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张宏杰成为渤海大学文学与文化所的一名老师。与其他老师不同的是，他不需要承担教学任务，“时间比较自由”。现在的工作状态让张宏杰很满意。“历史热”的兴起让很多业余历史写作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环境和机会。

◎可以说，你是切身感受了“大众历史”从冷寂到炽热的变化。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末，我就开始写作历史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当时很难发表，后来被广泛关注的那篇《无处收留：吴三桂》，和它的名字一样，被各家文学类杂志拒之门外。三年之后，才被《钟山》当做中篇小说发了。

◎作为70后作家，你的作品却很少触及当下的生活场景，而是穿梭于历史之中寻找灵感。这在青年作家中是很少见的。为什么？

读者们对我的诧异集中在两点：一是年龄，二是职业。许多人都说，一直以为你至少是中年人。更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学财经的我把笔伸向了历史。

他们的表情说明，历史是一个年深日久堆得下不去脚的旧仓库，缺乏耐心的年轻人和没有专用工具的非历史专业者应该被挡在门外。

确乎如此。上中学的时候，历史是我最讨厌的课程之一。这门本来可以写得和教得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从头到尾罗列着重大事件的概述、意义、年份、地名。这些干巴巴的内容被用来做填鸭的饲料。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地吃下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

大部分学术著作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认为，学问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好玩”。常常使我奇怪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学问到了某些中国学者手里，就单调呆板，变成了概念、意义、材料的集合。外国人的那些学术名著，却大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甚至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中国式的学术研究包含了比西方多得多的目的：政治、意识形态、职称，可是往往唯独缺少了一项：兴趣。

因为如此，绝大部分读者眼中的历史面目可憎，或者是二十四史式的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并且佶屈聱牙。一提起历史，许多人都敬而远之。不过，我碰巧遇到了几本好书，改变了我对历史的印象。

在我高考的时候，财经是热门，所以报了自己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大学四年我基本上是在学校图书馆和大连市图书馆度过的。白云山路幽静山谷里那座巨大而优雅的米黄色建筑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清晰。大约1991年前后，我在那里读到了这样几本书：格鲁塞的《草原帝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这几本书引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伟大的学者们讲述历史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那样迷人，看看《草原帝国》的作者是怎样开始他的《序言》吧：“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西方编年史家和中国的或者波斯的编年史家对他们的叙述使他们名扬四海。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化为废墟……”

还有《万历十五年》那洋洋洒洒的开头。这种散文式的叙述改变了我对历史的印象。这四年对我的写作关系重大。如果你机缘巧合，踏进了历史这座旧仓库，你常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有人说，中国历史与其说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但是，再高明的修改和涂饰都会留下痕迹，沿着这些痕迹探索，把那些被神化或者鬼化的人物复原为人的面孔，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事实上，在我眼里，历史是个好玩的、多姿多彩的，甚至迷人的东西。

甚至，我要说，我所看到的历史是一个活着的海洋，而不是一片干枯的标本；是一位性感的姑娘，而不是干瘪的老太婆。历史是戏剧，是诗，是音乐。

◎时下通俗历史著作风行，你认为自己的作品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在何处？你所追崇的写作风格是怎样的？

有些读者称我的作品为“翻案文章”，称我的写作是“颠覆历史”。我想，他们不过是借用了这个熟悉的名词而已。事实是，愚蠢的、不近人情的叙述方式过于泛滥，因此，一个稍稍正常的声音听起来也许就更引人注意一些。如果说“颠覆”，我想，我颠覆的是接近历史的心态。我接近历史中那些“鬼”或者“神”时，并没有心怀恐惧，我坚信他们不过是“人”。

作为一个曾经被历史教科书折磨的学生，我经常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去考虑我的写作能否在传达见解的同时给读者带去阅读快感。因此，我的写作过程既是坚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过程，又是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讨好我的读者的过程。我坚信，面对“普通读者”，并不妨碍我写出有分量的好东西，或者说，更有助于我写出好东西。

“历史比小说更有趣”，我想做到的就是这一点。小说的细节毕竟要靠作者有限的生活经验和有限的想象力，因此站在现世的角度观察人性，只能看到一隅，而历史提供的细节则要丰富传神许多。可以说，历史就是上帝所写的一部小说，因此，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无疑会更震撼人心。

◎你认为从事通俗历史作品的写作是否还需要检索历史资料的过程，还是作者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积累进行臆断发挥？

虽然从事的是通俗历史作品的写作，但是你的写作一定要，或者说要竭尽全力做到提供史料的真实可靠。我的作品，结论也许让人感觉新鲜、另类，富于颠覆性，但我所依靠的是其可信度被经过严格考验的历史材料。

作为“非专业”的历史类读物写作者，许多探索当然是站在他人的研究成果上进行的。幸运的是，这几年来，我能越来越多地看到有性情、有风骨、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作品。许多优秀的作品对我都有帮助。同时，别人消化过的史料毕竟不能完全适合我的需要，我还不得不大量搜寻使用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中国历史史料的丰富是世界罕有其匹的。特别是大量野史的存在，给作者们使用史料带来了一定难度。所以，我在使用史料时分外小心。我每写一个人，会尽量收集到所有与他有关的史料，并把多种资料进行对比，从来不会使用那些涉嫌夸张、穿凿的小说化的野史，虽然也许他们对我塑造人物很有用处。

◎历史类书籍往往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偏向于枯燥乏味的学术论文，要么为迎合低俗的阅读欲望写成了野史秽闻，你认为怎样才能将历史写得既生动好看又有学术价值？

我一直十分尊重读者们把历史讲得轻松、好玩、有趣的要求。打个比方，历史事件在史书中已经被风干，成了脱水食品。我的努力就是给这些食品浇了一壶清水，让它们又一次翠绿可人。

与此同时，我还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这种“史识”不是指史书中那些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永远不要低估大众的需求品位，特别是不要低估这种需求的意义。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因为通过阅读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我们这个民族的坐标，更清楚地判明民族的前途。这不仅仅是“食肉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有责任为我们生活的共同体出谋划策。自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以来，我平均每天都要收到两到三封普通读者的来信。这些来信中，不乏认真、成熟的思考，有的思考成果让我深受启发。由此我认识到，因为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思想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由我们这些“业余写史者”用通俗的方式来传达“史识”就更加重要。我十分愿意做这样的事，也期待着读者与我进行认真的交流。

◎历史中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有两点。第一点，历史是人性展示的广阔舞台。就像莫言评论我的作品时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流露着天然的文学品质，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对人性和命运的关心”。我对人性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对人性感兴趣，其实就对自己感兴趣，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此时此地的自己。我爱读人物传记，喜欢琢磨遗传、文化、环境对人的塑造、性格与命运的影响。我对心理学也感兴趣，起源当然也是对自己的心理过程、心理结构的兴趣。我对历史剖析的一个重点就是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独特心理结构。在读明武宗的资料时，他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反叛让我感觉很过瘾，而他被置于那样一个扭曲的成长环境之下又让人对他深切同情。明武宗的心理历史很有代表性，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光绪皇帝和朱元璋也是同样。

正是因为对人性的复杂有着科学家般的浓厚兴趣，所以我喜欢历史。因为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不会有太多的大风大浪，经历过的事毕竟有限。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想象力也只能在经验的边界里飞翔，但是在历史里，人性却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

另一点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由历史塑造的。今天社会的所有问题，你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读历史，你分明会感觉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比如我们可以试举几个例子：

前些年，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创造，早在清代就已经想出了这个办法。这个“明白卡”在那时叫做“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定数，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这两年，全国许多地方的街头都建起了这样的宣传牌，内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头街口即都建有六谕卧碑，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天下百姓规定的“道德规范二十四字”：“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文化大革命”时，人称《毛主席语录》为“宝书”，全国兴起了背《毛主席语录》的热潮，各地纷纷召开讲用会。早在明代，朱元璋的语录式作品《大诰》就已经成为《毛主席语录》出现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被称颂为“臣民之至宝”。朱元璋曾命令全国人手一册《大诰》，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迹似于曾国藩的湘军军歌，《北京的金山上》旋律取自歌颂神佛的乐曲已久为人知。这种文化惰性之强大，有时候确乎使我对自己身处何地，身在何时，感到恍然。

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如果不读懂中国历史，你永远不会懂得中国现实。

◎近些年，你的兴趣似乎越来越从文学转向了历史？

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思想性和批判性。文学和社会现实已经脱节，变成了一些人自娱自乐的东西。说实话，我已经有很多年基本不读文学作品了。现在每一期《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很少有哪些读完了能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其原因是，部分作家的思想背景太苍白了。

相反，我越来越发现历史是我终生的兴趣。我大量阅读的是历史类、思想类书籍，而且越来越集中于两类，一类是一些优秀的学者的思维成果，比如秦晖等人的作品，非常具有穿透力，让你享受到极大的智力快感。另一种是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比如古人的日记、笔记。这些原生状态的史料记录了大量的复杂的生动的信息，这些信息如果经过那些能力较低的或者僵化的“历史工作者”加工过滤，可能就索然无味了。

可以说，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工作，思想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文学的作用。文学已经成了一具空壳。我想，这也是历史热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认为中国历史有什么与其他国家历史不同的规律吗？

中国历史的路一方面是自我循环，了无新意；另一方面则是忽东忽西，大起大落。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总是在“治”“乱”两极中变化。王朝初兴，开国皇帝废寝忘食，衣不解带，励精图治，百事兴举，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意志崩溃，不问朝政，一切陷入因循懈怠，腐败全面蔓延，百事荒废，天下大乱。作为这种状况的社会表征是，人口统计数字总是大起大落，大治之时，人口迅速增长；大乱之时，往往全国人口死亡过半。

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也往往是由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有人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理；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理。

近代以来也是这样。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就沿着一种两极跳跃的路向前发展：在试图全面西化的戊戌变法之后，马上迎来了极端保守的义和团运动，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接下来就是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的民国……

时至今日，中国仍然在沿着这种打摆子的方式一直走着。选择了革命之后，我们越来越快地以加速度左转，建成了世界上最平均的大国。在选择了建设之后，我们在十数年间，又几乎要成为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大国。从市场邪恶论一下跳到了市场万能论。

当时，文学刊物对这类历史题材的作品几乎是无法定位的，《当代》的一位老编辑在退稿时说：“你这个东西太长了，散文哪有这么长的？”

2005年前后，“历史热”逐渐升温。《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后，很快成为2006年图书市场上卖得最好的几本历史类作品之一。这本书写了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等七个人，从七个侧面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完整图像。许多读者说，这本书颠覆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有一段时间，每个星期我的信箱里都会收到陌生的编辑来信约稿。很多出版商甚至给出了出书前预付高额版税的承诺。与此同时，我在《当代》杂志开了个历史类文章的专栏。这在几年前是不能想象的，连主编也没有预料到那些读惯了文学作品的读者对这类作品如此欢迎。

在我看来，“历史热”是文化领域的一种必然。对历史阅读的需要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需。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因为历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追根溯源是每个人的本能，讲古叙旧是一种滋味浓厚的娱乐。当下“历史热”的兴起，其主要原因是“写史者”的非历史专业背景，通过他们的写作“大众”首次得到“历史写作者”的尊重。

这些写史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兴趣和浓厚的好奇心，见了什么都要大呼小叫，啧啧称奇。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

◎你在大众“历史热”中的角色，自己有过定位吗？

对历史阅读的需要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需。在美国，可以让公众完整地了解过去，但又没有因迎合大众而丧失史学写作的品质和品位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美国有两个奖项在历史学家圈中影响很大，一个是著名的普利策历史类奖，另一个就是历史悠久的班克罗夫特奖。美国有一种“公共历史学者”，英文称谓是Public Historians。公共历史学者本身也是学院派出身，受过严格和良好的专业学术训练。只不过他们面对的对象是大众和其他专业人士，他们讲的不是所谓的Popular History（大众史学），还是正经的、严肃的历史知识。我想，中国以后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目前，中国社会的这种需要，多是被“百家讲坛”和科班的或者自学成才的大众历史作者代替了。

目前的大众历史热潮中，存在以下几类作品：

一是吴思等人的“半研究性”写作。在目前的大众“历史热”中，我想我和吴思先生的共同之处可能会多一些，那就是我们都更多地关注历史的“启蒙作用”。大众历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埋藏在图书馆和学者书斋中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可供大众享用的公共文化产品。它应该带给公众一种新的观察历史的角度，激发起公众对历史的关注，并在一个广大的、比较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中国的现实。我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成果通过历史类作品传达给大众。

作为一个非学院出身的历史写作者，我认为自己对中国历史还是提出了一些有个性的看法。比如：对农民起义的判断。农民起义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教科书上说“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动力，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的两翼，是同一文化源头结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系，继继绳绳。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是以下功用：

第一是消灭人口，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人口增长提供空间。

第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关于农民起义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刘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贵族文化在大动荡中一次次受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的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

第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洪秀全建立的政权，其等级制度之森严为中国历代之冠。更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国这个农民自己的政权中，对官员和军人的惩罚措施居然有一条是“罚作农民”。由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专制程度最深的一个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带有明显的目光短浅、实用主义、愚昧落后的农民特征。那些为历代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富益贫的口号，追其源头，这些思想观念最初却是由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出来的，而不是造反的农民发明的。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暴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二是对中国独特性起源的思考。通过对中国上古文明的梳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专制制度不是秦始皇发明的，而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根源，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中国文化无法逃脱的宿命。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文明进化的不彻底与再次发育的艰难，是“中国特色”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保留积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征。就像一个缠着脐带长大的孩子，或者说像是一个背着蛹飞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别人早，可是发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彻底。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文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发育，而是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文明层次上。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转型的难度进行更准确的评估。

第二类是当年明月、易中天先生这一类。他们在轻松愉悦中普及历史，功不可没。这一类读者极其庞大。当然，易中天先生的许多作品也可归入第一类。

第三类是借历史热传达负面文化价值的作品。这很令人警惕。比如一系列帝王戏、历史剧，都是将当前现实中百姓关心的各种社会热点问题改头换面移植到剧情中，然后借用明君贤臣的力量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这些作品明显表现出对人治的好感，对权力的崇拜，对帝王权力的信任。希望康熙“再活五百年”，说汉武帝“燃烧自己温暖大地”，这是毫不掩饰的“文化献媚”。

应该说，在目前的文化环境下，坚持自己的作品中有正面的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有时并不见得是一件划算的事。我认识的一位非常火的历史畅销书作家就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你不坚持写得那么累，对你的个人发展会更有好处。

◎“历史热”还能热多久？

应该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培养起来的历史爱好者，对历史的兴趣也许会贯穿他们一生，现在才刚刚开始，会有更多好的作品出现。在很多国家，“历史热”是一直存在的，历史类图书经常会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我想，中国以后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