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头上有苛政。根据进步的原则，天意早该没有了。

——内斯特罗，维也纳喜剧作家，1850年[1]

自由主义的胜利时代开始于革命的失败，结束于漫长的经济萧条。第一个路标一目了然，它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和另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而第二个路标则不尽然。然而历史并不顾念是否对历史学家方便，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对此还不甚了解。依照戏剧的要求，这本书结束时应安排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例如1871年的德国统一和巴黎公社，或是1873年的股票暴跌，但是戏剧的要求与现实不一样，经常很不一样。资本时代的小路并没有结束在可鸟瞰全景的制高点上，也没有结束在大瀑布前，而是结束在景色不太容易辨认的转弯处，也就是1871—1879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如果我们必须指出个具体日子，那就让我们选一个能象征“19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但不要和什么特定事件有关，免得将它不必要地凸显了。就让我们选择，比如说，1875年吧。

紧接着自由主义胜利而来的新时代，将是大不一样的。经济上，它迅速离开私营企业自由竞争、政府不加干预，或德国人称之为“曼彻斯特主义”的道路（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正统的自由贸易道路），而朝向大型工业公司［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垄断集团］、政府积极干预、正统政策迥然不同但经济理论不一定很不一样的道路。英国律师戴雪（A.V.Dicey）长叹道：个人主义的时代已于1870年结束，“集体主义”时代来临了。戴雪看到“集体主义”长驱直入，辗转难眠。在我们看来，他所看到的“集体主义”多数是不重要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是对的。

资本主义经济在四个重要方面发生变化。首先，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技术时代，不再受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明和方法：一个新能源的时代（电力、石油、涡轮机、内燃机等），一个基于新材料之上的新机械时代（钢铁、合金、有色金属等），一个植根于科学之上的新工业时代，例如正在扩大的有机化学工业。

其次，我们日益进入一个由美国首开其先河的国内消费市场经济。这种新形态的形成是由于群众收入的提高（欧洲提高的幅度还不很大），更由于先进国家的人口增长。1870—1910年间，欧洲人口从2.9亿增加到4.35亿，美国人口从3850万增加到9200万。换句话说，我们进入一个大规模生产的阶段，包括某些耐用消费品的生产。

再次，从若干方面来说，这点最具决定性意义——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令人困惑的逆转。自由主义的胜利时代事实上就是英国工业在国际上处于垄断地位的时代，中小企业可以自由竞争，保证获得利润，而且困难很少。后自由主义时代则是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工业经济——英国的、德国的、美国的——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在经济萧条期间，它们发现要获得足够利润非常困难，于是竞争更加激烈。

最后，竞争更导致了经济集中、市场控制和市场操纵。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说道：

经济增长如今已成为经济斗争——一场将强者与弱者截然分开的斗争，一场打击一部分国家信心、坚定另一部分国家志气的斗争，一场牺牲老的、照顾那些新兴国家的斗争。原本对未来的进步发展充满无限信心的乐观情绪，已让位给迟疑不决和某种痛苦挣扎。而这一切又强化了激烈的政治竞争，政治竞争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斗争，这两种竞争在掠夺土地的浪潮和“势力范围”的追逐中会合，并因之被称作新帝国主义。[2]

世界自此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里的帝国主义既是广义的（包括经济组织的结构变化，例如“垄断性资本主义”），也是狭义的，“低度开发”国家以附属国的地位被纳入由“先进”国家统治的新世界经济秩序。其原因除了竞争（导致各强权竞相将世界划归为自己的商业保留地，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市场和资本出口的刺激外，同时也由于大多数先进国家因气候和地质原因而缺少原料，这些原料的重要性日见明显。新技术工业需要石油、橡胶、有色金属等原料。到19世纪末，马来亚已成为闻名的锡产地，俄国、印度和智利是锰产地，新喀里多尼亚为镍产地。新的消费工业需要飞速增长的原料数量，不仅是先进国家可以生产的原料（例如粮食和肉类），还有它们无法生产的原料（如热带和亚热带的饮料和水果，以及国外的蔬菜、制皂用的油脂等）。“香蕉共和国”如同锡、橡胶和可可殖民地一样，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世界一分为二，一为先进地区，一为低度开发地区（从理论上讲两者是互补的）。这种现象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时已开始具有其特殊的现代形状。这种新的先进／依附模式将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为止，中间只有短暂间歇。而这便是世界经济的第四项重大变化。

从政治上看，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在英国，1848—1874年间，除两次为期短暂的例外，一直是辉格／自由党（从广义上说是托利／保守党以外的政党）在执政。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辉格／自由党执政时间总共不超过8年。在德国和奥地利，19世纪70年代的自由党已不再是政府在议会里的主要基础，如果政府需要这样一个基础的话。他们的衰退，不仅是因为他们强调自由贸易、廉价政府（相对来说也就是无所事事的政府）的思想主张被击败，也因为选举政治的民主化（见第六章）摧毁了他们认为其政策可代表广大群众的幻想。一方面，由于经济萧条，代表某些工业和全国农业利益的保护主义压力加大了。贸易更加自由的发展趋势发生逆转，俄国和奥地利在1874—1875年，西班牙在1877年，德国在1879年，实际上各地皆是如此。除了英国外——即使在英国，从19世纪80年代起，自由贸易也开始受到压力。另一方面，下层的“小人物”要求保护他们不受“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要求社会福利、建立失业公共保护措施、制定最低工资，这些日益高涨的呼声，在政治上发挥了十分强大的作用。“上层阶级”，不管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贵族，还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都不再能够代表“下层”说话了，更关键的是，他们不再能够获得“下层”不求回报的支持了。

所以，一个新的、日益混乱紧张的局面（以及在此局面下出现的新政治格局）正在形成，反民主的思想家预见到形势不妙。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1870年写道：“人权的现代说法包括了工作权利和生存权利。人们再也不愿将最重要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处理，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不可能获得的，而他们认为只有在政府的强行规定下方可获得。”[3] 思想家感到头痛的不仅是穷人提出的据说是乌托邦式的要求——有权过温饱生活，还有穷人强行获得这个权利的能力。“群众要求安定，要求工资。如果他们能从共和当中获得安定和工资，他们会紧紧依靠共和；如果能从君主制度获得安定和工资，他们会紧紧依靠君主制度。如果两者都无法给予他们，他们毫不犹豫地会支持首先保证他们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体制。”[4] 政府不再由传统赋予它的合乎道德的自主权和合法性来控制，也不再能够相信经济法则不会遭到破坏，政府实际上会日益成为无所不能的极权国家，虽然理论上它只是为大众达到目的的工具。

以今日的标准而言，当时政府作用的增加还很有限，虽然在本书所述时期，几乎各地政府的平均开支（也就是政府的活动）都增加了，主要是由于公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自由主义、和平、不接受津贴的私营企业堡垒，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除外）。政府开支的增加在海外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这些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都在进行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办法是引进资金。然而，各方面的社会开支仍是少得可怜，也许只有教育经费例外。另一方面，政治上有三种倾向从经济萧条的新时期混乱中冒了出来（经济萧条导致各地社会爆发骚乱和不满）。

第一，最明显也最新奇的，是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和运动的出现，它们一般都带有社会主义倾向（也就是日益倾向马克思主义），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既是先驱，又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典范。虽然这时候的政府和中产阶级认为它们最危险，然而事实上，社会民主党是赞成自由主义理性启蒙运动的价值和假设。第二个倾向不但不接受启蒙运动的遗产，而且事实上还坚决反对。蛊惑人心的反自由、反社会主义政党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它们如果不是从先前隶属于自由党分支机构的阴影下冒出来的，例如后来变成希特勒主义鼻祖的反犹太、泛日耳曼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便是从直至当时为止在政治上一直韬光养晦的教会羽翼下冒出来的，例如奥地利“基督教社会运动”。（出于各种原因，在这些教会组织中，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立场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天主教大公会议未能在群众政治中有效地发挥其巨大潜力，除了在一些天主教居少数地位的西方国家，而天主教在这些国家中也只能发挥压力团体的作用——例如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德国“中央党”。）第三个倾向是群众性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从先前的激进自由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有些争取民族自治或民族独立的运动逐渐趋向社会主义，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特别是当工人阶级在本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但这只是民族社会主义，而非国际社会主义［如所谓捷克人民社会主义者（Czech People’sSocialist）或波兰社会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而且民族成分多于社会主义成分。其他民族主义政党或运动的意识形态，则纯粹以血统、土地、语言以及所有被看作是种族传统的内容为基础，别无其他。

然而这些新趋势并没有动摇先进国家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出的基本政治格局，逐步地、不情愿地走向民主立宪政体。不过，非自由主义的群众政治着实吓坏了各国政府，不管在理论上它们是多么可以被接纳。政府在学会操作这套新制度之前，有时——明显是在“大萧条”时期——会陷入惊恐万状之中，并实施高压统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还不允许从血洗中幸存下来的巴黎公社社员重新参与政治活动。俾斯麦知道如何驾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但不知道如何对付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或群众性天主教政党。1879年，他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格莱斯顿对爱尔兰也实行高压统治。不过，这只是个暂时阶段，而非永久趋势。资产阶级政治的框架（在存有这个框架的国家），要到进入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膨胀到突破点。

这个时代的确陷入了“大萧条”的麻烦时期。但是，如果太强调大萧条的色彩，反倒会造成错误印象。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不同，其经济困难本身非常复杂，也都有一定难度，因此历史学家甚至怀疑用“萧条”这个词来形容本卷所述时期结束后的20年是否妥当。历史学家错了，但他们的怀疑提醒我们不要采取过分戏剧性的处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都没有崩溃。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缓慢地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修改了自由主义，还留有充分的余地。然而那些被殖民统治的、低度开发的贫穷落后国家，其情况便有所不同，例如俄国这类处于胜利者世界和受害者世界之间的国家，其情况也不一样。在这些国家中，“大萧条”开创了即将到来的革命时代。但在1875年后的一两代人之间，胜利的资产阶级仍固若金汤。也许信心比以前弱了一些，因而资产阶级声称它仍信心十足未免有点儿刺耳。也许资产阶级对其前途有点儿担心，然而“进步”无疑仍会继续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笼统说来是以自由社会的形式继续下去。“大萧条”只是一个插曲。未来不是还有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生活提升与和平吗？20世纪难道不会是19世纪更加辉煌、更加成功的翻版吗？

我们今天知道，20世纪不是19世纪的翻版。

[1] Johann Nestroy, Sie Sollen Ihn Nicht Haben (1850).

[2] 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1969), pp.240-41.

[3] Burckhardt, op. cit., p.116.

[4] Burckhardt, op. cit., p.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