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全盛之日

公元713年阴历十二月一日，唐玄宗发布了改元文书，在这份被称为《改元开元之年大赦天下制》的文书里，大唐皇帝昭告天下，从此日起，年号改“先天”，第二年为“开元”元年。改元赦制以恩为主，同时加以惩罚、警告，意欲收拢各种政治、军事势力。

就在这年七月初三，玄宗先发制人，肃清太平公主集团成功。他的父亲、太上皇睿宗亦于同日归政玄宗，搬出了大明宫太极殿，搬进了百福殿。妹妹和儿子的火拼，把他推向了穷途末路。次日，他在隐退诏书中说自己放弃剩下的权力，从此“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至此，二十八岁的玄宗成为名实相副的帝国君主。自从710年反对中宗韦后的政变以来，他在和阴险的政治阴谋不断斗争中，成长为一位有经验的统治者。

玄宗登上承天门，向百官公卿、大唐庶民们宣布制书，大赦天下，分封王亲，奖掖功臣。年轻的皇帝表示将“当与亿兆，同此唯新”。

从武后、中宗、睿宗以来的政局变乱归于平静，一个辉煌的时代开始了。

武后时期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众多人才，帝国最杰出的学者和优秀的行政官僚为玄宗服务。同州刺史姚崇，提出十条改革纲领作为出任宰相的条件。这十条建议，要求皇帝个人仁爱、节俭，树立个人权威，司法上追求公平，政治上则开明有效，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寒族出身的左拾遗张九龄也给姚崇提出忠告“远诌躁，近纯厚”。这六个字堪称开元中以前的政治气象。

由此唐朝开始了一段和平繁荣的顶峰时期。开元天宝经济之盛以海内富实载入史册，是时国家粮仓储满，陈腐不可较量，私仓亦然，家家粮储“皆及数月”。整个社会物价低廉，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人们可以便利地周游各地，南到荆、襄，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到处都有客店，商旅行人远行千里不需要携带武器。

玄宗则是唐朝在世界主义时代最荣耀的君主，他成了一切具有浪漫色彩的事物的象征。在他统治的早期和中期，堪称是历史上最为出类拔萃的皇帝。在这个黄金时代，大唐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吸纳外部文化的精粹，形成一种开放、融合、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据《唐六典》记载，是时与唐通使的国家多达三百个。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15次，东罗马帝国先后7次遣使至长安，阿拉伯帝国曾36次派使节，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佛教的高僧大德居住在长安的佛寺中，景教、摩尼教、祆教，在长安都有自己的寺庙。而大唐则把木版印刷术、城市规划、服装样式和诗歌传给它的邻人——中世纪的远东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吐蕃和安南（今越南）。

奇珍异宝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波斯（今伊朗）的商邸珠宝，大食（今阿拉伯）的宝石瑟瑟，西域的胡姬酒肆，在长安城随处可见。西方的宝刀良马、香料药材每天都在运往长安，长安的丝绸瓷器、技术和茶叶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国际性大都市长安奇货云集、人文荟萃。《唐新语》中说，长安城里，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着胡人的衣衫，谁是胡谁是汉，连官府也无法分辨。外国人可以谋求官职，亦可以长期居住，胡人几乎融进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亚的舞女和琴师受到热情欢迎。一位吐火罗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质地的杯子斟满名贵的美酒，再佐以迷人的舞蹈，招徕四方来客。许多未成名的诗人，或者等待科举的少年文人，在她们身上找到了慰藉。“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美如花，当垆笑春风”，透过李白留存后世的诗歌，依然可见她们绰约曼妙的身影。

外来食品甚至深入到长安城里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在《太平广记》卷452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位姓郑的年轻人，清晨从情人家里返回，他所居住的里坊尚未开门，他便在一个胡饼店里歇息：

（郑子）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

译文：一个情欲得到释放的年轻人，心满意足地坐于帘下，看金发碧眼的胡人制作胡饼，可能是芝麻饼，也可能是油煎饼，静静等候大唐的黎明。

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光芒万丈的时代。

在大唐的疆域范围内，每乡都会设置学校一所，国家图书馆整理的藏书多达53915卷。史书记载，开元之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玄宗指令御医编辑《开元广济方》，分发各州医药学校。

这亦是一个奔放热烈的时代。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五万盏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数千名丽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天三夜没有间断。这是古代中国非常罕见的集体狂欢。整个开元年间，帝国的官员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

唐帝国空前强大，礼仪文化隆盛，艺术家创造力旺盛，民族精力活跃。此时，宽容和昂扬，是大唐内在的精神气质。大唐成为整个东亚的制度、文化输出国。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制定的官制、田制和税制、学制都是拷贝大唐，首都奈良则是长安的翻版。新罗同样全面接收了大唐的制度与儒学文化。长安则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

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写道：“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世纪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那是如20世纪的“美国梦”一般的“中国梦”时代。而这个“中国梦”的关键词就是：富裕、自由、宽容、浪漫和昂扬。

直到8世纪中期，玄宗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

市舶使: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

大唐开元二年（714年），海内安宁。春天在北方边境击败了突厥入寇，盛夏季节西天竺国又遣使来献方物。在遥远的南方海滨，安南市舶使周庆立和波斯僧广造奇巧，想进献给皇帝以赞颂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当时即位才三年、正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却拒绝接受。

这一看起来平静的一年，却可能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移：中国的对外交通正在逐渐转向海洋。周庆立就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关官员，在他之后，一个繁荣的海外贸易体系已渐渐成形。

从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对外格局是在此前历史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自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对外交通的重心长期是面向西域的陆路，尤其在西晋覆亡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着不同的语言，沿着黄沙迷漫的丝绸之路跋涉而来，其结果不仅促成商品贸易的交流，外来文化（尤其佛教）还给中国文化开辟出全新局面。与之相比，当时尚未全面开发的南方在三国孙吴时期才开始发展海外交通，受国力和技术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并，南方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仍与北方相去甚远。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于北方豪族，定都长安也使他们无疑更注重放眼内陆亚洲；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终点的长安由此成为当时一座国际性大都市。那时输入的外来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担这一交流职能的则主要是中亚的粟特胡商，粟特人不仅经商，由他们带来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也深深影响了唐人，所谓“中古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也通过他们而传入大唐。盛唐时代也是粟特商人两三百年来在中国活动所达到的顶点。

但一种新的趋势也在此时逐渐浮现：南方的海外贸易小传统已经开始复兴。当时闽粤一带仍被普遍视为遥远的蛮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则天时期，广州已是南海边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港：“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王方庆传》）这里说的“昆仑”，就是东南亚一带熟习水性的土著。到天宝九年（750年）鉴真途经广州时，已看到广州海面上“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大和尚东征传》）。

因此，开元四年（716年）韶关人张九龄奏请开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岭新路，以充分利用岭南对海外交通的优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虽然其中不无文学夸张的语气，但此路辟通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大路之后，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联系，重塑了岭南的商路，由此北江开始日渐繁忙，而以前通往广西的商路逐渐废弃（叶显恩等《广东航运史》），这又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文献中最早可见的中国海关官员，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即开元二年（714年）的安南市舶使周庆立。中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曾提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虽然著作的时代略晚，但也可见安南和广州长期是南海边的著名港口。

安史之乱（755-763年）加速了这一从西域到南海的转移过程。说来讽刺，安史之乱的两个起事者安禄山和史思明，本身都有粟特血统，但正是他们不成功的叛乱终结了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在长期动荡之下，驻守西域的唐军内撤勤王，西域和河西走廊落入回鹘和吐蕃势力之手，中原势力从此绝迹于中亚长达一千年之久；而没有了帝国维护陆路交通的安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就逐渐不复当年盛况，更不必说由于叛乱者的种族背景，胡人在中唐以后也遭到了中原汉人的敌视和歧视。

江淮以南的南方当时并未受战火波及，由于北方藩镇割据，唐朝中央越发依靠南方在财力和人力上的供给以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在安史之乱结束的广德元年（763年），唐朝正式在广州设立市舶提举司，掌征收外贸商税、检查来往船只、收购专卖品。之所以设在广州，原因也很简单：自秦汉以来的数百年里，广州一直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正如长安和洛阳是陆路丝绸之路的终点。当时珠江三角洲尚未完全形成，珠江口的海面远比现在开阔，广州是一座海滨城市，也是南洋商舶到达中国的第一个港口。唐朝继续以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态度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收并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唐以后大量海外珍奇如象牙、宝石、白鹦鹉等陆续从海路输入，甚至奴隶的来源也出现了转移：早先是粟特人口贩子转运的胡人妇女，而现在则出现了南洋来的皮肤黝黑且熟识水性的昆仑奴，他们成为唐传奇中新的角色。从8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和世界其他部分一样经历了一个“南方化”的过程，来自南方的各种文化因素（如饮茶习俗）开始扩散和弥漫到全国，而南方的闽粤航海传统自此得以全面兴盛，逐渐取代西域通道而成为此后一千多年里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改变了中国的外贸结构和文化取向，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海外贸易网络的形成

市舶提举司在763年的正式设立标志着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这本身也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网络已成长到不容忽视的程度。

唐代广州的海路贸易，分东西两道，东道通往日本、渤海、流求等地，但最重要的则是向西南到东南亚、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阿拉伯帝国的商路，尤其是穆斯林商人。原先承担驮运各种珍奇贩运到长安的主要是粟特、回鹘等中亚的胡商，而8世纪中叶以后到广州等地从事贸易的外商则主要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据说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曼苏尔（745-775年在位）曾说：“这是底格里斯河，从这里到中国没有任何障碍，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海上运来。”当时曾有大量来自西亚的穆斯林人生活在广州，建造起怀圣寺、光塔（早先被称为“蕃塔”），每年五六月间西南季风到广州时即有人登顶宣礼，并在夜间点灯（塔高达615尺），可以作为航道灯塔来导航，此后在几个世纪里都是海船从珠江口进入广州城时最高和最容易辨识的航标。

到德宗贞元十一年至十七年（795-801年）王锷任岭南节度史时，广州参与海外贸易的程度愈益加深：他曾“日发十余艇”，且“周以岁时，循环不绝”（《旧唐书?王锷传》）地加入到商贸活动中去。当时经“广州通海夷道”来贸易的国家据说不下一百个——柳宗元曾记载：抵达广州的商人“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厦（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岭南节度飨军堂记》）。

晚唐时聚居在广州蕃坊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数量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黄巢破广州时，“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12万人被他杀害了”，当时广州“是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为中国商货与阿拉伯商货荟萃的地方”。

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逐渐调敝，原本依靠转运贸易致富的中亚城市开始慢慢走向衰败。与之相反，在盛唐时还被视为蛮荒异域的东南亚一带，接过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的贸易中转，许多港口因此而发展了起来。广州远离任何一个统一政权都城的独立位置使它可以在任何时代都保持开放而不影响国家根本政策。这又使得南方的经济愈加繁荣，因为自唐宋时代起，这些面向南洋的港口主要都集中在南方；直至清代中期，长江口以北的北方唯一兴盛的大港天津也是以国内贸易为主。

在这个海外贸易网络中，中国人逐渐占据上风并成为主要的承担者。这与此前的陆路外贸截然不同：陆路贸易的承担者通常是粟特、突厥、回鹘等胡商，因为从长安到中亚、拜占庭、欧洲的道路极为漫长，许多路段地形复杂且盗匪出没，是一种不断在中间商之间分段转运的贸易，不善控制骆驼及熟习多种语言的汉人很难从事这一贸易，因此往往是游牧民族居中联系并控制相关的商路。海上贸易却对造船、驾驶技巧等技术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且海路相对安全——它只需要一系列和平开放的港口。在早先的陆路对外贸易中几乎没什么知名的中国商人，更别说移民国外了，而海路贸易最终却使中国人深深介入东南亚的经济结构，以及数百万中国人“下南洋”。

商队在陆地行走速度较慢，骆驼所能驮的货物重量也远不及一艘大船，而遭遇抢劫的风险却远高于海上被海盗抢劫，因此在火车发明之前，陆路商队运输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只有非常贵重的物品才能负担得起远程陆路运输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昂贵的外国商品通常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消费，将之视为一种身份象征，其经济意义微不足道。但海路则不同，负载重的船只反而不易沉没，空船还需要用大量石头或瓷器等压舱，因此海洋使大量笨重的大宗散货（兼有压舱和出售两重用途）也得以进行贸易交换，而这些也是平民可以消费的。中唐以后闽粤商人将大量中国货物（瓷器、茶叶、丝绸等）运载到海外，并使东南亚等地的经济活动也为供应中国市场而组织起来，最终推动了区域性工业布局的形成。此外，海外运输还对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各方面提出了技术革命的要求，催生了相关科技进步。

西方学者曾用“早期全球化”（archaic globaliza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古时期这一交流网络的形成，异域货物、思想观念、文化力量等逐渐出现一个横跨各洲的联系。那是一个多中心的全球化，中国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中心——唐朝中国不仅是这个贸易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还是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全球史学者Jerry Bentley认为，在全球性互动中，三种主要进程（大规模移民、帝国的建立和远程贸易）具有“超越社会和文化区域疆界的重大意义”，不难看出，这三者在海洋中国的时代同时在进行。

失去的机会？

现在提起唐朝，人们常常将它视为中国古代文明曾达到过的一个巅峰，而与之相连的则是一个外向、自信、开放、文化多元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唐朝在对外交流中的行为，塑造了今天人们所感知到的“盛唐气象”。但“巅峰”的意思是：你好不容易到达那个顶点之后，发现很难在那里长期停留，事实上唐朝也是两千年帝制中国时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不仅见证了辉煌、见证了变迁，也预示了此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败。人们或许会遗憾：为何中国未能在一个国力强盛的时代，趁着转向南海的历史机遇，向一个海洋国家转型？但事实上，如果说那是一个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必然会失去的机会。

唐代海路贸易确实催生了一个颇有希望的“海洋中国”，然而这种繁荣，与西欧海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仅具有表面上的相似，而其背后运作机制则大异其趣。

长距离的海洋贸易，在技术条件简陋的时代，是风险极高的行业。一旦有一批货物在海上沉没，普通商人大多就此破产，因此古代诸文明中，无论是埃及、苏美尔、中国，最初都是神庙或宫廷垄断海外贸易——也只有这样财力雄厚的机构才能消费这些特殊商品。在中国，自秦汉以来，皇帝一直竭力垄断对海外的贸易，早在西汉就有宦官代表皇帝去海外采购珠宝异物，所获利润也归皇帝的个人财库少府，而不列入国家税收。

现代人出于一种观念的回溯，常把唐代设立的提举市舶司视为中国最早的海关机构，但必须记住的是：它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海关。唐代向海外贸易征收的市舶税，实际上均由宦官主管；也就是说，海外贸易的繁荣，最终获得好处的仅是皇帝个人。中国第一任海关官员周庆立之所以出现在《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就是因为他和波斯人“广造奇巧，将以进内”——换言之，搜罗各种海外珍奇，想献给皇帝博取其欢心，以至于这种蛊惑皇帝的行为引起正直大臣的不满。

研究海洋中国及东南亚贸易的史学家王赓武在《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指出：“市舶使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往往独立于地方当局之外，并由宦官控制”。这一内廷宦官主导海外贸易的传统一直沿袭到郑和时代都没有变化过。在这种情况下，海外贸易和政治合法性和皇帝私人财库密切相关，却不能增加国家财政层面的财富。这并不是一种企业行为和商品经济，从中是绝无可能萌生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更别说使整个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型了。

如果当时能向一个海洋国家转型，那必须有一个高度活跃的民间海外贸易为基础，并把整个国家当做一个贸易公司来经营（正如威尼斯、荷兰之所为），但这在唐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代的官方海外贸易毫无意义，它至少提高了远程贸易量，而这本身也标志着跨文化互动规模的增长。但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唐代的“开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它和历代一样严格限制内部居民流动，行旅往来于道路河川咽喉之地都要查验官府签发的通行证，更不许居民私自出国（所以玄奘和鉴真两位大师按唐代法律都属于非法出境）；它也屡次禁止民间参与海外贸易，只是闽粤一带天高皇帝远，这一禁令收效甚微。

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能得以逐渐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们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边缘位置，这使得当地社会能打破官方垄断的企图，灵活地自我调整以加入到海洋贸易的活动中去，但代价则是他们的活动常常无法得到官方的支持。这有点类似《东南亚贸易时代》中所提到的东南亚在17世纪的悲剧：由于权力和贸易密不可分，统治者和大臣不允许一个拥有自己声音的、独立于宫廷之外的大商人阶层存在，加上西方列强的竞争和打击，遂使当地无法向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转型。

应该说，中国并不曾失去那个机会，因为它并不曾有过——至少在唐代是如此。然而理解这一历史，则不失为中国人一个反思的契机。

仁宣之治与仁宣之死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很多个盛世，有名的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明朝有两个可归入“盛世”的时期：一个是“仁宣之治”，一个是“弘治中兴”。明末清初时，有人也把万历时期也说成一个盛世，但后来又有言论称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此后少有人再把万历朝称为盛世了。

明朝治世：仁宣之治

仁、宣，指的是明代第四位皇帝仁宗朱高炽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仁宣之治与其他盛世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它的延续时间特别短，两朝加起来不过11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康乾盛世持续时间超过了100年，占了整个清王朝约近一半的时间。

康、雍、乾分别是清代入关后的第二、三、四位皇帝，与明朝仁、宣二帝一样，符合一个朝代开国之后，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国势逐渐上扬，遂进入升平之世的发展特点。但盛世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期和巩固期，相比之下，仁、宣两代的11年，就显得太短促了。

怎样才算得上盛世？一般来说有两个标准：首先得物阜民丰、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其次，国力强大，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能记得住的文治武功。

然而，若仅论国力之强大，仁、宣时期无疑要输给它前面的永乐朝。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下洋入番、五伐漠北、营建北京、经略安南、编纂永乐大典等都发生在永乐朝；仁、宣时期，几乎没什么宏大政绩可以称述，甚至在宣德朝，还接连发生藩王造反、交阯行省独立等一系列重大事变。

如果说永乐朝是夏日江水暴涨时的壮阔场面，那么仁、宣时期则像立秋之后江水逐渐退时后呈现出的和睦、升平景象。实际上，仁、宣朝在国力上呈现出的“颓势”，正是仁宗和宣宗对永乐朝好大喜功政策进行刻意调整的结果。

永乐时期大兴事功，国力消耗非常大，好比郑和下西洋，花费无数金钱和人力，却只宣扬了“国威”；朱棣数次北征，耗费巨大钱粮，给国家财政和人民带来了异常沉重的负担。仁宗即位后，立刻通过大赦天下的诏书，停止了这些劳民伤财的举措。

孔子说：“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可是仁宗刚上台即下令解散下西洋的船队、召回各地的买办钦使，甚至试图放弃新都北京、回都南京等这些举动不啻承认，永乐时期的一些政策是加在人民头上的枷锁，而仁宗的新政就是要为国家、百姓卸下这些重担。

宣宗在位期间，虽然处处模仿祖父朱棣，也曾试图出塞、下洋，但受限于永乐朝巨大消耗之后衰落的国力，已无法承受庞大开支；同时，由于长期的动乱与镇压，交阯行省也成为明朝沉重的负担，宣宗最后被迫放弃朱棣时期的经略，将数十万军民撤回国内。总体上讲，宣德年间为民减负的政策使用、较为清明的吏治使得国内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仁宣时期，不仅与前面的永乐朝形成强烈的对比，与继之而起的明英宗正统朝也有很大不同。正统十四年间，朝政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出现了宦官干政。大太监王振被认为是明朝第一个“权阉”。当时，蒙古瓦剌部在漠北兴起，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边，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王振怂恿英宗朱祁镇亲征，天子王师在土木堡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这意味着，大明王朝的辉煌岁月已为往事。无论是向前比，还是往后比，仁、宣年间，总体上都呈现出稳定、宽松的局面，对于百姓来说，是难得的黄金十年。

所谓盛世或治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概念的定义标准是有矛盾的。在专制时代，无论是要新建宏大的土木工程，还是要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等，都不可避免要加大对地方及百姓的盘剥，换言之，证明国家强大的事例愈多，百姓身上的负担愈加沉重。即便是所谓“圣君”在位，如明朝的洪武、永乐时期，国内矛盾也非常突出，经常发生民变和动乱，只是这些都被掩盖在“盛世”的荣光之下。

可见，在一番丰功伟绩之外，真正的国盛民强，还需要“与民休息”。仁、宣二帝在历史上立名，不称盛世，而称“治世”；威武张扬的永乐朝，却没人称之为“盛”，其要义皆在于此。

仁宗、宣宗死亡疑案

明仁宗在称帝之前，已经作为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多年。但他只负责处理日常的朝政，对于征伐、人事等大政，并没有什么权力。要命的是，他的父亲不喜欢他，起初都没想让他入居储位，最后还是一个相士，给他父子相了一面，得出佳兆，才一锤定音。

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相面大师，就包括元末明初的袁珙，人称袁柳庄，又称柳庄神相。想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之前，犹豫不决，于是军师姚广孝把袁珙请来，给燕王相了一面。袁珙是这么说的：

“（王）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

朱棣生于1360年，1402年登基，正好年过四十。此判语准确，袁珙得到了朱棣的信任。

那么当朱棣为继承人的选择而迟疑不决时，袁大师的相语就非常关键了。史云：

“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万岁天子。’储位乃定。”

仁宗从永乐二年被册立为皇太子，到永乐二十二年即位，在储君的位置上一坐便是20年，过得相当辛苦。他父亲经常寻借口打磨他，使他做人战战兢兢，做事束手束脚；他两个弟弟又不服气，不断向他的地位发起挑战。幸运的是，稳健的仁宗最后仍然顺利继位。但奇怪的是，仁宗即位还不到一年时间，就突然去世了。他是怎么死的呢？

从明朝官修国史《明仁宗实录》的记载来看，仁宗属于暴亡。他死在洪熙元年的五月，而就在一月之前他还下敕给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命其修理南京宫殿，以备明年春天还都南京。同时，他派皇太子朱瞻基亲自到南京坐镇，太子于四月十三日离开北京。如果仁宗身罹痼疾，有性命之忧，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把皇位继承人打发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去。

五月十日，仁宗照旧处理政事，还因为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罗汝敬言事不中听，发了脾气，将两人降了官。十一日，忽然就“不豫”了，而且是病来如山倒，仁宗马上预感到可能不行了，当即下令急召太子回京，次日即告“大渐”（临终之意），仁宗在病榻上口授遗诏，并于当日驾崩于钦安殿。

仁宗从忽然发病到死亡，仅仅两天时间。其死亡之速，与清代雍正皇帝近似。据张廷玉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但到二十二日晚间，忽然就“大渐”了，众臣“惊骇欲绝”，纷纷赶到圆明园寝宫请安，没过多久，到次日凌晨子时，雍正帝即“龙驭上宾”了。现有学者研究指出，雍正帝是长期服食丹药致身体中毒，才突然死亡的。对于仁宗的死，民间议论纷纷，流传着其死因之谜的诸多传说。仁宗朱高炽之死也是明朝十六帝死亡鉴定中最大的疑案。

明成化时人陆釴《病逸漫记》说：“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指出当时社会上有两种猜测：被雷震死，被宫人误杀。

明代中期以后流布较广的《明记略》一书则指出：“仁宗或云死于雷，或云为宫人所毒，或云为内官击杀。”可见后来传言又增一种：为宦官所弑杀。

仁宗是被雷劈死的吗？嘉靖时人张合说，雷只是个幌子，仁宗其实是被宦官击杀的。他在《宙载》一书中说：一个阴雨天，仁宗上罢朝，退回后宫，突然就报“崩”了——有传闻称，仁宗回宫后被宦官刺杀，刚好那天打雷，宦官就伪称仁宗是被雷震死的。至于宦官为什么要弑君，张合解释道：“仁宗即位后，恶宦官，每欲诛戮”，结果被宦官先下手为强杀死。

仁宗到底是怎么死的？陆釴曾好奇地向一位雷姓太监求证，这位太监给出的答案是“盖阴症”至于阴症是什么，陆釴没有详说。笔者也不敢乱解，但另有一个大胆揣测，为仁宗之死补上另一种可能：仁宗或与雍正帝一样，是服食丹药中毒而亡。

据史书记载，为人温文尔雅的仁宗，在生前的最后时光，一反常态，脾气异常暴躁，很容易被激怒，而一旦发作，几乎难以遏制自己的行为。比如大理寺少卿弋谦，响应皇上初登基时求言的号召，多次上疏言事，仁宗就怪他“逾分”“卖直沽名”，每当临朝之际，恶感“数形于词气”，话不好听，脸不好看，大概事也难办吧，搞得“朝臣皆悚仄，相与以言为戒”。

还有一次，他差点把明初的名臣、任过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明朝最高学府的校长）的李时勉当朝打死。李时勉是个好言敢谏之人，为此在永乐年间吃过不少苦头。洪熙元年五月的一天，李时勉又出来讲话了，当着百官的面，他直言皇帝守孝之期还未结束就派宦官远至福建选取侍女的丑事，遂深深激怒了仁宗，当朝爆发，命侍卫打断了他三根肋骨，并降了官。不料李时勉也是个暴脾气，性格亢傲得很，他三天内连上三份奏章，提了更多的意见。仁宗认为李时勉是故意挑衅，干脆将他抓起来，施以严刑。亏得诏狱掌刑的锦衣卫千户曾受过李时勉的恩，秘密请来医生，为他疗伤，才侥幸不死。不过仁宗真是气着了，直到“大渐”那一天，犹有余恨，切齿对大臣夏原吉说：“李时勉当廷辱我！”一念此事，还是忍不住勃然暴怒，当晚就死了。

脾气暴躁、动辄发怒是服食丹药者的共性之一。仁宗生前炼丹，且为丹药毙命，从他的死亡的地点也可看出端倪。仁宗没有死在“天子正寝”乾清宫，而是死在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北端的钦安殿。这座宫殿至今还保留了明代的建筑风格，它始建于永乐年间，供奉的是永乐皇帝的保护神真武大帝，是明宫进行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记述仁宗晚年都在钦安殿里干什么，但显然想必除了烧符炼丹，也别无其他事可做。仁宗身体底子本来就弱，兼之炼丹服食操之过切，内火旺盛，所以脾气也变得暴躁。对此，曾在翰林院供职的罗汝敬后来说：“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可谓直接证据。

仁宗之父明成祖朱棣死在北征回师的路上，也属于“暴崩”。朱棣笃信道教，大约永乐十五年后就很少出朝理政了，而是在宫中建立玄坛、斋醮扶鸾。他晚年患病，却不好生吃药，只吃灵济宫道士给他进的金丹。吃了丹药之后是什么情况？神相袁珙之子袁忠彻说：朱棣服药后，“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他实在痛心，便大胆谏了一句说：“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不料朱棣听了发怒道：“仙药不服，服凡药耶？”永乐二十二年四月，朱棣率师出塞，出兵时身体还无恙，中途还多次宴饮群臣，不想突然发病，没几天就死了，他甚至没能撑到大军入塞。这种突发而骤亡的情形，与仁宗之死非常相似。

仁宗作为不讨朱棣喜欢的儿子，为了投其所好，也学他钻研道教，大搞修合烧炼那一套，是再自然不过之事。对于仁宗服毒，外臣多不知，或知而不敢言，但在内廷行走的近臣多有所了解。好比那位袁忠彻，还有一位名叫盛启东的御医，这两人都是入了《明史?方技传》的人物，但都不讨仁宗喜欢。为此盛启东非常忧虑，有一次袁忠彻偷偷对盛启东说：“你不要过于忧虑，我观仁宗之相，非永寿之人，他不会在宝位上坐太久的。”袁忠彻的话后来果然应验，仁宗只做了8个月天子就去世了。这难道是袁忠彻相术高明，判人生死如寄？笔者推测应该是他深知仁宗与他父亲一样，中毒已深，不是医药所能挽救，故此才敢如此放言。

其实朱棣祖孙三代都是服食丹药的爱好者，过去人们对宣宗本人的情况注意不多，我们通过一些史料片段也能发现一些端倪。宣宗与他父亲仁宗一样，也是“骤崩”的。他从宣德九年十二月底发病，到次年正月驾崩，时间非常的短，且殁年仅38岁。据太监阮安留目击，宣宗死时“肌肤燥裂犹燔鱼”，身上的皮肤就像烧烤架上的烤鱼一般。阮太监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以烈剂故”。烈剂应该就是炼丹炉里的产品。只是不知道它的功效是壮阳还是修合长生不死之术的。

宣宗好色，是众人皆知的。在这方面，他与其祖父朱棣有同好。宣宗在他父亲仁宗三年的丧期还没出，就急不可待地派人去某藩属国选美。该国国王大为诧异：“（仁宗）初丧，（宣宗）使人求女，意实急急。”在国丧期间选女，显然与传统的“君德”是大相违戾的。

据明英宗天顺朝阁臣李贤提供的可信材料，宣宗很喜欢修炼这一套把戏。宣德年间时有个叫常中孚的，做了一个巡检的小官。传言说此人身怀奇术——能“煮白金”（煮非煮酒之煮，乃指煮炼，是一种化学工艺，煮白金就是烧炼白银的意思），谁家宝玉之器损坏了，他能修补如初。宣宗听说他的大名，便把他找来，要试他本事。后来宣宗一高兴，授他正五品的吏部郎中之职，并经常召他进宫，还专门为他在宫里造了一处场子，方便他行其密术。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外人自然是“闲人不许入内”，就是宣宗非常亲信的太监也不得一窥究竟。

身为天子的宣宗，当然不在乎江湖烧炼的那几两银子，恐怕主要还是炼丹。丹药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汞也就是水银，是剧毒之物。人长期服食硫、汞这些毒物，对内脏及神经系统将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损伤。据祝允明《野记》记载：宣宗曾乘一时之怒杀了两名小太监。怒气消后，方觉死者无辜，死得可怜，但悔之无及矣。一日在宫中游幸，突然瞪大眼，指一处大叫：“那厮又在此！”即命取弹丸乱射。左右不知何故，奇怪地问：“那是什么？”宣宗惊魂未定，喘着粗气道：“就是被我杀死的两个太监，他们见朕来了，伏在那里，一言不发。”但左右什么都没有看到。以后这样的怪事愈发频密，直到宣宗晏驾。这恐怕就是宣宗在中毒之后出现的幻觉。

仁、宣二帝，一位活了48岁，一位活了38岁，都是猝死。《明史》本纪对仁宗的评价是：“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意思是仁宗如果能多活一些年，他一定能实现明代的文景之治。其实仁宗在位虽然未及一年，人们已将“仁宣之治”的美冠加冕于他。

对于宣宗，《明史》的评价更为具体，说他“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称赞宣宗“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说宣宗是能继述祖宗美德和事业的好皇帝。故后世将宣宗与仁宗联在一起，合称仁宣之治，是较为公允的评价。

那么仁、宣二帝服食丹药的内幕，是否要颠覆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呢？并非如此。史书中的皇帝多不像“人”，只是一具被包裹在圣君金纸之下的、没有内心世界的偶像。正史当然不会记载仁宗死亡的真相，但我们却从关于他死亡之谜的种种猜测中，看到这位皇帝生活的不幸——20多年唯谨唯危、险象环生的太子生涯，严苛暴虐的父亲、强势的妻子、不友的弟弟、争宠的妃嫔和他本人软弱的性格，这都驱使他去“仙药”中寻找片刻的安宁。而我们透过宣宗“英姿睿略”的形象背后，看到的是一个富有情趣、性灵而多欲的纨绔形象。这些与躺在帝王宗庙里的那幅画像综合起来，才构成一个立体的“人”，使我们得以全面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真实帝王。

一个县令的1635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早晨，太和县县令吴世济像往常一样早起，打算在县衙内用完早餐后，就去城内巡查。属下的一个紧急报告，让他立即放下碗筷：“流寇”接近城下！

“流寇”来袭的传言终于成为现实。为此，他已经在惴惴不安中准备了半年。

此前一年六月，在溧水县做了六年“教谕”（明清时期县一级政府负责教育工作的官员）的吴世济，被任命为凤阳府颍州太和县新一任县令。能够获得升迁自然是一件喜事，可吴世济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这个月，在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的指挥下，官军一度将李自成、张献忠等逼得走投无路，但最后时刻，陈却中了李、张的诈降之计。自七月开始，缓过劲儿来的农民军重新迅速发展，河南的形势越发严峻。太和县在凤阳府的最西端，一旦农民军由河南东进安徽，太和必然首先成为进攻的对象。

刚一上任，就要考虑如何抵御“流寇”，显然非常棘手。而作为一个新到的“外来户”，吴世济也很清楚，像抵御“流寇”这种事情，他必须先征询一下当地士绅的意见。

所谓“士绅”，在明清两代，主要是指享有科举功名但又不做官的知识群体。这些人，要么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要么是考取了科举功名但未做官的地方才俊。在明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通常只能到县一级政权，而县以下大大小小的村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由士绅阶层来维持的。长期混迹于基层的吴世济，当然清楚这些人的分量。

按吴世济最初的打算，抵御“流寇”最好的措施自然是请官军驻防太和县。不过出乎预料的是，他请来的“地方精英”们都不认可这个建议。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明确：明军军纪太差，“兵之祸甚于寇也”。“地方精英”不支持自己的意见，吴世济只好放弃请官军驻防的计划。

其实以吴世济的经历，又何尝不知官军军纪涣散、为害地方？只是连正规官军应对“流寇”都很吃力，在没有官军驻防的条件下，太和能守住么？

备战

自崇祯七年八月开始，昔日平静的太和县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巩固城防、编练民兵、修造武器，在知县吴世济的领导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正式揭开太和县备战大幕的，却是一篇关于太和县境内“西人”的告示。

吴世济所谓的“西人”，是指在太和县境内侨居的山西、陕西商人。自十六世纪起，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大明朝的商人们也活跃起来了，晋商、陕商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人集团。凤阳府地跨江淮、毗邻楚豫，是当时商品由东向西运输的主要通道，因此凤阳府境内落脚的外来商人颇有一些规模。而当同样起于山、陕的农民军大军压境时，侨居在凤阳府的山、陕商人的身份自然一下敏感起来了。

“西人”处置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太和县民心的稳定，因而吴世济把其作为备战之初的首要问题。在这篇名为“查编流寓”的简短告示里，吴世济首先安慰了下太和县境内的“西人”：“尔等侨寓已久，应无不肖之心”。不过，这位知县很快就露出了发告示的真实目的：在太和境内落脚的山、陕商人，须将自己“作何经营生业，寓何集镇处所，系何原籍姓名，详注一册，送县严查”。当然，吴世济也没忘警告本地的土著不许趁机作乱，迫害西人。

备战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也是最让吴世济头痛的是：没钱。

这个时候缺钱的，可不仅仅是太和县。明末内忧外患不断，各类开销剧增，于是中央政府一次次加税，基层政权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向上“输血”：除了向农民征税，像太和县这样基层政权还要尽可能地削减各项开支。吴世济刚一上任，就发现县衙账上可用的银两，连正常年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可崇祯七年，太和县应上缴的各类赋税，总额已超过白银一万两。

“此民穷财尽，未有如今日之太和者也”。崇祯八年正月初七，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吴世济向上级提出“申请截留”，因为在太和县应上缴的赋税里，此时还有最后一小批尚未运走。

申请发出后，吴世济立刻陷入焦急的等待中。留给太和县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守城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早晨，吴世济心情颇为烦乱：申请截留的公文已经发出去七天了，却仍未有回复；紧接着又有流言称：一支八万余人的农民军正向颍州、太和方向进发；昨夜，他又接到报告：与太和相邻颍州方向硝烟滚滚、火光一片，颍州城怕是已经失守了。

不过吴世济没有料到想到：就在他吃早饭的时候，进军神速的农民军已经进入了太和县境内。

吴世济接到报告，立刻率人赶到城头督战。从城楼上望去，只见尘土飞扬之中，一支穿红骑马的农民军直奔城下而来，“衣饰华整，皆挟强弓劲矢，兵刃森列”，这是吴世济对这支农民军的第一印象。不过这位县令很快就发现，眼前的这支部队总共也就二千人左右，远非之前所称的八万。“贼不过张其数以虚声恐吓我耳，”看到“流寇”数量远比预想的少，吴世济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些许。

就算区区两千人，应对起来也不容易。守卫太和县的乡兵义勇，都是从普通百姓中临时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既没受过多少正规军事训练，更无实战经验。仗尚未开打，很多乡勇义兵就被农民军的阵势给吓住了。

关键时刻，以生员（秀才）、举人为主的士绅阶层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门，负责守城门的生员侯功鸿，见手下人被“流寇”攻势吓得手足无措，立刻率先向城下射出一箭，以壮军威；在东门，生员关寓卷见有奸细准备从水道中入城，不顾城上飞如雨下的矢石，亲自下到城中的水道中将奸细擒杀。士绅阶层身先士卒，民兵们自然士气大振。在生员赵志鸿负责守卫的南门西角楼，马夫孙学诗见登云梯攻城的“流寇”中，有一人看起来像是头目，立刻举磨盘向其奋力一砸，将其击毙于城下。

没过多久，吴世济就接获下属报告：太和县马夫孙学诗在守城过程中，用磨盘击毙了匪首王自用。

王自用，陕西绥德(一作宜川)人。崇祯元年，王自用与“混天王”等起义，号“紫金梁”，为王嘉胤部属。崇祯四年，王嘉胤战死，王自用率残部东山再起，并凭借自己强劲的实力，被当时的三十六营义军推为盟主。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被击毙于太和县城下，吴世济在接到报告时也不大敢相信，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把“毙紫金梁于城下”做为重要战果向上汇报。

凭借着官、绅、民齐心协力，太和县顶住了农民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在五次攻城未果后，农民军遂于十七日从太和县城下撤离。“流寇”撤出了太和县，吴世济稍微缓了口气。

但吴世济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流寇”刚刚退去，新一年的税收任务又下来了。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征收赋税，显然让吴世济左右为难，这位知县唯一能做的就是：拖。

迎官军

随着“流寇”退去，太和县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不少。经过一番与农民军打交道，吴世济发现，农民军远没有传说中的可怕，在一月底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吴世济就称农民军“语言装束，直同儿戏”。作为帝国官僚体系最低端的官员，吴世济此时是以一种蔑视的心态看待“流寇”。

同是在这个时候，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崇祯皇帝，看待“流寇”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情。

在凤阳府下辖的五州十三县里，地位最重要的当属凤阳县。凤阳县是朱元璋父母陵墓的所在地，又有“龙兴寺”等朱元璋早年的故迹，被明王朝统治者视为“龙脉”所在。可如此重要的地方，在正月十五这天，却被张献忠用半天时间就攻陷了。

张献忠本来就是个性格偏激的人，此番攻占了大明王朝“龙兴之地”，更是杀心大起。据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凤阳的三天时间里，“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余间”，而被明朝统治者视为“万世根本之地”的凤阳皇陵，也被张献忠付之一炬。

二月初，凤阳祖陵被焚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朝野大骇。崇祯皇帝闻报后惊惶不已，孝服理政。兵部尚书张凤翼、凤阳巡抚杨一鹏等一批相关官员随即被问罪，锦衣卫指挥使王世盛甚至因为杨一鹏的案子结得慢了点，也被盛怒之下的崇祯皇帝免了职。紧接着，崇祯帝下令在西北的洪承畴统兵出潼关，并限期“六月灭贼”。此后大批官军陆续从各地向凤阳、庐州一线开进。

二月中旬，太和县接到官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身居皖北一隅的吴世济，当然不清楚近一个月来政局的变动。二月二十日，“不识时务”的吴世济洋洋洒洒近千言，向上级陈述了“请免派防”的各种理由。不过他这个公文刚发出去没几天，接洽驻防事宜的先遣部队已经到太和县城下了。吴世济只好做官军进驻太和县的准备。

此时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派往太和的部队刚到了太和县，就因为战事紧急给调走了，驻防太和的任务将另派其他部队。

三月末，一张“兵至民安”的告示出现了太和县的街头。有了上次跟官军打交道的经验，吴世济这次特意强调：“所用银钱粮料，官兵若不还钱，俱做本县正项支销”。

几天后，明军将领杨武烈率领的一支官军正式进驻太和县。

抓土贼

尽管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西人”问题，可这一块还是出问题了。二三月间，太和县境内连续发生了四起“西人”被害的命案。而作案的凶手，则是横行颍州、太和一带二十余年的“土贼”王本仁。

与“流寇”相对，所谓“土贼”，是指长期盘踞在某一地方的贼寇。与动辄规模上万的“流寇”相比，“土贼”规模要小很多。作为太和一带数一数二的“土贼”，王本仁手下党羽也不过百余人。大明朝的高级官员们当然不屑理会王本仁这样的“小人物”，可明代州县通常都是没有驻军的，单凭衙役、捕快这些小吏，也对付不了成规模的“土贼”。“流寇”来犯之际，各地的“土贼”更是凭借对地方情况的熟悉，趁机大肆杀掠。

面对“流寇未平，土贼四起”的局面，吴世济一度颇为无奈。吴世济当然清楚“西人”命案的重要性，可本地的捕快早被王本仁吓破了胆，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三月初，吴世济见乡人侯养德有勇有谋、胆略过人，特地将其请入县衙，希望其出面为民除害。性格豪爽的侯养德当即领命。

可五天后，两手空空的侯养德回来复命：王本仁党羽众多，“缓之或可图，一急之，即反矣”。

杨武烈的官军入驻，对于吴世济来讲，最大的意义不在于防御“流寇”，而在于他有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去对付“土贼”。

四月二十日半夜，经过仔细筹划，杨武烈亲率一支精锐部队直奔城外王本仁的老巢而去。不料“神通广大”的王本仁提前接到信报，抢在杨武烈到达之前跑掉了。堂堂官军竟然连个小“土贼”都抓不到，杨武烈不免有点丧气，不过吴世济却已有胜算：王本仁虽然走脱，但此次行动足以打掉这位“土霸王”的霸气。王本仁在颍州、太和一带民愤极大，根本无法藏匿。吴世济断言：“本仁怨家多，旦晚可成擒”。

果然，几天后，王本仁藏匿之所被人发现，杨武烈闻讯后立刻派人抓捕。“土贼”王本仁就此落网。

四月里，吴世济的心情显然不错。“土贼”王本仁就擒，免去了一个心头大患。更重要的是，吴世济一直期盼的减免赋税，这个时候也有了实质进展。出于缓和社会矛盾的考虑，崇祯皇帝下旨：凤阳府遭兵荒的州县，崇祯六、七、八年应征的各类新旧赋税一律停征。此前一月份下达的赋税任务，吴世济拖到三月份才完成，这笔钱自然被吴世济顺理成章地截留下来了。

不过对于吴世济来讲，最大的惊喜是官军首领杨武烈。杨武烈本系儒生，因见社稷将倾，毅然投笔从戎。作为儒将，杨武烈律己律下，甚为严格。因而吴世济和太和县士绅一直担心的“兵祸甚于寇”的局面并未出现。

尾声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里，凤阳皇陵被焚，作为朱元璋的子孙，崇祯皇帝朱由检当然清楚朱家“祖坟”被毁的意义。十月初，一贯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第一次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这个举动根本无法挽救局势。正如凤阳皇陵被焚背后暗示的政治寓意一样，明王朝此后内忧外患愈演愈烈，最终走向灭亡。

对吴世济而言，这也是颇为不平凡的一年。在任太和县令之前，吴世济未做过县令，更没有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在“流寇”压境之际，一介书生的吴世济全力协调官、绅、民、兵之间的关系，为太和县构筑起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顶住了“土贼”与“流寇”进攻与骚扰。四年之后，吴世济任满离任。太和县士绅百姓立碑以记其功德。

袁宏道：一个晚明士人的生活转轨

袁宏道放荡不羁，雅致闲适的表象之下，是一个挣扎彷徨的内心，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公元1595年，袁宏道提笔给自己的舅父龚惟长写下一封书信，在信中，他直言不讳地列出了世间最值得留恋的“快活”事：看遍世间的美色，听遍世上的乐曲，尝遍世间的美味，每日大宴宾客，男女混杂，相互嬉闹，千金买舟，带上鼓乐妓妾，浮游湖海……

这个万历年间最知名的才子，并不知道，这封短短只有数百字的书信注定超越一封家书的意义，成为那个时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书。如果说，在此之前，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人的人生哲学和生活逻辑的话，那么此时，纵情游乐，狂宴欢舞，也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而这不仅仅是袁宏道个人的价值追求的更迭，更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一个苦闷的县令

袁宏道写这封著名的家信的时候，正在明帝国最富庶的苏州吴县担任县令，时年28岁。自1573年开始的万历时代虽在政治上日趋保守，但在经济上正日华灿灿。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能够在刚刚入仕之时就执掌一个如此富庶的区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他自己起初也颇为得意，在他给自己的哥哥袁宗道的信中，他不无夸张地写到，“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这个出身于湖北公安名门望族的才子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四年之后就进士及第。此时的仕途更是一片光明。

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厌倦了这样的官场生涯，他甚至把做县令比作是人生最大的苦差。“上官如云，过客如雨，薄书如山，钱谷如海”，迎来送往的官场应酬，加之不堪负重的繁文缛节，让他连连向最亲近的好友们诉苦，“苦哉、苦哉！难矣，难矣！”

在吴县大堂之上，这位县令留下最多的并不是治理县境的文告，而是一封封发给朋友的诉苦信。他给沈存肃说，“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他给湘潭知县何起升说，“若夫吴令，直若吞熊胆，通身是苦矣。”他给安福知县杨适筠说，“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

这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县令的公务劳顿之苦，更是一种精神压抑的折射。自明中叶以来的制度崩溃之态已经愈演愈烈，皇帝怠政、内侍擅权，加之文官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导致大小官员动辄挂冠而去，以至于政坛一度罕见地出现了缺官的怪状。

早在1580年，云南姚安知府李贽已经用弃官而走的行为诠释了这种苦闷。那时候，李贽53岁，正是官运亨通之时。但这位晚明最知名的思想家不甘于被这种世俗的功名所束缚，他希望摆脱，这并非出于传统的江湖与庙堂的对立情绪，而是一种心性伸张的突破。

传统的政治体系已经凝固，而新生的个体自由又无从展开，于是这位思想家走上了离经叛道的道路，这反而为他赢取了更大的声望。显然，他的行为和言论在士大夫当中引起了广泛的精神共鸣。这一点从其后来越来越高的声望，以及落发为僧后的境遇就可知，在他辗转官场之时，曾经一贫如洗，而如今以著书立说为业，则得到上至尚书、侍郎、下到总督、巡抚的资助。

当1588年，袁宏道第一次去拜见这位名士之时，他已经落发为僧，寄居在湖北麻城一个叫做芝佛院的寺庙之中。袁宏道对他崇拜有加，视他为精神导师。尽管长久以来，李贽一直被道学家们咒骂为疯子，袁宏道对李贽过于放浪形骸的作为也曾不以为然，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年轻人与之交往，并将这种崇敬之情维持一生。

刚刚入职一年多，袁宏道就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老师曾体会到的那种束缚，但他没有像自己的老师那样张扬，只是一遍一遍地向上司苦苦哀求辞职，一会是以家有丧事为借口，一会又声称自己身体完全无法承受公务的要求，但都未得应允。直到真正一场大病来临，卧床数月不起，他的辞职请求才获得了批准。

随性交游

袁宏道于1597年辞官之后，将妻眷寄托在无锡，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个人漫游。先赴杭州，游历西湖，继而去会稽、绍兴、禹穴、兰亭，又溯新安江游览黄山。他欢快的提到，自己“乍脱官网，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他一路交游文友，诗酒唱和。他与陶周望、虞长孺等人谈文，与江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等人谈诗，与云栖、戒山、湛然、立玉等僧侣谈禅，精神上的放松让他连呼，“快活不可言！不可言！”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

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种种怪诞举止，不仅不会遭到责难，反而会在士林之中赢得赞誉。

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宽松、相互鼓荡的环境下，迸发出罕见的文化盛景。1640年代，江西一位文人徐世溥不无眷恋的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万历年间的这种盛况，在他眼里，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海瑞的道德风节，袁黄、焦竑的博物，董其昌的书画，徐光启、利玛窦的历法，汤显祖的词曲，李时珍的本草，赵宦光的字学，都是可以与古代先贤媲美的，而这些人同时涌现在万历时代，堪称“文治响盛”。

而徐世溥提到的这些的万历年间的精英们，不少都与袁宏道有过密切的交往。

寄情声色

1596年，袁宏道还是在吴县任上之时，他给朋友董其昌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一本书，称它“云霞满纸”，甚至强过西汉辞赋名家枚乘的《七发》，遗憾的是，这本书，他只得到了前半部的抄本，他问董其昌能到哪里抄得下半部。

十年之后，在给另一个朋友谢肇淛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这本书，他揶揄借书不还的谢肇淛说，“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让袁宏道念念不忘的这部书，就是《金瓶梅》。这部署名兰陵笑笑生的情色小说至今无法确定其作者到底是谁，而袁宏道的这两封书信竟成为证明其最早在世间流传的物证。

在袁宏道生活的万历时代，在士人的圈子里传看情色文学，几乎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风尚。世俗商业的繁华激发了人欲的膨胀，士大夫们早已不再把洁身自好，引领道德的责任扛在肩上，与其说是世俗的繁华诱引士人们追求一种纵乐的生活，不如说，是士人们的精神解禁引领了整个社会道德的解禁。

袁宏道的朋友谢肇淛描绘当时的士大夫已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统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枚第之上”。晚明另一位著名的文人张岱更是直言不讳的声称自己，“极爱繁华，好精舍，好养蟀，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羞，好花鸟气……”

摆在在士人们案头的，除了《金瓶梅》，还有诸如《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书籍，那些一时技痒的文人更是亲自操刀上阵，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都备受推崇。

即便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笑话，也寓情色于笑谑，万历版的《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而市面上公开售卖，流行的春宫图更是有二十多种，其中万历版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还是其中精品，《风流绝畅图》还以彩色套印而成为世上最早的一部彩印图书。

如此丰富，充满声色的晚明世界，让不少海外汉学家们惊呼袁宏道所生活的时代为“淫荡的世纪末”。这些汉学家似乎没有错，士人们不仅仅留恋纸上风月，更贪恋于现实中的风月场所。袁宏道曾描述人生的一大快活事就是，风流浪荡，耗尽资财，尽管一身狼狈，但仍然可以“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乐得逍遥快活。

那些徘徊在苏州、杭州、金陵等江南繁华声色场所的士人们，忘却科场失意，仕途暗淡的苦闷，醉心于欢歌燕舞之中，以至于无妓不成欢。“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在士人们杯酒言欢之际品评而出，狎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癖好，而上升成一种文化，在晚明香艳的笙歌中，家国理想不知不觉中演变为人欲的放纵。

矛盾中的雅致生活

在过足了闲居的生活后，袁宏道再次出仕了。他来到京城担任了一个闲职。看上去，他对这个职务颇为满意，“若真看作隐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养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

他养花，为此专门写了一本《瓶史》，论述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书中不厌其烦地提到一些养花的技巧和细节，诸如京城冬天寒冷，不但会冻裂铜器，瓷器的花瓶也容易裂，因此需要用锡瓶。他品茶，为此走遍京城，品评水质的好坏，他提到水以西山碧云寺水、裂帛湖水、龙王堂水为佳，高粱桥一带的水混浊而不宜用。他饮酒，虽然酒量只有“一蕉叶”，但仍写了一部《觞政》，他把下酒物分为五类，悉数优劣。这样的论述，用闲适、精致的散文写就，无处不透露出一种士人生活的雅致情趣。

1600年，袁宏道的大哥袁宗道病逝，他再次摆脱官场，隐居故土。在湖北公安县城南的柳浪湖边，他倾尽全部积蓄修筑了一所柳浪馆。四周枫柳环绕，盛夏时，浓树遮枢，入秋则枫叶如锦。在柳浪馆中，袁宏道与一些高僧整日座谈禅理。

1930年代，当林语堂在时隔300多年后再次“发现”袁宏道时，仍然被他文章中那种精致的闲情所打动。此时，正值林语堂大力推动“闲适”和“幽默”的文学，袁宏道那种清疏淡雅的文字，以及文字中处处透露出的文人闲适，无不让林语堂惊叹：“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

但袁宏道是否是真心沉醉在这种看似闲适的雅致生活当中，则无从判断。从他后来的一些行为来看，他应该是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当中，既希望从此远离官场，彻底醉心在自己营造的精致小世界当中，同时又不甘完全忘却世情。他把自己比作是树上的猴子，在树上时，想着树下的饭，在树下时，思量树头的果子。“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这在他去世前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家闲居六年之后，袁宏道再次出仕，先是担任了礼部主事，后又担任吏部主事，此时的袁宏道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有为的姿态，力排众议，法办了贪赃枉法的都吏朱国梁。吏部尚书杨时乔正在病中，听闻此事，“惊厥而叹”，称赞袁宏道是“国家之福也”。只是这并未持续很久，一年后，袁宏道去陕西担任主考官，而后就去世在任上。

如果袁宏道的生命再长些，不知道是否会彻底改写之前留给世人那个放荡不羁，闲适雅致的形象，这一点，鲁迅可能更通透些，他说袁宏道“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也许，在纵乐的表象下，每一个看到晚明悲剧结局的士人，都依然怀有着这种未曾表露的内心吧。

老鼠：压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3月16日，大顺军到昌平。昌平的巡抚何谦逃走，总兵李守自缢。大顺军乘势焚毁了明十二陵的享殿。17日，他们已经到达了阜成门外，将北京城包围。

这时的李自成，令一位投降了自己的明朝太监杜勋入城，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在17日的夜里，杜勋向北京城头用箭射了一封信，说明他要见皇帝，太监王承恩将他用绳子系了上来。杜勋告诉崇祯帝，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割西北疆土给他，他另立为王，此后他将不奉诏，不入觐。另外，再给银两100万两犒军，他就可以暂退河南。

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仓皇出逃，在故宫后的景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树上。

历史在此留下了疑团：以李自成的实力，打败眼前的明朝军队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又何必开出“西北王”的谈判条件？如果朱由检真的答应了他的条件，他还真退兵不成？

就在李自成进军北京的路上，二月里，他曾在宁武关与明朝军队有过一场激战。那一仗，明朝守军不过几千人，李自成的人马有几十万，但明军守将周遇吉拼死抵抗，大顺军还曾经中了明军的计，一下子折损几千人。最后李自成用人海战术，前仆后继以数万人的代价，才拿下宁武。

惨胜之后，李自成心有余悸，前面的关隘还有很多，都这样打还受得了？不如先班师回西安吧。不料就在他们想退之时，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总兵的降表，于是又改变计划，决定继续向北京进发。

所以，或许也可以这样推论，连李自成自己都没想到，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轻易。他在宁武关遇到的只是一员总兵官的部队，那么防守京城的，岂不是明朝最精锐的御林军？

“老鼠‘消灭’了明朝”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在他的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中，提出了明末华北地区流行的大疫实际就是鼠疫，在2006年他与李玉尚合写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又对此观点进行完善补充，明确提出：“老鼠‘消灭’了明朝”。

曹树基的史料根据，大部分来自华北一带清朝末年的地方志。根据他的勾勒，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曹树基查到的地方志记载和明人当时的笔记，人们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温州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强烈威力。这场鼠疫，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台湾的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于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一文中，对北京的这场大鼠疫有更详细的描述。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邱仲麟写道。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当时有位叫张真人的法师来北京，刚出宫不久就被皇帝叫了回去，命他施咒诵经来驱逐病魔，但死亡的人仍不见少。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邱仲麟写道，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他引的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过，明朝的军队向来腐败，驻京城部队吃空额的现象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原来到了军队发饷的时候，还可以叫许多百姓来顶替领饷，比如，叫来许多小商贩或衙门班役来充场面，但现在百姓死得人太多，连顶替点名的人手也找不齐了！

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邱仲麟在这里也同意曹树基的看法：崇祯十六年的大疫，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与明朝的灭亡。

战争与病菌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清军呢？李自成仅仅在北京待了42天，接着是另一拨改朝换代，清朝人进来在北京建都，他们不会感染上大疫？

曹树基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类似SARS。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曹树基说。

在这个1644年的春天，李自成进北京又退出北京的前后，从曹树基研究的史料上看，在天津及南方，继续流行鼠疫。疫区一直伸延到了苏州、杭州。从症状的描述来看，既有腺鼠疫，又有肺鼠疫。

今天，人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关于鼠疫与明末清初历史变局的各种假说。有人说，李自成的部队后来与吴三桂及清军的决战之所以大败，就是因为在北京已经感染了鼠疫，丧失了战斗力。到后来，李自成屡战屡败一溃千里，就是这个原因。而清军，占领北京后又迟迟不南下，听凭南明建立流亡政府抵抗，也是这个原因。

对此，曹树基并不敢认同。“李自成进北京后，应该说鼠疫对战争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了，后来发生的那些都属于政治史了。至少从史料上来说，没有李自成及其部将士兵染病的记载。”

“这一点确实比较诡异。从历史记载上看，李自成的部队经过的地方，都变成了疫区，发生了大疫，但是确实没有李自成部队本身受感染的记录。”

关于战争与疾病的因果关系，曹树基的合作者李玉尚曾写过一篇论文，讲述太平天国战争时，霍乱的流行怎样对这场战争发生影响。

在同治元年七月，太平天国战争已经到了决战时刻。清军一方，曾国藩的部队本来已经形势大好，满以为可以一举拿下南京。不想，一场凶猛霍乱使得“士卒十丧四五”，死去的人数以万计，有时军中病人连侍候服药的人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正是太平天国一方大举反攻的好时候。可是，霍乱同样也袭击了他们的军营，使得他们也无力进攻。这样，战争进入了僵持。本来预计马上会结束的战争，又拖延了三年。”李玉尚说。

这是最典型的疾病直接影响战争的事例。而李玉尚的论文和结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曾国藩的书信。

在以往，人们只关注明末清初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在正史中，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疫病记载不但少而且相当模糊。曹树基说，他做这段研究时，看了大量地方志，而邱仲麟的研究，大量历史资料是来自明人的笔记。

如果我们仔细去对应战争的轨迹与疾病的轨迹，仍会发现许多对不上的地方。或许，疾病流行本身的规律我们还没有悟透；或许，是因为当时的记录者也好，后世的阅读者也好，目光早已被那改朝换代的大事变所遮蔽，已经无暇关注到在翻天覆地的狂飙之中，那藏在人间角落里的小小老鼠。

人与鼠：战争与和平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鼠疫最初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明末的几场大鼠疫，都是从山西开始的？曹树基开始注意到，自明清以来，山西长城口外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有大量的汉人迁入，大片原来的牧场被开垦成农田，这里的生态环境变了。

历史记载，大批汉人进入塞外是在明嘉靖年间（1533-1534），大同边卫发生变乱，许多汉人逃往口外投奔蒙古俺答。他们还大肆招徕汉族逃民在那里耕田。也有记载说蒙古俺答也从内地虏掠汉人过去，从事农活。

本来在草原上生活着大量的老鼠。它们中也会有携带鼠疫杆菌的病鼠，“但是只要带菌老鼠的种群小到不足以传染流行，就没关系。在草原上一般就是这个情况。”曹树基说。但是，如果大量的人过去，改变了这种关系，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就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发生旱灾的情况下。

据鼠类专家的研究，一旦发生旱灾，老鼠会到处去找食物，其中不少就窜到了人类的集中居住地。而因为它们吃不饱，会导致体质变弱，这时它们身上带的跳蚤会格外多，干旱使鼠洞内温度相对升高，又促进了鼠疫杆菌在跳蚤体内的繁殖。

这时的老鼠对人就相当危险了。可是恰恰这时，人们——受了旱灾的饥民们，偏偏要到处找老鼠。他们需要刨鼠洞里的粮食充饥。可以想见，这时人们带回家的，不仅仅是老鼠们存下的粮食，更有老鼠们身上的跳蚤、和跳蚤们所带的鼠疫病菌。

查一查明朝末年的历史记录，关于灾荒特别是旱灾的记录触目惊心：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1644年，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夺去生命。而据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年间，死于鼠疫流行核心区即山西、直隶、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一场关于鲸吞的谈判

清政府1895年初在与日本的甲午之战中落败，被迫求和。双方谈判地点定在日本马关（现称“下关”）。这个位于日本本州岛最西端的小镇由此闻名，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3月14日，清政府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携其子李经方，二品顶戴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美国顾问科士达以及随从医生、武弁、厨师、茶房、轿班、理发匠等共计135人的庞大使团，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礼裕”号，从天津港起航，19日上午8点到达马关港。日方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等人到港口迎接，并照会清政府代表团：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为日方议和全权代表。双方约定，次日下午3点在春帆楼举行第一次会议。当天，使团按预定方案暂住在船上。

马关港口除了有接待的日方工作人员，还挤满了看热闹的日本人。其中夹杂着不少玄洋社、神刀馆等当时日本黑社会的暴徒们。这些人挥舞着太阳旗和日本军旗，狂呼“打到北京去，占领全清国！”“杀死李鸿章，反对媾和”等口号。此情此景，让李鸿章原本欠佳的心情越发沉重。

交换敕书

李鸿章：“停战一事，是议和的‘第一要义’。”

伊藤听后略思片刻，说：“明天答复。”

3月20日下午2时30分，李鸿章等乘坐汽艇“小野田”号抵达阿弥陀寺街镇守神社前的临时栈桥，上岸后坐轿进入谈判地点春帆楼。随员有李经方、罗丰禄、伍廷芳等9人。罗丰禄携带用丝织品包裹的卷轴国书。据日方当日报纸报道：李鸿章脸色壮实，穿黑色上衣、褐色缎裤子，脚着薄底快靴，戴金边白玉眼镜，身高五尺六寸左右，高于他人。出船舱与登石阶时，由两名侍者搀扶。出船移步至栈桥时，见观者人山人海，似乎流露出担心人多势众的表情，但又立即端正严肃地进入轿内。相比之下，李经方则面色明显衰老，因其曾在日本任职两年，故登陆后表现比其父亲要镇静许多。他面露笑容，频繁向围观人群挥手致意。

3时，中日双方第一次议和会议在春帆楼开始。中方出席人员为：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参议官李经方，参赞官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日文翻译官卢永铭、罗庚龄。日方出席人员为：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内阁书记馆长伊东已代治，外务省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楢原陈政。

会场陈设简单，一张长方形大桌，上罩淡黄色桌布，桌子周围摆着十多把靠背椅。考虑到李鸿章已年逾七旬，日方在李的座位旁摆了一个精美的陶瓷痰盂。

谈判之前，伊藤博文宣布了四条规定：一是除谈判人员外，无论何人有何事，一概不得进入会场；二是各报的报道必须经过新闻检查后方可付印；三是除官厅警卫人员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四是各旅馆的旅客出入，均须接受官厅检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国议和专使的密码电报均可拍发，公私函犊概不检查。由于清政府的密码之前已经被日本人破译，李鸿章与清廷在之后的往来电文，日方一览无余。这也直接导致清政府在谈判桌上处处被动。而这一点，清政府直到谈判结束也没有意识到。

双方首先寒暄了一些诸如旅途辛苦、接待是否满意等无关紧要的话，然后互相审阅对方的全权资格。李鸿章将随身所带的黄绸包袱解开，从绘有黄龙的筒中取出全权证书正文本，连同英译本亲手交给伊藤博文。伊藤也将天皇的委任证书正文及英译本交给李鸿章。双方在翻译的帮助下互相审阅。随后，李鸿章拿出了一份用汉、英两种文字写成的要求停战的备忘录，由罗丰禄宣读，提出：停战一事，是议和的“第一要义”。

伊藤听后略思片刻，说：“明天答复。”接着，双方又闲扯了一会。双方列席的工作人员商洽了迎送礼仪等，并商定：清政府使团21日移驻岸上日方准备的下榻地——引接寺，21日下午开始第二次会谈。

下午4时15分，第一次会谈结束，时长75分钟。

当晚，李鸿章回船后，向国内电告了首次会谈情况，表示日方在停战问题上“意似游移”。

停战条件

李鸿章：“只有听从阁下意见。但条件如此苛刻，实在难办。”

伊藤博文：“阁下认为苛刻，是因为我们各自意见不同，那我只有表示遗憾了。”

3月21日上午10时，中方使团登岸，住到引接寺内。

下午2时30分，第二次谈判举行。双方围绕停战问题展开辩论。

日方首先提出了停战条件，由伊藤博文亲自宣读：1.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上述三地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武器、军需品交给日本军队；2.天津、山海关之间铁路交由日军支配；3.停战期限内中国负担日本军事费用。

李鸿章听后大惊失色，连呼“太苛刻了，太苛刻了”。大沽、天津等乃京畿要地，如让日本人占领，那北京将岌岌可危。他勉强稳住情绪，问：“大沽、天津我国驻有很多军队，日军占领此地，我们的军队驻到哪儿去？”

伊藤答：“那还用说，当然送往贵国认为合适的地方。”

李鸿章又问：“天津除有驻军外，还有众多官署。如果你们占领了，各官署能否照原样保护？”

伊藤不耐烦地回答：“这些细节，可另行商议。”

李鸿章：“这件事关系重大，请允许我方作充分考虑后再答复。”

伊藤：“多少天？”

李鸿章：“一个礼拜后？”

伊藤：“太久。”

李鸿章：“4天后答复如何？”

伊藤：“越快越好，我的意思是限3天内答复。”

李鸿章：“只有听从阁下意见。但条件如此苛刻，实在难办。”

伊藤：“阁下认为苛刻，是因为我们各自意见不同，那我只有表示遗憾了。”

下午4时20分，会谈结束。双方各自离席。

当晚，李鸿章向总理衙门电告了日本的停战条件。同时，他也给在天津的家眷发了封密电，告知：“不允停战，家眷速行。”

李鸿章的电文送达北京。光绪见了大惊失色，立即求见慈禧太后。慈禧以生病为由，没有面见。于是光绪只好命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前往各国驻华使馆商议办法。各方使馆一致认为应先了解日方的议和条款，再作打算。清政府也怕再僵持下去影响和谈，便电告李鸿章将日方停战条件“暂置勿论，向日索和议之条款”。

这份电报于23日下午6时35分发到马关电报局，但却被日方扣押至24日中午才送到李鸿章手中。此时，距第三轮谈判开始仅剩不到3个小时了。

刺杀

李鸿章渐渐苏醒过来，他嘱咐随员将换下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浣洗。面对袍服上的斑斑血迹，他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3月24日下午3时，第三轮谈判在春帆楼继续进行。

李鸿章首先表达了先议和后停战的意思，正中伊藤下怀。伊藤看了日方的复文后，用日语与陆奥宗光商量了很长时间，又再次对复文的英文本、汉文本看了一遍，然后问李鸿章：“停战谈判，中堂是否打算搁起不提？”

李鸿章答道：“暂且搁起，我来时专为议和起见。”

谈判快结束时，伊藤有意无意地突然提起了台湾问题：“我军已向台湾前进……台湾究竟住有何等人民？”

李鸿章听后面露惊愕。他深知日本素有侵占台湾的想法，便想用英国向日方施压，“贵国若占领台湾，英国将不能置之不理”。

不料伊藤不为所动：“英国现局外中立，没有任何干涉的理由。”

李鸿章：“英国虽然中立，但台湾与它自身利害攸关。”

伊藤边笑边说：“利害攸关的不是英国，而是你们吧。”

李鸿章：“不是，因为台湾接近香港。”

伊藤不耐烦地答道：“不只是台湾，你们国家版图内任何部分要想割让，其他国家都无权干涉。”

下午4时15分，谈判结束。双方约定次日上午10时会晤，开始讲和谈判。李鸿章神情疲惫地走出春帆楼，坐上蓝色“驾笼”小轿，返回驿馆引接寺。其他代表团成员乘坐人力车在后跟随。

从春帆楼经阿弥陀寺至外滨町的道路两旁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看赫赫有名的李鸿章。日本警察沿途设岗，严密警戒。当小轿转过外滨町，距引接寺所在地的山坡脚下不足60米时，忽然从胡同中冲出一人，在距李鸿章的轿子不足2米时，他举手枪向轿中射击，李应声倒于轿内。随员们急忙上前探视李的受伤情况。李受枪击时，戴着眼镜，眼镜稍低。子弹穿过左边镜片，击中李鸿章左面颊，血流不止。破碎的镜片落在李的衣襟和轿子内。

轿子抬至驿馆时，李鸿章因流血过多已昏厥过去。众人急忙将他抬进卧室，两名随行医官当即赶来，为李鸿章止血裹伤。不多时，日本医生也闻讯赶到，与中国医官共商抢救之策。

众随员有的茫然无措地肃立于李鸿章卧榻前，有的向医生探问李鸿章有无性命之忧，有的为抢救李鸿章里外张罗，忙个不停。一时间，驿馆内的气氛十分紧张。

良久，李鸿章渐渐苏醒过来，他嘱咐随员将换下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浣洗。面对袍服上的斑斑血迹，他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当晚，他向国内报告了自己被刺杀的经过，并表示谈判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刺杀李鸿章的凶手名叫小山丰太郎，又名小山六之助，1869年生，是日本浪人社团神刀馆的会员，刺杀当日就被日本警察捉住。

小山的刺杀行为，反映的是当时日本国内狂热的国民情绪。据小山丰太郎供述，他认为李鸿章是日清两国战争的罪魁祸首，只有杀掉李，日本才能获胜。3月，他听说李鸿章要来日本马关，便购买了短枪一支和多发子弹，12日午后从东京动身，经陆路于24日抵达马关。4时30分左右，他见李鸿章乘轿从此处经过，便冲出人群举枪向李射击。他原准备射击李的胸部，以便一枪毙命。但由于紧张，加上是隔着轿子的玻璃射击，因此误中左下眼窝。

实际上，小山丰太郎的行为，并非如他所说是自发的，而是一场有策划有预谋的刺杀行动。

甲午战争中，日军在海陆两路战场上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军界和政界一些狂人和野心家。以日本大本营首席参谋官、“征清都督府”总参谋长川上操六，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等为代表的人，都希望战争继续，反对本国政府与中国议和。

中日议和谈判开始后，川上操六秘密会见了日本秘密社团玄洋社头目之一平冈浩太郎，向他表明了反对停战的态度，希望借助黑社会的力量破坏谈判，使议和失败。平冈浩太郎认为要使两国谈判破产，必须干掉李鸿章。这个主意马上得到了川上操六的高度认同。平冈于是便派人物色了小山丰太郎，让他充当杀手，伺机刺杀李鸿章。

停战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伊藤博文提出：“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李鸿章）所一再恳求之休战，较为得计。”

李鸿章面露喜悦神情：“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

李鸿章被刺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在国际上引发强烈谴责。3月25日，德国、美国、英国公使先后前往日本外务省表明各自立场。德国公使认为：“关于李鸿章之事件，无疑已在欧洲惹起对日本的恶感。”英国公使称：“此次事件甚为可叹，给欧洲恶感甚大。”美国公使也认为：“欧美对此抱有甚大恶感。”26日晨，日本驻德国青木公使给陆奥宗光发电报称：“整个欧洲对这一野蛮暴行感到愤慨，并以轻蔑的眼光看待我们表面的文明。”

鉴于李鸿章被刺在国际上引起了各国对中国的普遍同情，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当夜往见伊藤博文，提出：“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所一再恳求之休战，较为得计。”伊藤对此完全赞同。他立即致电在广岛的内阁成员，征询意见。

在广岛的多数阁员联名电说：“目下实行休战，对我国不利，请再加考虑。”26日，伊藤博文来到广岛，召开有内阁重要成员及军政界元老参加的重臣会议。会上，伊藤强调指出了如果不停战将会造成的危害性。经过讨论，就停战取得一致意见，并报明治天皇裁决。27日夜，他将停战决定及主要条件电告在马关的陆奥宗光。

3月28日，陆奥宗光受伊藤博文全权委托，来到中国使团驻地，向还在养伤中的李鸿章陈述日本政府应允无条件停战之意。李鸿章的半边脸还缠着绷带，仅露一眼在外。他听此消息后露出喜悦的神情：“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当日下午，他派李经方前赴会议厅进行协商。李鸿章本人躺在床上，与日本外务书记官井上围绕具体停战条款，进行商讨。双方经过多次修正，最后折中达成协议。3月30日，中日双方缔结了停战协定：1.中日两国所有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水陆军，均遵照停战条款；2.中日两国军队各自驻守现在屯扎地方，停战期间不得互为前进；3.所有两国前敌军队，无论攻守，各部增加前进，并不添派援兵；4.停战期限到4月20日。

在此期间，日军于3月26日攻占澎湖马公城，并在城内设澎湖行政厅，实现了对澎湖的实际占领，为日本政府在谈判桌上增加了砝码。

议和

伊藤博文对李经方进行恫吓：“若谈判破裂，我一声令下，六七十艘运输船搭载大军开赴战地，北京安危就难说了。”

总理衙门复电“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款以一万万为止。”

4月1日上午10时，第四次会谈在春帆楼举行。双方主要围绕“是日方提一条、商讨一条还是日方提出全部议和条款再商定”进行争论。

陆奥宗光表示，可以先行提出全部条款，但要求中方必须在三日内答复。李经方表示，必须先提出全部条款主张，但对三日答复的意见则不置可否。日方最后同意在限期答复的前提下，将条约内容全部提出后，再逐条逐项依次议定。11时45分，会谈结束。

李经方回到住地后，立即向父亲汇报了会谈情况。李鸿章立即照会陆奥宗光：同意日方条件。日方收到李鸿章的照会后，当日下午2时，派外务大臣书记官、秘书官前往引接寺，将日方拟讲和条约稿本日文、中文、英文各一份，面交李鸿章，并声明限4日内答复。李鸿章戴上眼镜，坐在病床上读了数行，感觉力不从心，就让李经方代读。条约底稿主要内容是：1.承认朝鲜独立；2.割让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3.赔款3亿两白银；4.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

李鸿章听后，吓出一身冷汗，立即请美国顾问科士达来商量。按照科士达的建议，当日晚分两次将合约底稿内容电告总理衙门。

4月3日晚，电文到达北京。军机处次日上奏光绪帝。朝中大臣翁同龢坚决反对割让台湾，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对割台不以为然，双方争论不休。军机大臣们于是一同到当时卧病在床、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府中商讨对策。奕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会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几乎就在军机大臣们一筹莫展的同时，陆奥宗光向驻俄公使、驻美公使、驻英公使、驻法公使等发出将媾和条件秘密提示给各国政府的训令。

同日，日本外务次官林董先后约见英、俄、法、美等国驻该国公使，向他们通报了日本的媾和条件。次日，又秘密地通知了德国公使。显然，日本在防止中国争取列强支持方面，又走在了前面。

4月5日，日方规定的最后期限已到，但清政府却依旧没有商讨出任何结果。不得已，李鸿章派伍廷芳向中田秘书官送交对日方和约底稿的答复说帖。说帖内容分朝鲜自主、让地、军费、通商权利四部分。除了承认朝鲜独立外，对其他三部分都提出了长篇驳辩。

由于中方的驳辩有理有据，陆奥宗光阅后认为说帖“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详尽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文章”。伊藤主张彻底反驳。陆奥则认为：“论驳之端不可开，与其空论，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

4月6日，伊藤派秘书官中田向李鸿章面交了日方对中方说帖的反驳照会：“或全案、或按条，是否应诺，予以明确答复。”8日下午，伊藤派人请李经方到其住处梅坊谈话，当面质问李经方：“我们一周前就提出约案，为什么中方至今还没有明确答复？”并对李进行恫吓，“若谈判破裂，我一声令下，六七十艘运输船搭载大军开赴战地，北京安危就难说了。”

李鸿章再次向总理衙门发电请示，提议允许割让辽南四厅州县及澎湖列岛，赔款一万万两。总理衙门复电：“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款以一万万为止。”以此为依据，李鸿章草拟了和约修正案并送交日方。

通牒

伊藤博文：“阁下对此备忘录，只有答应与不答应两个选择。”

李鸿章：“是否对此备忘录不许再进行讨论分辩？”

伊藤博文：“尽管分辩，但不能减少。”

4月10日下午4时15分，中日在春帆楼举行第五次谈判。

李鸿章伤愈，亲自参加了会议。当日，他身着白色服装，配戴眼镜，受伤处贴着一小片膏药。日本方面，陆奥宗光因病缺席。

日方首先将有关条约修正案的再修正案交给中方。较之前款，割地方面有所缩小，到海城为止；赔款改成2亿两，分7年付清；取消了北京、湘潭、梧州三地的开放。

伊藤一上来就提出赤裸裸的威胁：“阁下对此备忘录，只有答应与不答应两个选择。”

李鸿章：“是否对此备忘录不许再进行讨论分辩？”

伊藤：“尽管分辩，但不能减少。”

6时30分，谈判结束。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握手告别时，再次请求将赔款大减。

伊藤笑着摇头：“不能再减了。”

当晚10时，李鸿章将日方再修正案和谈判情形电告总理衙门，请旨定夺。

次日，伊藤博文致函李鸿章，声明昨日递交的日方再修正案为最终条款，中国或允或否，请于4日内答复。

4月12日，李鸿章复函伊藤，请求再进行一次会晤。13日，伊藤拒绝了中方请求，再次威逼中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明确答复。李鸿章将伊藤博文复函全文转电总理衙门，认为割台一事已经无可商量。此电发出后，他又派伍廷芳到伊藤处探听情况。伊藤吓唬伍廷芳：“若再改约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

14日，李鸿章再次紧急致电总理衙门，认为如再不定约，战争又将爆发。清政府接电后，经过商量，遂电复李鸿章“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签约

李鸿章自言自语道：“我解脱了痛苦。”

伊藤则洋洋得意地说：“大功告成。”

4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中日在春帆楼举行第六次会谈。由于清政府已经允诺可以“遵前旨与之定约”，所以李鸿章心态比较轻松。双方会谈时，仅在一些细节上做了些改动，很快就达成最后协议。会谈中，李鸿章遵照“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旨意，几乎是哀求着能不能减少一点赔款，但伊藤博文根本不为所动。

李说：“恳请阁下多少给以让步。如不能应允五千万两，至少希望减少两千万两。”

伊藤：“我方已充分降低条件，今日些许之减少亦不可能。”

李：“赔款既不肯减，但希对土地割让能多少有所让步。”

伊藤：“两件皆不能减，屡次言明，此为我方最后条件，丝毫不能让步。”

最后，双方在商议割让台湾具体事宜时，日方提出“一个月内办理完毕台湾的交接”。李鸿章说：“一个月太过仓促。贵国何必着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哄笑一番后说：“还没有咽下去，现在饿得很。”这次谈判于当日晚7时30分才结束。

4月17日上午10时，中日双方在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

双方寒暄一番后，随员将有关条约之文件摆在桌上。因为之前日方伊东书记官与中国参赞官会见时，已经仔细查阅了文件。现场没有再读，双方直接在文件上盖印。上午11时40分，签订仪式结束。伊藤博文打开准备多时的香槟，祝李鸿章健康。李鸿章举杯答礼，自言自语道：“我解脱了痛苦。”伊藤则洋洋得意地说：“大功告成。”

4月18日，李鸿章等人从马关登船回国。

1912年2月12日：辞位日

“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为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日，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已经两月有余，距武昌起义亦已逾百天。自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以来的浪翻波连，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这天，大清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等一班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向皇太后和皇上行三鞠躬新礼。隆裕太后将三道退位诏书交给外务大臣胡惟德，颁行天下。

至此，帝制中国2132年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号。于是，我们可以说，此日堪称中国历史上至关紧要的一天。它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这天下午，恽毓鼎前去拜访民政大臣赵秉钧。当赵对他诉说辞位情状，这位忠心耿耿的史官不禁垂泪，在日记中，他沉痛地说：“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在上海的郑孝胥，这天的日记则只有十数字，“骤暖，甚有春气。风起”，还有两个访客的名字，直至五天后的除夕，他全文照录了逊位诏书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的优待条件，慨叹方今之世，一如孟子所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他伤感地结束了这篇日记和这一年。

1911年10月30日 动摇

2月12日的朝见仪式充满悲情。赵秉钧告诉恽毓鼎，太后满面戚容，向大臣们倾诉作为失国太后的内心忧愤：三年来她深居宫中，并不曾干预政事，孰料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恽毓鼎：《澄斋日记》）说到伤心之处，隆裕不禁失声痛哭。

三年前，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去世。太后临终遗命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由载沣摄政。隆裕对此颇为不悦，因为她很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于是，皇太后以后常与摄政王因事发生龃龉。（《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在皇族们后来的回忆中，隆裕为人，庸碌无识，远远比不上她那位精明强干的姑妈。在“国服”期间，她便听从宠监张兰德怂恿，在宫中兴建水晶宫，作为休闲之所。在帝制时代，这属极严重的问题。何况，当时朝廷正筹备海、陆两军，费用不足，然而隆裕照旧命令度支部拨款来修建宫殿。

隆裕不曾料到，自己是酣歌于漏舟之中。从1644年大清入主中原起，经历18世纪康雍乾三朝——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乾纲独断，君权臻于极致；进入19世纪，是暗淡、内忧外患交迫的一个世纪，上一世纪蕴集着的种种社会矛盾纷纷呈现。大清被强迫拉入近代，这是一个漫长的衰败期。它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同光两朝，不时出现复苏迹象，自强运动、维新变法，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最后十年新政。直至武昌兵变，人心动摇，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运动。

于是，太后、疆吏、党人、民众都卷入了连串的历史漩涡之中，皆被时势推着走，同时也推着时势走。投身其中的张謇曾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怨苦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柄在官收商办铁道之不合方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致袁世凯函》，见《张謇存稿》）新军武昌兵变之后，各省闻风响应，纷纷独立，朝廷急于消弭祸乱，稳定大局，可以说是步步退让。

在武昌起义二十天后，朝廷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书中言及当下“区夏沸腾，人心动摇”。在1911年10月末，疆吏、名士和党人们，以漫长岁月构筑而成的君父世界在人心和世界动荡中碎裂了，那曾是国人两千年安身立命和血肉相连的地方。

清廷希望用这老法子唤起人民内心深处的感情。神灵不安于飨祀，生民有涂炭危险，“此皆朕一人之咎也”。诏书中比张謇更深刻地检点三年来政治上的失败。一是用人多用亲贵，施政寡术；二是新政促行新治成官绅渔利的名目，更改旧制，权豪们敷衍了事；三是新政经费多取民财，却无利于人民。此番对新政的检讨，不可谓不深刻，湖南一位三品官员李颐对此有形象描述，“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十年来除旧布新，把一代人拖进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动。然而，舶来的西法改造了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历史沉淀而成的中国社会也改造了舶来的西法。这种交互改造使西法和中法都失去了本来面目，四万万人遂身在新旧之间，两头不到岸。（杨国强：《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

为了重获人心，朝廷的对策是更快地滑向全变速变。罪己诏中既宽赦了变乱的新军，也彻底解除满汉畛域。最关键的一着是“维新更始，实行宪政”。11月1日，摄政王立准皇族内阁集体辞职，紧接着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他部署湖北军务之后，迅速来京组阁。在此之前，摄政王迫于形势，已经三次下谕旨起用袁世凯。11月2日，资政院拟就《宪法重要信条》，共十九条，称作“十九信条”。这个制宪原则深得英国宪法精神，皇权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重大决策由国会作出，皇室的经费都需经过国会决议。立宪党人追求多年的东西，终于在空前的危机之下实现了。

依据十九信条，资政院提出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违宪，政府便收回成命。资政院在11月8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袁世凯得票最多，于是，朝廷方以皇帝名义再次发表任命上谕。此外，摄政王还代替尚在冲龄的皇帝，到太庙宣誓，表示皇室将遵守信条。

1911年12月6日 瓦解

多年之后，当日在养心殿辞位的溥仪，抱怨父亲起用袁世凯，让自己“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我的前半生》）他认定袁世凯到北京后，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载沣之弟载涛亦说，载沣本不愿请这个大对头出山，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指奕劻，徐世昌和那桐等）的勇气，只有听任摆布，忍泪屈从。（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载沣监国之初，朝廷曾颁布监国礼节总目十六条，赋予摄政王无上的权限。举凡赏罚升迁、军国政事，和战大计，皆由摄政王裁定，以谕旨宣示施行，若有须请皇太后懿旨之处，必须摄政王当面请行，他人不能擅传。然而载沣从小因兄长是皇帝，和他的父亲奕一样，活得谦卑谨慎，锐气早消。溥仪长大后，曾经看过父亲监国三年的日记，想了解一些情况。他没找到多少材料，只发现有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他因此判断父亲的生活可谓贫乏至极，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显然，载沣是个放错了位置的人。

12月6日，隆裕太后降旨，准许载沣辞去监国之位，上缴摄政王印章，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溥仪、载涛等认定这是摄政王在与袁世凯、隆裕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汇报中，记录当时的舆论反应，“人们以为它真正表明太后一派对摄政王一派的胜利”，（《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还猜测隆裕企图效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在载润的回忆中，则有另外一种说法：载沣个人无良策应付时局，惟不欲以自己名义下逊位诏书，故而辞去监国之职。

溥仪等皇室成员，和一般舆论，大概都没有真正把十九信条当回事。遵守宪法程序选出来的袁内阁已经主理政事，摄政王完成了他的使命。此时，皇室力量实质上已经退出了政治决策中枢，懿旨中亦有要诸王公“恪遵家法，束身自爱，罔越范围”这样的约束之语。

隆裕懿旨中用“人心瓦解，国势土崩”形容当前形势。人心从“摇动”到“瓦解”何止于数日数月数年。从1840年以来，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动人心目，尽管缓慢，尽管芜杂，却也在推演既强韧又脆弱的人心。最后十年，一场迟来的、急速的变革让清廷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局，新政粉碎了专制君权的基石。在摄政王归藩的懿旨中，对载沣的指责可谓严厉，“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公正地说，一人之力，何至于此？可以说，是一种对进步权利和生命尊严的追求，最终掏空了千年皇权的内在精神、剥夺其正当性，使其变成一个虚弱的空壳。摄政王所代表的君权，已成为了孤独无依的空架。

就在武昌起义之后，朝廷发布了“国歌”，歌词出自严复之手，乐曲是宗室溥侗选自康乾时的皇家颂歌。大清国歌虚浮华丽，粉饰太平。祈祷皇权永固：“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初也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高蹈昂扬：“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两种旋律，两种胸怀。自不难窥见，水样的人心，会聚集如潮，去载哪一艘船只。

1912年2月12日 辞位

由于年龄太小，溥仪不曾参与达成退位妥协过程中的博弈。在种种利益考量中，也没有领略妥协、隐忍、平衡以及包容的政治艺术。最后那段日子，在他记忆里浓缩成极富象征意味的一幕。有一天在养心殿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着眼。她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也是满脸泪痕。那时候，他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殿里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一边抽缩着鼻子，声响很大，一边说着话。后来溥仪才知道，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他唯一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

从12月3日到12月31日，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进行了四次停战谈判，事实上已进入议和阶段。袁世凯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1910年4月因刺杀摄政王未遂被囚禁的汪精卫，已于11月开释，汪精卫每晚饭后与袁世凯夜谈，袁渐渐倾向共和，不做“曾国藩第二”，要做“汉族的华盛顿”。

溥仪记忆中那次会面是在1月16日。那天袁世凯与内阁成员奏请朝廷，要求召开皇族会议，“速定方针”“以息兵祸而顺民心”。溥仪认为，密奏中最令太后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话：“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造也。……”大清成了“三无”朝廷：无兵可用，无地可容，无友可助。还有那外国的历史教训，法兰西皇族便因不顺民意而至子孙无存。

隆裕是否如溥仪所说“给吓昏了”，如今无法考究。毫无疑问，太后的心理防堤在那一天碎了。袁世凯离宫回府途中，在东安市场外遭遇革命党人的炸弹，乘机称病，不再入朝。接着便在几天内连开数次御前会议。此时的满清皇族们，载沣、载涛，奕劻、善耆等各有党羽，外界风传有“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葺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胡思敬：《国闻备乘》）。如此混乱的朝局，每个人都与君权相关，却无人真正把君权放在眼里。恽毓鼎之子恽宝惠因此断定，“即使后来的袁世凯，还想做曾国藩，恐也未必能挽救清朝的颠覆”。（《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17日御前会议上，溥伦提出清帝自行逊位，由袁世凯做总统，奕劻附议。恭王溥伟、载泽等强烈反对，隆裕唯有伏案啜泣。19日御前会议，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诸人提出由袁世凯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与会王公们自然一致反对。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亲贵竭力反对共和，提出太后用宫中金银作犒赏，任用冯国璋破敌。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溥伟要求皇上赏兵杀敌报国。太后便问主管陆军的载涛兵力如何。载涛回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

后来在皇族们的回忆中，隆裕没有什么政治才干，庸碌无识，但不得不说她此刻表现出理性和自知之明。她明白这些亲贵猖狂少年靠不住。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王公官员们纷纷转移财产，存放到外国银行。隆裕此时真的是胆战心惊，她哭着对赵秉钧等三人说：“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

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在2月12日，太后再次挥泪，面对着往昔的臣工们，她抱怨危局之下，亲贵们没有什么对策，只知保存性命财产，置孤儿寡母于不顾。后来溥仪在自传里补充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

事实上，直至12日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叶遐菴：《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难怪两日后，《顺天时报》发表评论，赞美逊位之举犹如“三代之治，尧舜禅让，公天下之心也”；太后“力排二三王公之反对共和论，独使皇上让政，以泯南北官民两军之战祸。其识能洞见世界之趋势，其公足与唐虞媲美”。这位叫孙佩珩的作者还设想到和议不成的可怕后果：“倘使皇太后极端反对共和，虽至社稷为墟而不悔，势必兵连祸结，葬吾中国生民大多数于枪烟炮雨中。”皇帝和共和派彼此做出妥协和让步，最终和平而不失体面地下台。此中所蕴藏的政治智慧曾令不少西方人惊诧，他们称之为“体面的逊位”。无疑，隆裕太后自有一份历史功业。

张謇起草的这份逊位诏书中，再次提到人心，“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失败亡国的恐惧，太监张兰德的危言耸听，都在隆裕的考量之中，除此之外，隆裕决然共和，或许她真的感受到了“天命”的力量。从前新旧王朝更替，寄托着天命所归。两千年来皇权与天命相连，他们将之神秘化。然而说穿了，天命便是人心；得失在于人心，决非一句空言。

这一次，跳出了王朝轮替。人心如水，几十年间催生出急迫的奔涛和吹卷的浮沫，终于冲垮了帝制的牢笼。在《逊位诏书》这份有宪法意义的文件里，清帝是逊位给一个立宪共和政体。以后，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勋，搞复辟都没有出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