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政治之下的理想是不允许有特权阶级存在。在君主面前，无论是大臣、地方官、商人还是农民，都必须是普通的臣民。但是君主不可能一个人承担全部的政务，无论如何都需要庞大的官僚组织，然而官僚只是协助天子，代行天子保证人民生活的任务而已。正如君主需要对耗费民财来满足自己愿望之事持谨慎态度一般，官僚也不能为了一己私欲而任意处理政事。官僚应当为了天子与万民而存在，而不是为官僚自身而存在。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是非常困难的。由于被天子委以大权，官吏往往会以权谋私，不但完全不为人民着想，反而榨取人民以自肥，这样的状况很常见。官僚之间联系紧密，互相帮助遮掩所做的恶事，在互相的包庇之下，收取贿赂，侵吞公款。官僚给彼此面子、互相庇护缺点的行为甚至被视为美德，于是就出现了让人无从下手整顿的官场习气。其中最糟糕的是科举出身的人。考官与考生中的及第者成为老师与弟子，同一期考试及第者们成为同年级同学，即“同年”，以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图相互方便。触怒君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若是被同僚厌恶则永无出头之日了。他们如此团结，结成十分牢固的“朋党”。

雍正帝认为要想让他们按照官僚本来的使命施政为民，放弃施政为官，无论如何必须破坏这些科举出身之人的团结，但是又不能贸然放弃拥有上千年漫长历史的科举制度，而且最重要的是除此之外没有更适当的方法。总之，如何运作制度要比制度本身更重要。自古就有以下说法：

有治人，无治法（进行治理的是人，并不是法律条文）。

人才的问题也一样。科举出身的人自然都不是平庸之辈，重要的是如何运用人才。建立选拔人才的公正标准，对成绩斐然者尽数录用，对无能乖张者毫不留情地免职，如此下去，官场的风气也会焕然一新吧。

［朕待天下臣工总惟大公无我一语耳。］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自取疑。赏罚亦然，总与朕无涉。朕不横意见于中，以为此人必信此人必疑也。

如此强调是非分明的雍正帝拼命地寻找人才，求贤若渴。

人才难得为帝王第一苦衷。

他曾如此深深感叹。即使是睿智非凡、见识广博的雍正帝，也有数次被欺骗而失败的经历。最终得到皇帝完全信任、恩宠不衰的是地方官田文镜、李卫和鄂尔泰三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人都不是科举出身。

田文镜是汉军出身。所谓汉军，虽然也是汉人，但在清朝还在东北之时便已经归顺，代代为臣。因此，汉军即使不参加科举也有特别的出仕途径。在雍正初年，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担任相当于日本总理厅秘书的内阁侍读一职。他被命令前往陕西省祭祀华山之神，途经山西省，见到人民苦于饥馑。这是关系到地方官政绩的大事，因此被地方官员隐瞒下来，并未向朝廷报告。田文镜看不下去，上奏天子，天子也为之一惊，立即任命田文镜为特使，派遣他前往山西救灾，挽救了七八十万灾民的性命。

如此能干之人，为何至今未闻一人赞许？

雍正帝终于注意到他了。工作结束后，他被任命为相当于河南省财政官的布政使，很快被提拔为相当于民政长官的巡抚之上的总督。他治理河南省约十年，被称颂为政绩天下第一。

田文镜在承担赈济山西省饥民工作的同时，劝说地方官员向天子提出整理地方财政的策略。调往河南省之后，他被赋予了自由发挥其才能的权利，便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以为天下模范。

当时官吏的俸禄少得可怜，低到甚至无力维持家庭生活。作为民政长官的巡抚的俸禄一年仅白银一百五十五两，在一两白银相当于六斗米的时代，在生活水准高、交际讲究排场的官场，无论如何都难以为继。原因何在？在估算财政收入和支出时，尽量把基础值降到最低，这在中国自古以来被视为善政。租税从人民那里以谷物和现银的形式征收上来，几乎全部被收入中央国库，完全没有惠及地方。只有高级官吏和军队的俸禄从中央国家经费之中支取，而原则上国库不允许支给地方费用。至于地方官衙的维持费、书记[2]的劳务费、办公费等，中央没有什么特别规定，各地方视情况而自由处置。于是，地方政府除去收取法律规定的国税外，还收取占国税若干成的附加税（耗羡）。虽然这种行为不被中央政府认可，但由于地方不得不征收附加税来维持运作，故而被默许。因此若是尽量将租税的额度定得小一些，就算地方官再增加几成的税收，也没什么大不了。若是将必要的部分悉数算入租税，地方官在此基础上增收几成税额的话，反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然而，由于中央政府不承认附加税，便完全无法将其置于监督之下，只得放任地方官自由处理。一方面，地方官在当地拥有极大的权限，这笔附加税比起用作地方政府的开支，自然绝大部分被官吏个人贪污消费了。政府应当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因此为了补充不足的地方经费而再次向人民征收附加税。就这样，附加税逐步增加，永无尽头。

如果只是这样，还算可以接受，但由于征收附加税并没有可以依据的法规，各人所承担的赋税最终变得不公平。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官吏以及在官府任职的书记等小吏找些理由便可以免交附加税，他们应缴的部分反而被转嫁到贫困的农民身上。这就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导致富者强者愈富，贫者弱者愈贫。

另一方面，地方官绝不会满足于他们的俸禄。他们侵吞的附加税多达俸禄的千倍！当时的河南巡抚一年的俸禄是一百五十五两白银，但实际上他每年有二十万两白银的收入。其他人的情况可以推知。河南巡抚是管理约五百万人口的大官，比起日本德川时代的大名中最大的加贺侯地位更高，收入却不能与之比肩，问题就出在这里。租税的增加额度在法律上没有规定，单凭各地的习惯制定，这种习惯也因地方官的想法而变动。上层官吏既然已经在正规的俸禄外获得了千倍以上的收入，就必然不会取缔处于底端的地方官聚敛钱财的行为。

弊害随时代发展而越来越明显，通过之前的方法，尽量将租税的基准降到最低，以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如果采用增税的方式，在制度上进行一次彻底的税制调整，承认地方费用，也支给地方官生活费，最终能为人民谋利。田文镜当机立断，首倡新政策，并在河南省付诸实践。

然而，雍正帝并不希望在自己这一代留下公然增加租税的记载，因为这将会打破祖宗成法。何况雍正帝曾因自己为租税过重的苏州地区减去租税四十五万两白银之事而感到满足，认为自己施予苏州莫大的恩典，而一味增加税额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雍正帝让地方官自行整顿财政。但这既不是天子的命令，也不是中央政府的指令，只是采用了地方官希望自己的构想得以施行而天子以个人身份默许的一种形式。整顿财政的提案是以奏折的形式被送到天子手上的。天子虽然在回信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但不置可否。全部责任必须由地方官个人来承担。中国国土广大，不同的地方情况各异，无法统一。最了解地方实际情况的是地方官本人，因此，雍正帝命令他在充分调查的前提下承担全责实施。

田文镜沿袭前任巡抚的做法，继续实施进行到一半的财政整理政策，河南省的租税定额为三百万两白银，其中，附加税为一成三分约为四十万两，这不但包括地方开支，也包括支给官吏在任职地的补助。巡抚的补助为每年三万两，这相当于俸禄的两百倍，但巡抚级别的大官，家中也有数量众多的男仆、女仆，这些钱绝对不算多。当时大官的家庭包括佣人在内少则四五十人，多则四五百人。这笔任职地补助被称为“养廉银”，是为了保持官吏廉洁奉公的补助金。地方各省中最早完善这一制度的就是田文镜管理的河南省。逐渐地，其他省份也仿照实施。养廉银制度自此开始，到清朝末年为止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成为清朝俸禄制度的特色。雍正帝在某封信中说：

［钱粮之加耗羡原非应有之项。凡为地方州县实有万不得已公私两项之用度。全革耗羡势必不可行。］即使再增加一成变为两成，养廉银成为几万两，若是官吏不再从人民身上取一文，养廉银以外也分文不取，这便可以说是善政了。

除此之外，田文镜所施行的政策，如告发隐匿开垦地、填补前任倒卖所保管物资的亏空、催收滞纳的租税等，都大合雍正帝的心意。原本开垦田地应当向政府申报，缴纳相应的租税，但有权势之人从前收买官吏，逃避登记，没有缴纳赋税，田文镜将这些土地全部登记造册。租税的一部分由地方仓库保管，但是官吏侵吞这些物资或蒙混账目的情况很常见，田文镜逐件核查账目，揭发负责人，令其赔偿。滞纳租税的人中也有不少是贫民，但有权势的人与官吏勾结，缓交多年的租税却并未被没收财产。田文镜对这样有权有势的阶层毫不手软，强制催缴。

同雍正帝求贤若渴一样，田文镜也在探求人才。原本地方官的人事全部由中央政府决定，相当于民政长官的巡抚无从置喙，只能在其赴任之后根据该官吏的品行和才能，在成绩表上打分。他一个接一个向朝廷参劾在养廉银以外另行谋取钱财的，以及在规定的附加税以外再行榨取的部下。这也是由于巡抚自身没有直接罢免部下的权力。数年之间，田文镜推荐的成绩优异的部下有十九名，参劾并致使其被免职的官吏有二十二名。

他无视地方上的权势者一直以来享有的特权，对下级官吏采取毫不包庇的态度，这样的行为自然招致了激烈的舆论抗议。然而，雍正帝丝毫不为这些舆论所动，责难的声音愈高，雍正帝对田文镜便愈加信任。于是，制造舆论的一方最终放弃，几乎不再有什么责难的声音了。确实，河南省没有不廉洁的官吏。权势者虽有不满，但下层人民得了救。虽然征收一成三分的附加税，但与过去不知因何被征收的平均七八成的增额相比，人民的负担着实轻减太多了。

以前河南省没有设置总督，最高负责人就是巡抚。雍正帝为田文镜专门设置河南总督一职并让他担任。雍正六年，为了让其管理山东省，雍正帝又任命田文镜为河南、山东两省的总督。听说田文镜要管理山东省，山东的官吏们都惊恐万分，他们一个个心怀鬼胎，怕是没有一人能逃过田文镜的参劾。即使雍正帝夙兴夜寐、勤以为政，但因为一直没有适当的人选，直到其即位满六年，像山东这样的大省的财政整顿依旧是一纸空文、毫无进展。雍正帝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改革是不现实的，于是他盘算着，首先将田文镜派往河南，静静观察他的政绩，塑造一个模范省，以此为典型推广至全国。雍正帝特意提拔在河南省经过训练的田文镜的下属官吏，将他们配置到各省的要地。河南省宛如全国官吏再教育的学校一般。这点虽然好，可是过多优秀的官吏被雍正帝从河南省调出，让田文镜叫苦不迭。

田文镜兼任山东总督后，立即奏请天子务必施行德政，宣布对过去的不端行为既往不咎，要求认为自己有罪的人自首。随后，他逐一调查官吏的实际情况，进行替换，山东省的政治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雍正六年四月，河南省孟津县一个平民的妻子徐氏捡到了远道而来的棉商在途中丢失的一百七十两白银。正直的徐氏和她的丈夫找到失主后便将白银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失主拿出六十两白银作为谢礼，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商人也是重情重义之人，便将此事呈报知县，恳请知县一定要让他们将礼钱收下。田文镜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感动，自己又拿出五十两表彰徐氏，并把这件事写到了给雍正帝的奏折中——这个故事是距今两百年前的事情，当时的欧洲尚处于大白天还会发生拦路抢劫的时代，希望读者们考虑到这一点——雍正帝认为这件奇特的事情若是只止于君臣内部实在可惜，特意通过政府公开颁布敕语传布天下：

古来以路不拾遗作为天下治平之证，现今河南省小民将拾获白银，［寻找给还原主，］［丝毫不取，］［固辞不受酬谢。］［实为古今罕觏之事。］天子再为褒奖。

雍正帝对徐氏夫妇大加赞赏，并给予他们白银百两，特别授予他的丈夫七品顶戴。接着河南省商丘县的卖面贫民捡到白银二十四两并还给失主，雍正帝再次下敕给予卖面条的人白银五十两并授予其九品顶戴。后又有大将军傅尔丹麾下的士兵拾金不昧，也受到雍正帝奖赏。

也许有人会认为雍正帝这样以奖赏为诱饵，想让天下人民悉数成为正直之人的做法太过理想，简直如同儿戏，不禁令人冷笑。但雍正帝别有目的：真正奖赏的既不是小民之妻徐氏，也不是卖面之人，而是田文镜。

怎么样？这就是田文镜治下的河南省。其教育遍及胸无点墨的贫民。天下总督们，学学田文镜吧。

虽然没有明着赞赏田文镜，但雍正帝的真正意图就在于此。赏赐贫民的妻子、布告天下，实际上是给予田文镜最高的荣誉。

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田文镜赢得雍正帝如此信任有一个偶然的原因。原本雍正帝就对天命深信不疑，他认为励精图治则上天必定会降下福祉，而这种福祉体现为风调雨顺。因气候不正常而发生的饥馑、暴发的洪水是由于政治上有失误，责任应当由天子和当地的地方官承担。上天为了催促政治家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时不时地降下灾厄。这对雍正帝而言是接近于信仰的信念。

在田文镜赴任之前，河南省连年饥馑，人民流离失所。然而田文镜一到任，气候突然就恢复正常，接连丰收。

看看吧。田文镜的政治不管受到政治寡头怎样的非难和攻击都如此顺利，难道不是天意所在吗？

雍正帝露出会心的笑容。这样的思考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得通。因为华北地区大体上降水稀少，甚至可以说，在别的地方会引发洪水的降雨量在这里刚好能带来丰收。但是如果施政不力导致人民穷困的话，就没有足够的治水条件，在气候上应当可以丰收的时候会因为洪水而颗粒无收，而雨量没有到发生洪水的程度时又会发生旱灾，这样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人民摆脱苦难。若是进行了良好的治理，也做好堤防工程的话，即使发生洪水也会被遏制，可以尽情享受丰收的利益；即使出现歉收的气候，依靠人民的生产意愿也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收成。田文镜赴任之初，黄河时不时发生洪水，但幸而避免了溃堤，气候在此之后逐渐好转，便接连出现了少见的丰年。

但是气候似乎按照某种周期循环往复，雍正八年河南和山东局部地区歉收，人民流亡进入湖北省，当地总督的报告被送到了天子手上。于是，天子对田文镜产生了稍许怀疑，认为他已经是年近七旬的古稀老人，精疲力竭，是不是已经不能同以前一样活跃地行政了。确实从那个时候开始，田文镜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自己也自觉地上书请求致仕回乡，但是天子慰留他。雍正十年河南和山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借此时机，天子批准了田文镜的辞呈，使他得以善始善终，不久之后他便病殁了。天子特意下令河南省立祠祭祀田文镜，但在雍正帝死后，乾隆初年发生了地方官参劾已逝的田文镜的事件。

其次，深受雍正帝信任的是李卫。他出生在江苏省徐州的豪门之家，捐纳出身。所谓捐纳是指出钱买官。有这样经历的人通常被考中科举、对自己的典籍修养沾沾自得的士大夫群体瞧不起，被视为旁门左道之中最为低贱的一种。但坦白而言，由于科举考试竞争激烈，若不是一等一的才子，恐怕为了考中科举，已经将一生的精力消耗殆尽，因此秀才出身的大政治家很少。与此相反，在买官制度下，很多官吏在当官之后想要赚回因买官而投入的资本，因此成为贪官。虽然这种情况很普遍，但也有特别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他们家里的钱财取之不尽，对官吏的俸禄和外快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钱不屑一顾，总想要尝试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业，以实现生为男子汉的夙愿，但又不想做像参加科举考试这样麻烦的事情。若是钱能够解决的话，就出钱做官试试看。李卫恰恰是这种人。

李卫受到雍正帝信任是从雍正元年被任命为云南省掌管驿站和食盐专卖的盐驿道开始的。他一到任，马上揭发了属下十多名官吏和数名武官的不轨行为。翌年他便升任相当于财务官的布政使，虽然来自官僚的责难甚嚣尘上，但雍正帝对李卫的信任反而与日俱增。

闻卿议论殊觉痛快。

雍正帝如此赞赏他。有段时间浙江省比年不登，人民面有菜色，皇帝在雍正三年十月拔擢李卫为浙江巡抚，企图让他突破难关。李卫赴任后立即让商人在长江上游地区收购大量的稻米运到浙江，漂亮地解除了这次危机。而且在李卫赴任之后，浙江省连年丰收，这愈发增加了雍正帝对他的信任。

与此同时，毗邻的福建省也遭受饥馑，暴动四起，然而巡抚毛文铨仓皇狼狈、不知所措，使人心愈发动摇。雍正帝大惊，任命被评价为精明能干的高其倬为闽浙总督，让他前往福建。闽浙总督管辖福建和浙江二省，作为浙江巡抚的李卫自然在其手下。高其倬在赴任途中会见了李卫，听取了关于福建省的报告，从浙江省借用了数万石稻米送往福建，但是到达福建之后才发现福建的粮食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由于巡抚毛文铨过度惊慌，有权势的人趁机囤积居奇，米便从市面上消失了。而毛文铨惊慌失措的原因是理应妥善保存的官米不知何时被官吏们暗中倒卖，仓库中只留下名义上的款目，无法在必要的时候卖出官米，调节米价。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仅仅是高其倬从浙江借米的消息被传播开来，暴动便平息了。但是此后就出问题了。科举出身的高其倬最终迫于情面，打算庇护福建省倒卖官米的官吏。以救济饥荒的名义从各地运来的米被直接存放到政府的仓库中而没有在市场上流通，因此米价一如既往地居高不下，人民没有得到丝毫恩惠。听说这件事情的雍正帝另外派遣监察官对福建省上下进行了财政检查，结果查知在应当保存的八十八万石米中有五十三万石被倒卖，五十余名官吏作为负责人遭到弹劾。当然本应由高其倬办的事情却被别的监察官揭发出来，着实让高其倬面子扫地。雍正帝改命高其倬为福建总督，只管辖福建一省，将李卫晋升为浙江总督，让他能够在浙江一省自由施展才干。

李卫曾在云南的食盐专卖上取得过极好的成绩。因此，雍正帝任命其为浙江巡抚以后，还特意让他兼管食盐专卖的工作，而巡抚与食盐专卖原本没有直接关系。浙江省的沿海地区出产食盐，这些盐不仅供应浙江本省，原则上也供应江苏省南部、苏州平原一带。政府的食盐专卖原本以扩大国库收入作为首要目的，因此贩卖价格相当高，至少是原价的三十倍，人民消费食盐如同缴纳赋税一般。这个领域必然走私贸易风行。若是廉价的私盐泛滥，昂贵的官盐定会受到排挤、毫无销路，那么国库收入也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因此政府甚至不惜动用军队取缔私盐，对买卖私盐行为的处罚也日渐加重。

浙江省的情况尤其特殊。因为所产食盐也会在不属于浙江省管辖的江苏省内销售，所以私盐取缔甚难。在江苏省卖出多少官盐丝毫不影响江苏省官僚的政绩，完全是浙江省官吏的政绩。因此走私半公开化，甚至在上海等新兴都市的繁华之地，一斤官盐都卖不出去。

虽说同是走私商人，也分三六九等，古时如此，今亦如此。被官府抓到的有贩卖一升、两升的行商，也有拥有牢固的组织、大摇大摆、横行霸道的大人物，在这一点上也是古今同理。李卫为了确立专卖法，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与这种大人物作战到底。

李卫为了取缔黑市，组织了特别警察队。被提拔为队长的是一个叫韩景琦的人，这个人原本是镖局的头领。所谓镖局，是指过去在运输金银和贵重物品时，负责中途保险、携带武器进行护卫的组织，因此镖局里都是孔武有力的武艺高强之人。以韩景琦为队长的特别警察队在各个要地拉网取缔，引起走私商人的大恐慌。这支警察队将查获私盐卖出的金钱充作维持费，但是走私很难完全根除，这支队伍也不至于无以为继。

走私商中最大的一个头目竟然是一位“女中豪杰”——沈氏。沈氏是个胆量过人、武艺高强的人。她拥有部下数百人，数只大船满载私盐横行在苏州平原的河流地带，而她自己则负责最后押运。地方的警察队几次三番与沈氏交手，但总是狼狈而归，可见她是个颇为厉害的角色。李卫无论如何也想抓到这个女贼，但是贼巢在不属于他管辖范围的江苏省，不能派遣自己的警察队直接冲过去。于是他与江苏省的一个名叫金文宗的官吏秘密取得联络，趁着沈氏解散了部下自己躲在藏身处之时，成功地将其逮捕。

听她一件件招供，李卫才知道她在“英勇善战”的一生中，多次与政府军作战，让对手蒙羞的事迹不可胜数。如果如实报告的话，官吏之中颜面扫地的人可不是少数。因为本不是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情，为了给其他人留足颜面，李卫必须在正式报告有所保留。于是，他仅仅在亲启信函中将事情的实际情况报告给了天子。但若不将事实公布，就无法宣判这个女贼死刑，因此他便使用了杖毙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判处杖刑在地方官的权限范围内，因此地方官可以加以利用。在施加杖刑时击打犯人要害部位令其死亡，就是杖毙。这种处理方式若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犯人确有应死之理），是被半公开许可的。

雍正帝似乎对擒捕盗贼一事特别感兴趣。他的意见是：

［去莠方可以茂谷，惩恶正所以安良。］［庸鄙无识之流惑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谚语，以为曲全一人可得美名而获厚福，殊不知其人无罪而蹈颠危果能救之则为阴隲，倘系犯罪应死之人而故意宽纵是为枉法殃民，岂不干天地之和而造子孙之孽乎？］

然而，雍正帝对剿灭强盗的兴趣似乎超出了上述理由。若是破坏了雍正帝的好心情，挽回的办法或者是揭发、参劾不肖官吏，或者是捕获厉害的盗贼，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李卫一开始便兼具这两个条件。这一次雍正帝干脆地赞成对沈氏处以杖毙：

法律惟有运用巧妙才有效。严格依法行事也会有不公平之时，而有时越法而行亦是公平所在。

这不得不说是独裁这种政治形态下的必然结论。

被李卫的手段深深吸引的雍正帝接下来将江苏省的警察权委托于李卫，让他在担任浙江总督的同时，兼管邻省的治安维持。李卫虽然力辞但未获准。与田文镜的河南省等不同，江苏、浙江原本是文化最为先进的地方，人口稠密，却也是臭名昭著的最难治理的地方。李卫特别擅长捕盗，他取缔流浪者，剿灭盗贼的大头目，浙江地区的声誉与从前相比大有提升。

像雍正帝一样，李卫也利用密探揭发盗贼并取得巨大成功。他采取以恶制恶的做法，让过去是盗贼大头目而如今已金盆洗手的海大如成为他的手下。发誓洗心革面的海大如对盗贼的内外消息都了如指掌，带来了很多穷凶极恶的罪犯的线索。从李卫那里得知此事的雍正帝拍着膝盖开心地说：

［若见不及斯，即不命以督捕之任矣。］

李卫当然不会单单靠着消灭盗贼度日，作为广大中国经济产业中心的江苏、浙江的政务分外繁忙，他即使由于过度劳碌而吐血，也不停止工作，精勤如此。

雍正十年，李卫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移往与北京相当近的保定。在李卫即将离开浙江之时，沿海发生了大海啸。大概是因为此前有优秀的地方官坐镇，曾经狂暴的海神也不得不忍耐至此吧！雍正帝之后在训诫留在浙江省的官吏时如是说。李卫所赴任的直隶省在那之后连年丰收，尤其是在皇帝驾崩的雍正十三年获得了大丰收。

雍正年间，在这三位有名的总督中，因为鄂尔泰是满洲出身，皇帝对他格外信任。不论什么事情，雍正帝都可以放心地毫不隐瞒地对鄂尔泰说出。雍正帝在尚居藩邸之时就已得知鄂尔泰的为人，那是因为他派人到担任内务府官的鄂尔泰那里去拜托某事，却被鄂尔泰断然拒绝：

［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宜交结外臣。］

被如此回复的雍正帝反而觉得这个人值得欣赏，因而在即位之后，提拔他担任云南、贵州二省的总督。当时，因为在这个地方的山里发生了苗族的叛乱，雍正帝为了处理这次叛乱，特意派遣鄂尔泰前往，但因位于两省之南的广西省也有苗族，而且也没有被妥善治理，于是后来又加入广西省，任命他为三省总督。

在最遥远、最偏僻的地方，鄂尔泰勤勤恳恳地工作。特别是因为他是满洲出身，雍正帝带着牵制汉人政治家的意思，动辄把“学学鄂尔泰”挂在嘴上。在政治策略上，满族人之间确实可以无需理由地互相理解。在给鄂尔泰的回信中，可以看到皇帝有如此语言：

朕实落泪览之。卿真良臣也。［孰能居此心，孰肯言此语，即此一语，卿九祖逍遥极乐矣。］

［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谓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

卿之信［字字出于至诚，句句朕皆动容览阅。］

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耳。

雍正帝写给鄂尔泰的回信与其他完全不同。雍正帝很少对其他臣子使用像“落泪”等显示出他柔软一面的文字，但是在给鄂尔泰的回信中再三提及。

鄂尔泰作为地方官的功绩是前述的平定苗疆。长江以南的山间自古以来居住着苗族，他们是与暹罗人和缅甸人相近的民族，随着汉人开发平原的进程，他们逐渐被驱逐到大山深处，清代初期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境内的山间居住。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氏族性的团结，在族长的统帅下形成大小部落。这些族长被清朝赋予与地方官相同的待遇，被授予官位，但采用世袭制，不由清朝政府选任，被称为土司。随着中国国内的人口增加，汉人闯入土司所辖土地后，两者之间便经常发生种种摩擦。汉人进入土司管辖的地区耕作，苗族人本以为只是出现了抢夺他们土地的人，但其实还有罪犯逃窜进入他们的部落以逃避官府之眼，有时也有汉人的人贩子借宿在苗族部落，带走买到的子女，转卖到陌生的地方，苗族中也有人协助汉人做这样的恶事。苗族有毒箭，也使用买来的枪械，大部落的酋长甚至拥有大炮，因此犯人若是逃入这个部落便很难被追缉。从苗族这方来讲，每当土司继承官位之时，转呈申请的汉族官吏往往借机索取贿赂，土司不花费大笔金钱就得不到许可。为了泄愤，他们或者接纳汉人的亡命之徒，或者被亡命之徒教唆做出抢掠汉人地界或拐骗人口的事情。这一问题总有一日必须得到彻底解决，这将意味着苗族的土地最终汉化。

苗族的土地即“苗疆”的汉化在前代已经开始进行，被称为“改土归流”，是改土司归由中央政府选任的官吏即流官管辖的意思。改土归流既有由苗族方面主动提出请愿的情况，也有中央政府进行武力讨伐最终实现的情况。鄂尔泰对三省的苗族进行武力讨伐，施行改土归流。由此，大致相当于贵州省的面积的、到那时为止半独立的土地完全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鄂尔泰调离之后，苗族蜂拥而起反抗官吏统治，动乱一直持续到乾隆初年。由于鄂尔泰的努力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叛乱很快就被镇压，苗族也逐渐汉化了。直到现在在华南地区，拥有苗族姓氏的人仍很多，如岑、龙等，其中出了许多名士。

雍正帝即位第八年，如左右手般受到信赖的怡亲王薨逝后，为了填补空缺，雍正帝在两年之后召鄂尔泰回朝，任命他为相当于日本总理大臣的内阁大学士。雍正帝驾崩之后，辅佐乾隆帝、执掌乾隆朝初期朝政的正是鄂尔泰。

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山西省的诺岷、四川省的岳钟琪、广东省的杨文乾等名臣，他们都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省份，雍正帝在有生之年也没有找到合他心意的总督或巡抚。

至此还有一个问题，雍正帝通过与地方长官之间的亲启信函（奏折）的往来商议地方政事，但终究能否通过这样的手段掌握地方的实际情况？信札写作技巧的高低是否会令雍正帝头晕眼花而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确不能排除有这样的倾向。河南省的田文镜被雍正帝看中是因为他有一位作为私人秘书的幕友邬先生，众人对他的最主要评价是十分了解雍正帝喜好的奏折的写作要领。有人说，雍正帝有必须对地方官呈递的奏折挑点儿毛病的性格。因此，田文镜在给天子上奏之时，总会预先留一处漏洞。结果雍正帝发现这个漏洞后对这一点一个劲儿地批评，反而快速跳过了要紧的地方，一字不改。然而，其他地方官不知道这个技巧，一心想要写成完美无缺的奏折，因此有时候最为重要的部分被雍正帝挑出毛病来，这点成为地方政治实际运作上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

然而，这是过分轻视雍正帝的观点。在书面文章上蒙混过关，只能一时取得成功，不是长久之计。雍正帝曾如此感慨万千地追忆：

满保、黄国材之奏折完美无缺。朕亦不小心被其引诱，［批谕甚多，朱笔所书不下数万言。阅其所奏天花乱坠，朕亦无数嘉奖，格外优恤。及至于今考其作为，何尝实力奉行一事。言念及此，殊无意味，每不禁为之面赤也。］

塞楞额对实际政事十分马虎，一天到晚只钻研寄奏折之遣词造句。纸面文章起不了什么作用。实行要紧。

无论何处都一味讲求实用主义，打心眼里极度厌恶奉承的文辞和不实在的语言的雍正帝并不是会被表面文章蒙骗的天子。另外，他不单纯依靠地方官的上奏，还使用他擅长的密探的方式来刺探地方的实际情况，想要完全欺骗皇帝并非易事。

［不可通同欺蔽，即使尔阖省一气共相隐瞒，朕亦另有访闻之道凡百处。］

若是有人胆敢轻视毫无忌惮地公开说出这样的话的雍正帝，那他肯定要遭殃了。

上文已提及，雍正十年，天子想要整理居室里堆积如山的地方官的上奏以及自己批注的回复文章，将其命名为“朱批谕旨”出版，作为后世地方官行政为官的参考，或许其中也包含想要将自己辛苦的证据传于后世的愿望吧。除此之外，雍正帝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动机。

那就是想要痛斥科举出身者的陋习。中国原本是文字之国，文人同时也是政治家，政治家同时也是文人。正因如此，熟读经典，学写文章，在科举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而及第的人，走上仕途后一般都会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他们一生的愿望就是在作为政治家步步高升的同时，作为文人万古流芳，因此成名之人大多筹备出版自己的文集。文集除诗和辞藻华丽的文章外，也包含“奏议”一项。奏议是呈于天子的上奏文。有时候奏议中也包含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辩护而让君主不省心的内容。更有甚者，仅仅为了装饰自己的文集，特意用激昂的语气滔滔不绝地记述对别人或对天子不利的事情，以此显示自己的刚直。雍正帝对这样的文人习气深恶痛绝。正是因为雍正帝还在位，他们才有所收敛，但没准在雍正帝驾崩后他们会出版文集，洋洋得意地痛诉天子之非，为自己辩护，为此雍正帝需要先发制人，将皇帝与众臣之间往来的文书清清楚楚地公布天下，将他们无论被皇帝如何痛斥却也无可辩驳的事实预先公之于众。在雍正帝给当时有名的文人陈世倌的回信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语句：

［承办之事不能尽心竭力告竣，而妄生越俎之思，莫非又为文集起见耶？凡此密奏之事件，若少存邀名之念于中，恐贻害身家不浅。］

［尔意不过欲奏折后列之文集中以便沽名耳。若果欲纪载，将朕朱批谕旨一并录入方可。］

雍正帝的朱批谕旨的出版，正如他给陈世倌的回信一般，均为皇帝亲自批示的切行事务。

《雍正朱批谕旨》一百二十册是雍正帝在地方政治问题上呕心沥血的结晶，借此我们可以窥见雍正帝的个人思想和政治方针，同时它也是关于当时社会状况的最值得信赖的珍贵史料。另外，其中的遣词造句也非常有趣，令人百读不厌。雍正帝一个接一个地读这些奏折，读后一一认真地订正文字，书写回复，仅仅是他的努力就令人惊叹，但出版的内容仅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令人更加惊讶于雍正帝绝伦的精力。另外，既不是虚荣，也不是野心，不得不说，若不是有真正的坚定的信仰，若不是天命所归，这是不管精力多么旺盛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事情。

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经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之手，事无巨细地传到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恰好处于与中国相似的绝对专制君主的控制之下。国王作为基督教的拥护者，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最终觉醒的国民大众开始对国王的控制和教会的权威投以批判的目光。中国当时的情况被介绍到那里，欧洲的知识分子知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不受宗教约束的文明国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难以置信。其中甚至有人极力推崇，认为像中国一样的君主政体才是理想政治应有的形态。

雍正帝的施政方式当然也传到欧洲人的耳中。他对基督教的镇压及其为了民生安定而奋不顾身、不懈努力的姿态，成为当时欧洲人的话题。与法国的伏尔泰齐名的西班牙思想家戈埃斯（ゴーエス）[3]针对世人对雍正帝的非难，为其做了如下辩解：

根据传教士的传言，这个中国皇帝非常节俭。除了救济洪水等天灾的灾民外绝不耗费钱财；他拒绝为表达祝贺之意而为自己策划的宴会；他不允许别人制作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纪念碑；他比任何人都率先履行自己的义务。他所希望的是，所有的人可以效仿他对自己的义务尽职尽责。确实，这个皇帝禁止基督教传教。这无疑是遗憾的事情。但是，他对宗教的盲目并不能妨碍我们赞赏他的仁慈和节俭。

尽管对基督教进行迫害，但雍正帝在政治上展现出的仁德可以说完美无缺。我们并不吝啬于将对基督教施加迫害的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ianus）视为伟大的罗马皇帝，但为何单单在将这个罗马皇帝所展现的正义给予中国皇帝时如此犹豫呢？

当时的中国甚至被欧洲人视为一种乌托邦。中国儒教的政治哲学被介绍到欧洲，被称颂为贤人政治的模范。但不正是因为有像雍正帝这般与当时世界水平相比出类拔萃的真实案例，欧洲的思想界才得以进步的么？

[1] 在日语中，三只鸟指在某一领域最优秀的三个人。——译者注

[2] 旧时负责文书工作的人员。——译者注

[3] 由于日文原书中仅有片假名，无法确定此人具体指谁，此处采用音译，特此说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