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蒋介石与陈诚关于进攻路线的讨论

蒋介石发起第五次“围剿”，初期进攻重点放在江西方面，以广昌、石城、瑞金这一直通苏区中心区的进攻路线作为主攻方向。福建事变后，随着国民党军第二路军大批进入福建及红军主力一部分向福建进军，国民党方面在主攻方向上有过动摇。

1934年1月初，鉴于福建事变后国民党军在福建进展顺利，红军北出永丰地区的行动又不顺利，中革军委改变将红一、三军团组建为西方军的设想，决定加强福建方面兵力，牵制国民党军在福建的军事行动，命令红三军团进兵福建。红三军团入闽后，主动出击，很快于11日包围闽西沙县县城。同时，红七军团也从泰宁南下配合行动。红军首先打败了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四师，取得第二次入闽的初战胜利。25日，攻占沙县，毙伤敌军700余人，俘虏1300余人。红军的行动，引起蒋的很大不安，1月中旬，蒋要求第三路军以主力进军福建建宁，强调：“福州不难收复逆军必可在兴化海滨为我全部解决，我北路第三路军主力应即设法迅占建宁或泰宁，并限本月杪达成任务。”[230]同时以一部留守现地，再将“第三十六军速向西移，以第四军、第三十六军、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编为一路，向沙溪、龙岗进展”，[231]对兴国方向保持警戒并相机发动进攻。由于第三十六军辖第五、第六、第九十六3个精锐师，主力东开，三十六军西移，将使第三路军形成东、中、西三个兵力点，造成严重的分兵局面。对此，陈诚提出意见：“第三十六军不必西移”，认为该军“一时难以抽调，俟第三路军主力占领建宁后，该军可推进至康都，协同完成南丰康都建宁封锁线，并相机策应主力，向广昌进展”，坚持以广昌为主要进攻方向。同时，陈不赞成由龙岗一带向兴国进兵，表示部队“只能推进至富田，如向兴国进展，由泰和经沙村为妥”。[232]对此，蒋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陈的建议，指示顾祝同：“预定三十六军及四十六师、十三师将来之进展计划均照所拟办理。”[233]改变了原来的分兵计划。

1月底，鉴于福建境内对十九路军的战事已基本结束，红军虽有攻占沙县的动作，但以入闽部队对付之，应该可保无虞，陈诚致电蒋介石，建议第三路主力部队留在江西境内，巩固黎川东南战线：

樟横村为黎川通建宁之咽喉，西城桥为南丰入建宁之孔道，两者均为伪赣闽省苏之中心区域，实匪必争之地……军为巩固后方并节约兵力起见，拟先进占西成桥，构成石沟圩西成桥樟村间之封锁线，将钟贤东坪西坪一带守兵推进接守，届时取建宁或入广昌均较为易。[234]

2月1日，陈诚再电蒋介石，提出：“樟横村附近粮食被匪搜刮，给养困难万分。待封锁线完成，给养略事补充，即向建宁前进。”[235]2日，蒋介石回电仍然坚持令陈诚“设法早占建宁或泰宁”。[236]同日，陈诚致电蒋介石，以将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态坚决主张：“此间决先解决当面之匪，再用交互前进法，向建宁进展”，[237]坚持主力留在黎川东南作战。从战略态势看，由于福建十九路军已被击垮，红军有限兵力不足以影响福建全局，此时离开主攻方向向福建增兵颇有不得要领之感，而黎川作为战略要地，是双方进退的要点，一旦黎川丢失，则其已经获得的先机将一朝尽失。因此，蒋介石坚持进占建宁的主张颇有昧于大局、轻重倒置之嫌，而陈诚的主张显然更具主动意义。所以陈诚强调：“此后我如得一地一城，即不再为匪所有，保障民众不为匪用，虽觉迟缓，实万全之策。”[238]面对陈诚的抗命举动，蒋介石不以为忤，权衡再三后，次日复电陈诚，肯定其“所见甚是”，同意“照办”。[239]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于自己的计划被搁置，2月11日，蒋致函陈诚，提出：“中前日回赣审察匪情，其目的仍欲先求闽北方面之决战得胜，然后再回攻我赣边之师，故此时我赣边部队，对其建泰方面暂勿进取，以其工事已成且有备也，不易垂手而得。不如先占康都与广昌，使匪不注重我主力之东向，以懈其戒心，俾其主力转移于沙县方面，专力对我第四、第八十师时，然后我进取广昌、康都部队之主力，再向东进占建宁，必易得手……故弟路务于删日以前占领康都与广昌，最好同时占领，待至二十五日以前，再转移至建宁与康都间地区，俾与我闽北部队夹击残匪，至转移兵力时，广昌最多留驻三团或竟放弃亦可。”[240]蒋此函表面同意陈诚部队留在江西作战，但其重心仍放在福建方面，而且限几日内攻占广昌也让人不知所云，和国民党军一直奉行的稳扎稳打方针明显抵触。正因如此，此函实际并未发出，陈诚2月12日家书中提到：“昨蒋先生给我一函，因计划稍有变更，仍取回未送来。惟不知此后进剿计划如何耳？”[241]当是指的此函。蒋介石计划改变，应和其过于冒进有关。2月12日，蒋在日记中表示：“进剿不能过急”，实际是对陈诚意见的首肯，同时详细写下其“进剿”计划：“预定三月十日前第二期作战开始，三月底到达连城、宁化、广昌、龙岗之线；四月底或五月十五日到达汀州、宁都、兴国之线；六月底占领瑞金、于都，肃清残匪。”[242]几乎与蒋写下这段日记同时，陈诚也起草了给蒋介石的报告，详论其“围剿”计划：

我军为始终立于主动地位，而达收复一地一城即不再落匪手，保障民众今后永不为匪所用之目的，应本钧座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之原则，以罗军长封锁围进，乘机突进之方法，第一步本路军先完成西城桥至石沟圩封锁线后，即进占宁都，构筑由西城桥向西延伸之碉堡线，截断匪南丰与建宁之联络，并策应我东路军收复建泰。待东路军确实占领建泰后，掩护本路军取广昌，同时各部仍赶筑碉堡，俟完成后，以刘和鼎部分守将乐泰宁，以卢兴邦部守沙县，以陈明仁部守延平顺昌一带，以周志群守邵武光泽，以黄子咸守黎川建宁，同时令薛岳部相机进占龙岗，李云杰部出富田。第二步东路军一部出归化，掩护一部主力由永安出，本路军出宁都。第三步东路军一部取石城，主力出长汀，而本路军相机占领兴国及瑞金。最后会师，寻匪主力而围歼之。如此筑碉堡交互推进，我碉堡完成之日，即剿匪成功之时。虽似觉缓慢，实万全之策。[243]

如果单将这一报告和蒋介石同日日记联系看，很容易得出蒋被陈诚影响改变作战计划的结论，但陈诚在写给妻子的家书中透露，这一报告当天并未送出，陈在12日写道：“我已拟一计划寄蒋先生作其参考，拟明日请派飞机来勾去。如能照此进剿当万无一失也。”[244]可见，蒋作出决定时，并未读到陈的报告。蒋介石和陈诚殊途同归，几乎同时作出在江西缓步推进的决定，这在蒋陈二人而言，应为洞悉大局的明智之举。

2月15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详论今后作战方针：“本路军以出广昌、宁都，将匪区截成两段为有利，盖我军如能占领广昌、宁都，既可防匪西窜，并可策应我西区，且可吸引匪之主力，而使我东路军进占建泰容易也。我军无论出建宁或广昌，第一步均须先将当面之伪一、五、九军团，及伪三军团之一部，驱逐或击溃之。”[245]陈诚的意见，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此后，国民党军的主攻方向始终保持在广昌、石城一线，即所谓“剿匪战略重西轻东，左急右缓”。[246]福建方面则由东路军“由北向南”，[247]顺势推进。在国民党军进攻压力下，2月中旬，红三军团又奉命返回江西广昌一带，国民党军再次抢得先机。陈诚在国民党军战略制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对作战方针的坚持也使陈诚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时陈诚对当前形势及所担负任务，愁虑重重。据他随从副官透露，陈常深夜不眠，在办公室内徘徊，忧心忡忡”。[248]

在国民党方面计划下一步作战方针时，中共方面也在评估数月来反“围剿”战争的结果。虽然没有实现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目标，但国民党军在苏区外围的徘徊也颇让中共领导人引以为慰。当时《红星》发表的社论写道：红军“在黎川之东北，进行了三个月胜利的战斗，伸展到浒湾附近，击溃敌人的第四师，在硝石、洪门、新丰街一带，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取得了很多的胜利。在北面战线，我们的大兵团，可以自由的出现于敌人堡垒线的后方，许多独立兵团，在敌人的后方出没与发展”。社论把国民党军加强构筑堡垒的举动归因于红军的主动攻击，强调正是由于红军对国民党军的打击，使之“不得不改变其计划，相隔二里路甚至四百米，就要构筑一堡垒。而且他的堡垒要向着南昌来构筑。这种堡垒政策的结果，又使其攻击精神的减弱”。[249]作为公开的舆论宣传，这种说法有其进行正面阐释的可理解一面，但仍显得过于避重就轻，缺乏准确的反思和评估。

关于对第五次反“围剿”进程如何看待的问题，在二苏大上也有反映。朱德在二苏大报告中谈道：“在最近，我们的英勇红军，已经把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六次‘围剿’粉碎了一半，给了敌人严厉的打击，阻止敌人向苏区前进。”[250]毛泽东则针对大会上认为“围剿”已经粉碎和仅在准备粉碎中的两种说法指出：

照前一说，是过分估计了自己的胜利，把苏维埃最后粉碎“围剿”的严重任务轻轻取消了，而实际上，蒋介石正在集中一切力量最后向我们大举进攻，所以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并且是非常危险的。照后一说，是看不到几个月来红军从艰苦战争中已经给了敌人以相当严重的打击，已经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这种胜利，同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合起来，就成为我们粉碎六次“围剿”的坚固的基础。对于自己成绩估计不足，同样是很危险的。[251]

（2）平寮、凤翔峰战斗

1934年2月20日，为部署推进第五次“围剿”后期计划，蒋介石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将领举行军事会议。21日，南昌行营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入闽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委任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率第二路军与第五路军及预备队共16个师又1旅2团，向中央苏区东面的建宁、泰宁、龙岩、连城等地推进，目标是夺取广昌及中央苏区中心地长汀和瑞金，协同已组成的北、西、南三路军，形成对中央苏区四面合围之势。

此前，1934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已经开始向黎川以南发动进攻。初期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以建宁为攻击方向，于25日攻占樟横村。樟村、横村是黎川南50里左右的大村，“两处地方极大，约有三、四千户，如不遭匪患，实非常之富”。[252]随后，国民党军向由江西进出福建的要隘邱家隘、寨头隘进犯。邱家隘为闽赣交界的分水岭，“两翼系高峰，中为一谷地，道路蜿蜒曲折其间，加之构筑一些工事，更为壮严之天险”；“冬天积雪未溶，山头竹林茂密，真是易守难攻之地”。[253]红五军团两个师部队在此凭借天险，面对对方优势兵力“顽强抵抗”，[254]国民党军不得不集中七倍于红军的兵力，经过反复十数次冲锋，付出重大伤亡后才将红军迫出战场。随之，又占领寨头隘阵地，并乘势进占无人驻守的平寮。

2月1日，红军向平寮一带国民党军发动反攻，计划“消灭进占坪了附近之敌并相机占领里岭下向樟村攻击，消灭敌之增援部队”。[255]红一军团第一、第二两师主攻平寮，“来势殊为涌猛”，[256]五、九两军团在邱家隘、寨头隘一带牵制对方部队。平寮之战，据国民党方面战史记载“战事激烈前所罕见”。其所记战斗经过为：“匪惯以小部队牵制各处，主力集结于一地，用密集队形重叠冲锋，如此平寮战役第一二两日，均以小部队牵制我寨头隘阵地，主力集结于平寮前方……其攻击部署，犹是率由旧章，但我工事坚固，士气旺盛，匪亦无所施其技矣。”[257]经过两天攻击后，红军虽予国民党守军以重创，歼其七十九师四七○团大部，但国民党军在坚固工事和飞机轰炸配合下，利用占据“坪了至里岭下一带高地”[258]的有利地形顽强抵抗，红军也遭遇较大伤亡，陈诚家书载：“据俘匪供称，匪之第二师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259]此虽或有夸张，但红军损失重大应属事实。因未能达到击垮、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目标，红军被迫于2日午后撤出战斗。

平寮之战后，根据蒋介石的想法，第三路军应继续向福建挺进，但陈诚认为福建战事已基本结束，此后进攻方向应直接指向苏区的中心区域广昌，这一进攻方向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认同。2月初，陈诚下达作战命令，令所部在樟横村一带集结，构筑工事，主力向位于黎川西南地区的西成桥方向推进，揭开第三路军向广昌进攻的序幕。

为破坏国民党军继续南进的意图，红军在西成桥西南、西北方向骚扰国民党军，阻止其修筑碉堡、工事，破坏其占领意图，双方在鸡公山、司令岩等高地展开拉锯战。9日，国民党军十四师及九十四师占领鸡公山地区，红军退往“康都五通桥”方向。[260]10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二营增援鸡公山途中，在三甲嶂顽强抗击国民党军绝对优势兵力的进攻，同时第一师其他部队根据军团指挥部命令“从西而东的向敌之后路打出去”，击溃其数个师的进攻，创造了以弱抗强的范例，被誉为“战斗中最光荣的模范”。[261]聂荣臻撰文提出：“这应当写在我们的战史上，成为我们第一团三甲嶂上光荣战斗的一页。”[262]但这样的胜利不足以影响大局。

15日，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进至乾昌桥一带，准备在此筑碉。红一军团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决定在俯瞰乾昌桥的凤翔峰左、右两翼埋伏红一、二两师部队，红四师在敌侧后“负责钳制79师之后续部队及敌之11师策应樊师之部队”；同时以二师一个团“兵力固守凤翔峰阵地并吸引敌人主力”，待敌仰攻凤翔峰而抵前沿时，左、右两翼“突击截断敌之归路，以迅速最短的时间歼灭”。[263]凤翔峰地当要冲，为国民党军之所必攻。15日上午，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以两个营部队向凤翔峰展开进攻，当其接近阵地时，红军展开突击，但因相互间协调不够，未能歼灭对手。下午16时左右，国民党军增调第六十七、第八师等部向红军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同时出动飞机对红军阵地展开轰炸，而其6个团兵力绕向红军后方，“有抄袭我归路模样”。[264]红军全盘计划落空，被迫撤出战斗。凤翔峰战斗次日，林彪、聂荣臻曾就战斗情况作出总结：

凤翔峰战斗又重复了三甲嶂的血训，敌又是用飞机轰炸及堡垒炮兵火力向我阵地轰击，尤其是敌人的飞机所起的作用太大，使我一举一动甚受妨碍。敌步兵在其空、地火力掩护之下，向我阵地推进，我军以反突击将其击溃后，敌缩回堡垒附近从容整顿。我军因被敌方堡垒所阻，而不能行较长距离的进击，行反突击亦只能做到向敌之侧面搏击及正面冲锋，而无法做到压迫到敌之后面……我们时刻感觉得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到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袭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拉（摆）脱而成了对峙局面。这种战斗办法最好的成绩也只能消灭敌之一部，否则仅仅将敌击溃而不能消灭。但这种战斗，我们他们的伤亡和弹药的消耗都很大。我们在五都在丁毛平寮在三甲嶂和昨日的战斗，性质和结果都差不多，平寮三甲嶂及昨日的战斗，我们伤亡在约一百人以上，因此觉得以后须尽量的避免这样的战斗。在距敌人半天或一天行程处隐蔽，应于敌前进而于敌之运动中或初到时消灭之……我们只要敌离开其（堡垒）八里到十里路以外，我们便能完全集中的消灭敌人。虽敌数倍我军的集团兵力，只要敌后尾离开其后面堡垒在十里以外，我们是有把握消灭他的。[265]

凤翔峰战役中，还出现一个对红军相当不利的现象，即红军行动不再像先前那样可以充分隐蔽，相反，资料显示，该地“封建关系浓厚，故仍有仇视反对或破坏我们现象与事实。特别是南丰敌派遣其走狗或利用当地流氓密布侦探网，对我军行动消息往往容易漏网”。[266]这样的状况，对红军是一个巨大的隐忧。

在江西方面作战取得进展后，国民党军在东路福建也展开进攻战。2月22日，东路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夺回沙县。3月7日，又攻占将乐，进逼泰宁。3月19日、23日，泰宁、归化相继失守，中央苏区闽赣间进出的门户建宁受到严重威胁。中革军委紧急调红一、三军团主力入闽，在大洋嶂、将军殿、梅口、江家店等地与进犯敌军展开激战，大洋嶂一战，成功阻截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的进攻，消灭其一个团兵力，尸横遍野，以致“将近半个月的时间，臭气难闻，路上无人往来”。[267]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称誉：

以两连兵力迎拒十数倍于我的优势故人，激战终日，越战越勇，营长、连长、指导员及代营长连长、代指导员继续伤亡二次，仍无退却动摇，坚忍卓绝的与敌人血战到底。敌旅长亲率大刀会队督战，并不惜以敌兵死尸及垂死重伤敌兵堆成进攻工事，拼死命地向我猛进，但是终被我英勇的五、六连以顽强拒战与神勇的反冲锋打得落花流水的溃败下去。[268]

红军的英勇奋战延缓了国民党军在福建的进攻步伐。不过，福建本非国民党军主攻方向，这里的战局不足以对全局形成影响。

（3）广昌外围战斗

西成桥战斗后，国民党第三路军摆出欲由西成桥经康都斜向进攻广昌的态势，吸引红军在此防御，主力则逐渐集中到南丰西南地区，准备经白舍南下直插广昌。2月25日，蒋介石令第十八军“主力先向杨林渡白舍罗坊伸展”。[269]3月初，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在南丰西南地区集中11个师部队，在沧浪—杨林渡一线构筑碉堡线，准备以此为基地，向南推进。

国民党军完成在南丰西南地区的集结后，红军逐渐察觉其意图。为阻止其对广昌的进攻，红军集中红一、三、九军团北进，向南丰西南地区出击，“有在白舍、三坑、三溪之线与敌决战之决心”。[270]此时国民党军已经完成在此地区的战略展开，6个师的主攻部队集中在南丰以南方圆20公里左右区域内，声气相通，配合便捷。陈诚确定应战计划：

伪三军团全部在我五都寨东华山石股山阵地前，伪一军团由早坳向我侧翼迂回。明真日部署：霍李傅三师固守原阵地，夏黄两师集结立壁岭牛形岭茅坪间地区，樊师主力集结磨刀渡附近，伺机以击破之。而令孔师主力星夜向神冈党口前进，威胁匪之侧背。[271]

3月11日，红军向国民党军发起全线攻击，占领五都寨、东华山阵地，并继续向北攻击。主力则由西南方向插向国民党军右后方，准备侧击其阵地右翼，断敌后方。但是，国民党军在此厚集兵力，红军初期进攻虽有得手，总体形势并不乐观。国民党军在红军全线攻击下，一方面顽强固守，另方面积极准备利用兵力集中优势，全线发动反扑，蒋介石致电前方提醒“伪一军团踪迹不明，希注意详侦，防其暗算”同时，指示各部主动出击，“相机猛击其侧背……设法歼灭之”。[272]陈诚也亲赴前线督战，通电全军，“亟望各级官兵，自勉勉人，贾我余勇，不顾一切，急起直追”，[273]激励士气，向红军发动反攻。

3月13日，红军向杨梅寨国民党军后方部队第九十八师发起进攻。黄昏，国民党军各部全线反击，“一时战事骤转激烈，各阵地炮火之猛为剿匪以来所未有”。[274]红军由于部队深入，处在国民党军环形阵线之中，在国民党军并不多见的反击下，准备不足，虽努力奋战，仍遭失利。彭德怀鉴于战场形势不利，建议中革军委“应有舍心”，[275]主动撤出战斗。22时，第一军团第一师接到命令：“东华山五都寨均到敌，我军决转移地区，一师担任最后掩护，候彭杨部队（第四师）及我军完全通过后，再节节掩护到宝石朱坊附近宿营。”[276]红一师奉命掩护部队撤退，到次日晨5时，红军主力大部撤出战场。此役，红军歼灭对手1200多人，自身损失达1700多人。[277]国民党方面战史后来总结此役时说：

匪军常集中其大部，对我一点，施行猛烈攻击，以求其突破或包围之成功，此种时机，匪军弱点，即在处处不能对我主攻，故处处均感虚薄。此次匪以伪一三军团主力，猛攻我杨梅寨夏师阵地时，我全线不顾一切，果敢出击，致使匪虚弱部分，均被我击破，其主攻部分，亦被我截断，全线遂不能不总崩溃。[278]

陈诚此次战斗中采用的反击和跃进战术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数次说起，国民党军“前进的距离和速度，是随着群众条件，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小，随着当时红军打击他轻重的程度，以及地形情形等条件而变动的……陈路军向广昌前进时，他虽然发现红军在其附近，然因他已集结了充分的优势的兵力，同时在地形上也容许他大兵力的使用，所以他依然前进。”[279]彭德怀则具体谈道：

是役敌是纵深的，紧靠着南丰数年来所构成的坚固堡垒，这种情形无条件的突击是徒然剥削了自己的力量，得不到任何代价。东华山、五都寨的教训不是不了解企图纵深的突击，而是把敌人看得太呆笨。我觉得东华山、五都寨取得后而不能乘胜完成和展开其胜利，主力不应再留恋，这种留恋在任何方面会达到无谓的牺牲。[280]

此战成功，蒋介石大为开怀，开出赏单，参战各师每团发赏金1000元。[281]同时，他也提醒陈诚：“推测匪情，其在枫林、三溪现在抵抗一线为其之生命线，亦为我军进入赣南匪区胜利之第一步，故匪必在现地死守顽抗也。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现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282]

红军后撤后，国民党军乘胜继续进击，逐渐进入苏区基本区域，逼近广昌。早在1933年底，红军指挥部就指示在广昌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因此，之前“从未发现红军占领整然一线的防御阵地，构筑工事，采取有形的防御战斗”的国民党军将领，此时“沿白舍东西之线，突然发现红军构筑有整然的防御阵地，重要山头筑有两层射击设备的坚固碉堡”。不过，红军在这一带仍没有采取死守方针：“当面守备的红军不是主力部队，是新近扩军所编成的队伍；装备很差，携带的多是破旧步枪，堪用的不多，而且弹药极少；战士素质不佳，老弱参半”。[283]国民党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很快于3月15日占领白舍，随后向甘坊地区展开进攻。16日，双方在甘坊地区战斗稍烈，国民党军得到“空军轰炸”[284]支持，付出一定代价后于17日控制甘坊。至此，国民党军打开了通往广昌的大门。

1934年4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推出北、东两路军行动计划，决定北路军第三路军陈诚部4月进取广昌，5月推进宁都；第六路军薛岳部4月底进占龙岗，5月底攻取古龙岗；其余各部在陈、薛部后跟进。东路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和第八纵队周浑元部5月进取闽北建宁、宁化得手后推进石城；第四纵队李延年部和第九纵队刘和鼎部进取闽西连城、永安，续进长汀。该计划以广昌、建宁作为攻取重点。

根据全盘作战计划的要求，1934年4月初，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开始向广昌推进。该路军制定的进攻计划是：“沿盱河两岸，逐步筑碉，向甘竹、广昌进展，完成南广公路，并诱匪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如情况许可，则一举进占广昌”[285]具体部署是：右翼之第九十六师、四十三师、九十七师向红三军团第四师扼守的甘坊石下寨、池埠阵地进攻；左翼第六十七师附山炮—连，向扼守瑶陂的红五军团第十三师进攻；第九十四师附山炮一连，攻击扼守白舍附近的红九军团。其攻击重点放在盱河西岸。循着运动战的思路，红军在广昌外围没有采取节节防御的作战方针。根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用兵思路，红军主力部队一、三军团开至广昌附近后，被置于机动位置，前线防御主要由新编成的红九军团及地方独立部队担任，广昌外围第一道防御线甘竹以北地区只布置了象征性的防御。[286]4月初战役开始，国民党军进展顺利，几乎没有经历大的战斗，很快占领甘竹以北地区。即使如此，国民党军也并不急于伸展，而是按部就班步步推进。10日，国民党军首先进占罗坊。13日，双方在甘竹外围展开争夺战，国民党军占领罗家堡、李家堡等地，随后控制甘竹。参加战斗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回忆：“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红军在与其对阵中，“敌人有碉堡依托，火力又猛，我们的掩护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由于敌人实现早已设计好战斗层次，炮火很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炮火压回来，除了增加一批又一批伤亡之外，一无所获”。[287]

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广昌应否防御问题上，红军高层看法基本一致。李德回忆：“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因为他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带的道路。此外他们认为，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288]这一说法可从周恩来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每个同志都要认识，敌人这次占领广昌的企图，与以前四次战役更有着不同意义的形势。敌人在持久战略与堡垒主义的战术下，进占广昌是其战略上重要的步骤，是深入中区，实行总进攻的主要关键。我们要为保卫广昌而战！战斗胜利了，将造成敌人更大的困难与惨败的条件，将造成我们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更有力的基础。”[289]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中共在战略抉择上受政治、经济背景制约，选择空间反而受到影响。初期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规模相对较小，资源供给也较多倚赖打土豪的收入，大规模后退和前进的运动作战游刃有余。而随着红军的扩大，苏区周围土豪被打尽，对资源吸取的正规化（如税收制度的建立），红军再要流动作战已不像初期那样较少顾忌。湘鄂赣就反映：“如果红军在有时候未打的（得）胜仗，说红军是吃饭的，所有慰劳品，都不送去了……前次敌人进攻万载，红军没有与之抵抗，就说红军是吃饭的，更是说把红军吃，很（肯）把狗吃。”[290]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提到如果实行诱敌深入，“当地老百姓就会对我们失望，我们就会丧失补充红军队伍的可靠来源”。[291]这样的群众反应事实上代表了红军在新形势下所应承担的义务，这是中共制定全盘战略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与此同时，红军内部也不无压力，国民党方面收集的有关资料谈道：

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唯其眷属及所分得之田地，均在苏区，若为国军所占，则向之藉以维系彼等者，自失效用。我军占领广昌后，该县籍之匪兵，日久势将渐渐离异逃逸，影响匪军本身之战斗力，故有不得不死守广昌之苦衷。[292]

另外，国民党方面还注意到，红军“时时提出夺取中心城市之口号，但是日久终未见诸事实。加以受我军物质封锁，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自五次围剿后，每次战役，均打败仗，伤亡残废者，触目皆是，因以人人自危，个个灰心。即所谓坚决分子之党员团亦常提出疑难质问，并有逃逸事情发生。上级指挥员，每感难于应付”。[293]

为展开广昌保卫战，苏区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尽力抵挡国民党军的进犯。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直接指挥前方战事。根据中革军委当时的解释，其主要作战方针是：“1.集中红军主力打击和消灭敌之主要进攻。2.以必要的兵力尽力钳制其它方面。3.派遣得力的地方独立部队，挺出敌人近的与远的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以钳制和调动敌。”[294]可以看出，中共当时虽然迫不得已在广昌实行防御，但还是希望不要把战争打成消极防御。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社论强调：“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发展游击战争，可以使敌人力量很大的分散与削弱，使主力红军的战斗得到更便利的条件。”“建筑支撑点，制造和使用地雷、弩箭等防御武器来打击敌人（这方面赣东北有很好的模范）。但必须反对把中心力量完全放在这个工作的防御路线，并反对乱筑防御工事。”[295]张闻天也指出：“分兵把口，与堡垒主义，是紧密联系着的，这是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又一种具体表现。这种倾向，实际上不但不能保卫苏区，而且正便利于敌人的各个击破。在这里，我们应该清楚指出，积极的发展游击战争，把我们的基本游击队深入到敌人远后方与侧翼去活动，是我们保卫苏区的最好办法。”[296]只是，在总体战略属于被动防御的背景下，局部的小范围的运动战，面对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稳步推进，效果实属有限。

其实，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中，运动战思路也难以真正得到贯彻。根据对国民党军主攻方向的判断，14日，林彪、聂荣臻向朱德提出建议：“我军主力目前宜隐蔽于千善、石嘴以南诸地，而以一部伪装主力在现地诱敌，主力准备突击经河西前进之敌，和准备突击向大田市、溪口前进之敌。如周（浑元）纵队联合向南采取跃进时，我们更便于突击他。”[297]16日，林、聂再次提出：“即令在敌人采取编成两个纵队同时架河而上的行动，我一三军团亦不应分开。”这一建议实际是主张将主力收缩，待国民党军充分展开后，再待机出击歼敌。所以他们强调：“如三军团在现地不动，不仅不便于对付敌人自由河西前进的情况，对令地方队，对敌经河东活动南进时亦成了在正面和距敌的短距离内阻敌。”[298]而彭德怀、杨尚昆则判断国民党军将由盱江东岸南进，主张：“我主力应在芙蓉塅、大罗山地带与敌决战，以充实的一营固守延福庵，扼守制敌两个纵队不易联系……以第六师自延福庵至大罗山钳制樊纵队，以四师三师一军团十三师为突击兵团在芙蓉塅、里峰地域决战。”[299]这种运用主力在芙蓉塅、大罗山山地地带与敌决战的设想，和中革军委一段时间来实行的防御思路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但是，虽然山地作战有利于防御一方尤其像红军这样火力较差的防御者，但这一战地事实也在国民党军预料之中，难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所以，林、聂等的设想可能包含着更多的制人而不制于人的争取主动思路。不过，彭德怀和中革军委也许可以辩解，根据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的一贯方针，他们“取逐步构成野战工事节节推进以求得火力掩护的可能极多……未完成前两翼暴露南进广昌的可能减少”。[300]在此情况下，林、聂的设想固然不错，但不能排除落空的可能，而放弃在大罗山山地地带作战，广昌也将陷入无险可守的境地。所以，大罗山的阻击战仍然成为当时背景下的逻辑选择。

4月19日，国民党军在判断红军主力集中于盱江东岸地区后，转调部分兵力用于东岸，开始向该地区的延福嶂、大罗山一带红军主力发动进攻。上午10时半国民党军第六师开始猛攻大罗山，“未刻占领大罗山五二五七高地”。[301]由于一军团未按预定时间赶到战场，红军对延福嶂、大罗山一带阵地并未取固守态势，据周恩来报告：“三军团主力七时半到马鞍寨、磜上，他们未依军委突击攻大罗山之敌，而拟待敌攻天井围、墓坑时再突击。”[302]而据三军团的命令：“我军以于邓家庄、石源、浮竹、大罗山地带突击该敌于我防御地带之前而歼灭之为目的。”[303]为此，红军集中6个师兵力分左、中、右三队向大罗山一线进发，左路为第十三、第六师，中路为第四、第五师，右路为第一、第二师，准备取三路包围之势，突击并消灭深入红军防线的敌人。

国民党军占领大罗山后，一度曾继续向纵深追击，第十八旅旅长向该师师长报告：“当面之匪击溃后，向大罗山东南溃窜，我已派队追击中。”但是，第六师师长周嵒在下午3时半下达的命令中根据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以来一贯的稳扎稳打方针强调，该部应“迅即构筑守备公事限本夜完成”。同时，该部第三十六团九连攻至红军重兵集结的天井围附近时，请求炮兵予以火力支持，周嵒当即指示：“一、天井围过于突出，该团第九连应在炮火掩护下，即行撤回。二、大罗山至平山间工事，须迅速构筑。”[304]国民党军的如上处理，使其能避免深入红军阵营。

当晚，红军主力完成集结，19时左右，向大罗山一线国民党军第六师、第七十九师发动猛烈反攻，准备歼灭突进之敌。国民党军凭险顽抗，据守大罗山的第六师十八旅三十六团团长李芳在率部向红军反击时被炮火炸死，由该团第三营营长接替指挥。是役，红军志在必得，集中了几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队，反攻“炮火极为猛烈，双方死伤亦极奇重……战斗时间竟达十五小时之久，可谓作战以来仅有之剧烈斗争”。[305]战至20日凌晨3时许，红军虽然集中了最精锐的主力部队，仍未实现歼灭敌军的目的，被迫撤出战斗。

大罗山反攻失利后，红军退至饶家堡一带，准备利用深山密林继续对来犯敌军实施打击，力争歼灭其突出部队，命令“三军团由墓坑及其以南山地和天井围向樊敌主力及肖师行猛攻干脆的突击”，“准备集结主力，下最大决心与敌六、七个师作较大的决战”。[306]20日下午，红军向深入饶家堡地区的七十九师二三五旅部队发动突击，“三面围攻，其势汹汹，大有‘请君入瓮’之概”。[307]同时，红军一部绕向二三五旅后方，准备截断其后路，但在前排遭遇国民党军七十九师主力，无功而返。在无法截断敌后路的情况下，红军加紧对突进部队二三五旅的打击，“这天晚上，阴雨绵绵，不便射击，红军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308]“饶家堡西北高地及大坪咀山阵地，失而复得者，凡五六次”。[309]中革军委对这场战役高度重视，与前方电文往来不绝，朱德不断就前方状况发出电报，并强调：“这不是命令而是给你们下决心的建议。”[310]21日凌晨4时，他还乐观指示：“饶家堡战斗得手后，应集中一、三军团炮兵与迫击炮作有组织之炮击。”[311]但是，形势发展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由于红军久攻不下，到21日拂晓，对方援军第九十七师源源到来，红军无法实现歼灭敌军的目标，被迫退出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进占云际寨、香炉峰、高洲瑕一线。红军主力退往广昌地区，盱江东岸战事告一段落。红军在大罗山、饶家堡的两次战斗，是前方指挥员在当时总体以被动防御为主的总战略下，尽力发挥红军运动战特长的两次尝试，但由于红军久战疲劳，国民党军兵力又过于厚集，红军歼灭敌人的目标难以实现。另据国民党方面战史载：

伪参谋长林义光供：“……匪在日间，畏我飞机之轰炸，枪火之猛烈，为避免损害计，采取夜战。其攻击部署，以少数兵力，用于正面佯攻，以重兵力用于两翼，如冲锋两次不成，即行撤退，并在日间，预行选定进攻路线地区及目标，但匪兵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312]

红军战记则报告，在此前不久的东华山战役中，“七团有些新战士不会打手榴弹，敌人冲来时，把手榴弹交给班长打”。[313]来不及得到必要训练的新战士的大量增加对红军战斗力有着重大影响，这也是战役难以获胜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大罗山、饶家堡两战役，尤其是大罗山战役，红军出动了几乎所有主力部队，面对国民党军不完整的两个师，仍然不能取得充分的战果，这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国共双方战斗力的消长无法分开，它预示着红军此后的战斗将更加艰难。

相对于盱江东岸，盱江西岸红军力量更为薄弱，仅有两个师番号实际不到一个师的部队，部队作战能力也相对较差。国民党军在此出动了第十一师和第九十八师两师部队，攻势发动后，很快占领长生桥、伞盖尖、火神岩等地。广昌已处于国民党军直接威胁之下。

（4）广昌保卫战

外围战事连遭失利后，4月21日，林彪、聂荣臻以“万万火急”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如突击当前之敌无把握且广昌××（原文如此——引者注），三军团本晚须即由沙子岭以南渡河，与敌决战于广昌附近”，[314]主张放弃在外围继续抵抗，直接在广昌城附近与敌决战。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发布命令，号召继续展开广昌保卫战，要求红军“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315]同时，面对前线不利形势，中共中央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战略的变更，“使我们红军消灭敌人的战斗，须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来进行”，强调：

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是战地党和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

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左右前后，在敌人的封锁线外，在敌人的堡垒间隔之中，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到处去寻找敌人作战，冲破封锁，钳制敌人，分散敌人，疲惫敌人，隔断敌人，瓦解敌人，这样来配合和掩护我主力红军，得以运用自如，实施突击，而最终的消灭敌人。[316]

虽然中共中央要求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但远水难解近渴，游击战事实上已难以担起改变战场形势的重任。相反随着广昌外围防线被步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愈来愈小，广昌战役已越来越向阵地遭遇战方向发展。22日，周恩来致电朱德、博古、李德，提出三项建议：“1.最紧急时须调二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2.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3.……拟令董朱二十四日西移二十五日可参加广昌战斗。”[317]这实际是要求把红军最精锐的一、三、五（董、朱部）军团全部投入保卫战，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昌防御的极端重视。同日，博、朱、李复电周恩来，未采纳将红五军团西调的建议，而仍指望通过以红一军团在盱江西岸诱敌，再由“三九军团包括十三师在内突击该敌”。[318]不过，随着国民党军迅速向广昌逼近，这一计划也迅成泡影。26日，中革军委下令组成3个作战集团：东方集团，由红九军团及红十三师组成，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负责指挥，任务是在盱江东岸钳制敌人；西方集团，由红一、三军团及红二十二师组成，由朱德直接指挥，任务是在盱江西岸广昌以西及西北地域消灭进犯之敌；守卫广昌部队，由红十四师等部组成，任务是坚守广昌工事。这一部署意味着中革军委已不顾双方实力对比，准备在广昌城外围进行大规模的兵团作战。不过，这时中革军委对战役前途其实已不乐观，《火线》发表社论强调：“保卫广昌战斗虽是五次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斗，但不能认为是五次战役唯一的决定最后胜负的一个战斗。五次战役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主要的在于我们能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假如我们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不仅能恢复某些被敌人一时侵占的苏区，而且可以扩大更广大的新的苏区。”[319]显然已在军中为最后放弃广昌做舆论准备。

4月27日，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准备并构筑碉堡、封锁线后，出动6个师兵力分左、右两路沿盱江两岸开始向广昌发动进攻，“河西三个纵队并进，河东一个纵队前进”。[320]广昌附近山地较少，多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势相对平坦，“虽田畴相望，小溪横流，然实以适合大军团运动天然地带”。[321]虽然红军事先做了一定准备，在广昌外围构筑工事，期望进行顽强防御，[322]但红军工事在国民党军重武器攻击下，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对国民党军的突击由于对方兵力厚集也难有效果。国民党军战史记载：“是日匪以一部守平面岭卖竹坪大仙山坚固匪碉，以伪三军团全部，及伪九军团一部，由卖竹坪附近，向我第十四第六十七两师正面猛烈反攻……午后，伪三军团犯我十四师正面，伪二师犯我六十七师左翼，战斗更为激烈。”[323]经过一整天激战，红军虽表现英勇，向国民党军“迭次冲犯”，并“以密集部队往复冲锋，毫不混乱”，[324]予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对等的消耗，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显然难以承受。当晚，在广昌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博古、朱德、李德联名致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提出：“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325]周恩来随即复电，表示在红军主力受到较大损失而在广昌直接作战又无把握的情况下，“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并强调“最后决心由你们下”。[326]在周恩来复电未予反对后，28日，朱德下达放弃广昌的命令。当天上午，盱江东岸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师、七十九师进占广昌，红军全线后撤。红一军团东移珠市坪、尖峰地区，九军团后撤至扬家坪、新安地区，三军团南撤头陂等地，十三师在北华山、马坊寨、里丰一线留守原阵地抗敌一天，掩护主力撤退。广昌保卫战进行了18天，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伤亡50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0余人，达到军团总人数的近1/4。[327]红九军团的第十四师因伤亡过大，已难成建制，余部被并入其他部队。

广昌战役，红军打破不固守坚城的惯例，展开大部队参加的保卫战，被认为是苏区中央执行的被动防御军事政策的体现。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对李德实施的拼消耗战术当时就提出尖锐批评，彭还强调，广昌保卫战中，国民党军“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328]也许就是针对彭德怀当时的指责，博古、朱德在放弃广昌后给周恩来的报告中，特地强调在国民党军步兵向广昌攻击之先，“并未有炮兵与空中轰炸”，同时其对27日当天战役的发展状况描述是：

敌先攻我翼侧，即占我左翼第一线阵地……因地形系狭山，我全部力量正面不过十里，故四个师突击师以充分够用。敌主要纵队立即密集队形在西岸谷地前进，我们决今让他近一些，而以三军团突击敌人之后部队，一九突击敌人之先部队，而实际上三军团过早进入战斗，且系突击敌之先头部队，因此敌停止前进构筑工事与准备反突击，而我一军团则不能全部展开一师之利用，只能转移至右翼四、五师之间，且只在战斗最后阶段才进入战斗，形成敌我对峙，未获结果，决定脱离战斗。[329]

博古、朱德的这一报告，颇值玩味，它道出了争论另一方的看法，而这在以往通常是被忽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报告陈述的都是事实。首先，报告所说国民党军进攻之前并未使用炮兵与空中轰炸，就事实本身言，应为可信。国共双方战史都提到，27日的广昌战斗在拂晓前就开始进行，战斗开始后，双方战线很快形成犬牙交错状态，空军轰炸事实上难以措手。包括彭德怀在内许多回忆录中提到的空中轰炸，应是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般状况作了误植。值得一提的是，自4月10日广昌外围战斗开始到28日广昌失陷，正是南方春雨连绵季节，19天内，阴雨天就占了15天。[330]以当时的技术能力，这样的天气飞机实际难以发挥作用，所以无论就整个广昌战役还是当天的广昌战斗言，国民党军的空中优势由于气候制约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另外，当时技术条件下，炮兵作用发挥尚较有限，李德观察到：“敌人少有系统的预先进行空军轰炸及炮兵的火力准备。其进攻一开始，就出动步兵（步兵的火器及其突击队），炮兵及迫击炮的射击，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步兵；而飞机则不断的进行战场上的观察，以妨碍我们在战场上的机动，飞机轰炸也和炮兵一样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其步兵。”[331]这一观察从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所编战史中侧面得到证实：“各师所有之迫击炮，多属旧式，瞄准机构不甚健全。对广大目标之射击，勉可使用，若以之摧毁碉堡，则耗弹多而命中公算少。”[332]不过，博、朱的报告当然不仅仅止于陈述上述事实，其潜台词应为通过对国民党军火力的压低，为广昌战斗的决策辩解。应该指出，虽然在27日进攻之前，国民党军没有采用炮火和空中集中轰炸，但其火力优势在战斗中仍然体现得至为明显，国民党军战史多次提到，其在激烈的攻防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为“火力旺盛”，红军进攻“被我炮兵火力压倒，始未得逞”。[333]试图以国民党军没有大规模使用炮火和空军来掩盖双方火力上的巨大差距，不会有充足的说服力。

其次，博、朱报告将战斗失败相当程度上归咎于三军团的过早突击，这很可能也就是当日彭德怀和李德发生激烈冲突的直接诱因。但是，在宽十里的战场上以4个师兵力欲对国民党军5个师实行突击，在红军已经屡遭损失，本身师建制就难以和国民党军相比，火力又远逊对手的情况下，这一决策本身就不现实。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由于国民党军进展甚快，红军的反应往往是被动的，兵力又捉襟见肘，将战斗失败归因于前线指挥，而不检讨自身在战争指导上的失误，确实有失公见。

广昌战斗中的这种战场上的拼消耗战法是中共中央对敌我力量对比还缺乏深切了解的一种反映，广昌战役后，红军转而采取依托坚固工事，实行固守的战法，虽然这种战法在当时和日后均遭到批评，但起码可以比在广昌坚持更长时间。

在国民党军第三路军进攻广昌同时，为配合进攻广昌，4月中下旬，位于藤田、沙溪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向龙岗一线展开进攻，以“与正向广昌进展之第三路军齐头并进”，[334]牵制红军主力集中。21日、22日，其先头部队第九十师、第九十二师与红军在韶源、上固交火，红军在此方向兵力薄弱，尽力阻击后即撤出战场。薛岳报告，国民党军在此遭遇了红军的地雷：“地雷系用烟罐竹筒内实炸，故其爆炸力甚微。”[335]显然，由于技术的原因，红军此时的地雷尚未发挥出太大威力。30日，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向龙岗进兵，红二十三师及独立第一、二团4000余人与对手激战竟日，5月1日下午，龙岗北端红军碉堡在与国民党军“肉搏十余次”[336]后终告失陷，龙岗随之为国民党军占领。陈毅当时曾谈到这一战斗：“龙岗之支点，在构筑上不十分坚固，被敌人包围一天一夜，两翼的突击部队侧击又未得手，而其上级首长尚令该支点内守备队死守，请示上级，致失时机，而使守备队受到损失。”“在突击队失效，估计敌兵力强大不能固守，即应机断的给敌人以短促的突击，随即撤退，最好先保持退路不陷于敌人包围中。”[337]

4月中旬，南路国民党军陈济棠部在蒋介石一再催促下，向苏区南部粤赣省发动进攻。3月中旬，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占安远，第二师占信丰，第二军第四师进驻南康、赣州。随后，又以第三军李扬敬部为主编成第二纵队，辖4个部队，主攻南线。其作战计划为：“纵队先进攻筠门岭，俟巩固占领后，候机向会昌城进攻。以主力从寻乌、吉潭经澄江、盘古隘，向筠门岭正面攻击；另以一部从武平的岩前经武平所向筠门岭东南侧攻击，并掩护纵队主力右翼安全。”[338]当时，红军在粤赣只有二十二师一个师的主力部队，在汶口、盘古隘、筠门岭设置三道防线。4月初，南路军由安远、寻乌和平远、武平两个方向推进筠门岭、会昌。陈济棠部发动进攻后，红军寡不敌众，汶口、盘古隘相继失守，退守筠门岭。筠门岭距粤赣省府所在地会昌仅55公里，位于赣粤闽三省交界处，是江西通往广东、福建的交通要塞。21日拂晓，陈部集中重兵猛攻筠门岭，战至当日午后，红军被迫放弃筠门岭，退守门岭县站塘地区。由于陈济棠并不真心想对苏区形成威胁，攻占筠门岭后即电蒋报捷，[339]算是对蒋介石和舆论有所交代，随即与红军联络，止步不前，南路战事仍保持相对稳定。

4月下旬，东路国民党军第八、第十纵队对建宁发动进攻。红军以第五军团为主力，红一、七、九军团参加战斗，在建宁外围将军店、驻马寨等主要阵地节节抵抗，其中，红一军团是在广昌失利后，马不停蹄赶往建宁前线。5月7日，国民党军第八纵队向将军店发起进攻，同时其第三、第十纵队等部准备从侧后向建宁挺进。9日，红军未能阻挡住敌军的攻势，放弃将军店，退守离建宁城十多里的驻马寨一线。12日，国民党军向驻马寨发动进攻，红军且战且退，虽然予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但无法阻挡其前进步伐。16日，红军退出驻马寨，午后，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占领建宁。到5月中旬，国民党军已控制西起龙岗，中经广昌，东至建宁、泰宁、归化一线的广大地区，苏区区域被大大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