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毛泽东所言“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空隙而长期存在和发展”，还是陈诚说的“赣南山乡辽远，遂致更成化外”，都注意到了革命发展中的地域因素。确实，一个正在成长当中、尚处弱势的政治力量，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夹缝中求取生存、发展，有其不得不然之理，中央苏区的生存发展之路，离不开这一政治通律。

可以看到，在中央苏区生成的过程中，恰逢国民党内部先后展开蒋桂、蒋冯及中原大战，南京中央对远在赣闽边界的中共武装几无余力顾及，只能依靠地方部队尽力遏制红军的迅速发展，这是中央苏区初期得以迅速成长的最重要外部条件。中原大战结束后，南京中央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全面“进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领导下，先后击败国民党的数次“围剿”，显示了红军灵活机动战术的威力，而在这期间，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赣南、闽西独特的地缘政治也对“围剿”和反“围剿”进程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

1930年底到1931年5月，国民党军先后发动对中央苏区的两次“围剿”，均遭失败。连续两次败绩，使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1931年6月22日，蒋介石亲到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信重将领也首次出现于“剿”共战场。此时，苏区核心地域位于赣西南的东固地区，这也是前两次“围剿”国民党军的伤心地，而红军主力则在赣闽交界地区，“围剿”进攻方向在此两点中如何抉择，颇费思量。6月下旬，蒋介石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地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确定为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6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官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三军团、第四军团、第一路进击军、第二路进击军共7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三路进击军共7个师从吉安进攻；第十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当时报章报道：“赣省现有军队，合计不下二十万人。”[261]7月初，何应钦和陈铭枢部分别从南丰、吉安出发，采用“长驱直入”、“分路围剿”的战法，形成钳形攻势，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清剿”，捣毁苏区。

与国民党方面积极准备相比，红军方面当时多少显得有些放松。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判断：“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的可能。”[262]6月22日，在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已箭在弦上时，总前委一方面判断“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另方面又认为：

如果广东军去打长沙，而红军又不打抚州，则蒋自然也会先打广东的。因此目前我们不再向抚州逼。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部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263]

显然，红军对国民党军会如此之快发动第三次“围剿”缺乏充分估计，之所以如此，一是认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围剿”；二是注意到宁粤间爆发冲突的可能，判断此一形势势必影响到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

1931年2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蒋行动不断发酵，5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蒋通电，迫蒋引咎下野。5月28日，粤方以非常会议名义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内政争有向武力冲突演化的趋势。宁粤冲突发生后，由于有此前国民党内争予红军发展良机的先例，相当程度上使中共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惯于在国内政争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却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应付两广攻势同时，军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紧准备对江西苏区的围攻。蒋介石此举，初初看来，似涉行险，但细细分析，却有一石数鸟之效：大批部队南调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中共的“围剿”，又可防范两广部队北进，还可保持对广东的威胁，中共方面注意到，蒋介石计划在消灭红军后，“乘胜南进，攻打广东，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我们缴获敌军绝密命令和很多赣南、广东东北部军事地图，证明进剿军确曾有此意图”。[264]陈铭枢也回忆，他从两广出走经日本再到南京后，蒋介石告诉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265]

更重要的，此时展开“剿共”军事对蒋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形势大有裨益。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因逾越常轨，遭到各方怀疑、指责，政治上十分被动，急需制造事端，转移视线，如粤方发动后他在日记中所写：“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266]循着这一思路，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在其可谓亡羊补牢之举。的确，当时国民党内能够使各方无法反对的即为“剿共”，因此，当蒋出现在“剿共”战场时，粤方很难在其与中共作战时贸然北进，这等于蒋已经在政治上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所以此时发动“围剿”战争，成为蒋介石应付各方攻击的挡箭牌，在蒋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

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共武装而言，国民党内部争斗的走向和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对此自然会保持高度关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反“围剿”准备的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267]6月底，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将主力移向闽西开展群众工作时指出了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

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268]

这是说的不去触动两广这一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既不许，整个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269]避免威胁长江太甚，当然指的是尽可能不去触动蒋介石，这和前述总前委的分析是一致的。中共不想触动两广，甚至希望避免与南京正面相向，这种很容易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策略，实乃洞悉局势的高明之举。

只是，在当时的国共对垒中，中共毕竟是处于弱势和被动的一方，出牌的主动权握在蒋介石手里，而在蒋看来，中共乃是国内政争诸多棋子中比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么牌，并不会以中共的动向为转移。出于其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计，蒋介石在前一次“围剿”失败后一个月迅速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一对蒋而言主要是基于政治算计的决策，意外地却误打误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经验毕竟还欠丰富的中共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在军事上一度造成国民党方面有利的局面，后来毛泽东客观反省道：“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270]这应该是坦率而负责的总结。

由于中共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事先准备不够充分，形成反“围剿”初期红军仓促应战的局面。红军主力当时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红三军团在黎川、红四军在南丰、红三军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建泰地区，开辟新区、进行筹款，兵员补充和战争动员等主要任务均未有效展开。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后，整个根据地实际处于开放状态，而国民党军在左翼南城、南丰一带厚集兵力，又使红军难以由现地直趋赣西南老根据地，不得不绕道闽西南地区。

对红军主力此时滞留闽西北，国民党方面相当清楚，6月20日蒋已明确红军主力“向赣东闽北转移”。[271]7月2日，陈诚报告蒋介石黎川一带红军主力“有窜建宁、宁化之虞”。[272]正因如此，蒋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陈诚的第十八军及第六师等精锐部队放在这一方向，蒋本人也在此路亲自督阵。10日，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出发，绕道闽西地区千里回师赣西南老根据地。对红军的动向，国民党方面有相当掌握。7月11日，蒋介石日记载：“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击破一点，以摇动全局也。”[273]此所谓右翼，指的是相对南丰、南城、广昌左翼一线的吉安、富田、东固一线，这确实是中共主力准备集结的方向，证明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不是空穴来风。对于正在于都一带隐蔽待机的红军主力，国民党方面这时也有觉察，当时蒋的日记记下了其对红军动向的准确了解，7月28日日记明确写道：“知第六师已克黄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东固，则其所谓老巢者，皆已为我占领，惟其主力尚未击破，仍麇集于平安寨、马鞍石一带，乃必设法击破之。”[274]

如国民党方面所发现的，7月中下旬，红军主力向西北方向开动。7月22日到达于都北部银坑、桥头地区，7月28日，进至兴国高兴圩地区，在长途跋涉之后，进行短暂的休整。7月31日，朱德、毛泽东判断富田方面国民党军力量薄弱，指挥红军主力由兴国高兴圩地区向富田开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定先夺取富田、新安”，[275]试图在此打开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围剿”由西向东横扫的一幕。

但是，红军此次千里回师，目标太大，很难不被察觉，加之国民党方面拥有空中力量，更增添红军大部队隐蔽行动的困难。[276]长时间的长途行军，对红军保持战斗力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而红军的进军方向，虽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却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从容应对。因此，当红军发出进攻命令后，形势其实不容乐观。右翼赣西南地区，虽然不是初期国民党方面的主攻方向，却是其钳形攻势的落剪之处。30日，陈诚的第十八军主力由宁都开至龙岗一带，正“待命龙岗”，[277]随时可以向富田进发，十九路军更是在此蓄势已久。红军出动当天，国民党方面又侦得动静，作出一系列严密部署，十九路军和十八军这两支“进剿”军中最精锐部队分扼南北，东边有第三路进击军及正赶往兴国的第六、第九师，西边是赣江天险，红军大有堕入对方包围圈的嫌疑，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信心满满地表示：“据飞机报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万人由兴国经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进，来抄袭我十九军之侧背，幸发觉尚早，布置犹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严令六、九两师星夜进攻兴国，俾得夹攻，如能如计，则赣南赤匪或能于此一网打尽也。”[278]

面对危机，朱德、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当察觉富田一带国民党军已有严密防范时，红军立即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地区。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279]苏区中央局在稍后的电报中对此描绘简单明了：“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卒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280]8月5日，红军在对方重重大军中，采取中间突破方法，向其相对较弱尚未合围的东部突进，在国民党军相隔仅二十公里的空隙地带衔枚疾走、乘夜穿过，安全进到莲塘地区。红军向东突破后，战场形势为之一变。7日，红军在莲塘主动出击国民党军上官云相四十七师，迅速歼其两个团，接着又乘胜在良村追歼退却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莲塘、良村之战后，红军兼程东进，8月11日，一举突入黄陂，歼毛炳文部两个团。

在不利处境中，红军不但顺利摆脱，而且居然可以反戈一击，这在蒋介石心间蒙上浓厚的阴影，使其清楚认识到“剿共”必须要付出的重大代价。8月10日，他在日记中计划今后作战应“注重据点，不多追剿，俾得节省兵力，免得疲于奔命也”。[281]黄陂战斗后次日，蒋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因此，他调整今后的计划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282]显然，其进剿信心已严重动摇，不再期望迅速“剿灭”红军。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快而剧烈地修改其“进剿”思路，军事上的挫败及“剿共”遇到的困难自是直接诱因，在第一线实地接触中共后，其对红军原来多少存有的轻视心理终于一扫而空，意识到解决红军绝非一朝一夕所可致。更重要的，正如他发动“围剿”与政治需要密不可分一样，其思路改变和国内政治形势也息息相关。无论表面唱出多少高调，蒋内心其实很明白，此时对其最高统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胁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内部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实力派。就蒋而言，如果能在“剿共”战争中轻松取胜，形成在国内政争中的重大加分因素，自然求之不得，但如付出实力代价又并无多大进展可能，则一定要细加掂量。所以，虽然蒋在接到两广方面诋其“剿共”不力讯息时大声喊冤：“闻粤伪府已下讨伐令谓余联共，谓余剿匪不力，呜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诬陷人过至此者乎！”[283]但两广方面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未必纯为诛心之论，同样的怀疑处处可见，即连他的亲信部下陈诚对其态度似也并无把握，“围剿”期间曾在家书中说到，对中共“如能继续追剿，不出一月当可根本肃清。惟不知中央能具此决心否？”[284]

8月上中旬，蒋介石对红军基本是围而不攻，其中原因，固有对红军战斗力惧怕的因素，更有怕与红军作战实力受损影响其应对广东进攻的担心，同时国内政局不明，蒋自身进退出处难定，红军的存在对其也实在难言祸福。此时，宁粤冲突日渐激化，粤方扬言北进，北方石友三及阎锡山、冯玉祥动作频频，都令蒋介石颇为头疼。8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285]20日日记记有：“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286]又到了蒋通盘考虑抉择的时候了。红军方面，虽然莲塘、黄陂两役红军取得歼灭战的胜利，但总体上的被动态势尚未彻底改变，当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转向东面的黄陂，密集接近包围红军，红军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苏区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来，红军“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刻”。[287]

8月底，形势再变，因蒋介石恋栈不肯下野，粤方动员日急。9月1日，粤桂联军下入湘动员令，并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9月4日，南昌行营决定大规模收缩兵力，“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288]国民党军开始全面的战略收缩。

当蒋介石选择在“剿共”战场全面退却时，对粤方的布置却在加紧展开。9月12日，蒋介石通过同桂系李、白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桂，嘱其告粤桂方面自己愿意下野：“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强迫方式，更易进行”。[289]粤方收到蒋介石的示意后，随即将部队后撤。9月17日，陈诚写道：“昨接各方情报，粤逆已撤兵……闻总司令明日可抵赣，此后或先行讨逆，或继续剿匪，均待总司令到达后方能决定。”[290]陈诚的疑问，在次日蒋介石的日记中有明确的答案：“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暂停“剿共”军事已成定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291]这是蒋日记中罕见的自曝阴谋的一段，别具意味，透露出其对粤方承诺的所谓下野纯属缓兵之计，真实意图是准备以陈铭枢十九路军和陈诚十八军南下钳制广东，再演一出假意下野、武力拥戴、迫粤就范的好戏。显然，蒋介石对付党内纷争比对付中共更有办法，而他9月18日的重返江西目标已不在中共而在粤方。

在蒋介石预定的这场戏中，衔命准备南下的陈铭枢是唱红脸拥蒋的绝对主角，不过，蒋介石不会想到，此前不久，陈铭枢正跟邓演达联系，“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占领东港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292]虽然邓演达被捕后，此事未再进行，但此时提出十九路军南下潮汕，不排除是陈铭枢为实现自己计划耸动蒋介石作出的决策。如果不是九一八事变终止了这一切，这场戏真不知该如何收场。

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是在国民党内部再一次发生严重分裂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相对中原大战前，这次分裂没有演变为宁粤双方的军事冲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终存在。冲突刺激了第三次“围剿”的迅速展开，并意外造成国民党军有利的形势，但也严重影响着蒋介石的“进剿”决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选择保存实力。这其中的曲折变化，非常鲜明地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红军存在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内部的冲突：“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293]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进程与国民党内部的震荡离合密不可分，这事实上也是观察国共“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始终不能忽视的基点。

由于指挥者对自身优势的善加运用及战争决策中的天才表现，中共方面第三次反“围剿”涉险过关，结局堪称圆满，但也存在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反“围剿”期间，红军损伤“约六千人”，[294]这对于总数仅为三万人的红军来说显得大了一些，如果没有宁粤冲突的因素，红军独力打破“围剿”的难度应可想见。从第三次反“围剿”的经过可以看出，其成败常在一线之间，内线的根据地内的作战虽然有地利人和的优势，但在国民党军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压迫下，充分发挥的可能性已经受到相当制约，单纯依靠大胆、灵活的指挥其实也隐含着失手的巨大风险。所以，毛泽东后来说：“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295]这既是针对第三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内部整合加强，红军作战环境更为艰难而言，同时也应是大战之后的有感而发、经验之谈，论史者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苏区地域有限，资源不足，面对国民党军的压迫，可主动选择余地不大。国民党方面如利用其整体优势，对苏区采取封锁政策有一矢中的之效。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国民党方面从中共被俘人员口供中获悉：“匪区内除瑞金一县有少数货物买卖外，在他各县荒凉万分，若我中央能以此时一面给予政治上之宣传打击一面施坚壁清野封锁外物运入，则不出一年，不打自灭。”[296]这确非危言耸听。准备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已经针对红军这一弱点，指示派出的宣传人员：“调查敌人所需要的东西，如同盐的来源等。现在匪区都给我们包围了，如果过一两个月不许使他们和外面交通，那他就没有盐吃了。”[297]随着战争的进行，蒋这一想法不断强化，围困红军的设想在其日记中时常出现，虽然这其中不无拖延“剿共”的政治用心，但并不妨碍其在蒋思想中留下印迹。国民党、蒋介石所作的如上诸种转变和思考，为其第五次“围剿”期间实行对苏区的持久消耗战略埋下了伏笔。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41～242页。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0年8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278页。

[3]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412页。

[4] 《中共中央特派员涂震农报告纪要（1930年6月）》，油印本。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0年8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278页。

[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6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175页。

[7] 《少山（周恩来）同志关于反立三路线问题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1930年12月1日）》，抄件。

[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396页。

[9]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29页。

[10]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31页。

[11]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56页。

[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年3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200页。

[13]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1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323页。

[14] 关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名称，有关论著多采用“临时中央”的提法，严格说，这一名称并不准确。由于中共不能公开活动等多种原因，自1928年六大后，中共党的代表大会未按期举行，六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一直延续到1945年七大。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六大的中央委员会曾经在领导体系上发生动摇，“临时中央”的说法不能获得合理的根据。现在通常所谓“临时中央”，实际是指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向忠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捕，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紧急改组，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应该指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只是相对中央领导机构而言，不能放大到中共中央这一概念，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当时中共中央使用过“临时中央”这一提法。而且，即就临时中央政治局而言，其组成后报请共产国际批准，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批准中共关于临时中央局组成人员的提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92（Б）号记录（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65页）在当时状况下，这意味着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合法化，所以此后共产国际文件不再使用临时中央政治局，而是直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04（Б）号决议（1931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83页）对此，博古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到，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转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52页）盛岳也回忆：“在它管事期间没有人把它当成临时机构，它也没有用临时中央名义下发文件。大家都把它当成中央，它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共产国际也确实承认它是中央。”（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第271页）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举行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四中全会后组成的政治局完成其历史使命。

[15] 《王明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32年11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253页。

[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第284号记录（1932年12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253页。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54页。

[18] 《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196页。

[19]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166页。

[20]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第100～101页。

[21]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第255页。

[22]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76～77页。

[23]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77页。

[24]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95页。

[25] 毛泽东：《新形势与新任务》，《红色中华》第97期，1933年7月29日。

[26] 《在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1945年3月1日。

[27]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344页。

[28] 《大龙坪附近战斗详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20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1991，第126页。

[29] 《杨尚昆回忆录》，第214页。

[3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82页。

[31] 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230页。

[3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第185号记录（1931年10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41页。

[33]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672页。

[34] 《东北政治委员会致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电（1931年7月6日）》，日本外务省记录A.6.1.0.5，转见鹿锡俊《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5] 《刘尚清致张学良等电（1931年7月9日）》，日本外务省记录A.6.1.0.5。

[36] 《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1次会议记录（1931年9月30日）》，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6页。

[37] 《王明致任弼时并转毛泽东信（1945年4月20日）》。

[38]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红色中华》第48期，1933年1月28日。

[39] 上海中央局：《斗争》第44期，1933年6月10日。

[40] 《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中国出版社，1938，第306页。

[41]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第362页。

[42]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王明言论选辑》，第325页。

[43]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王明言论选辑》，第364页。

[44]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王明言论选辑》，第371页。

[45] 转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第66页。

[46] 转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第69页。

[47] 《李竹声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4年3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101页。

[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67号记录（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103页。

[49]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王明言论选辑》，第370页。

[50] 王明：《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王明言论选辑》，第411～412页。

[51]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1932年10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217页。

[52]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105页。

[53] 毛泽东：《兴国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0页。

[54] 忠发：《中央政治局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6页。

[55] 《上杭县概况初步调查》，《统计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3月。

[56] 林诗旦、屠剑臣：《龙岩之土地问题》，龙岩县政府编印，1943，第69～70页。

[57] 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江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1941，第108页附表。

[58] 《鄱阳党团工作报告（1927年11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58页。

[59] 丰城、清江、新干三县特派土地督察员报告，1933年12月22日《江西民国日报》。

[60] 安远、寻乌、信丰三县特派土地督察员报告，1935年1月23日《江西民国日报》。

[61] 《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收复区土地处理督察处报告》，国民政府军委会南昌行营第二厅《军政旬刊》第37、38期合刊，1934年10月31日。

[62]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18页。

[63] 《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报告（1929年6月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一），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印，1987，第209页。

[64] 《丽水县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1952，第182页。

[65] 《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编印，1953，第124页。

[66] 《湖北二十个典型乡调查材料之一》，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编印，1951，第3页。

[67] 《浙江农村土地关系变化情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5～6页。有意思的是，该文一开始就判断在抗战前到解放前的十余年中，浙江农村呈现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土地所有权集中到少数剥削阶层的趋势，但其所举两例一是本例的地主、富农占有率有所减少，另一例地主、富农占有率稍有增加（2.38%），似乎并不足以证明其论点。

[68] 郑林宽、黄春蔚：《福建省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下），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第927页。

[69] 《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17页。

[70] 方志纯：《南康樟木乡分村深入斗争经验》，《江西省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编》（上），江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1954，第205页。

[71] 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有时具体调查和结论本身就相互冲突，如江西宜春一个村的调查显示，该村地主占地18.98%，贫农人口占58.4%，占地45%，贫农占地比例应是较高的，但其结论却是“占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却无田耕种”。见马成礼《江西省袁州专区农村情况调查》，1950年7月17日《长江日报》。

[72] 王日根：《清代前期福建地域间基层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出版社，2000，第162页。

[73] 孙淑芸访问黄易稼记录，江西瑞金，2004年5月31日。此外，在江西大部分地区，小地主占绝对多数。江西5个土改重点乡2879户中，被定为大地主的有17户，占地数量仅为百亩以上。而占地50亩以下的小地主占到地主总数的70.8%。见《五个一类乡调查情况综合》，江西省土委调研科编印，1952，第1页。另外，应予说明的是，这些无地主村反映的是自耕农占绝对优势的状况，而不是另一种“无地主村”显示的村外地主集中占地状况。

[74] 其实，这种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状况在当时东南农村如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广泛存在。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的调查注意到当地土地占有“分为两层，即田面和田底”（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第126页），而江苏常熟“全境大都是这样”。且由于地主衰落，使用权出卖后“往往无力赎回，佃农也常藉此刁难地主”（《调查日记》，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第83页），所有权权益大幅贬值。1930年代后期及1940年代，使用权价格常常高于所有权，地主对土地的控制受到很大限制。

[75] 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1950年9月3日《江西日报》。稍后江西的调查结果仍显示，解放前夕地主、富农、公田占地“一般多的可达40%，少的15%至20%（苏区）”（张日震：《江西土改试点工作情况》，《中南土改简报》第4期，1950年12月），和刘俊秀的结论无实质差距。然而该调查材料一开始就声明：“对各阶层的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过去的认识是有偏差的。过去估计地主、富农、公田只占土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但如上文所示，调查的最终结论实际和这一估计并没有区别。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显现的心态，在当时的调查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事实和理论间的落差造成调查者相当程度的困惑和不安。

[76] 张根生：《中南区各省农村社会阶级情况与租佃关系的初步调查》，《新区土地改革前的农村》，人民出版社，1951，第26～28页。1930年代也有调查认为江西“大地主绝少，百亩以上者仅千分二三，十亩不足者，占百分之七十四，可证明农场面积之狭小，与土地之过细分割，同时可确知本省绝无土地集中之现象”。见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2种，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第84984～84985页。

[77] 如一份关于常熟的调查报告发现这里“有五亩及十亩以下者，占全农户百分之七十一，而所得耕地仅百分之四十四，在四十亩以上的农户，仅占百分之三，所得耕地反占百分之十九”，对此，作者认为“其分配非常不均”。见余觐如《常熟农村现状调查》，上海1934年10月10日《大晚报》。

[78] 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8页。

[79] 《安庆专区农村土地关系》，《安徽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1952，第30页。

[80] 该调查中，占地在10～20亩的农户有5户被定为贫农，即使以平均人口达到5人的较大值计算，其人均土地占有量也在2亩以上，一般而言，这样的农户多被视为中农。参见《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第413～424页。

[81] 《龙岩教育之观察》，《福建教育周刊》第212期，1934年11月19日。

[82] 《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1934年）》，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印，1986，第269页。

[83] 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1950年9月3日《江西日报》。

[84] 《长汀县土改前后各级层土地占有情况表》，《长汀县志》，三联书店，1993，第125页。

[85] 《土改前后各阶层占有土地、山林情况统计表》，《建宁县志》，新华出版社，1995，第111页。

[86] 方志纯：《南康樟木乡分村深入斗争经验》，《江西省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编》（上），第205页。

[87] 《土地改革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1952，第2页。

[88] 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1950年9月3日《江西日报》。

[89] 方志纯：《南康樟木乡分村深入斗争经验》，《江西省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编》（上），第205页。

[90] 《长汀县土改前后各级层土地占有情况表》，《长汀县志》，第125页。

[91] 《安庆专区农村土地关系》，《安徽省农村调查》，第30页。

[92] 《七保村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福建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1952，第69页。

[93] 《南塘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福建省农村调查》，第61页。

[94] 《二十二个村（保）各阶级（层）占有耕牛情况表》，《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89页。

[95] 《七保耕牛占有情况表》，《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9页。

[96] 《江西九江县石门乡解放前的社会情况调查报告》，《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46页。

[97] 《湖南桂阳县樟市乡解放前的政治经济情况调查》，《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37～38页。

[98] 《中共致安徽函（1927年8月25日）》，《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第168页。

[99]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45页。

[100]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54页。

[101] 《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1932年12月）》，《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册，第302页。

[102]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54页。

[103]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54页。

[104] 张闻天：《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斗争》第15期，1933年6月15日。

[105] 《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193页。

[106] 黄道炫：《盟友抑或潜在对手？——老区土地改革中的中农》，《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07] 《江苏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6页。

[108] 《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第4～5页。

[109]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45页。

[110] 《陈诚等呈收复地土问题亟待解决请迅予布告》，《军政旬刊》第32期，1934年8月31日。

[111] 《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第4～5页。

[112] 《福建省共有田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09页。

[113] 《长汀县土改前后各级层土地占有情况表》，《长汀县志》，第125页。

[114] 《土改前后各阶层占有土地、山林情况统计表》，《建宁县志》，新华出版社，1995，第111页。

[115] 《福建省共有田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09页。

[116] 《晋江县侨区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02～103页。

[117]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59页。

[118]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05页。

[119] 《石城县B乡土改前各阶层土地占有统计表》，江西石城县档案馆藏，转见何朝银《革命与血缘、地缘：由纠葛到消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68～169页。

[120] 《石城县C乡土改前各阶层土地占有统计表》，江西石城县档案馆藏，转见何朝银《革命与血缘、地缘：由纠葛到消解》，第170页。

[121] 《瑞金县六个区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一览表》，《瑞金县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32～333页。

[122] 《会昌县各阶层土改前后土地占有情况表》，《会昌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第210～211页。

[123] 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1950年9月3日《江西日报》。

[124] 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第267页。

[125] 《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68页。

[126] 《江苏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6页。

[127] 《晋江县侨区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02～103页。

[128] 《余姚县南留乡第十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11页。

[129] 《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68页。

[130] 《福建省共有田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17页。

[131] 《高淳县双桥乡祠堂、神会土地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46页。

[132] 《贵池县齐山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34页。

[133] 《芜湖县十里区杨埠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69页。

[134] 《无锡县荡口镇义庄田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62页。

[135] 《视导南城县教育报告》，《江西教育》第8期，1935年6月1日。

[136] 《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四个月（一月至四月）工作总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151页。

[137]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138] 《土地问题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332～333页。

[139]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06～112页。

[140]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9页。毛泽东这里指的虽是井冈山地区，但其和赣南、闽西相隔不远，同属山区，有相当的一致性。

[141] 姚莹：《上汪制军书》，《皇朝经世文编》卷23。

[142] 乾隆《赣县志》卷1《风俗》。

[143] 同治《会昌县志》卷11《风俗》。

[144] 赵可师：《赣西收复区各县考察记》（三），《江西教育旬刊》第10卷第4、5期合刊，1934年7月11日。

[145] 章振乾：《闽西调查日记》，《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政协福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6，第16～17页。

[146] 陈宏谋：《寄杨朴园景素书》，《皇朝经世文编》卷58。

[147] 赵可师：《赣西收复区各县考察记》（四），《江西教育旬刊》第10卷第8期，1934年8月11日。

[148] 《晋江县全县概况》，《福建县政》第2卷第2期，1937年2月15日。

[149] 关于围屋和乡村聚落的研究可参看饶伟新《明清时期华南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150]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1《风俗志》。

[151] 道光《兴国县志》卷11《风俗》。

[152] 光绪《信丰县志》卷1《舆地·风俗》。

[153] 魏禧：《万氏宗谱叙》，《魏叔子文集》（上），中华书局，2003，第445页。“宁都三魏”，清初江西宁都散文家魏禧、魏际瑞和魏礼的并称。

[154] 《佩佩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157页。

[155] 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风土》。

[156] 光绪《瑞金县志》卷11《艺文志》。

[157] 乾隆《长宁县志》卷3《志政·风俗》。

[158] 赵可师：《赣西收复区各县考察记》（四），《江西教育旬刊》第10卷第8期，1934年8月11日。

[159] 曹乃疆：《江西高安靖安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1种，第85565页。

[160] 曹乃疆：《江西高安靖安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1种，第85568页。

[161] 《南康县志》卷六6《社会·风俗》，1936年编印。

[162] 王澄霄：《重游赣南记》，广州宏艺公司印行，1927，第16、20页。

[163]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8～19页。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下的天下太平其背景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匮乏，所谓安定是在极低极简单的生活水平下实现的。

[164] 《江西省粮食志资料长编》，江西省粮食局编印，1991，第47页。

[165] 《清末及民国时期全省输出大米数量表》，《江西省粮食志资料长编》，第376页。

[166] 《1953～1988年各地市（平价）粮食纯调拨数量表》，《江西省粮食志资料长编》，第363页。

[167] 《中共福建省委关于闽西政治经济状况与今后工作方针的决定（1929年3月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58页。

[168] 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第115页。

[169]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第252、256页。

[170] 《中共永春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决议案（1928年9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册，第44页。

[171] 民国《龙岩县志》卷21《礼俗志》，《中国方志丛书》第8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第201页。

[172] 《蔡协民关于惠北对敌斗争情况给厦门中心市委的报告（1932年3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册，第136页。

[173] 《黎川梅源概况》，《汗血月刊》第1卷第4期，1934年4月20日。

[174]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175] 《赣西南区直属县土改运动初步总结》，《江西省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编》（上），第456页。

[176] 《蒋会长对新运工作之指示》，《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第4期，1935年1月1日。

[177] 〔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中华书局，2008，第313页。

[178] 阙维枚：《密溪记》，同治《瑞金县志》卷14，转见曹春荣《社区记忆：客家人的黏结剂与助推器》，未刊稿。

[179] 蒋经国：《勇敢的来改过！来改过！》，《赣县县政府公报》第16号，1943年5月20日。

[180] 《政治方面产生之拉夫罪恶与军队方面偶发之事件真是罄笔难书》，《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台北，“国史馆”，2006，第43～44页。

[181] 李奋：《福建省田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种，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7，第2952页。

[182] 熊漱冰：《江西田赋问题》，新记合群印刷公司，1932，第47页。

[183] 《江西省八十一县丁米征收数额表》，《江西省粮食志资料长编》，第8页。

[184] 《县政调查统计·江西省》，《内政调查统计表》第22期，1935年6月。

[185] 《县政调查统计·福建省》，《内政调查统计表》第21期，1935年5月。

[186] 陆军第14师特别党部：《社会调查·黎川概况》，《汗血月刊》第1卷第2、3期合刊，1934年2月20日。

[187] 《各省田赋调查》，《农情报告》第1卷第12期，1933年12月1日。

[188] 李奋：《福建省田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种，第2945页。

[189] 《县政调查统计·江西省》，《内政调查统计表》第22期，1935年6月。

[190] 《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收复区土地处理督察处报告》，《军政旬刊》第37、38期合刊，1934年10月31日。

[191] 《电赣湘鄂豫皖苏浙冀各省政府主席及上海市长为依据粮食会议议决限制田赋附加案仰确实查报（1933年11月5日）》，《军政旬刊》第4期，1933年11月20日。

[192] 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种，第45207～45208页。

[193] 《闽西汀属八县赋税简表（1926年）》，《闽西农村调查日记》，《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第175页。

[194] 《江西省民政厅厅长朱怀冰巡视丰城县行政概况调查表》，《军政旬刊》第7期，1933年12月20日。

[195] 《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收复区土地处理督察处报告》，《军政旬刊》第37、38期合刊，1934年10月31日。

[196] 《永安县全县概况》，《福建县政》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15日。

[197] 《晋江县全县概况》，《福建县政》第2卷第2期，1937年2月15日。

[198]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199] 《沙县国省地赋税一览表》，《福建县政》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15日。

[200]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201] 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种，第45243页。

[202] 湖南省政府秘书处第五科：《湖南省农民生活概括及积谷储量表（一）》，《统计月刊》第2卷第2、3期合刊，1937年3月。

[203] 《县政调查统计·湖南省》，《内政调查统计表》第20期，1935年4月。

[204] 《永安县全县概况》，《福建县政》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15日。

[205] 参见《上杭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第4页。

[206] 《省议会宣布蔡成勋祸赣罪状》，《蔡成勋祸赣痛史》，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1924，第55页。

[207] 李奋：《福建省田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种，第2953页。

[208] 《福建邵武社会调查》，《党务周报》第1卷第33期，1934年11月19日。

[209] 《江西共党如此猖獗不能不归咎于诸党棍军阀官僚土劣》，《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第38页。

[210] 《福建纸之出产》，《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第21期，1935年9月15日。

[211] 国民政府军委会南昌行营第二厅：《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212] 《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

[213] 参见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二十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96页。

[214] 《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

[215] 《中国农村衰落之原因与其救济方法》，《申报月刊》第1卷第4号，1932年10月15日。

[216]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217] 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种，第45255～45259、45273～45274页。

[218] 陈颖光：《福建粮食统制之研究》，《闽政公余非常时期合刊》第2期，1937年9月20日。

[219] 《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第43页。

[220] 《福安县南塘保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65页。

[221] 《瑞金人民革命史资料》，第7页，瑞金市档案馆藏档28-10-8。

[222] 林桢祥：《剿匪中间杂记》，《福建县政》第1卷第6、7期合刊，1936年12月15日。

[223]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展望出版社，1989，第166页。

[224] 《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收复区土地处理督察处报告》，《军政旬刊》第37、38期合刊，1934年10月31日。

[225]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4页。

[226] 《惠安县后楼村盐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79页。

[227] 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第92页。

[228] 《兴国县第三区崇贤乡召集保长及妇女保队长和各士绅会议议事录（1939年7月20日）》，江西兴国县档案馆藏档131/2-11-1/97。

[229]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7～18页。

[230] 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专题访谈·王楼村祝永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500页。

[231] 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上海申报月刊社，1935，第26页。

[232] 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2种，第84988页。

[233] 徐天眙：《闽北农村社会分化之一形态》，《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414页。应该说明的是，该文作者认为农民对购置土地缺乏热情有利于地主的土地集中，其立足点是地主可以避免普通农民应该承受的负担，但实际上除一部分拥有政治权力的地主外，许多资料显示，大部分地主在这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是有限的。该文呈现的事实和其由此推理得出的结论间难以统一，显得牵强。曾任浙江省主席、本身家庭也是地主的黄绍竑就谈道：“民国以后，政治军事上得势的地主，他们得来的钱，大都在商业上谋发展，或存放在外国银行里，因为那时地租的收入有限，在地方上发展已成末路了。”见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华书局，1979，第26页。

[234] 《在赣欢宴各界之演说》，1931年2月26日《江西民国日报》。

[235] 1950年江西28村的调查显示，原苏区12村地主、富农占地21.16%，贫农29.35%；游击区9村地主、富农占地31.96%，贫农占地17.6%；白区7村地主、富农占地37.95%，贫农占地19.5%。见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1950年9月3日《江西日报》。固然，土地革命给苏区村土地占有比例以一定影响，但根据多方面材料看，其在江西影响较小，一般不应超过5%。

[236]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25页。

[237] 以湖北黄、麻地区为例，有关报告提到，黄安东南部大地主较多，“更易推行改良政策”，“已有办到减租减息，甚至有不敢而且不愿回乡的大地主把土地、房屋几乎送给自己的雇农、佃农，名义上是请他们代为管理着，但实际已经从没有过收租、收息的一回事了”；相反，黄、麻其余地区“都系中小地主，最缺乏改良政策的物质根据”。见《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28页。上海南汇横港村龚野囡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见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横港村龚野囡》，第369页。

[238] 《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收复区土地处理督察处报告》，《军政旬刊》第37、38期合刊，1934年10月31日。

[239] 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第12页。

[240] 南汉宸：《财经工作的几个基本方针》，《斗争》第4期，1947年11月30日。

[241] 《CY湘南特委××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7月20日）》。

[242] 李六如：《各苏区土地问题——1944年3月在延安杨家岭学习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时间不详，第13页。

[243] 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27～1930年春）》，《黄麻起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第107页。

[244] 《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印，1986，第138页。

[245] 《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印，1981，第320页。分浮财以启发群众参加运动的办法直到1940年代末的土改时期仍为中共所使用，茹志鹃记载：“浮财多，对工作是有不可否认的帮助，但主要是为了分地。浮财也是为了通过它，而来唤起群众对地的热情……对群众说来是应该通过这来组织，来加强，穷坑要用田来填。”见《茹志鹃日记》，《十月》2000年第4期，第64页。

[246]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8月2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1986，第127～128页。

[247]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120页。

[248] 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

[249] 《两个农民积极分子的思想发展·杨春生自述》，《农村调查资料之一·奉天屯的调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编印，1947，第20页。这段调查虽然出自东北土改时期，但农民卷入革命的心态具有普遍意义。

[250] 张思曾：《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1934年11月24日《益世报》。

[251] 刘长风：《苏维埃女工的话》，《红色中华》第159期，1934年3月8日。

[252] 《兴县五区石门庄错订成份与改正和退财物的经过》，《土改通讯》第10期，1948年3月25日。

[253] 〔美〕韩丁：《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第421页。

[25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52～653页。

[255] 《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35页。为推动农民革命，中共初期在某些地区的暴动中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如负责人说同志及群众的房屋烧了，没有屋住了，便会出来革命。”见《夏尺冰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1928年9月5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第31页。

[256] 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50页。

[257] 《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9页。

[258] 《中央巡视员贺昌给龚楚兄转玉阶、润之及四军军委信（1928年11月6日）》，《贺昌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第174页。

[259] 黄仁宇：《黄河青山》，张逸安译，三联书店，2001，第291页。

[260]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第16～17页。

[261] 《剿赤军各路布置完妥》，1931年6月28日《申报》。

[262] 《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兴国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90，第151页。

[263] 《总前委第九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2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58～159页。

[264] 郭化若：《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2页。

[265]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70页。

[266]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下同。

[267]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1页。

[268] 《毛泽东致以栗、震林等同志信（1931年6月28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1991，第41页。

[269] 《毛泽东致以栗、震林等同志信（1931年6月28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第41～42页。

[270]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3页。

[271] 《蒋介石致何应钦、熊式辉电（1931年6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第373页。

[272] 《陈诚电蒋中正何应钦黎川匪以朱德彭德怀为主有窜建宁宁化之虞该路军拟向黎川搜匪主力攻击并规定各部行动等（1931年7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档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088。以下所引该档案出处略。

[2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11日。

[274]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8日。

[275] 《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1931年7月31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220页。

[276]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苏区中央局谈到国民党空中力量的影响：“敌飞机轰炸威力颇大，一年来我军被其损伤者近千人。侦察亦有相当作用。”见《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9页。

[277] 《何应钦电蒋中正据陈诚电军情近况现待命龙冈急候钧令指示进止（1931年7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184。

[278]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31日。

[279]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9页。

[280]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7页。

[281]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0日。

[282]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2日。

[283]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8日。

[284] 《现社会之不满军人实无怪其然即我自己亦时有此种感想（1931年9月12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第67页。

[285]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6日。

[286]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0日。

[287]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7页。

[288]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第262页。

[289]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2日。

[290] 《粤逆已撤兵一时或不致动干戈（1931年9月17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第69页。

[291]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8日。

[292]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1年重印，第55页。关于蒋介石与陈铭枢关系，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论之甚详，可参阅。

[293]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294]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8页。

[29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374页。

[296] 李一之：《剿共随军日记》，第二军政治训练处，1932，第131页。

[297] 蒋介石：《剿匪铲共宣传的种类及方法》，《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台北，“国史馆”，2004，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