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16日，季羡林日记记：“晚上同（李）长之访叶公超，谈了半天。他说我送给他的那篇东西他一个字也没看，这使我很难过。”第二天的日记写道：“心里老想着昨天晚上叶公超对我的态度——妈的，只要老子写出好文章来，怕什么鸟？……我已经决定：叶某真太不通，我以后不理他的了，真真岂有此理，简直出人意料之外。”又记：“晚上同长之访老叶，（他）明明在家里，却说出去了，不知什么原因。真真岂有此理。”

1929年春天，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在孔德学校碰见老熟人钱玄同。钱见鲁迅的名片上仍印着“周树人”，便笑问：“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因钱曾以“疑古玄同”为笔名，故鲁迅答：“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说过这句话后，鲁迅便不再搭理钱玄同。鲁迅在《两地书》中对此的叙述是：“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蒋介石召集庐山会议时，胡愈之曾写诗讥讽与会者胡适：“溽暑庐山盛会开，若干名士溯江来。且看吾家胡博士，慷慨陈词又一回。”胡适答云：“哪个猫儿不叫春，哪个蝉儿不叫夏。哪个蛤蟆不夜鸣，哪个先生不说话。”

1923年，奉天陆军举行演习，郭松龄是校阅委员会委员，张宗昌的部队接受校阅。演习中，张嫌条件恶劣，在一间破屋子里休息时，蹲在炕上边喝酒边骂：“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正骂着，郭松龄突然推门进来，问张：“你在骂谁？”张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指骂任何人。”郭气势汹汹，指着张的鼻子大骂：“我操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只见张的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跃而下，左右以为张翻了脸，备不住要拔枪。谁知张跳下炕来对郭说：“郭二大爷，你操俺妈，你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郭没辙，负气而去。张后来对下属说：“你听我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亲爸爸。”

陈独秀出狱后，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和陈见了一面，据担任记录的谢伯元回忆，整个见面过程不到三分钟。何问：“陈先生，你身体好吗？”陈答：“好。”何又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陈答：“没有。谢谢你！”何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随即送客。

1948年“国大”开幕后，何应钦以背部生疮为借口，称病不出席，蒋介石甚为不满。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蒋突然驱车至何家，何措手不及，慌忙跑上楼躺在床上。蒋直趋卧室，扬言来看何的病，实则怒目相向，一再盘问病情。何应钦答以背上长了大疮，痛不能坐，故连日未能出席“国大”会议。蒋硬是强迫何应钦脱掉衣服检视，确见背疮红肿，才悻悻而去。

1946年秋天，汤恩伯招集数人在上海西浦石路1221号家中开会，商量鼎泰公司的经营事宜。汤认为公司董事长陈铭勋倚老卖老，不听话，要他交出公司的一切职权。陈听后怒气冲冲地说：“上海鼎泰公司有今天的规模，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谁也别想让我离开！”汤站起来说：“你非离开不可！”陈用手杖指着汤的脸说：“谁敢叫我离开？”汤急了眼，一拳打过去。陈也不甘示弱，抬手抽了汤一个耳光。两人遂扭打在一起。汤妻王竞白见状跑到楼上，其他人连忙劝架，但怎么也拉不开。汤大声叫王副官来帮忙，王不敢上前。直到二人打得精疲力竭才罢手。

张发奎曾拥汪反蒋，自视为汪派要角。一日，他去汪家，门房见是常客，马上进去通报，张也跟着往里走。汪精卫正和秘书曾钟鸣谈事，门房报告后，汪连说：“又来了，讨厌！讨厌！”此时张已走到门口，这话听得清清楚楚。张回去后恨恨地说：“汪精卫的虚伪面目，今天算是被我戳穿了。”

徐悲鸿与刘海粟年纪相仿，但徐曾在刘所办的美专短暂就读。徐悲鸿成名后，不愿被人说成出自刘门，刘海粟偏偏常以此自诩。两人后来交恶，互相诋毁。刘海粟说：“有人才有名誉，便欺蔑其启蒙老师，则其人无论其才之美如何，先无人格，余可无论。”徐悲鸿说：“有人不过江湖骗子，住两天巴黎，留一头长发，挂块招牌，自诩大师，言其实，则吾令驴尾溅油彩于画布上乱画，成画殆相伯仲也。”

上世纪30年代初，傅雷从法国留学回来，曾在刘海粟当校长的上海美专任教，两年后辞职。傅雷的辞职，一半是出于对刘海粟的不满，他后来回忆：“1933年9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一）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二）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1936年，傅雷当众宣布，与刘海粟绝交。

罗皑岚问朱湘：“你与新月社交往多，为什么不去北大教书？”朱湘说：“北大是胡适之一股学阀在那里，我去求他们犯不着。”

吴宓为《大公报》编文学副刊时，请浦江清等帮忙，一次两人因署名事发生争执。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吴宓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宓陈办事之困难，浦君感情郁激，至于哭泣。宓只得勉慰之。宓做事之困难不能告人。盖《文学副刊》赞襄诸君，皆系文人书生。故（一）盛意气；（二）多感情；（三）轻视功利；（四）不顾实际之需要及困难，往往议论多而成功少。一己成绩殊微而专好批评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动。”

浦江清说：“徐志摩之为人为诗，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而死后北平《晨报》乃为出专刊一月，耸海内之听闻。青年男女莫不赞叹，以为伟大诗人，得未曾有，几以诗神爱神目之。”

“五四”前后，胡适与章士钊曾是新旧文化之争的论敌，在各自的阵地（报刊）上互骂。1925年，有人请客，两人在前门外廊坊头条撷英番菜馆相遇，章便邀胡合影，两人各持一张照片。章在照片上题白话诗一首送胡：“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口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胡也写了一首旧体诗送章：“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两边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一次在上海，汪原放请客，章士钊、胡适、陈独秀均在座。胡当面对章说，你的文章不值一驳，章听后并不生气。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章士钊当教育总长的任上，他自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老朋友沈尹默公开声明与其断绝关系，指章为罪人，天诛地灭云云。鲁迅更是在文中骂章士钊为“章士钉”。后章士钊辞官到上海当律师，沈尹默也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到上海卖字为生。章曾致信沈说：昔时骂我者爱我，昔时爱我者害我，历史如鉴，于今兄辞去校长职甚是也。沈尹默得信后，尽弃前嫌，两人在上海过从甚密。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后来被捕，章还当过陈的辩护律师。

古文家刘师培与今文家崔适是学术上的论敌。巧的是，两人在北大校内的住所门对门，朝夕相见，每逢遇见都客客气气，互称先生，互相鞠躬。然而一站到讲台上，即是另一个样子，相互间极尽攻击之辞，毫不留情。

上世纪30年代初，陈西滢说：“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

鲁迅曾当着叶公超的面指斥徐志摩是“流氓”，后来叶将鲁迅的话转告郭沫若，郭说：“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

鲁迅逝世后，徐懋庸送去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梁实秋说：“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抗战前夕，一次梁实秋和罗隆基去清华访潘光旦，顺便到隔壁的闻一多家坐坐。闻一多对罗隆基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荣，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抗战期间，艾青、何剑熏和路翎一度都在重庆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教书。何喜欢抬杠，一次指责艾青大男子主义，经常发表一些不尊重女性的言论，侮辱女人。艾青辩解道：“我的妻子是女人，母亲是女人，难道我能不尊重妻子和母亲吗？即使不免跟妻子闹矛盾，骂妻子，我可从没有不尊敬母亲。”何剑熏反驳说：“难道那些侮辱女人的人的母亲是男人么？”后两人彻底闹翻，何剑熏离开了育才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哀沈阳》的诗句曾被传诵一时：“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诗句所述并非实情。台湾作家高阳晚年回忆，他曾见过年已80岁的名叫朱湄筠的朱五小姐，朱五告诉他一件事，说一次席间应酬，见到了马君武，于是端着酒杯过去敬酒：“您是马博士马君武不是？我就是朱五。”马顿显窘态，不俟终席而去。

鲁迅有一次提起成仿吾时说：“他要毁灭我，我如何能忘记了呢？”“只要有成仿吾把在艺术之宫的门口，我是进不去的。”

林语堂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1932年，为营救牛兰夫妇，由柳亚子领衔共36人具名致电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要求放人，半个月后，居正的批示寄到柳亚子寓所，有“该柳亚子等”的字样。柳亚子遂致信鲁迅等签名人通告此事，并说：“觉生（居正字）是同盟会的委员，又是南社的社友。照南社中的资格讲起来，我还是社长呢，而且彼此又是老朋友，他做了司法院长，居然‘该’起我来，那真是院长不可为而可为了。”

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夫妇住北平总布胡同，金岳霖住梁家后院。一些学术界的名流常来聚会，让这个院子渐渐成了一个颇有些名气的文化沙龙。林徽因则在这个文化沙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冰心后来写了篇题为《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有如下描述：“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的进来了，脚尖点地时是那般轻……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边画上一道淡淡的黑圈，双颊褪红，庞儿不如照片上那么丰满，腰肢也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时的那般软款了！”“太太已又在壁角镜子里照了一照，回身便半卧在沙发上，臂肘倚着靠手，两腿平放在一边，微笑着抬头，这种姿势，又使人想起一幅欧洲的名画。”包括林徽因本人在内的很多人据此认为，这是冰心在影射和嘲讽林徽因，李健吾回忆：“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但冰心1992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原型）是陆小曼。”

胡风说：“有一次鲁迅感慨地说：茅盾喜欢说‘阔气话’。这是他和茅盾相交十多年的一个小结论。”

1927年6月，鲁迅在提及蔡元培时说：“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有时也不免让胡适的圈子之外的一些人心生妒嫉，梁宗岱说：“胡适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我们的学风，做学问既不扎实，又不诚实，一味赶时髦，求虚名。”

1926年11月，罗振玉致函王国维：“弟、公垂交三十年，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致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

翁文灏与李四光不和，丁文江活着的时候，曾试图调解两人关系，但翁不接受调解。

顾颉刚和颜文樑是发小。两人原本关系甚密，某日不知为什么闹翻，打了起来。顾颉刚一急之下，抓着颜的手腕就来了一口。多年后，颜向郑逸梅示以伤疤，郑说：“虽经数十年，痕迹犹留腕间。”

1923年，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后许多政论都不如这时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线曙光！”而梁漱溟则认为：“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觉得我是敌人，我却没有这种意思。”

抗战期间，宋云彬在桂林。首部《鲁迅全集》出版后，寄到桂林，宋细读一遍，编了一册《鲁迅语录》。后来，曹聚仁到桂林，宋问曹：“为什么鲁迅没骂过你呢？”

杨石朗曾投贺天健门下学画，贺对杨颇为器重，甚至视杨为自己的唯一继承人。但杨石朗后来见异思迁，见吴湖帆这边香火旺盛，便改投吴门。贺极为愤慨，自然也迁怒吴湖帆，遂与吴绝交。

康有为曾赋诗称赞林纾的翻译，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纾，看到康有为的诗，指斥康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不认识的“译才”。

1922年，胡适起草了一个《我们的主张》的宣言，蔡元培、梁漱溟、李大钊等15人参与讨论并署名，后梁启超、林长民等看了很不高兴，林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排斥我们？”

1934年，巴金参与编辑的《文学季刊》抽掉了季羡林投来的《兔子》一稿。这让季羡林大为不满，他在1934年3月25日、26日的日记里接连写道：“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中，但我们又何曾看得起他们呢？”“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到（李）长之说到几个人又都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我现在自己都奇怪，因为自己一篇小文章，竟惹了这些纠纷，惹得许多人都原形毕露，未免大煞风景，但因而也看出究竟。”

1923年7月19日上午，周作人给鲁迅送去一信：“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此前的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当天日记记：“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自此兄弟失和。而周作人信中所指，被说来说去，猜来猜去，至今仍是个谜。

刘文典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撞上刘文典，刘文典随后对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期间，曾应邀到一些学校演讲。5月22日晚，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了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