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朱元璋这个草根皇帝在坐稳龙廷后，恨不得能够将天下的权力收归他一人所有。这种权力上的大包大揽，让自己成为大明王朝的国家一级劳模，皇帝也就自然炼成了一台日夜运转的工作机器。

朱元璋本身就是苦孩子出身，这种拼命三郎式的工作作风对他来说也是幸福的事。真正遇到挑战的是他的那些皇二代、皇三代，这帮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儿孙，他们没有几个人愿意跟在朱元璋后面当个劳模皇帝。如果为了找罪受，他们又何苦来当这个皇帝。

从朱元璋废丞相制以后，内阁作为替代物就将丞相的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这种分配，虽然使得内阁权势与曾经的相权相去甚远，但它终究还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它与君主集权的另一产物宦官集团相对应而存在。双方的争权夺利也被皇帝充分利用，从而使得皇权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

朱元璋的加重砝码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并没有真正染指权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为朱家子孙们争来了这大明天下。当国家建立以后，那些曾经的战友（功臣）业已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权力禁脔又岂容那些宦官们染指？朱元璋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从手握皇权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权力集团的博弈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拔河论。拔河的双方，一头拴着皇帝，另一头则拴着官僚集团，本来不干宦官们的事，宦官充其量在权力系统中也就扮演着“打酱油”的角色。要知道那些权力系统中的天王巨星很多人都是跑龙套出身，任何时候都不要看不起那些“打酱油”的小角色，尤其是在官场上。

朱元璋这个开国之君将权力看护得很紧，他废除丞相制，是因为在他的权力系统中并不需要丞相来平衡权力，他以为凭借自己的一人之力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员拉拽得脚步踉跄。朱元璋的贫农身份，应该属于草根中的草根。不要说是宦官，就是那些长年在权力底层捞油水刮地皮的胥吏对于当年的朱元璋来说也是手握伤害权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刚当上皇帝的前几年，对那些在权力场中“打酱油”的宦官更是严加防范。这时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范围很难越出森严的宫墙之外。

洪武十年（1377），有一名老太监，其实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他指出国家即将下发的公文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朱元璋明明知道这个太监并没有满嘴跑火车，但仍然当即下旨将其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给出的理由是：这名宦官不安于本职工作，越权“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就曾经专门打造了一面铁牌，悬挂在宫门之上。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以说，此时宦官的权力在明朝跌入了历史的最低谷，朝廷不仅不允许宦官们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其他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置办产业的权力都没有。太监无后，置办产业留与谁？朱元璋还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为鉴戒，他曾经感慨万分：“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他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时，也对自家后院里的宦官们作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

但是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无论你是皇帝还是草民。等到朱元璋的接班人做了皇帝的时候，权力集团之间的拔河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他的那些子孙发现自己在这样一场权力弈局中，渐渐力不可支，甚至在很多时候皇帝是被官僚集团拖着往前走。就在皇帝累得叫苦不迭的时候，他们转身就发现了站在自己身边那些恭顺有加的宦官。于是皇帝索性将御笔一扔，奏章一推，说了一句：哥几个过来，你们来帮我和这帮吃饱撑得没事干的官员们拔河。由于宦官的加入，这场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拔河就拉平衡了。

宦官作为帝国权力高度集中的衍生物，只要皇帝是个权力狂人，喜欢玩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那么权力的运行轨迹早晚还是会走上重用宦官、使刑余之人干政的道路。朱元璋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迂回之路，特别是在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后，对那些开国功臣一次次的杀戮，就是为自己的继任者扫清障碍。

当整个朝堂为之一空的时候，他环视四周，能够信任的只有那些朝夕相处的宦官。这样一来，在朱元璋执政的中晚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又重新粉墨登场，在权力的舞台上扮演着干预国家大事的角色。明朝的政治体系其实是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在这种带着平衡和掣肘色彩的刚性权力结构中，文官应该是大明这场权力游戏中的最佳男主角，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文官作为明朝官僚集团中的生力军，把持了权力系统的所有关键点。

作为皇帝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突破那些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的270年里，有一大半以上的时间，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强力限制。就是在皇帝权力高度集中的专政时期，在权力场上能够兴风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为历史的看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表象，这种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可表象终究是表象，其本质还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博弈。在这里，无论是皇帝，还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所以我们会在明代看见这样的现象，当文官们意兴阑珊，拢起袖子收回自己的政治主张，明朝的整个政治制度也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关于明代的皇帝、文官、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们面前摆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侧放上9斤的物体，在右侧放上8斤的物体。那么这时候天平就会完全倒向左侧，但如果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那么天平又会完全倒向右侧。

我们由这个比喻再回到明朝这架权力天平上，在皇帝与文官的权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个后来加上去的砝码。砝码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他往往决定着最后的胜负。宦官通过把自己的砝码投向皇帝，让皇帝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这些自身可以得到巨大的回报。

其实在使用宦官这个问题上，打破种种禁令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宦官人数的急剧膨胀上，尤其是到了他统治的中后期，宦官的人数基本上是呈滚雪球状态在增长。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丽国索要二百多名阉人，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在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就已基本形成定制。

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为皇帝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尤其是司礼监，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可以说，司礼监这个职位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文官势力大，能够分掌中枢大权时轮不到宦官掌权；必须皇帝有较大权力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皇帝有权懒得去碰才使宦官有了可趁之机，朱元璋的那些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回事。经常干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为生猛的莫过于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30年不上朝。在皇帝不太管国事很懒惰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就归了宦官，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就造成了宦官们身穿“权力马甲”占据着司礼监这一风水宝地，优哉游哉地掌控朝政。既然皇帝不干活总得要有别人来干。于是就有了宦官们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这就等于把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转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个皇帝30年不上朝，权力系统还能运转自如，不能不说是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在那里平衡着权力的天平。

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非常孱弱的。这样就失去了权力应有的平衡，大权自然也就被宦官们所接手。再加上宦官掌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权力本身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渗透。但由于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内部蔓延起来，最后扩大到民间。大太监王振掌权时期，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后期，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免祸。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显官要职。和他那张“九千岁”的名片一样，他的权力此时已经炙手可热，离皇帝之位只有一步之遥。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政治日趋腐朽，宦官人数呈急剧上升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让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实现可能。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个人荣辱，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突破舆论带来的弹性约束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阈值的可能性较小。所以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做到不需要过多顾虑官员和世俗世界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而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行动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受到损害，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走到了自取灭亡的地步。所以即便是宦官，从这个意义上受到的制约也很厉害，整个明代真正不顾自己的利害关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惨下场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是少之又少。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从社会的最底层经过奋斗才走向权力的巅峰。对于一个从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草根皇帝，江山得来不易，岂容他人共享权力的果实。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偷偷给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常见的特务统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宦官穿的“权力马甲”

明朝的宦官之所以最后会闹腾得鸡飞狗跳，主要还是因为明朝极端专制的皇权。在封建官家制度中，皇帝始终高踞于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在一大批曾经跟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开国元勋被清洗之后，整个官僚集团陷入了一种信任危机。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都不值得信任，还有什么人能够值得信赖？

开国之初，朱元璋虽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最后他本人带头违反了禁令。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平日喜欢结交儒生，在家中养了不少门客。有一次，李文忠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愤怒道：“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门客教之。”于是一怒之下将李文忠家中的门客都杀了，随后李文忠也神秘死亡。朱元璋在这里居然视宦官为自己不可缺少的“羽翼”，这种前后态度的转变让人费解，但却给那些重用宦官的皇权继承者们一个理由—谨遵祖训。

宦官本来只不过是宫廷里的服务生，身上不应该披有正式权力的外衣。但另一方面，宦官又是最接近皇帝的人。最接近权力的人，却被正式制度挡在权力的大门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们中间有些宦官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从皇帝手中分得权力，就算不能穿上权力的正装，也要捞一件“权力马甲”穿在身上。世上的“马甲”千千万，这么多人热衷于“权力马甲”，是因为可以借着权力的光照亮自己的前程。一旦穿上“权力马甲”，又没有被人识破。那么穿“马甲”者不光可以获得正式权力的待遇，更能享受到官场利益的分肥。

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势的两大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他们也刻意规避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在权力的运行中，对于那些接近权力核心层的辅官阁臣，他们可以说是防备再防备。比如说在章奏的批示上，两任皇帝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只让那些文臣在其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不放权于他们。但是等到洪熙、宣德以后，这种局面就被完全打破了。尤其是票拟制度应运而生，更是增大了宦官专权的可能。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去批阅，然后就令内阁大臣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的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然后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这就是改变明朝宦官命运的票拟制度。

这种票拟制度为宦官专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得到票拟之权的是司礼监和文书房。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为宦官建制中的两大权力要害部门，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在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司礼监成了权力最大的机构。

按照两大部门的职责分工，他们等于是卡在皇帝和大臣权力通道中间的障碍物。对于大臣们而言，不管是六部进呈还是内阁票拟的奏章，或起草的诏令，在交到皇帝手里之前，都要经文书房的宦官们过目；而对于皇帝来说，他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送达大臣，必须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这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在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们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预先知道其中的内容，而且内阁大臣们的票拟，只有通过司礼监的审阅后，认为可以操作，才能送达皇帝的案牍之上。其间，司礼监太监还在章奏中做下记号，即“凡有要紧处，即钤阔一寸许白纸条，覆于本上下空纸处，用指甲捏一痕”。由此可见，司礼监对于皇帝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而太监享有的批红大权，更是明朝宦官得以窃弄权柄的关键。

明朝末年的权宦魏忠贤，或乱批，或假传圣旨，更是到了为所欲为的境地。杨涟在《劾魏忠贤疏》中说：“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喧嚷，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

宦官专权带来的是权力结构的异化，这种在权力系统中强行超车的方式等于是架空了内阁势力，将权力所产生的利益直接导向了自己。

穿着“权力正装”的官员动辄就被身披“权力马甲”的宦官们迫害打击，而那些宦官的亲友，或投靠、谄媚宦官的大臣们，则可以在仕途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太监虽然身体上缺少零件，但是心眼却一点不比别人少。在宫墙内，他们尚且有机会翻云覆雨，如若他们有机会身负皇命，深入地方的话，他们照样也能将官场上那一套分肥原理玩得炉火纯青。作为皇帝的亲信之人，他们打着皇帝的旗号，为自己捞足了好处。

明朝成化十三年（1477年），一场政治闹剧搅乱了江南官场的平静。而这个事件与大宦官汪直有着直接联系。江南官场传出的这个讯息是，大宦官汪直要来江南一带微服私访。消息传出，整个江南官场一片哗然。

这个汪直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早期侍奉万贵妃的一个小太监，在昭和宫里长年当差，慢慢地升为御马监太监，做了一个管理御马、进贡马骡的七品内官。成化十三年，汪直提督西厂。这也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权势最盛的六年时间。西厂设立于宪宗成化十三年，其权力和人数都远远超过了东厂，活动范围也从京城遍及全国各地。太监汪直任西厂提督。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梦想，开始拼命地罗织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大、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多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汪直也借此陷害朝中的正直之士，培植同党，并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汪直每次外出，都前呼后拥，保镖随从成群，那些朝廷的公卿大夫见了都要绕道回避。三品以上的京官大臣，汪直都敢擅自抄家审问。对一般的老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汪直虽然气焰熏天，但是那些官员却能将其为我所用，靠着他升官发财也是有可能的。在汪直权力鼎盛时期，他每次深入各府县，当地的官员都会出城几里跪着迎接，并且想尽一切办法去结交他。汪直对官员的这种表现也是相当满意，他可以当着官员的面质问人家：“你知道头上纱帽是谁家的？”这句话就是提醒那些官员，别拿我这个宦官不当官，我照样可以左右你的官场命运。

这些官员只要能够讨得汪直的欢心，遂得晋升工部户部兵部侍郎，时有谚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想巴结汪直的人都能排成队，官员们为献媚汪直都想尽了办法。

听说大宦官汪直一路巡查过来，那些得到消息的官府衙门都提前做好了高规格的接待工作。一些有冤屈的老百姓也都拟好状纸，希望能够通过“钦差大臣”直达皇帝来讨个清白。一时之间，“官民多持讼词往诉，或为之理”。汪直是西厂提督，各级官员对他是又爱又怕，既盼着这样一尊大神能够到来，这样自己就能够得到一个巴结讨好的机会；又害怕见到他，是因为担心自己万一什么地方伺候不到位，马屁拍到马腿上，吃不了还要兜着走。

这个汪直视察过江南后，又继续南下，一路搜刮民财。他索要钱财的手段很高明，本人口口声声称要廉洁奉公，手下的校尉却一个劲伸手要钱，就这样一路中饱私囊到了福州。福州的大小官员也是毫不含糊，“自三司官以下，迎候唯谨”，小官吏如果惹恼了汪直，拖出去就是一顿杖责。就在汪直在福建耀武扬威的时候，却出了一桩意外。福州镇守太监卢胜是个细心人，他发现这个汪直口口声声称自己提督西厂，是钦差大臣，可他手里却没有一件皇家信物。经过认真调查后，才发现这个“汪直”是赝品。这个“汪直”以为自己穿上马甲，别人就认不出来了。

但是我们不要只被眼前的政治诈骗案蒙住了双眼，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骗局背后隐藏的现实问题。诈骗案只是一场意外，参与交易者不会因为一场意外而收手。官员们希望能从身穿“权力马甲”的汪直那里捞取好处，而他们只想着在官场规则中各取所需，根本无暇分辨穿“权力马甲”的人到底是真还是假。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削尖脑袋想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只要做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就可以分得皇帝的权力。这些身穿“权力马甲”的宦官下去走走，下面的官员都视同皇权代言人。如果能够巴结上，日后的前程也自然远大。

像假汪直这样的江湖骗子都知道口衔“天宪”，可见确实有“天宪”存在。就算有官员持怀疑态度，他也不敢站出来核实。按照正常的权力习惯，汪直这样的宦官发了话，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官员，敢证实这些是不是皇帝的意思？

如今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假冒汪直来个全国巡回诈骗？很快事情就被查了个水落石出。假汪直其实真名叫杨福，是江西人，曾经在崇王府里当过内使，到过北京。后来，他逃了出来，想回老家。路过南京时，杨福碰到一个熟人，熟人发现杨福长得很像权倾朝野的大宦官汪直，于是杨福心生一计，决定冒充汪直骗些钱花，那位熟人就扮作他身边的校尉随从。两个“混搭”的骗子先到芜湖敲了一笔，见没有露出破绽，于是他们大着胆子沿江而下，再顺着浙江沿海南下。由于杨福在北京城混过，对朝廷礼数略知一二，所到之处居然没有人怀疑唱着双簧的二人是山寨版的。

如今东窗事发，假汪直案传至京城，轰动朝野上下，案犯自然是罪不容赦。成化十四年（1478年）七月，假汪直（杨福）被处死。

假汪直死了没几年，真汪直的命运也随之急转直下。宪宗皇帝身边有一个名叫“阿丑”的小太监。有一次阿丑奉命表演节目逗宪宗开心，他就现场表演了一个喝醉酒的小太监撒酒疯。小太监喝醉了酒，正撒着酒疯，旁边人告诉他说：“皇上来了。”小太监装作没听见。旁边人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赶紧作匆忙躲避状，一边躲一边念叨：“今人但知汪太监也。”

接着这位极具表演天赋的“阿丑”小太监又扮演汪直，操着两柄“钺”来到皇帝身边，说：“我带兵全仗此两钺。”旁人就问：“你的钺是什么钺呀？”阿丑说：“王越、陈钺。”半真半假的笑话博得宪宗皇帝开怀一笑，可笑过之后，皇帝也发出了一声叹息。因为笑话中提到的王越、陈钺，实际上不过是交结汪直的两个大臣。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带兵远征的汪直请求班师回朝。对汪直已经不感冒的宪宗皇帝却叫他继续御敌，但不久后，又命令军队全部撤回。之后，宪宗皇帝又派汪直到南京担任御马监，西厂也被撤销。此后汪直终老南京，再也没有回到皇帝身边。

尽管假汪直死了，真汪直也被削夺了权力。但是继汪直之后，借着东厂或者西厂、锦衣卫的名义，假充特务的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嘉靖年间，竟有强盗冒充锦衣卫，到县衙门绑架知县大人的事件发生。假冒锦衣卫的强盗直接闯进滑县县衙，绑架了知县张佳胤，并索要巨额赎金。这位张知县也算临危不惧，说自己没钱，不过可以让县里的大户们先凑一凑。然后他给强盗打了个“白条”，上面写了十个大户的名字，让强盗拿着“白条”去找大户索钱。强盗不可怕，就怕强盗没文化。大字不识几个的强盗，真就拿着那张“白条”找人要钱去了。实际上，张佳胤在“白条”上，写的都是县里捕快的名字。看到知县大人的亲笔文书，捕快们立即出动，强盗落网，知县脱离险境。

“假作真时真亦假”，假特务吓怕了各级官员，以至于有时候连真特务站在面前也不敢认。嘉靖四年，有锦衣卫到广东侦查，副使孙懋和按察使张祐怀疑是假的，捉住锦衣卫一通审问。等到真相大白，孙懋和张祐也就只有坐牢了。

宦官得势时，可以搞乱天下，但是他们的命运，是完全操在皇帝的股掌之间。皇帝一旦发现宦官已经不中用，那就需要另换看家狗，或者觉察到他们有野心、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时，皇帝一翻脸，一挥手，这些宦官就会从权力的巅峰摔下来，跌个粉身碎骨。

万历拐进的死局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春节刚过，明神宗朱翊钧就突发重病，眼看将要命不久矣。于是他急召大学士、首辅沈一贯进宫交代后事。

在这次君臣见面的过程中，明神宗提到了朝廷下派矿监到地方收矿税之事。他说，原来设矿监收矿税也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大殿维修需要钱。现在可以停下来了，派出去的太监也都召回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万历皇帝是源于良心的发现，还是顾惜自己身后的声名，抑或是对因果报应的忧惧，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决定撤回矿监税使，以此来终结为害帝国多年的矿税之祸。

口说无凭，明神宗还亲笔写了一张谕旨当场交给沈一贯。沈一贯压抑住内心的喜悦，只等第二天颁诏天下。可等到漫长的一夜过后，沈一贯就再也笑不出来了，他愤怒了。

第二天，万历皇帝的病突然好转。作为臣子的沈一贯本应该为君王龙体康复而感到高兴，他的愤怒又是从何而来？原来否极泰来的万历推翻了前夜自己亲手拟定的谕旨，皇帝说话不算数了。明神宗生怕沈一贯抢先颁布出去，连续派出二十多名太监向沈一贯索要谕旨。

太监到了沈一贯那儿，值班的官员坚决不同意，君无戏言，既然说了，我们就下发。

这时候来追缴圣谕的宦官一拨接着一拨，前后有20多人。宦官们磕头出血，请求沈一贯把圣旨交回去。无奈之下沈一贯只好交还圣旨。

皇帝说话如同儿戏，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两天后，朱翊钧又给内阁重新下了一道谕旨：“朕前日头晕目眩，召卿面谕之事，且矿税等项，因两宫三殿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见今国用不敷，难以停止，还着照旧行，待三殿落成，该部题请停止，其余卿再酌量当行者拟旨来。”帝国正在用钱之际，又怎能取缔矿税，撤回矿监？除非皇帝将死，脑子不好使了，才会犯下前日的错误。

对于朝臣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朝令夕改。

这里提到的矿监，是万历时期权力结构中涌现出来的权力新贵。这些人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宦官，是皇帝派往地方督领开采金银等矿的宦官。与早期的宦官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此时的宦官分工呈多元化趋势。由于分工不同，宦官的权力格局也不仅仅限于皇宫内院。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宦官，更像是中央驻地方税务部门的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找人开矿或者是为别人开矿办理手续，从中抽取高额利润。

宦官越过宫墙本就是僭越大明祖制，如今他们又被明神宗指派到地方揽矿敛财，这更是一件疯狂之事。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万历皇帝全权接手帝国大权。没过多久，大明王朝的财政出现了严重亏空。

导致明朝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庞大的皇室俸禄开支，拖垮了中央财政。明朝的皇室宗亲，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明朝刚建国的时候，朱元璋的子孙还不是很多，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生息，皇室人数越积越大。人一多张嘴吃饭的就多，由此宗禄就成为大明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当时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

也就是说，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够皇室宗亲所需粮米的一半。在这里还没有加上朝廷官员们的俸禄和官兵的军饷，没有加上并不代表不用出。

二是运行庞大的权力结构，让帝国财政步履维艰。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也就是在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机构，各有一帮官员。这样就导致机构臃肿，官员队伍庞大，各项俸粮达到了数千万，而十三布政司和南北直隶额派的夏税秋粮2668万石，出多入少。这就造成了王府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塞地区缺军饷，各省缺廪俸。

三是万历时期的建设和开发，拖死了帝国财政。万历末年，由于皇家大兴土木，导致内府经费吃紧。没有办法，只好暂时挪用济边银来补充亏空。

明朝的皇帝很讲究自己的居住环境，但是谁也不愿意去做“房奴”。他们拿出国库里的真金白银先后兴建了南京、北京、中都（临濠，今凤阳）宫殿，每一项都是大工程、大项目，花的也都是大价钱。光是修建自己死后的住所—定陵，就耗费掉白银800万两。

明神宗之所以派出身边的宦官去采矿收税，除了内府严重缺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受当时的经济大环境影响。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出非常迅猛的势头，让整个帝国的官僚地主阶层都患上了财富狂热症，他们纷纷将自己权力管道打造成为一个抽水机，当然抽的不是水，而是钱。

万历皇帝就算没有追逐财富的强烈愿望，但在那样一种风气之下，他那敏感的神经也会有所触动，更何况他的帝国财政也的确需要更多的真金白银来填补巨大的亏空。

在这种情况下，明神宗下令全国只要有矿的地方都可以开采，以便从中收税。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派出第一批矿监开始，一批批太监被派往各地，开始采矿。

明神宗是顶着大臣们的一片反对声，实行矿监制度的。为什么大臣们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因为明神宗的这种做法，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种皇帝直接派人深入民间收税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帝国自上而下的权力秩序。万历越过官府衙门和地方精英集团的做法，既违背了朱元璋的“祖制”，又破坏了权力系统的层层分肥法则，在利益管道中强行截断了中间环节。这样的话，就必然会遭到来自于朝臣和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同时在民间也难以获得认同和有效合作，这样只会加剧权力系统内部各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

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各地都能见到矿监的身影。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个叫陈增的矿监被派到山东去开矿。但他在山东开了两年后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矿。于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创造性地把矿税改成了店税。陈增向明神宗汇报，山东做生意的多，商铺多，可以逐店取税，肯定会大有收获。

万历皇帝觉得这的确是一条生财之道，就因势利导，同意在下面的矿监可以同时开征商税。当然并不仅仅限于商铺，只要能够列出名目的税都可以一并征收。下面取税的宦官编制不够的，明神宗又加派税使。

只要能列出名目的，都可以开征。万历皇帝的这个口子开得太大了，有些像在开玩笑。

万历二十四年（1596），坤宁宫发生一场特大火灾，由于没有及时扑灭，连乾清宫一起被烧为灰烬。

修复两宫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这样一来导致国库再次吃紧。于是万历皇帝又一次将抽水管道伸向地方，有管道，还得有水源。明神宗命地方四处开采金银矿和原砂矿，只要发现矿源，就立刻派个宦官下去管理。

明朝的税收本沿用两税法，是由户部主持，但皇帝又另外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征税系统，由他亲自指派的宦官来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老百姓就戏称他们为：矿监、税监、盐监、珠监等等。太监，也的确太能监，无所不监。

太监税使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他们只管税收而不管其他地方事务。他们的顶头上司只有一个人，也只对一个人负责，那就是皇帝。他们的政绩也仅仅体现在税收的量化上，以数字说话。与地方的官府衙门相比，他们的权力行为只看重眼前，只对上负责，不需要对下有所交代。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权力手段往往是杀鸡取卵式的。

我们就拿矿监为例，按道理说，派个矿监就是1个宦官，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挂实职的是这一个宦官，但屁股后面最起码还要带上百个随从。在这上百个随从里面挑选出来负责干实事的就那么十来个，其他都是喝茶看报吃闲饭的。这还不算，这十来个官吏也不是单架子，每个人起码又要带上100多个手下。这样本来是几个人就可以搞定的活，跟滚雪球似的滚来滚去，就滚成了一个庞大的矿监集团。粗略一算，就算每个随从5个家人，一个矿监就解决了5000多个人的吃饭问题。比如说矿监税使每年盘剥近千万两白银，上缴内廷的只有百万，也就是说，只有十之一或二的数目作为任务被上缴，而十之八九的数目都要落入了矿监、地方官员、各级胥吏的个人腰包。

万历二十六年（1598），明神宗又向全国各地派设税监。矿使、税监往往是二位一体，主持开矿者，同时也兼征税收。此外，有的太监是专职征税。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各路矿使、税监共搜刮三百万两，并隔三岔五地向皇家奉献金珠、貂皮、名马等。皇帝下派太监到基层搜刮地皮的做法，激起了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对。吏部尚书李戴在当时就指出了其中的猫腻，他说：矿使、税监到地方征税，如果以十分计算，落到皇帝手里只有一分，矿使税监本人私入腰包的二分，他们的随从人员就地分取三分，当地土豪恶棍中饱私囊占去了四分。

这帮家伙一向是以“搜刮天下之民脂民膏为己任”的，而且来头还不小。一个个披着权力的虎皮深入地方，“口衔天宪，手握皇纲”。表面看上去他们是替中央在收钱，实际上干的更多的是个人敛私财的勾当。这些“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大堆人在集体祸害权力系统。

明神宗能够想象到那些宦官们在下面打着自己的旗号为非作歹，但是到底能够祸害到什么程度？他就不一定能把握得准了。官员们屡屡上疏弹劾宦官，万历却始终充耳不闻。历史记载，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各路矿监税使向朝廷内库供奉银两就高达三百万之巨。看着从下面滚滚而来的真金白银，明神宗就是有天大的火气也给灭了。

作为一国之君，明神宗看重的是丰厚的利益回报。那些过去整天在身边瞎转悠的宦官到了地方上，居然能够如此给力，为国谋福祉的能力丝毫不逊于那些地方官员。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户部都给事中包见捷上疏：长此以往，矿监税使将动摇国之根本。明神宗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危言耸听的话，他不以为然道：老祖宗不也干过这事吗？到了嘉靖年间才告停，现在我只不过是在遵祖制而行。

其实明神宗与宦官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主人养了一条狗的关系那么简单。朱元璋当年废黜丞相集大权于一身，这就等于为自己的后世子孙定了“民工皇帝”的调调。起早贪黑，埋头干活。大大小小的纷繁杂务，皇帝都要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

既然官员们都不值得信任，皇帝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尤其是万历皇帝，从张居正大权独揽时期一路走过来，他与权力系统内的官僚早就没有了互相信任的关系。我们从明神宗全面掌权之后的官僚机构布局中可窥一斑，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首辅只剩下叶向高一人。权力副手本来就少得可怜，而明神宗自己又不愿意干活，通常情况是，官员的奏章递上去，他就留中不发。导致许多问题根本无法处理。

既然你皇帝都不拿自己的“家天下”当回事，作为官员又何苦操那份闲心。大学士、首辅叶向高索性也当起了甩手掌柜，请了一个长期病假，窝在家里闭门不出。而当时中央权力机构中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有吏部赵焕一位尚书，户、礼、工三部各有一位侍郎，都察院也整整八年没有配备正官。吏部尚书赵焕多次上疏乞求补充缺少的官员，万历皇帝就是不予理睬。累急了，赵焕就写了个辞呈递上去，辞官回家，不干了。

职能部门严重缺员，已经使政府机构陷入一种半瘫痪状态，而那些在位的阁臣，由于长期得不到皇帝的批示和接见，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就信任度和个人情感而言，在大臣与宦官之间，万历皇帝更加倾向于宦官。

明神宗赋予宦官威权，其实就是出于权力掣肘的目的。一方面他可以通过抬高宦官的地位来打击或压制那些不听话的阁臣和官员。另一方面，派到地方去的矿监税使就好像皇帝伸展到权力结构中的“触角”。作为坐镇权力中央的皇帝，他自己做不到无处不在地监听四方，而他又担心自己被天下臣民们当傻子愚弄。那么皇帝只有去寻找可信之人来监视臣民的活动。宦官特务也由此成为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为权力机制注入了一道血色注解。

万历时期，帝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状况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内阁、皇帝、朝臣、士林之间的多方博弈在这一时期异常激烈。这时候在帝国权力结构的中央地带分化出来两大派系，一派是以万历皇帝为首，以内阁大员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现实利益派”，一派是反对矿监税使运动的“道德保守派”。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万历皇帝派御马监太监陈奉到湖广（今湖南、湖北一带）地区去征收店铺税，同时兼采办兴国州矿洞的丹砂以及钱厂铸钱之事。

陈奉深入地方以后，胡作非为，仗势虐害百姓。往往借口巡历，鞭笞官吏，抢劫行旅。陈奉才待了五个月，就让当地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拆其骨。其实陈奉在地方上祸害到的不光是老百姓的利益，还同时分肥了地方官僚和士绅商人的利益。

其实明朝宦官在聚集财富上很有办法，不光那些握有实权的宦官能够大捞特捞，就是普通宦官的表现也毫不逊色。明朝宫廷内部设有许多内库，类似于皇家的专用小金库。而这些小金库里“专受四方任土之贡”，这些来自地方的贡品都是皇家所需的必需品，其价值尤为可观。内库通常是由宦官掌握，各省解送内库的实物也是由宦官检验，认为质量合格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受，解送人员就会长期滞留在北京而不能完成任务。因此要想顺利完差入库，就必须贿赂这些宦官。此外，宦官还可以利用其他种种名目肆意勒索。

而宫中那些并无特权的宦官也可以利用宫中举行庆典或者兴建大的工程项目之时通过克扣或冒领钱物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时人沈德符曾指出：“修建皇家住所（宫殿），同样的工程要比民间多花费数百倍。我曾经听说乾清宫的窗槅坏了一扇，估价至五千金。扣除宦官的侵削，部吏员吃的回扣，就是满打满算，真正用于工程上的钱并不多。”

宦官们深居皇宫大内，他们的权力行为基本上不受外廷官员的监督和约束，另外他们贪污的手法也极其隐蔽。陈奉在没有被派往湖广地区之前，是宫中的御马监奉御。这是个非常有油水可捞的宦官职位，类似于孙悟空在天界“弼马温”的官衔。

在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御马监和司礼监一样都是极其重要的部门。这个职务不光可以管辖养马人员，还同时还统领御马监人员组成的禁兵。由此可见，陈奉在皇宫内也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陈奉还没有到达湖广地区之前，当地的部分官员已经开始有所行动。地方官员之所以抵制矿监税使，主要还是吴思先生提出的“抽水机原理”在作怪。虽然皇帝委托宦官下来采矿收税，但皇帝自己也是个冤大头，权力管道抽上去的“金水银水”没有汇入帝国财政的水库。抽取的水在向上流的过程中，已经被宦官截留了，并且截的是主流，到皇帝手中的只有十之二三的支流。

其实懂得“抽水机原理”的皇帝不在少数，如果有人说，万历就是傻孩子，他根本算不清这笔账。我肯定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万历并不傻，只是他为钱所困。在他感觉命不久矣的时候，他也提出废除矿监税使，这说明他也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朱元璋当年就看透了这一点，他认为“（矿）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意思是说，开矿对于官府来说得不到好处，同时只会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官府得不到好处，那么官员得到的好处也就有限；老百姓得不到好处，还要承受伤害。在这种利益计算的过程中，地方是只见付出不见回报，而十之七八的利益都落到了矿监自己的腰包里，朝廷得到的是很少一部分，对当地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

明摆着贴钱的买卖，可又无权拒绝。因为到了万历皇帝这里，开矿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太监成了皇帝的权力经纪人，替皇帝去开矿捞钱。主奴之间达成了利益分肥的默契，官员即使心里有话也说不得，皇帝根本听不进去他们的建议。

等到矿监陈奉深入地方后，那些试图发动本地名流和民众去堵“抽水机管道”的地方官员就成了宦官打击报复的对象，其罪名就是“阻挠开矿”。我在前面说过，宦官本身是不具有正式权力的。他们的权力主要还是皇帝给的“马甲”，一个聪明的宦官，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纳入到皇帝的权力屋檐下。

陈奉就是这么干的，开矿是皇帝交办的政治任务，那么部分地方官员和老百姓阻挠开矿就是反对皇帝。这个大帽子扣下来是要人命的，这种动辄上纲上线的做法是官家社会的通用规则。

湖广部分官员于是想委托科道官员告御状来达到攻击矿监的目的，可毫无效果。明神宗对官员这种没完没了的奏章感到非常不耐烦，他曾经很多次地谴责那些提交报告的科道官员，迫使他们提出辞职。而对于陈奉递交上来的弹劾当地官员的报告，他都会认真对待，要求内阁及时拟定处罚措施。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科道官的御状是递交到明神宗手里的，御状的措辞激烈，矛头直指陈奉这些矿监，这就等于在攻击万历颁布的“新政”。皇帝虽然没有处罚上疏的科道官员，却给地方官员安了个勾连京官以党争祸国的罪名，通过处罚地方官来发泄对科道官员的愤怒。由此，湖广官员就这样卷入京城的党争，也沦为万历皇帝和科道官员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权力集团内部斗争的同时，民众的参与也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因为在那样一种制度下，采矿和管理矿产的官员都是皇帝最可信赖的人，皇帝的信赖就意味着权力之源取之不尽。陈奉这些矿监从京城空降地方，虽然在地方上没有权力基础，但却可以动用公权力来强迫当地民众几乎无偿地为他挖矿，也可以不给当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将矿拿走，一些“基础设施”都是地方贴钱，占用地方资源。

在皇权的打压下，地方官员的权力指数急剧下滑。为了头上那顶乌纱帽，地方主要官员也不得不依附于矿监，这样就等于放权给矿监税使，“陈奉们”越加大对地方压榨的力度，民众对地方官府就越不满。对于民众来说，官员与矿监是相互勾连的利益共同体，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如果我们将陈奉放在正式权力的天平上称一称，他不过是正八品的小吏，只能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科级干部。按说他们根本无法与权力秩序内的官员相抗衡。可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他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在湖广地区为所欲为，将征税的过程直接升级为流氓式的拦路抢劫，竟无人可以制衡。

这种人好像生来就具有做恶人的天赋，他派出手下四处打探富户人家的祖坟位置，探听到结果后，就认定这些祖坟下面有矿，按照皇上旨意要挖。富人只好给陈奉献上金银，来赔偿矿监的经济损失。陈奉在自己作恶的同时还鼓动手下人作恶，其党羽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大胆一点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

矿监税使虽然身负皇命，但他们在地方上的疯狂无异于流氓阶层。也就是说，矿监集团的发展是以网罗利用流氓阶层为前提的。当地官员也对陈奉这种流氓式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更谈不上配合他们的工作。

由于权力枝节向下层层递延，对于那些长期居于内宫的宦官们而言，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制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由此他们流氓式的手段也不仅仅限于牟取皇权利益范围之内，还以极大的势能向整个权力体系辐射。对于“陈奉们”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官家制度的概念，在他们的眼中，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如今他们是奉了皇命，那么其他的都不在话下。

一次，陈奉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消息被当地的官员故意散布出去，商人和老百姓得知后，数千人聚集在他必经之路鼓噪起哄。即使沿途有官兵护卫，陈奉也被飞来的石头砸伤。事后，陈奉向万历皇帝告状，说当地官员如何不配合自己在下面开展工作。他提供了五名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单，然后将罪责全部推到这五个人的头上。意在告诉皇帝，他们不是为难我这个宦官，而是拿你这个皇帝不当回事。

明神宗一怒之下将陈奉供出来的几个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其中就有湖广佥事冯应京。

冯应京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老百姓给的威望，很多时候在帝国官员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那样一种权力运行机制下，老百姓既不能决定官员的升迁，又不具备对官员的加害能力。所以在当时的大部分官员看来，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是无关紧要的，能够纳入正式权力的运行秩序才是最有效的。

像冯应京这样的好官，被朝廷派去的锦衣卫抓捕之时，那些认为他是好官的老百姓也只能干瞪眼看着，帮不上忙。

陈奉无中生有地将冯应京的罪状公布出来后，老百姓难抑心头的怒火，上万人将他的住所团团包围。陈奉心虚，就躲藏到了楚王府里。巡抚支可大从中调停，极力维护陈奉。老百姓一把火烧了巡抚衙门的正门，并捉住多名税官将其捆绑后扔进长江，两名锦衣卫缇骑也在这次骚乱中受了伤。

由于武昌当地政府的军事力量已被税使控制，所以陈奉躲在楚王府里还能够调动地方军队前往平乱，由此可见地方权力自主性的丧失。民变发生后，地方官府不仅不敢处置违法的税官，甚至还在陈奉的指挥下动用了官军镇压民变。在官兵们暴力相向之下，事态得到暂时的平息。聚众的百姓虽然散了，但就整个事件而言，不仅没有妥善解决，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军事镇压不仅没有达到平息事件的目的，反而触犯了众怒，民变向整个湖广地区扩散。

陈奉在楚王府里躲了将近一个月，他担心再留在地方会有性命之忧，于是请求万历皇帝将其召回京城以避难。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地方政府已经无力左右事态的发展，最后在陈奉的授意下，巡抚支大可向中央政府发出求援。

当万历皇帝将陈奉从湖广地区召回的时候，他携带着从地方搜刮来的“金宝财物巨万”，在地方军队的护送下，绵延数里。在陈奉回京的同时，冯应京也被解往京城受审，老百姓十里相送，嚎哭不绝。一边是从地方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一边是从地方上收获的民心民意。搜刮民脂民膏的人，成了权力的宠儿；而收获民心民意的人，反而成了权力的弃儿。冯应京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用动情的言语劝老百姓不要再闹下去，给皇帝添堵，给朝廷添乱。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解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在地方上捅了大娄子的陈奉回京后，风光依旧，邀功受宠。有两名不识时务的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也被明神宗撤职法办。

皇帝不加掩饰的偏袒使得在京科道官员除了愤怒就是无奈，而帝国权力系统内部日趋紧张的权力党争迫使那些高级官员在这件事上保持沉默，他们不敢贸然表明自己的立场，只能持一种观望态度。这样就在无形之中加剧了皇帝和科道官员之间的对立，也消耗了帝国的权力能量。

明神宗和科道官员对立关系的日趋紧张传递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陈奉这些太监税使们手里把持的才是皇命所在的正式权力；而那些不配合陈奉工作的州府官员就是对抗皇命的逆臣。

冯应京等地方官员之所以在陈奉来到地方后，表现得如此激烈，固然有维护地方权力集团利益的因素在里面，但也是出于地区稳定的考虑。

当这些地方官员正准备动用自己的权力与之周旋时，以万历皇帝为首的中央权力集团就挥动自己手中的大棒，给其沉重的打压。地方官员权力空间被打压得越厉害，陈奉们在地方所占据的空间也就越大，搜刮得也就越发厉害，而这一系列行为的最终结果则是国家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