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

注2《清世祖实录》卷24，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甲申；《八旗通志初集》卷23，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434页。

注31644年清军入关后，为安置从盛京(今辽宁沈阳)带入关内的大批八旗官兵及其眷属，曾在北京及其周围圈占了大片土地，分配给八旗官兵耕种，这就是清初著名的“圈地”事件，民间将其称为“跑马占地”或“跑马占圈”。清初大规模圈地共进行了3次，历时20多年，这种对农民土地与家园的残暴掠夺，激起了京畿一带汉族农民的强烈反抗。

注4“现”是北京话“丢人现眼”之意。

注5老北京传说当年义和团有法术，手指到哪儿，哪儿就着火。据当时文献记：“(义和团)团员大率四十岁以下，十岁以上，手抱大刀露刃，系以红布或黄布，嬉游街市，其诈人之术，以发火为最长。用刀或枪，向房屋门上指划，又向地上土上指划，群呼曰：‘着’，立即火焰熊熊，盖先时预为布置也。自称发火时，应烧者烧，其余不致连延。”《义和团之真相》，载《庚子拳祸与浙江三忠》(上)秋宗章(《越风》半月刊，第2期，27页)。

注6指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事。

注7清朝政府为了鼓励八旗妇女在夫死之后守节，提供了一整套从名誉上、经济上的保障，其原则就是由八旗组织承担起寡妇的生活，凡旗内无嗣孀妇，均由清政府发给其夫生前的俸饷之半，予以终身养赡。“乾隆六年(1741年)定，此后无嗣无依的孤身寡妇，给予养育兵钱粮，养赡终身”(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40，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5页)。据祁淑洪所述，她的姥姥没有儿子，所以她所“关”(即领取之意)的俸银、俸米，应当就是这种寡妇钱粮。

注8求，意指想与这家结亲。

注9给，是老北京话，即“嫁”之意，后面诸篇多次出现这个词，都是同义。

注10步营，指京师八旗中的步军营。清代将八旗兵半数集于京师，按照兵种，分为前锋、护军、马甲、步甲，皆独立编营。步军营是京师八旗中唯一由八旗与绿营(主要由汉人组成的军队)联合组成的队伍，由步军统领率领，额兵3万余，承担京师的卫戍、警备、治安工作，也有部分专任缉捕事务。其中八旗步兵按八旗方位分汛防守内城，绿营则分汛防守外城及京郊地区。步甲在八旗中是待遇最低的，八旗前锋、护军、领催每月每人的饷银为4两，每年每人给米48斛。马甲每月每人的饷银为3两，米48斛，步甲却仅为每月每人饷银一两五钱，米24斛。见《清史稿》卷14“兵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3861～3864页。

注11黄带子，指清代宗室。按清制，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系黄金色带子为标识，称“黄带子”；塔克世之父觉昌安兄弟六人的子孙则称觉罗，以系红带子为标识，也称“红带子”。

注12鱼雁胡同，位于北京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南北走向，北端东折至西直门南小街。2014年11月已为拆迁改造后新小区，胡同两侧为居民小区。

注13花梨、紫檀的家具事实上比榆木擦漆的更贵重。

注14勺道，北京土语，形容话多而且没有分寸。

注15南河沿，街名，即南河沿大街，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部的一条大街，北起北河沿大街南端，南到东长安街。南河沿的河指御河，又名玉河，是元朝郭守敬开辟的通惠河故道。1949年后，改为涵洞，其上建沥青路，但河沿之名一直未变。

注16捯饬，北京土语，意即打扮、装饰。

注17“豆皮子”一说还真能找到根据，民国年间夏仁虎撰《旧京琐记》：“京语有极刻薄者，如……呼浙绍人曰‘臭豆腐’，讥所嗜也。久则并南人皆呼曰‘豆腐皮’。”(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便是“豆皮子”的由来。

注18扶轮学校，疑是指扶轮社(Rotary)，是世界上第一个志愿者服务组织，成立于1905年2月23日，会聚了各界领袖与专业精英。目前，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扶轮社的数量达34000多个，社员超过120万人。“扶轮”作为 “Rotary”的中文名称，源自《诗经》的“大雅扶轮”的典故——意思为德行学识俱佳的贤德人士，共同努力执行社会公益之事，借以反馈社会。中国第一个扶轮社在1919年成立于上海。北京扶轮社正式成立于1924年。1949年后扶轮社活动停止。

注19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1896—1972)于1925年在北京创办求知学校，招收贫家子女免费入学读书。

注20井儿胡同在西直门内南小街，位于两座城门之间，北到西直门，南到阜成门，都是一里半。出了胡同西口就是城根。井儿胡同东宽西窄，南北走向的鱼雁胡同和椿树胡同把它拦腰截断，形成一个小十字路口，是这一带进出城的必经之地。1964年更名为观景胡同。

注21显摆，北京土语，即自炫、炫耀之意。

注22指祁淑洪的女儿。按其女婿当时的插话：“老太太就不理解她(指其女)为了那身军装和为坐火车这两件事怎么就能一走三年，连面儿都见不着。”

注23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将京城分成不同的占领区，东四以北由日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东由俄军占领，以西由意大利军队占领。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皇城东部由日军占领，皇城东南由英军占领，崇内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由德军占领。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实行军事统治，所以才有“到谁的地方打谁的旗子才能放过你”之说。而据祁女士说，他们原先的住址是在北池子，即东城区的南起东华门大街、北至五四大街的北池子大街，正处于皇城东部，是由日军占领之处，与其二大爷“打着日本旗子过来了”的说法恰恰相合。

注24光绪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次日慈禧太后死，年74岁。二人相差不是一个月，而是一天。

注25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认帝制，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将1916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但袁世凯始终未能正式登基，洪宪这个年号也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在重大打击下，于6月6日逝世。

注26铁梅为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角色。

注27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即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

注28引自中国画报社、新世纪之光编辑委员会编《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年版，217页。

注29《坐宫》是京剧《四郎探母》中的一折。剧中辽朝的铁镜公主(即杨四郎之妻)是旗装打扮，梳的就是两把头。

注30福字履是旧时老年男人常穿的一种比较讲究的带云头的鞋。

注31男子请安礼：“凡服箭衣者(即缀马蹄袖口之袍)先弹袖放下‘挖杭’(即袖头)，‘先左袖、后右袖’，再将左脚略移前半步，‘左膝前屈’。同时，左手手心向下自然地垂在膝盖上；右足后引屈膝‘至地不及寸’，同时右手下垂，‘上身稍向前俯’，似拾物状。约一呼一吸间‘左脚撤回’恢复立正姿势，施礼完毕。”这种礼俗称“打千儿”。施礼时，一边施礼，一边口称“请安”，比如说：“请阿玛(父亲)安！”“请额娘安！”受礼者除家中尊长外，亲友长辈或还半揖“或执持行礼者之臂”，平辈则同样还礼。

注32卖呆儿，北京土语，即一个人站在街门口。

注33指1924年“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之事。

注34国门关胡同是北京市宣武门琉璃厂西侧的一条小胡同。位于椿树医院东墙外，近年并入铁厂胡同。

注35前一窝后一块，指不是同一个父母生的。

注361978年至1991年，政府在“拨乱反正”精神主导下，出台了大量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导致全国提出要求“恢复”民族成分的多达数百万人，遗留下来大量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针对这一现象，国家民委和公安部于1989年11月15日联合发出《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早在1986年国家民委曾下达过两份文件，即〔1986〕民政字第252号和〔1986〕民政字第37号文，对于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问题做了政策性规定，但近年来,有些地区没有按照上述两个文件精神执行,个别地区不适当地或大批地更改了民族成分。为此，1990年国家民委又发出《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民委政)字〔1990〕217号通知，对公民确定民族成分问题做出若干条规定，其中第二条为“个人的民族成分，只能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分确定。”第六条：“原来已确定为某一少数民族成分的，不得随意变更为其他民族成分。”第七条：“凡依照本规定申请变更民族成分的，须经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居住地区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报经县级以上民族工作部门审批后，方可到户籍管理部门办理手续。”李清莲要求更改民族成分之事，应该恰恰赶上这一政策出台时期。

注37这里说旗人有儿子就吃钱粮并不确切。按清制，八旗男子凡成年即为壮丁，再从壮丁中选出甲兵，即“甲丁”或“披甲”，只有挑取了甲兵，才能领取兵饷，即本文中所说的钱粮，得不到披甲机会的称为余丁，也称闲散，就是无职无差的旗下平民。八旗兵饷粗分为银、米两种，根据兵丁不同身份而各有等差。京旗的待遇要高于各省驻防旗人。为领催、前锋月银4两，马甲月银3两，步甲和养育兵为月银1两到2两者不等。岁米46斛，步甲与养育兵减半。清初兵饷堪称充裕，如世宗所说：“古来养兵，无如圣主养育满洲兵丁之重者，不惟每月所得钱粮倍于绿旗兵丁，且一年所得之米亦可养家数口。”从此，旗人视食粮当兵为唯一出路，完全依赖清政府的豢养为生，成为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清政府、受其豢养而丧失独立性的工具。既然当兵挑甲成为唯一职业，所以将训练、作战置于首位，清政府完全以对待士兵的要求来对待八旗披甲，由此产生了对他们的一系列束缚。这是入关之后八旗制度的一项非常深刻的变革，但清政府由此也背上了一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注38子孙匣子，应该是祖宗匣子与子孙绳的统称。祖宗匣子，满语称“渥辄库”(wecheku)，即神主，是祖先神。满族盛行对祖先的崇拜，各个氏族都供奉自己的祖先神：“满族旧规，最重渥辄库……虽度日清减，亦按时跳神，于此一节，从不少减。”(《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祭时先将祖宗请出，祖宗形象有的是木主(俗称牌庄)，也有的是摆祖宗匣，或祖宗板(即渥辄库)。满族以西为贵，祖宗匣平时都供在西墙上。在祖宗匣左侧，则供“佛多妈妈”，即子孙妈妈，两壁上悬挂“索子口袋”，内藏五色线，长三丈三尺，即“子孙绳”，求子仪式时用。

注39引自中国画报社、新世纪之光编辑委员会编《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年版，213页。

注40供尖儿，供品的顶端部分。僧尼用以馈人，表示祝福。

注41北京东岳庙位于朝阳门外大街北侧，是道教正一道在中国华北地区的第一大丛林。在明清时期，它所祭祀的是掌管人间一切贵贱、生死、祸福的东岳泰山神天齐仁圣大帝，所以在上层和民间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历史上虽然数次被毁，但每次都能获得皇室成员的捐助而得以重建。因为东岳大帝掌管了世人的生死祸福，所以前往烧香的人也特别多。相传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乃东岳大帝的诞辰，于是在三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东岳庙里都会举行庙会。这一风俗延续了数百年之久，1949年后中断。

注42此说不确。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确给京城带来巨大灾难，但废除八旗制度并停发北京旗人的兵饷，是在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逼溥仪出宫之后。

注43温朴亦称榅桲，果品名，一说为满语。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温朴》中有记：“温朴形如樱桃而坚实，以蜜渍之，既酸且甜，颇能下酒。”

注44禄米仓是明、清两朝存储京官俸米的地方。这里说的禄米仓，指的是禄米仓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南部，属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管辖。今胡同东口北侧有智化寺，建成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保存完好，1961年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注45救世军于1865年在英国创立，是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及慈善机构，旧时北京米市大街、崇文区西兴隆街和西直门内等处都有他们设立的机构。

注46芳嘉园(原称方家园)胡同位于朝阳门南小街里。

注47“目连救母”是一个佛经故事，讲的是佛陀的大弟子目连拯救亡母出地狱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中国流传甚广，曾经是无数图画及戏曲的题材。

注48关淑清女士是胡玉明的女儿。关炳铮先生，福州满族，是中国科学院的退休人员，多年前我做满族妇女史，就得到过他热心无私的帮助，还曾亲自陪我到河北农村调查。得知我又做老北京人口述后，他又为我找到胡女士。关先生与胡女士的女儿关淑清是朋友。关先生多年来热心支持我做口述，得知关女士母亲的情况，又是他主动为我联系，并亲自陪同我到世纪城。在此对关炳铮先生和关淑清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注49胡女士这里说祖上是爱新觉罗，并无根据。至于“以名为姓”，是满族取汉名的常见做法。满人本来都有老姓，即氏族之姓，如爱新觉罗氏、瓜尔佳氏、钮祜禄氏等，但一般不放在称呼中，如某人老姓为钮祜禄，名常春，则人们只称他为常春，辛亥革命之后改为姓常名春，即用名字的第一个字为姓，就是“以名为姓”，胡女士的父亲之姓宜，很可能就是他父亲名字的第一个字。

注50按清朝顶戴定制，二品用珊瑚顶，但胡女士这里所说“红顶”，一般都是泛指高官。

注51胡女士生于1913年，当时清朝虽然覆亡，但八旗官兵的俸饷尚未断绝，所说她父亲仍然“关领”银和米，是正确的。

注52“明火”不是指火灾，而是指遭强盗抢劫，即“明火执仗”之“明火”。

注53协和医学堂始创于1906年，校址设在东单北帅府胡同东口外的“文海”楼，附属医院在东单北新开路口内。

注541916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以12.5万美元购得北京东单三条胡同原豫亲王府的全部房地产，开始在此修建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年举行奠基仪式，1921年全部建筑完成，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

注55这里说的草厂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南至鼓楼东大街，北与草厂北巷相通。另外，北京崇文门外还有草厂胡同头条到草厂胡同十条。

注56东长安街的东单至北京站口这段马路中，有一条已经消逝了半个多世纪的胡同，即昔日的西观音寺胡同。1958年，因扩宽东长安街沿线马路，该胡同及两侧房屋拆迁，其遗址变成了今日的东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内大街宽阔的马路及其两侧宽阔的便道。老北京原有两个闹市口，一个在东城，另一个在西城。西城闹市口扩宽后更名闹市口大街，宽大了许多却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已是名存实亡。东城闹市口随着开拓东长安街和北京火车站建设，已经消失得“名不存、实无影”了。〖HJ〗

注57即南池子大街的灯笼库胡同。

注58这里指的秦老胡同增家，是清代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宅子，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中对增崇后人察奎垣的口述。

注59胡女士对于那桐家只是听说，所谓“那王爷”当然有误，但也可见那家当时在百姓眼中的煊赫排场。

注60康熙第十三子爱新觉罗·胤祥封怡亲王，是除铁帽子王之外的又一位“世袭罔替”亲王。怡亲王府有新旧两处之分，胡女士这里指的是旧府，位于王府井大街路东。

注61无量大人胡同位于东城区米市大街附近，后称为红星胡同。该胡同6号是梅兰芳的房产，20世纪20年代梅曾在这里接待过瑞典皇室贵宾。

注62拨什库即领催，八旗小官，司文书、粮饷等事。

注63这里说的影匣，就是本书第二篇李清莲口述中提到的祖宗匣子，参见前文。由此亦可知到民国年间，很多京旗人家仍然保留着满族这种祭祖的旧物。

注64引自中国画报社、新世纪之光编辑委员会编《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年版，242页。

注65朱家溍，字季黄，祖籍浙江萧山，生长于北京，著名文物专家、戏曲研究专家、清史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溍生于1914年，清史善后委员会成立时年仅10岁，吴女士这里说她父亲比朱家溍大十多岁，当是不差的。朱家溍青年时代已能鉴定书画碑帖。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家溍先生到故宫博物院从事鉴定研究和陈列展览工作60年。参与了故宫及国家购买的许多珍贵文物字画的鉴定，还曾主持国家一级文物、故宫太和殿金銮宝座的修复和原状复原工作。并将家藏的700多种珍贵碑帖和古代家具等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纪中锐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注66吴志勤：《升平署之沿革》，载《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6年版，155~176页。

注67火药局胡同位于东城区西部，呈东西走向，西端南折。一共六条，东起火药局六条，南至北河胡同，北与火药局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相通。因是明代火药局所在而得名。

注68东、西连房分别位于故宫筒子河北岸的北上门两侧，通脊连檐，房间高大。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时，将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一并拆除，曾引发学术界的激烈反应。

注69“十月一，烧寒衣”是中国民间颇为盛行的祭奠亡魂的习俗。每到农历十月初一这天晚上，人们要到亡故亲人坟墓上祭奠烧化，意为给亲人送去寒衣和纸钱。旅居外地或到不了亲人坟前者，要在这天晚上在十字路口撒个灰圈，在圈内为自己的家人烧纸。此习俗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封建迷信”被禁，90年代又有恢复之势，虽然在北京等大城市还不普遍，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已经比较活跃。如我2003年农历十月初一在陕西省宝鸡市，入夜后就见到处处火光，市中心环岛周遭一圈都是人们烧下的纸灰，蔚为壮观，连与我同去的南昌朋友也惊叹说此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近几年应该是更兴盛了吧。

注70远东宣教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北京等处建立远东圣书院，地址在地安门外东皇城根14号，即吴效兰女士的这个表姐去做礼拜之处。20世纪50年代改成厂房，厂房迁走后现为巴国布衣风味酒楼。

注71雪池，指雪池胡同，位于陟山门街中段的北侧，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北边高南边低，胡同里有6座冰窖，因而得名雪池。过去是皇家的御用冰窖。储存的冰，主要是夏季供皇宫中消暑降温，食品的防腐、冷藏之用。

注72引自中国画报社、新世纪之光编辑委员会编《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年版，108页。

注73陟山门是北海公园的东门。陟是“登高”的意思。门后为白塔山，入门即可登山，故名。陟山门街在清朝宣统时称陟山门大街，民国初年简称陟山门，后又改回宣统时之称。1965年定今名。陟山门街是连接景山西门与北海东门的通道，其南有大高玄殿。

注74这里说的“去台湾”，是指护送大陆精品文物迁往台湾。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平津受到日本侵略军的威胁，北平的文物亟须转移。由故宫博物院组织，于1933年2月至5月分5批将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重要文物运往上海。1936年，存上海的文物分5批迁运至南京。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3路疏散至后方。最重要的80箱文物，最初存贵阳安顺，后存四川巴县；另有两批文物分存于四川峨眉县与乐山县。1946年，3处文物先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1948年末至1949年初，故宫方面派那志良、吴玉璋(即吴效兰女士的叔叔)、梁廷炜、黄居祥负责将最重要的80箱文物及后拣精品文物以轮船运往台湾省基隆。据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一书记载，吴玉璋先生曾参与文物疏散后方及战后迁回南京的工作，其间担任峨眉办事处职员。1960年到1962年主要研究故宫瓷器，编制卡片，并据此对瓷器进行分类，得到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的补助。另曾编辑《孙虔礼书谱》，并任“中国古艺术品赴美展览委员会”展览审议组的审议人员(黄山书社2008年版，186、191、195、205页等)。

注75那志良(1902—1998)，字心如，满族，北京人。1924年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解放前夕随一部分故宫古物迁赴台湾，一直供职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他历经了故宫博物院成立、古物南迁、精品文物运台等重要历史事件，一生与故宫及其文物结缘，是故宫历史和故宫文物的重要见证人和守护人。除了张宗尧先生提到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之外，还有《玉器通释》、《石鼓通考》和《我与故宫五十年》等著作，其中后者由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第36卷第4期起到第38卷第6期止连载的那先生关于故宫的文字结集而成，因其中所述乃那先生从1925年至1974年在两岸故宫工作恰好50年的经历，故名《我与故宫五十年》，黄山书社2008年版。

注76关于梁廷炜、梁匡忠父子与故宫古物南迁的关系，可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梁金生的口述。

注77严家淦在台湾多次连任“副总统”，1975年蒋介石病逝，严家淦继任“总统”，任职3年有余。这里提到严家淦，亦可知其叔吴玉璋在台湾所受重视。

注78倒仓，指的是京剧专业演员在青春期“变声”过程中没有过渡好，嗓子“废”了，再不能唱戏，只能改行从事其他工作如琴师、鼓师或改武行、丑行等。

注79正宫调，传统调高称谓。工尺七调之一。

注80吴效兰女士这里说得不错。兴隆寺全名叫万寿兴隆寺，始建于明代，据说是大太监王振的家庙。此后一直是太监集中居住之所。该庙坐西朝东，南临后宅胡同，北至庆丰司，西靠中南海东墙。内有大殿几重，院落很多。现在犹存，地址为北长街39号。

注81本书中很多访谈，除被访者和我(即访谈者)之外，经常还有别人在场，或是被访者的家人、亲属，或是为我安排这次访谈的中介人，对他们的身份，我会在每篇访谈的注释内作出介绍。在本篇中，张碧君夫妇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为我推荐的，张碧君女士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二人是同事。张莉的父母也是老北京人，对老北京的胡同比我更熟悉，详见后文陈允庄口述中张莉的一些插话。

注82北京大学第二平民学校是1921年由北京大学平民教育研究社社员计划开办，附设于北京大学第三院。借北大三院工字楼教室为教务办公室及阅览室，其教室、教学工具等亦由北大提供。(参考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1912—1937)》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231～1293页)张德泽先生即于该夜校师范班毕业。又按，关于单士元，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编)中单嘉筠的口述。

注83张碧君：《回忆我的父亲张德泽》，见《中国档案报》2001年1月13日第3版，并附于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书后。

注84系指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该书此后曾多次再版，如上述。

注85《游龙戏凤》是京剧传统剧目，又名《梅龙镇》。系生、旦合作传统戏，以余叔岩、梅兰芳、马连良演出最为精彩。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和女老生海上冬皇孟小冬曾合演此剧目。说的是朱厚照多次微服巡行民间，在山西大同城郊李家村抢得美女李凤回京，刚至居庸关，又遇上一个绝色美女，就把李凤一人扔下走了。过了一年，李凤在居庸关生下一男孩后，郁闷而死。朱厚照死后无嗣，臣下想起当年李凤的故事，遂到居庸关找到那个男孩回京即位。张先生提到的这段唱词是：“李凤姐：[西皮流水]月儿弯弯照天下，问声军爷你哪里有家？ 正德帝：[西皮流水]凤姐不必细盘查，为军家住在那天底下。李凤姐：(白)一个人不住在天底下，难道你住在天上不成？正德帝：(白)为军的住在那个地方与众不同。李凤姐：(白)怎样不同？ 正德帝：(白)我就住在北京城内，大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我就住在那个里面。”

注86沈兼士(1887—1947)名臤，字兼士，以字行。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

注87魏建功(1901—1980)，江苏海安(原如皋)人，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原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副校长，新华辞书社社长；汉字简化方案主要制订者。魏夫人王碧书女士亦系北京女师大毕业生。

注88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号鹏庵，湖南湘潭人。提倡白话文，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推行国语运动。民国七年(1918年)，呈请教育部公布39个注音字母作为汉字六音拼读之用。1920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此后历任北京大学、中国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民国十三年(1924年)出版《新著国语文法》，为中国第一部白话语法著作，对中国语法学界影响很大。此后与同人拟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定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又修订注音字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版《国语运动史纲》，为国语运动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

注89这里指的应该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纂的《清代外交史料》嘉庆、道光二朝十册，出版时间是1933年，可参见张碧君为其父编的《张德泽论著目录》，载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附录二。

注90这段叙述属于张德泽先生的逸事了，老姑姑的记忆准确无误，张家兄妹则因为年轻已不甚了然。由于卧云居士曾经红极一时，这段由张先生子女回忆的故事便尤为有趣。卧云居士(1891—1944)，满洲正黄旗人，毓字辈，改用“玉”字，名玉铭，字静尘，号卧云居士。民国后以赵为姓，名赵静臣。青年时期就读于满洲贵胄法政学堂。当时，北京八旗子弟喜欢学唱八角鼓和皮黄戏。卧云居士最初喜爱八角鼓，后崇尚龚云甫演唱艺术，常到北京票房演唱，他的嗓音极好，清脆甜亮而富于韵味，难得的是他的嗓音带有龚云甫特有的老旦“雌音”(一种近似老年妇女的嗓音)。因其演唱颇似龚云甫，故亦为剧界推重。后拜龚云甫为师，并改为专业演唱。曾与梅兰芳、言菊朋、金仲仁、奚啸伯等人合作演出。20世纪20年代前后与梅兰芳等著名演员合作演出的《四郎探母》是红极一时的剧目。《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一书，记其演唱“嗓音绝佳，为票友老旦之第一人。其嗓音之结实，远过于龚，而无龚之嗓音动听”。与龚云甫不同的是，卧云居士的嗓音以高亮为上，而少龚云甫之宽厚，故其演唱缺少龚云甫苍老周正之特色。1944年秋病故于谢家胡同(北京安定门大街)。

注91李多奎(1898—1974)，著名京剧老旦演员，曾得龚云甫教益。新中国成立后为北京京剧团演员。

注92地安门外的庆和堂，是北城最有名的饭庄子之一。据金受申在《老北京的生活》“庄馆”篇说，庆和堂开业于光绪八年(1882年)，是地安门(当时称后门)四大饭庄之一：“专做内务府司官买卖。有清一代，内务府最阔，内廷一切购置需要，都由内务府各司各库各处承办，经手银钱不可数计……”(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153页)。该饭庄的堂倌都经过特别训练，应对进退各有一手。该馆的拿手菜叫“桂花皮炸”(“炸”读“渣”)，其实就是炸肉皮。

注93会贤堂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由于什刹海是消夏避暑胜地，会贤堂占了地利的关系，所以夏季生意特别兴旺。这个饭庄子的特色，是下酒的冷盘种类特别多，尤其是河鲜儿“什锦冰碗”，是别家饭庄子比不了的。据说会贤堂左近有十亩荷塘，遍种河鲜菱藕，塘水来源跟北府(北京人管醇亲王府叫北府，也就是光绪、宣统的出生地)同一总源，都是京西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的泉水，引渠注入。因此所产河鲜，细嫩透明，酥脆香甜；比起杭州西湖的莲藕，尤有过之。因为这个饭馆有戏台，所以也常有人选择在这里办堂会。

注94深泽县位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

注95大高玄殿，或称大高殿，位于北京景山前街，故宫神武门西北，是明清两代皇家道观，供奉玉皇，在此祈晴、雨、雪并举办道场，进山门依次为大高玄门、钟鼓楼、大高玄殿、后殿(九天万法雷坛)，最后为象征天圆地方的两层楼阁，上名乾元阁，下名坤贞宇。大高玄殿坐北朝南，重檐庑殿黄琉璃瓦顶，山门外原有四柱九楼的牌坊3座和九梁十八柱的习礼亭两座，造型奇巧，为最高等级的道教礼仪建筑。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清又几次重修。按，习礼亭及3座牌楼已于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一并拆除的还有故宫北上门等古建筑。

注96南三所在故宫东部，是一组殿宇的总称，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撷芳殿原址兴建3所院落，作为皇子居所。因其位在宁寿宫以南，故又称“南三所”。

注97场面，京剧乐队的总称，又称文武场。其中打击乐器称武场，管弦乐队称文场。

注98李丽华(1924—)，影视明星。原籍河北，1924年出生于上海。1940年进入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因主演《三笑》声名鹊起。一生主演140多部影片，有影坛常青树之称。后定居美国。

注99周曼华(1922—2013)，原籍上海，生于北京。1936年起任明星影片公司演员，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中期的香港、台湾省及上海的电影女星。

注100胡蝶(1908—1989)，原名胡瑞华，祖籍广东鹤山，民国时期上海和香港的著名电影女演员，也是当时充满传奇色彩的上海女性。

注101陈子田，见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六十年所见所闻》第30页：“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以废清太监陈子田为文献馆顾问。子田擅长昆曲，学剧于名伶谭鑫培，服侍慈禧太后多年”。又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生日，西太后命谭鑫培和陈子田各演戏二出”(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3期，65~66页)。

注102吴素秋(1922—2016)，京剧女演员，青衣、花旦皆工。

注103梁益鸣(1915—1970)，京剧演员，原习武生后改老生，常演马派剧目，有“天桥马连良”之称，1952年与姨表弟张宝华组建“鸣华京剧团”。“文化大革命”时被迫退职，1970年10月18日与世长辞，享年仅54岁。

注104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张。

注105神仙会最初是毛泽东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讲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内而言，是通过和风细雨的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一种会议方式。到1960年前后，神仙会的方式被运用到工商界、知识界和各民主党派，并推广到全国。神仙会号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自”和“三不”。“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但其结果正如张宗尧先生所说：“神仙会是让随便说，往往说了以后就抓辫子。”

注106关于张德泽先生究竟是否去了五七干校的问题，说法不一。我考虑到这与本书宗旨无干，便没有再去核实。

注107由军队支左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

注108宝钞胡同位于安定门西大街南侧。

注109虎妞是著名作家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中的人物，其父开车厂，骆驼祥子即从她父亲那里租洋车。

注110汇文中学是美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8所教会中学中的一所。这8所学校分别由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长老会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创建。分别是汇文中学、慕贞女中、潞河中学、富育女中、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崇实中学、崇慈女中。

注111这里提到的平民中学与上文所说“北京大学第二平民学校”并不是同一所。这里所说的平民中学，全称为“北平私立平民中学”，由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1921年9月21日创办，含初中、高中部，免收学杂费并予贫寒学生以生活补助。培养了许多人才，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文物专家那志良即为该校1924届初中毕业生。校舍最初在育幼胡同(今西城区教育局附近)，后迁至西四北二条内58号。1952年10月收归国有，更名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变成公立学校。

注112老姑姑对故宫博物院的情况并不知情，吴与那均未担任过故宫的院长。

注113庆和堂，饭庄名，旧时与上述的会贤堂以及聚贤堂、福寿堂、天福堂、惠丰堂、福庆堂、同和堂一道，并称为北京著名的“八大堂”。庆和堂位于什刹海地安门外，以桂花皮炸闻名。

注114华北大学成立于1948年8月24日，以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为办学宗旨，下设四部两院。从1937年起，历经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4个主要阶段。

注115拆天安门确实是在1958年，当年9月5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万里传达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国庆10周年到来之前改建好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的拆迁速度很快，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1958年10月就基本完成了拆房10129间的拆迁工作。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在1958年进行展宽天安门广场、铺设煤气管网和拆除有轨电车线路三项工程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58年6月10日》《关于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1958年9月至11月》，均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8)》，413、414页、803~807页；并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年)》129页。

注116绒线胡同位于西城区东南部，东起旧司法胡同，西至宣武门内大街。民国二年(1913年)开辟和平门和北新华街，将其分成东西两段。德胜门在北京城北，从绒线胡同到德胜门等于从城南一直到城北，距离是很远的。

注117小石作位于陟山门路南，南起景山前街，北止陟山门街，东临大高玄殿，西近北海，与故宫近在咫尺。明代内宫监所属的石作即设于此，清代因取名为石作胡同，后改为大石作胡同与小石作胡同，今已不存。

注118这里说的梨园“富氏三友”即富兰友、富菊友(而非富桂友)和富竹友，并非肃亲王家之人，她们在20世纪40年代时，经常到位于崇文门外北羊市口内的青山居茶社清唱，参见《旧京票房与票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41118c0102w37f.html)，并感谢橘玄雅先生为我提供线索，以及苏柏玉对此的查证。

注119廉南湖(1868—1931)，字惠卿，号南湖，又号南湖居士，岫云山人，斋名小万柳堂，帆影楼。江苏无锡人。为我国清末民初书画鉴赏界、出版界的一代大家，也是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夫人吴芝瑛(1868—1934)，曾与秋瑾为结盟姐妹，秋瑾遇害后，吴芝瑛与徐自华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桥畔，芝瑛书自华撰写之墓表，勒文于碑。清朝宗室、宗社党首领良弼1912年被彭家珍炸死之后，廉南湖吴芝瑛夫妇还收养了他的3个女儿。廉南湖于民国三年(1914年)东渡日本，民国六年(1917年)回国，任故宫保管委员，老姑姑所述，当是廉南湖在故宫的这段日子。又，廉南湖在日本时纳侍妾寺井春野，甚相得，这就是老姑姑这里所说的“廉春野”。可知老姑姑这里所言并非妄谈，她的哥哥张国瑞也真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

注120傅振伦在《六十年所见所闻》中提及此事时称：“太监阉割后，买回其阳具，悬之屋梁，死后葬之。有造铜瓷阳具者。若一次阉割不净，必再割二茬、三茬。太监忌言高升(言剩下的睾丸)，又讳言吉(俗呼阳具为鸡)、幸及出入……”(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3期，65页)，可与老姑姑的讲述参照来看，至于对“高升”的解释，老姑姑的似乎更合情理些。傅文也提到大石作等处多居太监一事，但老姑姑的口述更为具体、生动。

注121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1张。

注122在我为张宗尧先生做访谈时，他的妻子吴效兰女士想到她的表妹陈允庄女士，认为她对北京民俗了解很多，所以把陈女士也请到家里，我就顺便为陈女士也做了访谈。

注123陈宗蕃：《燕都丛考》第一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30页。

注124见林志钧：《燕都丛考·序》：“民国十七年国都南迁以后，旧京街名，又经剧变，如定府大街之为定阜大街，地安门内内府库之为纳福胡同，内宫监之为内恭俭胡同，……类皆蹈袭前失，不知何所取义，历史观念之薄弱，亦不学无术有以致之，此非细故也。北京地名凡某库、某司、某监、某局者，如米粮库、惜薪司、司礼监、织染局之类，皆有关史乘，居今日而知数百年前，某时代之有某机关，并知其适在某地，宁非事之至有趣味者。”(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3页)

注125见《燕都丛考》：“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前明悉为禁地，民间不得出入。清时东安、西安、地安三门以内，紫禁城以外，悉为民居列肆之所。”

注126如高巍等：《漫话北京城》一书称：“清末，皇城内允许居民迁往，但多为满族权贵，汉官极少，更无百姓。”(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146页)

注127参见袁熹：《清末民初北京的贫困人口研究》，该文将皇城之内贫困人口比例较高归结为：“居住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是满族人，他们失去了衣食来源，不得不沦为贫民”，是对这里居住人口的情况未能深入考察的结果。(载《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3期，220～221页)

注128朝阳门外，原有鸡市口胡同，成路于清代，此处曾是鸡鸭市场，故名鸡市口。据《宸垣识略》记载：“东城副指挥署在朝阳门外鸡市口。北营外西一守备署在朝阳门外鸡市口头条胡同。”民国初年，寓意吉祥，取其谐音，易名为吉市口，吉市口胡同。鸡市口头条胡同易名为吉市口头条胡同。今吉市口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吉市口东巷、中巷、下坡等，都是由当年的鸡市口演变而来的。

注129恭俭胡同位于西城区东部，北起地安门西大街，南至景山后街。恭俭胡同紧邻北海东端，是一条狭长的小巷。明朝时，内宫监署在此，所以被称为内宫监胡同，民国以后，谐音为恭俭胡同。恭俭胡同周围有米粮库胡同、油漆作胡同、大石作胡同等，旧时多有工匠居于此地。上篇张宗尧先生的口述中也提到这条胡同。

注130我就此事询问同仁堂后人乐曙青先生，他说南苑的鹿苑不是乐家的。有关同仁堂乐家之事，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的乐曙青口述。

注131这里指的是琉璃河镇，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东南端，东部与北京市大兴区交界，南部与河北省涿州市接壤，是“首都的南大门”。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之前琉璃河地区一直划归河北省，在北京人眼中琉璃河镇人就不是北京人。从这一段陈述中可以看到老北京人对什么是“北京人”所划定的范围。

注132“非典”即“非典型肺炎”的简称，系指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SARS)，是2002年在中国广东顺德首发，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2002年11月，广东佛山发现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5月间，疫情最为严重的是北京和香港。由于疫情传播之初，中国官方媒体一再讲疫情已得到控制，导致病毒在全球迅速扩散，直到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退休医生蒋彦永，向美国《时代》杂志揭露中国的“非典”疫情并得以发表，人们才了解到疫情远比中国官方公布的严重。4月20日北京政府宣布北京的疫情从原先有所隐瞒报告的37例，突然暴增至339例。记者会后几个小时，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撤销党内职务，并提名王岐山担任北京市代理市长，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北京多所高校已经宣布停课。4月23日，北京市宣布全市的中小学从24日起停课两周，确保疫情不会在校园扩散。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动用军方力量在北京紧急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小汤山“非典”医院。2003年夏季，染病人数日减，病情得以完全控制。到2003年7月5日台湾地区最后一个宣布解除“非典”警报,全球首次“非典”流行宣告结束。2003年11月，广州再次出现零星病例，2004年3月，北京再次发现“非典”疑似病例，但都没有再次演变成疫潮。2003年的“非典”事件，从此成为北京人的难忘记忆。

注133引自《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年版，169页。

注134在这里张莉与陈允庄有这样一段对话，虽然因与正文关系不大而附于注下，但这个巧合非常有意思，它说明老北京这些人的圈子实在是太小了。张莉：二层小楼是不是日本时期卖的？陈：对。张莉：卖给我们家了(众惊讶，大笑)。1945年，就是日本投降头一天他们卖的，我爷爷靠买这个楼，一下子就发起来了。就在修自行车的旁边。我们哪儿知道是谁家卖的呀。陈：对，那修自行车也是他们家(指三姑夫家)开的。定(问张莉)：你爷爷是干吗的？张莉：营造厂的呀，我不是说我们家原来就在火药局住。他们哥儿几个全都开营造厂。我听我爸爸说日本投降是1945年的8月25号吧？25号之前他们就给出手了，特别低的价。我四爷，当时他们没分家，我四爷用特别低的价就给买下来了。陈：他们特别穷了就。张莉：然后日本就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呢，这物价哄地一下就上去了。我爷爷他们在那儿也没法住，一下转手就给卖了，卖了呢就卖了特别多的钱。用这特别多的钱他们就去弄营造厂，弄这营造厂之后第一个工程就接的协和医院的装修。定：嗬，那又是一大笔钱。张莉：对呀，要不“三反”“五反”的时候我四爷怎么给他定个资本家哪，我爸爸“文革”时党籍怎么给停了呢。都为的这事。

注135这段讲的陈允庄之二姑，就是前面第四篇中的吴效兰之母。可与吴效兰口述中有关其母婚姻与婚后情况的内容参照来看。因这篇口述做于吴效兰口述之前，有些内容可能比吴的更详细些。

注136这里的讲述与文字记录略有出入。北京第一个官办电话局始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1904年1月2日)，地点在东单二条胡同大学士翁同龢的住宅旁门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电话一分局于前门外打磨厂电报分局后院开通，该局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并入电话南分局。陈女士所说电话南局当即指此。而电话二分局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海淀西苑开通的。

注137水道子位于东城区西部。北起清化街，南至东晓市街，基本呈卧“丁”字形，以原为水道而得名。明朝时此地为一片水洼地，清宣统年间《清北京城图》名南水道子，因在三里河之南。解放前这一带房屋破旧，多为碎砖头筑成，雨后土路泥泞，难以行走。在此居住的多为手工业者和打鼓的。

注138三眼井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偏北路东，胡同呈东西走向，西自景山东街起，东到嵩祝西巷止。胡同北侧：西与吉安所左巷，东与横栅栏胡同相通，北端可达纳福胡同。胡同南侧：与大学夹道相通，南端可至沙滩后街。

注139“困难时期”指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饥荒时期。

注140关于老北京人除夕之夜吃素馅的习俗，有关旧京习俗的书籍也有记述，如民国年间的《旗族旧俗志》称：“除夕之后半夜，家家户户皆忙煞于素馅饺子，旗族家庭以岁首‘吃素’为宜，元旦吃素，谓之可当终年吃素。自除夕夜半与元旦之交，一秒之间，即不准家人动食荤味。元旦吃素类为‘素馅饺子’，其馅虽无肉星，而菜料殊多花样，治馅之手续甚繁，故素馅须先预备……素馅饺子之素馅式样极多，概略之则有‘白菜’、‘胡萝卜’、‘香菜’、‘鲜姜丁’、‘麻花’(但用香油炸成的)、‘冻豆腐丁’、‘芝麻粒’、‘黄花’、‘木耳’、‘炸豆腐’，以上为素馅之原料，或切成丁块，或切成碎末，以白菜为主要原料，盛于盆中，白菜居下，其他样原料按格放列，红绿相映。拌素馅时调剂以香油，饺子皮亦为白面质。素馅且拌且包。”(芙萍：《旗族旧俗志》，载王彬等编《燕京风土录》上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42～43页)可与陈女士所述参照来看。

注141天源，指天源酱园，是北京城的百年老字号，创业于清代同治八年(1869年)，原坐落于西单十字路口东南角。店主请酱菜师傅引进清宫御膳房的技术，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尤以生产甜面酱和各种甜酱菜闻名，是典型的京城酱菜，做工精细，用料考究，其特点是“甜、鲜、脆、嫩”成品甜咸适度，味道鲜美，很受南方人和外宾的欢迎，所以又有“南菜”之称。天源酱园现隶属于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原北京市酱菜公司)。

注142克隆氏病(Crohn)，又名局限性回肠炎、肉芽肿性肠炎等，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肠道炎症性疾病。

注143李南是我相交多年的朋友。郭女士是李南通过她的朋友，即雷帆女士联系的，并且她们二人陪同我做了这次访谈，特此致谢。

注144佚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25页。

注145明清两朝的确有“督粮道”官员。在清朝，有督运漕粮之责的称督粮道，置于漕运各省，江南二人，山东、河南、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各一人。与漕运无关无督运之责的则称“粮储道”，归总督或巡抚节制。

注146郭女士1928年生，1岁多到沈阳，所以这里说的“二几年”有误，应该是1930年前后。

注147鲜鱼口在前门外，东起长巷五条北口，西至前门大街，是京城商业最繁华地区。“亿兆百货商店”与鲜鱼口街里的长春堂老药铺、老庆丰饭馆等，都是资本家张子余的买卖。由此亦可推知郭女士家曾经是很有钱的。

注148盒子菜，老北京传统吃食，由熟肉铺或猪肉杠子(猪肉铺)制作出售，将酱好的各种酱肉分别装进有9个格子的食盒内，由店家用带手提梁的笼盒送到家中供食用，吃薄饼时抹些甜面酱夹些大葱丝一起食用。旧时北京有专卖盒子菜的盒子铺，即酱肉铺，店家派人送菜到家。

注149吴金粹，曾经是北京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

注150“打老虎”是“三反”运动中的流行语。老虎指的是贪污犯，贪一千万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元)以上为老虎，贪一亿元以上为大老虎。毛泽东相继发布了打老虎的指示。

注151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年)》，1955年5月6日，北京试制电冰箱成功。81页。

注152郭女士还为我们播放了当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采访他们以及在举办金婚活动现场记录的节目。

注153即河北省立北平女子职业学校。

注154该医院现名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正畸中心，位于东城区王府井大街北口锡拉胡同11号。

注155这个绣花社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市挑补绣花厂。

注156文毓秋老的这份简历，是郭松义教授与叶坦教授根据吴承明老的传记材料摘录提供的，特此致谢。

注157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历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位处直隶(今河北省)保定城东郊，前身为清朝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1912年至1923年，保定军校共办9期(文老说她父亲是第七期)，毕业生有630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在北洋政府、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阵营都有保定军校毕业学生，尤其是清朝灭亡后国民政府时期内。

注158中央军校，全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20世纪前半期著名的军事院校，1924年由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岛创建，故又名“黄埔军校”。1927年年底随北伐成功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而迁往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往成都，1946年复归南京，1949年国民党中央军校迁往台湾高雄凤山，后成为台湾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军事院校。1924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该校共招生23期，在北伐战争时设有惠州、武汉等地分校，抗日战争后更设有分校10余处。共为国民党军培养了4万余人的军事骨干。

注159北洋政府时期，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中国北方先后于1922年、1924年进行了两次战争，直系先胜后败，奉系则先败后胜。

注160东三省讲武堂设立于1906年，始称奉天讲武堂，1907年改称东三省讲武堂，后又改为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四大军官学校。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路25号。是东北地区历史最久，培养干部最多的军事机构。

注161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失守，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大撤退，黄埔军校校本部奉命西迁成都。大队人马途经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常德，再沿川湘公路向四川铜梁转进，长途跋涉4000多公里，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异常艰辛，学生因此而伤病死亡者达60多人。西迁途中，曾设校在铜梁，在铜梁毕业的五批黄埔学员共达6594人。本篇访谈中，文老提到她弟弟就是跟着中央军校迁往铜梁之后再无消息的。

注162这里所说的满洲城指的是荆州八旗驻防城。荆州即今湖北江陵，地当楚中，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军事重镇。康熙朝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式建立驻防，4000名额兵由京师、西安、江宁(今南京)等处调拨，均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而无汉军。从此荆州与江宁、西安一道，成为清代中南、东南和西北三大最重要的军事中心。辛亥革命首倡于湖北，荆州驻防旗人首当其冲，多数逃散。

注163疑是恩存，恩存于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1907—1910年)在荆州将军任。至于“三个半将军”，笔者在做文老口述时尚找不到解释，几年后的2002年亲往荆州调查时才听老人的解释，指的是荆州这个驻防城曾出了3个将军，此外还有个姓纪的官员，其实不是将军而也被称为将军，所以算是“半个”，这种说法，不过是说明这里出的官儿多罢了。可聊备一说。另，荆州城旗人后裔所说的“恩将军”也并非恩存，而是恩泽，恩泽做过黑龙江将军，是荆州驻防旗人。所以文女士这里所说的“恩将军”是哪一个亦无定论。

注164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南部，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南与春雨胡同、北极阁胡同相通，并有二支巷通北极阁三条，北邻西总布胡同，属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管辖。

注1657纵，即第七纵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2个主力纵队之一。

注166孔德学校成立于1917年，最初设于东城方巾巷，1928年迁到东华门大街宗人府即现在北京二十七中校址。该校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沈尹默、马叔平、李石曾等人创办，是北大、中法大学的子弟学校。分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三部分，人数共有六七百人，以小学班次为最多。孔德学校当时在北京相当有名，最早实行十年一贯制教育，提倡白话文写作，学习注音字母，实行男女同校。虽然这一系列的教育创新遭到很多非议，但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新式教育的优势，乐意将子女送到这里读书，文女士的父亲把3个子女送到这里，说明他的开明。

注167这是注音字母的几个符号，即bo(勹)、po(夕)、mo(冂)、fe(匚)。注音字母是以章太炎的记音字母作蓝本的标准汉语标音符号，1912年由中华民国教育部制定，1918年正式发布。中国台湾地区还一直在使用。中国大陆自1958年推行汉语拼音后停止使用。

注168钱三强(1913—1992)，原名钱秉穹，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科学家。大哥钱秉雄，曾任孔德学校校长，著名教育家。二弟钱秉充。

注169民国时期关于中学实行男女分校还是合校的问题曾几经反复。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了《中等女子教育应有特殊设施案》，规定“女子高初级中学，以特别设置为原则，各地方因经济力及教授人才之缺乏，不能分设者，得于中等学校中分设男女两部”。遭到以何香凝为代表的一批关注妇女教育的进步人士的反对，并请求政府增设女中，“但在未增设女校以前，务须将中等教育男女分校一案取消，庶使女子教育不致顿形停滞之象”。尽管规定女中应单独设立，但事实上仍有不少中学采取合校制，尤其是办学相对自由的私立中学，如文老读书的孔德学校即是。1933年公布的《中学规程》中，国民政府再次强调：“中学学生以男女分校为原则。”但仍未取得令当局满意的效果，以致6年之后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再次议决 “中等学校应遵照部定原则，实行男女分校制。……同城市及临近无女校者，其男校虽得兼收女生，但只准合校而不准合班”，以防男女生间 “发生流弊”。总之在20多年间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颁布了一次又一次的禁令，这一次次的禁令也引发了中学男女同学问题的反复论争。

注170孙荪荃(1903—1965)，安徽桐乡城人，曾任北平市第一女子中学校长，因积极支持“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而被捕，释放后被排挤掉校长职位。孙荪荃的丈夫谭平山(1886—1956)是广东高明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3月当选为民革第三届中央副主席。同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

注171“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是1937年9月由共产党组织并领导的一个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团体，是“一二·九”运动向全国发展中的产物。先后参加该团的平、津、南京等地的青年学生有七八十人，在安徽、湖北两省活动，1938年5月武汉即将失守时解散，一部分团员留湖北工作或去重庆，一部分团员去了延安。又，1937年年底宣传团曾分为两个队，一队到鄂东北黄陂，经长轩岭碾子岗到黄安、宋埠、麻城等县活动，文老参加的即是这一支。参见《青春似火——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纪事(1937—1938)》，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3~9页。

注17213军战地服务团由南下的“平津同学会”“滁县救亡团”等组成，亦称“二十军团战地服务团”，后随汤恩伯开赴徐州第五战区。

注173赵石(1914—2009)，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赵村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任抗日宣传队队长。代表清华学生救国会参加北平学联，分工联络工作。全国抗战爆发后，先后在北平参与组织留校同学撤退工作，在济南、南京参与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对外联系和统战工作，并奉命赴湖南长沙筹建组织清华、北大、南开3校联合大学学生会。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青年战地服务团团长兼中共党团书记。

注174徐州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其中以1938年三四月间的台儿庄大战最为著名，因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对日军给予了巨大的打击，大大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为中方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注175陆怡，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抗日前线为《新闻报》写过一批战地采访报道，名闻全国。解放后在上海《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留在《解放日报》资料室做资料员。

注176刘导生(1913—2014)，江苏省丰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1978年到北京市工作后，先后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委书记等职，1983年当选北京市政协主席。

注177浦通修，上海嘉定人，教育部原副部长。他有3个姐姐，即浦熙修、浦洁修和浦安修，都很有名。其中浦安修(1918—1991)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原夫人。后离婚。

注178115师是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1937年8月25日由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及红军第74师合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参谋长周昆。

注179徐平羽(1909—1986)，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即文老提到的这个时候。1960年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顾问。

注180李作鹏(1914—2009)，江西吉安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注181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一二·九”运动后由平津学生组成的抗日组织。1936年2月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宣告成立，2月26日发表《民族解放先锋队宣言》。

注182吴承明先生的前妻洪达琳，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钢琴家和音乐教育家。曾就读于1915年成立的金陵女子大学，20世纪40年代就以精湛的钢琴演奏享誉大后方。后来赴美留学，在美国纽约朱丽亚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深造，毕业回国，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1963年6月突发脑溢血，卧床30余年，1995年逝世。参见冯文慈：《忆洪达琳先生二三事》，载《人民音乐》1995年第4期，31页。

注183清代蒙古按其部类大分为四：漠南内蒙古、漠北外蒙古、漠西鄂鲁特蒙古和青海蒙古、车臣汗部为漠北外蒙古的四部之一。鄂女士所谓的“内蒙古的鄂纽特”不见记载，与之相近的姓氏，可能有兀鲁特、翁牛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蒙古姓氏有兀鲁特，说明该姓氏有入八旗者，见乌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蒙古姓氏考》，称该部在明末曾有一部分降清，后设兀鲁特蒙古一旗，后改隶满洲正黄旗，载《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翁牛特属阿鲁科尔之一部，其中也有部分被编入八旗。但都不能确定。

注184满族因姓名不连写，姓如冠一样，戴在上面，所以叫冠姓。而“冠老姓”中的老姓，指满族的氏族(满语读作“哈拉”，姓氏)名，“冠老姓”就是取老姓的第一个字，如姓温迪罕改为姓温，完颜改为姓王，抹颜改为姓孟，等等。也有取满姓的汉译意义，或以祖辈居住地名为姓，此外还有赐姓，即由皇帝赐给的姓，等等。民国后因旗人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受歧视，北京旗人多将自己的满人身份隐去，所以“冠汉姓”做法流行一时。鄂女士虽然属八旗蒙古，但各种习惯和做法已与满人无异，这里提到的“冠老姓”做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注185北京名为法华寺的寺庙不仅一座，这里说在花儿市附近，应该就是崇文区(今属东城区)的法华寺，位于崇文区(今属东城区)法华寺街，始建年代不详。清康熙及同治年间重修，是北京外城大寺之一，是崇文区(今属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清代法华寺一带是驻扎八旗军队的地方，称营房，顺治十八年(1661年)改设正蓝旗教场。由此推断，鄂女士祖上很可能属于正蓝旗蒙古。

注186接三，是满汉民族都有的一种治丧习俗，传说人死后第三日必“回煞”，家属这天要在屋前搭设灵棚、月台，摆放灵桌及祭奠器具、酒肴接魂，亲友多于此日前往吊唁，丧家要陪祀并备酒饭款待致谢。傍晚要请僧道、喇嘛诵经超度亡灵，然后举行“送三”仪式。

注187肃王府即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后裔的府第，最初位于正义路东侧，后迁到东城区东四十条西头路北。

注188李宝臣：“续弦的那哥哥鲍三爷、鲍四爷我都见过。我小时候在他们家见过特小的经，特细，这么长一个管儿，从里边展开一个特别薄的跟绢似的经，上边密密麻麻的，就那一小卷，喇嘛经，可是谁也不认得，他们也不认得，就知道那是经文。”羊尾巴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阳照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今隆福大厦之东南。

注189中东路，即中东铁路，亦作“东清铁路”“东省铁路”。1896年至1903年由俄国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路线呈“丁”字形，全长约2400公里。日俄战争后，南段(长春至大连)为日本所占，称“南满铁路”。

注190齐燕铭(1907—1978)，蒙古旗人，姓齐利特氏。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注191北京内城居八旗官兵，外城居汉民，彼此之间由一道城墙阻隔。当时北京共有城门16座，内城9座，外城7座，俗称“内九”“外七”。内城的9座城门是：北面的德胜门、安定门；东面的东直门、朝阳门；西面的西直门、阜成门；南面的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南面三门又称“前三门”，是旗、民间往来的要道。清朝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城门均于每日天明开启，傍晚下锁，唯正阳门于三更时开启一次，以便外城官员入早朝。有些到外城游宴的内城人，也趁这一开城门的机会回到内城中来，但只准进不准出，以防贼盗宵遁。各城门下锁时都要敲击一种叫“点”的乐器，只有崇文门敲钟。点是铜质，扁平形似朵云，因此称为“云牌”，俗称“点”。故老北京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参见王永斌《杂谈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7年版，333页)

注192明朝时居住于今天东北的女真诸部，接分布地区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而以海西四部为最强大，叶赫部在四部中尤强。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发动统一战争后，叶赫部成为他最大的敌手，在海西女真诸部中是最后一个被灭的。叶赫部首领那拉氏，与努尔哈赤家族缔结过多重婚姻关系，清朝第二个统治者清太宗皇太极之母(即努尔哈赤之妻)，以及清末的西太后慈禧，就都是叶赫那拉氏。由于乾隆前所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叶赫部)先有蒙古人星根达尔汉者，原姓土默特，初灭扈伦国所居张地之那拉姓部，据其地，因姓那拉氏。后迁于叶赫河岸，遂号叶赫国。”(卷22，1页)所以虽然从清代起，叶赫那拉氏就被官方和社会公认为满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很多叶赫氏仍愿自称为蒙古人。再按，怀塔布在《清史列传》卷58和《清史稿》卷388均有传，系瑞麟之子，其家确系叶赫那拉氏。瑞麟虽任过镶白旗蒙古都统，但传中明载为正蓝旗满洲，而非蒙古旗人。怀塔布“以父恤典擢四品京堂，累迁礼部尚书，充内务府大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卒。两书均未载其死因，据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是被义和团在乱中打死的。《南亭笔记》记怀塔布：“其住宅在鞠儿胡同，与荣文忠一墙之隔耳，亭台楼阁，高下参差，十年前京师之有电汽灯、自来水也，颐和园外，当以怀为始。”(卷2，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4页)可资参考。

注193奉天即今辽宁省的旧称。清朝在东北地区不设总督、巡抚一套地方行政官员，而由驻防将军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后来由于汉人渐集，无法按原有的编旗方式管理，遂实行旗民分治政策，另设府、州、县一套制度管理汉民，奉天府尹是管理民人的最高行政长官，地位犹如各省巡抚，亦可直接向皇帝奏事。奉天府尹一度曾受盛京将军节制，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与盛京将军互相独立的。

注194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设置的道，属奉天省(今辽宁省)，治安东县。1915年辖20余县。1928年撤。奉天府尹与东边道并不是一个机构和官名，鄂女士只是记得一些名词而不确切。

注195慕贞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妇女海外传道协会创立，位于崇文门内孝顺胡同。

注196东四头条位于老外交部西侧，西起东四北大街，原东段在延福宫后身通过，后转南北向。胡同全长193米，宽5米。明朝属思诚坊，称头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用头条胡同。1949年后称东四头条。1969年因建设外交部大楼，胡同被截断。东段南北向部分为文化部宿舍的出口。

注197贝满，即贝满女子学校，由美国公理教会于1864年设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改建。创始人是美国艾莉莎贝满夫人，课程有普通课程和宗教，当时有学生80人。地址在东城区灯市口。

注198李宝臣：“姨和姑姑都是外姓，是另外一个系统了，所以不算一家，过去不是说么：‘两姨亲，不是亲，娘一死，断了亲。姑舅亲，辈辈亲，断了骨头连着筋。’”

注199这里说的阎家，与被访者蒋家有密切的互通婚姻的关系，蒋家姐妹说阎家是颜札氏，满洲旗人。阎家在清代所出的最著名人物是毓贤，字佐臣(见本篇附录)，是赓飏的嫡长子。毓贤在清末以酷吏与排外著称，1901年因八国联军指称其为导致义和拳乱的罪魁祸首而被清政府正法。查《清史稿》“毓贤传”称：“(毓贤)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以同知纳赀为山东知府。”(卷四六五，12756～12758页)如果属实，则毓贤不仅为内务府汉姓人，而且还是捐纳而非正途出身。又，刘鹗《老残游记》中毓贤作玉贤。而刘鹗家与毓贤家也有婚姻关系，毓贤的嫡出女儿二姑太太即嫁入刘家。关于这个家族以及相关家族的情况，还可参见杨原《诗书继世长——叶赫颜札氏家族口述历史》，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注200中堂老太爷即指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见《清史稿》卷三六六“蒋攸铦传”。

注201震钧(1857—1920)，满洲瓜尔佳氏，字在廷(亭)，汉名唐晏。宣统二年(1910年)曾执教于京师大学堂。不久入江宁将军铁良幕府，并任江宁八旗学堂总办。辛亥革命后长住南方。所著记述北京历史掌故的《天咫偶闻》10卷，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信手条记……追溯旧事，”历时8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才付印，对于京师的史事纪实、典章变革、地方掌故、名人旧居和贵戚逸事等都有所叙述。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历史文献。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校点本。

注202震钧《天咫偶闻》卷五记：“余思辑刻八旗人著述，曾记书目一纸，以无力而辍。后见《八旗通志书目》与此互有详略。今录之如左，《通志》所载亦不复补入，所以盖阙之义。”(113页)该书目收录蒋攸铦两部书，即《绳枻斋集》和《黔轺纪行集》(119页)。又，震钧与蒋家的关系，可参见本篇口述后附录的阎氏家谱。

注203据《清史稿》卷三六六记：“蒋攸铦，字砺堂，汉军镶红旗人。先世由浙江迁辽东，从入关，居宝坻。”而不是蒋家后人说的固安。对此袁熹教授有考证，在她给我的信中称：“关于蒋家，我们从国图(国家图书馆)复印了蒋攸铦的砺堂自撰年谱，有‘国朝顺治元年后入关，甲申自辽东锦州卫迁今直隶顺天府固安县，始入镶蓝旗汉军籍’……历经几代后，在蒋攸铦任江西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时，举家始家居满城(今河北满城)，在满城一直有家里的祖坟，看坟人到现在和我家都有联系。可惜‘文革’时坟地被毁。”所以看来《清史稿》还是有错误的。

注204香河事变，1935年10月22日，日本唆使河北香河汉奸暴动，占据香河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并发表“自治宣言”，史称“香河事变”。事变后，11月25日，河北省蓟(县)密(云)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南京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抗战胜利后，殷汝耕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947年被枪决。

注205方家胡同：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走向。

注206受壁胡同，明代称熟皮胡同、臭皮胡同，1911年以谐音改为受壁胡同，今名西四北四条。

注207关于北京市的粪便管理问题，这里语焉不详，兹引有关记载如下：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粪便清运是由私人经营的，有固定的门院和路线，称为粪道。粪道以股计算，每股门户、产量不定，价值随地域、户数、行情而定。占有粪道的人同时也占有晒粪场。粪便和粪道可以买卖，有的自道自工，有的雇工淘粪、晒粪，有的欺行霸市，强买强占粪道、粪场，成为粪霸。蒋氏姐妹这里所说的，应该就是指粪道了。1935年北平市市长袁良欲将粪道收归政府管理，遭到粪霸的强烈反对，袁良被迫辞职。粪业的混乱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夕。1949年8月，市政府颁布城区存晒粪便处理办法，限期将城区的粪便运往城外并在城外存晒。3个区共迁走大粪场15个，粪箱16个，填平粪坑128个。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与市卫生局联合发布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市公安局依法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粪霸，同时取消晒粪场，仅广安门外天宁寺、白菜湾一带就取消了272个，统一迁至广安门外岳各庄等指定地点。1957年成立130人的粪便清除专业队，对粪业实行统一管理，环境卫生状况大为改善。参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年)》44页；《北京市宣武区志·大事记》，48页、574页。并参见定宜庄、阮丹青、杨原《宣武区消失之前——黄宗汉口述》，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注208全名为“北京市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注209白堆子位于阜成门外甘家口。

注210“大鸣大放”是指1957年春夏，毛泽东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时出现的一个风靡一时的政治词语。大鸣大放中的“鸣”与“放”，本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缩写或简称。

注211四六风，即新生儿破伤风。

注212张寿椿的曾祖父是清朝军机大臣那桐的弟弟那昌，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张寿椿的口述。

注213骑河楼街位于故宫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北河沿大街，西至北池子大街，南与骑河楼南巷、智德北巷相通，北与骑河楼北巷、草垛胡同相通。

注214《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下册)，11页。

注215《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反映清末山东一带的社会生活面貌。作者刘鹗，字铁云，笔名洪都百炼生。

注216震钧姓瓜尔佳氏，但汉名为唐晏，很可能后人就以唐为姓了。

注217百度百科介绍如下：蒋豫图(1913—1993)，河南开封人，汉族。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9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1948年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获硕士学位。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工作至1993年4月3日病逝，毕生致力于教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流行病学专家和军事医学专家。

注218所谓穿“瘦鞋”，是因清代八旗妇女例不裹脚，但受民人缠足的影响，也会用布将脚尽量缠紧，不让双脚尽其天然地发展，只是不像民人妇女那样在幼年就强行将脚趾折断而已，这样穿的鞋就比天足的鞋瘦，即为“瘦鞋”。可知在审美观上，旗人其实也是以小脚为美的，但囿于清政府严厉的禁令，也为了生活、劳动和穿着旗人特有服饰时方便，便采取了这种折中的方式，我在辽东做田野调查时所见这一现象比比皆是。参见定宜庄与郭松义等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134、135页。

注219八里庄小学在海淀区南部，即现在首都师范大学附中附近。郑王老坟也在此地。

注220此表系袁熹教授提供与我，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