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白崇禧秘密私通中共内幕

郑 义

六十年代李宗仁口述，投共后由唐德刚整理出版的逾五十万言《李宗仁回忆录》一再强调「蒋介石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共军之所以能席捲江南奄有全国，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显然是鬼话连篇、无耻之尤。他生前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后廿八年中共的机要部门为了「创收」，竟把「大内档案」辑印成书，把他见不得人的卑劣勾当与鬼蜮伎俩全部抖了出来。

据中共政协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大事记》披露，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过刘仲容转告中共驻沪负责情报联络工作的吴克坚，说明他已派人去武汉，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湖南省主席程潜一同反蒋。若程潜不肯联合，则白可向长沙进攻；如程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以放心配合共军进攻南京。蒋公下野后六天，李白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併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裏应外合，推动全国和平。四月三日周恩来单独接见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要他转告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直至四月廿二日，共军已渡江突破江阴要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还向信使章士钊说，共军渡江能协助李代总统使得排除反动派、贯彻其已默认之和平主张，极望李不为「反动派」所胁走，仍坐镇南京，当机立断，电知和谈代表团在北平签字。

李宗仁

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七日，李宗仁就已致函毛泽东，承认「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最后四月廿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未签字，是迫于全体与会者均不同意，此后他强烈要求蒋公运回已贮存台湾的央行黄金，是为了以此作为投降的资本。这样的统帅，当然不能服众，桂系军队瓦解后，李宗仁出走美国，不敢回台湾继续当他的总统，也是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十六年后投共本是蓄谋已久的必然结果。

一般人了解白崇禧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四日在徐蚌战役失利后通电（亥敬电）逼宫，导致蒋介石下野。保卫大上海的官兵耿耿于怀的是，白以华中剿匪总司令拥兵六十万坐镇武汉，非但不出兵援沪解围，而且在汉口截留了由重庆运往长江下游守军的大批弹药，致使下游国军有枪无弹、有炮无弹，还打什么仗？所以蒋公引退实为万不得已之举。据中共政协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推出的五卷本八百一十万言《中华民国大事记》披露，白崇禧通电后十九天派黄绍竑从武汉乘专机秘密飞香港，将他致李济深信函托民革驻港负责人黄琪翔转予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转达毛泽东，谓白「反蒋早具决心」，请中共中央转知中共华中局与白达成军事谅解，并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黄对潘说「白已决心和平，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若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无成功的可能」。蒋公下野后一週，白派代表李书城往郑州见共方中原野战军负责人，基本同意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只是感到宣布战犯太多，他本人不应包括在内。他仍愿意联合共军对蒋系作战，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编他的军队，并能让他参加联合政府。三月卅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二野刘邓并告陈毅：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决定要白让出花园口以北地区⋯⋯如守军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四月十日白崇禧电共方称安庆桂军撤退暂有困难，请中共暂留该地勿攻，以待和平解决云云。是日中共中央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彼此暂维现状」。从后来白崇禧不战而退的记录来看，他基本上是按中共指示丧师失地的。

【附录】主张和谈是为了争取时间赢得民心

白崇禧^[1]

问：民三十七、八年健公在华中时对和战看法如何？健公反共的决心是无可怀疑的，但有的人对健公的两份电报有些误解，请健公谈谈好吗？

答：我是坚决反共的，而且準备打下去，但我们实力损失，士气受挫，致命伤是钱，军心民心变了，败徵暴露，因此我打电报给总统。在我看来，「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由于士气」，士气民心丧失后要在军事上取胜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主张争取喘息整补的机会，请美国联络英国、苏联出来调停，若美国肯出来，他们拥有原子弹，苏联不能不有所顾虑，用苏联来压中共，不许他们过长江，否则便是妨害太平洋的安全，我们争取这种机会来整补。这是我第一封电报的要旨。一个星期后没有覆电，形势一天天紧迫，而美国态度如何未能指示，便再打第二封了。总统派张群来对我说：「不行，美国白皮书弄好了，你意见是好的。」我当时说：「中共的气势绝非和平代表所能阻止的，美国领导国际力量可能阻止，美国只要不从青岛撤退，派一个空军大队在南京，出来主持和谈，或可有效。」

白崇禧

问：当时张轸、程潜亦有电报到中央，健公事先知道吗？

答：他们不会听我指挥的，他们直接打电报给中央，并未先给我看。

问：有人认为徐蚌会战时健公协助不力，这大概是不明真相的人说的，健公对此愿意说明吗？

答：有人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中告我按兵不动，此人是宋希濂的师爷但衡今，我们在常德开过一次会，当地盐务总局长说，但衡今在常德七搞八捣，很坏。但衡今是湖北人，曾是蒲圻选出的省议员，被罢免过的，后来不知为何当了国大代表。他提出时，主席陈辞修代为答覆，我不满意，保留到下午答覆。下午我把当时情况说明，许多委员都鼓掌了，陈辞修劝我：「不要同他辩论，我们是什么身份，何必与他计较。」但此事非要搞明白。第二次国民大会开会时，但又提出来，我又公开答覆，我托他的同乡胡宗铎（土地银行常务监察）对他说要请他客，我说：「谢谢他提出，全靠他提出这案来，我可以答覆，否则一个败军之将如何说，慢慢的大家就会明白事实真象，要请他客。」我真的想请他。

问：但衡今为什么要提这案？是否有其他内幕？

答：但在国民大会提这一次，有人说是何成濬策动的，很可能，有四十几个湖北人签署。浙江刘膺古认识很清楚，他对但说：「你们再乱闹，我们黄埔在会场给你们难看。」这件事下次再谈。

问：总统下野后和谈未成，共匪渡江后，华中的情形将来亦请健公补充说明。

答：和谈未成，共匪渡江，他们从安庆、九江向南昌直逼长沙，武汉在前突出，奉命撤退，事实上武汉突出，前头无法守，撤退到长沙，守汩罗江。我们从武汉撤退时有两个案，一是守广东，一是守广西，后来看到在广东前面有胡琏，而海南岛有刘安祺，他们往汕头方面到台湾，我看情形到广东会孤立，广西属自己指挥，还有贵州、云南可合作，背有安南，没有敌对力量，很安全，到广东目的不是打了，是到台湾，这时银子撤到台湾，我先头部队已到博白，国防部十二天未下令给华中，情形很乱。关于财经方面在武汉时，俞鸿钧把华中的三百万大洋要撤走，秘书长袁守谦告诉我：「市面上买东西买不到。」要我在前方打，没有军饷如何打，我打电话给徐堪说：「你撤了钱，商人罢市责任谁负？」他说：「好！好！我奉命。」我又打电话给行政院长何应钦、副院长吴铁城，并打电话给程潜，要他在汩罗江阻止，再将大洋解回武汉。

问：健公常讲大陆丢了，健公等负方面重责者有责任，当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方面大员，但有人认为大陆之败，非战之过，军事失败不过是原因之一，此外像经济、政治、教育等的因素也很重要，甚至因此而影响了军事之败，互为因果，健公对这种说法认为如何？

答；我不以为然，最重要还是军事，军事逆转，经济亦逆转，大陆才崩溃下来。三十五年，关外有五个美械军，四平街一战把林彪打垮了，旋克长春，如果我们一直打，打到哈尔滨、满洲里、佳木斯，把他们打完了，把东北民众组织起来，把一等的军队调回关内打聂荣臻，这是完全不同的剿匪战事，战事好转，其他一切也不至于崩坏下去，可能就获得了胜利。

对但衡今等弹劾的答覆

大陆撤退后，政府在台湾设立设计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陈诚任主任委员，所有国大代表为委员。有一次设计委员会开会，上午散会前半小时，但衡今忽然提出对我的弹劾案，开头案由是「为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兴复」，指责我三点：其一、是军费方面，中行黄金七万多两由我吞没了；其二、是汉口中央银行库存三百七十多万两白银由我吞没了；其三、是武汉军事责任部份，说我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但衡今在匆忙中提出此案后，主席陈辞修说：「华中的事，但委员所提的不是事实，有出入，你们要知道真相来问我。」好像是掩护我，助我对付但，说说公道话。我说：「他已公开提案了，我要公开答覆，我要保留到下午发表答覆。」散会后陈辞修对我说：「但这个人莫名其妙，何必拿我们的地位与他们争呢？」我说：「委员的地位是相同的，他可提出，我亦应答覆。」下午开会时，我每人发一份我的答覆书，我讲：「但委员所提的恐怕有许多军事上的机密，或许但委员未全知，不清楚，我有书面说明，我不是辩，用不着辩，不过为了十几万人调到徐州去——五个军一个整编师，大部份牺牲了；将士为国家牺牲得不白之冤，要为死者雪冤。」我把答覆书宣读说明，成千委员听了，鼓掌甚烈，表示同情我的说明，有些人用手指着但衡今，气氛对他不好得很，他挟起皮包跑了。有一个委员对我讲：「我们到台湾早就听说你按兵不动，裁留款项、武器，种种罪名，在台湾已成为舆论了，甚至在军中都知道，宣传得很厉害，我们常听到的。」我说：「大陆丢了，我担负方面责任，带罪之身如何说？今天但委员要不提的话，我还是忍痛不说，今天实在是好的机会让我说明说明。」

但衡今提这案第一次是在设计委员会提的——后改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到了民国四十三年国民大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但衡今又提了一次，有四十多人签署，内容与原案差不多，这次我再分发书面答覆如下：

但代表衡今等所提「为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兴复案」，谨依据事实分覆如下：

（一）关于经费：

（1）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黄金——三十七年夏，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约七万余两，地方上为维持币信，多主留存汉口，适逢国防部何前部长电话转达蒋总统面谕，以中央改革币制使用金元券，需要黄金以为準备，崇禧力排众议，当经遵令转运中央，有案可查。这是汉口地方人士的希望，保留黄金，并非华中扣留黄金。

（2）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银圆——三十八年春，本署驻防武汉，适值金元券急遽贬值，中央已汇发到汉口之军政各费，汉口中央银行因券料运济不及，库存告罄，不能兑取，华中长官公署为维持辖区秩序，经呈报行政院，并电请汉口中央银行转报该行总行，将库存银圆查照应付款项分别缓急酌予搭发。本署经费係按照中委核定预算向联勤总部驻汉收支处具领，并未向该行提支分文。凡上经过，崇禧来台以后经奉行政院四十年三月十六日院台财库（四〇）发第〇一二六九号代电，于三月二十八日在财政部、审计部、联勤总部、中央银行等机关会同清结有案，计银元三百七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三元。

（3）防卫经费——三十七年秋，辖区省市政府，以地方财政奇绌，自卫经费需款孔急，经由辖区鄂豫皖赣各省市政府民意机关，会同华中政务委员会，共同组织自卫特捐筹募委员会，报经行政院核备有案，并未向民间另行摊派防务经费。上项特捐筹募係由辖区省市财政厅局长兼办，筹募之款项，分由地方省市政府与武汉及各地城防工事委员会支用。时值军情紧急，市场萧条，豫皖两省筹募工作无法进行，即武汉一地筹募之款亦为数有限，是项捐款收支，係由华中各省市共同组织之自卫特捐筹募委员会负实际责任。

（二）关于武汉军事责任部份

华中辖区奉命调往增援徐州部队计：黄维兵团所属之十八军（胡琏）、八十五军（吴绍周）、第十军（熊绶春）及整编第二师（师长何竹本），皆为华中最精锐之部队，由信阳、确山地区向蒙城方面兼程增援。又二十军（杨干才）、二十八军（李浡）两个军亦自汉口地区由长江赶运浦口驰援，另辖区仅有之一个战车营亦随往参战。计兵力五个军一个整编师，乃係华中主力，均係增援徐蚌，几乎全部牺牲。此时华中兵力较弱，辖区仅留第三兵团（张淦）第七、第四十八两个军，于平汉路正面对刘匪伯诚两个纵队及孔从周匪部主力；皖省仅有四十六军对大别山区及皖东地区之共匪作战；至十四兵团（宋希濂）、仅第二军（陈克非）战力较强，担任鄂西地区清剿阻止孔匪从周南犯，掩护川东门户，故无法抽调。嗣以徐蚌战区逆转，匪军分别由皖南及江阴各地渡江南犯，南京失陷，当时安庆及南浔线非华中防区，亦经派遣部队防守，但匪军渡江后，沿浙赣线西进，已越过赣江向长沙、醴陵方面进逼，威胁华中侧背，武汉形成孤立，华中部队奉令向汨罗江南岸转进，拒匪南犯，此乃华中奉命由武汉撤退之经过，并非坐观成败。

三十七年年底两封电报

美国素来主张国共和平共处，马歇尔等很天真，中了俄共中共宣传之计，认为中共不是共产党，是土地改良派。据说赫尔利当驻华大使后，斯大林要他经过莫斯科来华，赫对斯表示美国要扶持蒋先生，斯当场很表赞同，斯表现其对中共态度似若无足轻重，他说：「他们不是国际共产党，他们是土地改良派。」赫信以为真，传到美国去了。抗战中，史迪威派了秘书参谋驻延安，这些人是左倾份子，他们对中共的说法与斯大林所讲的一样，也传到美国。文武两大员对中共的情报相同，再加上共党在国际上很善于宣传，苏联每年不惜支出二十亿美元用在宣传，使美国对华政策受了影响，一再地要「国共合作」。马歇尔本着这决策亲自来华调解，要我们组织联合政府，所以在戡乱期间，我们在四平街打胜了，我主张一直打过去，蒋主席一定要我回南京就国防部长职。蒋主席对我说：「怕马歇尔不高兴。」马歇尔压力大，我们在长春、吉林停止了，而林彪在佳木斯满洲里整理，再行反攻。这是一个例子，我们打胜了，美国人认为我们是大党欺负小党；我们打败了，那又不同了，共党很会宣传，说我们腐败，说我们是家庭统治——有如最近之攻击吴廷琰，攻击我们不会运用美援，说是少数人包办，化公为私⋯⋯等等。马歇尔调解未成回去了，接着艾奇逊发表白皮书，指责我政府，声明对华採放任不管态度，于是断绝美援，连已援的部份也停止了，美国朝野舆论对我们极恶劣，甚至认为在蒋某某执政之下援助无效。

美国常犯的一个大错，是拿他们的民主强加诸于他国。美国开国时有好的领导，民主政治很上轨道，拿他们的尺度来衡量我国，当然不满意。马歇尔要我们实行民主政治，要我们成立联合政府，认为我们是大党，不能压迫小党，实际上都是拿他们的标準来衡量我们，不知共产党的厉害。当然我们在大陆之败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总是不行的，闹翻了脸不接济我们，我们就不能解决难题。而马歇尔没有远大政治家眼光，无大军事家眼光，处理中国事务犯了大错，事实上要负很大的责任。

三十七年徐蚌会战败了，金元券的发行也败了，军事金融都无办法，共党宣传很厉害，民心惶惶不可终日，军心亦一天天消沉，弹药不足，精神涣散。由于老百姓不用金元券，士兵穿不暖吃不饱，我们曾在前线看到士兵拿百姓的鸡鸭，明知其犯法而不敢讲，闭着眼睛（因市面上有关吃的生意都关了门，柴米油盐的供应都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希望美国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出来主持国际调停。美国握有原子弹，英法唯美国马首是瞻，苏联亦不敢动，若美国肯如此做，南京来几大队空军驻守，青岛不要撤退，由苏联压迫中共停战，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我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打电报给总统密陈此一意见，原电如下：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国军无论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不仅版图变色，我五千年文化历史将从此而斩。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职辱承知遇，垂廿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对钧座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辛敬电）

电报发出一个星期后没有回音，于是在十二月三十日再发出一电，电文如下：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以言战争，则战力悬殊，外援不继；以言和平，则敌燄方张，不易接受。观敌近日广播，宣布战争罪犯，可以判断其乘我士气不振，继续用兵，使我京沪平津失陷，革命武力消灭，以遂其赤化整个中国之野心。顾念时间迫促，恳请乘早英断。职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藉此开困难之机；如黩武穷兵，残民以逞，则国人不直所为，友邦亦将不扶助，所以怒我而情寇也。总之，我方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

我打这两个电报考虑很久，徐州会战败了，损失下来，可说是精锐被打击得太厉害，在东北是好的部队，五个美械军都是精锐，在徐州也是精锐，甚至华中五个军一个整编师都抽去了，余下第三兵团张淦部，其他都很差，所有中央在黄河以南精锐，在徐州一役惨败了。徐州未失败以前，中共力量已与我们平衡了，失败以后，我们已处劣势，这关係很大，最高统帅应该了解实在情况，因此我把我意见照实发电报给了他，不料因此引起很多的误解。

和谈前后

行宪后共党势力一天天大了，我们因选举而闹纠纷，内部分歧，使共党乘机坐大，共党力量由弱势而渐与我们平行，在东北、华北、华中处处採取攻势，东北丢了，华北傅作义动摇了，局部和平了；徐州会战是紧要关头，重要主力在此一决胜负，华中的五个军一个整编师一个战车营一起调去了，然而情势继续恶化下去，共党继续向长江压迫。总统看了这情形想引退，要李德公代总统与共党谈和。

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总统宣布引退，李副总统宣布就代总统职，次日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等为和谈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按根据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和谈代表于四月一日赴北平，而三月二十九日张治中先赴溪口向总统请示，总统意思是共党不要渡江，划江而守。代表团赴北平后，共匪态度强硬，队伍依然往南集中，提出条件是要渡江进南京，要组联合政府。后来黄绍竑携共方条件回南京，我记得李代总统召集会议，黄报告后意思是应该接受，谈了很久，李不表可否，我最初没讲话，最后讲话了，我说：「总统指示不渡江，不入南京，若接受条件，成立联合政府，这结果一定和欧洲捷克等国相同，无疑等于投降，捷克等是前车之鉴，我坚决反对。」说完拂袖而走。第二天我再劝李代总统不要接受，我举东欧各国组联合政府故事为前车之鉴，李亦决定不接受。妥协性最大的黄绍竑回北平，一去不返，和谈不成，马上又将打起来。我即返武汉。

武汉于安庆芜湖失陷后太突出了，共军由九江、南昌方面攻向长沙，华中奉命退后，经长沙退到衡阳。李代总统到广州，后来又到重庆去，我也到重庆去一次。我与吴忠信、邱昌渭、刘士毅等聚会谈论大局，我认为李代总统指挥不灵，提议总统复职。我再徵求李意见，李同意了，我们打电报给总统，派吴忠信乘专机去见总统，总统答应了，到重庆来了。总统到重庆时，李不同我讲，竟飞昆明去了，这人既不能命又不受命，利禄薰心，避不见总统。我曾经打电报要他回来，他回电说视察未完，不肯到重庆来，此事就搁浅了，而大陆军事逆境，终于无法挽回。

问：关于程潜、陈明仁、张轸等投共的事情健公谈谈好吗？

（按此事健公随从秘书杨受琼少将知之甚详，此问题由杨先生作答。）

杨先生答：在武汉时河南参议长刘某打电报骂总统独裁，电报发到武汉，中央社武汉分社主任石信嘉打电报给我，我告诉长官（健公）后去扣了电报，不许发出，没想到刘早已在信阳自己拍发了，而有关方面竟认为这是健公默许。刘在河南是没什么办法的，张轸叛变可能早与共匪有接头的。

程潜

程潜的叛变是早与共匪联繫过的，李明灏两次到长沙活动。陈明仁是拿不定主义，经不起程潜等煽动，一念之差动摇了。陈这个人作战勇敢，有个性，不大敬佩陈诚。在东北作战陈明仁四平街一战建了功，陈诚一到东北反免了他的职，他很消沉，在南京住在我们招待所，把军装都烧了。（白）长官后来保举陈明仁做武汉警备司令，保了好几次总统没答应，最后还是长官亲自见总统才答应的。当我们从武汉撤到长沙时，程潜还担任湖南省主席，有一次长官去见他，辞出来时程送长官上车，一面说：「健公，你放心。」此时程已有异志了，不久避到邵阳去，中央撤了他的主席职，任陈明仁为湖南省主席、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可是不久，程潜又回到长沙，住在水陆洲。

陈明仁

我们由长沙撤到衡阳，很多单位先撤去，留二、三、四处和少数护卫在长沙，宪兵也大部份走了，长官部在省议会楼房，外围卫兵都是第一兵团。记得端午节刚过去那天，我同副参谋长兼第四处处长赖光大去旅馆洗澡（省议会没洗澡设备，每晚下班后去旅馆洗澡），刚要上车听到几声枪声，老百姓喊：「来了！来了！」派人去看看，回来报告是：「抓逃兵。」这时看到警卫团要上车，我问：「团长（旷斗）在不在？」并告诉他们：「不能上车，等长官。」第二天，我们要撤了，陈明仁来了，先到我房裏，在床上靠了抽烟，我说：「司令官要见长官吗？」他说：「好。」他见了长官回来又到我床上抽烟，我看他似乎在想什么，问他：「有什么问题不好讲吗？」他说：「部队无钱。」我去对长官说先发三个月饷，长官签了名，墨还没乾，我对赖副参谋长讲先发三个月，回房子见他，他说：「长官要走我请他。」大家一起吃午饭，饭后，他说要派车来送，我们说：「不用了，有车。」当天他好像犹豫不决的样子。

到了机场时，有些风声说散兵游勇要到机场来打轮子，大家不给走，临时还在机场部署一下。陈明仁和陈的参谋长鲍志鸿少将都在机场送行，上飞机之前鲍拍拍我肩膀说：「健公洪福齐天，唐生明对陈子良（明仁）说要扣健公，现在我放心了。」我一问，原来前一天晚上开完会后鲍志鸿跟陈明仁去唐生明公馆打麻将，他们喜欢晚上打麻将，电影明星徐来住在唐那裏，在那吃喝玩乐。那天，唐生明对陈说：「子良，你把老白扣起来。」陈说：「我们打牌，今天不说这个。」此时长沙内外围都是第一兵团，长官部的警卫团差一点也上车走了，如果陈要扣（白）长官是没困难的，陈理智拿不定，大概天良发现，不听唐生明的话。

我们撤到衡阳不久，陈明仁还发表告三湘父老书，过了三天反而叛变了，长官发表文告要他们认清顺逆，由黄杰去接第一兵团，结果有百分之九十过来了，就陈明仁原来的七十一军特务营营长梁明学也过来了。

（本文摘自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84年印行之《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发问者係陈存恭教授）

卫立煌卖身投靠造成国军精英百万人枉死辽西

郑 义

卫立煌卫是唯一未被政府通缉的国军叛逆，事缘毛泽东故意把他列入战犯名单之中，旨在迷惑政府，使丧师失地听候查办的卫立煌得以绝处逢生。

卫立煌

卫立煌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卫杨村，武昌起义时，十五岁的卫立煌应募到安徽庐州军政分府当兵，讨袁时随侍吴忠信入粤军。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卫被荐当了大元帅府卫士，不久因负伤调许崇智部当排长，后屡建战功逐级陞到团长。一九二五年粤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中正任军长，卫任补助旅旅长。北伐时，卫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都是第一军的团长，后来都陞师、军长、总司令，号称五虎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卫率第十四军克复共军老巢安徽金家寨，蒋委员长亲赴前线慰劳，明令在金家寨设立县治，命名为立煌县，顿时卫氏声名大噪。此后他历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陆军副总司令、东北行辕代主任、国民党中执委等要职，国家待他不可谓不厚，可是由于他耽迷权力，缺乏坚定立场，始则嫉妒、怨怼、心怀不满，为潜伏在身边的共谍打中要害，最后走上附逆道路。

卫立煌对中枢离心离德起源于下列诸事：

一、一九二七年八月，孙传芳七次渡江反扑，第一军在何应钦军长统率下以寡敌众苦战一週，龙潭之役击溃孙军精锐肃清江南残敌。论功行赏时，刘峙、顾祝同皆陞军长，十四师师长卫立煌被保送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他产生怨怼。二、攻佔金家寨后，政府未委任他当安徽省主席，却调他到陈诚麾下任赣江清剿总指挥，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坚不赴任。三、按例各战区司令长官都兼任辖区内最大一省的主席掌管全战区军政大权，但由于卫与中共往来频繁，中央推迟发表他为河南省主席，而让方策暂代。卫从争权夺利出发，又怀恨在心。四、远征军打通中印公路后，中国远征军司令部拟改组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卫踌躇满志想当总司令，不料中枢任命何应钦，卫任副职，他权迷心窍不肯就职也不办移交。五、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中枢调他执掌东北军政大权，他想新建一个兵团，趁乱抓实力以掌握锦州、长春、瀋阳的军权，但事与愿违，连一个师也没组成，为此他又对蒋介石耿耿于怀。

在二战区，他把中央派去的政训干部明陞暗调统统送走，专找同乡与左倾学生来充当幕僚，以培植亲信，也藉此向中共拉关係，以便与中央讨价还价。中共编印的《群众》杂誌对他吹捧备至，打中了他的虚荣心，潜伏在二战区第九军军部任秘书的共谍刘毓珩乘机推荐该文作者赵荣声为战区长官部少校秘书。此后赵在卫身边既谀称卫是「名垂青史的英雄」，又向卫灌输共产理论，煽动卫发牢骚。在赵影响下，卫绕开国军政工系统，在二战区组建「战地工作团」，命刘毓珩任主任，赵荣声等三人为委员，安插「抗大」毕业生、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为骨干，还秘密发展中共党员、组建军内分支机构，在二战区长官部窝藏、输送了数百名共干。一九三八年底，卫陞任一战区司令长官，把赵荣声带到一战区任长官部机要秘书。抗战爆发后，卫几次会晤周恩来朱德，还私自赴延安见毛泽东。受到共方热烈欢迎后，他背着中央批条发给八路军一百万发子弹、廿五万颗手榴弹、一百八十箱牛肉罐头外加三个师的夏服、医疗器材以及五十部电话机、两部电话总机，还通知八路军把国军在晋南运城、临汾的军火物资全部运走。此举使共军三万残部得以重整旗鼓发展壮大。卫在包庇扶持共谍方面举措如下：

一、中枢电令查究共谍赵寿山，卫故意将此绝密公事交「战地工作团」处理，以「查无实据」搪塞中央，致使赵寿山得以长期潜伏卅八军充当师长。二、一九三九年中央封闭了除洛阳和西安以外所有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卫坚持保留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使南北两支共军的人员有一个中转休息站，延安所需物资也可在洛阳筹办。彭雪枫从卫手裏索取到大批军用物资和一套五万份之一的军用地图，为新四军突袭韩德勤部、残杀李守维将军等各级军政官员奠定了物质基础。三、军统局发觉赵荣声靳明夫妇的真实身份，卫硬说是坏人为报私仇诬赖他的部下，把公事顶了回去；军统查明孟用潜是苏俄第三国际间谍鲍罗廷的秘书，孟闻风躲到卫处，天黑后卫用自己的汽车送孟逃走；卫麾下不少人通共东窗事发，均被卫包庇过关。四、一九三九年冬，共军在河南、晋北、河北等地製造磨擦进攻国军，卫以战区司令长官高位，竟严守中立。如中共策反晋绥军，孙楚将军腹背受敌向卫求援，卫置之不理，见死不救。共军解决朱怀冰部后，蒋委员长电令卫把共军赶出太行山，卫下令部属万勿对共军开火，且邀朱德到晋城、洛阳商谈，重划防区，请共军暂时退回去。五、一九四〇年夏，国军官兵遵令集体加入国民党，但机要室无一人愿为赵荣声担任入党介绍人，赵势必要离开国军。卫立煌不欲断了赵这条内线，竟命令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充任赵的介绍人，再度朦混过去。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事件后，国军发动锄奸，长官部机要室秘书孙鼎禾在会议上公开指控赵係共谍，该室主任戴允孙为了讨好卫立煌，故意把孙秘书压了下去。六、九十三军刘戡军长的秘书余贻泽（杨公素，中共建政后历任驻尼泊尔越南希腊大使）事败被捕，关押在洛阳劳动营内。赵荣声托熟人代为活动，使余受到特别优待，因而得以伺机脱逃。此后赵避风头几个月不上班，一九四二年卫调任西安行营主任前，保送赵荣声、靳明夫妇回成都燕大唸书，再次使赵逍遥法外。同年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自新后官至军统局东北特种技术组少将组长，中共建政后被关押卅年）投向政府，揭露卫立煌通共的内幕，前线奉令紧急追查，卫立煌却避过了追查，到远征军就任。七、卫向延安和八路军总部发电报时，不通过长官部电台，而是把电稿交付八路军的联络参谋，由八路军洛阳办事处的电台用密码代拍。一九四八年卫在东北剿总时，用密电向远在巴黎的甥婿汪德昭联络，由汪转发延安。卫接着邀汪德昭回国出任东北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接上赵荣声遗下的工作。八、一九四八年一月卫赴东北就任剿匪总司令，先向蒋介石伸手要了五个军的实力。可他到了瀋阳就一直按兵不动，按中共指示「利用时机，做有利于『革命』的事」。当时林彪部在东北收编土匪、伪军、马贼一百三十万之众，连续发动七次猛攻，二月七日陷辽阳，廿六日佔营口，三月十四日四平失守，卫立煌却一直不予救援，光做整补训练、修筑工事等小事。为此，蒋介石两次召他回南京催促出兵，他总是藉故推诿，拒绝执行国防部打通瀋阳向外交通线的计划。八月廿五日国防部拟就撤出瀋阳兵力、瀋、长、锦协力作战由大连营口撤向关内之计划，已由蒋介石批准执行，倘计划成功，国军百万精兵退入华北，尚大有用武之地，至少也能保住江南半璧河山。可恨卫立煌处处刁难，当时瀋、锦、长三市补给全赖空投，而空运接济数极有限，长春饿毙者逾十六万人，卫仍无动于衷，他第三次回南京仍坚拒出兵解锦州之围。九月廿五日林彪率廿万众猛攻锦州，卫迟至十月八日始派兵增援，显已无济于事。十月十五日锦州失守，国军丧师七万人，第六兵团司令、剿总副司令范汉杰被俘，卫立煌乃是罪魁祸首。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去瀋阳监督军令时，卫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引导众将官反对出兵。十八日，蒋介石亲临瀋阳指挥战事，但因戎机已误，终未挽回颓势。廿三日长春失守，十一月二日瀋阳陷落，卫抢先登机（由乌钺驾驶，后乌陞空军司令）撤回北平。他按兵不动是为了拉一点队伍，增加投共的资本，遂一手造成国军精英百万人牺牲的惨局。

东北失陷后，民情汹涌，国大代表纷纷要求杀卫立煌以挽士气。十一月十六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将卫撤职查办。他在北平听候裁处时，竟包机直飞广州準备逃亡香港，事为保密局侦悉将其截回南京寓所。一个月后，中共故意将卫列入「战犯」名单，麻痹了当局的警觉，致使卫趁隙于一九四九年旧曆除夕化装逃出南京，绕道上海乘英国轮船到了香港。同年九月十九日杨杰在香港被制裁，香港的民革人员认为卫立煌还是去北京比较安全，卫立煌表示，像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罪责的人去北平，必然会给蒋介石趁机推卸责任并为反共宣传提供资料，因而还须等些时候。中共召开新政协时，他通过共方驻港机构向毛泽东秘密发电致贺。卫立煌生性吝啬。却谙于观人。他历年收藏不少字画，在香港曾邀张大千鉴定，全係赝品，甚至连具名清代小名家的作品都是假的。他将所有积蓄投资于一名潮州商人开设的钱庄，结果又是全军覆没，一九五四年由香港金龙台迁居新界，在走投无路之下连续发表媚共文章，最后由邓颖超的秘书、卫妻韩权华的姪女韩德庄代表周恩来邀卫回归。卫于三月十五日抵穗，即向毛周发电并向台湾故旧发出招降电。毛泽东让他担任一些有职无权的閑差，如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代表等，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病死北京。他死后四年，毛泽东对姪儿毛远新说出了心裏话：「卫立煌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们都看不起他！」

共特韩练成怎样送掉四十六军？

黄旭初^[2]

战莱芜全军陷峡谷

民三十六年一月，第四十六军被调往山东剿共。据说，这是韩军长向国防部建议的。国防部长虽是白崇禧，但部队的使用权却属于参谋总长陈诚，倘若白氏知道此事，也不便置议的。陈总长可能以为此举正有利于中央。其实那时期广西部队正在安徽剿共，倘将这个军调皖合併使用，效果可能更好。韩作此举，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部队由海南岛海运直达青岛，据卢团长回忆，他到达时，适逢农曆丁亥年元旦，为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廿二日，市上什么东西也买不到。韩军长在青岛，时有陌生客人来访，偶或留客共餐，韩也绝不介绍于同席同事他们姓甚名谁，事后推想，可能其中有些是中共方面派来和韩联络的。

从青岛由胶济铁路火车将部队运至博山，然后向南前进，走了百余公里，到达新泰附近，即和中共部队发生战斗。战况不利，转进于莱芜方面，至一两面高山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展开，即被共军包围。同陷围中的尚有韩濬的第七十三军和第十二军的一个师。各部共计约六万人，结果悉成俘虏，漏网的很少。时为二月廿二日前后。卢团长说：他的一团人初当前锋，嗣转为左侧卫，再转为后卫。在战场上，友军的高级长官，连李仙洲（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等都曾见过，但始终不见我们的韩军长。现在想来，当是他把部队导入了敌人网中，达成了对方给与的使命，他个人便偷从后边溜走了。

卢团长负伤返后方

卢团长在这一役中，左手和左足中弹受伤，退下停在莱芜，遇共方人员由此经过，给卢氏一些人民币，说是「备你们零用」。卢以莱芜久停非计，足虽伤，尚能行，并劝各伤者宜乘夜离去。他向西南走了数十里，遇着了第二十五军黄伯韬的部队，他和黄军长并不相识，但黄对他非常客气，招呼洗澡，享以盛馔，翌日派担架护送，再预备一副担架随行，又赠旅费。卢深感厚情，以自己勉强可以步行，辞以不必用担架抬，且无须旅费。黄坚持不可。不图往昔燕赵侠义之风，竟于此复见！接着遇第六十四军，情景不同，其军长和团长无暇注意伤者的食宿，次日请借一马代步也未如愿；但其特务长某买鸡招待，却为难得。行行重行行，遇见一列汽车壅塞路上不动，卢乃走上前头看个究竟，见吉普车上坐着一位陆军大学的同学，招呼起来，知是新五军参谋长。他立即请卢上车，经曲阜到兖州，再照料搭津浦路火车南下。到徐州，第七军办事处主任锺仲照料送至蚌埠。时夏威任第八绥靖区司令官，驻在蚌埠，韩练成由山东逃离先到此处向夏报告。夏于是在蚌新设第四十六军司令部，恢复旧业，以谭何易为军长，各师长也已发表。卢到蚌埠，大家挽留小住数日。新任第一八八师师长马展鸿说自己缺乏作战经验，力邀卢留为助，担任他的副师长。卢不能却，但因敌弹尚留体内，须取出弹头，才能任事，于是先赴南京治疗。

献殷勤祇为作贼心虚

韩练成在南京得蚌埠郭鉴槐通知卢团长来京火车班次，即派汽车在浦口车站等候，接到他的公馆住下。招待的殷勤，为上官对下属所罕见。相见道过寒暄，即要卢先洗澡，稍事休息。正在洗澡，韩来叩门。卢问何事？韩说：你受伤，手运动不方便，我叫勤务兵为你擦背。卢坚辞谢而韩不许。派一汽车专供卢用。翌日，卢到国防部谒办公厅主任黎行恕和白部长，他们只问了几时回来？伤势如何？需要什么？并嘱好好休养。并未问及莱芜作战情形。卢见他们两位都很忙碌，不便多扰，也没再作陈述。韩此次归来，对上级报告和一般人谈及，都说是「突围脱险」，平日随从人员连勤务兵也没一个回来，即使有人怀疑，却也无法取证。韩回到南京，曾刊布一小册子名〈纵横匪区八百里〉，叙说他突围脱险的经过，卢想一看，终得不到。伤待治，不便多访友，韩即送卢入南京中央医院治疗。伤处不在要害，割治费时不多。出院后，决定先返桂省一行。韩定要为其购飞机票，又赠法币五十万元。卢却之不得，但赠款祇受了十万，即离京返桂。

韩对卢的亲切招呼，实在是严密防範，使其少和他人接触，「突围」之谜，可免过早揭穿而已。

遣俘虏当场现原形

民三十八年一月廿一日蒋总统宣布引退，由李代总统与中共进行和谈。那时在军事形势上，中共已佔上风，不特其所提和平条件的苛酷出乎情理之外，且对我方代表问题多生枝节，以至代表多日未能成行南归。

就在此时，中共忽然自动将莱芜俘获第四十六军团长以上各将领从北平放还，其用意似在以此影响在政治方面的李代总统和军事方面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这两个「桂系」要人，但结果这两人都因此受了一定的影响。

这批将领，先是海竞强一人南飞，转赴汉口报告白总司令；其余各人稍后经香港返回广西。

据他们回来后说，在北平被遣送时，中共曾派韩练成在场周旋，始现出本相。到此，大家才恍然大悟，莱芜这一幕戏，原来是中共指导韩练成去表演的。事已经过两年了。

（本文原刊香港《春秋》杂誌总第252期，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出版）

若非刘斐出卖军情，大陆绝不致于陷共

盛 文^[3]

按：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担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和军令部作战次长的刘斐中将是否潜伏在国军中的匪谍？倘若果真是匪谍，何以能潜伏十一年之久？后来又为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中共说他在一九四九年投共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刘斐于北京逝世，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均亲往参加追悼会，蒙古籍的中共副总理乌兰夫代表致悼词说：「刘斐同志为人正直、襟怀坦率、识大体、顾大局、对工作认真负责，在重大问题上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是一位着名的爱国人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

据此，曾任国防部长的俞大维说：「有很多人说刘斐是匪谍，但我的看法则不然。我的理由有二：（一）一九五〇年初，我在香港的一家饭店碰见刘斐；在这之前四、五个月，中共已在北平成立政权；如果刘斐真是匪谍，真是有功于中共，他早已到北平报到，邀功去了；何必还滞留香港，徬徨如丧家之犬？固然他在香港劝说李宗仁、白崇禧投共，都确有其事，但这一点也只能说他是墙头草，无关匪谍。（二）刘斐死了以后，乌兰夫为他主持追悼会，悼词中，仍称呼他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而不称他是『本党同志』，更不提他是否曾暗中将作战情报输送给中共。如果确有其事，中共不可能不在他死的时候，给他『身后哀荣』。」

在探讨大陆失败原因时，有许多军事研究专家认为其中最惨痛的教训是：「国军竟有匪谍。」对此，俞大维完全同意，但他不认为刘斐是匪谍。

曾任胡宗南上将参谋长的盛国辉（文）将军则持肯定的看法，认为刘斐是匪谍。）

（一）刘斐的发迹

刘斐是湖南醴陵人，父亲是中医，一个湖南乡下郎中，家境不佳，年轻时在湘军当司书，具有聪明头脑，古文读得不错，同时机警，口才伶俐。当过两年的司书后，很得主管的信任，而被保送湖南讲武堂，毕业后由排长依次升任。民国七、八年之际，护法战争桂军陆荣廷部队开入湖南作战，李宗仁、白崇禧还在桂军裏任团长，军队驻扎在湖南醴陵刘斐家的附近，部队裏缺乏医药设备，很多官兵患病，都请中医诊治，刘斐的父亲也常给李、白的官兵看病，曾治癒不少人。部队开回广西前，李、白向刘斐的父亲致谢，他父亲说：「不要什么谢，我的一个儿子当连长，希望付託你们两位。」于是李、白将刘斐带到广西，承李、白的推荐，刘斐开始进入桂军，起初仍任命他当连长，由于聪明而干练，以后李、白攻打陆荣廷时，就是以刘斐为内应，由于部队装备不佳，只凭刘斐一连的部队为基干，从内部叛变响应就使陆荣廷瓦解了，刘斐自此一跃而起，桂军任命他当参议，又派他到广东当桂军代表，他留在广东的日子最长。后来因为深感学历不够，要求深造，于是李、白保送他到日本陆大进修。他不谙日文，吴石与他同班，教他学日文，考试时且让他抄答案，所以刘斐和吴石交情很好。回国以后曾一度担任白崇禧的参谋长。抗战开始时，我政府表示容纳各方人士，军令部成立第一部，以黄绍竑为部长，最初以龚浩为作战厅长，但他和黄绍竑不睦，于是改聘刘斐为作战厅长，民国三十五年军令部改国防部，刘斐担任第一厅厅长管作战。二十九年调参谋次长。他从进军令部一直到叛变为止，在中央主掌作战历十一年之久。到台湾之后，我们才晓得他在民十九年即加入共产党。

（二）克复延安后刘斐对我的忌刻

攻击延安是蒋主席亲自找我和胡宗南到南京时提出来的，三十六年一月间，主席召集我们二人到南京去，主席说：「我想攻击延安，你们看有没有把握拿得下来，如果没有把握，我就不攻。」当时所以要打延安的原因就是莫斯科三月十号将有三外长会议，讨论中共问题，我们认为口头之争无法改变俄国的态度，只有以实际行动向他们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不够资格来和我政府争取平等地位的，剿共不过只是我们的内政问题。因此，打破莫斯科会议是攻击延安的第一个目的。第二，延安是共党的京城、国内一些共党份子和尾巴党精神上的重镇，攻取延安也藉此表现国军的力量，这是主席当时告诉我们的两个目的。他问我们有没有把握，当时我立即答覆有把握，他便说：「你拟计划，这计划你要亲自拟订，不要假手于人，拟好给我看看。」这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原计划将山西的部队抽调过来，出其不意予以奇击，迅速攻取延安。以后为了五天攻下延安，和主席有数度的争执，他认为共匪盘踞延安十三年之久，五天恐怕没那么容易成功，主席并且强调：「旁的没有兵给你们了，只能用仅有的兵。」我在五天内攻取延安，这事尤其给刘斐很大的刺激，他主管作战，而延安之役却一无所知，而且我到南京三、四次，一次都没去看他，这是主席交代的，他敢怒不敢言，本来一向和他处得并不愉快，加上又怕国防部洩漏军机，所以攻延安的计划连国防部都不知道。那时的国防部组织并不严密，常常有洩漏机密的事发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军事行动开始，他们才晓得，故我判断攻击延安之后，刘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责备：「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晓得！」全世界舆论都为之震惊的大事，主掌作战的刘斐事前毫不知情，这是相当难堪的事，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无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闻，只看我们从西安到南京几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晓得有什么大事，但无论如何不会知道我们正计划五天攻取延安。这事情过后刘更加恨我，此后两人一见面态度更为僵持。

（三）刘斐对陜北的撤兵促成全盘的崩溃

三十六年攻取延安，三十七年即抽调我们三个军。本来，延安克复后到三十六年底追剿朱、毛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三十七年再部署一个彻底清剿的计划，计划将部队都调到陜北部署，分别监视毛匪、朱德、贺龙等人的部队，同时加上机动部队，当时我们部署了六个师，一切準备妥当，国防部却忽然来命令抽调三个有力的整编军开往豫东黄泛区围剿陈毅，接到此命令时我认为极不妥当，第一，陜北剿共只差一步，此时抽调三军，陜北剿共计划将立即功败垂成，毛泽东立即可以死灰复燃，那么关中危险西安也将难保。第二，陜北到豫东有二千多里，铁路已为共党破坏，势非徒步行军不可，这一段路徒步行军，最快也要三十天才能抵达归德以南地区，那么陈毅也绝不可能在那裏坐以待毙。刘斐说在黄泛区东、南、北三面已经把陈毅合围，只剩下西面一个性口，等待我们派三个军去围剿。当时区寿年兵团、黄伯韬军团、张轸兵团、杜聿明兵团都部署在豫东归德以南地区，但这个地区北到黄河，东到津浦路，南到湖北河南交界，西到平汉路，如此一个辽阔的地区能封锁吗？如何封锁法？处处置兵，把兵力分散，则到处都是空隙，所以我认为这个计划不实际，完全是纸上谈兵，即使我们从陜北派兵去赶上他了，我们也变成强弩之末，一支部队跑上三十天还能作战吗？敌人在那裏以逸待劳，那怕不把我们击败。我接到这个命令后便和胡先生商量，準备不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列举陜北部队不能抽调的理由，但我们的签呈上去，第二天马上来命令，势必抽调。第二次申诉理由，说明等待陜北剿匪告一段落后，再全部调去。我们前后驳回三次国防部的命令，这种事也只有胡先生敢这么做，而且也只有我当参谋长敢这么做，因为胡先生和我忠贞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主席所了解的，只要对国家有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中央的计划对国家对作战不利，我们都要申诉，所以中央的命令我们顶回去三次。

当时国防部的会报天天都在讨论这件事，刘斐的计划他以为好像是诸葛亮的八阵图，可以把陈毅、刘伯承等的部队一举消灭，他天天鼓其如簧之舌刺激主席，要我们调兵，最后主席才打电话叫我们到南京去，连续几天的激辩和折冲，终于还是无可奈何地把董钊的主力从陜北往东调去。共党在陜北的势力立即死灰复燃！以后西北的局势便告一落千丈，自此国共间的均势形态即刻转为劣势，这是剿匪史上的一个大关键。

（四）调回董钊挽救局部危局

以后彭德怀的部队便乘着防务的空虚，引兵南下，当瓦子街之战失败后，我立即秘密调回董钊的三个军，正好董钊回到渭河平原时和彭德怀遭遇上了，匪军大败而逃。调兵豫东，完全是刘斐有意替毛泽东解围，以造成消灭我们部队的机会。当时我们抽调这三个军回来没报告中央，蒋主席也很英明，此后一直没问起这三个军的下落。其间，刘斐问过二、三次，他说：「那三军到那裏去了？」「不晓得！」「你为什么不晓得？」我说：「出了潼关就不归我指挥了，我怎么晓得？已经归国防部指挥了！我找不到！」我说：「你找不到关我什么事！」这三个整编师约有三万多近四万人。

我命令董钊不准和任何人联络。我了解刘斐在这时一定还有很多挑拨离间的话，但主席一直没追问这三个军。假如当时我不调回这三个军然后打胜了这一仗，那么大陆的沦陷还要早一年半，不必到三十八年，在三十七年上半年我们就瓦解了。

当董钊东调和瓦子街战败，胡先生和我受处分后，那时胡先生很消极，我告诉他：「你不能消极，你一个人身繫西北安危，主席对你如此的栽培和期待，我们不能辜负主席的诚意，今日西北不可以无你。但我们要把西安稳定后再去受刑，我们光荣地杀头，不要打了败仗去杀头，我们把战局扭转过来后再去杀头！」胡先生很有魄力，他说：「你不能走，你说今天西北不可以无我，实际上今日西北不可以无你，你一定要继续负责任。」这时我的立场最苦，我受的「革职查办押解南京受军法审判」的处分，但还要无职位名义地拼命。他说：「我们为国家，为领袖，我们不必有名义。」我因此一直留在那裏。有一次我打电话向主席请罪，愿自动到南京来受审，但他叫我不要去，这证明主席也是出于不得已，他对我们很爱护和了解，才叫我继续负责。这事整个错误是刘斐造成的，虽然我私自调回三个军而勉强挽救了一时的颓局，但对大势已去的全盘局面已经挽救不住了。

（五）刘斐的失意和牢骚

刘斐后来发现非但没能整肃我，反使我的责任更大，他对我更加不满。最后他要求担任江苏省主席，却没准他去，又想当湖南省主席，也没让他去，他因此牢骚满腹。我记得他跟我吵架时曾说：「我当了十一年的次长⋯⋯」他而且说我「打下延安后骄傲已极」。

藉着吵架，他把埋在心裏的话都说出来了，我们拒绝抽调豫东，他却说我：「现在叫你们到那裏去，你们又怕！」我说话也不客气，我说：「我虽比你小几岁，但你看到的事情，我都看到了，此外你懂什么军队呢？你又没到过部队。」他一直是当代表之类的官。他是对我又气又满腹的牢骚，最后李宗仁为代总统时，他是北上的和谈代表之一，南京未撤退，他和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等六个和谈代表一起投降了，这也是开古今中外从未有之例，和谈代表全部投降是闻所未闻的事。通常代表不是被扣，就是没达成任务回来，从没有听说全数投降的。

（六）「人民解放军最大的功臣」

听说刘斐投匪后，毛泽东特别对他盛大欢迎，恭维他是对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这点使我们想到过去他很多计划，尤其是围剿陈毅的计划完全是在替毛泽东解围，事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假如没有刘斐的这一个计划，我敢说此后的局势绝不致如此，毛泽东在西北眼看就要肃清了，假如肃清了陜西，那么河南、河北的局势也不会如此恶化，所以毛泽东说刘斐是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

（七）刘斐害刘戡中伏阵亡反而嫁祸要杀我

从刘斐的始末，我们觉得要了解一个人太难，当时唯一骂他匪谍的是我，看他倨傲的态度不顺眼，没料到他果真是匪谍。到台湾来后听说在南京就曾有人向何应钦总长谈过，说刘斐恐怕是共产党，而大家都认为是胡说，没人相信，假如当初对他稍有点怀疑的话，他绝不可能当到十一年的作战次长，他是很得领袖蒋中正信任的。

我们如何证明刘斐是共党？

可能是情报局发现的，证明刘斐在民国十九年加入共党，同时张治中是民国十四年加入共党的。刘斐是在桂军时加入共党的，他二十六年才进中央，他进中央是李、白推荐的，黄绍竑也是。刘斐是因为能干又机智，很取得领袖的信任，认为他是人才。我想他倨傲的态度也许是用来掩饰他的嫌疑而故意造作出来的，常常以发发脾气来骂人，表现令人捉摸不定的怪癖来转移人们对他的怀疑。当我骂他匪谍时，只见他面色惨白，他好像感到晴天霹雳，他说：「你简直太侮辱我了，你有什么证据呀？」他显得很紧张。我怀疑我们情报工作是否真做得很好，戴笠（雨农）将军到民三十五年才死，但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人，就没发现出来是匪谍。还有一件事情，当我被「撤职查办」后，由西安回南京时，有一次李觉（湖南何键的女婿）请吃饭，他约了刘斐、吴恩迈、关麟徵。当时我住在八合潭新盖的几栋房子裏，和李觉是邻居。第二天，李觉碰到刘斐，他问刘斐：「你和盛国辉有什么意见呀？昨天在我那裏吃饭，我发觉一句话都没讲！」刘说：「他上次简直把我不作人骂，我搞了几十年了，我还会碰到他，我算怕了他。我脾气也不好，他脾气不好，所以我不想和他谈话！」李说：「你搞什么审查小组查他！」「当然查的嘛！这事情查出来，盛国辉以为没有事呀？我负责杀他头！这正在查，这事情查出来他当然有责任！」「现在查到什么呢？」「呵！我保险他杀头，这次刘戡全军覆没，完全是他！」李觉告诉我：「不要理他，王八蛋！什么东西！他还有如此权力！」当时蒋主席当面安慰了我，同时我自己有把握，我毫无一点错处，还理他干什么？自此以后我们就很少碰头。离开南京回汉中后就不通电话了，我到汉中去使他更加难过，我不独没被他打倒，结果责任反越负越大。

他对蒋先生可以说一向不忠实的，他是桂系出来的，而且看不起旁人，旁若无人。他的任何计划以及所说的话都要一言九鼎，没有人敢和他抗辩，倨傲到这种程度，其气燄之盛，实非今日总长的权力可比，那是想像不到的。我们不能否认他有才气，所以能博得蒋先生的赏识，当然有他的长处。当年毛在北平曾盛大欢迎他，他原来在中央做事就是在帮毛泽东的忙，这可以说是我们无可挽救的国运，如果不是他，我敢说绝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这可以当作历史的教训，我们有很多地方自我陶醉，有如此重要的人在当匪谍，中央居然无所知，十一年不是短时间，而张治中的时间更长，他所负的是多大的职位！连他也是匪谍。

（原载《传记文学》杂誌总364号，1992年）

故意作出许多错误部署使国军

兵败如山倒的参谋次长刘斐

郑 义

刘斐（1898-1983），字为章，湖南醴陵人，年少家贫，跟了一个在军队裏做特务（军需）长的叔父到广西部队充任录事。由于书法秀丽，还能写颜真卿的双鹤铭，因而受白崇禧赏识，被调指挥部工作，除了抄写以外，还受命试办拟稿，不到一年即从准尉司书陞到了中尉书记。恰巧那时有一个军事讲习班西江讲武堂招生，白崇禧便将他以上尉官阶送去训练，一年后毕业即以见习参谋录用，不久充任少校参谋，襄赞白氏，平定广西，并参加北伐。他不仅主理参谋业务，还兼办秘书工作，乃至参与机密。北伐成功后，白崇禧保送他到日本陆军大学，除按月供给学杂各费以及应酬交际所需之外，还按月送钱给他家眷使用。所以刘斐留日四年潜心学业，得以建立兵学的基础。

刘斐

刘斐学成归国时，正值西南政务委员会与中枢闹分裂，他原定到上海借道香港去广西见恩公白崇禧，然而一到上海见西南已屈居下风，即改变宗旨，转乘京沪快车，往南京向参谋本部报到，就此混进对日作战的大本营。由于钻营有术，很快由作战组组长陞至军令部次长，主管作战计划。

凭了日本陆军大学的金字招牌，又能饮酒能唱戏还写得一手好字，加以擅长词令、口齿伶俐，所以虽在抗战中并无杰出建树与谟划，但因其在决策会议上口沫横飞、滔滔不绝，敢于对最高当局的判断与处置，事前作有条理的分析，事后又作大胆的批评，所以大出锋头，俨然战略家。当时白崇禧虽任国府战略委员会副主委，实际上在一日千里的军事学领域并不以精于战略见称，另二位兵学家蒋百里与杨杰，徒具理论，只合做军事教育家，终其身也未真正长期主持过战略部门。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高层竟无人与他较量，他不仅在多次最高军事会议中，当面吹毛求疵地反驳白崇禧主张，同时他也敢同蒋委员长的战局处置唱反调。这在恭顺惯了的人看来，简直是「胆大妄为」，但奇怪的是，蒋、白二公却居然受用他这一套而不以为忤，这样一来，他便红得发紫了。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留渝四十五天期间，刘斐被周恩来策反成功，「为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与周恩来作过不少策应」^{[4]。蒋委员长的戡乱军事计划以及几次大会战的布置，无一不与他商量，「在一九四六年国共战争爆发后，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5]。具体表现在：叫王泽濬四十四军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黄伯韬带一个兵团去援救王泽濬的一个军，叫黄维兵团奔驰千里赶到双堆集袋形之地挨打，叫刘峙轻易放弃工事做得极好、粮弹储藏极丰富的徐州，叫杜聿明以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像一个庞大的软体动物」。他一面对蒋公及军事当局虚与委蛇，一面却暗中将所有军事配置和布署以及作战计划，和盘、及时地托向中共，致令国军虽拥有现代化武器与陆海空三军密切配合，然共军却能避实就虚，按图索骥，瓦解了一个个强大的兵团，国民党的江山竟然断送在这一个为当局素来器重的「战略家」手裏。}

一九四九年春李宗仁派大员北上与中共和谈时，刘斐忝列六代表之一。和谈破裂后，他只身南下香港，策反滞港国府军政官员，还秘密赴穗谒见代总统李宗仁，痛陈局势危急，劝李「识时务」，北上求和。结果为李宗仁痛骂一顿，下令逐客。格以当时形势，李宗仁不敢把刘斐扣留审讯。八・一三声明，是刘斐从地下活动转向公开投共。据张潜华所撰〈国民党立法委员香港起义记〉，（载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之《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页一三九）一文透露：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在九龙窝打老道黄绍竑寓所举行第一次集会，到会廿多人，连程沧波、成舍我、傅汝霖等人都闻讯而参加了，这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人的徬徨无主和苦闷情绪⋯⋯程沧波所关心的是他在上海的一幢洋房被代管的问题；成舍我所注意的是他在北平的世界日报能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傅汝霖所考虑的是他所主持的中国实业银行的官股如何处理的问题⋯⋯刘斐的答覆总括为一句话：「任何人的问题的解决，都将以这一个人对新中国的态度如何为转移⋯⋯」，俨然中共的代言人。后来由于讨价还价不成，前二者去了台湾，后者去了美国。又据台湾保安司安部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透露，有好些人循亲戚关係办妥入台证赴台，日后竟避过追查，升至显要地位（如王章清，官至行政院秘书长）。他们原是奉派来台潜伏的，夤缘做了官后，决心洗手不干，他们没有具体活动，清治单位也不再追究，竟算勉强保住了最后的一点清白。而在大陆风雨飘摇时与中共有秘密联係，只因时机不到而未发难，最后辗转入台做了大官者也大有人在，无怪前几年国安局长殷宗文公开表示，立法院内有匪谍。岂止立法院，殷宗文身边，乃至总统府都有！

中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合影，二排右一为刘斐。毛朱周刘排名在前，降将仅张治中、蔡廷锴、傅作义三人入选，刘斐由于贡献特殊，故亦列名委员。

程思远还透露：「毛主席对为章先生的重视，非吾人所能估计」^{[6]，可是中共对外坚持是「枪桿子裏出政权」，从未公开露布刘斐的叛变通共行逕」，所以刘斐投共后，中共从未安排他担任足以趾高气扬、骄矜跋扈的显要位子，「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〇年三月去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前，毛主席与刘几次谈话」[7]，其因何在？无非是压抑他的骄矜之气。后由地方上调中央，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一九五七年五月卅日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说：「现在党政关係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常。这主要因为法制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所造成的。党中央也对这种情况注意不够。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係，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裏，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但刘斐马上嗅出政治风向有变，就没再多说，中共鑒于他出卖国军军机有功，便没给他戴右派帽子，只是閑置他到老死为止。文革爆发时，刘斐饱受皮肉之苦。他的妻子被红卫兵强迫剪成阴阳头，夫妻俩都挨抽打、被罚跪，存摺现款全被抢走，还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冥冥中似有天谴。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病死北京。}

郑介民将军谈匪谍刘斐郭汝瑰

罗友伦^[8]

阎锡山手下的一名将领，是赵家骧的岳父，曾驻守太原的楚溪春，颇富名声。他当时担任瀋阳防守司令官，我是第六军军长兼瀋阳防守副司令官。城内的警察、宪兵由他指挥，我指挥其他的四个军。

当时，他是六、七十岁的老前辈，我还年轻，两个人面对面坐办公桌，常常向他讨教。他就告诉我一件事。

他原先有一名侍从官，文笔很好，服务热忱又週到，甚至连洗脚水都会帮长官端来，实在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侍从官。没想到，就在太原失陷的前一天，他向楚溪春告辞，说他是共产党，被派来专门做楚的工作。现在事已办妥，因此向楚溪春告辞。楚就问他说，「既然你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把我杀了呢？」他回答说，「因为你人太好了，不捨得杀你」。可见共谍渗透的工夫，相当厉害。

我由东北回南京述职时，到国防部看见刘斐，当时就发现他冷言冷语的，说什么我们作战不力。同行的廖耀湘将军出了门就骂，「国防部尽是匪谍，作战计划还没传达到手，共产党就知道了，这样下去还能打什么仗！」

我来台湾之后，在自由之家理髮，旁边正好就是以前在南京国防部当第二厅厅长的郑介民，来台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同他聊天时，我就问他有关刘斐的事，我说：「当年你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时，顶头上司国防部作战次长刘为章（斐），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共产党，难道一点也不晓得吗？」

郑介民说：「我怎么不晓得！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时，厅长杨宣诚（海军出身）就告诉我说，『刘为章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与陈毅、邓小平同一个时期。老郑，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说话比较方便，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我想，要报告，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我又没有证据，空口报告，岂不是会挨一顿臭骂嘛！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

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裏，刘斐就住在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

郑介民将军当然没有同刘斐一起投共，而且来到台湾之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直至逝世，鞠躬尽瘁而后止，是戴笠之后的第二把手，做情报很有成绩。

整体来说，几乎国军的每一个机关都被中共的间谍渗透，战事一再失利，实是必然。

例如在东北的时候，赵家骧当参谋长，有一个管作战的随从参谋，就是共谍。我们这裏每回有什么作战计划，他就用家裏私藏的无线电电报机把消息传出去。后来，派他到华北开会，刚好就在华北破获共谍组织，供出这位参谋也是他们的同伙。华北通知赵家骧，準备好俟其返回东北立即逮捕。没想到，他回瀋阳后，下了飞机就先打电话回家，一听声音不对，赶紧就溜掉。此后，再也没抓到过。

（原载《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印行）

中共安插在南京国防部裏的

高级窃听器郭汝瑰

郑 义

郭汝瑰（1907-1997），四川铜梁人，黄埔五期，日本士官学校廿三期，陆大第十期。一九二九年在川军郭汝栋部加入中共，后失掉组织联繫。抗战后期与中共地下党恢复联络。郭接受了当时能达到的最全面的军校教育，在国军中历任第十八军（军长陈诚）十四师参谋长、五十四军参谋长、廿集团军参谋长、军务部军务署长、国防部第五厅和第三厅厅长、徐州陆总参谋长、七十二军军长、叙泸警备司令、廿二兵团司令等重要军职，在抗战时受到白崇禧、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四位军事巨头的赏识，仅一九四七年就一年三迁，由第五厅厅长而第三厅（作战）厅长而徐州陆总参谋长，职位一个比一个重要，简直红得发紫。当时国军高级将领中，除杜聿明有所察觉外，谁也不知道郭汝瑰是中共安插在南京国防部裏的一架高级窃听器。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四年间，郭与中共地下联络员任廉儒接头一百余次，提供了大量军事机密。如在军务署副署长任内，提供了国军作战序列及编制装备人马数目表（该件仅印十三份），还提供了对东北战局十分重要的蒋介石派军队接收张家口、北平、塘沽地区，阻止共军出关的计划，以及装备所派军队的计划。在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和军调部张治中谈判助手期间，提供了国军整编情况和三人小组会议政府方面的机密情报。在第三厅厅长任内，提供了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及调归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序列的九个军和炮兵、工兵的情报。在担任徐州司令部参谋长期间，提供了国军进攻大别山后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配置情况、徐州司令部解围兖州的计划。回任第三厅厅长后，提供的重要情报就更多了，计有国军解围长春的方案、解围双堆集的计划以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军的江防计划、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国军京沪地区江防要图等。

「张松献地图」的现代版典型人物郭汝瑰，投共后官止军事院校教员而已。

徐蚌会战前后，国防部的运筹帷幄人物刘斐、郭汝瑰利用职务便利，影响与误导了蒋公的战略决策。从徐蚌会战计划的酝酿制订，到杜聿明部被围陈官庄，刘、郭二人几乎参与了所有的重要决策。徐蚌会战的两套方案是由郭汝瑰具体拟定的，其中固守徐州、集主力于徐蚌铁路两翼的「攻势防御」案被前线指挥官、徐州剿匪总部副总司令杜聿明指为「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出奇方案」。这个方案被蒋公採纳，又事先为共军掌握，未及全面付诸实施，即因共军迅速进攻而落空。

在徐州剿总从徐州撤退方案方面，由于杜聿明疑心郭汝瑰通共，故有意避开郭、刘等人而与蒋公直接达成「撤而不打」的密议。然而，当杜部撤出徐州到达青龙集、瓦子口一带，淮河一线蚌埠方面的共军又向北退却时，刘斐察觉蒋公求胜心陡然上涨，乃巧妙地从旁指责杜聿明蓄意避战，「只是逃跑」，郭汝瑰则旁敲侧击，极力强调杜聿明必须求战而不能避战。于是，蒋公一改初衷，命令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并令李延年向北推进，协助杜聿明部共解黄维兵团之围。俟杜聿明接到向共军进攻的国防部电令后，感觉到蒋公「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黄伯韬兵团被歼时，孙元良就说：「消灭黄伯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邱清泉则直接揭示：「国防部裏有共谍！」

第十六兵团中的司令官孙元良说：「消灭黄伯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

徐蚌会战搞垮了国军六十万精兵后，一九四八年底负责传递密件的共谍王葆真突然被捕，郭汝瑰害怕东窗事发，乃向中共党组织要求回归共区。共方认为，江南已胜券在握，唯西南战局可能会有麻烦，希望郭设法去西南组织国军哗变。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郭向参谋总长顾祝同要求带部队，遂被任命为七十二军军长兼叙泸警备司令，当时郭的联络关係由共军三野陈毅部转到二野刘伯承部，二野已在湘西沅陵一带集中，郭判断共军二野将从贵州入川进攻重庆，左翼兵团可能伸到泸州，所以他故意避开共军正面，率部退往宜宾，且设法不让部队被调出叙泸一带。八月廿九日蒋公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胡宗南部参谋长沈策认定共军将由汉中进攻四川，于是会议决定将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川北，将陇南、陕南作为与共军决战的地带。会上郭汝瑰佯作不知，一言不发，会后，他将会议情况与国军西南防卫战的兵力部署等情况及时通报共军二野。十月初，二野攻入贵州直逼重庆时，蒋公才明白共军主攻方向，急令郭汝瑰将新编第卅四师推进到长江南岸，坚守隘路口、江门，阻止共军前进，并提升郭为第廿二兵团司令官指挥三个军与三个独立师在宜宾、泸州、内江之间沿长江、沱江设防。郭暗中命令新卅四师避战退往宜宾，让共军于十一月卅日顺利进佔重庆。十二月三日，共方从泸州下游的罗汉场打电话给郭，当日傍晚郭率部离开泸州退往宜宾，九日上午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胁迫属下「起义」，并派高参徐孔嘉带着他的亲笔信与共方联繫。十一日郭发出投共通电，且以叙泸警备司令的名义命令川南各县县长妥善保存档案向共军交接。报纸刊出通电后，人们以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起义」了，但人们不知道郭汝瑰是一个有廿年中共党龄的潜伏共谍。此后，邓锡侯、刘文辉相继投共，胡宗南部在成都平原与共军决战的计划宣告破产。

沈策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二兵团被整编，郭汝瑰调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一九五一年一月，调南京共军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任合同战术教员。郭汝瑰的出卖军事绝密情报，帮共产党打败几百万精锐国军，攻佔大半个中国大陆，但他的贡献与他的酬报是不相称的。中共吹嘘「枪桿子裏出政权」，极不愿天下人知道国民党的天下是用鸡鸣狗盗手段偷来的，所以郭汝瑰长期只能担任军校教员之类低微职务。一九五五年肃反时，有一投降留用军官向中共自首，称自己係潜伏特务，郭係特务集团成员，审查一年才结案。一九五七年，郭汝瑰就此一「冤案」上书国防部长彭德怀，该案牵连者都签了名，因郭是起草人，所以同年反右派时成了「右派」。他爱共产党，可共产党不爱他。文革时期他在军事学院军事史料研究处被残酷批斗，罪名是「党外当权派」。一九七〇年才复职，不久即离职休养。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让他「重新入党」，已往五十年的地下工作与劳绩一笔勾销，竟要从头来过，其政治地位也仅仅是全国政协委员而已。郭汝瑰一九九七年十月廿三日死于北京。

现代版张松献地图——刘宗宽引共军直捣重庆

郑 义

刘宗宽（1905-1992），陕西蒲城人，黄埔三期毕业后任杨虎城的侍从副官，由杨拔擢升任十七路军少将副旅长，后保送陆大。一九三七年毕业后任陕西军管区参谋长。一九三九年，第卅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调刘任暂编第十五师师长，刘抗命抵制，因而被解送重庆军法总部。从此，刘宗宽啣恨胡宗南，走上叛逆道路。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加入第三党，同周恩来挂上了钩。国府还都南京后，一九四六年五月设立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刘被陆大教育长徐培根推荐出任行营少将参谋处长，成为中共在重庆布下的一颗棋子。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八日凌晨，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突击搜查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因刘宗宽提前通知共方，百余名军警扑了个空。一九四九年重庆行营改组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刘晋升公署中将代参谋长。四、五月间，武汉南京西安相继失守，胡宗南部退守秦岭汉中一带，宋希濂部与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失去联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为应付形势骤变，重新调整西南防务。在刘宗宽亲手拟订的部署方案中，故意只字不提四川第八专区长江以南的酉、秀、黔、彭四县，既不设防，也未明文划入宋希濂的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防区，旨在留个空隙敞开大门，好让共军乘隙从这个湘鄂黔三省相连的三角地带进入四川。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曾任集团军总司令）看出这一漏洞，刘宗宽立即答应设立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作为补救，还在报上发了新闻。但实际上这是一纸空文，他根本未向那裏派遣一兵一卒，门户依然洞开。刘将军事部署调整方案亲自写成情报，经过潜伏共谍送达共区。后来共军入川正是从他特意留下的这个空隙钻进去的。情况紧急时，他才派徐正纲师迅速开往酋阳、秀山布防，徐师在酋阳附近被从秀山入川的共军围歼。共军从这个空隙直插宋希濂部侧后，打乱了宋部阵脚，并对重庆造成严重威胁，加速了重庆陷落的进程。

刘宗宽

杨虎城

同年六、七月间共军佯攻陕南，西乡县守军军长盛文向胡宗南求救，胡宗南手中无兵可派，特急电向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求援。刘宗宽极力主张派公署的主力部队、装备精良的罗广文兵团抽两个军开往汉中，表面上是为解西乡之围，屏障四川，然而罗广文部调离重庆、壁山和汉渝公路驻地后，川东顿呈空虚。八月份兰州失守后，佯攻西乡的共军陆续撤走，罗广文白白奔波一场。八月杪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刘宗宽故意唆使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在会上作出足以迷惑最高当局的「情况判断」，称共军攻佔兰州后有大兵团活动，不会捨近求远去取新疆，必会调用一野兵力南下，採取三国时邓艾伐蜀，经武都、出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直插川西平原，这样国军在整个四川便成瓮中之鳖；而衡宝战役后，并无共军大部队活动的迹象，何况川东地形险阻交通不便，大兵团活动困难，鄂西北共军仅有一些游击活动，兵力有限，似不会向四川进兵，川北则有川陕公路、陇海铁路，容易递送大部队。沈策为出锋头，轻易上了当，连胡宗南、蒋介石都未识破此一奸计。于是长官公署据此判断，即改令罗广文率其主力一〇八、一一〇军星夜开赴川西北青川、平武一带，沿川陕甘边界紧急布防，构筑防御工事，并相机向甘肃境内白龙江方向派兵阻止共军南下。

罗广文即于九月初率部由川东迅速向西北开拔，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刚到目的地部署未定，川东形势却告紧急。本来国军早已在大巴山一带构筑碉堡工事。如此调虎离山，把国军防御重点由川东北引诱至川西北，等于白修了防御工事。罗广文部奉令赶紧开回重庆，就这样把这支精兵在连续紧急行军中拖垮了。及开到重庆附近，在南川以东白马山一带仓促布防，部队还未全部展开，就被共军以逸待劳击溃，损失大半。罗文文部几万精兵丧失战斗力，消息传来，刘宗宽竟兴奋得一夜笑醒了好几回。

蒋介石为坚守重庆，遂下令成立以杨森为总司令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以川军第廿军为骨干防御重庆。为防止共军突然逼近长江危及市区，卫戍总司令部以三个师的兵力在重庆南岸设防，之后蒋介石亲自下令紧急抽调八百辆汽车，将已被误导调往川北布防的胡宗南部王牌第一军星夜车运重庆，决心在重庆来一个大决战。这时西南长官公署已停止指挥作战，这一密令是刘宗宽听补给区司令向他叫苦时偶然得悉的。

他立即派一共谍将此机密送往共军防区，还设法从总务处处长手裏搞来一张空白护照，亲自为他填写假名与军职，把此人化装成国军上尉，穿戴国军军服符号，拿着西南长官公署的护照，大模大样走出重庆城。他在密函中建议共军前线部队迅速向重庆挺进，所以胡宗南部刚运到南川附近就被预伏的共军二野部队击溃。蒋介石保卫重庆的计划失利，只好仓卒向成都撤退，而重庆的陷落整整提前了三个月。

共军攻入重庆后，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宴请了刘宗宽，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当众夸奖曰：「刘宗宽同志是我们自己人，解放西南第一功！」还聘他出任二野高级参议；刘伯承调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后，又邀他担任军事学术研究室副主任，一九五六年转业到重庆市政协，翌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受到残酷批斗，其妻崔东亚含冤而死。刘宗宽帮中共铲除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块西南基地，但他在共产党手裏并未获得重用，冥冥中似有天谴。

注释

[注1]白崇禧（1893-1966），广西桂林人，保定陆军官校第三期毕业。历任桂军连、营长、统领。1923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讨贼军参谋长，1926年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白任参谋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代总参谋长、佔领上海后兼淞沪警备司令。抗战爆发后历任军委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代理五战区司令长官、桂林行营主任。抗战胜利后升陆军一级上将。军委会改为国防部后，曾任国防部部长，李宗仁任副总统后，白出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匪总司令。1949年4月，任华中军政长官。赴台后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晚年耽迷于淫乐，1966年12月2日服食过度春药，精绝虚脱而死。

[注2]黄旭初（1892-1975），广西容县人，陆军大学四期毕业，在桂系中从排长升到军长，晋陆军上将。自1930年至1949年入主广西省政府兼国民党中央委员近二十年。1949年12月流亡香港，五十年代初，奉李宗仁指示，在香港筹组反共又反蒋的第三势力。自五十年代末在香港《春秋》杂誌连载《治邕回忆录》，历十一年半，计215篇，都130万言。旋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75年11月18日病故于九龙。

[注3]盛文（1906-1971），湖南长沙人，黄埔六期，陆大十一期。历任排、连、营、副旅长、天水行营参谋处处长、第卅四集团军参谋长、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国防部中将部附。1949年1月任汉中指挥所主任兼第三军军长，12月任成都防卫总司令，与共军激战匝月，兵败突围，带伤仅以身免。1950年2月1日辗转抵达香港，11日搭船抵台，旋任国防部参事。1965年退伍后，任高雄六国大饭店董事长。1971年8月8日病故于台北荣民总院。着有回忆录〈我与刘戡将军〉与〈天涯归梦〉。

[注4]刘斐女儿刘沉刚所着《刘斐将军传略》，民革团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版，页七十三。

[注5]程思远撰〈深切怀念刘为章先生〉，载于《刘斐将军传略》，民革团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版，页十三。）

[注6]本文摘自蒋氏1950年1月5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话，原题为〈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

[注7]曾振（1908-），湖南平江人，黄埔六期步前三大队，后入陆大第十期（与候腾、盛文、伍培英、张克侠、何基沣、魏汝霖、甘丽初、罗机等同期），历任独立第卅三旅旅长、第一九二师师长、整编一九二旅旅长、徐州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参谋总长办公室副主任，1949年陈明仁投共后，代理71军军长南撤，旋赴台，入陆军参谋大学将官班第五期。七十年代移居美国。

[注8]罗友伦（1912-1994），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曾于陆军大学、国防大学、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深造。历任国军排、连、营、团、师、军长，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宪兵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国防部参谋次长，副参谋总长，军团司令，陆军作战发展司令，陆军训练作战发展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联勤总司令，驻萨尔瓦多共和国大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