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反右运动中，直接连累的京剧名演员有三人。一个是李万春，另两个是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提到他们，父亲便叹息不已：“唱戏本来就苦，现在就更苦了。”父亲歉疚终身。他死后，这种歉疚感留给了我。

李万春和叶盛长赶上给右派改正，还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可惜了的是叶盛兰，他是屈死的。

「叶盛兰（1914－1978）　男　汉族　籍安徽太湖　京剧小生演员」

【背景，“富连成”】

提到京剧，就要提到“富连成”；提到叶盛兰，也要提到“富连成”，这是他的背景。他的一生因它而光耀，也因它而屈辱。

“富连成”是啥？“富连成”是一个按传统规程和习惯来培养京剧艺人的旧式科班，始创于清末民初，结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学艺的学员出身梨园世家或来自苦寒人家。他们在严格管理和严酷到残酷的训练下，学习京剧。在几十年时间里，“富连成”科班以管吃管住、又打又骂、边学边演的独特方式，为中国京剧艺术培植了七百多名有很高表演技艺的演员；日后他们成为中国京剧的骨干力量乃至举世闻名的艺术家。这个由私人开设的科班，可谓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质量最高，影响最大。那时与“富连成”并存的还有一些京剧班社和学校。但连续几十年不间断的培养艺术表演人才且成绩卓著，“富连成”是首屈一指，至今也是首屈一指，别看现在有了高校性质的戏曲学院。

“富连成”学员按“喜、连、富、盛、世、元、韵”七字顺序，排列为七个科次。每科都有出类拔萃的演员，用“星光灿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喜”字班有出名的陆喜明、陆喜才、雷喜福、赵喜魁、赵喜贞、武喜永六大弟子以及侯喜瑞。“连”字科有于连泉（小翠花）、马连良、马连昆、刘连荣、王连平、何连涛、方连元、骆连翔等人。“富”字科有茹富兰、谭富英、茹富蕙、马富禄、吴富琴、沈富贵、邱富棠等人。“盛”字科有裘盛戎、高盛麟、杨盛春、叶盛章、叶盛兰、李盛斌、李盛藻、刘盛莲、孙盛文、萧盛萱、孙盛武、贯盛吉、贯盛习等人。“世”字科有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阎世善、迟世恭、江世升、江世玉、艾世菊、沙世鑫、刘世勋、裘世成、王世续等人。“元”字班有黄元庆、刘元彤、郭元汾、茹元俊、谭元寿、哈元章等人。而搭班学艺的，则有周信芳、梅兰芳等人。这份名单基本上把京剧界的顶尖演员，一网打尽。而“富连成”之所以取得极其丰厚的教育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两个人——两个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一个是社长叶春善，一个是管事的总教习萧长华。

这个叶春善不是别人，就是叶盛兰的父亲。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由一个富绅出资，叶春善从收容六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开始，一手创办了这个京剧科班。光绪三十年（一九○四）打出“喜连升”的招牌，后因换东家改为“富连成”。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叶春善患病，由长子叶龙章接替科班的工作。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叶龙章因病不再问事，社务转由次子叶荫章主持。一九四八年，“富连成”解体。我为何在此不厌其烦地介绍“富连成”，因为这是叶盛兰的背景。今天谁毕业于哈佛，谁就拥有一个最好的文化背景。如果拿它和“富连成”背景相比，前者不过是一所美国的好大学，后者则是中国整个梨园行外加半部京剧史。这个背景，让叶盛兰的前半生灿烂无比；这个背景，让叶盛兰的后半辈子灾祸无穷。

说完了背景，再说叶氏家族。叶氏祖籍安徽太湖，乃梨园世家。中国戏曲史里，有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四大徽班”进京献艺的盛事。其中的“四喜”班，在咸丰、同治年间有个非常出色的艺人叫叶中定，弟弟叫叶中兴，哥儿俩搭班唱戏。这个叶中定，就是叶盛兰的祖父。

叶春善一九○三年娶妻段氏，生有五子四女。长子叶龙章先在张学良东北军供职，一九三五年接替父亲任“富连成”社长。次子叶荫章为京剧武场（京剧伴奏中的打击乐队称为武场）鼓师。三子叶盛章，武丑演员。四子叶盛兰，文武小生。五子叶盛长，文武老生，娶妻谭小培之女谭秀英。长女叶玉琪，嫁名小生茹富兰为妻。次女叶玉琳，嫁老生演员宋继亭为妻。三女过继给四姨母，改名杨凤岐。四女叶惠蓉，嫁萧长华之子丑行演员萧盛萱为妻。另有一义女，叶萍。

叶家的第四代，绝大多数也从事京剧表演事业。他们当中不乏佼佼者，有的已是出人头地的名角儿。如叶盛兰之子叶莲、叶强（后改名叶少兰），叶盛长之子叶金援、女儿叶红珠，叶玉琪之子茹元俊，叶蕙蓉之子萧润增、萧润德。总之，叶氏家族从咸丰延续到今天，可谓树大根深；又与同为梨园世家的萧家、茹家、谭家联姻，子女众多，可谓枝繁叶茂。这梨园子弟和干部子弟不同，他们是代代领风骚，家家出人才。戏曲舞台和影视荧屏不同，想露脸走红没什么后门可走，出名成材靠的都是硬功。

有了这样的背景，有了这样的出身，本人又有那样的天资和才情，你说，叶盛兰当是怎样的脾气和做派？

【虎性】

他是甲寅年生人，属虎。叶盛兰的性子也真有点儿虎性。从落地起性子就烈，喂奶稍微晚了点儿，就哭个没完，甚至能哭得闭过气去。小时候念私塾也要强，功课若背不下来，宁可不吃不喝也不睡，实在困得不行，就用拳头捶自己的头。到了科班，还是这个脾气。为了打好武功底子，他从来不跟大伙一块儿睡午觉。每日中午，他都主动给自己加一遍功。叶盛兰常说：“唱戏的没腰、没腿（即无腰功、无腿功），到了台上怎么亮相都不好看。”

叶盛兰原在北平师大附小念书，十一岁入“富连成”社，因有一副姣好的面容，便学旦角。青衣、武旦、刀马旦都拿得起。非但拿得起，还真都不错呢。但是不久发现他妩媚不足，英气有余。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京剧小生人才奇缺，后改学小生，自己对小生也很感兴趣，发奋用功。举凡小生各种功如扇子、袍带、纱帽、翎子、靠把，他都学会了，唱做皆优，文武兼擅。加之人又敬业，每一场戏，都是全力以赴，难怪人们要称赞他是中国京剧第一小生了。祖籍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成长在风霜凛冽的北国，江南的水气与北国的长风同时融入了他的气质，外表兼具北雄南秀。面庞白皙，两道剑眉通鼻梁，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竟如深潭静水，潋滟袭人。

叶盛兰脾气大。这个大脾气，一直保留到一九五七年夏季。我曾问同事：“为什么叶盛兰有那么大的脾气？”

同事瞥了我一眼，说：“是角儿，就都有脾气，那些跑龙套的倒是没脾气。”

【盯上了】

叶盛兰还在“富连成”科班效力的时候，慧眼识人的马连良就“盯上”他了。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马连良便邀请他客串《群英会－借东风》里的周瑜，并大肆宣传，厚给酬劳。这种名利双收的情况，使年轻的叶盛兰受宠若惊。他的父亲，“富连成”社长叶春善也觉得自己的儿子能在“扶风社”大班演出，是多么风光体面。要知道，科班学生出科（即毕业）以后的出路，就是搭班唱戏的卖艺生涯。如今有马连良亲自来请，有“扶风社”这样有名的大班来约，待遇优厚，当然是求之不得，叶家一口答应。也就从一九三三年起，到一九四八年，叶盛兰与马连良搭档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整整合作了十五个年头。那时的“扶风社”有马连良、张君秋、叶盛兰、刘连荣、马富禄，人称“五虎上将”，在菊坛可算得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也算“富连成”门徒的梅兰芳，也格外关照这个小师弟。一九三三年秋在上海大舞台与之合演了一场《奇双会》，使叶盛兰红遍上海滩。上海观众说：“好些年了，没见到这么好的小生呀！”

叶盛兰喜阅读。他不看闲书，而是阅读与唱戏相关的著作。在对剧本的研究上下过许多工夫。比如为唱好《监酒令》，他通读了《西汉演义》，终于唱出了主人公朱虚侯刘章的凛然正气。马连良听了他吊嗓时的刘章四句唱，非常感动。这个戏在天津公演的时候，一向重视整体形象的马连良看到舞台上供刘章夜巡用的红灯笼，是一个用红绿布糊的直径只有五寸的小圆筒儿，便觉小气，不匹配叶盛兰挺拔嘹亮、气贯长虹的表演，于是，连夜派人到北京专门许可证做四个大红纱质的宫灯。这宫灯，立刻烘托出舞台的气势。

【三张红叶】

一九四○年，叶氏三兄弟在上海黄金大戏院联合演出，声势浩大。他们订制了全堂守旧（京剧舞台装置，也称堂幕、台幔。即舞台上作为背景使用的底幕。绸缎或丝绒制，并刺绣各种装饰性图案，起到美化舞台的作用。一些名角均在守旧的装饰上标新立异，作为戏班演出风格的一种标志），天蓝色的软缎，上面绣了三片大红色的枫叶，象征着叶氏三雄。其中，以叶盛兰的风头最健，号召力最强。年纪轻轻的，便锋芒尽露，光彩照人。叶盛兰的表演从嘴里到脚底，都可圈可点。水牌子（京剧戏班里每日公布戏码的器具）上但凡有“叶盛兰”三个字，就能保证有五成以上的上座率。他的姓名，就是票房。叶盛兰的小生戏好，偶尔演个小旦，也棒。我是没看过，据那些看过的老先生说，当年叶盛兰与小翠花合演过一出《杀子报》（一九四九年后被列为禁戏），他扮演官保的姐姐金定（小旦）。当他们的母亲要杀官保时，金定哭着跪下为弟弟求情。台上的叶盛兰哭得那个恸呀，真像个小姐姐模样。每演至此，都能把观众的眼泪催下来。他演的《木兰从军》也极好，又文又武，亦男亦女。现在没人会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吴祖光曾问过我：“诒和，你看过叶盛兰的《南界关》（又名《战寿春》）吗？”

我摇摇头，说：“没看过。”

“那你就太遗憾了！”

“我看过他的罗成、周瑜、吕布，也不遗憾了。”

吴祖光说：“遗憾！没看过他的《南界关》，就都遗憾。”

经他介绍，我才知道：叶盛兰在这个戏里扮演守将刘仁瞻之妻徐氏，是反串青衣。最后一场是守城之战，又是十足的刀马旦——讲到这里，吴祖光站起来，激动地说：“这一场的激烈程度，是我看武旦戏从来没有过的，至今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演过这出戏。总之，叶盛兰即使反串，也是一流！”

听他这么一说，我立马觉得自己太遗憾了，而且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育化社”】

京剧历史上老生挑班挂头牌（京剧戏班演员的一种。俗称挂头牌的、挑大梁的、台柱子，即有艺术造诣，有影响力、号召力的领衔演员。在广告、海报及演出牌子上其姓名及所演剧目均置于最显要处。演出时一般都演大轴戏），是名正言顺；后来顺应潮流，由青衣组班挑大梁。而抗战胜利后（约在一九四八年左右），叶盛兰在中国京剧史上第一次以小生行当挂头牌组班演出了。这是他的雄心壮志，也是他的实力所致。他的班社叫“育化社”，意思是戏剧以教育感化为务。

自己当班主，什么都得担待着。好在他事无巨细，都责无旁贷，艺术上又有容人之量。日常生活里，他脾气大，但绝不平白无故地乱发脾气。

一次，他与程（砚秋）派弟子王吟秋合作演出《吕布与貂蝉》。演出头一天，票已售出过半。他突然接到王吟秋的电话，说：“貂蝉要唱八句［慢板］（京剧唱腔的一种板式）。”

叶盛兰想也没想，便说：“自然的。”

过一会儿，来了第二个电话，说：“后面唱［二六］（京剧唱腔的一种板式）时，我要舞绸子的。”

叶盛兰同意了，说：“好。”

晚上，又来第三个电话，说：“我不唱后面《白门楼》，那里的貂蝉是二旦（即次于主要角色的二路旦角）的活儿。”叶盛兰也点了头，只好再找个二牌旦角，为此，还要再多开一份儿包银（京剧戏班每场付给演员的酬劳）。

为了艺术，他用的下手活儿都是上乘的，故而开支相当大。票房收入虽然不少，但自己所得并不太多。到了一九四八年，京剧界的好角儿已如繁星万点，有明也有灭。就在这样境况下，叶盛兰非常红火。可以说，他和他的育化社每唱一场，都费尽心思。

【名伶常态】

日常生活中，叶盛兰也是温文尔雅，一表人才，只是他眼睛近视。别看他的台上眼神好，那是表演，在做戏。在台下，因为高度近视，熟人、同事从身边过，他因为分辨不出而未打招呼，无形中得罪了人。后经朋友劝导，他才配了眼镜。这样，得罪人的事就没有再发生了。

一次，齐崧先生在上海飞达西餐厅吃午茶，巧遇叶盛兰。飞达当时是上海有名的饮茶胜地，也是文人荟萃之所，和天津的起士林差不多。每至下午四点左右，宾客常满，仕女如云，后至者须站班等候。叶盛兰正陪着两位小姐，看见齐崧便起身过来招呼。齐崧遂问他住在哪里，是否和三哥（盛章）在一起。

叶盛兰答：“我没有一定的落脚的地方，有约最好是到‘黄金’后台见面。”

见他说话时略带忸怩之色，心里明白的齐崧自不多问。望望那边的女士，齐又问：“那两位小姐是新交还是旧友？”

叶笑着说：“我们刚认识不久。”

“听说你的女朋友多得很呢，每天换一个都来不及，可有此话？”

叶盛兰红了脸，笑答：“七爷（即齐崧），怎么您也会开玩笑了。每天我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没有，哪儿还有空儿交女朋友呀！”

齐崧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少认识几个，就有工夫吃饭睡觉了。”

总之，成名于三四十年代的叶盛兰也是吃喝玩乐的内行。在这方面，像他这样的新生代和上一代艺人有所不同。上一代名伶多少秉承了古代名士寄情花木、把玩金石、收藏书画古董等雅癖。而他们这一代，则以一半正经、一半玩赏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了。除了打牌、下烟馆，他们还穿洋服，喝咖啡，近女色，去舞厅，骑大马，牵洋狗，抽雪茄。这种“资产阶级情调”和市民文化的洋场特征也叫随势而变吧！因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社会的殖民化时期。他们非但不讳言物质欲望，且极能适应现代物质文化之潮流。上海小报说“叶盛兰是台下台下，都有名角风度”。其实不单是他，很多的公子、阔少、文人、名伶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台上风流，台下也风流。某些颓唐行为当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在世俗社会里仍视为正常，而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艺人多了，就会知道：在其放浪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

记得二○○六年画家陈逸飞猝死，网上及传媒刊出一些指责其“追逐金钱、更换女友、贪图享受”的文章和帖子。接着，我很快读到陈丹青撰写的追忆这位昔日之友的长文。陈丹青态度温和，行文平缓，一改以往骁野凌厉、头角峥嵘的风格，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人性与自由的深刻理解和向往。他说（大意）：对陈逸飞的侧目与非难，一方面是少见多怪；另一方面则事属当然。因为那些所谓的指责对一个功名既就的艺术家而言，实在是司空见惯。出入衣香鬓影，偕从三教九流，一生至死，便是“公开展示的存在”。这段话针对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名流，我想，它同样也适用于二十世纪的名伶。但他们无论怎么个风流玩法，即使一掷千金，也不是公款消费。

叶盛兰二十二岁时，名成业就，经父母主张结婚，夫人刘氏，家中经营钟表。夫妻情笃，生二女二男。人谓“盛兰少年得志，妻财子禄四者皆备。”命运向他露出笑脸，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所以，他曾对朋友说：“我以为今后的前途没有什么坎坷了。”

【情分·义气】

梨园行重的是情分，讲的是义气。这情义二字，基本上是属于个人道德行为的范畴，但同时它又是支撑戏班得以运转的江湖规则。在社会部件失灵的特殊时刻，江湖规则似乎更保险，也更让人信得过。叶盛兰很懂得情分，很讲义气。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叶氏三兄弟（盛章、盛兰、盛长）到上海，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按老板的“惯例”，规定：戏班每月要演三期，每期十二天，演够三十六场才能拿到一个月的包银。这等于是在演足三十个晚场后，另加六场义务戏。事情已经很不合理了，戏院老板还得寸进尺，处心积虑地克扣主演以外的配角演员、乐师，以及其他舞台工作人员的收入。戏院供应的饭费也从三元降到二元。

叶盛兰火了，他对三哥盛章说：“这样可不成！人家（指戏班同行）跟咱们哥儿俩出来，指望着省吃俭用攒出几个钱儿来给家里人买点东西回去。他们这样一来，大伙儿还能剩什么钱？咱们一定得找经理分争分争（即理论理论之意，北京土话），不能让大家吃亏。”说罢，他就拉着三哥叶盛章找到经理，当面提出要把伙食费恢复到三元。

经理不答应，叶盛兰急了，冲着他说：“经理，我叶盛兰不能让大家伙儿跟着我受罪。他们都拉家带口的，出门在外，就更为不易。您不能光顾赚钱，不管我们！如果您不涨饭钱，那就对不起了，从今儿起，回戏（由于特殊情况或事故等原因，剧场临时停止演出，谓之回戏）！”

见叶盛兰真气了，经理便软下来，说：“四爷，您别发火，咱慢慢商量。”

叶盛兰说：“好，能商量就成。还是那句话，每人每天三块钱饭钱，少了不成。您不是怕赔钱吗？那好说，只要我和三哥多演几出拿手戏，管保您赔不了。”

有了这句话，经理乐了，说：“好，好，就按四爷说的办。”

义气，这叫够义气。难怪从前的同行都佩服叶四爷，说他某些地方很像梅（兰芳）老板。

据我所知，他的老师程继先过世后，叶盛兰每月必送生活费给师母，一直到为这位老人送终为止。人如浮尘，游戈世间。因有了情义，才聚聚依依、温温和和的，也才有了人性。

【一声巨响】

一九四八年的年底，北京陷入了围城。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戏也就不好唱了。前途难测，艺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落。大家凑在一起，常以打牌消磨时间，或麻将，或扑克。那时的钞票就跟废纸差不多。手里还有几个钱，他们的赌注就改成是“黄（黄金）、白（银元）、绿（美元）。”轮流在各家玩，其中，也有叶家。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这天下午，李少春、赵荣琛一同骑自行车到叶盛兰家打牌。吃过晚饭接着打，到了十一点多钟，突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把玻璃都震得嗡嗡直响。接着，电灯就灭了。叶夫人让仆妇点上煤油灯和蜡烛。不一会儿，灯又亮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接着打。到了凌晨一点多，再听到爆炸般的巨响，电灯再度熄灭。艺人们面面相觑，谁也没心思再打了。梨园行大多住在城南（今天的宣武区），彼此相距不远，即使徒步回家也很方便。唯有李少春、赵荣琛住得远点。从前的北京，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件事，就是关城门。他俩一路行来，发现和平门关了，前门关了，崇文门关了……看来这是要出大事了。艺人们这下心里真慌了，每个人都在各自掂量，叶氏家族掂量的结果是等待。

一九四九年以后，叶盛兰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今后生存方式的选择。戏是要唱的，但各自单挑独唱的情形，已很难维持。经过一番的东飘西荡和左思右想，再经过五弟叶盛长的现场说法，他选择了“国营”。一九五一年，叶盛兰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实验京剧团。而那时，他领衔的戏班育化社并未解散。足见，他多少是在“脚踏两只船”。从收入上看，他在国家剧团的月工资一千三百斤小米，仅相当于他在戏班两三天的收入罢了。官方自接管政权，即对京剧名角儿有个政治与业务排队和考量。在业务方面，叶盛兰被排在一等，属于文艺一级。要论政治方面，他的排位就靠后了。在考虑吸收叶盛兰参加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的时候，就已充分表现出来了。当时的负责人薛恩厚说：“我们跟组织商量、请示，决定把他吸收进来。那时组织上对他有个估计——这个人很不老实，我们也听说过‘叶四爷’的脾气，到了剧院去一定名堂很多。于是，我和魏晨旭同志对他‘约法三章’。然后，把叶盛兰请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二楼（在南夹道六十三号），我们跟他第一次谈话的内容就是这三章。第一章是遵守我们革命的光荣传统，就是一切服从组织；第二章是要他努力学习，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努力改造自己；第三章是改革京剧。对这三章，叶盛兰连连点头称是。”

【七年间】

政权的更迭，艺人可是见多了。他们地位卑贱，但都心存傲气。反正谁上台，你们都得听戏——这是艺人傲气的来由。

一九四九年后，戏班从艺术建制到上演剧目，统统由党组织和文化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起来。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田汉任局长。叶氏家族上上下下，老老小小都拥护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艺人地位真的提高了，并坚信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叶盛兰对未来也有着希冀和憧憬，但与此同时，他对改革传统戏曲的做法和管理剧团的方式，也有了疑问和不满。出于家族背景和个人秉性，他不像某些艺人那么积极地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富连城”出科的艺人王连平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天，曾这样描述：“我见老同事老朋友包括各色演员，架子都放下来了。唯有叶氏兄弟（即指叶盛兰和叶盛长），尤其是叶盛兰的架子没放下来。我们经历了多少运动，老人也好，老演员也好，没有不靠拢组织的。单单叶盛兰不靠拢。”

那么，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叶盛兰干了些啥？演戏。这七年间的演戏和从前唱戏一样，可也不一样。我说“一样”，是指他依旧在北京的吉祥、长安等剧场演出。他唱戏，观众掏钱。我说“不一样”是指他的演出，从此成为了革命工作和政治任务。比如，他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演出，头顶美国飞机的轰炸扫射，来往于枪林弹雨之中。又如，将一出戏改成一个节目，到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去表演。这在一九四九年前是没有的事儿。他还作为国家剧院的名演员出席周恩来总理举办的国宴，这在一九四九年前也是没有的事儿。

【最痛快的一天】

叶盛兰命运的大转折，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夏季。

五月下旬，父母派人与叶氏兄弟联络，动员他们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二十七日，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叶盛长表示自己很愿意参加，并同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章伯钧能直接和四哥叶盛兰见面。一是能否在中国京剧院建立民主党派的支部。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自己实在抽不出身，当日下午便让李健生赶来和叶氏兄弟见面。

六月五日，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后来，不顾牙痛的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

在座谈会上，叶盛兰第一个发言。他说，梅兰芳虽是中国京剧院院长，但实际上是有职无权，马少波等党政干部独揽大权，不懂装懂。京剧院的矛盾重重，工作一团糟。造成这样的情况，党的领导机构要负责。他的发言，更多地集中在戏曲改革的方向问题上。他说：中国京剧院的剧目是照着延安的《三打祝家庄》的路子搞，还是应该保持京剧原有的风貌？有一个剧种演《白毛女》就行了，不能叫所有剧种都唱《白毛女》。

宴罢，叶盛兰等人决定去叶盛长家小憩。初夏的夜晚，老树婆娑，柳丝低垂，峨峨宫墙城阙隐约于苍烟暮霭之中。心情颇好的叶盛兰感叹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天。”

三天后，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只与章伯钧谈了一次话，吃了一顿饭的叶盛兰，连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申请表还没来得及填写，即成为中国戏曲界仅次于张伯驹、吴祖光的右派分子，成为章伯钧伸向中国京剧界的“罪恶黑手”。

祸之来临，疾如迅雷。

【叫他感觉这次运动有滋味才行】

批判叶盛兰的大会，每次都是组织规模盛大，有四五百人参加。从梅兰芳、欧阳予倩往下数，京剧名伶几乎无一缺席。中央文化部数位部级领导亲临会场。文化部一位副部长代表文化部的大会讲话，给叶盛兰定为“是戏曲界从闹个人名利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京剧界里最危险的右派分子和黑暗势力和封建把头的余孽……也是比较全面的反面教员”。这个定性，令所有人暗自心惊。因为戴在叶盛兰头上的，就不单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了。他的罪恶，也不单是与大右派章伯钧的联系。众人皆知的“富连成”科班历史，令人羡慕的班主身份、金光灿烂的名角生涯、庞大亲密的家族关系、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行之有效的江湖行规，都被制作成为政治反动、思想反动、历史反动、社会关系反动的四根大棒，骤然打压到他的身上。

我算了算，一九五七年的叶盛兰是四十三岁。风华正茂，比年轻有为的储先生还年轻啊，像珍稀之花，正红也正好。珍稀之花从盛开到凋零，刮一阵狂风或下一场暴雨便足够了。他是个艺人，艺人向来靠直觉、靠感性、靠经验观察事物并取得认识。仅从这个角度看叶盛兰“反党”言行，他的见地已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叶盛兰自觉而顽强地维护中国传统艺术，并认为当时制定的“戏改”政策和举措太不合理。他说：“京剧来源于民间，它上过野台子，也进过宫廷，但不是什么戏都进宫廷。它生长和延续的土壤依旧是民间。这么些演员，能给统治者唱的又有几个人呢？观众还是人民呀！改革不能是推翻了重来，而是该改的才改，优良的何苦得动它呢？”

【叫富连成的人批富连成·让熟人批熟人】

对付叶盛兰的办法就是叫“富连成”科班的成员和叶氏家族的亲友反水背叛。

第一个表态，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态的自然是梅兰芳。他是中国京剧院院长，也就是叶盛兰所说——一个“有职无权”人。梅兰芳简短的发言为“有职无权”做了批驳性的解释。尽管是批判会，梅兰芳发言依旧语调温和，一口一个“盛兰、盛兰”地称呼，依旧长者气质，坚守大家风范。他特别表明自己并非“有职无权”，说“凡属我院重大问题，都经过我的参与和同意。国家同时为了保持我的舞台艺术青春，为了满足国内外观众的要求，为了给我较充分的时间来整理我的艺术经验，才使我不过多地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盛兰这样乱讲，引起许多误会，是完全不应该的。”人的本性和本色，在任何时候都能显现出来，虽说这种显现有时是很隐晦的。当场，梅兰芳便难以掩饰自己批判叶氏家族的无奈，说：“对于盛兰、盛长，我们不能不和他们划清界限，给以坚决的反击。但是对于他们二人，还是要挽救……我恳切地希望他们赶紧回头。我因为有西北演出的任务，明天就要出发了。我愿意在千里之外听到你们‘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好消息。”

第二个必须站出来表态的是萧长华。他既属于“富连城”，也属于叶氏家族亲友，还是中国戏曲学校的副校长。他本不想参加批斗叶盛兰的大会。但人家告诉他：“局长派自己的车来接您，可在外面等着呢！”能不去吗？他去了。去了还不行，他还必须讲话。他说，叶盛兰、叶盛长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挂帅，一个急先锋，要篡夺京剧院的领导，把共产党赶走，恢复旧戏班……提到“富连成”和叶春善，他声音哽咽，不觉泪下，责怪叶氏弟兄不忠不孝，埋怨自己怎么不早一点死呢！他一再规劝道：“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要知过就改。走错了道儿，及早回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快上救生船吧！你们已然一身泥了，里外好好洗洗吧。好好交代过去，也好叫我那死去的叶二哥（指叶春善）在九泉之下瞑目长眠。”萧长华的发言充满对英才败落的痛惜，这痛之声、惜之情，感动了许多人。

一个既是“富连成”科班出身，又与叶家有亲戚关系的名艺人，批判叶盛兰的会连续开了两天，头天没出席，故一上来先声明昨天的批判会未能参加是因病缺席。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自己与叶家的关系，他说：“在旧社会我就和叶家兄弟划清了界限，脱离了家庭关系。因为他们虐待我的妹妹。我妹妹重着身子（指怀孕）。但那是小事，今天的事大，是政治问题，我要和叶盛兰、叶盛长等人划一道新的界限。”讲到自己与“富连成”的关系，他明确地说：“我的艺术不是从‘富连成’学的，我是在我家跟我父亲学，后来又拜了余叔岩，我才有今天。”此外，他还揭发了一个事实：“鸣放”期间，叶盛兰曾说“我报仇的日子到了”。——话少分量足，有如当年揭发葛佩琦“喊着要杀共产党”一样。

“富连成”出科的名净裘盛戎，也是必须站出来的。他的发言题目是《叶盛兰，人民在等待你回头，懂不懂？》。裘盛戎说：“党还在等你，一直没有给你登报。右派分子有几个没登报的？你心中也有数。一直在团结等待，迁就你，你不懂啊！”他还以亲身经历揭发“富连成”的“罪恶”，说：“我想谈谈学戏的感想。我过去一天演过八出戏，在本馆子‘行戏’（行会戏的简称，指戏班为工商业、公会等行业部门的演出）、‘灯晚’（即夜戏）演了三出，又在‘堂会’演出五出。我就这样一天演了八出戏……解放后，党照顾了我，教育了我。我的房子是和谭（富英）先生排了一出《将相和》后买的。这说明是党给了我房子，给了我老婆孩子。”裘盛戎说的是事实。他红得晚；即使红了，也不像梅兰芳、马连良挑班，挣大钱。裘盛戎的结束语就像铜锤花验的唱腔一样激扬：“张春华（武丑演员）说没了京剧这个剧种，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说，没了整个戏曲界，我们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上台揭发批判的，不下数十人。从名演员到汽车司机，应有尽有。从革命老区过来的，又身为党员的一位老生演员愤怒揭发叶盛兰先后拉拢杨宝森（老生演员）、李盛藻（老生演员）进剧院，以排挤打击自己的事实。他发言的另一个重点是叶盛兰在朝鲜战场慰问演出的表现。因为他是按照党的指示要求照料叶盛兰，每日打洗脸水、打洗脚水、铺床、扫床、找电炉子做饭。二人天天相处，寸步不离。这样他就“积累”了这方面的宝贵材料。他说“叶盛兰到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动机是为了个人，便于取得政治资本和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接着，便详细罗列叶盛兰的恶劣表现：如何贪生怕死，挑肥拣瘦。想演出才演出，不想演出就不演出。志愿军开欢迎慰问团大会，首长献旗，他不接；请他讲话，他说肚子疼。军人们想与他合影，他也不干。别人接了旗，他又不高兴。走路不坐大卡车，非要小汽车等等。赴朝慰问团返回国内作总结，在候车室里，叶盛兰对自己说：“你回去问问毛主席，叶盛兰过了鸭绿江算不算落后？我对得起你们共产党。”应该说，这位演员揭发的每个事实都是射杀叶盛兰的优质子弹。

【爱恨情仇】

叶盛兰已经大红大紫的时候，杜近芳还是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知道是谁的小姑娘。世事难料，沧海桑田。如果没有政权的更迭，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不建立一所国家级的京剧院（即中国京剧院），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参加这个国家级京剧院，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是小生，她不是旦角，他与她不会在一起。但是，他与她在一起了，而且是几十年地在一起——一起在中国京剧院唱戏，一起唱生旦戏，一起唱才子佳人戏。他演吕布的话，她就是貂蝉。她演白娘子的话，他就是许仙。她演李香君，他就是侯朝宗。她演陈妙常，他就是潘必正。他演梁山伯，她就是祝英台。总之在古代题材的戏里，他们是相爱的一对。即使在现代戏《白毛女》里，他们也还是相爱的一对，一个演喜儿，一个扮大春。其实，他们之间的纠葛也像一本大戏，“大戏”里有深深的情，也有多多的恨。

京剧界的人都知道，旦行演员是非常多的，优秀的旦角演员也不在少数。要不然，怎么一下就齐刷刷地有了“四大名旦”（即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后来，又齐刷刷地有了四小名旦（即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呢？可要找上个好小生演员，那就难了。京剧界直到现在都在闹“小生荒”。所以，杜近芳进了中国京剧院，能遇上叶盛兰，那是她的造化。从此，杜近芳的表演因有“中国第一小生”的同台、配合与提携，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层面，新的境界。叶盛兰的文戏武戏，都让人产生美感。扮上吕布是吕布，扮上周瑜是周瑜，决不雷同。与旦角合作演才子佳人戏，软点的旦角真能叫他这个俊美无比的小生给比下去。所以，自身条件很不错的杜近芳非常努力，力求在舞台上能与他楚汉对峙、旗鼓相当。杜近芳遇到表演艺术上的问题，也多向“四叔”（即叶盛兰）请教。于是，杜近芳迅速蹿红。同行都说，是叶四爷（盛兰）培养了她。那时的她，也没站出来否认这个说法。与中国第一小生长期搭档，哪个旦角演员不羡慕，连霸气十足的言慧珠都动心。

平素他与她也很亲密，俩人能说心里话。这种亲密，同行也认可。要知道：这是江湖，是戏班，不是寺庙军营。

从中国京剧院建院开始，剧院领导就组织政治学习，强调艺人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叶盛兰对此颇为反感，他是我行我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说休息就休息，说生病就生病。

一九五二年，他们一起赴朝慰问演出。从朝鲜回国，叶盛兰深感自己很难适应集体生活。私下里，他对杜近芳说：“我对得起共产党，在这里（指中国京剧院）我受不了。”过了几天，他决定不离开中国京剧院了。

一九五三年，中国京剧院根据上级指示提出培养青年演员的方针，让青年演员成为舞台接班人。有关讲话传出，受到青年演员的热烈欢迎。那年，叶盛兰刚过四十。梨园世家和“富连城”科班班主的家庭出身以及十九岁成名的个人经历，使他比别人更深地领会一个新政权提出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意义。在他感受到威胁的同时，也陷入了难以排遣的忧虑。他向杜近芳吐露了自己的看法：“把他们培养起来，我们就完了。”话说得一针见血，简单又准确。

一九五四年，组织上动员杜近芳加入共青团。她也很想入团，可又还拿不定主意，遂向叶盛兰讨教。叶盛兰听了，就撇嘴摇头。说：“你要入团？那么，将来连你的婚姻自由都没有了。”

一九五五年，中国京剧院到欧洲演出。一路上，叶盛兰对洋玩意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到了捷克，他提出要买羊毛衬衫，那时，没几个人知道啥叫羊毛衬衫。他的理由是“怕演员们晚上着凉”，希望组织能考虑一人买一件。到了瑞士，他提出要买瑞士表，还要求表商打折，再打折。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先进，叶盛兰打心眼儿里羡慕。他对杜近芳说：“你看人家，路灯没明线，小汽车真多，真漂亮。一路上的景致多美。美得我都不愿睡觉，愿意看这些景色。咱们祖国多咱才能赶上人家这样呐！”接着，是一阵的唉声叹气。

在批斗叶盛兰的大会上，杜近芳把以上我所罗列的叶盛兰平素对她的谈话内容，揭了个“底儿掉”。她发言的题目就叫《我是党培养起来的》，洋洋洒洒数千言。全文共分四个方面：一、在思想上右派分子叶盛兰是一贯煽动我和党对立；二、在政治上右派分子叶盛兰想尽办法拉我上他的贼船；三、在艺术上右派分子叶盛兰对我实施暴力统治；四、在生活上右派分子叶盛兰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发言的结尾处，她义正辞严道：“我从各方面揭穿了‘是叶盛兰培养了杜近芳’的弥天大谎，并证实了右派分子叶盛兰怎样从政治到艺术毁灭杜近芳，已经是铁证如山——我最后再说一句：感谢党，感谢党对我的一切培养！”

杜近芳处于激昂状态，说得生龙活虎；叶盛兰陷入精神混乱，听得心惊胆战。“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知我者缘何如此情薄？原来亲密与仇视，赞美和污蔑可以在瞬间转换，而操纵转换的杠杆就是那无所不在的政治支配力以及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

【完了，完了】

据叶家的后代告诉我，叶盛兰每次从批斗会上回到家里，什么话也不说，就把自己关进卧室。继而，就听见他在里面跟喊嗓子一样，用小生念白的声音大喊：“我是谁？”“谁敢惹我！”“在上海的时候，谁敢惹我？”“我成阶下囚啦！”抑扬顿挫，且一声高过一声。

“这是哪一出呀？”叶盛兰的妻子问。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开门！”老伴儿说。“别管我！”依旧是小生的念白。“是不是疯了？”一家人心里都这么想。

叶盛兰喊够了，自己开门出来，也恢复了常态。全家和和气气地吃饭。每次批斗会下来，他都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自把琵琶，灯前弹罢，春深不到家。”叶盛兰在释放，在宣泄，同时，他也在收拾自己，埋葬过去。

“反右”以后，画家许麟庐、萧盛萱和叶盛兰三个人有机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越说越高兴。许先生提议说：“咱们也唱两段，玩玩吧。”

自然是许麟庐先唱，接着是萧盛萱，最后是叶盛兰。这个唱一辈子戏，以戏为业的人一张嘴，竟不搭调。除了不搭调，嗓子怎么也不行了？他自语道：“完了，我完了。我的艺术也完了。”

面对叶盛兰的震惊和伤感，没有谁可以宽慰。是呀，艺术家即使再有名气和成就，一场政治运动下来，管保叫你光泽敛尽。从此叶盛兰的气候，四季只剩了一季。地是恒常的冬，永远缩手缩脚。这个“缩”，不只是四肢，还有灵魂。

二○○五年底，我访问近九十岁的马少波先生。告诉他，自己正在写叶盛兰往事。

我问：“您对盛兰先生什么看法？”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叶盛兰是个好人，耿直，坦荡。”我说：“盛兰先生到底怎么成了右派？”

他说：“谁让他和你父亲搞在了一起。你父亲也欣赏他，请他参加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会，拉他入农工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还给他个中央委员。诒和同志，你要知道，那时谁和你父亲搞在一起，谁就是右派。”停顿片刻后，遂又补充道：“一九五七年的‘鸣放’期间，在中国京剧院闹得最起劲的不是他。”

我问：“那是谁？可以说吗？”

“是袁世海。”

我又问：“把盛兰先生和章伯钧关系问题撇开，你觉得他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什么？是反对你吗？”

答：“不是反对我的问题，是企图恢复‘富连成’的问题。叶盛兰、叶盛长的活动，袁世海的闹，以及马连良在外面的呼应，都是想恢复‘富连成’的一套。核心是要在国家剧院夺权，否定党的领导。我至今都认为戏曲界存在个对‘富连成’的评价问题。‘富连成’科班是有好的一面，对京剧贡献很大。但它是不是就好得不得了，中国京剧要培养出优秀人才就必须恢复‘富连成’？”

我说：“当时盛兰先生知道自己的孩子在中国戏曲学校学了五年，才会几十出戏的时候，大为不满。说等孩子毕业，自己要再请老师重教一遍。马老，您知道吗，现在所谓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连几十出戏的本事也没有了，一般也只会十几出戏，有的只会几出戏。”

马少波点点头，无奈地笑了。

“盛兰先生在赴朝慰问时期的表现好吗？”这是我提问的另一件事。

“好。”

“真的好吗？在他的材料里，一方面有人说他的表现很糟。可另一方面从朝鲜回国，在慰问总团的总结会上，叶盛兰又分明在表扬名单之列。这就把我弄糊涂了。马老，请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叶盛兰赴朝表现到底是好还是坏？”

“好！他是完成了任务的。”

马少波一再对我说：“尽管叶盛兰对戏曲改革是很有看法的，但在艺术实践上，偏偏他是参与最多的。《白蛇传》《柳荫记》《西厢记》《桃花扇》《金田风雷》《满江红》《九江口》以及现代戏《白毛女》，他大多是第一男主角。而且，演得都很成功，应该说，他对京剧创新是非常有贡献的。”

快要告辞的时候，马少波先生对我说：“反右以后叶盛兰和我成了朋友。记得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还和夫人一起到我家来玩呢。”我想，那当是在马少波调离中国京剧院以后。

【奇双会】

一场政治运动下来，人就老了。到了舞台，叶盛兰还是吕布、周瑜，其实，今日之水已不同于昨日之水。他活在一种无望的惶恐中，不是说有人把他怎么样了，而是空气里存在的无形气味让他紧张。上头对他的处理可谓别出心裁：戴上右派帽子，但不登报宣布；仍然上台唱戏，但不准出场谢幕。想出这么个“别出心裁”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叶盛兰的表演艺术无人可以取代。缺了他，不单是缺了角儿，而且是缺了行。

戴帽叶盛兰登台演的第一出戏是《奇双会》。他扮演年轻的县令赵宠，杜近芳扮演赵宠之妻李桂枝。其中一折叫《桂枝写状》，它必须以极其细腻的表演传递出这小两口新婚燕尔的种种情态。这出戏，他与他不知演过多少次，熟得不能再熟了。可今天的演出不同，他和她是搭档，也是敌手了。啥叫入戏？入戏就是进入感情。叶盛兰还能入戏吗？而更为重要的是，叶盛兰晓得今天是“戴帽”上场，观众还“认”吗？还能保持着往昔观众对自己扮演角色的期待吗？

他上场了，一亮相，台下便有了掌声和叫好声——头顶右派帽子的叶盛兰不敢相信这掌声是不是“冲”他来的，也不敢判断这叫好声是“真好”，还是“倒好”。待他一张嘴，剧场里就更加热烈，掌声一片。三分钟后，一举一动都有了响动和回报。叶盛兰确认这一切都是给他的，是“冲”着他来的。叶盛兰戴上了右派帽子，可观众不买账，照旧给他戴上名角桂冠。不管你这个演员是左还是右，进了剧场，观众看的是戏，认的是角儿。老百姓真有点“对着干”，对久违了的叶盛兰特爱，也特捧。该叫好的地方叫好，不该叫好的地方也叫好。总之，都疯了。叶盛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也越演越好。

“观众还认我！”——一连几天，他的高兴劲儿都没过去。

后来，俩人演出《玉簪记》。叶盛兰扮演的潘必正，儒雅加帅气。看那身段、表情、眼神，再听那唱，剧场“炸锅”了。这个戏的女主角（陈妙常）的“戏分”应更多些，没想到观众把热情和好感都给了对手。这时的杜近芳，吃不住劲儿了。一个人民的罪人如此轻易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居然比自己受欢迎。她忍无可忍，趁表演的空隙，只要背向观众的，便咬牙切齿冲他骂一句：“你这个老右派！”等转过身来，面向观众的时候，她又与他是一对钟情的男女。演毕，叶盛兰如释重负。

叶盛兰为了取得更好的政治表现，他在舞台上就格外地卖力。因此，内行认为叶盛兰自一九五七年以后的表演，力度过大。其实，这不属于艺术范畴的问题，这是在政治重压下做的一种挣脱。叶盛兰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能不用力、使劲儿吗？

【四爷，您还是四爷！】

一九五七年后，他虽然登台唱戏，但那待遇可就一落千丈了。自己的单间化装室让别人占了，把他赶到公共化装室的旮旯儿——楼上，黑黢黢的，靠着拉幕的地方，近视的叶盛兰要摸摸索索才能找到。原来是二百瓦大灯，现在是十五瓦的小灯；原来是大穿衣镜，现在给他的是一面小镜子，还是个破镜，上面贴着橡皮膏。叶盛兰明白，这是剧院的领导在有意整自己。

一次到上海演出，叶盛兰在剧场门口看到水牌子上，自己的名字从第一位挪到了第四位，也就是到了末尾。别人的姓名都是红字，独独自己的姓名是黑的。叶盛兰明白，这也是在剧院领导指示下干的。

让他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天津。中国京剧院上演《满江红》，叶盛兰饰演赵构。他正在楼上幽暗的化装室里化装，只觉得有人推开小门，默默地看着他。叶盛兰转身，发现来者是小达子（艺名）。小达子是谁？就是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时任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副院长。小达子今天不为看戏，是为看他而来。他没说几句，却反反复复对叶盛兰说：“四爷，您还是四爷！”

呆了一小会儿，老先生自己下了楼。叶盛兰追过去送，他不让送，说：“您别看他们那样儿，您还是您！”

血从叶盛兰脚底一寸一寸地热了起来。

【谁也累不过他】

叶盛兰除了唱戏，还要干许多杂事以加强思想改造。如打扫剧场，给演员打水，叠戏衣。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北京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国京剧院搞大合作，排演了几个大戏。大家都很累，但谁也累不过叶盛兰。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诒和，你能想象剧院领导怎么使用叶先生吗？”

我说：“日场连着夜场呗。”

他说：“是日场连着夜场。日场是《西厢记》，叶先生演张生。晚场是《赤壁之战》，叶先生演周瑜。当中的休息时间，叶先生打扫剧场。”

我瞪大眼睛，惊呼：“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对方说：“就是这样对待，这是我亲眼所见。”

当年，我在四川省川剧团被管制的时候，白天卖戏票，晚上演出时打幻灯字幕，散戏后打扫剧场。而最累的活儿，就是打扫剧场。我打扫完了，就回宿舍睡觉。叶盛兰打扫完了，还要演整整一个大戏，而且是演周瑜！

这也是剧院的领导在有意整自己，叶盛兰心里什么都明白。

【缺了一半】

一九五九年，文化部宣布叶盛兰和吴祖光“摘帽”。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国庆献礼演出当中，最红的一出戏叫《九江口》。此剧是老戏新排，主角是袁世海扮演的张定边，叶盛兰扮演朱元璋派来做内应的大将华云龙，说个不好听的评语，叫配角加奸细（或卧底）。可就是这个华云龙，让叶盛兰演得光芒四射，使《九江口》成为中国京剧院的巅峰之作，也是袁世海的巅峰之作。摘了帽的叶盛兰，其中一场戏是张定边盘查华云龙的对手戏。两个“大腕儿”抖出浑身解数，你来我往，“咬”得死死的。作为配角的叶盛兰，几乎让袁世海难以招架。现场的观众也紧张到极点，激动到极点，有的人浑身发抖，以至于叫不出“好”来。不轻易写剧评的学者戴不凡先生撰文，专门评介叶氏“华云龙”。

就在《九江口》红得发紫的时候，叶盛兰病倒了。袁世海急得直跺脚，跺脚也没撤。立即换了演员，这演员不错，既是“富连成”出科，也参与了《九江口》的导演工作。上得台去，华云龙的一句唱也没少，一个动作也不缺，可那对手戏的光泽顿失。后来又换人，无论袁世海怎么倾心提携，几乎是领着“华云龙”走，但这出戏还是让人觉得塌了一半。原因很简单——中国戏曲的表演是有严格程式规范的，在程式规范下，又具有一定的不规定性。有创造力的艺人就在这个不规定性里大做文章，而平庸者就只能按着程式规范去表演了。

袁世海是把《九江口》视为生平绝作的。没有了叶盛兰，真成了绝作。缺了一半，另一半还在吗？那些把叶盛兰往死里整的人也不想想。

【你知道我是右派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重庆市京剧团的小生演员朱福侠不舍万里，来到中国京剧院，找到叶盛兰，郑重表示要拜他为师，学习叶派小生。叶盛兰对朱十分冷淡，而朱对叶非常恭敬。

一日，叶盛兰将朱福侠带至僻静之处，问：“我知道你是团员，你知道我是右派吗？”

“知道。是右派我也要拜您为师！”朱福侠说着，双膝跪下。

叶家几代经历的收徒场面还少吗？但这是叶盛兰遇到的一个意外景致，他流出热泪，也收下了这个徒弟。

【鸠山】

一九六三年，为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中国京剧院排演现代戏《红灯记》。剧中的鸠山最初决定由叶盛兰扮演。他高兴极了，立马翻阅资料和图片，访问熟悉日本风土人情的人士，认真揣摩人物心理、神态，提炼出有特点的步伐与形体动作。叶盛兰说，自己塑造的鸠山身上既要有一个外科大夫的儒雅风度，又要具备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外表漂亮，内心残忍，一个政客、军官和知识分子。所以，他想在表演中同时融入文、武小生的两种演法。但是，他的设计成了一张废纸。

后来，不叫他演了，任务交给了叶盛长。这个打击对叶盛兰是很重、很重的。好在由弟弟接替。他便把自己的设计讲给叶盛长听。

后来，也不叫叶盛长演了。领导说，袁世海提出要演鸠山。

【也只剩下了聊天】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他自然受到冲击，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事实，是街道造反派与学校红卫兵联手，把三哥叶盛章关押在一所小学折磨四天四夜后，浮尸建国门外通惠河上。把人捞起，发现死者头盖骨上竟凿有一个大窟窿。叶盛兰闻讯，心胆俱碎。他失声痛哭，捶胸顿足。难道叶氏家族除了甘走荒寒之途，甘处困寂之境，最后还要像飞絮飘萍，无所归依吗？

“反右”以后的日子，只要政治上有个风吹草动，叶盛兰都得小心。隔一段时间，你似乎忘了过去，于是叫你再经验一次，又再度陷在落寞孤凄的心境中。每一次新的创痕，都切在旧有的伤口上，觉得特别的痛。到了“文革”，他和叶氏家族被彻底剥夺，彻底摧毁。中国的舞台属于江青，属于样板戏。

他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属的“红艺五七干校”（在小汤山附近）劳动。上边把已身患糖尿病的叶盛兰当成个全劳力，派他干插秧一类的活儿，他两只脚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里。后来见他实在支持不了，就让他送秧。月圆月缺，日起日落，把一个华美温雅的伶人，送进了寒凉的世界。“文革”后期（一九七六年前后），他才返回城里。他、梁小鸾（旦行演员）、京剧名票南铁生三人常在家中相晤。南铁生这样形容他们的聚会：“我们那时俱是‘三无’人员——一无演出剧团，二无社会地位，三无私人财产。所以，也就完全放松了心态，审视过去，揣度未来，却也意趣无穷！只是失落的阴影再也挥之不去，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承受。”

在聚会中，叶盛兰曾对身为自由职业者的票友南铁生慨然道：“你一直是个真正完全的自由职业者，一向长期不参加任何组织。回头看来，这确实是个顶好的保护伞。我呢，自幼学的是文武小生，解放后‘戏改’来了，别人说小生用小嗓唱的阴阳腔，一定要废除。又说家父是旧班社的班主，就硬把我划成右派。现在，我已委身常人之下三层了！”

年复一年，叶盛兰青少年时期的锐气，一点点被碾磨殆尽。一个脑袋，顶着两项罪名，重露严霜之下，事事皆可成罪。能挣扎着活下去，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了，还谈得上什么艺术理想或思想抱负呢？人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风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风雨。

那时，除了样板戏里担任角色的演员，几乎所有的京剧大牌都“没戏”了，人们常常在小茶馆、小饭馆里，可以看见叶盛兰与侯喜瑞等艺人一起聊天的情形。只有聊天，也只剩下了聊天。

【要一间小屋】

遥遥无期的思想改造，使叶盛兰患上多种疾病。在红氍毹上那样焕发青春朝气的儿郎，直落到病影幢幢的风烛残年。一九七八年，病重的叶盛兰需要住院。焦急万分的儿子，请求中国京剧院派车（那时尚无出租车）。车来了，叶盛兰好不容易被扶了上去。谁知走了一小段路程，司机把车停下，说：“车坏了。”孩子们又把父亲背回家。再给中国京剧院领导打电话，请求赶快另派一部车送父亲去医院。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车才缓缓而来。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依我看，人心未必都是肉长的。

一切都晚了，叶盛兰在医院只活了一周。他对陪伴在侧的叶盛长说：“老五，小生这行可不能绝了啊。老先生们有多少东西没传下呀，就是我身上会的这点儿东西，也该给后辈留下来呀。”说着说着，他满脸都是泪。

有一次，他在昏迷过后刚刚苏醒，便对叶盛长说：“你还记得《南界关》这出戏吗？”

“我还记得上来。”

“那好，等有工夫把它整理出来……”

在用输液和输氧维系危在旦夕的生命时，他反复叮嘱外甥萧润德代自己向上级反映，请单位尽可能拨给他一间小屋子，以便自己出院后用来给学生们教戏、说戏。

叶盛兰终于听到了死神的细碎脚步声。弥留之际，他拉着长子叶蓬的手说：“我的病，还是因为一九五七年的茬儿（即事儿）。”

据吴祖光讲，文化部的一位中层领导曾在病榻前告诉他“右派改正”的事（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右派改正”的文件是在一九七九年），昏昏沉沉的叶盛兰听见了吗？

吴祖光说：“那时，他已经衰弱到连面部表情都没有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他走了，带着光耀，带着屈辱。

“道一声去好，早两泪双垂。”在叶盛兰告别仪式上，杜近芳用凄迷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死者，哭成了泪人。仪式完毕，她死死抓住缓缓移动的灵床，不让逝者归去，身子几乎拖倒在地。他们二人以表演艺术和情感生命写成的故事，有着真实的情、真实的恨。

叶盛兰活了六十四个春秋，有声有色，有光有影，有血有泪。从坐科深造，成名创派，到急转直下，坎坷屈辱，像夜空的星斗，几无声息地划落过去。从明亮到陨灭，其间经历了长长的暗淡过程。这个暗淡过程，即使身在其中，也难以察觉。这是人生的悲剧，是时代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半个世纪由盛而衰的缩影。

从叶盛兰和叶氏家族的命运里，我们该懂得什么是培养，什么是破碎，何谓高峰，何谓低谷，任何一门艺术的保存与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一九七九年，中国京剧院恢复上演优秀剧目。杜近芳复排田汉的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时，向剧院领导建议：借用在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叶盛兰之子叶强。叶强一登台，观众大为吃惊：除了嗓音差一点儿，从扮相到气质，怎么看怎么像叶盛兰。这可把在台下看戏的袁世海高兴坏了。他坐不住了，马上提议剧院贴演《群英会》，由叶强扮演周瑜，他自己来演曹操。几场演下来，叶强红了，都说他是小叶盛兰。有了信心的叶强，继续苦练。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英魂附体，叶强的嗓子变得又宽又亮。他成功了！叶强跑到公墓，面对父亲的骨灰倾诉自己的成功和成功背后的辛酸。

叶强越来越像叶盛兰。随后，他更名叶少兰。我只跟着母亲看了他和杜近芳演的全本《白蛇传》，边看边抹泪，不为白娘子与许仙的动人爱情故事，而是为了那屈死的冤魂。演出结束，谢幕再三，观众不肯离去。杜近芳拉着叶少兰的手，一个劲儿地把他向前推、向前推……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与景仰。

去者因死而远，却虽远而近。历史会记住，百姓会记住。

2005年6月－2006年4月于北京守愚斋

「征引书目、篇目」

〖叶盛长、陈绍武《梨园一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南奇《诗非梦——一代艺人南铁生》，台湾美劳教育出版公司，2005年

京剧资料选编：《立言画刊》，陈志明、王维贤编，2005年

《批判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内部参考资料》，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957年11月

《首都戏曲界反右派斗争（内部）资料》，首都戏曲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年12月

赵荣琛《我在北京初登舞台》，香港《大成》杂志第249期，1994年8月

吴祖光《叶盛兰艺兼文武》，香港《大成》杂志第254期，1995年1月〗

梨园一叶——叶盛长往事

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在中央统战部的安排领导下，恢复了活动。

母亲（李健生）在右派问题予以改正后，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也是她1957以前担任的职务。说到恢复组织活动的事，母亲碰的钉子特别多，且有苦说不出。这些“钉子”大多来自1957年反右斗争中受到牵连的名医。有位名医是经母亲介绍参加农工党的，可并未划为右派。母亲登门拜访，对方开门一看是章伯钧老婆，又来搞民主党派活动了——“啪”地一声把门关上。这位名医见到我也是不理的，因为我是章伯钧女儿。

叶盛长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他受我的父母牵连至深，不仅戴上右派帽子，还送去劳教。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1978年后，他主动找到了农工党，参加各种活动。有一年的春节，初八的下午四点钟的样子，我们全家围坐客厅，正喝红茶、吃点心。突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叶盛长，只见他鼻梁架金丝眼镜，身穿合体的黑呢子大衣，衣冠齐楚，面容清秀，拱手道：“我来给李老拜年啦！”

一家人傻了，全体起立。

「叶盛长（1922－2002）　男　汉族　籍安徽太湖　京剧老生演员」

【三天没睁眼】

“富连成”科班班主叶春善的妻子怀叶盛长的时候身体很弱，不想再生了。她一边吃中药，一边请按摩师每日做推拿，同时还叫几个女儿给自己捶腰，目的是把胎儿打下来。可是，什么办法都没管用。结果，还是生下来了。落生时又瘦又小，三天没睁眼。

叶盛长七岁进小学，先后上了不到两年的学，倒换了三个学校。叶春善摇头叹气道：“不是块读书的料呀。”

梨园世家出身的他也只有唱戏了。

【进“富连成”】

九岁那年，他进了“富连成”。进了科班，他的父亲叶春善就对教戏的老师说：“对我的孩子，只能严，不能宽。”

别看老子是科班的班主，儿子也得像所有得学员一样“写字儿”（即立契约）。内容大意是：今将叶盛长，年九岁，志愿投于“富连成”为徒，习学梨园生计。言明七年为满，凡于限期内所得银钱，俱归社中收入。在科期间，一切食宿衣履均由科班负担。无故禁止回家，亦不准中途退学，否则中保人承管。倘有天灾病疾，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情，须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富连成”科班还有“学规”，也叫“训词”，全文是这样的——

〖传于我辈门人，诸生须当敬听；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技之能。

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以后名扬四海，根据即在年轻。

何况尔诸小子，都非蠢笨愚蒙；并且所授功课，又非勉强而行。

此刻不务正业，将来老大无成；若听外人煽惑，终究荒废一生。

尔等父母兄弟，谁不盼尔成名？况值讲究自立，正是寰宇竞争。

至于结交朋友，胡群狗党相迎，渐渐吃喝嫖赌，以致无恶不生。

文的嗓音一坏，武的功夫一扔；彼时若呼朋友，一个也不应声。

自己名誉失败，方觉惭愧难容；若到那般时候，后悔也是不成。

并有忠言几句，门人务必遵行；说破其中利害，望尔日上蒸蒸。〗

反复咏读“富连成”的学规，读一遍，就有一遍的心得。我觉得这个“学规”把个人的修行、前途、利害、得失都揉合进来，比咱们官方提倡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强多了。

叶盛长按父亲的要求，把“学规”手抄下来，带在身边，时常翻阅，籍以自警。他行完磕头拜师大礼，开始了苦役般的习艺生活。叶盛长这一科“世”字科的特点是：学文也学武，学本行当，也学其他行当，并要求每出戏都能“抱通本”（谙熟全剧，包括每个角色的唱念做打及舞台调度、音乐锣鼓、服饰穿戴）。为了《清风亭》里一个右手握拐棍的姿势，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叶盛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他说：“挨打不冤。记得特别瓷实，一记就是五十年。”

最初的两年是练基本功，然后就开始学戏。学会一出（戏），就登台演一出，边学边演，久演久熟。科班的业余生活是：看小人儿书，练毛笔字，做手工（做木质的刀枪龙套打的标子旗等），画脸谱，画布景，装矿石收音机。总之，也都与戏相关。

由于家族背景和本人的好学，教他的老师可真不少。除了开蒙老师以外，王喜秀师兄教他武生戏和老生戏，如《恶虎行》、《连环套》、《洗浮山》、《定军山》、《太平关》、《战长沙》、《伐东吴》、《南阳关》、《战太平》、《珠廉寨》、《八蜡庙》、《溪皇庄》等；张连福师兄教他唱工老生戏，如《取成都》、《取帅印》、《二进宫》、《空城计》、《捉放曹》、《托兆碰碑》、《御碑亭》、《宝莲灯》、《武家坡》、《汾河湾》、《桑园会》、《伍子胥》、《贺后骂殿》、《四郎探母》等；雷喜福师兄教他《四进士》、《一捧雪》、《清风亭》、《清官册》、《打严嵩》、《马义救主》、《豫让吞炭》、《卧薪尝胆》、《七星灯》、《胭粉计》、《战北原》、《坐楼杀惜》等剧目；马连良手把手教《打渔杀家》、《甘露寺》、《广泰庄》、《三字经》等拿手戏；王连平师兄教他《武松打虎》、《麒麟阁》、《别母乱箭》等剧目；刘喜益师兄教他《落马湖》；宋继亭姐夫教他《伍子胥》；三哥（叶盛章）教他《问樵闹府》、《五人义》、《胭脂宝褶》、《三岔口》、《大名府》等剧目；四哥（叶盛兰）教他《群英会》、《临江会》、《黄鹤楼》、《奇双会》、《南界关》、《镇潭州》、《白蛇传》等十几出戏；苏连汉师兄教他红生戏（关公戏）、如《古城会》、《水淹七军》、《白马坡斩颜良》、《汉津口》、《单刀会》等；萧长华老先生教他《取桂阳》、《借赵云》等三国戏。另外，梅兰芳、盖叫天、尚小云、唐韵笙、李洪春、谭富英等人也都在艺术上提携他。总之，叶盛长的学艺经历可谓得天独厚——不是名师传授，便是高人指点。几年下来，他会了二百多出戏，且功夫过硬，技术全面。

有着这样好的家族背景，又有那样好的老师传授，他本该大红大紫。不幸的是，频繁的演出、过度的疲劳，使他很快“倒仓”（即男性京剧演员在青春期产生的变声现象，声音低粗，不能胜任一般的演唱）。在倒仓期间，又没能科学地养护和使用嗓子。后来虽经治疗，却始终未能完全恢复。这样，叶盛长在舞台上就成为一个辅助别人的二路老生（即扮演次要角色的老生）演员了。他会的戏实在太多了，功底又深，台风又好，人往台上一站，顿时增光添彩。所以，哪个戏班都欢迎他。

【婚事】

十八岁那年，母亲提出要为叶盛长订婚。而此前的家规是，男孩子不够二十多岁不得娶妻。母亲之所以破例，是因为他年幼。老人怕等不到了，要亲眼看见小儿子成家立业。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叶盛长心里也有个想法，就是想娶个有文化的女学生。在“富连成”没学文化，一直是他的遗憾。那时，也真有女学生的家长来说亲。可母亲和几个哥哥都不同意他的打算，他们说：“咱们是艺人，地位地下。不能跟有钱人家的小姐做亲，还是娶梨园行的姑娘可靠。”那时，讲究父母之命，既然母亲和几个哥哥都这样坚持，他也就放弃了娶女学生为妻的念头。

一次到天津唱戏，中国大戏院的职员张润生对叶龙章说：“不如将谭小培的三女儿谭秀英介绍给你五弟。”

叶龙章觉得很好，回家立刻禀告母亲。母亲和几个哥哥商量，觉得谭家和叶家都是有名的梨园世家，算得上门当户对，还挺合适的。再说，他是老生行当，将还还可以得到谭小培、谭富英父子的帮助呢。

一天，谭小培为小女儿的孩子办满月。叶盛兰让弟弟穿戴整齐，说是带着他去谭家吃满月酒，实则是相亲。谭小培见叶盛长相貌清秀、谈吐文雅，非常喜欢。当即就要了一张照片。没过几天，就托人回话儿，表示同意这门亲事。两家准备一番之后，在当年的八月，叶盛长和谭秀英结为夫妻，开始了一生一世的悲欢离合。

叶家子弟谭家婿。谭小培和叶盛长还特别合得来、也谈得来。翁婿在一块儿，不怎么聊戏，他们聊玩。比如两人聊到溜冰，什么“里刃”、“外刃”、“正8字”、“倒8字”，专业名词一套一套的，别人根本听不懂。

叶家兄弟要数叶盛长最爱玩，也最会玩。跳舞、溜冰、游泳、骑马、射击，他都会。社会上流行什么，他就玩儿什么。流行自行车了，他骑自行车，买的还是名车——英国“凤头”牌的。流行摩托车了，街上就能看见他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的神气样子。流行西服了，他穿西服，还是最时髦的奶油白。别看他是梨园行的，自己可特别喜欢电影。电影院上演新片子，他都抢先去看。他认识很多电影明星，有的还成为挺要好的朋友。他曾经对自己的孩子说：“我要不是叶家人，早跟胡蝶去拍电影啦！”

【叶比花好】

从1940至1948年，他和三哥、四哥几度南下上海，三兄弟一齐上阵，真是红得发紫，天天客满。在上海，许多大角儿都愿意与叶氏兄弟合作演出。这里，我忍不住要开列几张戏单。外行可能看不出名堂，可让懂京戏的人看了，就像看到名菜馆里的一张好功能表，馋得要流口水了。比如，合作演出的《群英会》，周信芳的鲁肃，叶盛兰的周瑜，高百岁的刘备，裘盛荣的黄盖，高盛麟的赵云，袁世海的曹操，叶盛长的孔明，赵如泉的关羽。又如，全本《武松》（包括“打虎”、“阳谷县”、“挑帘裁衣”、“狮子楼”、“打店”），盖叫天演武松，吴素秋演潘金莲，叶盛章演武大郎，叶盛兰和叶盛长演前、后西门庆（即一个演前半本的西门庆，一个演后半本的西门庆）。1947年秋他们哥仨同时接受了邀请，参加了“恒社”首领杜月笙六十大寿的堂会。他们演的戏仍是《武松》，叶盛章的武大郎，叶盛兰的西门庆，叶盛长的何九叔，而武松的扮演者是李少春，潘金莲的扮演者是李玉茹。不管红色政权对杜月笙如何评价，但那次堂会戏可谓空前绝后，标志着中国京剧的最高水准。“语其扮相，实宽春容，语其武功，良亦精通。”——这是口味挑剔的上海小报对叶老五表演的评价。尤其欣赏他如此年纪，竟善演衰派老生，所以形容叶盛长是“下台美如冠玉，上台老气横秋。”

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作为二路文武老生，叶盛长是一片不可多得的绿叶。所以，很多角儿也愿意请他配戏。仅在上海演出的一段时间里，与他合作的名演员就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唐韵笙，孟小冬，马连良，于连泉，赵桐珊，谭富英，杨宝森，高盛麟，王少楼，王少亭，马富禄，茹富兰，言慧珠，童芷苓，白玉薇，魏莲芳，高雪樵，宋遇春，李多奎，李四广，刘斌昆等。叶盛长说：“我给他们配演次要角色，心里美滋滋的！”

是呀，像他这样的“一片叶”，比现在的“大红花”可强多了、好看多了。

【他也挑班】

1944年的一个夏天，岳父谭小培对这位姑爷说：“你出科以后，陪着三哥、四哥唱这么多年了，也该自己闯荡闯荡了。”

“怎么个闯荡法呀？”姑爷问。

“得自己挑班挂头牌。”

叶盛长吓了一跳：“我行吗？”

“怎么不成？事在人为嘛。你看你三哥、四哥都能挑班，你为什么就不行？即使不能长期挑下去，也得短期挑些日子，往后人家提起你来，也得说你不光是陪人家唱过，自己也挑过班儿。”

叶盛长真动了心，可这班儿怎么个挑法？单凭自己行吗？岳父见他面有难色，就说：“我替你想办法，你就听我的信儿！”

说罢，谭小培就大包大揽干起来。冲着谭家、叶家的人情和面子，谁都答应帮忙。叶盛兰当即表示心甘情愿为弟弟挂二牌（即二路角，也称里子，好的二路角称硬里子。演出中辅助头牌演员，所饰演的角色略次于主要角色）。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阴历初七，北京前门外的中和戏院贴出了以叶盛长为头牌老生的广告。戏码是《群英会》，“富连成”的师兄都来帮衬，凑成一个强大的阵容，戏院也卖了个满座。所有的演员都使劲儿，要把这个新主演托起来。

演了几场，觉得姑爷的嗓子毕竟不是挑大梁的人，聪明机灵的谭小培当机立断，就此打住。叶盛长挑班挂头牌的演艺生涯，搞了一个多星期便“歇菜”了。散摊儿的时候，叶盛兰对比自己小八岁的弟弟说：“只要你愿意，我还能陪着。”

【1948年】

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围了北京。城内气氛紧张，很多艺人内心惶恐不安，有的南下，有的赴港赴台。叶氏兄弟商量决定留在北京。叶盛长觉得自己是凭唱戏挣饭吃，不参加什么政治派别，即使共产党打了进来，也不会把一家人置于死地。

兵临城下，剧场的业务就很萧条了。而票房的多少，又决定着艺人的温饱。面对这样的局势，叶盛章和沈玉斌出面，把原来由尚小云等主持的“北平梨园公益会”接了过来，易名“国剧公会”着手解决艺人的生计。公会按行当分组，大家推举德高望重的李洪春先生担任生行的组长。李洪春为提携后进，坚持把这个职务让给年轻的叶盛长。

他非常积极，到处奔走，出头组织义务戏的演出，然后把收入分发给生活贫苦的同行。叶盛长干得很出色，与此同时，也培养了自己从事社会工作的兴趣和能力。

【纠察】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了；跟着，党的新文艺工作者也进城了。在一次欢迎会上，他结识了来自延安平剧院的领导同志，也看到了从革命老区归来的演员李和曾等人。那时，谁从延安来，谁就更革命，也更光荣。叶盛长也很想参加革命工作，终于机会来了。他一方面继续做国剧公会的事务，一方面接受北京市九区（宣武区）人民政府的委派，搞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他穿上了干部服，戴上了八角帽，臂上扎上印着“纠察”字样的红袖章，每天在自己居住的宣武门一带走街串巷，执勤巡逻。来往的行人不时用好奇又惊奇的眼光上下打量这个身着“八路”式装束、却又非常潇洒俊雅的男人。许多人向他投以微笑，叶盛长心里可美啦。甚至觉得这身土打扮比镶金绣银的蟒袍玉带还光彩！他说：“从前只不过是粉墨登场逢场作戏时的空幻荣耀，今天，才是新生活给予我的切切实实的做人权利呀！”

【谁听了，谁动心】

这一年的七月二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叶盛长出席了，他没想到毛泽东也出席了。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特好。觉得老人家是“那么亲切慈祥平易近人，完全不像我们过去见到过的那些达官贵人”。毛泽东对与会者说：“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革命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一向受人蔑视的戏子，忽地被领袖称为人民艺术家。“折腰惭，迎尘拜，苦尽甘来。”把个叶盛长感动得直掉眼泪。

不久，北京出现了一个由国家兴办的京剧演出团，名字叫“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他出于好奇看了这个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江汉渔歌》。演出完毕，他跑到后台看自己的同行。已经在这个剧团唱戏的张云溪对他说：“参加国营剧团吧，参加了国营剧团就是参加了革命的组织。我们这儿，同志之间非常团结。没有你争我夺的现象。剧团不分名次，没有什么头牌、二牌之分。你看你在私人班社里总是给别人”跨刀“，到了这里，遇到合适你演出的本子，同样有机会演主角。从生活上讲，虽说我们的工资不高，但生活上用不着发愁，不像在私人班社那样，有戏时能分”戏份儿“（京剧戏班中付与演员等人工资的一种形式，也叫现份儿，即以日计，每日演戏，每日分钱），没戏时就”扛刀“。即使你将来老了，不能再演戏了，照样可以领到退休金。盛长，希望你尽早参加到我们这里来，我可以做你的介绍人。”——这番话，真是谁听了，谁动心，特别是除了大角儿以外的一般艺人。难怪那时成不了角儿的普通艺人，都特别踊跃地要求剧团班社“合营”。

回到家中，他兴致勃勃地把张云溪说的那“一条明路”指引给了夫人谭秀英和岳父谭小培。父女叶跟着动心。谭小培决定立即行动——亲自出面拜谒了负责领导这方面工作的田汉和马彦祥。他们当即表示欢迎，但又说要看看叶盛长的戏。叶盛长心里明白：共产党这是要考核自己的业务了。

考他的人是田汉。怪了，田汉不叫他演应工老生戏，也不让唱经常兼演的武生戏，偏偏叫他演一出小生戏。原来那时的田汉就有意叫剧团排演自己改编的《金钵记》（后改名《白蛇传》）。按传统的演法，剧中的许仙是小生行当应工。但田汉不喜欢小生行当那种真假声相间、大小嗓并用的演唱方法。更怕将来出国演出，听惯西洋歌剧的外国人接受不了。所以，他刚当局长就主张一律改用本嗓演唱。

事情说定后，便在华乐戏院给叶盛长安排了两出折子戏。一出是《悦来店》，一出是《穆柯寨》，戏中旦角是已先期加入国家剧团的云燕铭。叶盛长在这两出戏里，虽说都用的是大嗓，可身段、台步、做派都是小生行当的戏路子。因为全才的叶盛长从前演过小生。再说，人家四哥（叶盛兰）是谁呀，素日给四哥配戏，四哥也给他说戏，站着看也修成正果了。演下来，考官很满意。

1950年8月1日，叶盛长办理了加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的手续。他不但演了《金钵记》，接着还演了《三打祝家庄》和《江汉渔歌》。进了国家剧院就接了几个“活儿”，深感受到重视。所以，他说：“这个日子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从这一天开始，我彻底结束了旧艺人在私人班社卖艺生涯，而正式成为一名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了。”继他之后，四哥叶盛兰、三哥叶盛章，不惜抛弃挑班头牌名角儿的高薪厚“份儿”，也毅然参加了这个国家剧院。

【新生活】

他开始了新生活。什么是“新”？排演新剧目是“新”，而更重要的“新”，是他的生活常和政治、政府、政权相联系了。刚进剧院不久，便突然接到上级紧急指令，要抽调部分演员随中央首长去执行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

那时西北地区有的省份还没有归入中央政权，为了促进统一大业的完成，中共中央决定派以沈钧儒为团长的“中央赴西北访问团”代表中央去和当地各阶层人士做广泛接触。团内除了知名的政界人士以外，便是文艺演出团体。从前一个唱戏的，顶多是给达官显贵唱个堂会，什么时候以神圣的名义参与上层政治？多么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呀！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叶盛长自然报名，批准后，他兴奋极了，觉得自己是直接参与革命了。

他和同志们到达的第一站是西安，受到常胜将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的接见和宴请。宴请时，有个武生演员不识相的坐到了中央首长席。这哪儿是艺人坐的位子？叶盛长为此可急坏了，赶紧请工作人员把那“不识相”的武生给招呼下来。

第二站是兰州，热诚接待他们的是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非中共党员的邓宝珊提议剧团和当时也在兰州的程砚秋合作演出两场义务戏，用演出所得购置棉衣，赈济穷人。义演完毕，邓宝珊设宴招待。邓宝珊特别喜欢京剧，在剧团离开兰州前夕，他又特别邀请了几个主要演员到家里吃他自己独创特制的“翡翠面”，即用煮烂的鲜菠菜泥与菜汁儿和面，擀出来的面条碧绿有光，悦目又鲜美。叶盛长发现邓家花园竟有几座坟墓。经人说明始知系邓宝珊夫人、儿女之墓。他们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艺人们自动伫立墓前，脱帽致哀。

这次长途跋涉最重要的使命食道拉卜楞寺，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会见在这里的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把毛主席送他的礼物——一辆小卧车转交给他。沈钧儒代表中央希望班禅为和平解放西藏出一把力。班禅慨然允诺。剧团演了好几场戏，那里的藏民可喜欢看了。艺人们也许不知道在轻歌曼舞中完成了高级统战任务，但叶盛长分明觉得自己已从戏子上升到文艺战士。

抗美援朝期间，一些主要演员抽调去参加赴朝慰问团，他们甩下的活儿，领导上让叶盛长接替。“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一些有问题的人被“集中”了，舞台腾出了空隙。叶盛长演戏的机会更多了。对这几年的生活，叶盛长的感受是：“我切切实实地感到做一个新型的文艺战士是无比光荣和自豪的。”同时，“也更加认识了自己。”

什么才是自己？

1956年，他参加了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为减少语言障碍，剧院更多地排练了武打戏和舞蹈戏。毛泽东、周恩来看了演出后，勉励他们说：“要以最完美的艺术为祖国争光。”

他们先去波兰、莫斯科，后又去北欧五国。就像惊叹中国京剧何以能用虚拟动作表现行船和水浪一样，瑞典皇家剧院总导演也惊讶叶盛兰何以能用很低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回国时，大使馆的同志们热情欢送。他们说：“你们用艺术帮助我们取得了许多用通常的外交手段难以达到的良好效果。”

原来今天的艺术，不再是过去的玩意儿，而是国家的宣传工具了。

【右派窝子】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1957年，在我母亲（李健生）的动员下，叶盛长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春季，他回应号召积极参加大鸣大放，义不容辞地帮助中共整风。动机单纯、热情高涨。常陪着张伯驹参加各种类型的座谈会、鸣放会，并在会上畅抒己见。他又一次感到做一个新型的文艺战士的光荣和自豪。但这次的政治行动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一夜之间，他被清除出革命队伍，沦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仅他是，四哥是，三哥也是个内定中右。好端端的梨园世家，一下子变成了右派窝子。

【啥叫“教养”？】

到了1958年，在战战兢兢的日子里，他终于熬到了接受处分的那一天。领导依据政策，给叶盛长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啥叫“教养”？他这辈子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一种处分？从前只知是父母教养，现在才晓得还有党“教养”。但二者都是“直见性命”。

遥望将来，“一半儿云遮，一半儿烟霾。”叶盛长饱含着恐惧、凄惶、抛下一家妻儿老小，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北京城，踏上这条“改过自新”的“教养”之路。被押送到三百里以外的茶淀。那里有个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专门改造犯人和劳教人员的清河农场。据说之所以取名为“清河”，是包含着让犯罪分子在这条清水河里把身上污垢洗净的寓意。他睁大了眼睛，四周却是一片黑暗——一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的黑暗。自己已坠入了深渊，而且没有一根绳索能拉他走出这个黑暗了。

听说在清河的日子是每天挖土方、抬大筐，完不成定额要挨整。叶盛长37岁，正是年富力强，自幼还有练就的武功底子，可这样的活儿，从来没干过，自己行吗？挺得住吗？

【继续唱戏】

没承想，大队人马到了清河农场，唯独把他一人用小吉普车送到农场场部附近的一处整洁的长形院落。一进门，叶盛长便听到了熟悉的锣鼓声、胡琴声和吊嗓子声，还有人在练功。这是剧团吗？他还真个猜对了。这儿正是剧团，它的全称是“清河农场文教队业余京剧团”。说是业余，其实是全脱产的专业剧团。于是，他没有干任何农活，在这里继续唱戏了。

他的幸运，并非源于政策，而是遇到了一个戏迷。这个戏迷就是清河农场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的梁处长。此人比较开明，又喜京剧，便一手创办了这么个剧团。他把叶盛长叫到家里，拿出好烟好茶招待。说：“你是梨园世家，来了正好有用武之地。我希望你多出点子，多卖力气，把这个剧团的水平搞上去。你今后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困难，不必顾虑，可以直接找我。”

剧团的政治指导员也对他说：“我们考虑到你的专业，没有把你放到劳动单位去，而仍然让你干你的专业。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和照顾。希望你在彻底改造反动世界观的同时，为剧团做贡献。我们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叶盛长很受感动，当即表示：“请放心，我一定努力干，以赎清我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过。”

在那样一个环境，却遇到这样的好人，叶盛长曾对我母亲说：能在劳教农场继续唱戏，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实，这个大幸也是自己得来的——因为他是叶盛长。

中国历朝革命皆必有歌舞，戏曲又是以歌舞演故事，所以，他的“大幸”也不完全在于遇到一个戏迷型的劳教干部。

【不弱！】

到了剧团，他发现剧团的阵容不弱呀！里面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和受过名家指点的北京名票。比如主要青衣演员就是梅派青衣赵慧娟，扮相、嗓子、做派都好。花脸连振东，就得过侯喜瑞的指点。武生兼武净郭世华是中国戏曲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几位老生、小生及武戏演员，则分别出科于“荣春社”和“鸣春社”。另有部分票友也各有宗法，具有相当的水平。他们经常演出不少老戏、本戏。他看了几场以后，觉得戏路子是比较正规的。

不久，与他同一个单位、同样性质的丑角演员方荣慈也送到了清河农场劳动。叶盛长打听到情况，向梁处长提出建议，把方荣慈调到剧团来，以充实阵容。听了有关业务介绍，当晚梁处长派人把方荣慈接到了场部小礼堂。叶盛长和他演了一出《问樵》。领导看后满意，方荣慈就留下了。此后，又有一些北京的京剧演员因为各种情况而被送来。其中，最有名的要算马连良之婿、著名武生演员黄元庆了。

据我所知，四川劳改局所属的川剧团的阵容也不弱，缺个净行，他们还真把个好花脸弄了进来。我在四川监狱待了十年，其中的一个感受就是：在中国，只要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定也藏龙卧虎。

【立功赎罪】

他只想立功赎罪，到了剧团后就一门心思用在演出上，自己争取多演，还担任了导演。这多亏“富连成”科班的严格教育，使叶盛长具备全面的功底，也掌握大量的剧目。他先是排自己拿手的剧目，后排演其他的剧目。每排出一个戏来，立即在总场和下属各分场巡回演出。出戏的速度很快，演出的活动也频繁。北京在大演现代戏了，他们也跟着学演。特别是农场领导让他这个右派分子扮演杨子荣英雄形象，叶盛长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从剧本分析、唱腔设计到舞台调度，他算得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了。唱腔上融合俏丽多姿、节奏明快的马（连良）派，形体动作上则更多地从武生表演方法中提炼出新的程式。开打和某些念白他还揉进了武丑的技巧。结果，他的杨子荣大受欢迎，一连演了几十场。这回，叶盛长真挑大梁挂头牌了。但走到哪儿，广告只写“国营清河农场业余京剧团”，演员的名字一个没有。

继而，在叶盛长的建议下，还排演了《三打祝家庄》、《柳荫记》、《猎虎记》、《赵氏孤儿》以及《杜鹃山》。后来，《赵氏孤儿》还带到北京给公安部做汇报演出。他和黄元庆请马连良、裘盛戎光临指导。他们都去了，又光临又指导，把剧团的人高兴坏了。

一位看过他在清河农场演出的北大右派学生对我说：“叶盛长的做功，实在是太好了。他在《戚继光斩子》里，饰演戚继光。”斩子“的时候，他站在帅案前面，背向观众，但通过背部、肩部、双臂的动作，把人物内心激烈的痛苦都表达出来了。”

在演出、排练之余，叶盛长还接受了培养青少年演员的任务，一下子招收了三十多名学生。由他和其他演员负责孩子们的练功和教学工作。他每天工作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了在中国京剧院当演员。犯人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太慢。因为排戏的任务一个接着一个，所以叶盛长却觉得自己在清河的日子过得非常快。

农场在风景优美的葡萄园内建有几栋造型漂亮、设备考究的别墅，经常有中央首长或北京市领导干部来此休假或养病。每遇首长莅临，必看演出。叶盛长为彭真、罗瑞卿、冯基平等人演过专场。演毕，中央首长上台接见时总说：“好好改造思想，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可今晚，他们在为谁服务？

【白面饺子】

大概是在1960年，清河剧团到新建的塘沽戏院演出，这个戏院也是塘沽京剧团所在地。剧团里有个郭仲林先生，他先学谭派，后给名票夏山楼主（韩慎先）操琴。郭先生在后台见到叶盛长，眼里噙着泪、紧紧握着手说：“老五，你的戏下来以后，到我家坐坐。”

好在当日叶盛长的戏排在前面。演完了，他去郭先生的小屋小坐。一进门，就惊呆了：原来老俩口正为自己包饺子呐。时值三年饥荒，有两个窝头就是不可多得的美餐了。深受感动的叶盛长说：“干嘛这么破费，我们的伙食还可以，这饺子您留着自己吃吧！”这也是实话，那时剧团的人吃的是农场干部食堂，细粮多，粗粮少，演戏归来，还加一顿夜宵。黄元庆是回民，一场武戏下来，体力消耗大，领导有时还特意犒劳他涮羊肉呢。

郭先生却嗔怪起来：“老五，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诚心诚意给你预备的。想你从小就没受过磕碰，如今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心里真替你难受。大忙我们是帮不上的，这么多年不见，总该让你吃上一顿可口的饭吧。”

今日春来，明朝花谢。叶盛长端着热腾腾的白面饺子，一时哽咽难言。重回首，往事难嗟！

【她是江山】

叶盛长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前一天，把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擦了又擦。他走后，谭秀英用布把那辆自行车裹得严严实实，放在顶柜上。对孩子们说：“你们谁也不许动，这是你们爸爸最喜欢的东西了。”

叶盛长原来是每月二百二十多元工资，劳动教养后，就没了工资，只有三十元的生活费，仅够他自己用的。在叶盛长劳教的四年时间里，家中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了。一个女人带着八个孩子这可怎么过？他们唯一的儿子叶金援告诉我：那时给自己最深的印象，就是母亲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发愣。

儿子问：“妈，您又在想什么啦？”

谭秀英答：“我在想今儿咱们吃什么？明儿咱们卖什么？”

吃饭的时候，能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电扇。”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这是把电扇卖了。

过些日子，又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耳环。”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把自己的首饰卖了。

能卖的都卖了，连陪嫁都典当光了。实在没法子了，她跑到娘家，请求帮助。

每次，哥哥谭富英都没让妹妹空手回去，一边偷偷塞钱，一边悄悄叮嘱：“这钱，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呀，我这儿也不跟家里讲。”叶盛长在外多少年，谭富英就接济了多少年。

丈夫获罪，子女受苦，谭秀英没有丝毫的离恨之心。这个从来不抛头露面的女人，为了等丈夫、养孩子，找到街道工厂，当了一名采购员。

1960年，叶盛长因演出劳累和心情郁闷而突发心脏间歇症。农场领导通知了他的妻子。谭秀英接到电报，即匆匆上路。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弱妇女，背着几十斤重的衣物食品独自行走。路长，夜长，她深一脚，浅一脚，一盏路灯也看不到。

夫妻相见，泪水涟涟，俩人半晌说不出话来。叶盛长见妻子带来那么多的滋补食品和营养品，遂惊问：“咱们哪儿还有钱？买这么些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

谭秀英扭脸不答。

叶盛长追问再三，她才开口：“自你离家，早存的那点家底儿已经耗光了。现在只能卖着吃，所有能换的东西都换了钱。不然，那么多张嘴怎么活呀？”

叶盛长说：“有些东西什么时候也不能动，比如咱老父亲传下来的宝剑。”

“你说晚了，宝剑已经出手了。”

“什么？你把它卖了。”

“不卖，我拿什么给你买东西？”

……

劳动教养期满后，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叶盛长回来。谭秀英知道情况后，跑去找相关领导，理直气壮地说：“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

他回到了北京。夏天清晨胡同里随风吹落的槐花，中午从窗户里飘散出来的菜香，日落时分邻里街坊来回走动的悠闲神情以及那街灯下忽长忽短的身影——这些是他在最孤独时的渴望，又终于呈现在眼前。叶盛长回到了家，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还在。

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

在中国京剧院二团，他唱了几年戏，登台的机会不多，都是配角。熟人见面，客客气气，也冷冷淡淡。叶盛长极大地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管排什么新戏，不管领导把什么角色分配给自己，他二话不说，就都担当起来。“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强求。”

1963年，中国京剧院决定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叶盛长先后担任过王连举、鸠山、小伍长等几个角色，而最后竟连一个小角色也没演成。特别是鸠山一角，他和四哥叶盛兰为了这个角色，花了许多的心思。后得知由毛遂自荐的袁世海出演，叶氏兄弟则把自己的创意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当然，富于想像力的袁世海并非照猫画虎地按叶氏的构思去演，而是沿着花脸的路子创造出另一个鸠山形象。《红灯记》彩排那天，江青坐镇，气氛紧张。叶盛长亲手给袁世海化妆，除了脚下一双马靴是新置的，其余扔按叶盛长设计的扮相。这事儿要搁在从前，他早发脾气了，起码也得找领导说叨说叨。而现在他全忍了，也认了。因为想想自己的身份，实在不能和别人相比，只有听任驱使，无比顺从了。多好的一个演员哪，怎么成了在空中飘荡的风筝，决定命运的线团被革命政权攥得紧紧的。中国京剧院的疏冷与淡漠，让他常常回想起在清河那些忙碌的日子，为什么眼下的现实总偏离当初的理想？

“文革”乍起，叶盛长便从配角变为陪斗，斗三哥，他陪着；斗四哥，他陪着；斗当权派，他也都陪着。从小他受多少宠，现在就受多少罪。从1966年到1976年，他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儿——先烧锅炉，烧了一段时间得了病，就叫他看澡堂子，每天负责卖澡票、放水、刷池子，后又调到食堂卖饭票。他还当过电工、管道工。这十年间，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生命就这样沉浮在一汪死水里，卑微又委屈。而这种生活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则有着全部的严酷意味。

什么是命？无可奈何就是命。京剧、昆曲这样的精致文化，使艺人在戏剧情景中成为才俊，也使他们在另一番情景中成为废物。艺人即使有优异的禀赋，也是要在正常秩序下，得有相当得条件才能发挥。也就是说，越是高雅的艺术就越需要安闲的条件。叶盛长在回忆录里说：“艺人一旦不能演戏了，便有沦为乞丐的危险。”他的话说得含蓄，没挑明这个“危险”是什么。

【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

1979年，叶盛长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他以清白之身开始了新的演艺生涯。即使领导让他扮个船夫，也觉得幸福。其实，他的心里很清楚：代际的更迭正在加速进行，年轻的一代已掀起一个又一个“时尚”、“创新”的浪潮。他还没来得及重新证明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就被后来者迫不及待当成了“老前辈”推到一边儿歇着去了。

1980年，叶盛长随中国京剧院赴香港，回到广州做汇报演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翻了一个“抢背”，当时就深感不适。待演出完毕，便突发了脑血栓。幸亏治疗及时，更多亏妻子照料，妥贴安排起居，规律又合理。精心安排伙食，吃着顺口，又于病有益。每日到时候催他起床，催他散步，催他吃药，催他午觉。叶盛长也有毅力，就是躺床上，也坚持练功。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锻炼，他的左臂和左腿居然恢复了大部分功能，原来的糖尿病也大为好转。痊愈后的叶盛长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没有妻子加”家庭护士“的严格管理，自己的病是肯定好不了的。”

生活就是这样，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1985年，谭秀英病倒了，检查的结果是白血病。一家人都吓傻了。

文革时，叶盛长的私人房产——宣武门海北寺街八号的两进四合院共二十四间平房，连带一个庭院，全部归了公。后来落实政策，政府给了八千块钱算是退赔。别小看这八千块，它是叶盛长1949年以后仅有的财产和积蓄！全拿出来给妻子治病，也没能见效。

“淡却双蛾，哭损秋波。”临终那一刻，谭秀英对丈夫说：“看样子我得走了。撇下你，我真有点不放心。往后，你要多注意身体，多活几年……”她吐露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泪凝成。牢牢绾在谭秀英心上的情结，渐渐松开，走了。她结束了自己艰难疲惫的生命历程，他的生活也从此而改变。

〖一世忠贞出名门，秀洁冰清，甘做贤妻良母。

半生坎坷临逆境，英姿依旧，堪赞劳苦功高。〗

这是梨园行写的一副挽联，也是对她的概括和评价。我注意到：上、下联分别嵌入了“秀”、“英”二字。

因为写叶盛长往事，我和叶盛长之子、颇有成就的京剧武生演员叶金援成了朋友。一次聚会，我问他：“你父亲可真是漂亮呀。有很多女人跟他要好吧？”

他笑了，点点头。

我说：“那你妈妈知道吗？”

我问到这里，清秀的叶金援突然激动起来。说：“我妈可不简单了，绝非一般女人。她不但知道，还把我爸在外面生的孩子认了回来。母亲说都是叶家人哪！现在每年到父亲的忌日，我们都去。”我知道，在这个“我们”里包括了外面生的叶家儿女。

说到谭鑫培一家的事迹，便是人人称颂的“谭门七代”。所谓“谭门七代”指的是谭家人一连七代都唱戏，而且七代都唱谭派老生。这固然不易，但谭秀英也不易：隐忍了一辈子，可在这个“忍”字里，包含着担当、胸襟、勇气和牺牲。所以，谭秀英的一生丝毫不弱于她的父辈和兄长登台唱戏，原以为大侠才能有的义烈，她这个民间寻常女子却能平淡而行。

谭秀英的为人行事，深深影响了子女，甚至包括儿媳。叶金援夫人小刘，在婆婆患病期间尽心看护，细心伺候。婆婆病逝后，她一个人又把全部家务承担起来，无怨无悔。她说：“在我生活中，婆婆就是我的榜样。”

【梨园一叶】

说到命运，他的结尾比几个哥哥要好些，活到为右派改正的日子，也见到子女的成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因身体不支，他彻底告别了舞台。据说，最后一次的演出是在天津，由他和陈永玲合演《乌龙院》。叶盛长为了遮掩不太灵活的左臂，居然把左边的袖口扎起来表演杀惜的宋江。即使如此，他风采依旧，比四肢健全的演员还漂亮。看戏一向挑剔苛刻的天津观众，给了他许多的掌声。

妻子去世十年后，叶盛长又结了一次婚。婚后却不幸福，随即分局。这第二次婚姻是个劫难，对他的伤害很大，痛苦很深。曾经拥有谭秀英那样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想，盛长先生以后再遇到多美的女人也不会有幸福感的。

“名利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最后，他拿起了笔，与我的一个朋友陈绍武先生一起合作，撰写回忆录。叶盛长不指望自己做什么大事，只希望能成为文化传承链条中的一环，不可缺失的一环。他在北京口述，录音后寄给住在天津的陈绍武。陈绍武记录整理后，再邮寄给他审阅，往返数次才定稿，断断续续地写了五、六年才完成。

回忆录叫《梨园一叶》，陈绍武——这个也在清河农场劳教的北师大右派学生，在里说：书是“尽最大之可能，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而实际上，叶盛长的讲述是有很大程度的保留，写出来的是少数，还有一肚子的话没有说呢。有句俗话叫：“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有多少本钱下多少注。”叶氏家族是有足够本钱下注的，可他们弟兄二人在人生末端，都是草草收场——不管是右派问题获得改正的叶盛长，还是没来得及改正的叶盛兰。不止他俩，京剧界的许多技艺超群、炉火纯青的艺人都是这样一条早期走红、中年受挫、继而很快收场人生轨迹。

书出来后，叶盛长和我的丈夫（马克郁）通了一次很长的电话。他非常兴奋，说自己总算了却一件心事，但仍有件心事未了。我和丈夫心里都明白：他的另一件心事是要在2004年隆重地、有规模地举办“富连成”科班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为此，叶盛长常对孩子们说：“我得好好活着，注意身体，先争取活到80岁，再争取活到2004年。”

依据我半辈子的生活经验，在中国对任何事情都不能有所期待，其中包括对自己的期待。结果，叶盛长没活到2004年。上个世纪40年代叶氏三雄（叶盛章、叶盛兰、叶盛长）在上海滩演出，戏院的蓝色守旧上绣着三张红叶。现在，最后一张红叶也已凋谢。这不止是生命的终结，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戏曲走完了由盛而衰、由峰而谷的惨淡历程。

我想，叶盛长先生在天堂也不必再惦记纪念“富连成”。“富连成”科班和叶氏家族，还需要举办什么纪念仪式来获得权力的认可和肯定吗？不必了。一段历史伴随着无数冤魂，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已被载入史册。

再者，现在被上边纪念的人和事，以后到底是好是歹都难说呢。

2005年6月－2006年4月于北京守愚斋

「征引书目、篇目」

〖叶盛长、陈绍武《梨园一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京剧资料选编：《立言画刊》，陈志明、王维贤编，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