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复晚年常住天津，其小营门住宅建有东西两座大楼。东楼楼下为客厅和书房，书房名华鉴斋，内藏价值连城的宋版《通鉴》一部和《华山碑》拓本。潘的原配住东楼，大姨太太张静娟居西楼。潘虽曾贵为一国总理，在家却做不了主，家政由大姨太太张静娟一手把持，潘要花钱也得向她要。张静娟居西楼后，便想与潘的正室争名分，把姨字取消，以高抬身份。潘不得已令家中上下人等称原配为东楼太太，大姨太太改称西楼太太，俨然成了帝王时代的“东西两宫”。

徐世昌在河南辉县距城西南二里来地的地方置了一片稻田，并于田中起房，命其名为“水竹邨”，他也就势得了一个雅号——水竹邨人。水竹邨环房四周都挖成渠道，水面种荷养鱼，周遭栽植绿竹，俨然一派北国江南、闲情逸致的色调。徐世昌却非闲人，在水竹邨里，他经常秘会各地到访的政客，大做政治交易，饮宴之类的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徐世昌在辉县购有大量地产，水竹邨仅其中之一。他在城西还购置一山一庄，在县城有一座堪比京城王府的公馆。在北京东四五条和天津英租界，徐世昌也都拥有富丽堂皇的豪宅。

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住南京石板桥2号，这其实是总理陵园管理处的办公地点，一楼办公，二楼权充元首官邸。官邸外有一个班的宪兵警卫，林颇感不自在，对人说：“主席变成犯人了。”林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330弄3号也有一处住宅，是一个单开间的小洋楼。他来此居住时，法国巡捕房也在四周布满暗探，林对这一套同样很反感。林在南京石板路的“元首官邸”没有卫生设备，房间狭小，以致负责警卫他的宪兵只能借住邻家的空屋里。如此寒酸的“元首官邸”，在全世界恐怕也难得一见。

上世纪20年代，闻一多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时，住在西京畿道。这是一个有两棵枣树的小院子，这一点和鲁迅在西三条的院子相仿。房间还算宽敞。闻家的特别之处，是客室的墙壁和天棚全部用黑色亮光纸裱糊，桌子上和窗台上衬以一些小古董，虽不免给人以“阴森”的感觉，但极富艺术气息。半个多世纪后，当年到过闻家的作家蹇先艾仍对那间客室的布置印象清晰。

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他在北京时，一直租房子住。原配去世后，段娶袁世凯的养女为妻，袁世凯以送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其实也无产权，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40万大洋，把房子抵押给了袁世凯，但没给房契。等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对方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他在这房子里只住了两年。

北洋政府时期当过江西省长的胡思义，卸任后在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和清凉禅寺之间置下洋房一栋，兼做棉纱、公债生意，应酬无虚日。本来他这寓公的日子过得相当惬意，然而世事难料。有一夜，江西奉新一盐商在南京路新新酒楼设宴，胡赴宴归来，行至距其寓所约200米的地方，几个身着黑衣短褂的彪形大汉突然从清凉禅寺门旁蹿出，健步拦住胡所乘包车，将其架入路边一辆汽车中，以黑布蒙住双眼。胡遭绑票后，家人与劫匪讨价还价，最终说定5万元赎票，并商定日子票款互换。忽因另案破获，胡未破财即被救释归。胡出来后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再回寓所逗留，只在沧州饭店住了几个晚上，料理了未了事务后，便回南昌了。

崇实学校是北平一所教会学校，作家萧乾在那里读了近十年书。每周日一早，学校整队到礼拜堂做礼拜，回来时要穿过洋牧师们居住的一个大院，能看见这样一幕场景：院子里是一幢幢两层洋房，周围是绿茵茵的草坪，路边松木成行。家家门前都有专用的秋千和沙土地，时有金发碧眼的孩子在一起玩。走过门前总能闻到令人垂涎的肉味和牛奶味，阳台上摆满了花盆。厨师、花匠干活时都身着洁白的制服。穿过这个天堂般的院子之后，萧乾还得回到大杂院的小屋里，用杂和面糊糊充饥。

新凤霞当年在天津卖艺时，全家八口人——父母、三个妹妹、两个弟弟——住在一间很小的南房里，一间屋大半间炕，就这也睡不开。她父亲想出个窍门，在炕沿装一块木板，安上合叶，白天放下来，晚上睡觉时用凳子支上。即使这样，也只能是一个挤着一个地睡，谁也不能起夜，甚至不能翻身。一起夜就没地方睡了，一翻身全家准醒。

四川军阀范绍增有三四十个姨太太。为了安置她们，上世纪30年代，范花费一二十万银洋，在重庆建起一个约占半条街的公馆——范庄。范庄为花园式建筑，内有三座三层洋楼。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每栋楼内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整体设计新颖，装修华丽；另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范庄落成后，范每日公务之余，便在新公馆里拥妻搂妾，男欢女爱。

梁巨川曾是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行营主任。1929年，他接前清太监赵德山密告，称西四牌楼羊肉胡同7号是清朝某王府，宅内地下藏有大量银子。梁据情报告阎锡山，阎即决意收购此宅，并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3万元。购下后，梁派一个排的卫兵住在宅内看守。当年8月，动工开挖，共雇用20多名工人，施工期间许进不许出。如此一个多月，把7号住宅地下挖了个遍，也没见半两银子，而地下渗出的水却越来越多，只好用抽水机排泄，致满街污泥浊水。负责办理此事的山西银行经理王子寿将情状上报阎锡山，阎复电要王将6号和8号也设法买下，继续施工。总共挖了近半年时间，王子寿后来叹道：“这也太开玩笑了，不但银子没有挖到，反而花了十来万！”

北洋政府时期，中法实业银行法方总经理名裴诺德。他的住宅在安定门内后圆恩寺，后来的圆恩寺电影院只是他家的一部分。这个院子原归晚清重臣荣禄，后被中法实业银行购入并加以改造成为总经理的宅第。

院内由一座很讲究的楼房、数十间平房及宽敞的庭院组成。宅内有游泳池、网球场、台球房、健身室、图书室、大客厅、大餐厅、舞厅、盥洗室、小书房、浴室、卧室、汽车房、洗衣房、男女佣人房等等。各室的陈设除少量中国古董外，大部分是从法国购买或定制的。家具也是除少量中国硬木条案桌椅外，全从法国定制。其他如餐具、桌布、餐巾、手巾、床上用品、毛织品等，也都是从法国定制的。所有定制品上，都带有法文“中国实业银行”缩写“BLC”字样的图案。宅内许多房间的顶棚和墙壁，是用铅锡做里加木板包镶起来，外面用各色大缎装裱。各种规格的钢丝弹簧床，都附有鸭绒枕被。各屋地板上铺满定制的栽绒地毯。银行倒闭后，巴黎派来的调查人员，看到这里的情形，曾喻之为“王宫”。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在沈阳帅府旁边盖了两所住宅。其中一栋为赵四小姐居住，张请西门子洋行为这栋楼房装饰最新式的花灯，共花费两万余元。施工时，西门子洋行出于安全考虑，特地为赵宅设计了一种“无影反光灯”信号，即只要有人进门，室内即能察觉，以便及时防范。但工程未了，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遂作罢。

袁世凯在老家河南项城有地300余顷，在彰德洹上村有地300顷和大宅院一处，连花园共两百来间。他在北京锡拉胡同和炒豆胡同有两所大宅子。天津地纬路一带房产都为袁家所有，英租界小白楼数百间楼房也归其所有。袁在香港也曾置有房产。

五四运动后，曹汝霖因家被火烧，一度住在北海团城。当时团城属京绥铁路局看管，曹在此闭门谢客，以写字消磨时光。后来全家暂时搬到天津德租界，直到赵家楼的房子修好后，才搬回来。但曹仍来回于京津两地。1922年春，曹又在灯市口同福夹道5号盖起一所新住宅，规模堪称宏伟，东院还有个戏楼。抗战爆发前后，曹汝霖卖掉同福夹道5号的房子，迁入东公安街2号属于盐务署公产的一栋洋房。王克敏当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看中了这幢房子，叫曹汝霖腾出来给他住。曹说：“你在外交大楼住着不是挺好吗？何必要这个地方？”王说：“那是办公的地方，不能久住。”坚持要曹搬出，曹虽极为不满，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最终还是在贡院大街4号典下一所房子搬了过去。

黎元洪时代，曹锟篡位心切，不择手段地对黎施压，竟然一度切断了黎元洪在东厂胡同住宅的水电线路，对黎身心和生活构成严重威胁。那些日子，农商总长李根源天天去黎宅，名为保护总统，实则李系一介文官，又无卫士，只带着程砚秋去黎家“保驾”。当年在北洋政府总长之间，风行接纳唱青衣或花旦的京剧演员，如交通总长吴毓麟捧尚小云，司法总长程克捧朱琴心，李根源则捧程砚秋。

1917年冬，段派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购置了一个大宅子，作为其派系议员聚会的场所，名为梁宅。起初参加聚会的有十来人，既无组织，也无召集人，参与者大多是晚上闲着无事，来这里坐坐。后来加入者渐多，又添置了棋类、麻将牌等娱乐用品。到临时参议院即将结束，两院选举即将到来时，梁宅才越来越染上政治色彩，段派要角王揖唐等也时常来参加。这时，大家认为应该有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用梁宅的名义又似有不妥。有人提议：“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名词很好，就叫安福俱乐部吧。”与会者一致同意。于是，操纵中央政权达两年并名噪一时的安福系，就这样形成了。

何应钦原住南京斗鸡闸4号，抗战爆发后遭日机轰炸焚毁。战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公馆被戴笠占据，后转送何应钦。1946年何应钦出国后，南京敌伪产业管理处的人曾到何家清点家具，他们发现楼下书房到二楼卧室有一条暗道可以直通，再折上三楼，是一间大房子，类似于储藏室。内有衣物鞋帽、书籍、一套漂亮别致的鸦片烟具以及冈村宁次、土肥原、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的签名照。

何应钦回国后，窦禄敏被联勤总部指定负责何家的一切供应，经常出入何公馆。一天晚上，窦开车到何家，见客厅灯光雪亮却无一人，知道医生在卧室给何换药，就去了趟厕所，不想推门进去时，厕所里竟然迎面站着卫立煌和桂永清两个总司令，二人呆若木鸡。原来他们都是瞒着蒋介石偷偷来看何应钦的，一听见汽车声，扭头就往厕所跑，生怕撞见突然驾到的蒋介石。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将上海福开森路一幢楼房送给了顾祝同。这房子当时估值1000根条子（每条10两黄金）。周后来得免一死，据说这幢房子帮了大忙。

顾祝同任三战区司令长官时，长官部曾数次转移。每新到一地，顾必先将他的眷属住宅盖好，而且一定要建成西式带廊平房，铺上地板，装上电灯。

汪精卫叛逃后，经河内到上海。日军把愚园路1136弄原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住宅拨给汪精卫当公馆。这是一栋花园洋楼，1136弄是一条很长的里弄。为安全计，特工总部的头子丁默邨、李士群下令将里弄住户全部迁走。后周佛海、陈春圃、罗君强、梅思平等都搬到这条里弄，可谓“巨奸云集”。

黄绍竑抗战胜利后在南京的住处是树德里4号，这是他当国府委员时由当局拨给的“官邸”。黄多住在上海，此处平时门可罗雀。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黄因和李的关系，一时举足轻重，许多要员纷纷来访。一日，他在家里的卧室兼客厅接待了陈立夫、吴铁城、余井塘、洪兰友等人，因胡同狭窄，汽车开不到门口，送他们出来时要步行一段路，黄说：“真对不起，我这房子门口不能停放汽车。”他们说：“国府总务处怎么能给你这样的房子呢！真对不起。”黄说：“没什么，走几步就到国府门口了。”

1947年，白崇禧是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住在雍园。一次，他要手下查查住处周边的情况，这一查，吓了他一跳，他的四邻住着：军统头子毛人凤，励志社头子黄仁霖，和他对窗而隔的是参谋本部一个情报人员，此外还有一家日本人，是蒋介石雇用的特务。白说：“这帮人惹不起，到上海住一段时间吧。”

宋美龄在上海有一幢陪嫁的房子，位于贾尔业爱路。这房子原为一外国人所有，后被宋家买下，在上海不算是顶级洋房。正房约四开间宽，纵深很大。楼下是一个大客厅，容40人不挤，可以放电影。励志社头目黄仁霖曾在这里主持放过一部美国电影，观众除蒋介石夫妇外，还有孔家的子女和少数侍从人员。

室外的花园面积约是建筑面积的三倍，有一条三米宽的小溪穿过草坪。灌木丛中有假山坐落，取自然园林式布局，散步其间令人不觉身处闹市。室内除沙发、茶几、桌椅等家具外，墙上挂的四帧八大山人的花鸟条幅尤其引人注目。

蒋介石总共来这里住过六七次，最长一次也不过两个月。宋美龄则时不时地来住上一段，整理整理私宅，和两个姐姐叙叙天伦之乐。

1931年，宋美龄在南京中山门外小红山看中一块坡地，计划盖一所大屋顶的西式住宅，有地下室，有平台，建成后定居于此。南京市公务局长赵子游主持建造，多位设计师拿出几套方案，宋美龄一再提出修改意见。施工期间，室内装饰、浴室颜色、阳台设计等多次改动，不断拆建。南京市长魏道明请来杭州西湖艺专校长林风眠亲绘室内墙壁的装饰画。卧室、餐厅、办公室等大小房间的设计和布置方案，无一不是由宋美龄亲自审查鉴定。有些已经实施，又一再改变。如浴室瓷砖，先是改成黄绿相间的颜色，后又改为一律蓝色，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这房子改来改去，直至抗战爆发都没能竣工。胜利后虽终于完工，却事过境迁，宋美龄索性把它改建成教堂，每周日和蒋介石同去做礼拜。

钱大钧曾是蒋介石的亲信，当了多年侍从室主任。抗战胜利后，钱出任上海市长。他在上海的官邸极其豪华宽敞，据说汽车进了院子要开15分钟方到住所。有人将此密报蒋介石，蒋听后很反感，钱随即失宠，不久去职。

女作家石评梅离开北大后，住在一个破庙的南屋，人称“荒斋”。经她一布置，这间陋室便显得趣味盎然：花色素雅的窗帘，盆栽的菊花和小梅桩，嵌在镜框里的李清照画像，荣宝斋的诗笺，古玩店的小摆设以及两把藤椅和一套茶具。一切就绪后，石评梅满意地站在屋子中央环顾四周，命其屋名为“梅窠”。后来，高君宇在写给石评梅的信中说：“我们的历史一半写于‘荒斋’。”

郁达夫一度过的是居无定所的生活，因而向往“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他和王映霞结婚后，住所正对着一片空地。王映霞说：“我每天早晨梳头时，老是望着这块地皮发呆。”她想盖一排小巧玲珑的五开间平房，再给郁达夫盖三间书房。恰巧有人替他们代付1700元买下这块地，最后欠债4000元盖起这个“风雨茅庐”。郁达夫在1935年11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这一年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

雅舍是梁实秋抗战期间在重庆北碚的寓所。重庆是山城，雅舍依坡建在半山腰，访客到这里，先要上七八十级土台阶。这还不算什么，更“离谱”的是，客人进屋后，还得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梁实秋说，“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虽说是梁实秋命名的，但他并非雅舍的主人，只是房客之一。雅舍共有六间房，梁实秋居其二。他形容这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是我室。”这最后一句话，至今依然是耐人寻味的。

除了雅舍，梁实秋还品评过一些学者的书房。

如宋春舫的书房——榻木庐，梁实秋认为是他见过的最考究的书房。这书房建在青岛的一个小山头上，与主人寓所并不相连，是单独的一栋楼，“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梁实秋描述说：“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镀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接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又如周作人在北平八道弯的书房——苦雨斋（后更名苦茶庵），梁实秋写道：“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说完周家的书房，梁实秋接着发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感叹：“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再如闻一多的书房，梁实秋评价为“充实、有趣而乱”。“他的书全是中文书，而且几乎全是线装书。”“主人要作考证，东一部西一部的图书便要从书架上取下来参加獭祭的行列了，其结果是短榻上、地板上、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师椅上，全都是书。那把太师椅玲珑帮硬，可以入画，不宜坐人，其实亦不宜堆书，却是他书斋中最惹眼的一个点缀。”

1933年，丰子恺自己设计的缘缘堂建成。五年后，缘缘堂毁于战火，丰子恺对这个乡间住宅有这样一番细致的追述：“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伙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很清楚。”丰子恺建缘缘堂花了6000元，他说：“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掉，我绝不同意。”

据郑振铎统计，上世纪30年代，上海大约有30％的店伙计或堂倌一类从业者居无定所，甚至连固定床位也没有。他们白天把铺盖卷起来，置于角落。晚上关门后，再取出铺盖铺在地上或柜台上睡觉。还有约40％的人虽有固定床位，却不是正经的屋子。一楼一底的房子竟然可以住六家人。郑振铎眼见的一处是这样一种“布局”：“最阔的两家，一家占了楼上的客堂，一家占了楼下的客堂。其次是亭子间的一家，其次是楼梯下的余地是一家，楼上梯边余地又是一家，厨间是一家。”

1934年，荆有麟对南京的街面有这样一番观察：“每一座洋房的旁边或附近，好像是规定似的，总有一些茅草屋。洋房里的主人翁，出入是汽车，不用说，很阔气了；而他的芳邻，却不是拉车的，就是种菜或者做小生意的。以我想：大概十个茅草屋人家的一月劳动，不能够一座洋房内的主人的一日开销，因为很有些洋房内弄‘中’、‘发’、‘白’，往往几小时的输赢，就在几百元以至几千元以上呢。”

抗战胜利后，黄裳作为记者去南京采风。在一家旧书店闲逛时，听老板说起大汉奸陈群的“泽存书库”，便去造访。那里已成为中央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处，黄裳被引入一间小巧玲珑的客厅，“里边布置楚楚，沙发古画，不染纤尘。窗外小池假山，居然颇有幽趣”。

1935年，丁玲被捕出狱后，曾借宿于林学家傅焕光在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的房子，这房子位于傅的私人农场的庭园中。庭园内有果树、紫藤及一些名贵花木，实际上是一个苗圃。傅家的房屋大小十幢，其中茅草盖顶的几间日本式房屋，墙壁呈粉红色，冬暖夏凉。窗外林木成荫，前面有一块大空地，四面是竹子围篱。园内的房舍，除傅家自住外，尚有一些余房被特务头目徐恩曾（傅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借走。后国民党的不少高官，包括蒋介石、于右任等常在假日到此休憩，因而一到周末，这里便车水马龙，但平时十分幽静。丁玲住在这里，实际处于“幽禁”状态。中统特务为了监视丁玲，还同时安排已变节的姚蓬子一家，与丁玲一家同住在几间西式平房里。其中就有姚蓬子四岁的儿子姚文元，丁玲当时曾给他吃过糖果。

冯玉祥曾在一篇回忆文字中提到蒋介石在南京汤山的浴室：“蒋介石请我到南京的汤山去洗澡，我看那里布置得好极了，门口外边有两个宪兵，院子里边有各种的花草，有一个厨房，来的时候，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吃饭。里面是几个洗澡的池子，这就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众进不来，就是小官也进不来，大官若与蒋没关系的也进不来。我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的手中了。’”

郁达夫和林语堂都对杭州的城隍山颇有好感，两人曾商量集资买地，在山上盖一个俱乐部。他们盘算用一千元买地，四千元造房。但当两人实地考察时，发现山上几处最好的位置，都被有钱有势、不懂山水的人侵占去了。再选址只能是南山之下，与山居的原意已属不合，遂遗憾地作罢。

抗战胜利后，一次田汉与洪深同游西湖，从岳坟入白堤，经过一个大宅子，洪深对田汉说：“这房子造得像不像一把手枪？宅主是常春恒。造好这房子不久，他被暗杀了。”

杭州刘庄系广东人刘向刍所建。刘靠豪赌起家，后又以豪赌败家。刘有妾12人，他在院内置一座大坟，本人的墓居中，四周为12妾墓环绕。刘败家后，除第12妾，众妻妾纷纷散去。

民国时期，杭州西湖边上有许多类似刘庄那样的私人别墅，有人悉心考察记录过。如徐庄，“临湖数亩，屋少而精”。如中行别业，原是王克敏第九妹的私产，后因负债而归中国银行，“占地不多，精致殊甚”。如青莲精舍，“依山面水，极见匠心”。如葛荫山庄，“门临大道，双环常掩，往来均由湖道。盖荷花深处，剌艇相迎，其中另有佳趣”。如孤云草舍，是一座红砖造的五层洋房，抗战爆发时，朱家骅任浙江省主席，借住这里，许多重要会议常在此召开。

浦江清初到清华时，系单身教工。分配到的宿舍朝北，不见阳光，冬天甚冷，房间也不大，故“人无有取之者”。浦江清搬入后，书架、床、桌、字画等一布置，顿显出几分优雅。他在日记中写道：“而搴帏外视，适临广庭，丝柳数株，天然韶秀。”

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的营业状况蒸蒸日上，张元济年分红在万元以上。他花5000元在极司菲尔路买了两亩半的一块地皮，请英国建筑事务所设计一幢三开间两层楼洋房，三层为尖顶阁楼。当时的洋房一般是红砖青砖相间，张家则是一色的青砖，门窗用墨绿色油漆，显得颇有特色。张元济在这里一直住到1939年。他乔迁时恐怕料想不到，十多年后，竟然与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为邻。

上世纪30年代，张元济七上庐山。他在贺陈三立80寿诗时，注有一句“先后三次亟思追随，终老于此”，足见他对庐山的留恋。后张元济花4000元买下牯岭路118号一所别墅。对面117号是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蒋介石夏天去庐山避暑时，有时也在熊家开会。如1934年蒋在熊府召开国防会议，恰值张也在山上，蒋曾去张家探望。

民国时期，北平一般人家，独门独院的，门口都钉着铜牌，刻有“赵寓”、“王寓”等。一些有点名气的文化人，则钉块木牌子，刻上自己写的名字。

陈璧为晚清邮传部尚书，民国以后一直在北京当寓公。他家光客厅就好几个，有“内外大小”之分。大客厅是把四大间房子掏空的中西结合式房屋，三面共计20扇大玻璃窗门，南北两面都有宽大的走廊，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中间用一个落地罩把长方形客厅分成正方形的两个区域。一个中式布置，靠墙是大紫檀螺钿官榻，三面雕花栏杆，炕桌，脚蹋，秋香色万寿贡缎坐褥。官榻左右两面各放一座八尺高的大紫檀螺钿穿衣镜。当间为大紫檀镂花圆桌，六个墩子。周边是三对紫檀太师椅并茶几。墙上挂着林则徐和成亲王的大对子。另一个区域是西式布置，五彩地毯，当中放着一大六小七张大皮沙发，前有茶几，后有多宝格、装殿版《二十四史》的檀木箱子。四面窗前都是红木琴案，上放花盆。陈去世后，子孙分家，同居这个宅子，客厅共用。后人陈绵成了导演，便将客厅用来排戏。不少名演员如石挥、张瑞芳、白杨、唐若青等都到过这里。

燕东园在燕园的东门外，是燕京大学教授宿舍。有近三十幢灰砖两层楼洋房，周边是围墙。小楼中打蜡地板、壁炉、地毯、水汀（暖气）、卫生间、冷热水、阳台、庭院等一应俱全。可谓北京当年首屈一指的宿舍区。

张恨水说，他择居的一个必需的条件，是有树木的大院子。

抗战时期，名报人张友鸾住在重庆大田湾，房子破陋不堪。张恨水曾为这房子题名“惨庐”。张慧剑赠名“未完堂”，意为此屋看上去一溜歪斜，似未完工；另一层意思是张妻连生“六个毛”后，又挺上了大肚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圣陶在上海一直住弄堂房子。1935年，他撰写一文，详述弄堂结构的房子：“前墙通连，隔墙公用；若干所房子成为一排；前后两排间的通路就叫做‘弄堂’；若干条弄堂合起来总称什么里什么坊，表示那是某一个房主的房产。每一所房子开门进去是个小天井……天井跨进去就是正间。正间背后横生着扶梯，通到楼上的正间以及后面的亭子间。因为房子并不宽，横生的扶梯够不到楼上的正间，碰到墙，拐弯向前去，又是四五级，那才是楼板。到亭子间可不用跨这四五级，所以亭子间比楼正间低。亭子间的下层是灶间；上层是晒台，从楼正间另一旁的扶梯走上去……弄堂房子的结构确乎值得佩服；俗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弄堂房子就合着这样的经济条件。”

梁实秋也曾专文谈及这种“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较之叶圣陶，似乎有所发挥，等于为叶文作注：“一楼一底的房没有孤零零的一所矗立着的，差不多都像鸽子窝似的一大排，一所一所的构造的式样大小，完全一律，就好像从一个模型里铸出来的一般。”“王公馆的右面一垛山墙，同时就是李公馆的左面的山墙，并且王公馆若是爱好美术，在右面山墙上钉一个铁钉子，挂一张美女月份牌，那么李公馆在挂月份牌的时候，就不必再钉钉子了，因为这边钉一个钉子，那边就自然而然地会钻出一个钉尖儿！”“门环敲得啪啪地响的时候，声浪在周围一二十丈以内的范围，都可以很清晰地播送得到。一家敲门，至少有三家应声‘啥人？’至少有两家拔闩启锁，至少有五家有人从楼窗中探出头来。”“厨房里杀鸡，我无论躲在哪一个墙角，都可以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我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我可以看见一朵一朵乌云似的柴烟在我眼前飞过。自家的庖厨既没法可以远，而隔着半垛墙的人家的庖厨，离我还是差不多是近。人家今天炒什么菜，我先嗅着油味，人家今天淘米，我先听见水声。”“厨房之上，楼房之后，有所谓亭子间者。住在里面，真可说是冬暖夏热，厨房烧柴的时候，一缕一缕的青烟从地板缝中冉冉上升。亭子间上面又有所谓晒台者，名义上是作为晾晒衣服之用，但是实际上是人们乘凉的地方，打牌的地方，开演留声机的地方，还有另搭一间做堆杂物的地方。”

林语堂到上海后，没住弄堂房子，生活较之一般文人要优裕一些。他住在善钟路一套西式公寓里，书房、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等一应俱全，但没有车库和佣人房间。他家雇有一男一女两个佣人。男的住在外面，每天来上工；女的因为要照顾林的三个女儿，住家里，在厨房地板上打地铺。后来，林搬到愚园路一所相当宽敞的花园洋房中，庭院很大，林荫花草环绕，又是今非昔比了。

在重庆时，吴稚晖住在一个小商店的后房，睡一张双层的木架床。屋子又黑又小，床前那张小桌子，仅一尺来宽，二尺来长。蒋介石曾来此访吴。

上世纪30年代，学者杨振声在北平时，每年夏天都在颐和园内赁屋而居，用大约300元可以租一个夏天。杨振声对梁实秋说：我过的是帝王生活。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对鲁迅一生的最后一处寓所有极其细致的叙述：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着。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某某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是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面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厨房是家里最热闹的一部分。整个三层楼都是静静的，娘姨的声音没有，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鲁迅先生家里五六间房子只住着五个人，三位是先生全家，余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用人。

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在昆明郊区物色了一批临时宿舍。茅盾从香港到新疆路过昆明时，曾来这里造访顾颉刚，他描述说：“他的住宅是临街的一排平房，附近没有商店，也没有市井的喧嚣和尘埃。屋前用竹篱围出一长条花圃，栽有花草。房间宽敞明亮，室内陈设典雅，家具虽多藤竹制品，但做工精细，给人以幽静舒适的感觉。”茅盾笑道：“原来你筑了这样一个‘安乐窝’，怪不得不肯出门了。”

上世纪20年代末，胡适在上海期间，住极司菲尔路49号，与冯自由是邻居，对面是张元济家。曾借住于此的胡适的弟子罗尔纲描述说：“胡家这座小洋楼共三层。楼下是客厅、饭厅和厨房，二楼前面是凉台。凉台后是一间大房，是胡适寝室，胡师母看书、织毛衣整天在此。第二间是胡适书房。第三间是个北房，作为我的工作室和卧室。三楼是胡适两个小儿子胡祖望、胡思杜和侄儿胡思䣭、外甥程法正的寝室。”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回到北平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住在米粮库4号，罗尔纲仍住胡家，对胡宅仍有细致的描述：

米粮库4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洋楼前是一个很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广场。庭院的左边是汽车间。从大门到洋楼前是一条长长的路。从洋楼向右转入后院，是厨房和锅炉间，还有一带空地，空地后面是土丘，土丘外是围墙。走上土丘可以瞭望。洋楼共三层，一楼入门处作客人挂衣帽间，进入屋内，左边是客厅，右边是餐厅，客厅背后很大，作为进入大厅的过道，亚东图书馆来编胡适著作的人住和工作都在这里，汪原放来也住这里。从那里向东就进入大厅。这个大厅高广宽阔，原来大约是一个大跳舞厅，胡适用来作藏书室。大厅的南面，是一间长方形的房，是胡适的书房。书房东头开一小门过一小过道，又开一小门出庭院，以便胡适散步。大厅北面有一间房，作为我的工作室和寝室……二楼向南最大的一间房是胡适胡师母的寝室，另有几间房是胡祖望、胡思杜的寝室……楼上有两间浴室、卫生间，胡适胡师母用一间，我和胡祖望、胡思杜用一间。三楼我没有上过，女佣杨妈住在上面。

抗战前，陶孟和在北平住北新桥，金岳霖和陶是老朋友，他回忆说：“这所房子很特别，南北两头是房子，中间是一个大花园，主要花可能是海棠、丁香。北屋是中国式的；南屋是北平特有的早期西式的房子，它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是整个房子的布局很特别，我觉得应该保存，也可以用此来纪念陶先生。”

徐悲鸿的友人谢寿康当年供职南京市民银行，认识不少地产商。1931年，谢听说傅厚岗一带有十几亩地出售，便约吴稚晖、徐悲鸿夫妇等去看。吴出3000元，替徐家买下其中的两亩，余下的分由段锡朋、杨公达等五六人买下，大家购地盖房，成了邻居。吴稚晖还为徐家募集到一笔可观的盖房费用。当年年底，徐宅建成，蒋碧微描述说：

新居一进门就是一座很大的前院，铺着如茵的草皮。房屋是西式的两层楼，有三十尺深，右边是徐先生的画室，深三丈，阔二丈五，室高一丈六，这间画室，完全照着他绘画时的需要而设计。

左边是二楼二底两层房屋，迎门一座楼梯，楼上两间卧室和浴室，楼下前客厅后餐厅，佣人的下房有两处，一是门右边的门房，一是后院兴工时期所建造的临时公寮。

两株大白杨树，正好就在画室的右边，遮掩着西晒的太阳。后来据吴老先生的调查，说这样的大树，全南京一共只有三棵，我们家便占有其二，另外一株是在城南。由于树身高大，目标显著，从京沪路乘火车绕过玄武湖，将抵下关车站的时候，坐在火车上远远地便可以看到它们。

1936年，范长江和杜文思都是供职上海《大公报》的青年记者。范长江看上了霞飞路康绥公寓的一处房子——清洁幽静，设备齐全，24小时热水供浴。房租自然不菲，每月40余元。范找到杜，提出两人合租，并动员杜节衣缩食，换取一个好的阅读环境。杜虽感这20多元房租是个重担，但经不住“清洁、安静、卫生”的环境的诱惑，最终答应了范长江。他们住在后楼，杜文思后来回忆说：“前楼二房东是位安娴幽静的于小姐。某次，在公寓我到门口即将外出，忽然门铃响，我开门，来客是纱业巨子缪云台，见到我愕然不悦。适二房东于小姐从前楼赶到门口，她向缪介绍我是后楼房客杜先生，我释然和蔼地说：缪先生好！数日后，于对我说：杜先生，原来你早和缪先生相识，他还记得你是《大公报》记者，是搞工业的。”

1920年，罗振玉在天津法租界秋山街盖起嘉乐里新宅，合家迁入。罗是藏书家，罗公馆西首房舍便辟为“贻安堂经籍铺”，由其长子经营销售他在日本编印的古籍。1928年，罗举家迁往旅顺，将这所房子以六万元出手。这在当年，是卖了一个很合算的价钱。

钱昌照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时，只住三间房子。张伯苓去其家后叹道：次长生活极为简朴！后钱向人借了一笔钱，在南京的上海路盖了一所房子。这笔债直到抗战后才还清。

当年，清华教授的宿舍条件优裕。闻一多、周培源、吴有训、雷海宗等50余户住清华西院。闻一多住49号，有14间房子。1935年后，闻一多、俞平伯、周培源、陈岱孙、吴有训等又迁入清华南院，这里有30栋新盖的西式住宅，每户一栋，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电灯、电话、热水等一应俱全。

西南联大后期，西仓坡教工宿舍建成，但狼多肉少，教授要抽签确定谁能搬进去。闻一多恰好抽中，在1945年1月迁入新居——西仓坡3号。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有20多间土坯墙的平房，大门内中间是一块斜坡的空地。闻家住东边一排，门朝西，有两间20平方米的房间，后面是天井，旁边是厨房，门前有块空地，闻家就开荒种菜，自给自足，收获颇丰。

西南联大成立后，虽建成新校舍，但条件相当艰苦。男生宿舍都是土墙草顶，墙上开几个方洞，方洞上竖着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每间房子的两边各摆十张上下铺的双人床，即一间房住四十个学生，环境可以想见。

抗战爆发后，上海市民纷纷涌向租界，致房屋大为紧张。画家钱化佛在淡水路租了一间小屋子，五个儿子集于一堂，简直没有回旋余地，他戏言：“这真是所谓五子登科（窠）了！”

学者邓云乡曾记述当年的清华学生宿舍：“清华的学生宿舍，也是以‘斋’为名，男生宿舍如‘明斋’、‘诚斋’及后来建的‘新斋’等，女生宿舍叫‘静斋’。这些‘斋’都是红砖砌的三层楼，两个人一个房间，房中有壁橱，床都是小的可拆卸的钢丝床，冬天全部水汀，有一位名‘任浩’的在旧时《宇宙风》上写文章介绍清华宿舍说：‘整个冬天，从11月到翌年3月，在清华室内都像是夏天，睡起来盖一条薄被就行了。’”

小说家毕倚虹住在上海西门路庆祥里。他与人通信，信封落款常写“西门庆寄”。

齐白石家的门上贴一纸条：“晚过九时不开门。”

1936年初，胡宗南时任军长。《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中称：“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二十里铺。”他住在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创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

吴宓于1925年入住清华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藤影荷声之馆”，当年梁启超也曾在此“赁馆著书”。后来叶公超搬来与吴为邻，“一浪漫，一古典，而颇为相得”。吴宓在工字厅的住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文化沙龙的功能。1926年7月8日，陈寅恪来清华就职的当天，即是吴宓从城里把陈接到学校，“住西客厅”。“王静安先生来，久坐”、“陈寅恪、赵元任等携蒯寿枢来室中小坐”、“金岳霖来”、“曹校长陪导钱方轼来宓室中晤会”、“杨振声来，宓与谈‘翻译’一课内容”、“招叶企孙来此小坐”、“冯友兰君如约来”这样的记载曾三天两头出现在吴宓的日记里，陈寅恪也曾借吴宓住所设宴请客。抗战胜利后，季羡林回清华教书，他曾回忆说：“我住的工字厅是清华的中心。我的老师吴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就在这里。他已离校，我只能透过玻璃窗子看室中的陈设，不由忆起当年在这里高谈阔论时的情景，心中黯然。”1930年9月，吴宓去欧洲游学一年，行前，校内一些单位看中了他的住所。8月14日，理学院代理院长熊庆来找到吴宓，想拿“藤影荷声之馆”当数学系的第二预备室，被吴宓“严词拒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且谓如校中必欲取回此室，则宓第一步今年不出洋；第二步退回聘书，舍清华而改任他校教授。若私人欲得此室，则当认为仇敌，悉力抵抗周旋。毋谓宓平日谦和，便可欺也云云……”行前三四天，他又在日记中记道：“今兹将行，对清华园风景之幽美，及西客厅生活之安逸，乃深恋恋也。”9月12日，他离开校园时，还“回望久居安适之西客厅，不觉凄然”。

1939年春，日军飞机轰炸成都，作家李劼人从城内疏散到郊外沙河堡乡间，便借势在一菱角堰边盖了一所黄泥筑墙、麦草为顶的住所，他在门楣上题了“菱窠”两字，颇有竹篱野舍的逸趣。曾到此作客的宋云彬在日记里写道：“李劼人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他家的房子是泥墙草顶，但里面的陈设很讲究，布置得很雅致。他说他的屋子因为泥墙打得厚，好比人家窑洞，所以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云。”

黄裳少年时代住在天津，其父为留学德国的采矿工程师。黄家租住的墙子河畔的小楼是小德张的产业，从黄家楼上后面的窗户可以看到小德张家的院子。在黄裳的印象中，小德张家的院子很大，阴森森的，好像整天也没人走动。“我曾几次爬到窗口去看，不过始终没有看到这个有名的大太监。墙子河就在前面，河畔栽了一排柳树。夏天我有时走下去坐在柳下看书。有一次从《小说月报》上读到郑振铎写的《北宋词人》和《南宋词人》，引起极大兴趣，整整看了一个下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宋词。”

1948年初秋，林洙中学毕业后，从上海到北平求学，父亲把她介绍给同乡林徽因教授。她后来回忆说：“我来到清华的教师住宅区新林院8号梁家的门口，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开门的刘妈把我引到一间古色古香的起居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桃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都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