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皇族今安在

被辛亥革命直接改变了命运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们本是天朝贵胄，国家统治集团，但辛亥之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或者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

溥仪与载沣

按皇室优待条例，民国政权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宫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存在着，宣统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继续宣统纪年，仍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许多遗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赏为荣誉。民国政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清廷给予礼遇和尊重，无奈溥仪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张勋挟持下宣布复辟，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给赶下台。以此理由，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个皇朝就这样凄惨终结。

溥仪后来还主动或被动介入一些政治运动，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伪满洲国”总统。1945年被苏联红军抓获，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复公民权利，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仪一生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溥仪并没有留下任何“龙种”。大清皇族中最重要的一支就这样无疾而终。

宣统小皇帝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继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当然是光绪帝的弟弟，即宣统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

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

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潮的。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他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融入社会的人。

载沣儿子一系

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四子溥任；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

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是因为皇族的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风光的时候。

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个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嫮生1941年出生，现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

溥倛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

载沣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职。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1985年回京，后因其身份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

金毓峑也是专业人才出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

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

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珵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

载沣女儿一系

载沣的大格格韫媖，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逝。

二格格韫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当上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

三格格韫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韫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

四格格韫娴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

五格格韫馨由兄妹介绍，与万嘉熙结婚。万嘉熙为清廷故臣万绳之子。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

六格格韫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她于1982年病逝。

七格格韫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皇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于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

庆亲王一系

清廷皇族1911年之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

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等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结束了。

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

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殁。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

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商部后更名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的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底病逝。

载振的大弟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其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

载泽及善耆一系

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

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

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决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

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皇族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

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

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其他的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的基本队伍。

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

晚清司法改革

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

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责成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朝廷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

沈家本与伍廷芳，一中一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名也最有成绩的法学专家。沈家本出生于律学世家，他的父亲长时期任职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权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于科举考试，同时也在乃父影响下钻研法律问题，精通中国古典法律，著有《历代刑法考》等专门著作，是中国传统律学向现代法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也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伍廷芳的出身与沈家本大相径庭，他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后被李鸿章招揽幕中。伍廷芳对东西各国近代政治制度、司法体制高度认同，对东西各国法律条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娴熟。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追随李鸿章参与中法谈判、中日谈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伍廷芳是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法律人才，以他对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协助沈家本修订法律，其价值趋向不言而喻。

对清廷而言，修订法律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列强的应付，只是使中国法律怎样更好地与西方接轨，不至于直接冲突，屡屡吃亏。然而当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对大清王朝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全面清理之后，发现问题相当复杂，深切认识到所谓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必须通过对原有法律的清理，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条文，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

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开张，这个普普通通的机构在袁世凯等督抚大力支持下，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参与中国新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修订法律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大清帝国现行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进行了系统规划，尽最大可能翻译和研究东西方各国法律，酌定名词，考辨文义，以东西各国法律为参照，大规模、大幅度对中国法律中与东西各国法律相抵触的内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删减、修改，主要参照日本的法律建构重新规范了中国的法律制度。

中国当时之所以愿意参照日本的法律体系重构自己的法律架构，一方面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沟通，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此时发自内心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已经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即便在法律制度这个层面上，日本人也已经将许多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款译成日文，通过“日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国此时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日本法律专家帮助下，沈家本等参照东西各国法律体系，大刀阔斧地删减、重建中国的法律体制，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奋斗，大致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备的法律、法规也都在那几年匆匆完成。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新政时期和此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援，比如《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也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不过，对晚清十年乃至后来数十年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影响和启示的，可能还是沈家本等人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制定的几部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这几部根本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后来的法律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大清新刑律》抛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规范为一部单纯的刑法典，废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旧名词旧概念，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终于被规范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确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则，彻底废除了旧律中繁杂的死罪名目。此外，还有在西方各国习以为常的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监狱等，也都在那个时候逐步进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凡此，均使大清国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进，大致能够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与东西各国正常交流而无滞碍。

清末新政法律体制改革，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许多新法典并没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没有得到执行，但这场改革本身确实是中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气扬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吸收东西各国法律优长，重造中华法系，为此后中国法律的走向规定了大致不变的路线图。即便大清国后来成为历史陈迹，大清王朝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标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表明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已不再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状态，实际上葬送了自秦汉以来传承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和发展，全面引进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这样的法律体系不再反映中国的过去，而是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为新社会制度的发生准备了种子。

袁世凯“有密未告”

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变法”之所以演变成“戊戌政变”，光绪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过了十年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

不速之客

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

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功名显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袁世凯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是朝廷循任职惯例安排谈话。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凯已经在颐和园觐见了皇上，皇上夸他兵练得好，军事学堂办得也好，叮嘱袁世凯继续努力，甚至还说可以与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

皇上的格外关照让袁世凯很亢奋。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体安排的袁世凯见缝插针相继拜访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是袁世凯的老上司，有伯乐之恩，如果没有李鸿章早年欣赏、提携，不可能有袁世凯的今天；庆亲王是恭亲王之后满洲贵族领袖，是朝廷此时大小事务的总管家。袁世凯与李鸿章就当时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交换看法，分析英国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至于庆亲王，袁世凯在庆王府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据说庆亲王留在颐和园参与军机，大约也是与英国军舰动向有关。

疲惫的袁世凯刚回到这个临时寓所，就收到荣禄派人送来的急件，叮嘱袁世凯留心英国军舰异动，让袁世凯尽快归队。由于袁世凯已经奉旨定于20日请训，不便立即离开北京回天津。袁世凯请幕僚起草了一个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变通安排在明天（19日）请训。

当袁世凯与幕僚正在秉烛起草奏折时，忽闻门外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报，说是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大人有公来见，不候传请，谭嗣同已至会客室。

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相当了解。知道谭大人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

围园劫后

见面之后当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贺，但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转而忽问袁公的请训时间是不是后天。

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后天，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

谭嗣同的说法激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急询其故，谭嗣同说：“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在面临大难，非公莫能救。”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辩白：“袁某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

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还算满意，于是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袁公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行废立之谋，皇上面临巨大危险。袁公作为荣禄亲信，难道毫无觉察？袁世凯说，在军营的时候，袁某也常与荣大人晤谈。察其词意，忠君爱国，从来没有操纵废立之类的阴谋。谭大人所说闻所未闻，恐怕道听途说，不足为训。

对于袁世凯的解释，谭嗣同将信将疑。但是为了说服袁世凯，谭嗣同还是按照先前与康有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让袁世凯与荣禄决裂，为我所用。谭嗣同说：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让别人都觉得对你不错。其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荣禄在内心深处对袁公猜疑、防范甚多。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袁公辛苦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成就显著，中外钦佩，但去年袁公仅仅晋升了一级，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有为先生对你一直不错，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表示曾听皇太后提及你，只是荣禄常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对此也很纳闷，以为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重用呢。谭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诉袁世凯，你袁世凯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为你费了多大劲。谭嗣同当然不是要和袁世凯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凯设法救皇上。问题在于，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非常政变。袁世凯的犹疑不决逼着谭嗣同拿出真凭实据，好像谭嗣同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谭嗣同遂从衣兜拿出一张纸片，但见上面写着：

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很显然，这张纸片是谭嗣同写给皇上的报告，至于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复，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应该说见过世面，但这张小纸条看得他大汗淋漓心惊肉跳。袁世凯心中暗想，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他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

谭嗣同说，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无权，一切都无从进行。不过，这件事不需劳袁公大驾，自有谭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过问。

剑拔弩张

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凯深知，多年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皇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袁某带兵，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不必可行。

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谭大人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嗣同告诉袁世凯：“袁公不必担心，谭某自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后天早上袁公请训谢恩时定有硃谕一道面交袁公。”

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此时明白拒绝，肯定翻脸，谭嗣同或许真敢“即死在”这儿，至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袁世凯想都不敢想。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宕，不节外生枝，不过度激怒谭嗣同。袁世凯的推宕理由是：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直隶总督，中外官民必大讧，国势即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袁某统领的新军不过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还没有等到袁某领兵开拔，皇上可能就将陷入危险境地。

谭嗣同似乎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对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动手，即将硃谕分发诸军，布告天下，照会各国，看谁还敢乱动？

确实，如果真照谭嗣同设想这样做，谁敢反对？这又将袁世凯将到死角。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小站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皇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立即发动，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

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他说：“我袁某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谭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谭大人如何办法。”

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前似乎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上意甚急，谭某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气，大意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显然，这份硃谕只是一个抄件，不是皇上手迹、亲笔。这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答：“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

缓兵之计

谭嗣同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

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谭某向皇帝汇报。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厉，情绪异常。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回答绝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按照计划，皇上、皇太后很快将巡幸天津，等到那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凯的这个说法当然有理，不过谭嗣同说，现在形势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会被废黜。对此，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既然朝廷宣布让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尔反尔，发生意外。他劝谭嗣同不要胡思乱想操之过急。谭嗣同再问：假如朝廷届时取消了这次巡幸，那么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袁世凯说：巡幸天津，已经筹划很久了，花费也不少了。假如一定发生这样的事，袁某一定请荣禄出面力请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证巡幸天津不会中止。此事在我，谭君尽可放心。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建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谭大人以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听了袁世凯这番话，谭嗣同方才释然，以为袁世凯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赞叹不已。

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开始转变。

接下来，袁世凯问两宫不和，其因何在？谭嗣同对：“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皇太后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

对于谭嗣同的说法，袁世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

想象、误判与抓狂

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

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

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

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

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

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

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

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

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

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

文人不足以谋

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

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

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

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

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

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

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

后宫不是这样的

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

皇后——贤惠还是恶毒？

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

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

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

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

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

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

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

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

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

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

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

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

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

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

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

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

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

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

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

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

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

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

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

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

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

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

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

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

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

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

（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

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

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

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

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

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

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

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

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

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

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

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

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

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

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

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

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

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

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

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

与历史大势相悖

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

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

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

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

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9世纪40年代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

鸦片战争的结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对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时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

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国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

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

太平天国在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两百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

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利益。

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各国当时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他们尽管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

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

然而，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国际视野还是非常欠缺。当美国公使麦莲冲破重重关隘尝试着与太平天国建立某种联系时，竟然被太平天国不明就里地拒绝。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国公使麦莲收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罗苾芬、刘承芳复信，指责美国人写给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不合礼仪，不够礼貌，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宽容美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儿好感就被这样的无知吹得一干二净。

稍后，麦莲给太平天国方面发去一封复信，强调来文皆尽非友谊之意，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与贵国的联系。以后如有必要，将按照中华与美国所定条约进行处理，凡属美国商民在中国所应得之利益、公益等事款，美国使领馆将按照协约进行处理。很显然，美国视太平天国为长江流域一个政治实体，愿意打交道，愿意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以保护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国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麦莲不得不放弃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的尝试。

6月14日，麦莲给美国国务卿发去一份报告，以为太平天国差不多完全由一群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外交性质的交往差不多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麦莲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现在的危机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但是，这个扩大应该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利用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美国通过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与太平天国构建外交关系的企图。

与美国的外交动向非常相似，英国公使包令也在这个时候委派专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观察长江流域动态，另一方面试图打开与太平天国联系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国专使麦华佗携带英国公使包令的儿子卢因·包令乘军舰抵达镇江，遭太平军炮击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麦华佗一行登岸拜会太平军官员要求道歉。太平军官员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并表达了歉意。麦华佗一行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西行，20日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

麦华佗会见高级官员的要求被太平天国以上国姿态坦然拒绝。第二天（21日），麦华佗的舰长麦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会见了一位太平军下层军官。麦勒西请这位军官帮忙给东王送一封信。这封信列出三十个问题，并请杨秀清给予接见。

温文尔雅的英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太平军将领的好感，这些将领并没有从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国人。两天后，太平军将领明白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愤怒复信太平军将领，抗议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并要求太平军对于他们的三十个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太平军对于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

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国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剧和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

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

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肯定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领导人在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统治方式，长时期实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厌，无法支持。

太平天国金田发难后，按照军事方式编练军队，男女隔离分编男营、女营，有助于军队管理，有助于发挥战斗力，这都是对的。这一制度即便实行到定都南京后，也是应该的，没有大问题。但是，当定都后与清政府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用战争状态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继续实行男女隔离制度，肯定影响士气，影响民众的向心力。

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长时期实行圣库制度，自金田起义到革命失败，这一制度都没有调整。圣库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有利于保障军队供应，吸引穷苦民众参加革命，对保障军队纪律等，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定都后，当统治成为常态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还用各种理由坚持圣库制度，坚持什么特色，这就严重违背了人性，不合时宜，是将理想当作现实了。

特别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后，将圣库制度肆意扩大，将城市居民纳入圣库制度管理范畴，强制性要求“人无私财”，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这就不是一般的违反人性，而是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强加给人民，强加给社会。

圣库制度、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斗到底，保卫家园，安居乐业。

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更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后果。

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

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吸取的教训。

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机构加紧筹备或制作这方面的选题，有图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可以期待届时会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涌现。

因为职业关系，我最近应邀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稿，或应邀参加一些相关选题的研讨会，深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觉得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

我当然赞成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创作者在充分把握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比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苍穹之昴》，其实就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表达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以具体的日常生活去解读那个时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新建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辛亥革命的大片，当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框架前提下，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不仅必要，而且必需。

从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创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从戊戌六君子写起，有的作品从保路运动开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辛亥革命的发生必须从甲午战争说起，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证明先前三十年洋务运动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孙中山的觉醒，没有中国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应该写出孙中山等民主主义先行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写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气势和愈挫愈奋的勇气。

当然，辛亥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最后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抗争，因此还必须描写和兼顾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中坚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宪党人和他们发起的立宪运动，有各地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人一南一北所统帅的新式军队，这些军队原本是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最后却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众自发或不自发的抗争，也是清朝统治根基瓦解的一个原因，也很值得描写歌颂。

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创作者将之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当然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总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说南北和谈，不说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向北方的袁世凯移交权力，辛亥革命就会不那么完整。南北和谈并达成一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过这次和谈，不仅终结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国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这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的，其实这可是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不论是清廷宣布退位，还是孙中山宣布让权，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三代禅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

影视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物刻画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个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肯定会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点有色彩。就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说，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间，附加在这段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浓厚，因此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可能并不是历史真实，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比如摄政王载沣。许多文学作品的描写者都将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不堪，这其实太单调太平面。载沣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监国，没有办法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载沣，绝不是选择他的无能、粗鲁和传统描写中所说的短视与自私。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载沣在过去一些文学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一个王朝的消逝不能没有原因，因此找到了这个倒霉的摄政王载沣。真实的载沣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向世界见过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宪运动并不敌视，如果不是他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

至于与摄政王载沣一起担负起监国重任的还有隆裕皇太后，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对这个形象的理解上，也有着很深的误会和平面化的理解。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丰沛的政治资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响，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对中国作了怎样的贡献。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大概是一种概率比较高的可能。

在清末民初历史舞台上，最有声有色的无疑首推袁世凯。只是由于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发生根本逆转，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无可取之处。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阴谋、狡诈，是曹操式的奸雄，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清末民初国际国内“非袁莫属”的共识和普遍呼声，无法理解孙中山何以心悦诚服地推戴袁世凯，并欣然移交权力。过去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现在真的应该重新考虑怎样重塑袁世凯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凯思想手腕中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具有相当的新思想，他既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灵魂，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们固守旧有观点看待袁世凯，清末民初的许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说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国际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更不要说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旧河山了。

至于辛亥革命时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应该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写出个性，写出光彩，写出人性的光辉，也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脸谱，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样看待这些人物，不要为尊者讳，更不要亏待先人，延续他们之间的仇恨和对立。

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

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

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

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

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

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

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

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

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

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

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

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

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

袁世凯和民国法统

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

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

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

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

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

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

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

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

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

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

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

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

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

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

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

治人与治于人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

在中国与西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

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

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

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

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

君子之德风

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

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

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

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

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

人生意义

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

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

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

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

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

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

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

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

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

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

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

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

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

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

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

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

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

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

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

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

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

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

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

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

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

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

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

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

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

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

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

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

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

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

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

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

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

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

李鸿章说：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

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

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

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

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

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

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

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

发现东方

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

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

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

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

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

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

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

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

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

“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

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

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

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

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

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

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

西方经验展示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

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

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

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

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

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彻查此事。

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 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

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

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 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

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

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

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

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

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

开启现代中国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

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

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

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

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

[1]《清史稿?邦交志一》。

[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

[3]《清实录?雍正朝》卷27。

[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

[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

[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

[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

[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