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4年8月起，欧洲人的生活便受到战争的包围、充塞和萦绕。在本书写作之际，欧洲大陆绝大多数70岁以上的人，在其一生中都至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除了瑞典人、瑞士人、南部爱尔兰人和葡萄牙人以外，所有50岁以上的欧洲人，都曾至少经历过一次世界大战。即使是那些在1945年后出生的人，即在欧洲境内战火不再交织以后出生的人，也几乎未见过哪一年是全球太平无事的。而且，他们永远都生活在第三次世界核战争的阴影里。几乎所有政府都告诉其人民，核战争之所以能制止，只是因为国际军备竞赛已经造成战争一起大家便同归于尽的态势。即使已经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避开了全球性的灾祸，几乎就像欧洲列强在1871—1914年间躲过了大规模战争一样，但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时期称为和平时期呢？因为，如伟大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云：

战争不只包括会战或作战行动，它还包括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双方都明白表现出以会战作为斗争手段的意念。[4]

谁能否认这正是1945年后的世界大势呢？

1914年前的情形与此之同。在那个时候，和平是欧洲生活的正常和预期状态。自1815年以后，还不曾发生过将全欧列强一道卷入的战争。自1871年以后，更不曾有任何一个欧洲强权命令其军队向另一个欧洲强权开火。列强在弱国中寻找它们欺侮的对象，也在非欧洲世界物色它们下手的对象。不过它们有时错估了对手的抵抗力：布尔人给英国人带来的麻烦远超出预期，而日本人则在1904—1905年轻轻松松地打败俄国，并使自己成为强权。在离欧洲最近的领土最大的潜在受害者——长期以来已陷于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境内，战争的可能性的确永远存在，因为其附属诸民族皆想要争取独立和扩大地盘，于是彼此争战不休，并将列强卷入它们的冲突之中。巴尔干一向以欧洲火药库著称，事实上，1914年的全球性爆炸也是由此开始。但是“东方问题”是国际外交日程上非常熟悉的一项，虽然它百年来连续不断地制造了许多国际危机乃至一场相当严重的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但它却从来不曾完全失控。不像1945年后的中东，对大多数未在那儿住过的欧洲人来说，巴尔干半岛是属于冒险故事的领域，是德国儿童作家卡尔·梅这类作者的作品场景或轻歌剧的舞台。19世纪一般人对巴尔干战争的印象，是萧伯纳《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 ）中所描写的样子。这本书和其他类似的作品一样，后来由维也纳的一位作曲家于1908年改编为以音乐为主的电影——《巧克力士兵》（The Chocolate Soldier ）。

当然，当时有人已预见到一场欧洲大战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盘踞在各国政府及其参谋本部心头，也盘踞在广大公众心头。自19世纪70年代早期起，英法小说和未来学陆续推出一般而言并不切实际的未来战争描绘。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已着手分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哲学家尼采更以疯狂但富预见性的口吻赞扬欧洲的逐步军国主义化，并且预言未来的那场战争“将向野蛮人招手，甚至唤起我们的兽性”。[5] 19世纪90年代，战争的忧虑促成了多次“世界和平会议”［World（Universal）Peace Congress，第21届“世界和平会议”原定1914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最初的“海牙和平会议”（Hague Peace Conferences，1898年）。出席这些国际会议的，是大致抱着怀疑态度的各国政府代表。这些只是最初的集会，自从各国政府在会议中对于和平理想提出坚定但理论性的承诺之后，类似的集会便不断开下去。20世纪的最初10年，战争显然是快要发生了。到了20世纪的最初20年，它的逼近已是众人心知肚明的。

可是，大家并未真正预期到它的爆发。甚至是在1914年7月国际危机最紧急的时刻，采取毁灭性步骤的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他们正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过去一样，他们当然能想出一个解决办法。而反战者也无法相信他们长久以来预言的灾祸，现在真的降临了。甚至到了7月底，奥地利已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领袖聚集一堂，他们虽然深深感到困扰，但仍然相信一场全面战争是不可能爆发的，和平解决危机的办法总会找到。7月29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德勒说：“我个人并不相信会发生全面战争。”[6] 甚至那些按下毁灭电钮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想打仗，而是因为阻止不了这场战争。比方说，德皇威廉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询问他的将军们：这场战争究竟能不能不同时攻打俄国和法国，而仅局限在东欧？将军们的答案是：很不幸，这是办不到的。那些亲手构筑战争工厂的人，以一种目瞪口呆无法置信的神情，注视着战争巨轮的转动。1914年以后出世的人们，很难想象那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能“真正”爆发的想法，是如何根植于大灾难之前的生活结构中的。

因而，对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对1871—1914年的大部分时间来说，欧洲战争只是一种历史回忆或关于某个不确定未来的空谈。在这一时期，军队在西方社会的主要功能是非战斗性的。除了英国和美国之外，所有的重要强国当时都实行征兵制，不过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征召。随着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将军和政客们对于带有革命倾向的无产阶级加入军队，深感不安，事后证明这种不安是多虑了。对于一般征召入伍的士兵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似乎是军队生活的劳苦而非光荣。入伍成为一个男孩的成年仪式，之后将有两三年的辛苦操练和劳役。军装对女孩子具有莫名的吸引力，勉强使服役的苦日子容易忍受一点儿。对于职业军人来说，军旅是一种职业。对于军官来说，它是成人玩儿的儿童游戏，是他们较平民优越的象征以及阳刚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对于将军们来说，如同历史上的惯例，它是政治阴谋和事业猜忌的场所——在军事领袖的回忆录中充斥着这类记载。

对于政府和统治阶级来说，军队不仅是攘外安内的武力，也是取得公民效忠乃至积极热忱的办法，因为有些公民会对群众运动产生令人困扰的同情，而这样的运动又会逐渐损毁社会和政治秩序。和小学一样，兵役或许是政府手上最有力的办法，可借以灌输正当的公民行为，至少可将村落居民转化为国家（爱国）公民。通过学校和兵役，意大利人就算还不会说标准国语，至少也听得懂。而军队也将意大利面这种原本属于贫穷的南方地区的食物，转化成全意大利的习惯。对非战斗性的公民而言，多彩多姿的街头军事表演——游行、仪式、旗帜和音乐——也为他们增添了不少娱乐、灵感和爱国心。对于1871—1914年间欧洲非军事性的居民来说，军队最令人熟悉而且无所不在的那一面，或许当推军乐队。公共场合和公园若少了它们，简直不可想象。

自然，士兵偶尔也会执行他们的首要任务。当社会面临危机之际，他们可能被动员来镇压骚动和抗议。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必须担忧舆论和其选民的政府，通常会小心防范军队射杀民众的可能性。士兵对平民开火的政治后果往往很坏，而士兵拒绝对平民开火的政治后果甚至更危险，如1917年的彼得格勒（Petrograd）事件。不过在这段时期，军队还是经常被动员，在其镇压之下的国内受害者人数已多到无法忽略，即使是在一般认为并未濒临革命的中欧和西欧国家——如比利时和荷兰——也不例外。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死于军队镇压的人数自然非常可观。

对于军队来说，镇压国内平民是一项安全的任务，但是偶尔爆发的战争，尤其是殖民地的战争却比较危险。不过，这里所谓的冒险是医学上而非军事上的。1898年为美西战争动员的27.4万名美军中，阵亡的只有379人，受伤的只有1 600人，但是死于热带疾病的却不下于5 000人。无怪乎各国政府竭力支持医学研究。在这个时期，医学终于可以相当程度地控制黄热病、疟疾，以及当时仍被称为“白种人坟墓”区的其他祸患。1871—1908年间，法国每年平均在殖民地的开拓中丧失8名军官，包括其中唯一可能导致严重伤亡的越南，在这37年总数约300名的阵亡军官中，有半数死于该地。[7] 我们不应低估这些战役的严重性，特别是因为受害者的损失惨重得不成比例。即使对侵略国家来说，这类战争也绝不是乘兴出游。1899—1902年间，英国共派遣15万士兵前往南非，阵亡和受伤致死者共2.9万人，死于疾病的有1.6万人，而花费则高达2.2亿英镑。这样的代价当然不可忽略。不过，在西方国家，士兵的职务危机大致比不上某些平民工人，尤其是运输工人（特别是海运）和矿工。在这段歌舞升平岁月的最后三年间，英国每年平均有1 430名煤矿工人丧生，16.5万名（劳动力的10%以上）受伤。而英国的煤矿意外事故发生率，虽较比利时和奥地利为高，却比法国低一点儿，比德国低30%，而只有美国的1/3强。[8] 冒着最大的生命和肢体风险的并非军人这一行。

因此，如果不计英国的南非战争，我们可说强国的士兵和水手，其生涯是相当平静的。不过帝俄和日本军队的情形例外。帝俄在19世纪70年代与土耳其缠斗，1904—1905年间又与日本打了一场惨烈战争。日本人则在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中获胜。这样的生涯，仍可在好兵帅克［Schwejk，1911年哈谢克（Jaroslav Hašek）杜撰的人物］完全没有战斗的回忆和奇事中看出。帅克是奥地利皇家军队著名的第九十一团前士兵。参谋本部自然是尽责备战。他们大多数也照例根据上一次重大战事的经验或回忆来进行战备改良。身为最伟大的海军强国，英国人自然对陆上战争只做有限准备。不过，在1914年之前几年与法国同盟者安排合作事宜的将军们，越来越明白未来战争对他们的要求会多得多。但是就整体而言，预言战争将因军事技术进展而发生可怕转型的人，是平民而非士兵。将军们，甚至某些在技术方面比较开明的海军将官们，对于这些进展的了解也相当迟缓。资深的业余军事家恩格斯常常提醒大家注意他们的迟钝。但是1898年在圣彼得堡发表厚达六册的《未来战争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诸种方面》（Techn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oming War ）的，却是犹太人资本家伊凡·布鲁赫（Ivan Bloch）。在这部预言性的著作中，他预测到壕堑战的军事僵局将导致长久冲突，而这种冲突必须付出的经济和人力代价，将使交战国陷入耗竭或社会革命。这本书迅速被翻译成数种语言，但是对军事计划却没有任何影响。

虽然只有某些平民观察家了解未来战争的灾难性，不知情的各国政府却一头栽进军备竞赛中——这种军备的新奇性，足以促成这些灾祸。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工业化的杀伐技术（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四章第2节），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戏剧性的进展，不仅是由于小型武器和大炮的速度、火力在本质上发生了革命，也是因为更有效率的涡轮机、更有效的保护性铁甲和足以承载更多大炮的能力，造成了战舰的改变。附带一提，甚至非战斗性的杀戮也因“电椅”的发明（1890年）而改变，不过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行刑人仍旧坚持使用古老而历经考验的办法，例如绞刑或砍头。

军备竞赛的明显后果之一，便是钱花得越来越多，尤其是因为各国都想跑在前面，或至少不落于人后。这场军备竞赛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晚期，起初并不激烈；20世纪逐渐加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达到高潮。英国的军费开支，在19世纪70—80年代大致都保持稳定，不论就整体预算所占的百分比或平均每人的负担而言皆如此。但是，随后便从1887年的3 200万英镑，上升到1898—1899年的4 410万英镑，以及1913—1914年的7 700万英镑。其中增长最壮观的显然是海军，因为其投射武器乃是当时的高科技军备。1885年时，海军花了政府1 100万英镑，和1860年差不多，然而在1913—1914年，这个数字已攀升到四倍之多。德国同期的海军支出增长更是惊人：由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每年9 000万马克，上升到几近4亿马克。[9]

这种庞大开支的后果之一，是它们需要较高税收，或是膨胀性借贷，或是两者都要。但是另一个同样明显但往往为人所忽略的后果，是它们已日渐使祖国的毁灭成为大规模工业的副产品。诺贝尔和卡内基这两位认识到是什么使他们成为炸药和钢铁富豪的资本家，想借着将其部分财富用于和平目的以作为补偿。在这件事上，他们是特例。战争和战争产业的共生现象，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政府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因为，正如恩格斯在1892年所说：“当战争成为大工业的一支时，大工业遂成为政治上的必要条件。”[10] 相反，政府也成为某些工业分支的当然成分，因为除了政府外，还有谁能为军事工业提供顾客？它所生产的货物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间无休无止的竞争所决定，因为各国政府都想为自己取得最先进因而也最有效的武器供应。更有甚者，各国政府所要求的武器生产，不只限于当前的实际所需，还得应付未来战争的不时之需。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让它们的工业维持远超出和平时期所需的生产能力。

无论如何，各国因此不得不保护强大的国家军备工业，承担其技术发展的大部分成本，并使它们获利。换言之，它们必须保护这些工业不受狂风暴雨袭击，这种狂风暴雨会威胁到航行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大海上的资本主义企业船只。政府当然也可以自己从事军备制造，而且事实上它们早就这么做了。但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或至少就自由英国而言——它们宁可与私人企业进行某种合作。19世纪80年代，私人军火商承担了1/3以上的军备合约，19世纪90年代提高到46%，20世纪最初10年更上升至60%。附带一提，当时政府随时预备给他们2/3的保证量。[11] 无怪乎军火工厂几乎全为工业巨子所有，或是工业巨子所投资的。战争和资本集中携手并进。在德国，大炮大王克虏伯在1873年雇佣了1.6万名员工，1890年增加到2.4万人，1900年更达4.5万人左右。当1912年第50万门克虏伯大炮离开工厂时，克虏伯手下共有7万名员工。在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在其位于纽卡斯尔的主厂中雇佣了1.2万人，1914年时，这个数目增加到2万人，超过泰恩塞德（Tyneside）地区所有金属业工人的40%，这还不包括靠阿姆斯特朗公司转包合约维生的1 500家小工厂员工。这些小工厂也很赚钱。

像美国当代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一样，这些巨大的集中工业，如果没有各政府间的军备竞赛，便会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大家往往想让这些“死亡商人”（和平倡议者喜用的词汇）为英国新闻记者所谓的“钢铁和黄金之战”负责。我们是否可以就此推论说军火工业助长了军备竞赛，有必要时还发明国家劣势或“脆弱之窗”的说法，说利润优厚的契约可以消除这些问题。一家专门制造机关枪的德国工厂，设法在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 ）上登了一则新闻，说法国政府计划拥有加倍的机关枪。德国政府于是在1908—1910年订购了价值4 000万马克的同款武器，使这家工厂的股息由20%提高到32%。[12] 一家英国工厂辩称其政府严重低估了德国人重整海军军备的进度，促使英国政府决定把战舰数量加倍，而该公司则从每一艘大型军舰身上获得25万英镑的利润。像维克斯公司（Vickers）代理商希腊人巴兹尔·扎哈罗夫（Basil Zaharoff，后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协约国服务而被授予爵位）这类温文尔雅但行为可疑的人，特别注意让列强的军火商只把次要和即将过时的产品卖给近东和拉丁美洲诸国，这些国家随时都愿意购买这样的五金器具。简而言之，现代的国际死亡贸易当时已在热烈进行。

可是，就算科技人员的确大力游说陆军将领和海军舰队司令（这些人对阅兵比对科学更熟悉）购买最新的大炮，以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我们也不能就用军火制造商的阴谋来解释世界大战。诚然，1914年倒数前5年，由于军备的积聚已达可怕程度，因而使形势更具爆炸性。诚然，至少在1914年夏天，动员死亡武力的机械作用已无法节制。但是，使欧洲陷入大战的，并不是这种竞赛式的整军经武，而是当时的国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