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君主是一个人的真正朋友或者是一个人的真正敌人时，就是说，如果他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方而反对另一方的话，这位君主也会受到尊重。他采取这种方法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处。”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之后的四个月里，也就是1569年6月到10月之间，玛格丽特严格执行她答应兄长完成的任务。遵照亨利的指示，凯瑟琳起床到入睡，玛戈都随侍左右，不曾错过一天。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获得母亲的肯定，对玛戈而言是极大的乐趣。玛戈自豪地回忆说：“有时，我有幸和母亲聊上两三个小时，上帝待我不薄，母亲因我而满足；并且，母亲觉得在贵妇面前怎么夸奖我都不为过。”玛格丽特也没有忘记把她们之间的对话详细告知在外的中将，并为他在宫中争取优势，就像是为自己办事一样。“我把兄长的事情说给她听，我也常常向兄长传达母亲的感受和意见；兄长完全有理由相信，我是全力支持他的利益的。”亨利的选择是明智的：玛格丽特在探查情报方面表现不错。

10月3日，王室军队在蒙孔图（Moncontour）再次大胜胡格诺派，此地在法国西南，位于昂热（Angers）和普瓦捷（Poitiers）之间，狂喜的中将再次邀请王室成员，来祝贺自己的英勇，分享胜利的荣耀，玛格丽特和太后以及宫廷其他成员一起前往亨利设在圣·让·当热利（Saint Jean d'Angély）的军营，玛戈感到非常兴奋。她十分肯定，自己一定会受到兄长的热情款待，得到兄长的表扬和称赞。她知道，自己成功完成了兄长交代的任务，并且也对兄长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愿意分享他的喜悦。对于即将到来的接待，玛格丽特并未做什么准备。

但是，当她看见亨利的第一眼，就知道事情有变。玛戈回忆道：“我们刚一抵达……我的母亲对他的态度非常好，告诉他我经常在她面前夸奖他，亨利则非常冷漠地回答说：‘他很高兴地看到我已经完成了他给的任务；但经过谨慎考虑，这种事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这次奏效，下次就未必有用。’”凯瑟琳和女儿一样对亨利的话感到困惑。玛格丽特写道：“她问亨利何出此言，亨利正等着太后如此发问，他已经编好说辞，准备毁掉我和太后的关系。”

于是，亨利将矛头掉向玛格丽特，“亨利说……我面容姣好，吉斯阁下想要娶我；而他的叔叔也极力促成这场婚事；如果我也有此意，或许我会把自己和太后之间的谈话都泄露出去；太后明白吉斯家族的野心，知道他们时刻准备躲着我们。因此，太后将来不应当再和玛格丽特讨论国事，并逐步收回对玛格丽特的信任。”

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公主本不该背着母后自己谈婚论嫁。更严重的是，玛格丽特对追求者的态度，亨利不过是作出陈述和猜测，但已经暗示玛格丽特生活不检点。自然，这触碰了凯瑟琳严格的道德底线，她明确禁止一切婚外亲密接触——除非符合太后的利益。

玛格丽特坚称自己清白，但她的抗议是徒劳的。她激动地写道：“我该说的都说了，我根本不知道兄长所说的一切，我对太后说，这些事情我闻所未闻；就算我知道，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太后。”她的辩解不起作用。凯瑟琳立刻改变了态度，并且“在兄长面前不许跟她说话。这些话语简直像是扎在心头的尖刀。多么耻辱！我之前还为太后的青睐和信任感到高兴，现在却是无比的悲哀。”

玛格丽特此后一直将亨利的指控视为对自己的攻击，此后几百年里，玛格丽特的名誉都因谣言而受损。但事实上，亨利这番话并非针对玛戈，而是针对吉斯公爵的。当时，玛格丽特和吉斯公爵之间确实是清白的，她也没有答应要嫁给他，原因很简单：他们两人之间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并且，上次亨利布置任务的时候，他们也绝没有碰面。吉斯公爵在战争中的举动一一记录在案：从1568年9月开始，他一直在参与战斗，先是在东部边界，此后则在王室军队中。即使是世风败坏的16世纪，两个相隔几百英里的人也是很难发生关系的。

亨利常常能见到吉斯公爵，尤其是最近几个月。虽然两人常常见面，但他对这位同窗的感情并未好转。自从普瓦西会谈之后，吉斯公爵变化不大——当时他将亨利从窗户扔进一辆马车，并绑架了他。比起亨利，他依然更加健壮而善战，权力于他就像是一副合身的甲胄。此外，吉斯公爵蔑视军纪，随心所欲，犯下了一件大错，严重地削弱了王室军队的力量：6月，这位刚愎自用的公爵未与上级联系，独自行动，率领一小队骑兵和步兵横渡法国南部的拉罗什拉贝勒（La Roche-l'Abeille）河，却遭遇了4,000名胡格诺派骑兵。天主教军大败，手下死伤无数，吉斯公爵本人仅以身免，回到大本营。亨利对他的冒失行为非常生气，就连王室军队的首席顾问塔瓦纳也很嫌弃这位不听军令的将军。塔瓦纳冷淡地对战败的吉斯公爵说：“阁下，鉴于你的所作所为，你本不该回来的。”

讽刺的是，如果吉斯公爵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的话，玛格丽特很可能就不必在10月受辱了，但7月到9月之间，吉斯公爵在普瓦捷围城战中，几乎一人抵挡了科利尼和为数众多的胡格诺派军队，使他重获威名。这一仗奠定了王室军队在蒙孔图的胜利：在蒙孔图，吉斯公爵表现勇猛，赢得了荣耀——不过腿部受伤。

一位自负而获胜的吉斯公爵，要比一位自负而不服军令的吉斯公爵更糟糕。中将的功绩和吉斯公爵相比黯然无光。亨利和王兄之间的竞争已经令他烦恼，更不愿看到自己手下的姿态和人气居然超过自己。所以，亨利积极打听一切有碍对手名声的传闻，但眼下公爵声名鹊起，这些丑闻很难打探。

玛戈在回忆录中认为，谣言的出处是路易·贝朗热（Louis Béranger），她常常轻蔑地称呼他“瓜斯特（Le Guast）"。瓜斯特最终成了玛格丽特的死对头；她非常憎恶此人（理所当然），所以玛戈笔下的瓜斯特要慎重对待。不过这次，玛格丽特的本能厌恶恐怕是正确的，其他事情也说明玛格丽特的判断没有错。[3]

在中将周围，有一群英俊而热心的年轻贵族，王室将其称为“宠儿”，而瓜斯特则是个中翘楚。与亨利后来的手下不同，瓜斯特出身于一个古老而尊贵的家族；他血统纯正，知道怎么摆架子。他是王家卫队的队长，老成干练——亨利19岁，他已经25岁——自然受亨利尊重。瓜斯特急于在宫中谋得一席之地，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证明自己对中将有极大价值。瓜斯特常常奉承亨利，并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向亨利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因而得到了亨利的重视。

吉斯公爵无需掩饰什么，因此瓜斯特的工作非常简单。他相信，自己的家庭背景非常显赫。他的家族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他的叔叔，洛林枢机主教跻身枢密院，在法国教会中首屈一指。枢机主教积极介入侄子和侄女的事务，并准备促成吉斯公爵的妹妹和某个波旁家族成员之间的婚事。他的妹妹都能攀上高枝，他的叔叔何不让他也娶一个王室成员为妻呢？

如果说吉斯公爵有这个想法，那么，精于权谋的枢机主教也一定有同感。他兄长遇刺死后，吉斯家族一蹶不振，此刻终于时来运转了。洛林枢机主教清晰地记得，尽管时间短暂，他的侄女玛丽·斯图亚特轻而易举地就登上了法国王座。他很愿意侄子和王室公主来往。除了结盟的考虑，吉斯公爵也许真的爱上了玛戈，而玛戈也并非流水无情。他明白王室正在为资金犯愁，甚至愿意从自己的资产中献出200,000里弗作为彩礼，以鼓励这对新人之间的婚事。

不过，无论枢机主教是多么青睐这个计划，他毕竟久经宫廷事务，知道必须圆滑行事。他不能直接和玛戈联系，也不能让侄子去和玛戈联系。这是凯瑟琳和国王的事情。这件事必须慎重处理。

但热恋中的男子不会如此小心。吉斯公爵可能就不够慎重。无论瓜斯特是怎么听到谣言的，这位队长立刻加以谴责。国王妹妹的风流韵事对公爵打击甚大。玛戈不过是受到池鱼之殃。

不过，玛戈的感受截然不同。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这则谣言来自太后宠爱的亨利，玛戈无法让凯瑟琳相信自己。父母偏爱一个孩子而冷淡另一个孩子，世上最伤人的事情莫过于此。玛格丽特谈到凯瑟琳时怨恨地说：“我兄长的话语给她留下了第一印象；她一直记着这些话，以至听不进去真相和其他的可能性。我知道这一切之后对她说，我失去了曾拥有的幸福，我感到不安；兄长曾给了我幸福，又从我手中夺去了幸福。他的予夺毫无理由。他称赞我周全谨慎，虽然我并不具备这些美德。他又怀疑我的忠诚，这完全是想象和虚构。我最后对太后说，我绝不会忘记兄长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从没有人这样和凯瑟琳说话，更不用说这人是她女儿。玛格丽特悲伤地说：“她顿时失去了热情……从那一刻起，她就逐渐疏远了我。”

和太后交谈之后，玛戈因为应付这些指控而筋疲力尽，得了一场重病。疾病源自士兵中爆发的一场瘟疫——这在战争期间极为平常。玛戈高烧不退。已有许多人染病而死，其中甚至包括王室太医，而玛格丽特最终也染病了。

在玛戈患病和康复的阶段，太后和玛戈的兄弟们——尤其是亨利——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凯瑟琳不顾染病的风险，亲自看护自己的女儿，对她说，“我们很抱歉，我们错了。”而亨利也从军中拨冗（当时他正忙于围困圣·让·当热利）前来看望自己的妹妹。玛戈抱怨说：“他从早到晚都坐在我的床尾，表现得极为急切，仿佛我们是一对挚友。”她还是不肯原谅亨利的背叛，不认为亨利的举动代表他已经承认错误，想要作出弥补。就连未参与阴谋的国王查理也表现出对玛戈的同情：他在玛戈准备移到更舒服的房间时，亲自为她抬轿。（查理非常清楚，如果太后和亨利联合起来反对他会是怎样的结果。他也对亨利的不安感到高兴，乐意展现自己的美德，以反衬亨利的恶行。）无论如何，自从中将向凯瑟琳告密之后，吉斯公爵和洛林枢机主教都没有受到责备。事实上，吉斯公爵因腿伤卧床不起，被允许留在宫中调养（当玛格丽特病情好转后，宫廷立刻移驾昂热［Angers］），凯瑟琳也同意了他妹妹和路易·德·波旁之间的婚事，婚礼于1570年2月4日隆重举行。[4]

玛格丽特的麻烦这才真正开始，现在在亨利的坚持下，吉斯公爵每天都会出现在她身边。亨利最初想和妹妹和解，但不奏效，他感到无所谓，继续诽谤吉斯家族。吉斯公爵每天都在玛戈床头出现，很容易为亨利所陷害；公爵落入陷阱只是早晚问题。玛格丽特写道：“亨利每天都来我房间看我，并且总是带着吉斯公爵一起。他假装真的关心吉斯公爵的样子，并且为了取得信任，他常常拥抱公爵大声说：‘惟愿你是我的兄弟！’他常在我面前这样做，而吉斯公爵似乎并未识破。”

不仅是吉斯公爵，整个宫廷都上当了。1579年春，西班牙使节向菲利普二世报告说：“整个法国都在谈论一件事：玛格丽特小姐要和吉斯公爵结婚了。”“小可爱”团体的女士们本来就容易受到绯闻怂恿，何况这次还涉及两位贵族，她们尽一切可能撮合两位恋人。这使洛林枢机主教感到不安，他知道，如果没有太后的批准，没有婚姻的保护，这不过是一场露水姻缘。他在一封信中对吉斯公爵的母亲说：“宫中女性实在多事，可怜的小东西（玛格丽特）和您的儿子现在全凭命运安排，这实在非常糟糕。”似乎只有玛戈明白（至少事后明白）亨利在耍把戏。但她从以往的经验得知，太后不太可能会站在她这边反对亨利，所以玛戈“不敢戳破他的伪装”。

不仅如此，玛戈深知太后希望自己嫁给16岁的葡萄牙国王堂·塞巴斯蒂安（Don Sebastian），凯瑟琳正在和后者的使节进行密切会谈。这桩婚事不容乐观。据驻在西班牙宫廷（菲利普二世不得不答应两国的结盟）的法国大使报告，塞巴斯蒂安发育不成熟，他在修士的指导下，虔信宗教，坚持禁欲，远离女色。凯瑟琳的使节委婉地表示，葡萄牙国王的性倾向不太明确，没人知道他能否“产下子嗣”。

玛格丽特大龄未婚，在当时不太寻常。她的两个姐姐都在13岁时就已出嫁——当时13岁正是婚龄。玛格丽特迟迟未婚，完全是她母亲的责任。凯瑟琳坚持，自己的子女必须和王族结婚。在她的观念中，亨利和弗朗索瓦中必有一人要娶伊丽莎白一世，成为英格兰国王，玛戈则会嫁给塞巴斯蒂安（菲利普二世的儿子卡洛斯因为两年前逝世，故而不在考虑之列）。无论别人说什么也劝不住太后；那位驻在马德里的法国大使就曾极力劝说过太后转变观念。他在向凯瑟琳报告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和葡萄牙宫廷情况时，这样写道：“我要将我的想法明白地告诉您，我认为，这里的人脑中除了恶念并无其他想法……他们觉得，法国的内战保证了他们本国的和平，法国人口资金的匮乏，使他们国内富庶繁荣。”玛戈也曾提醒太后注意菲利普二世对她的公开敌意。她后来回忆道：“西班牙国王正用尽一切手段终止他和葡萄牙之间的竞争。”但凯瑟琳固执己见，并向查理表示，玛戈嫁给葡萄牙国王是一桩荣誉。

玛格丽特就在这种惨淡前景中迎来了17岁生日。玛戈热情洋溢、渴望浪漫、感情充沛，正是最美的时候，却注定只能远嫁葡萄牙，嫁给一个无欲无求的国王，过上没有爱情、没有激情的生活。她的绝望可想而知。而身在宫中的吉斯公爵，自以为得到了玛格丽特兄长的支持，拜倒在玛格丽特的石榴裙下，他高大强壮，绝非同性恋，正是玛格丽特的理想类型，使玛格丽特对未来有了另一种憧憬：她可以嫁给这个心爱的男人，并留在法国……[5]

1570年6月，事情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当时有一位女官同情玛格丽特，并为玛格丽特和吉斯公爵两人搭桥牵线，瓜斯特迫使这位女官交出一份玛格丽特写给吉斯公爵的密信。瓜斯特立即将这封信件交给亨利，后者则命他将这封信交给凯瑟琳，而凯瑟琳则与长子、国王查理共同阅览此信。

查理因最近几个月的不幸而情绪低落。前一年，王室军队在蒙孔图大获全胜，资深的加斯帕·德·塔瓦纳曾建议，与其追剿穷寇，不如与胡格诺派领袖签订和约，这对天主教徒非常有利。他指出：“冒着极大风险和这些人交战，并不是打击真正的敌人，因为敌人战败之后，将会促使德意志诸侯组成军队，次日就能与法国交战，然而，您的得力干将、刺客都已战死沙场。我绝不会为这一场战役赌上全国之力。”

但是查理再也无法忍受弟弟的胜利，他对英明的建议充耳不闻，下令围困胡格诺军队避难之所：圣·让·当热利。他第一次违抗太后的命令，亲自指挥攻城，这样就让亨利降到了次要的地位。不幸的是，攻城很不成功。王室军队无法突破城墙，被迫在11月的寒冬中，于城外沼泽地带扎营。玛戈所患的热病迅速席卷了条件简陋的军营，夺取了许多士兵的性命。而许多有幸未染病的士兵则选择了逃跑。到了12月，剩下的士兵竟无法组成一支骑兵队，更不必说攻城了，国王被迫放弃自己的努力。

除了狼狈撤退，查理此次败绩还使当时未在圣·让·当热利避难的科利尼提督有机会重整军力。提督组织起一支小而精悍的队伍（正如塔瓦纳所预测的那样，这只军队由精锐的德意志骑兵组成），他们在法国南部所向披靡，对一切重要天主教城市发起攻击：比如图卢斯、卡尔卡松（Carcassonne）、蒙彼利埃（Montpellier）、尼姆（N＾imes）。提督率领这一支游击队，造成了巨大破坏；看起来，形势倒向了胡格诺派。上次失败的围城使查理一文不名，他无力组织反攻，并且，科利尼神出鬼没，麾下骑兵和步兵有很强的机动性，一位天主教军官在信中向凯瑟琳诉苦，新教军队可以“在炮兵难行的山中行进8到10里格”。于是，短短的八个月内，在查理的指挥下，他弟弟赢得的一切政治、军事优势全都付诸东流，以至和约可能要按照胡格诺派的条款签订。这种倒退自然会使人情绪低落。

这时，他发现这位优秀的弟弟对玛格丽特的看法一向正确，他一开始就站在玛戈这一边，并且自己也曾经上过当。据西班牙大使在1570年6月13日写给菲利普二世的一封信中说，查理变得狂躁不安，早上5点就穿着睡衣去见太后，大喊着要得到他妹妹的消息。玛戈被叫醒来到凯瑟琳的房间，她一进房间，就有一位廷臣站在门外，以使王室成员能有一点隐私。然后，查理和凯瑟琳无所忌惮，猛烈抨击玛格丽特的行为举止，言辞犀利，以至于在结束时，太后花了一个小时安慰玛格丽特，帮她整理仪容——他们对玛戈又抓又挠，玛戈的衣服都被扯破了。

不幸的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对女性施暴稀松平常。女性被认为是丈夫、父亲、兄弟的财产，任由他们处置。[6]但她的母亲也参与进来，就不太寻常了。无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现代的史学家，查理都常受到批评，被认为情绪不稳定。但玛戈的经历说明，查理的怒火并非心理疾病，而是一种被认可的行为，而凯瑟琳也同样未保持克制——至少这件事确实如此。

可怜的玛格丽特再次成了太后烦恼的发泄口，太后因为不能事事如愿而感到烦恼。即使她相信吉斯公爵真的玷污了自己的女儿，凯瑟琳也不敢在此时和吉斯家族公开决裂。王室正在寻找军力以抵抗科利尼，而洛林枢机主教的财政能力，乃至支持吉斯家族的天主教势力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太后只能对无助的玛格丽特发火，却不敢批评那个可能勾引了玛格丽特的人。

就这样，吉斯家族安然无恙，而王室军队也如愿出阵。天主教军队在人数上是胡格诺派武装的两倍，他们于6月26日在第戎西南勃艮第的小城阿尔内勒狄克（Arnay-le-Duc）遭遇科利尼的部队，并被后者高超的战术击退。凯瑟琳别无选择，只能求和。1570年8月8日，查理签署了《圣日耳曼和约》（Peace of Saint-Germain），该和约不仅重申了宽容法令，并且使新教徒有权进行崇拜，有权在法国某些重要的城市中举行宗教游行——其中就包括拉罗歇尔。一名身居高位的天主教贵族在知道条款之后愤愤地说，“我们一次次地战胜他们……但法令总是对他们有利，我们胜利靠的是武器，他们胜利却靠歪门邪说。”

这次休战不仅代表公开冲突告一段落，并且也宣布了吉斯家族的衰落。和约签署后一周之内，凯瑟琳来到洛林枢机主教在巴黎的住所，当时他感染热病正在调养，考虑到洛林枢机主教的资金和援助都已无用，凯瑟琳以主教背着她安排自己侄子和女儿之间的婚事为由，严厉斥责了这位受尊敬的教士。枢机主教在宫中的影响力就此终结。不久之后，吉斯公爵的英姿与武勇也不再受人关注，在一次晚会上因对国王态度过于随便而受到批评，并被逐出巴黎。查理喊道：“我再也用不着你了。”就这样，他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他憎恶的弟弟想达到的目标。

至于玛格丽特，她母亲和兄长们在此事上表现出来的残酷使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得到家人的支持了。她惴惴不安，似乎为自己的性命发愁。就在吉斯公爵被驱逐的几周之前，她向太后发誓，“吉斯家族从没有人对我提起过（结婚）一事”，并且恳求太后“促成自己和葡萄牙国王之间的婚事，我会让母亲明白，我对她完全服从”，但并不能安抚凯瑟琳。玛戈绝望地发现，“每天都有新消息，使她对我更加愤怒，一句话，我一直不断地遭到侮辱，几无宁日”。

最终，玛格丽特被逼到绝路上了，她明白，只要吉斯公爵不结婚，自己就不可能安全，于是她请求嫁给吉斯家族的姐姐克劳德（Claude），催促吉斯公爵挑一个女友结婚。玛戈写道：“我向我的姐姐洛林夫人写信，她在波西亚家族（House of Por-cian）中颇有威望，我求她想办法让吉斯公爵退出宫廷，让他和郡主（小公国波西亚的郡主）成婚，这样就能使自己脱离阴谋的中伤：这阴谋已经毁了我和吉斯家族。”热心的克劳德对妹妹的信感到惊讶，立刻出手相救。玛格丽特心有慰藉地说：“她（克劳德）看破了个中阴谋，直接来到宫中，促成了吉斯公爵的婚事，使我得以脱离谣言的中伤，她还说服太后，让她相信我说的确是实话。”

虽然吉斯公爵对此结果并非十分满意——他向家族诉苦说，这些人逼他娶了一个“黑女”，这个词可能是指未婚妻是新教徒——不过他还是迫于压力同意了，婚礼于9月底匆匆举行。（为了保证公爵不至逃婚，查理从国库中为新郎拨出100,000里弗的礼金。）洛林枢机主教签署《圣日耳曼和约》后不到六周时间，这位公认的法国天主教领袖就不得不见证自己侄子和一位新教女性的婚礼，吉斯家族的势力已经堕落到这般地步。

自然，王室参加了这次婚礼，玛格丽特出席婚礼，无动于衷，她的内心一定非常痛苦：她的初恋此刻娶了另一位女性，而将自己当成棋子利用的兄长亨利则威胁吉斯公爵说，若在婚礼后胆敢看他妹妹一眼，就要取他性命。虽然痛苦，但玛格丽特学到了极为有用的一课。这些事使玛戈很早就保持戒心，让她明白，在一个反复无常、步步惊心的家族中（她后来也是如此）生存需要怎样的技巧。

这确实是一桩幸事，因为在这之后，各种事情令人应接不暇，态势之猛几乎要令她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