris 1841), p.125.

[2] Jules Verne,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1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