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一幅反映社情民意、描绘民间疾苦的画卷送达御前，图中的景象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开封城外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流亡的难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个个面有菜色体无完衣。他们卖儿卖女典当老婆，也只能换来一些麸皮和粗粮勉强糊口，没有家人可卖的便去吃树皮草根，饿死在城下只是迟早的事。

这跟《清明上河图》可完全两样。

献图的是一位小官，名叫郑侠，职务是安上门监，也就是为皇帝看大门的。郑侠在奏折中说，这些都是他每天在城楼上亲眼所见，画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帝辇之下，惨状尚且如此；千里之外，真不知是什么样子！

神宗皇帝潸然泪下。[1]

其实皇帝对此应该早有思想准备。因为从上一年的七月开始，许多地方就没能出现有效的降雨，全国性的旱情竟然延续八个月之久。对于农业帝国，这无异于沉重打击。何况按照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观点，自然灾害是统治者不修德政的结果，也是上天的警示和谴责，必须有人负责。

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王安石。

王安石是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开始厉行史称“熙宁变法”之改革的，到郑侠献图时已经五年。五年来，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此刻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道理也很简单：旱情的严重即便不是由于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惹怒了老天爷——这当然并不可能，那么显而易见，他的变法无疑加重了灾情，也使人民群众的生产自救没了希望。

郑侠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百姓早就家无隔夜之粮，为什么还要戴着枷锁去砍自己的桑树，拆自己的房子？就因为要偿还王安石逼他们借的国债，缴纳王安石新设的税费，而原本应该用来救济灾民和平抑物价的专项基金，却被王安石挪作他用，为政府敛财了（详见后文）。

如此新法，岂非天灾之外的人祸？

因此郑侠毅然提出：恳请陛下罢祸国殃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如果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之内还不下雨，请将臣在宣德门外斩首示众，以正欺君罔上之罪。[2]

皇帝被这个不怕死的福建福清人打动了。上朝时，他将这份奏折和这张图交给宰辅们看，还问了王安石一句话：这个名叫郑侠的人，爱卿你认识吗？

王安石答：是臣的学生。[3]

神宗马上明白：他们两人应该没有私仇。

当然没有。实际上王安石不仅是郑侠的老师，还是他的恩人。郑侠虽然也是进士出身，把他引进官场一手栽培放手重用的却是王安石。而且，郑侠地位太低，根本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书，奏折和图也被宫廷退回。郑侠无奈，只好到城外的官差站，谎称是绝密急情，这才快递到御前。[4]

显然，这是违法的。郑侠也在奏折中说，即便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正确，仍然请求处分。也就是说，郑侠反对王安石变法，没有个人恩怨，没有利益驱动，反倒还要担风险。[5]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观念相左，也许因为地位不同。毕竟，王安石是宰相，高居庙堂，考虑的是宏观调控；郑侠是门监，深入基层，面对的是平民百姓。按照新法，民众进行任何交易都要纳税。征收这些税费，也是门监的工作之一。郑侠却无法接受也无法执行。要知道，此时是荒年。难道那些可怜无告的难民卖儿卖女，也要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6]

郑侠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的还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

两宫皇太后也都是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的，只是她们的意见神宗皇帝根本听不进去。有一次，神宗带着弟弟岐王赵颢陪同太后去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旧话重提：民间怨声载道，纷纷反映苦于新法，是不是该停止实行？

神宗皇帝说：新法是为了利民，不是苦民。

太皇太后说：那么，是不是可以换掉王安石呢？他是很有才学，但是人缘太差。即便为了保全他，也最好让他暂时离开相位，过个一年半载再召回来，岂不是更好？

神宗皇帝说：挺身为国的，只有王安石。

岐王赵颢说：皇祖母的话有道理，请陛下考虑。

神宗皇帝却突然失态，歇斯底里地说：什么意思？难道朕把天下搞坏了吗？要不这皇帝你来做？

岐王赵颢当场吓哭。他流着眼泪说：至于吗？

亲亲热热一家人不欢而散。等到皇帝再次见到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时，两宫的态度变得很明朗：王安石乱天下！尽管没有证据显示，这件事是发生在郑侠献图的当晚。[7]

神宗皇帝心乱如麻。

王安石却让皇上失望。面对灾情，他表现出没心没肺的满不在乎，居然说：灾害是常有的事，就连尧舜和商汤也无法避免，只要修人事以应天灾就可以了，不足为虑。

神宗皇帝大为惊诧。他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朕之所以如此恐惧，就是担心人事有问题。[8]

王安石还是无动于衷。

于是皇帝觉得，也许该听听韩维的意见了。

韩维的身份比郑侠还特殊。他是宰相韩绛的弟弟，也是王安石的恩人，宋神宗的老师——如果可以那么说的话。事实上，神宗还是郡王的时候，韩维就是他的身边人。而且，每当后来的皇帝对韩维的议论发出赞叹，韩维就会说，这不是他的主张，是挚友王安石的远见卓识。可以说，没有韩维，神宗恐怕就不会那么看重王安石，也不会有熙宁变法。[9]

因此，神宗在延和殿召见了韩维。

皇帝问：天久不雨，朕五内俱焚，该怎么办？

韩维答：很简单，废除王安石的新法。

如果说，在最后的时刻，压倒骆驼只需要一根稻草，那么，当这样一棵大树倒下时，骆驼已无生存的可能。皇帝也不再犹豫。他对韩维说：好吧，就由你来拟诏。[10]

诏下。三天以后，大雨。[11]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未必可靠，就算属实也是凑巧。但此事被史家大书特书一传再传，却充分体现出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可以说，那种憎恶，那种快感，那种幸灾乐祸和咬牙切齿，简直就是溢于言表。

对于郑侠来说，这却是及时雨，至少救了他一命。不过这位敢于直言的小官，还是被王安石的党羽流放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只是由于神宗的保护才幸免于死。[12]

王安石也离开了相位，被贬为江宁知府。尽管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他本人也在十个月后官复原职，但显然已经风光不再，与皇帝的关系也大不同于前，以至于在一年多以后再次被贬到江宁，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

失去了这个主心骨，改革其实已难进行。

又过了八年半，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卒，享年三十八岁。太子继位，是为哲宗，年仅十岁。原来的皇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对变法进行反攻倒算。第二年即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新法全部被废除。至此，一场轰轰烈烈又虎头蛇尾的改革，终于一败涂地。[13]

也许，一切都缘于郑侠那张图。

这就必须问个为什么了。答案也无非是这样几种：王安石有问题，宋神宗有问题，反对派有问题，新法有问题，或者变法本身就有问题。所有这些答案都有人主张，也都有人反对。我们的故事，却必须从头说起。

[1]以上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郑侠献图的时间，（南宋）林栗《言行录》称在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但未被李焘采信，但书“先是”二字。今为叙述便，姑采信之，亦姑妄言之，不必较真。郑侠所献之图失传，今据《宋史·郑侠传》所载描述。

[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

[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4]见《宋史·郑侠传》。

[5]郑侠自请处分，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6]王安石新法的规定，见司马光《涑水记闻》，转引自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注。

[7]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日条。两宫指斥王安石乱天下，李焘记为“他日”，毕沅记为“久之”，林语堂《苏东坡传》认为是郑侠献图当晚。但据《宋史·王安石传》，似在郑侠受到处分之后，王安石罢相之前。

[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己巳日条。

[9]见《宋史》之韩维传、王安石传。

[10]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宋史·韩维传》。实际上，神宗与韩维的讨论有多次，韩维的应对既有面陈，也有上书，但核心是废除新法，故此处从简。

[11]下雨的日子和下诏的日子一样已不可考。据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注，废除新法是在三月二十八日，即郑侠献图后的第三天。据《宋史·韩维传》，当日即天降大雨。据《宋史·郑侠传》，下雨是在废除新法以后三天。今姑从《宋史·郑侠传》。

[12]见《宋史·郑侠传》。

[13]以上见《宋史》之神宗本纪和哲宗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