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诗经》，估计大多数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国风”部分颇引人入胜；“大雅”“小雅”也能助人对古代的种种祭祀活动多一些想象的依据；至于“颂”的部分，委实没甚意思，浏览几首，放书也罢。

全世界的古代，于诗歌中皆有“颂”的部分，古埃及、罗马、希腊在此点绝不逊于中国的古代。帝也罢，皇也罢，王也罢，只要他们有被“颂”的心思和要求，“颂”的文艺现象就会油然而生。

汉武帝要兴建天地祠，宠臣李延年便奉旨创作乐章，亲自演唱。仿佛颂天颂地，实则句句着意地颂武帝。武帝一高兴，又封了他一个新官职叫“协声律”，等于朝廷第一大音乐家，专抓全国“颂”的文艺的开展。

“颂”诗虽然没什么文学价值，但却有史学价值，可供当代人研究，古代是怎么实践礼乐制度、仪式的状态是怎样的。这种研究，不但可使古代文艺史更趋翔实，也有助于丰富今人对“封建”二字的全面了解。

对“颂”之文艺也要一分为二。有的皇帝极有自知之明，并不以为自己确是“真龙天子”，而且确使国泰民安成为了一个时期的事实——如古罗马的一位皇帝奥勒留，不但是皇帝，还被视为柏拉图之后的心灵哲学家。曾子所言的“吾日三省吾身”，他几乎也是那么做的；如中国汉时的孝文皇帝，三拒登基，当了皇帝是不得已之事。既然当上了，于是躹躬尽瘁；他亲自耕作，改革田赋，引导百姓振兴农业；他废除了以断人肢体、毁坏肌肤为惩罚手段的肉刑；他不仅自己衣着简朴，连对自己最爱的夫人也要求严格，不许她用带有绣花图案的布匹做帏帐……

偏偏像奥勒留和汉文帝这样的皇帝，特别反感对自己的歌功颂德。若民间产生对他们歌功颂德的文艺，肯定便是真情表达。奥勒留对人民的爱心对自己要求的从严是有证据的，古罗马史中有着较翔实的记载。汉文帝是否真的那样，无据可查，我们只有相信司马迁了——但愿他没骗我们。

胡适评《诗经》，对“国风”部分极为欣赏，对“颂”的部分十分轻蔑。

文艺之“颂”，若产生于民间与产生于文人笔下，情况每每大不相同。产生于民间的，可曰之为“自然表达”，产生于文人笔下的，多半是取悦创作。那样的文人，也多半是李延年之流。

《诗经》中体现家国情怀的，《载驰》最动我心。许穆夫人是卫宣公的女儿，许国国君穆公的妻子。北方游牧民族发兵进攻卫国，卫军全军覆没，卫国灭亡。许穆夫人听到这一噩耗，仅率小众随从，乘车风尘仆仆，日夜兼程赶往卫国。许穆公出于担心她的安危，派大夫们追赶，劝其勿往。而她意志决绝，一往无前，于是便有了《载驰》。

一般而言，男人只有一家一国。但女人不同，嫁入别国的女人，意味着有了两个家，两个国。任何一边国破家亡，都会使不冷血的女人肝肠寸断，正所谓手背手心都是肉。所以，《载驰》这种女性家国情怀的强烈表达，并且表达于马狂奔、车剧颠的途中，表达于被围阻力劝的情况之下，使文字具有跃然纸上的画面感、场面感和互不相让的对峙的冲突性。

“国风”部分收入了数篇女性题材的诗，证明《诗经》的编汇者们，在当时关注民生的眼是投向了女性的——这也可以说是古代的“文艺工作者”们的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即文艺自觉，文艺本能。

还要提一下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古代的文艺自觉肯定不够。他的心思太集中于古代是否有白话文学现象这一点了，因为他的写作初心更在于此。并且，他点评到《诗经》中的底层民歌现象时，批判的是相对应的文人文学，士大夫文学；这种概念，也是不严谨的。文人不都是士大夫，文人和文人是不一样的——“国风”中的诗，不都是文人润色、整理、编汇的吗？不是他们当时那样做了，今人又依据什么说长论短呢？正所谓，传唱者唱的是情，编汇者有拳拳心。

《氓》反映的是底层妇女的一己命运，小家悲哀；《载驰》反映的是战乱时期一国之“第一夫人”的族间亲情，国家命运，亦所谓天火遍野，人皆生灵，人皆刍狗。此亦是情，彼也是情；小亦家也，大亦家也——超乎阶级的同情，乃博爱也。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有此理念，一视同仁，难能可贵。

许多当代的《诗经》注释者认为——《载驰》的作者为许穆夫人自己。根据是，诗中频现“我”字。

窃以为，这是不对的。

该诗不可能作于许穆夫人出发之前，那与诗的内容不符；也不可能作于归来之后，时过境迁，情绪已变；更不可能作于被围阻的途中，哪来的作诗用具呢？须知当时还是竹简时代。是否是现场所唱呢？那也太秀了点，把内心想法直接说出来不是更符合常情吗？

卫国之亡，当时也算是“重大国际新闻”了，虽然传播方式落后，但因国与国间距离短，所以口口相传，也会很快成为“天下”尽知之事。而许穆夫人赴卫之举，肯定具有后续“新闻”性。也许，在其被围阻的途中，目睹了那情形的人便有一些，如脚夫饭妇、樵父猎户。那么，事情必然不胫而走。民间“文艺家”同情之，理解之，感动之，敬佩之，于是创作了《载驰》，以颂扬她的家国炽情——“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此种勇往直前的气概体现于女性，是足以令一切人发自内心地叹服的，于是不会纠缠卫国的“窝里斗”是多么令人嫌恶，它的亡有几分是自酿的。生于春秋时代的人，对于各国的“窝里斗”现象，早已司空见惯，麻木了。

《载驰》是那麻木中冲击人心的女性行为，故也可以说是“国风”中的绝唱。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正在成为文学新景观——毫无疑问，其端点非“国风”莫属。

苍生之“离骚”，民间之“史记”——此乃“国风”的不朽价值。至于“雅”“颂”的内容，完全留给专家学者去关注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