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布托于1928年1月5日出生在巴基斯坦的拉尔卡纳。来自权贵的锡克族家庭的他，走上了从政的道路。1971年到1973年，被选为巴基斯坦总统，1973年到1977年，任总理职务。他试图指引自己的国家走上文化和经济现代化道路，促进世俗主义和妇女解放。他成功地控制了与中国和印度的冲突，承认孟加拉的独立，采取严厉和非流血的措施清洗犯有腐败罪的军政官员，把主要工厂收归国有。1977年，由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1]发动的政变使他下了台。他被关进监狱，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罪名是指使别人谋杀一名反对派政治对手，但始终没有真凭实据。1979年4月4日，他在拉瓦尔品第被处以绞刑。他的政治遗产由他的女儿贝娜齐尔继承。她成了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领导人，两次就任国家总理职务，2007年11月27日在拉瓦尔品第遭谋杀。

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发出的邀请令人迷惑，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能解释它。他要求我只去拉瓦尔品第，而且要我尽快动身。我思忖着这是为什么。对于那些避而不见或干脆拒绝会见记者的人，记者们总是梦想着至少能被他们召见一次。但是梦的情节是不合逻辑的，而不合逻辑又导致产生怀疑。为什么布托想见我呢？是要委托我向英迪拉·甘地传递信件呢，还是因为我怀着尊敬和好感对英迪拉进行了描绘而要惩罚我呢？第一种猜想很快就排除了。布托不需要一名邮递员为他同他的敌人之间传递信息，因为瑞士和俄国的外交官会关心这件事。第二种猜想也很快被否定了。布托一向以文明人著称，按照常理，文明人是不会伤害自己的客人的。第三种猜想，也就是他想要我采访他，这自然会使我感到吃惊。事实上，他正是读了我写的关于孟加拉总统、倒霉透顶的穆吉布·拉赫曼[2]的文章后，才要我去采访他的。当好奇心战胜了怀疑，决定接受邀请时，我了解了这一点。但是，在我接受他的邀请的同时，我又向他传话说，作为他的客人，他不应该阻止我一视同仁地以我独立的见解来描述他，而且还告诉他，任何殷勤或诱惑都不可能收买我。布托对我的回答是，一定照办，行。这是我对这个人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此人给人的印象是不可捉摸，异乎常人，轻率，所做的决策也不同一般。我们承认他十分聪明，但这是一种狡猾的、狐狸般的、为了迷惑和欺骗人而产生的聪明，同时，这种聪明又来源于文化修养、记忆力、嗅觉和贵族风度。两位在拉瓦尔品第机场上等候我的官员激动地向我宣布，总统将在一小时内接见我。那时是上午10点，我大约有两天没有睡觉了。我对他们的安排提出异议，我说一小时内不行，我需要洗个舒服的澡，睡个好觉。我这种态度对别人可能是一种侮辱，但对他却不是。他把会见的时间推迟到晚上7点半，并补充说，他将等我共进晚餐。聪明加好客往往是引诱别人的最好方法。那样的会见自然会是亲切的。布托满面笑容，伸手向我致意。他身材高大、魁梧，与他那纤细的腿和小巧的脚相比，显得有点肥胖。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希望你在他的银行里开个账户的银行家。从外表看来，他比44岁的年龄要大些。开始秃顶使他感到苦恼，剩下的头发已经灰白。浓密的眉毛下面是一张宽阔的脸庞：双颊丰润，嘴唇厚厚的，眼睑也是厚厚的。他的眼神里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忧伤，微笑中流露出胆怯。跟许多强有力的人物一样，他也因胆怯而变得迟疑和局促不安。

像英迪拉·甘地一样，在他身上也集中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你越研究他，对他就越捉摸不透、迷惑不解。就像一个在枢轴上转动着的棱镜，它的表面始终在变化，在你看到它的一刹那，它就在你的眼前消失了。正因为如此，你可以把他说成是各种各样的人物：自由主义者或独裁者，法西斯分子或共产党人，真诚的人或谎话连篇的人，而每一种人物又都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他是当代最复杂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他的国家产生的唯一能使人感兴趣的领导人。此外，他也是唯一能在拯救国家方面做一些工作的领导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更使人想起侯赛因国王而不是英迪拉·甘地。像侯赛因一样，他因领导一个人为制造的民族而受到指责；像侯赛因一样，他站在一只被苏联、印度、中国、美国这些铁盆紧紧夹挤在中间，而且已经支离破碎的陶瓷盆中；像侯赛因一样，他拒绝投降，决心以一个没有安全网保护的高空杂技演员的勇敢进行抵抗。从另一个含义来说，他使人想起肯尼迪。像约翰·肯尼迪一样，他在金钱万能的环境中长大，他认为只要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政权也不是不可能的；像肯尼迪一样，他有一个舒适、幸福、享有特权的童年；像肯尼迪一样，当他很年轻时，就开始向领导阶层攀登。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和地主的家庭中。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读书，后来就读于牛津大学，并获得国际法学位。他刚刚30岁，就在阿尤布·汗[3]政府中任部长职务，尽管他憎恨阿尤布。不到40岁，他又在叶海亚·汗[4]政府中当部长，尽管他鄙视叶海亚。他并没有因某些伙伴声名狼藉而心神不安，相反，他以极大的、毫不动摇的耐心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向往权力是比向往爱情更加强烈的一种欲望。嗜权的人总是欲壑难填、利欲熏心，哪怕导致声名狼藉也在所不惜。布托对声名狼藉就毫不在乎。他追求权力，至于是什么性质的权力，那就难以猜测了。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他还提醒人们警惕那些讲真话或表现出天真的童子军式的道德观念的政治家。他的讲话会使你相信，他的野心是崇高的，是为了真正建设一个无私的、真诚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当你参观他在卡拉奇的出色的图书馆时，你会发现有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烫银精装书籍，被放在重要的、显著的位置上。于是你产生了怀疑和怒气。在向他提问的过程中，你还了解到他真正的朋友是苏加诺和纳赛尔。也许他们是两个抱有良好志向的人，但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对此，你又感到困惑。难道他内心深处的梦想是成为独裁者和等待有一天那些烫银的精装书籍对他进行歌颂吗？要知道，这样的问题是那些不了解有关国家的悲剧的西方人提出的。在那里，自由、民主、反抗从来都是毫无意义的，取代它们的却是饥饿、不公正和羞辱。可是，这是一个有效的、带有威胁性的问题。他听了后，就像遇到不愉快的事，骤然间，目光流露出激愤。他上台时，那里已实行军事管制法，至今还没有废除。

我作为他的客人与他相处了六天，随同他周游了好几个省。下面的采访记录就是在这六天里分五次进行的谈话记录。尽管我严格地按照录音磁带所记录的他的原话进行整理，但这个采访记录显然还是由五次谈话拼凑而成的。第一次谈话在我到达拉瓦尔品第的那天晚上进行，第二次是在飞往拉合尔的飞机上进行的，第三次在信德省的哈拉城，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在卡拉奇。无论在餐桌上还是在旅途中，我始终在他的身边。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用那几天的日记给他画肖像。这是身着巴基斯坦民族服装的布托：他穿着绿灰色的宽松裤，脚上踏着凉鞋。在桑加尔，他向群众夸夸其谈地发表演说，那正是他两年前遇刺但幸免于难的地方。面对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他站在麦克风前，先用乌尔都语后又用信德语喊着，嗓子都喊哑了。他卷起袖子，鲁莽地、目空一切地把自己放在可能再次遭受射击的地位。这是蛊惑人心的布托，是一个贪婪地想得到喝彩和权势的马萨涅洛[5]式的民众领袖。他让哈拉城的重要人物聚集在那里的一个院子中等候数小时，而自己却待在屋子里写东西，这又是另一个布托。当夜幕降临时，他像王子那样在华丽的地毯上行走，又像王子那样坐下，并邀请我这个在许许多多长着小胡子的男人中的唯一女人坐在他身旁。这几乎是故意对我进行挑战。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用手指傲慢地做了个手势，一一接见了他的党内成员、政府官员、主张独立的人。最后被接见的是一个抱着一头雪白的山羊向他献祭的穷人。这是贵族布托，是任何西方文化都不能彻底改变他的穆斯林布托。所以，他有两个妻子也并不是偶然。我们看到的另一个布托乘坐在一架很不舒适的军用直升机里，头戴一顶周恩来赠送给他的称之为吉物的帽子。当飞机在天空中飞行时，他两眼含着泪水，望着一片片的不毛之地和过着原始生活的农民所住的土屋，突然间，他握紧拳头，低声地说：“我一定要改变它，我一定要改变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布托。他终日幻想在巴基斯坦减少不幸和饥饿。最后，布托在他卡拉奇和拉瓦尔品第的住所里接见我。他一面自我辩解，一面忏悔，同时又毫不留情地攻击英迪拉·甘地、穆吉布·拉赫曼和叶海亚·汗。他的家布置得十分雅致、大方。那里有古老的波斯地毯、珍贵的涂以瓷釉的制品、空调器和从毛泽东开始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领导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的题词。晚餐时，大家喝酒，有时也吃鱼子酱。他的第二个妻子努斯拉特也在座，她是一个毫不拘束的美丽的女人。后来又来了他的儿子，他是一个敏捷的、留着长发的男孩。这是现代化的、优雅的、西方式的布托。布托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著书立说者，他的英语胜于他的乌尔都语，他能博得西方人的好感。这是冒失的结论。我曾问沃尔特·克朗凯特[6]对尼克松、约翰逊、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在他长期的电视记者生涯中采访过的重要人物的看法。正如他对我所说的那样，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不能只从人这一角度来对他进行评判。不能这样做！因为一旦你发现他也不过是一个自相矛盾，既有其所长，又有其不足的普通人时，你就必然会喜欢他，而忘却他的其他方面。

对布托的这一次采访也引起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不像那次对基辛格的采访那样涉及新闻界，而是涉及外交界，甚至整个国际舞台。正如英迪拉对布托的评价，即称他为没有分寸的人，冒犯了布托一样，布托评价英迪拉，称她为只具有一般智慧的平庸的女人，缺乏主动性和想象力的人物，一个才能尚不及其父亲一半的苦干者，甚至说“想到与她会见、握手就使我产生强烈的厌恶感”等等，也使英迪拉大为恼火。不用说，英迪拉有充分的理由恼火。布托对她的评价太刻薄了，过多地使用了憎恨的感情。当时我也感到很为难。在这种难堪的处境下，我多次试图使他缓和口气。我对他说：“您不觉得这样的评价对她未免太过分、太不公正了吗？”但是，布托没有接受我的暗示，相反，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态度，并增加了一些我没有发表的话。可是，隐略这些话没有起多大作用。尽管不是我愿意的，这件事带来了戏剧性的甚至是可笑的后果。

在那些日子里，布托和英迪拉为签署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和平协议本应举行会晤。但是，新德里报纸上登载的几句话使英迪拉产生了怀疑。她要求看采访记录的全文，并要别人从罗马把全文电传给她。她读了以后，立即宣布取消她和巴基斯坦总统之间的会晤。布托不知所措，更不知道去祈求哪位圣人，结果求助了我。他通过巴基斯坦驻意大利大使设法寻找我，一直追踪到亚的斯亚贝巴[7]才把我找到。当时我正在那里会见塞拉西皇帝。他通过别人向我提出了世界上最奇特的请求：要我写一篇文章说明我从来没有对他，即对布托进行过采访，这只是梦中的事。还得写明那些对英迪拉的评价不是布托说的，而是我所想象的布托可能做的评价。开始时，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明白他的话，又问道：“大使先生，您是怎么说的？”“我说您应该写文章讲清一切都是您虚构的。”“大使先生，您疯了吗？你们的总统也疯了吗？”“法拉奇小姐，您应该懂得，六亿人的生命都取决于您，都在您的手中。”我高声诅咒，很快把他轰跑了。但是，布托并不就此罢休，继续寻找我。无论我到哪里，总有一位巴基斯坦的重要人物跟着我，请求我否认采访记录，并提醒我，六亿人的生命在我的手中。我对他们说，我的手太小，无法掌握六亿人的生命。这样的话无济于事。我大声疾呼，他们的要求实在荒唐无礼，也无济于事。直到英迪拉不去计较布托的错误，而采取了宽宏大量的行动时，这场噩梦才告结束。为签署和平协议，两人举行了会晤。

在电视里看到他们握手言笑的情景，我感到很有趣。英迪拉的笑显得洋洋得意，充满讥讽；布托的笑则表现出极大的不自在，以至在黑白电视屏幕上，似乎也看到了他的脸一直红到太阳穴。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以下简称“布”）：我应该告诉您，为什么我渴望会见您。首先是因为您是真实地描述穆吉布·拉赫曼的唯一记者，您写的文章使我感到十分有趣。其次是因为……您看，这篇文章中谈到我与在达卡发生的3月镇压有关系，读了这段话，我感到相当不痛快。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总统先生，只是有关系吗？在达卡，人们干脆说是您要搞大屠杀，是您要逮捕穆吉布的。为此，您在城里一直待到3月26日的早晨。

布：待在洲际旅馆最高一层我的套间里，一边喝威士忌，或许像尼禄[8]那样还弹着竖琴，从窗户里观赏这个场面。怎么敢于编造如此野蛮和愚蠢的敌事来诽谤我呢？整个事态编导得如此笨拙，甚至说什么我让所有的领导人都逃往印度，而去伤害那些分文不值的不幸的人，只有穆吉布被逮捕了。我们都是有逻辑头脑的人，要是我干这件事的话，我一定会干得聪明些、科学些、残暴程度低些。可以使用催泪弹、橡皮球，我会把所有的头头捉拿起来。啊！只有像前总统叶海亚·汗这样可憎的醉汉，才可能干出如此糟糕和鲜血淋淋的事，并身败名裂。不管怎么说，我干这样的蠢事对我有什么好处？您知道吗，叶海亚·汗的第一个受害者不是穆吉布，而是我。我的党里的许多人被关进监狱。1970年年底，准确的日子是1970年11月5日，他问穆吉布：“我该不该把布托逮起来？”请注意，决定推翻他的唯一原因，是他不能像控制东巴基斯坦的局势那样去控制西巴基斯坦的局势。此外，穆吉布从来没有表现出是个聪明人，他任人摆布，以致走入绝境。总之，3月25日发生的惨案对我来说是件意外的事，叶海亚·汗也欺骗了我。他预定次日要跟我约会。数日后，奥马尔将军向我透露，他施行这个计谋的目的是让我留在达卡，“领略一下军队的实力”。我以我的名誉向您担保，我讲的一切都是真的。

法：行，总统先生。可是，我不禁自问，历史是否不会对那个可怕的晚上和以后数日发生的事作准确的解释？穆吉布·拉赫曼……

布：您见过穆吉布的，他生来就是个谎话连篇的人。他不能不说谎，因为他无法克制自己。穆吉布总是根据他的情绪好坏和他那有病的头脑的不平衡程度，信口雌黄。譬如，说死了300万人。疯子！疯子！所有跟着他喊“死了300万人，死了300万人”的人，包括报刊在内都是疯子。印度人打出了100万的数字。他增加了一倍，甚至增加了两倍。这就是这个人物的特点。对于那次旋风带来的灾难[9]，他也作了同样的估计。您瞧，根据印度记者的报道，那天晚上死了6万至7万人。根据某些外国使节的估计，死了3万人。根据至今我所掌握的材料，死的人数大约是5万左右。要知道，即使那次行动从道义上说是正当的，5万人也是够多了。我不是要想方设法来缩小这个数字，而是要把事情说得更符合实际，因为5万和300万是如此悬殊。难民的问题同样如此。甘地夫人说有1000万难民。显然她说这个数字是为了使她对东巴基斯坦的进攻和侵犯合法化。但是，当我们请求联合国进行调查时，印度人表示反对。他们为什么反对呢？如果数字准确的话，他们就不应该害怕核实。事实是，不是1000万难民，而是200万。关于死亡的人数，我说的可能有错，但是，难民的数字是没有错的。我们知道离开国家的是些什么人。他们中许多人是从加尔各答送来的西孟加拉邦的孟加拉人。是她，甘地夫人，送他们来的。孟加拉人彼此都很相像，谁能把他们分清呢？现在我们来谈谈另一件传闻，奸污和杀害妇女的问题。我不相信这样的传闻。越轨行为肯定少不了，但蒂卡·汗将军[10]说，在那几个月里，他经常号召人们向他直接揭发不轨行为。他通过高音喇叭发出号召，但他知道只发生过4起事件。我们把这个数字乘以10，算它有40起好吗？那么，这与穆吉布和甘地夫人散布的愚妄的数字还相差甚远。

法：不，总统先生，请把这个数字乘以1000，甚至乘以1万才是正确的。如果穆吉布说死了300万人是信口雌黄的话，那么蒂卡·汗说只发生过4起事件是开玩笑。大规模的暴行肯定发生了，这是一个在达卡亲眼看到尸体的人对您说的。还有，您刚才使用了一个可怕的词句，总统先生，您说“从道义上说是可以原谅的”，甚至“是正当的”。我理解对了吗？您是不是要说从道义上讲，那次大屠杀是正当的？

布：每一个政府，每一个国家，在必要时有使用武力的权利，例如，为了统一。有破才有立。我只引证了最近的两个事例，而没有去追溯整个世界历史。是的，在某些情况下，血腥镇压是可以原谅的，是正当的。巴基斯坦的统一取决于3月份那次对分裂主义者的镇压。但是如此残暴地镇压人民，而不是镇压领导人，那是不必要的。对于那些迷信坚持六点[11]就能避免旋风、水灾、饥荒的可怜的人，是不能使用这种办法说服他们的。我比谁都激烈地反对这种方法，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反对它。

法：可是现在，您让领导大屠杀的将军蒂卡·汗当陆军参谋长，是吗？

布：蒂卡·汗是个职业军人，他带了明确的命令去东巴基斯坦，又根据明确的命令回来。他做了别人命令他做的事，尽管对这些命令他并不都同意。我选择他是因为我知道他会以同样的纪律来执行我的命令，而且他不插手政治。我不能毁掉整个军队，无论怎么说，在达卡事件上，他的坏名声是被夸大的。这次事件唯一真正的负责人是叶海亚·汗。他和他的顾问们热衷于权力和腐化，以致把军队的荣誉置之脑后。他们只考虑如何设法获得漂亮的汽车，为自己建造舒适的住宅，与银行家交朋友，把钱财送到国外去。叶海亚·汗对本国的政府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除了权力还是权力，仅此而已。一个首脑醒来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他上床睡觉，这是什么样的首脑？您不了解与他打交道是多么的痛苦。

法：现在叶海亚·汗在哪里？您准备怎样处置他？

布：他被软禁在拉瓦尔品第附近一所属于政府的小别墅里。是的，如何处置他是我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我设立了一个战争委员会去研究有关最后一次冲突的责任问题，我在等待研究的结果，他们将帮助我作出决定。如果委员会认为他有罪，我想会对他起诉。我们遭到的失败是他造成的，甘地夫人可以因打赢了一场战争而自诩。如果说她打赢的话，那么她首先应该感谢叶海亚·汗和他那一伙患精神病的文盲。那是些不可理喻的人，跟他们讲道理只会使你失去自制。4月份，在干了达卡那件好事之后，他召见我。他看来踌躇满志，充满信心，确信已控制了局势。他请我喝饮料，对我说：“噢，你们这些搞政治的人彻底完蛋了。”他又说，不仅穆吉布，还有我也被认为是煽动者，说我也不主张巴基斯坦统一。“人们要我逮捕你，压力很大，布托。”我怒不可遏，以致失去了控制。我回答说，我不会被他吓倒，他的做法会把我们引向灾难。说罢，我摔掉倒有威士忌的酒杯，便离开了屋子。皮尔扎达将军抓住我的手臂，拦住我，并对我说：“不，别见怪，请坐，请进去吧。”我定了定神后，重新走进屋。我试图向他解释，我和穆吉布有很大的不同：他是分裂主义者，我不是。但我费尽口舌也无济于事，他没有听我解释，只管自己喝酒。后来，他变得更坏了……

法：总统先生，我们是否可以回顾一下过去，设法弄明白怎么会发生那次从道义上说可以原谅的可怕的3月事件？

布：情况是这样的。1月27日我去达卡与穆吉布商讨事情。要是你想讨论问题，你就得长途跋涉到达卡去找他，因为他从不愿屈尊来拉瓦尔品第。正巧那天我的姐夫去世，要在拉尔卡纳的列祖墓下葬。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达卡。这件事使我姐姐很生气。在选举中，穆吉布在东巴基斯坦获得多数，我在西巴基斯坦获得多数，但是，他坚持六点，而我们之间又必须达成一项协议，因为叶海亚·汗要求我们在120天内确定宪法，否则，他要解散议会，宣布重新进行选举。要使穆吉布懂得这一点，简直是件令人绝望的事，其原因是不可能要求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做到通情达理。我向他讲道理，作解释，而他却一味重复着：“六点，您接受六点吗？”天哪！关于第一、第二、第三点我准备与他谈判。可是，第四点规定，每个省可以任意安排外贸和接受外援，那么，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将成为什么样呢？况且，众所周知，穆吉布希望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分裂出来，他自1966年起就与印度人保持着关系。所以，1月份我们的对话中断，直至3月份没有再谈判。3月中旬，叶海亚·汗来到卡拉奇，告诉我，他将去达卡，问我是否也愿意去。我回答说，要是穆吉布准备与我谈，我就去。后来，叶海亚·汗本人从达卡打电报通知我，穆吉布愿意与我谈。我于3月19日动身去达卡，20日会见了叶海亚，21日与叶海亚一起会见了穆吉布。出乎意料的是，穆吉布和叶海亚融如水乳。他彬彬有礼地说：“总统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与您达成协议，我不愿与布托先生有任何关系。我将对报刊宣布，我会见了总统，布托先生碰巧也在场。”叶海亚说：“不，不，穆吉布，你们应该在一起谈。”穆吉布却说：“许多人死于旋风，许多人死了。”他总是这样行事：突然间，在他那有病的脑子里想出了一句话，也许是一句毫不相干的话，然后他就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过了一段时间，我不耐烦了，我说：“发生旋风我有什么过错？难道是我把旋风送来的吗？”穆吉布一言不答，站了起来，他说他得去参加一个葬礼……啊！真不值得谈论他。

法：值得谈。总统先生，请继续讲下去。

布：谈起穆吉布，所有的事似乎都令人难以置信。我不明白世界上的人怎么能认真对待他。噢，虽然他不愿意我送他，我还是站起来，把他一直送到前厅。当时在前厅里，有三个人：叶海亚的战地助理、他的军事秘书和他的政治屠夫——奥马尔将军。穆吉布大嚷起来：“你们都给我滚，都给我滚，我要和布托先生谈话！”他们三人离开后，他便坐下，对我说：“兄弟，兄弟！我们应该达成协议，兄弟！看在真主的面上，我恳求你！”听了他的话，我简直目瞪口呆，为了不让其他的人听到这样的话，我把他引到外面。到了外面，他用特别激动的语调向我表示，我应该拿走西巴基斯坦，他拿走东巴基斯坦，他为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做了一切准备工作。夜间，他将派人来接我。我回答说我不喜欢干这样的事，因为我到达卡来不是为了像小偷那样，天黑后在香蕉树底下与他见面，我不想肢解巴基斯坦，如果他想搞分裂的话，他只能向议会提出，并依靠在议会取得绝对多数。但是我的话就像对牛弹琴。最后，我不得不接受妥协，同意通过我们的代言人再进行对话。对话是进行了，显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那些日子里，他比平时更失去了平衡，无缘无故地失去自制力。就这样，到了3月25日。

法：3月25日您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吗？

布：是的，我内心有过一些担心，产生过异样的感觉。每晚我去叶海亚处向他报告，我和穆吉布谈判没有进展。叶海亚总是表现出毫不关心的样子。他心不在焉地瞧着别处，或抱怨电视节目不佳，或嘟哝着听不到他喜爱的歌曲，因为他要的唱片还没有从拉瓦尔品第送到。25日早晨，他让我停止执行谈判任务。他对我说：“今天您没有必要与穆吉布见面，明天我和您见面。”我回答说：“好吧！”晚上8点，我把一切告诉了穆吉布的代表。他大声嚷了起来：“这个狗养的已经离开这里了。”我不信他的话，于是给总统府挂了电话，要求跟叶海亚讲话。他们回答我说，不能打扰他，因为他与蒂卡·汗将军在进晚餐。我又打电话给蒂卡·汗。回答也是不能打扰他，他与叶海亚在进晚餐。直到那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怀疑是个圈套。带着这样的怀疑我去吃晚饭，后来睡觉了。枪声和从别的房间奔跑过来的朋友们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奔向窗口，真主可以作证，我哭了。我哭了，我说：“我的国家完蛋了。”

法：为什么？您从窗户里看到了什么？

布：我没有看到任意杀戮的景象，但是士兵们企图捣毁人民报报社。这是一家反对派的报纸，它的办公室正巧在洲际饭店对面。士兵们通过高音喇叭命令里面的人出来。从这家报社出来的人，在机关枪的威胁下，被押在一旁。人行道上，还有几堆人被带着机关枪的士兵看管着。整个饭店被坦克包围了。谁想躲进饭店，就会落在士兵们的手中。这就是我看到的一切。穆吉布被逮捕的消息，我是早晨8点离开饭店时知道的。我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呢？我对他还活着感到高兴，我想他们可能会给他一些虐待。我还想，他的被捕可能有利于取得妥协，他们会把他关在监狱里1个月或2个月，与此同时，可以重整秩序和法律。

法：总统先生，穆吉布对您说：“你拿西巴基斯坦，我拿东巴基斯坦。”结果正是如此，您是否为此而憎恨他？

布：我一点也不憎恨他。我说这样的话不是装模作样的，也就是说不是虚伪的。我真心实意地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对他不是憎恨，而是怀有极大的同情。他是那样无能、爱慕虚荣、毫无教养、丧失良知，是个丧失一切的人。他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经济的，或是外交的。他只会高声谩骂，大摆架子。1954年我就认识他，我从没有认真对待过他，因为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浅薄、毫无修养的人，是一个暴躁的、思想贫乏的煽动者。在他头脑中唯一的东西是分裂。对于这类人，除了怜悯以外，我还能怀有什么其他感情呢？1961年，我去达卡旅行时又遇见他。他正坐在我所住的旅馆的大厅里。我向他走去，跟他打招呼：“你好！穆吉布，咱们在一块儿喝杯茶吧！”那次，他刚出狱不久，看起来充满痛苦。我们总算进行了一次算得上平静的谈话。他陈述东巴基斯坦如何受西巴基斯坦的剥削，如何受到如同殖民地那样的待遇，它的血汗如何被吮吸殆尽。他讲得非常对，我甚至把他的这段话写进了书里。可是，他没有从中得出结论，也没有解释产生这些毛病的原因就在于经济制度和政权，也不谈论社会主义和斗争。相反，他声称，人民没有斗争的准备，任何人都无法反对军人，只能由军人来解决不公正的问题。他没有勇气，他从来也没有过勇气。他对记者自诩为“孟加拉老虎”是真的吗？

法：他甚至说，在开庭时，他拒绝为自己辩护，他说他被捕后的所作所为是英勇的。他待在一间睡觉连床垫也没有的牢房里。

布：胡说！他没有住牢房，他待在一套为重要政治犯准备的公寓里，是在米安瓦利附近的菜亚尔普尔[12]的旁遮普监狱。在那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听广播，那是真的。但是，旁遮普省省长的整个图书馆都归他使用，他生活得一点也不坏。后来，他们还给他配备了一名孟加拉厨师，因为他想吃孟加拉菜。在法庭上，他肯定为自己辩护了。他还请了两个著名的律师：卡迈勒·侯赛因和A.K.布罗希。布罗希是他的法律顾问和朋友。当时卡迈勒·侯赛因在监狱里，布罗希在外面，没有比布罗希的帮助更有效的了。我再告诉您一些情况。开始，布罗希不愿当他的律师，但是，叶海亚强迫他接受，于是，他带了四名助手，即四名律师出庭。这四名律师当然都由国家负担费用。这次诉讼花了一大笔钱。啊！布罗希有一个缺点，就是有点饶舌。他每次从莱雅普尔回到卡拉奇谈论他与穆吉布谈话的情况时，总认为难以对他判罪，因为在谈到有关他尊重巴基斯坦的统一和他对叶海亚·汗的忠心时，是那么令人信服。穆吉布不厌其烦地重复说，叶海亚·汗是一个好样的人，是伟大的爱国者，是我把他引入歧途，而我是逮捕他的唯一有责任的人。皮尔扎达将军向我证实了这些话，我对他说：“你们把他交给我，你们将看到，他会称我是个好样的人、伟大的爱国者，而会谩骂你们。”后来，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

法：但是，他被判了刑。

布：不。特别法庭判他有罪，自宣判后，就该由军事管制法的执行人叶海亚来选择究竟判他五年徒刑，还是无期徒刑或死刑。叶海亚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因为爆发了战争，他需要考虑别的事情。

法：穆吉布告诉我，他们已给他挖了坑。

布：您知道是什么坑吗？是防空洞。他们在监狱围墙的周围都挖了防空洞。可怜的穆吉布，他是那么胆战心惊，以至把任何一件事都错认为死的预兆。但是，我并不认为叶海亚想杀他。12月27日，也就是我作为共和国的新总统宣誓就职的那天，我遇到了叶海亚·汗。他精神恍惚，带着绝望的神情，活像是一幅道林·格雷的画像[13]。他对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把穆吉布·拉赫曼处死。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请您处死他。”

法：您的态度呢？

布：我回答说，我不会处决他，经过再三考虑，我准备释放他。人们想象中的军队暴行已经受到了普遍的谴责，现在巴基斯坦需要同情。我想仁慈的行为能获得许多同情。此外，我还想，这样做能促使对方遣返战俘。为此，我立即派了一名指挥官去莱亚尔普尔，要他把穆吉布接到拉瓦尔品第来。当指挥官到他那里时，穆吉布吓了一跳。接着便开始为将被处死而悲叹，而且一路悲叹着，直到进入为他安排好的小别墅时，他还平静不下来。那是一所为贵宾准备的漂亮的别墅。当我带了收音机、电视机和一包衣服进入别墅时，他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您来这里干什么？”我向他解释，我已成了总统，他立即改变语气，向我扑来并拥抱我。他说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消息，真主总是派我来拯救他（另一次也是我把他从困境中救出来的）……然后，不出所料，他不断地攻击叶海亚，直到向我提出，他能否认为他已经获得自由时，才停止了这种攻击。在他途经伦敦返回达卡前，我又见了他两次。每次他都手捧古兰经发誓，他将与西巴基斯坦保持关系。凌晨3点我送他上飞机。在飞机上他再次发誓。他的誓言几乎感动了我。他一面发誓，一面拥抱我，表示感谢我，向我再三地表述他的感激之情。他说：“别担心，总统先生，很快我将回来。我希望更好地认识您的美丽的国家，您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见到我的。”

法：您从不后悔释放了他吗？

布：不，从不后悔。不管他自己怎么说，他像我一样也是巴基斯坦人。我们不止一次地遭受过同样的指责，同样的迫害，说到底，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1月的一天，他抓着我的胳膊，抽泣着向我恳求“救救我、救救我”，那情景我始终记忆犹新。我对他的怜悯是纯正的。况且，可怜的穆吉布也维持不了多久。八个月，最多一年后，他将被淹没在他本人所希望的混乱中。您瞧，如今，孟加拉是印度的卫星国，但不久它将成为俄国的卫星国，而穆吉布并不是共产党人。即使他能设法脱身（我排除这种可能），这场战争的真正获胜者毛分子也会出现在他的周围。他们已经在他的周围了。从政治上说，孟加拉的解放军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缺乏思想修养，缺乏教义，缺乏纪律。从社会角度来看，他们是捣乱分子，他们只知道朝天开枪，恐吓，抢劫，高喊“欢呼，孟加拉！”。在“欢呼，孟加拉！”的叫喊声中是不能把国家推向前进的。但是，他们是一股有组织的力量。他们不被印度人所利用，甚至我不相信他们反对巴基斯坦的统一，他们最终会占优势。天啊！需要一个天才来对付如此复杂和可怕的问题，试想，穆吉布怎么对付得了。再说，这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旋风、水灾、暴风雨都不能幸免。据说，这是它生而不幸。我们别忘了经济上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您可想象不出1947年和1954年的达卡是个什么样子！是一个没有街道的肮脏村子。现在一切都被解放军的炸药炸毁了！孟加拉……

法：您说孟加拉，我感到惊诧。

布：很明显，我是带着气愤和鄙视叫它这个名字的。显然，对我来说，它还是东巴基斯坦。不管有无道理，也不管这是由于印度的军事行动，已经有50个国家承认了它，我得接受这个事实。如果印度把俘虏交还给我们，如果比哈尔的屠杀结束，如果拥护联邦的人不受迫害，我甚至准备承认它。为了建立联邦，首先必须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10年或15年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可以在一起建立一个联邦。可能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否则，谁来填补空白？西孟加拉邦愿意脱离印度吗？在东孟加拉人和西孟加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点。相反，在我们和东孟加拉人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宗教信仰。1947年分治是十分正确的。

法：把两棵相距2000公里远的大树合成一个国家，中间加个印度，是十分正确的吗？

布：尽管犯有错误，这两棵大树已经合在一起25年了。国家并不只是领土或地理概念。如果国旗相同、国歌相同、宗教相同，距离就不是问题。在蒙古人统一印度的时代里，这边的伊斯兰教徒要花100天的时间才能到那边去。现在乘飞机只需要120分钟。我讲清楚了吗？

法：没有，总统先生，我更能理解英迪拉·甘地说的1947年的分治是非正义的，70年代发生的宗教战争是可笑的。

布：甘地夫人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把整个次大陆占为己有，征服我们。她想建立一个联邦，目的是使巴基斯坦从地球上消失，为此，她声称我们是兄弟等等。我们不是兄弟，我们从来不是兄弟。我们各自的宗教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心灵和生活方式中。我们的文化各不相同，我们的看法也不同。从诞生之日起到死亡之日止，一个印度教徒和一个伊斯兰教徒，他们受两种毫无联系的法律和风俗习惯所支配。甚至他们用什么餐、喝什么饮料都不一样。这是两种强烈的、不可调和的信仰。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从没有与对方妥协就是证明。只有专制君主政体和从蒙古人到英国人的外国入侵，以某种强加于被征服民族的和平，才把我们拴在一起。我们之间从没有过和睦的关系。印度教的信徒不是甘地夫人想要我们相信的那种神话式的人物。他们尊敬圣牛，但不尊重伊斯兰教徒。他们一直虐待我们，凌辱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1944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在克什米尔与我的父母亲一起度假。我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在一座小山上奔跑，玩过一阵后，我感到口渴得厉害。于是，我向一个卖水的人走去，问他要水喝。卖水的人斟满了一杯水后，正要把杯子递过来时，又停了下来，问道：“你是印度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我迟疑片刻没有回答，因为我太想喝这杯水了。最后我还是回答说：“我是伊斯兰教徒。”听后，卖水的人就把水倒在地上。请您把这件事告诉甘地夫人。

法：你们两人互不相容，是真的吗？

布：我根本不把她当回事。我认为她是一个只具有一般智慧的平庸的女人。在她身上没有什么伟大之处，伟大的只是她所管理的国家。我的意思是说，尽管她长得矮小，但她的宝座使她显得高大，还有她的名字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请相信我说的：如果她是锡兰总理，她不会胜于班达拉奈克夫人。如果她是以色列总理……去吧，我不敢把果尔达·梅厄与她相比较，果尔达比她高得太多了。她思想敏锐，判断准确，她所经历的危机要比甘地夫人遇到的危机严重得多。她执政是出于她的才能，而班达拉奈克夫人执政只是因为她是班达拉奈克的遗孀，甘地夫人执政只是因为她是尼赫鲁的女儿。要是没有尼赫鲁的影响，她的莎丽服，她额头上的红点，她的微笑，都不会使我有深刻的印象。自从我在伦敦认识她的那一天起，她就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们在一起参加一个会议，她一刻不停地、过分仔细地做笔记，使我好奇地问她：“您在做笔记，还是在写论文？”谈到论文，我不相信她能在牛津大学获得那个历史学学位。我在牛津大学用两年的时间修完了三年的课程，可是，她在三年内是没有能力修完全部课程的。

法：您不认为这对她有点过分和不公正吗？您真的认为她分文不值，但能在台上支撑那么久吗？还是要人们相信，她分文不值，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呢？

布：不，不。我一点也不反对妇女当国家的首脑，尽管我并不认为妇女当国家的首脑比男人强。我对甘地夫人的评价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是客观的。也不受她不遣返战俘、不遵守日内瓦公约这些令人遗憾的行为的影响。我始终是这样评价她的：她是一个用功的女学生和苦干者，是一个缺乏主动性和想象力的女人。我同意这个意见：今天的她比起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或在伦敦记笔记时强些了。权力使她产生了自信心，没有任何东西比成功更得人心。但是，她的成功是与她的功劳不相称的。要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了联邦国家的话，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甘地夫人从她的位置上请走。我不害怕在智慧上跟她较量。为此，她愿意什么时间，愿意在什么地方，我都准备与她会晤，甚至在新德里也可以。是的，我跟维也纳会议后的塔列朗[14]一样，甚至准备好去新德里。唯一使我不安的是，想到要受印度军队的仪仗队的护卫和跟甘地夫人握手，它使我生气。真主！不要让我去想这件事。还是请您告诉我，甘地夫人是怎么评价我的？

法：她对我说，您是个摇摆不定、没有分寸的人，今天一种意见，明天又是另一种意见，永远也弄不明白您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布：啊！是吗？我立刻回答您。我从哲学家约翰·洛克[15]那里接受的唯一思想是下面的这句话：“始终如一是思想渺小的人的美德。”换句话说，我认为基本观点应该坚定不移，但是在不违背这个基本观点的前提下，人们可以随机应变。有时热烈些，有时冷静些。一个知识分子永远不应该死抱住某一个明确的观点不放，而应该灵活些，否则就会陷入唱独角戏或狂热的境地。一个政治家也一样。政治本身就是运动，政治家应该具有灵活性。应该左右逢源，应该把矛盾和怀疑摊在桌面上。应该不断地变化、尝试、四面出击，直至认清对手的弱点并把他击中。如果死抱住基本观点不放，那么，就会倒霉；如果暴露自己或使自己的思想僵化，也会倒霉；如果不能运用转圈子战术，以击倒对方，那么也会倒霉。表面上的不连贯是狡猾的政治家和聪明人的首要的美德。要是甘地夫人不懂得这一点，那就是不懂她干这一行的美妙之处。她的父亲就懂得这一点。

法：英迪拉·甘地说，尼赫鲁不是政治家，而是圣人。

布：啊！甘地夫人委屈了她的父亲！尼赫鲁倒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她有她父亲的一半才能就好了！请注意，尽管这个人反对巴基斯坦，我一直钦佩他。我年轻时，甚至受他的迷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有许多缺点、爱虚荣的、冷酷无情的蛊惑者。还有什么，甘地夫人对您还说了些什么？

法：她告诉我，战争是你们巴基斯坦人挑起的。

布：可笑。众所周知，是他们首先向我们进攻。11月26日他们进攻了我们的东线。难道东巴基斯坦不是巴基斯坦吗？说老实话，如果有人侵犯了巴勒莫，难道您不作出意大利受到袭击的结论吗？如果有人入侵马赛，难道您不得出法国遭到袭击的结论吗？甘地夫人佯做忘记了，直到12月3日，我们才对克什米尔这块有争议的领土进行了反攻。我还记得，12月29日，我遇见了叶海亚，我责备他没有进行反攻。我对他说：“您的做法好像东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您迟迟不行动，有利于印度玩弄把戏，也会使人认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不是同一个国家。”但是，他对我的话置若罔闻，四次撤销反击的命令。第四次撤销命令时，官兵们出于绝望，用自己的脑袋去撞击坦克。达卡怎么办呢？我说，我们撤到达卡，在那里修筑要塞，固守它十个月或一年，全世界就会支持我们。但是，他担心的只是印度人占领不到土地，在那里插不上孟加拉的国旗。当他命令尼亚齐投降的消息传来时……真主！我宁愿死去1000次，也不愿听到这个消息。我记得，当时我在纽约。他们把我作为旅游者送往那里，我参加了那次不可思议的联合国大会……

法：那次您当众大吵了一场。

布：我承认当众大吵了一场。生气和厌恶使我激动起来。面对印度人的嚣张气焰以及那些只想讨好印度的大国的恐惧心理，我无法控制自己强烈的感情，发表了那次把大家痛骂一顿的讲话。我也哭了。是的，我经常哭。我哭往往是因为发现了卑鄙和不公正的事情。我是个易激动的人。

法：容易激动，不可预测，复杂……总之，对您的议论很多。总统先生，我认为该是我们来谈论您个人的时候了。咱们来谈谈这个家财万贯，但是搞社会主义，既过着西方式的生活，又有两个妻子的人……

布：我意识到在我身上存在着许多互相矛盾的因素。我想方设法使它们调和并战胜它们，可是没有成功。我仍然是一个奇怪的亚欧混合体。我接受的是非宗教的文化，而我受的是穆斯林教育。我的思想是西方的，我的灵魂是东方的。至于说到两个妻子，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13岁那年，他们就让我和我的表姐结婚，当时她23岁。我根本不懂得娶妻意味着什么，他们企图向我作解释，我暴跳如雷，简直气疯了。我不要妻子，我要玩板球。我非常喜欢板球。为了安抚我，他们送了我两袋新板球。婚礼一举行完毕，我就跑到别处去玩板球了。在我的国家里，有多少事情是应该加以改变的啊！我还是幸运的。跟我在一起玩的一个同伴，11岁时，他们让他同一个32岁的女人结婚。他总是对我说：“你真幸运！”23岁时，我与我的第二个妻子相爱。她也在英国读书，虽然她是伊朗人——也就是说，在她的国家里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但是，要说服她与我结婚还是困难的。我不说别的理由，只对她说两句话：“有什么关系，该死的！”不，在我的思想上从没有掠过与第一个妻子离婚的念头，这不但因为她是我的表姐，而且因为我对她负有责任。她的整个一生毁于与一个男孩的荒唐的婚姻，毁于我们在那里长大的那个社会所存在的可笑的风俗。她生活在拉尔卡纳我的住宅里，我们偶尔见面，她几乎总是过着独身生活。她也没有孩子，我的4个孩子都是第二个妻子生的。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刚进入青年时期，我便去西方读书了。这是一件不公正的事。我将尽力控制一夫多妻制的发展，因为它还带来不可忽视的经济问题。多妻的家庭往往像我那样必须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住宅里。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我这样的条件，尽管我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富裕。

法：不富裕吗？

布：不。在你们那里，有钱人就意味着杜邦或洛克菲勒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他们的富裕程度就差多了。这里，有钱人就是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实际上，他们的富裕程度就如欧洲那些拥有趋于坍圮的豪华别墅，并靠开妓院过活的贵族。我们的土地贫瘠，产量很低。因此，可以这么说，我不是十分富裕，而是相对的富裕。我的生活不错，我姐姐的生活不错，过去我兄弟的生活也不错。我们都进了有名气的学校上学，但是我们从不浪费一个钱。我从不搞花花公子的那一套。我在美国和牛津读书时，也没有买小轿车。我的钱总是花得很恰当，例如，去欧洲结识一些我感兴趣的人物或购买书籍。要是您看一眼我的图书馆，您就会明白我的很大一部分钱花在购买书籍上了。我有数千册藏书，其中大部分是古代的和精装的。我总是爱不释手地看书，我也同样喜爱体育运动。有的人指责我衣着讲究。这是真的，但是我并不在穿着方面花很多钱，只是因为我整洁。我喜欢梳洗，喜欢经常更换衣服，我从不能忍受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脏和身上散发的臭气。我拥有漂亮、舒适的住宅，这也是事实。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家里没有空调装置。我请人吃饭，但从来不请那些傻子和无价值的人。我会跳舞，只是因为我爱好音乐，因为我讨厌那些站在一旁观看别人跳舞的人。最后……

法：最后，您还有追求女性的名声。总统先生，是真的吗？

布：在这方面也有许多言过其实的传闻。我是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我认为一个人没有点浪漫色彩，就搞不了政治，对一个浪漫派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田园诗更能得到启示。和女人相爱、博得女人的欢心没有什么坏处，要是一个男人不被人所爱那将是不幸的！人们可以相爱一百次，我乐于同女人相爱。但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道德的人。我尊敬妇女。人们认为伊斯兰教徒不尊重妇女，这是多么大的误解。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是穆罕默德对我们最基本的教导之一。我不是体罚的拥护者，但是，有一次，我鞭打了一个人。我狠狠地鞭打他，打得他遍体鳞伤。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奸污了一个女孩子。今天上午，我读了一条消息说，百十来个男学生，在卡拉奇海滨剥去几个女学生的衣服，对她们进行污辱，这使我怒不可遏。流氓！我将对他们执行军法。我再说一点，要是我能证实我们的士兵对孟加拉的妇女的确犯有暴行，那么，我要求审判他们，惩罚他们。

法：总统先生，咱们来谈点别的吧！咱们来谈谈您的马克思主义，谈谈您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您的特权、您的伊斯兰教徒的信仰调和起来的。

布：从经济的角度，我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我只接受有关经济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我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他的关于生活的哲理以及是否存在真主这样的问题。作为伊斯兰教的虔诚教徒，我相信真主。不管有无道理，我相信他，宗教信仰是个相信或不相信的问题。如果你相信，就不需要讨论。我是信仰宗教的，而且我不准备以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和哲学思想的名义放弃它。同时，我深信马克思主义者和伊斯兰教徒这两者是可以取得一致的，特别是要解决像巴基斯坦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的问题，除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外，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我说的是巴基斯坦，我没有挥动国际十字军的旗帜，我不干预别人的事务。我倾全力于我的国家的现实，仅此而已。不，我承认不是通过革命的进程。也许我喜欢革命，我可以无愧于心地正视您，向您起誓，我是一个革命者。但是，我不允许搞突发性的、流血的革命。巴基斯坦经受不住这样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会把它推向灾难。因此，我必须耐心地通过改革和采取措施，逐步把它引向社会主义。例如，在可能的地方实行国有化，该放弃的事情就放弃，重视我们所需要的外国资金。我需要时间，要当一个不把手术刀在病人体内插得太深的外科大夫。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为了不使他死在手术刀下，必须小心翼翼地做手术，耐心等待伤口愈合，等待改革取得成效。我们沉睡了几个世纪，我们不能粗暴地通过地震来唤醒自己。再说，革命的初期，列宁也进行了妥协。

法：总统先生，许多人不信任您。他们说，您是个只追求权势的蛊惑民心的政客，为了把大权握在手中，什么事情您都可以做，他们还说您不会放弃财产。

布：不放弃财产？在最近三个月我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中，我的家庭失去了4.5万英亩的土地。我个人失去6000至7000英亩，以后我将继续失去土地，我的儿子们还要失去一些土地。真主可以作证，我不是在玩弄社会主义，我缓慢地进行革命并不是出于自私。自从我读马克思论著的那天起，我从没有为放弃财产而担心。我可以告诉您我读马克思书籍的时间和地点：1945年在孟买。至于指责我追求的只是权力，那么，有必要弄清楚“权力”这个词的含义。我对权力的理解与叶海亚·汗的理解不同。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人们用它来夷平高山，开发沙漠，建立一个人们不再死于饥饿和屈辱的社会。我没有邪恶的打算，我不想成为独裁者。但是，现在我可以说，我必须非常强硬，甚至是专制。我准备去黏合的那块破碎的玻璃，大部分已成碎屑。我必须扔掉碎屑。如果我不狠狠地扔，我就建不成一个国家，只能建个市场。总之，请注意，人们参与政治不是为了去做果酱，而是为了夺权和掌权。谁说相反的话，就是欺人之谈。政治人物总是希望使人们相信自己是善良的、有道德的、始终如一的，千万别上他们的圈套。世界上不存在善良的、有道德的、始终如一的政治家。政治就是打别人或遭别人打，正如我的父亲教导我的：“你千万别去打某个人，要是你没有做好遭到他的两倍反击的准备。”其他都是属于童子军一类的事了，童子军的美德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把它忘了。

法：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

布：是的。还喜欢读有关戴高乐、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书籍。您是不是要我承认我是法西斯分子？我不是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分子首先是仇视文化的，而我是热爱文化的知识分子；法西斯分子是右派，而我是左派；法西斯分子是小资产阶级，而我的出身是贵族。读有关某个人的书籍，并不意味着把这个人视为英雄。是的，在我心目中是有英雄的，但是，那还是在我的学生时代。您要知道，英雄就像口香糖那样，人们把它放在口里细嚼，然后吐出，再换一块新的。青年人特别喜爱英雄。要是您很想知道哪位英雄在我的嘴里嚼的时间最长，那就是成吉思汗、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我对拿破仑比对其他所有的人嚼的时间都长。在我心目中也有过马志尼[16]、加富尔、加里波第的一定位置，还有相当分量的卢梭。您看到了在我身上有这么多相互矛盾的东西吗？

法：看到了，为了更好地了解您，我想知道您对当代哪些人物曾经感到或者现在仍感到亲近，也就是说，您最喜欢谁，谁又最喜欢您。

布：其中之一是苏加诺。他说我跟他是同一块木料制成的。他崇拜我，我也崇拜他。尽管他有缺点，例如与女人的关系庸俗，但是，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不断地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男性，这没有必要，也不得体，但他不懂得这点。另外，他也不懂得经济。另一人是纳赛尔，纳赛尔也是第一流的人物，我跟纳赛尔也非常合得来。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1966年，我被迫离开政府时，纳赛尔邀请我去埃及，他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遇接待了我，并且对我说，我需要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还有……斯大林。是的，斯大林。我一向非常尊敬斯大林，可以说，我对他的尊敬是出自肺腑的，正如我讨厌赫鲁晓夫也是发自内心的一样。要是我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赫鲁晓夫，我一直把他看成是个爱吹牛的人，你就会更了解我了。他总是说大话，大声叫嚷，把手指对着大使们，喝酒……时刻准备与美国妥协。赫鲁晓夫对亚洲干了很多坏事。最后……我知道，您希望我谈点对毛泽东的看法。但是您想要我对像毛泽东这样的庞然大物说什么呢？谈谈周恩来，我觉得更容易些。我对他了解得更多些，跟他谈话和讨论问题的时间也更长些。我们的谈话是漫无止境的，从天亮一直谈到夕阳西下，谈话可持续数天，每年至少进行一次。1962年以来，总是我去中国与周恩来见面……他，简单地说，我钦佩他。

法：总统先生，所有这些人物为了获得权力，不得不进行了许多斗争，而您没有。

布：您错了，我达到现在这种地步也并非容易。我进过监狱，多次遇到过丧命的危险。阿尤布·汗和叶海亚·汗都试图杀害我，在我的食物里投入毒药，向我开枪。1968年发生过两次，1970年发生过一次。两年前，在桑加尔，叶海亚·汗派来的凶手向我射击达一小时之久。因掩护我，有一个人死去，另有数人受重伤……我不会忘记在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因为是富家子弟出身，而又要搞社会主义，所以谁也不相信你。你周围的朋友不相信你，相反，还开你的玩笑；穷苦人也没有那么开明，能相信你的诚意。对我来说，艰苦的事不是设法躲开子弹和毒药，而是要使不相信我的人能认真对待我。我一到人间就享有的特权没有使我向往阿拉丁的飞毯时代。要是我对政治没有这样的才能……

法：这种才能是怎样产生的？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布：我从少年时起就有这种才能。但是，如果我们想做精神分析家的话，那么，应该说，我的才能应归功于我的父母亲。我的父亲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可惜由于在几次选举中失败而过早地隐退了。他对政治有贵族式的、非常高贵的概念，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贵族，他谈论政治对我很有启发。他经常带我去拉尔卡纳游览，陪我参观古代的庙宇、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和我们文明的遗迹。他总是对我说，你瞧，政治就像建造一座庙宇和一所房子。或者对我说，政治就像作曲和写诗。他经常跟我谈论勃拉姆斯[17]、米开朗琪罗[18]……我的母亲则不一样。她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着魔似的关心他人的痛苦。她总是反复地对我说，要关心穷人，要帮助穷人，穷人应该继承土地等等。当我去美国时，我接受了她的教导，而且在我思想上生了根。我去美国是为了在伯克利大学读书，那里有一位伟大的国际法法学家。我想在这所大学里获得国际法学位。那时正是麦卡锡时期，搜捕共产党人。我的选择已经明显起来。为了躲开夕阳林荫大道上那些指甲涂着蔻丹的女孩子，我逃到了马克斯韦尔街，与黑人住在一起。一星期，一个月，我与他们相处得很好，因为他们很真诚，也懂得观察。一天，我在圣迭戈的一家旅馆竟得不到一间房间，因为我的皮肤是橄榄果式的，看上去像墨西哥人……啊！这件事教育了我。后来我从美国到了英国，那些年正发生阿尔及利亚问题。我立刻站到了阿尔及利亚人一边，但是我没有到唐宁街10号前去呼喊口号。也许因为我内心深处比较胆怯，我从不喜欢混杂在人群中闹事。我更喜欢进行书面论战或通过政治手段进行斗争。这样做更聪明、更精细、更有教养。

法：最后一个问题，总统先生，请原谅我的不礼貌，您认为您的政权能持续下去吗？

布：就这样说吧！我也可能明天就完蛋，但是我认为我比统治过巴基斯坦的其他任何人会持续得更长些。首先因为我很健康，精力充沛，我每天可以工作18小时，正如我现在做的那样。其次因为我还年轻，我才刚刚44岁，比甘地夫人年轻10岁。最后因为我明白我要干的事。我是第三世界唯一的一个尽管遭到两个大国的反对，但还是进入了政坛的领导人。1966年，美国和苏联看我倒霉都非常高兴。我所以能摆脱倒霉的处境，原因是我了解干这一行的基本准则。什么准则呢？啊！搞政治的人有时要装成傻子，让别人去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是聪明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灵活、轻巧的手指……您看到过鸟类在巢里孵卵的情景吗？搞政治的人就需要有足够轻巧、足够灵活的手指纡曲地伸入鸟巢，从身子下面把蛋一一取出，而不被鸟发现。

1972年4月于卡拉奇

[1]穆罕默德·齐亚·哈克（Muhammad Zia-ul-Haq, 1924—1988），1976年出任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1977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里·布托政府。1978年起任巴基斯坦总统。1988年因飞机爆炸遇难。

[2]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 1920—1975），孟加拉国总统。1949年参加组建人民联盟，曾任总书记和主席，主张东巴基斯坦自治。1971年被巴基斯坦当局以“叛国罪”逮捕。同年孟加拉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被缺席拥为总统。1972年获释后回国就职，后改任总理。1975年任总统兼国防部长。同年在军事政变中被杀。

[3]穆罕默德·阿尤布·汗（Muhammad Ayub Khan, 1907—1974），巴基斯坦总统。1951年任陆军总司令兼任国防部长。1958年发动政变，出任总统兼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1960和1965年两度当选为总统。1969年迫于国内形势，宣布把政权移交给陆军总司令叶海亚·汗。

[4]穆罕默德·叶海亚·汗（Muhammad Yahya Khan, 1917—1980），巴基斯坦总统。曾任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接替阿尤布·汗任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1970年巴基斯坦大选，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获胜。叶海亚·汗不予认可，动用武力镇压，导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孟加拉独立。1971年交出权力。

[5]马萨涅洛（Masaniello, 1620—1647），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渔夫，1647年那不勒斯人民起义的领袖。他在公共市场上鼓动同胞，反对当时占有该地的西班牙人的压迫，并怂恿他们起义，结果被起义者拥为那不勒斯的执政者，组织了人民军。后被西班牙总督派人暗杀。

[6]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 1916—2009），美国著名新闻主持人、记者。主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黄金档节目《晚间新闻》20年，以报道事实真相著称，曾被公众选为“美国最受信任的人”。

[7]埃塞俄比亚首都。

[8]尼禄（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 37—68），古罗马皇帝，历史上有名的暴君。54—68年在位。64年7月17日罗马城发生大火，后人普遍认为是尼禄指使人纵火，目的是为了扩建皇宫。

[9]指1970年11月12日袭击东巴基斯坦的博拉旋风。这次旋风风暴潮总共淹没了东巴基斯坦18%的土地，16个县沦为灾区，受灾人数1000万人，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另有10万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美元。

[10]蒂卡·汗（Tikka Khan, 1915—2002），巴基斯坦陆军上将。1971年3月任东巴基斯坦省省长、军事执行官。后曾任陆军参谋长、国防和国家安全国务部长、旁遮普省省长。

[11]指穆吉布·拉赫曼提出的主张东巴基斯坦自治的《六点纲领》。

[12]此为旧名，1977年改名为费萨拉巴德。

[13]《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奥斯卡·王尔德1891年创作的小说。画家霍华德为天生漂亮异常的道林·格雷画了一幅和真人一样大的肖像，道林·格雷希望那幅肖像能代替自己承担岁月和心灵的负担，而让自己永远保持青春貌美。一次他粗暴地对待了他所爱的女演员西比尔·文，回家后发现肖像上出现了残忍的表情，肖像已开始随着道林·格雷心灵的变化而变化。

[14]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拿破仑帝国的外交大臣，波旁王朝复辟后又任外交大臣。维也纳会议时率法国使团赴维也纳参加会议，为战败的法国争得了不少利益。

[15]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英国哲学家，是全面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基本思想的第一位作家。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许多主要哲学家。

[16]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作家、革命家。1831年建立青年意大利党，致力于意大利的统一。与加富尔、加里波第被称为意大利建国三杰。

[17]约翰奈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1897），德国作曲家，德国音乐史上最后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古典作曲家，被视为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时期的“复古”者。

[18]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师、画家和诗人，与达芬奇和拉斐尔并称“文艺复兴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