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让历史照亮未来

公元1664年，当时已是清朝康熙三年。

杭州。刑场。忽然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头梳明朝发式的人出现于众人面前。为首的，乃南明大臣张煌言。临刑前，他写下这样一首诗：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
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
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
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

"螳臂拦车"，一般皆比喻顽固不化者。但是，反抗民族奴役的张煌言们这种"姑留螳臂强当轮"的悲壮，恰恰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百死愁绝中勃勃不屈、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

他带血的头颅，为南明历史的惊叹号点上最后浓浓的顿点！

回顾那个崩溃的时代，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牺牲，都会被认作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随波逐流呢，又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于是，对于动荡、杀伐年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煎熬过程。

在"亡天下"的浅层忧虑和"失身家"的深层恐惧二重夹击下，明末清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面对一个即将完全倾覆的世界，惶恐之余，他们日益艰难地要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顺从恭卑地自暴自弃，心如止水地削发为僧，弃暴力而合作地加入"新朝"——人生的道路有那么多蜿蜒和歧路，出现在血染泥泞的中华大地之上。

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在屠刀声中，在马蹄之下，它们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思想，在火与铁面前，有时候是那样苍白。

衰落的年代里，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种艰难至极的选择。

明末清初的诗人阎尔梅这样叹息过："嗟夫！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几人乎？"这位曾向史可法表达过一定要为大明朝死节的诗人，这位自诩耿耿精忠的汉人，早于张煌言十三年，已经挈妇将雏投入清朝巡抚赵福星手下做幕僚。他为了衣食家口，早早地死心塌地为新政权服务。

这样的"聪明人"，在明末清初，不计其数。

但是，前有史可法，后有张煌言，皆可成为阎尔梅这种卑微生命里程中"疾风劲草"的样板。

"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横亘在明末士大夫精神门槛前的死亡深渊，那样黑沉，那样深不可测。人生的惰性和畏懦，也实在难以超越。他们要克服的，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而是累及身家性命的沉重肉身。于是，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冯铨、孙之獬们，这些病态的"清醒者"，确实能成为晚明士人的"表率"和"借口"。

文人士大夫内在的号称"坚韧"的精神意识，最终匍匐于外力的刀锋利刃之下。时代的解体，正是以这些"中坚"为攻破点开始。

即使如此，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是，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却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明末遗民杜撰，而是乾隆清政府《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

中华忠烈，真是不绝如缕。所有这些人，或为封疆大臣，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屈不挠，杀身成仁。

所以，史可法、高杰、夏完淳、陈子龙、张名振、瞿式耜、张同敞、张煌言，这样的系列人物，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内省的核心驱动力。

英雄们个人的牺牲精神和笑对死亡的大无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最宝贵的财富，并且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终极体验。

这种冒死不顾、为义殉身的宏大景象，极大拓展了作为伟大民族的想象力和视野，已经定格为统一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

希腊哲学家伊庇克泰图斯讲过："……伦理的力量，能够而且必将产生幸福、平安以及美好的感觉……只有一种途径能抵达幸福的彼岸，这就是超脱所有道德中立的价值观。"除了宗教以外，人性是无法超脱和超越的。战争中的红尘世界遍是陷阱与屠坑，肉身破灭与精神超越正是考验勇气和道德的最佳试金石。

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法逃遁的。大无畏的牺牲和求死渴望，成为永恒者光荣的涅槃。而眷恋贪生的依顺，成为变节者和贰臣的邪恶劫火。

可以想象，所有的南明殉国者，他们临终的思想状态皆是一种高尚的怜悯。在死亡面前，他们感受着幸存同胞、敌人、变节者的悲苦，俯视着芸芸众生的蝇营狗苟。那是一种怎样超越人类二元性的心如止水的状态啊。

所有的苦难和折磨，所有呼啸而至的白刃和炮石，在这种超脱凡俗的伟大精神面前，变得那样苍白无力。

精神的伟大，超越了苟活生存的微渺智力。

所以，明末清初那些反抗民族奴役的烈士，会永远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荣光。正因他们的存在，中华国家短暂的四分五裂，因停滞而产生的遍体鳞伤，甚至政权一时间的分崩离析，都能在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下得以愈合创伤。

一切的幻像背后，是我们坚不可摧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依凭的英雄个体，势必成为真正的不朽者和中华文明永恒的旗帜。

正因为仁人志士的示范，我们古老的帝国才没有成为霸业的化石，也没有沦落为中空的巨大历史残骸。

一个朝代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凤子龙孙被抛入了历史的深渊，但鲜活沸腾的灵魂，却从帝国死亡的躯体上腾然而起，引导我们进入更加光明的涅槃的另一端！

本部南明史，在少量涉及李自成、张献忠二人的评价部分方面，作者主要采用当时"官修"史书的资料。李自成内容的参考书目包括《崇祯长编》、《明亡述略》、《烈皇小识》、《槐国衣冠》、《赤眉寇略》、《大行骖乘》、《疆场裹革》、《甲申传信录》等时人笔记；张献忠内容部分的参考书目包括《蜀碧》、《鹿樵纪闻》、《蜀警录》、《墨堂丛语》、《圣教入川记》、《蜀龟鉴》、《蜀破镜》、《行朝录》、《甲申朝事小记》、《荒书》、《三垣笔记》、《客滇述》等时人笔记。作者观点与解放后主流史学界观点有所不同，或有偏颇之处，希望读者鉴察。 2007年8月18日

第一章 半明半灭大明朝崇祯帝的自杀和凤子龙孙的下场

公元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阴历三月十八日。

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

座中三人，一男二女，正郁郁饮酒。

男人三十多岁，身材中等，面容清秀，神色倦怠。他头戴乌纱折角向上的翼善冠，身穿明黄的盘领窄袖袍，前后及两肩，各织有晃人眼目的金盘龙，一条以金、琥珀、透犀镶嵌的玉带束于腰间，脚登皂皮靴。如此装束，非皇帝莫属。不错，此人，正是大明朝的崇祯皇帝。

在他对面，侧坐着两个女人。一位是皇后周氏，一位是贵妃袁氏。

两个女人皆是盛装。周皇后头戴双凤翊龙冠，冠上满缀金玉、珠宝和绝色翡翠，一金龙，二翠凤，口衔珠滴，摇摇颤颤。身上，她着真红大袖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绣着织金云霞龙纹，铺翠圈金，饰以珠玉坠子，华丽无比。袁贵妃头戴鸾凤冠，附以翠博山，大珠莹耀，花钗横斜。她也穿金绣鸾凤的真红大袖霞帔，红罗长裙，只是衣服的图案用织金及绣凤纹，不用明黄线，没有云龙纹。

难道是崇祯帝后贵妃的天地一家春欢饮吗？不，这是三个人的生死诀别时刻，他们正在喝断头酒！

北京城外，一整天下来，忽而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忽而冰雹雷电。但是，最震人耳目的，是城外李自成农民军震天的呐喊杀声和轰隆隆的攻城炮声，震耳欲聋。深处皇宫内殿，仍然能不时感受到剧烈的颤抖。

静默许久，崇祯帝尽饮一杯，瞠目对周皇后和袁贵妃说：“事已至此，只有一死！”

看到崇祯皇帝眼中的怪异凶光，娇小艳丽的袁贵妃顿时间惧从心起，鬼使神差一样，她忽然抛杯跳起，转身离席欲逃。

崇祯帝拔出腰间宝剑，趋身上前，一剑正捅袁贵妃后胸。美人顿时香消玉殒，血流遍地。

周皇后脸色煞白，不过，毕竟母仪天下多年，还能做到临危不慌。她慢慢站起，向崇祯帝深施一礼，低声说：“臣妾向陛下诀别！”言毕，未等崇祯帝开言，周皇后匆匆回到自己的坤宁宫。

国破家亡之际，这位大明朝皇后并无任何多余的言语，连遗言也没给宫女们留下一句，平静地以白绫上吊自杀。在她深沉的一声叹息过后，是颈骨断裂的可怕声音。

不久，已经有些醉意的崇祯帝摇摇晃晃赶到坤宁宫，望着吊在殿中的周皇后尸体，他忽然放声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十七年的皇帝生涯，对于崇祯皇帝来讲，只能用杜甫一句诗来概括：艰难苦恨繁霜鬓！

除诛杀魏忠贤一事略显崇祯帝的“英明神武”外，他继位后的每一步，几乎是步步皆错，一步一步带着他的大明国走向灭亡。

屋漏偏遭连夜雨——内忧外困下的崇祯帝

崇祯帝朱由检，是明光宗第五子。由于早年丧母，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可信赖的家人，他在童年所遭受的孤独感、被遗弃感、挫折感，决定了日后他成人之后那种猜疑、偏激、固执的性格。

崇祯帝惟一比他同父异母哥哥明熹宗强的，是他酷爱读书，从小一直受着正统的儒家教育。

继位后，崇祯帝药到病除，轻而易举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毒瘤。放松之余，骄矜之气溢满胸膛，他顿觉自己是个天纵英明的帝君。

自损栋梁——枉杀袁崇焕

登基之初，由于早闻其名，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命其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秋八月，袁崇焕入京觐见，在皇帝面前许诺五年之内可恢复全辽境土。崇祯帝更是闻言大悦。

崇祯二年（1629年）夏七月，袁崇焕至旅顺，杀掉了皮岛的明朝大将毛文龙。崇祯帝闻毛文龙被杀，登时大骇。如此方面镇将被杀，确实出乎意料。但由于当时正倚重袁崇焕，崇祯帝只得优旨褒答，认定他杀得好，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后来，这反而成为袁崇焕被杀的一条罪名：擅杀大将。

当时与后世，均有好事者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自剪羽翼，亲痛仇快。这些人往往以东江镇日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叛明降清为口实，认为皆是由于毛文龙之死引致。其实，袁崇焕杀毛文龙仅仅几个月，皇太极就从长城逾入内地，为此，袁崇焕急忙携军救援。

崇祯帝偏中皇太极“反间计”，自毁长城，杀掉了袁崇焕。如果袁崇焕不死，依他的指挥控制能力，东江镇兵将肯定会被打造成为一支恢复辽东的劲旅。而假如毛文龙不死，这个跋扈明将必定会叛明降清，日后也不会被附于袁崇焕传后，而肯定会被乾隆帝编入《贰臣传》。

毛文龙被杀三个月后，皇太极率兵绕过山海关，由蓟镇长城的长安、龙井关、洪山口毁边墙入侵，并攻占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

后金军忽然出现在北京城外，对北京展开围攻，即明人口中的“己巳虏变。”

乍闻后金军逼近京师，明廷震骇，立刻调诸路兵入京来援。袁崇焕闻讯，在先派出赵率教入援的同时，即刻率祖大寿等人急赴前线，步步为营，途经抚平、永平、迁安、丰润等诸城，皆留兵营守。

不久，明将赵率教战死消息传至，后金兵蜂拥而至。袁崇焕大惊，急引兵趋至北京城下，在广渠门外立营。虽然袁崇焕手中仅有不到两万人，但他们斗志高昂，数次与后金军交战，皆得胜而还（清人自己讲是“互有杀伤”）。

见袁崇焕营盘坚固，无隙可乘，一直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便欲施用“反间计”来除去袁崇焕。当时恰好营中有两个先前在城郊牧马厂被俘的明朝太监杨春、王德成在押，他遂命令汉人降将高鸿中与鲍承先两人趁黑坐在这两个明朝太监被困的营帐外，假装酒醉，放言说城内袁巡抚（袁崇焕）与大金有密议，准备里应外合。夜间，哨兵故意纵两个太监逃脱。

这两人一回城，像兔子一样跳到崇祯帝面前，把这件“天大的秘密”讲与皇帝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竟然上了皇太极这种最简单诡计的当，很快就派人逮捕了袁崇焕，打入诏狱严刑拷打审问。

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为此惊惶至极，出城后即拥兵向辽西奔逃。幸亏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召唤祖大寿，他当时才没有叛变。

由于山海关、宁锦一线仍在明朝掌握中，加之后来的孙承宗御敌有方，皇太极只得率兵退走。北京有惊无险。

后金退兵后，明廷开始审查袁崇焕一案。

当时，大学士钱龙锡持正，得罪了不少暗藏的阉党成员。阉党王永光时为吏部尚书，引其同党御史高捷等人猛烈攻击袁崇焕，诬称他暗中与后金议和，擅杀毛文龙，引清兵入口。这些阉党本意是想以袁崇焕兴起一件新的大“逆案”，顺便攀引钱龙锡，于是，他们大造舆论，讲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由钱龙锡主使。

最终，袁崇焕本人被判凌迟，其兄弟妻子长流三千里，抄其家产归公。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袁崇焕被剐于北京闹市。

袁崇焕被杀，乃是天大的冤案，但不少无知的北京市民却信以为真，恨极了这个引狼入室的袁巡抚，纷纷上前高声责骂，甚至生食这位耿耿精忠的烈士身上之肉。

千刀万剐，明朝就是这样对待袁崇焕这样一个大忠臣。

被杀前，袁崇焕作《临刑口占》，依旧对大明朝忠心耿耿：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

大英雄被剐之时，紧咬牙关，欲哭无泪，只能仰望苍天，让冤报叹息回荡于自己的胸腔之中！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祯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极反间计，甚至连入清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张岱（写《陶庵梦忆》那位），也在书中把袁崇焕列为明朝逆臣。最终为袁崇焕“平反”的，竟然是“鞑子”皇帝乾隆。这真是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如果罗贯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三国演义》多少年后被后金的首领皇太极当作“兵书”来使，以“蒋干盗书”为原型让崇祯杀掉大明顶梁柱袁崇焕，罗老先生肯定会在地下愤怒高呼不已。

遍地烽烟——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从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而自嘉靖帝（世宗）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神宗）变本加厉，天启帝（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兵校。军纪败坏，索饷哗变，几乎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的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明朝正规官军如果认真加以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中，不少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声势渐炽，首领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的造反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后来的“大西王”张献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的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油子。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革命”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虽然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本人并非农民，而是一个下岗驿卒，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制度原本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官家”的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只有一至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消新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的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关于“闯将”的名号，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他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是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来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之人越来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

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

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转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农民军的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干部”，“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予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农民军首领，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革命”，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有的也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不见立马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剿杀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农民军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级，陕西境内，一时间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当崇祯朝臣尽力镇压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皇太极在东北地区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往后退缩。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进行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扬长而去。

狂龙入海不回头——崇祯帝轻信农民军“投降”的后患

见陕西境内消停一些，明廷便下令给临洮总兵曹文诏，让他带统陕西、山西诸将，去山西剿农民军。曹文诏手下兵不多，只有近四千人，立刻从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过黄河，率先击杀蒲州、河津一带的农民军。

到崇祯六年冬，从各地调至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围剿官军人数，已达三万多。一直号称“英明”的崇祯帝，此时也走他前任的老路，派出不少没老二的太监公公到各部队当监军。

明末农民军之所以被蔑称为“流贼”，就是因为这些人善于四处游走，东打一下西杀一下，让官军四顾不暇。但华北地区多为大平原，叛乱者们无险可据，无山可藏。官军势大，进攻不懈。最后，大部分农民军被压迫于河南界内的黄河以北地区不能动弹。

见突围无望，年底隆冬时分，“闯塌天”、“满天飞”、张妙手以及李自成等人，佯称要投降，向京营总兵王朴递信。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大喜，立刻制止各部官军的围剿，向朝廷上报了六十多名即将接受“招安”的“降贼”名单，自认为兵不血刃，已经立下奇功。

“投降”名单上人名很有意思，有的像是《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诨名，有的像是《智取威虎山》里匪徒的绰号：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当为混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锁（当为关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南营八大王、胡爪、哄世王（当作混世王）、一块云、乱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哄天王（当作混天王）、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光玉）、高小溪、扫地王、整齐王、五条龙、五阎王、邢闯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杆、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当系射塌天李万庆）、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千奇百怪的人名，共计六十一名。

明军放松警惕后，不少兵卒还与即将“投降”的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里军靴、棉衣、兵器等物卖与对方。

数名农民军头领暗中早有串联，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休整一番。然后，他们吃饱喝足，趁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黄河封冻之机，纵马狂奔，整部整部地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忽喇喇出现在中原大地。

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镇压的经验，中原平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犹如水银泻地一样，四处窜击，不仅席卷河南全境，而且在周遭的安徽、四川、湖广等地均处处开花。由此，局部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明朝政府全面的祸患。

特别是河南连年大旱，当地人活不下去，见当“贼”能吃饱饭继续存活，不少人纷纷入伙，农民军军势益炽。

于是，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部进入卢氏山区，与当地偷掘矿藏的“矿贼”合伙，直下湖广，连破襄阳、上津、房县等地，如入无人之境。而“扫地王”、“满天星”、“横行狼”等人西入武关，连陷山阳、镇安等地，然后北上雒南，杀向西安。待洪承畴率军来截杀时，他们南下四川，攻城略地。横行数月，农民军主力最终大多回到了陕西。

为了统一事权，明廷任命陈奇瑜总督五省军务（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他在河南陕州会师后，统军南下，打得在均县、竹山一带活动的张献忠、李自成等部纷纷退却，转往陕西。

大部农民军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下，误入汉中栈道险地车厢峡。由于两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农民军弩解刀锈，衣甲多日不干，缺粮少食，几乎丧失基本战斗力。如果明军趁势进攻，这几万人只有等着挨宰的份儿。

情急之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齐集商议，各自拿出先前抢掠的金宝，运了几十匹骡马，送入陈奇瑜营中遍贿明军上下军官。在左右力保下，陈奇瑜答应用抚招降，准备接受农民军的“投降”。

由于朝中兵部尚书张凤翼也主抚，崇祯皇帝信之，下诏招安。结果，陈奇瑜派出明军小头目，一对一百，对“投降”农民军登记整编，准备尽遣这些人回乡安置。

眼见大伙都成“良民”了，明军松懈，捧着农民军方面“孝敬”的大酒罐痛饮，搂肩搭背互诉衷肠，都表示不打仗好。结果，一夜之间，农民军在统一布置下忽然翻脸，尽杀安抚官（一百杀一个，太容易），夺马夺兵器后四处出击，立呈燎原之态。

可见，明政府对农民军“伪降”、“诈降”一直没有充分的警惕性，使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诸部农民军脱险后，自汉中逸出，回奔陕西、甘肃攻掠。

崇祯帝大怒，撤掉陈奇瑜，改任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务。

屋漏偏逢连夜雨，明军西宁士兵哗变，洪承畴不得不首先处理西宁军变。等他回来时，“流贼”们都东奔入河南。

农民军在河南集结后，共七十二营三十万左右的队伍，各推首领，于荥阳大会，商议共拒官军事宜。

崇祯八年初，过了一个肥年的农民军主力由河南汝宁入安徽，攻克颍州后，直杀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

凤阳是明朝“祖陵”所在，一直没敢建城墙，怕压住龙脉。结果，正月十五元宵节，农民军蜂拥而至，杀掉当地守军数千，并派人挖掘了明帝的“祖坟”（其实朱元璋父母早就被丢于乱坟岗，皇陵仅是象征性建筑）。然后，龙兴寺和皇陵宫殿均被农民军一把火烧成白地。

祖陵被掘，崇祯帝气得发疯，在下“罪己诏”的同时，杀掉凤阳巡抚等多名高官。然后，他调集七八万大军，发足军饷，命令洪承畴在半年内一定要消灭掉所有农民军主力。

恰恰是在凤阳，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结下梁子，从此分道扬镳——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酒，张献忠就让这些小阉人为他吹吹打打，以乐佐酒。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老张索要。老张先是不给，李自成固请，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老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再让兵士把小宦者送给李自成。

李自成追问乐器下落，回言张大王已经砸毁。一怒之下，李自成持剑，把十二个小阉人均捅死，以泄胸中愤恨。由此，李、张二人失和。

崇祯帝要半年内平灭农民军，说来容易做起难。各路农民军返回秦地，饥民纷纷相从，规模几近二百万人。

李自成率部坚持在陕西发展，并在进攻甘肃真宁（正宁）时杀掉明军猛将曹文诏，给予诸路明军以极大的精神打击；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等人吃尽当地粮食后，又从陕西东出潼关杀回河南。

眼见洪承畴一个人忙不过来，明廷只得让湖广巡抚卢象升协助，让他剿东南，洪承畴专剿西北。

高迎祥、张献忠等人东下安徽，对滁州展开围攻，卢象升立刻领兵去救，但扑了个空。

农民军在密县、登封一带与官军交手得利后，复回陕西。洪承畴本来在甘肃打得李自成等人喘不过气来，正要集中兵力予以消灭时，明军驻宁夏固原的政府军因缺饷发生兵变，洪承畴只得赶过去救火。李自成逃得性命，奔回陕西老家。

沮丧之余，明廷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崇祯九年夏末，在孙传庭、洪承畴两部明军的围堵下，“闯王”高迎祥在周至被生俘。明廷立刻派人把他押解北京，凌迟处死。

高迎祥之死，对农民军打击很大，张妙手、“蝎子块”等头目纷纷乞降。这次，他们是真正投降。可笑的是，明廷为免蹈前车之覆辙，几个农民军头目投降不久，均被交付各部官军斩首。

李自成方面，在米脂、绥德一带休整后，本来想渡河进入山西，见明军有备，他只得率部西行，在宁夏、甘肃一带活动。

崇祯九年初，李自成与十余支农民军联手，从秦州出发，想攻取汉中。但明朝总兵曹变蛟早已设伏，把农民军击得大败。

见入汉中不成，李自成便转头进攻四川，攻破广元后，连克数十州县，所向披靡。见明朝政府军云集川地围堵自己，李自成出四川往北，杀入甘肃境内。

在崇祯九年（1636年）明廷狼奔豕突追截堵杀农民军时，东北的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

拜天大典上，朝鲜使臣罗德宪、李科二人反感这些“鞑子”们的仪式，站立不拜。皇太极大怒，但他并未杀人，而是在打发二人回国时撂下一句话：“尔国王若知逆顺，当送子弟于我国为人质。不然的话，我必兴兵，直到把尔国打服为止。”

在动手击朝鲜之前，夏五月，皇太极先派十四弟多尔衮等人率十万大军第三次深入明朝腹地，并明示此次进攻目的只在抢掠明朝京畿地区，抢人掠物为主，不计城池得失。

明廷以为清军会从山西入京，岂料清军选择延庆，入居庸关后，杀入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这位酷爱做木工活的皇帝估计在阴间也找不到木头做家具了）。

清军数月之间遍掠畿内，五十六战皆捷，俘掠人畜二十万，于秋九月从冷口从容退军，并派人在塞上砍去树皮，以墨写上“各官免送”，羞辱胆怯的明朝军将。

同年秋，皇太极自统大军跨过鸭绿江，对朝鲜展开大攻势。九月十日，清军挥师渡江，攻陷义州，一路势如破竹，十四日已攻破平壤，国王逃出汉城，三十日，清军占领汉阳。

身在南汉山城的朝鲜国王无奈，在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只得亲自出城入清军军营投降，正式向皇太极称臣，答应如下几项条件：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质子，常年呆在沈阳；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

还好，皇太极并未杀王灭国，订立誓约后即于二月二日撤兵，朝鲜国王率群臣跪送。

由此，清朝再不用担心朝鲜反复，还可从这里征调人力、物力以对付明朝。

错把懦羊当猛虎——崇祯帝误用杨嗣昌按倒葫芦又起瓢

崇祯帝深感朝中无干事能臣。挑来选去，他选中了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听这名字就不祥），武陵人（今湖南常德）。此人系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不是别人，正是崇祯初年力主抚议最后被革职下狱的杨鹤。

崇祯七年，杨嗣昌任宣大总督，由于自诩知兵，他向崇祯帝上奏不少条陈，有一些确实管用，比如官方开矿招工以瓦解私矿矿徒造反等等。由于其父杨鹤病死，杨嗣昌丁忧在家。丁父忧刚要满期，其母又死。这时，崇祯帝见兵部尚书一职空缺（原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就诏起杨嗣昌“夺情”视事。

这位杨爷进士出身，工笔札，有口辩，在崇祯帝面前朗朗开言，天文地理五行兵书无所不通，确实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对，君臣二人都会密谈良久，崇祯皇帝常常慨叹：“恨用卿晚！”

面对当时“贼”满天下的局面以及清廷虎视眈眈的威胁，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于剿杀农民军的策略，他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让“流贼”插翅难逃。

凭公而论，杨嗣昌的战略在理论上没什么漏洞，但坏就坏在纸上谈兵。而且，明朝各地将领、官员的执行是否到位，也是检验这种策略的“法宝”。

要实现“十面之网”打大仗，必然要有钱，因为“十面之网”需要增兵十余万。有兵，就要有饷，饷银哪里来？崇祯皇帝已经明确告诉他：“内帑空虚”，大内无钱。这样，就只有把饷银进行摊派和转嫁。

如果是按以前卢象升的建议实行“因粮”（即田多的地主应该多交粮），不算是坏事。要命的是，杨嗣昌病急乱投医，他改“因粮”为“均输”，即平摊在一般百姓身上。如此一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使得无数本来就活不下去的“良民”，铁下心加入“流贼”队伍。

崇祯用杨嗣昌是错，而这杨嗣昌用人更是错。他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

熊文灿乃大言虚妄之人，在其福建任上，专以金银财宝实施“买通”的安抚政策，招降海盗郑芝龙等人，然后“以贼杀贼”，依赖郑芝龙之力平定闽地的海贼。两广总督任内，他还是依恃郑芝龙，平灭了大海盗刘香。

由于在闽广之地为官日久，熊文灿手中奇珍异宝无数，拿出不少送入京中权门贵府，企盼自己能久镇岭南，坐享一方富贵。

其间，崇祯帝怀疑海盗头子刘香不是真死，就派太监以采买货物为名前往广东察验虚实，同时观察熊文灿为人。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公公到后，熊文灿金山银山地招呼，留饮十日，极尽奉承巴结。特派员公公高兴，言及中原“流贼”方炽。当时老熊喝多了酒，拍案大骂：“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前去，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

大公公闻言大喜，起身拱手：“我来此地非为采买货物，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熊公有当世大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

熊文灿吓得一下酒醒，傻眼了，后悔得要打自己的嘴巴，情急之下，他马上凑弄出自己去中原剿贼的“五难四不可”。

大公公也乐，说：“熊公您甭推辞了，我回去入禀皇上，倘若陛下有意，您也不能推辞大任。”

崇祯帝知道此事，就问杨嗣昌。杨嗣昌立刻推荐，说熊文灿绝对是人才。其实，杨嗣昌对老熊为人一无所知，他在朝中的好友姚明恭与熊文灿是姻亲，劝他把老熊当成心腹助手来用，故而有此推荐。

于是，明廷诏下，拜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熊“总理”得诏后，闻知明将左良玉兵精，立刻调其六千精兵为自己贴身护军，又招募广东当地人两千多名，携“高科技”火器赴任。

过庐山时，熊文灿见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隐。大和尚劝他说：“流贼不同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用。如果师出不胜，性命不保。”

熊文灿悔得肠子发青，却只能硬头皮前行。

左良玉乃桀骜宿将，其下属与广东兵说话如鸡同鸭讲，天天边走边互骂殴击，乱成一团。不得已，熊文灿只得打发粤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听他指挥。杨嗣昌知道情况后，另调五千边兵归熊文灿调度。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拍胸脯说：“三月平贼。”他自己确实卖力，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有才略有勇气，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几乎全歼农民军主力。

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只有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农民军势大，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

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寇”，可谓千载一时。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总理”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

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庠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几乎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送给熊文灿大笔奇珍异宝“孝敬”。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于是，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粮，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表示投降。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待处理”。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特别是张献忠最富心机，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斡旋下，张献忠得地，得官，得关防。罗汝才（绰号“曹操”）在房县倒没有索饷，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战时编制，只是暂时不打官军不掠民财而已。

一直杀气腾腾搞“十面三网”杀绝农民军的杨嗣昌，看主子崇祯皇帝脸色，也附和起熊文灿主抚招降。当时，也有头脑清醒的地方官如郧阳抚治戴东渂密奏，希望朝廷下令让农民军缴械，然后乘机剿杀，以绝后患。对此建议，崇祯朝廷未尝不想。但边警忽起，皇太极的清兵嗷嗷而至，明廷一时间顾不过来，没有认真对付这些闭齿似瞑的群狼。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极擅用兵的皇太极自己统领一军在大凌河一带做出大举进攻状，把不少明军牵制在自己附近。同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托以及多尔衮率领下，分成数队，远攻明朝内地。

岳托一军直奔密云，破边墙而入。依理讲，密云的墙子岭长城隘口十分险峻，但守此处的明朝总兵吴国俊正给派来军中当“监军”的邓公公过生日，兵将们大多正排队叩头祝寿，痛饮寿酒。清兵来袭，明守军猝不及防，故而任由辫子兵们一鼓作气杀入长城以内。多尔衮所部进展也顺利，在青山关口破墙而入。两部清军于通州会师，弃北京不攻，到涿州后再分成数部自北而南，在华北平原上纵情驰骋蹂躏。

崇祯帝赶忙下令京师戒严，命令各地人马赶来勤王。

清军此次来，算起来已经是第四次入口侵掠。此次防御作战的重任，落在了宣大总督卢象升身上。

卢象升，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虽然文士出身，但这位白皙颀长的俊雅男子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乃真正的文武全才。自崇祯六年开始，卢象升以按察使身份在山西等地“讨贼”，屡立战功，成为农民军最惧与之交战的方面大帅。清军入口时，卢象升正丁父忧，闻难奉诏，穿孝服督师。

听闻朝内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主持与清廷和议，卢象升痛心疾首，入京见崇祯帝慷慨主战。心中无底的青年皇帝闻此，为之色动心壮，发内帑万金犒军，支持他与清军正面交战。

由于主和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阻挠，卢象升的军事计划多不得实现。他当时名义上是总督“天下援兵”，其实手中不过一万多兵马。由于不久陈新甲（原宣府巡抚，也被“夺情”视事。此时恰好杨嗣昌、卢象升、陈新甲三位重臣，皆是孝服在身，其兆不祥）又至昌平，卢象升只能又分兵马与他，这使得自己军力更单薄。

面对汹汹而来的清军，卢象升主张合集数路援军，齐锐共击清军，崇祯帝不纳。无援无饷之下，卢象升手下只有几千疲卒，在巨鹿附近屯兵。

畿南三郡父老闻言，苦请他召集民兵，休整再战。卢象升感泣：“自从我与流贼相战，数十百战未尝败绩。今手下仅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加之食尽力穷，死在旦夕！死则死尔，为国为民，我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乡野村民闻言，哭声雷动，纷纷捐出家中仅存的口粮给卢象升当军粮。

阴历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至贾庄。当时，太监高起潜拥关宁铁骑重兵在五十里以外的鸡泽（地名），卢象升派人求援，高公公怯战不应。

卢象升行至蒿水桥，突遇大队清兵，双方遂战。从半夜战至天明，清军铁骑数万，里三层外三层把卢象升几千明军包围。卢象升指挥兵士，拼死力战。“自辰迄未（六个小时），炮尽矢穷”，最终明军士兵皆战死，惟剩卢象升一人，身中数创，仍旧手提三尺剑，亲手杀掉数十清兵。刀剑矛枪之下，卢象升壮烈殉国。

对于如此战场牺牲的大明烈士，太监高起潜逃回城后，竟掩盖他的英勇战死的事迹。杨嗣昌小人，也想上报“下落不明”来阴构卢象升“临阵逃脱”。最终，当地父老寻得大英雄尸身，杨嗣昌竟然连扣了八十多天，不验尸，不上报，仇及死人，真是奸刻大阴。

卢象升殉国时，年仅三十九岁。其后，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可谓一门忠烈。

清军大掠河北后，呼啸奔驰至山东，四处杀掠，并攻陷坚城济南，生俘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清军在济南展开大屠杀，近十六万人被杀，整个城市被抢个精空。

这时候，各地的明朝勤王军已有十来万人，由大学士刘宇亮以及陈新甲统领。明军人虽众，但他们怯生生一路尾随清军，根本不敢进攻。

转年二月，多尔衮等人携无数金银财物及数十万被掳汉民、牲畜，自天津渡水还东北。明将皆远远观望，没有一部敢于趁清军半渡运河时出击，眼睁睁看着清兵满载而去。

此次冀鲁侵掠，清军克七十多座城池，杀明官明将一百多人，生擒德王等宗室三人，平民被杀二十多万。

此后，崇祯十五年深秋，松锦大战后清军又攻掠了山东一次，杀掉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清军转战八月有多，俘汉民近四十万，掠财物无数，饱抢而归。这第五次入口杀掠，也是清军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掠扰。

杨嗣昌柄权以来，丧师丢地，言官为此上章弹劾。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认为是他本人亲自擢用杨嗣昌，听不得异议，贬逐上书言官。同时，他对这位书生臣子宠眷不衰，让他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追究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

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饱掠而去，明廷稍稍松了口气。杨嗣昌不闲着，于崇祯十二年初出主意，欲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崇祯皇帝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是一年的暂征，现在根本未停，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两银子真正用于“练兵”。

更坏的后果是，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农民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猾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令朝廷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如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老熊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搧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

杨嗣昌人精，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老熊以烘衬自己无过）。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他的“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当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老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

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达襄阳城。

阴历八月二十九日，杨嗣昌在襄阳建大本营。十月初一，大誓三军，湖广巡抚方孔诏、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咸来拜见听命。

由于左良玉言辞慷慨，能言善论，杨嗣昌对这个武夫很是欣赏，上疏崇祯帝准备专门让他挂“平贼将军印”，予以殊荣，一来可以以将制将，二来卖好弄人情，让左良玉这块料日后为自己卖命。

左良玉得到崇祯皇帝从大内发出的“平贼将军”印，如打了强心针一般，出奇地卖命，不听从杨嗣昌让他把主力集结于兴安（陕西安康）一带的命令，集合生力军从渔渡直入四川，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老张本人的家眷七人也被官军活捉。

张献忠一败再败，一个月后，他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其左右营将率两千多人投降。仓皇之下，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像大猩猩一样以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

杨嗣昌闻报，也来了精神，死催左良玉“宜将剩勇追穷寇”，让他一举歼绝张献忠残部。然而，悍将左良玉，自恃有智有功，根本不听调遣，高卧营帐，再不肯派兵穷搜山林密谷。

杨嗣昌狭隘小人，立刻写信给当时朝中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以陕西总兵贺人龙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此印很有威力，谁挂此印谁就可以“总统诸部”，平级的将官也要听挂印人指挥。崇祯帝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下诏照准。

但杨嗣昌胸无主骨，觉得临阵易将是战争大忌，很快就又改变主意，上报朝廷要求收回成命。这一来，他把两个人都得罪：左良玉恨他有夺印之心，贺人龙恨他说话不算空放屁。

如此之后，兵将与统帅各携贰心，谁都不卖力征剿。张献忠终于得逃性命，遁至湖北一带躲藏起来。

崇祯十三年，连遭大败的罗汝才（曹操）与张献忠残兵会合，商议过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觉得湖北官军云集，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

杨嗣昌得报，立刻发文让四川方国安部官军“迎头痛击”这两股人数仅三四千的农民军。但是，农民军脚快，先于方国安部下渡过昌江。当时，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之多，全都龟缩于山顶，避敌不战，张献忠、罗汝才军得以从容入川。

本来，杨嗣昌原有计划是驱敌入川，他以为蜀地峻山险壑，农民军被逼入后可以陷入死境。岂料，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入川后反而如鱼得水，更加势盛。四川处处陷没，农民军之势大炽，川抚邵捷春及陕西总督郑崇俭充当替罪羊，一个被杀头，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劫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士气高昂，他们于崇祯十四年年底，拖着数部官军转来绕去玩了好久之后，准备掉头再入湖广。

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求功心切，他不顾手下兵疲将惰，挥军进攻。结果，官军大败，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没于阵。

左良玉由于深恨杨嗣昌，完全不听命，本来他应该出湖北郧阳入川堵住农民军，但他却指挥部下军队向陕西兴安开进，故意避开张献忠。农民军乘胜，出夔门经巫山重回湖北。

张献忠部农民军急行军抵襄阳后，获知襄阳城内防守军人数很少，就精选二十骑化装成官军模样，持从明军处缴得的符信进入襄阳。

阴历二月初四夜间，这二十个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大呼喊杀，先前埋伏于城内的百十号人乘势而起，四处纵火，襄阳城内火光冲天。城内大乱惊扰，城外农民军大部队从洞开无人守备的城门一涌而入，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城，一夕即为张献忠所有。其间军资储备堆如山积，至此全部成为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仓猝不及战，一时间解甲投降。

张献忠在宏伟壮丽的襄阳王宫踞坐，唤人把已经吓得软成一滩泥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至堂上，自己亲自斟满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座位，说：“王爷，我其实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想杀杨嗣昌。此人远在蜀地，我一时杀他不得，只能借您项上人头一用，杨嗣昌就会因犯‘陷藩’之罪被杀。王爷走好，请尽饮此酒。”襄阳王哆哆嗦嗦端过酒杯，刚低头欲饮，张献忠抽出钢刀，猛挥之下，王爷身首异处。然后，张献忠从兵士手中接过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阳王府烧成白地。

望着漫天大火，张献忠下令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府中所有男女眷属，尽掠宫女为营妓。为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前开库，放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

在此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刚刚杀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曾经几乎夺了明光宗朱常洛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大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毕竟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内有数百明兵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上，准备献城投降。

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谕解。哗变士兵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动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

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陷落。王胤昌见势不妙，掉转马头就跑（崇祯帝把他逮捕，凌迟于市）。

巨胖的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别人逃得了，福王没有这福分。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半路，正遇被执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吕尚书骂声不绝，坦然就死。

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李自成也笑，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口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

洛阳、襄阳连陷，二王被杀，身在湖北沙市督军的杨嗣昌惊悸异常，畏罪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四。 《明史》中记载，杨嗣昌是“不食而死”，又有笔记讲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确切。失陷两藩，他自知再无生路，只能一死了之。其实，杨嗣昌不可谓不勤奋，但属干吏小才，行事过于繁琐，一切军情大小事情均亲自料理，千里待报，坐失机会。他掌兵柄数年间，陷卢象升于死，排压孙传庭，挤兑洪承畴，加饷残民，实际上自绝明朝国脉。事闻朝廷，崇祯帝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还以“剿贼功”追赠他为太子太傅。

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弃，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用棺木焚烧。

占据襄阳，奇袭侥幸。张献忠爽过一把后，生怕郧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明军来攻，便在大肆劫掠焚烧后即涉汉水而东，打下光州（河南潢川）后，折入湖北克随州。接着，他率部窜至信阳一带。

左良玉率军入河南追剿，张献忠部乘机杀至郧阳。而罗汝才部在河南没动，与李自成联军，改换门庭。张献忠失去一条有力臂膀，军力大减，不久在信阳遭遇老对手左良玉部，交手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从前在荥阳大会时与李自成有过节，张献忠不敢去投李自成，转去安徽劫掠，与“革里眼”等部联手。攻掠庐州和无为州之后，“革里眼”等人向河南开拔投奔李自成，张献忠只得准备重入湖北。但潜山一战，他被明将黄得功击败，一时龟缩在原地不敢动弹。

由于李自成忽然在湖北孝感、汉阳等地大败官军，左良玉部逃至池州（安徽贵池），这给予了张献忠一个好机会。他即刻率军从潜山出发，一直向西挺进，连克黄梅、蕲州，并在攻破蕲水后杀掉了寄住在那里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老张真是狠心，当年他假投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老熊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今日恩将仇报，杀了从前主张招抚他的老熊全家，一个不剩。

至崇祯十六年夏，张献忠一举攻下重镇武昌，杀掉了宗藩楚王。楚王朱华奎也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千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那么多金银，大发叹息：“这朱老头真是愚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把大胡子老王爷扔入水中淹死。

在武昌，张献忠把所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青壮男子简选为兵，把漂亮年轻妇女挑出送入军营，然后大开杀戒，在武昌城内屠戮。

占据武昌后，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由于李自成军队已经据有汉阳，张献忠知道自己打不过老李，不久就率主力杀向湖南，全取湖南，并向江西发展。

东北方面，明朝又遭到了松锦大战的惨败。

清军数次入口，大肆劫掠，掳人夺财杀人虽多，土地却基本一块未得，天气一热就退回关外。为此，“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太极与大群满洲贵族不着急，其手下如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人降官降将却忧心忡忡，深觉清朝偏隅一方当土皇帝没出路，应杀入中原推倒明朝为正统，这样一来，这些降官降将们也好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

大约在1640年（崇祯十三年），降清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献“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捣北京，割据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广宁，稳步夺取宁锦土地。

此时，由于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也被清军击败，漠南蒙古尽属于己，皇太极更无后顾之忧。皇太极思前想后，最终决定采用张存仁的最后一策：夺取宁锦。

北京的崇祯皇帝听说皇太极又有动静，立命蓟辽总督洪承畴赶紧出关前往锦州。本来，洪承畴一直在陕西等地与农民军作战，由于他极富韬略，陕西巡抚孙传庭又与他合作，在崇祯十一年屡战屡胜，曾一度把李自成等军几乎赶尽杀绝。但是，由于受杨嗣昌排挤，他在崇祯十二年被外派为蓟辽总督，战争对手由农民军变成了清军。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明军大败，约六万人被杀，只有三万残兵逃回关内。可称的是，大战过后，清兵随后三日搜杀，明军残兵大多视死如归，基本无投降者。据被皇太极当作人质带在自己身边的朝鲜世子回忆：“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和者。（他们）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将领）不中箭，不失礼敬，死而后已……汉兵（明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分兵出送，取此丧败，气挫势穷”。

而后，清军在进围杏山的同时，把松山围成铁桶一般。

洪承畴坚持数月，一直到转年正月（崇祯十五年），城内食尽，结果，二月十八日，守城的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忽然率兵把洪承畴等人活捉，然后开门献城。

当时，皇太极已回沈阳。闻胜讯后，他即刻下令，将洪承畴押解沈阳，其余明将，包括曹变蛟、王廷臣以及明军守城官校及兵卒，近一万二千余人，全部就地处决，平毁松山城。

松山大战中，丧亡的将士皆是明朝边地百战精兵，可称是最精锐的军队，均在此役中赔光。

至于洪承畴，刚刚被俘时确实大骂不屈，只求速死。所以，明廷在北京还为他立祠纪念，以为他已经壮烈殉国。到沈阳后，不知为什么，这位崇祯皇帝的信臣腰一软，决定投降，剃发后穿满服跪于殿外向皇太极乞罪，叩头不止。随即，他被编入镶黄旗汉军。但是，终皇太极之世，洪承畴并未被重用，形同软禁。 《清史稿》中讲，皇太极亲自入洪承畴囚室，解自己身上貂裘为他披上，耐心温言劝降，其实子虚乌有，乃《清史稿》写作者抄袭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的内容。至于说皇太极派庄妃色诱洪承畴，完全是《清史演义》等小说中的瞎编，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洪承畴本人在皇太极活着那段时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更甭提替清帝出谋划策了。他的作用，是日后多尔衮信用他，才日益显出这名降臣走狗的重要性。

不战不和——与清廷犹豫不决的和议

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不然，清军虽然大胜，但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以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旗息鼓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清朝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稳守“传统”，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原先的女真民族（满）崇尚之弓马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基本上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朱明王朝是推翻元朝异族政权而定国，民族意识一直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与“蛮夷”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与后金假装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被作为一大罪状：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谁讲“和议”，谁就是卖国贼。

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是一天紧过一天。那一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死。年底，开封被农民军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但是，作为皇帝本人，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清廷议和，攘外必先安内，谁都清楚，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作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既可不负责任，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退身进步的借口。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一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自居，目清廷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其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坚城均落入清军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以，待马绍愉一行到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阴历五月十四日。那时候，洪承畴、祖大寿作为清人“阶下囚”，也在沈阳。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认同而重视，而上窜下跳反对最欢的当属汉人降官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轻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可见，这些降臣的大阴之心，比他们的满洲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不这样想，他认定自己应坚守东北为国，并不惜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天朝”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至于“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从这些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对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出这些钱绰绰有余，基本就是先前“赏赐”明朝各边蒙古人的数目。如今，清廷已经遍服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顺水人情，把这笔开支换个收家而已。

为表礼敬，明使马绍愉出关，清廷官员隆重欢送，宴饮极欢。

马绍愉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清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密报人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仔细阅后，思虑重重，把密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陈新甲家僮很勤快，见那封密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

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

崇祯帝甫听消息，内心极恼，他还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在隐忍一段时间后，他就附和众议，严旨切责陈新甲。如果这位老陈懂事，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揽，声称责任完全是在于自己一个人，保命肯定没问题。由此，他大可以自己回家优游山林。当然，官是保不了。但陈新甲此时特较真，认为自己受皇帝面授机宜，当然不会承受“卖国”之罪。郁闷之下，他洋洋洒洒万言敷陈，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的敕谕中言辞，拉着皇帝这棵救命大树不放。

最爱面子的崇祯帝忍无可忍，亲下谕旨，把陈新甲在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全安在他名下。最后，归结一个字：斩！

杀陈新甲，自然明清之间的和议便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它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惟一历史机会。

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

假使陈新甲的家僮懒一点或是拉肚子，没有把那份和议的密报当“塘报”抄出去，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历史机会的一再丧失，明朝，不能不亡！

势如破竹进皇城——李自成的“成功”路径

路径一：河南、湖广的攻取之路

李自成在洛阳把福王朱常洵烹杀，大军吃过“福禄宴”，休整数日，就提兵进袭开封。

由于明朝河南巡抚李仙风当时正在怀庆地区攻打“流贼”，开封守将也因洛阳告急领兵外出，致使开封城内城守力量薄弱。李自成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自领三万精兵，急行军三天三夜，准备以突袭方式攻克开封。

开封的周王倒不财迷吝啬，他在拿出五十万两白银犒军赈民的同时，发榜表示说，“民众有能出城斩贼一首的，赏银五十两”。重赏之下出勇夫，兵民踊跃，争相出城奋击。李自成军大惧，退避数舍。此时，出援洛阳的官军及时赶回，开封终于免于被攻陷。

李自成不死心，亲自骑马到城下观察地形。城上官军发箭，有一箭正射入李自成左眼，镞深入骨，差点把这位农民军头领射死。从此，李自成就成了“独眼龙”。

此后，李自成与弃张献忠来归的罗汝才合军，自河南西部入湖广，在孟家庄抓住了明朝三边总督傅宗龙（前兵部尚书）。农民军押傅宗龙去项城，想让他去赚开城门，岂料傅总督大声叫骂，立刻被杀。项城虽然未下，经此一战，李自成部下又多添了昔日的陕西能战“官军”，势力更大，便开始自称“闯王”。

项城之战后，农民军横扫豫中地区。李自成破叶县，杀守将刘国能；克襄城，杀守将李万庆。被杀的这二人，刘国能绰号“闯塌天”，李万庆绰号“射塌天”，皆是李自成从前的“革命”老战友。他们几年前投降官府后，耿耿忠心，一直忠于明朝，终成大明朝的“忠义”之士。

南阳一战，明朝猛将猛如虎、刘光祚也在与农民军作战中阵亡。李自成名震一方。

在此情况下，李自成开始了对开封的第二次攻击。

农民军围攻了三个月，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年初，开封仍攻不下。情急之下，李自成指挥士兵驱使城外平民在城墙中掏大洞十余个，置火药数万斤。然后，农民军士兵百炬齐投，就等着城崩杀入城去。岂料，火药威力太大，天崩地裂一声响后，正纵马擐甲准备杀入城的农民军数千人全被崩成碎肉沫。

崩城未成，自己人大损。这样，李自成二攻开封仍旧失败。

傅宗龙死后，明廷任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这位汪爷笃信怪力乱神，调兵遣将他不急，先派人把米脂县内李自成的祖坟刨开，并从中捉到一条小蛇，四处张扬，然后千刀剁碎，宣扬说已把大贼头家的风水全部搞坏。

依理来讲，老李家好日子应该到头。可笑的是，李自成没咋的，全须全尾活得好好的，汪乔年自己却倒了大霉。由于左良玉率部逃走，农民军攻克襄城，活捉了挖李自成祖坟的汪乔年，喀嚓一刀，汪总督好日子立刻就到头了。

于是，几个月之内，李自成在豫东地区秋风扫落叶一样连战连捷，把开封外围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三次包围了开封，势在必得。

明廷十分重视开封的安全，马上派丁启睿督师，总兵左良玉等部近二十万众，号称四十万，连营黄河岸边，准备与农民军开打。

李自成有谋，为防止出现腹背受敌情况，他先派人化装成官军向开封送信，要城内军队严防死守不可轻出。然后，他集中力量迎前，在朱仙镇与明军开战。

此时的明军，各怀鬼胎，督统丁启睿又无能，面对强敌，未战心先乱。大将左良玉率先不战而退，其余诸将一窝蜂四溃，总兵姜名武被俘杀，明军大败。李自成挟得胜之气，复率兵围开封。

李自成此次围开封很有耐心，他不着急攻城，先派人四处攻堡陷城，最终把开封完完全全变成一座孤城。

被围四个多月，开封城内断食，人民大量饿死，数目达数十万之多。在吃光牛皮、鼠雀、水草、马松、胶泥之后，守军只得吃死人尸体为食，但他们就是不开城投降。

无奈之下，明军采取决河灌敌之法，挖开朱家寨黄河大堤以冲农民军。李自成当然不示弱，他反决马家口黄河大堤。但双方决堤都没见成效，河水只在城外漫浸，深三四尺而已。

最后，围久生技，农民军趁阴雨连绵河水暴涨之际，先塞堵东西南三面堤口，然后数万人一起挥锄猛挖，掘开北面黄河的上流堤坝。如此一来，黄河水洪涛横流，开封城顿时成为水中泽国，居民死伤无数。开封城中，只有钟鼓二楼、周王王城，以及延庆观等几处地势高的地方没有被淹，这几个地方保存了少部分居民的性命。不久，这些人中很快又有不少人冻饿而死，满城尸骸，惨不忍睹。

农民军掘堤时，也有一两万人躲闪不及，喂了鱼虾。

趁乱，明朝的宗室周王侥幸在明军保护下乘船逃走。

开封虽成为废城，但已非朝廷所有。

此后，自潼关入河南的陕西孙传庭部官军复为李自成、罗汝才部联军击败。河南大地几乎尽属李自成。

一直在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流窜的“革左五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北上河南，与李自成会师，农民军势焰大张。

合军后，农民军齐攻汝宁。克城后，杀掉藩王崇王与他一家人后，把顽强抵抗的明朝“保定总督”杨文岳绑起，用大炮轰碎泄恨。

河南大定。李自成、罗汝才以及“革左五营”联手，杀向湖广。以前有些历史学家将此夸之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雄才大略”与“目光远大”。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河南久经旱蝗水灾，千里萧条，几十万农民军吃饭成为当务之急。湖广乃鱼米之乡，粮草才是吸引他们的原因。

据守襄阳的左良玉部当时有二十多万，面对汹汹而来的四十万李自成联军，左良玉不战而逃，把襄阳留给了李自成。

农民军乘胜，攻克荆州，杀湘阴王全家人；下承天，击杀总兵钱中选，并刨开嘉靖帝生父的陵墓。

夺取汉川、汉阳后，李自成休军，自回襄阳，开始算计起“革命”老战友们。

李自成出手很快，迅速杀掉了罗汝才和贺一龙。他此举真够阴狠。郏县大战，他所率一军已被孙承宗大败，如无罗汝才义无反顾自香山驰下出手相救，反败为胜，他当时就会被官军杀掉。此时，在形势大好之际，为保证自己第一把金交椅的稳固，李自成竟率先下手，亲手杀掉毫无防备的、当时正在营帐中与数位美女做春梦的大恩人罗汝才。罗汝才当时以其绰号“曹操”闻名于世。先前河南一带有童谣：“郑台复郑台，曹操今再来”，他为应谶言，故以此为号。

杀人后，李自成立刻控制罗汝才全部。除少数人投降孙传庭官军外，大部分罗汝才军队并入李自成属下。

“革左五营”几位头头闻讯，为之心寒。特别是“老回回”马守应，远远躲开，不敢再与李自成联军。“老回回”当时在湖南躲得开，剩下几个人无奈何，只得听任李自成兼并己军，乖乖成为他的部将。

在牛金星等人撺掇下，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倡义府”，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他当时并未建国号，也未改元。之所以如此，不是李自成当时不想当皇帝，而是因为他铸钱、营殿皆不成。迷信之下，他未敢遽称国号为帝。

当时的李自成农民军，已有百万之众。

路径二：陕西“老家”的回归

襄阳、荆州、德安、承天陷落，湖广自然不保。身在北京的崇祯帝忧心如焚。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他严命身在西安的陕西总督孙传庭出关，寻找李自成决战。

当时，明王朝仅剩三大部主要军事力量，其一是辽东部队，但陷在那里堵防清军；其二是左良玉部队，但此军军头跋扈，形同军阀，很难指挥；其三就是孙传庭部。其实，如果孙传庭部在西安养锐不动，李自成无论是进攻北京或者南京皆有后顾之忧，可称是对农民军最大的威慑和牵制。

君命难违，加上陕兵能战，抱存侥幸心理的孙传庭在八月率军出关，其下有白广恩、高杰、生成虎三个总兵，共十几万精兵。由于孙传庭的身份是“督师”，他同时檄调河南总兵陈永福在洛阳会师，檄调左良玉提军西上，以便夹击李自成。

孙传庭出关后很顺利，很快收复洛阳。如果明军步步为营，胜算还是很大。但是，北京朝中的崇祯帝死催进攻。

由于害怕自己因“逗留观望”被杀，孙传庭只得硬着头皮向南进发。

李自成自然重视河南军事。他听闻官军出潼关，立刻把湖广一带农民军调往河南。他本人离开襄阳，进入河南。由于在河南当“流贼”日久，他对当地的地形地势一清二楚。仔细考虑后，李自成决定诱敌深入，在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同时，派弱旅诱敌，吸引官军注意力。

孙传庭连连得胜，交手即克，一连打到了宝丰。此时，他思想麻痹，自以为可以解民倒悬之苦，清君父苦思之忧，天天惟一的念头就是“旦夕灭贼”。

九月初九日，官军攻克宝丰县后，向郏县挺进。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并擒杀对方名将“果毅将军”。此役中，李自成命悬一线，他本人几乎被明军擒获。

农民军奔集襄城。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智谋过人，笑言道：“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

时值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由于孙传庭孤军深入，后勤保障困难，运输速度又慢，明军粮草很快匮乏。如果此时他回师洛阳什么地方就粮休整，还不至于失去主动。但胜心益炽的孙传庭觉得开弓没有回头箭，命令军队攻破郏县就食。

郏县确实不难攻，很快就落入官军手中。此处县小地穷，根本没有什么吃食。幸好有农民军丢弃的几百匹运物骡马，被官军宰杀当粮，几天就吃个干净。

明廷闻报，立命山西、河北就近传饷输粮。

孙传庭另一个失着，在于他率军攻克唐县时，把集中在那里的农民军家属几万人杀个精尽，致使“贼满营痛哭，誓杀官兵。”至此，农民军哀兵必胜之气，已经点燃。

李自成严令部下搜掠四境，一粒粮食也不留下，致使官军不可能就地筹粮。特别有心机的是，他派大将刘宗敏领一军万余人，间道抄至官军后方，在河南汝州的白沙切断了官军的后勤补给线。由此，明军大惊，军心动摇。打仗打的就是给养，如果无粮，大败可期。

孙传庭此时清醒过来。他留河南总兵陈永福率部留守，自己准备率陕军回军，想先打通粮道再说。陈永福手下的河南籍士兵急眼了，大声叫骂：“你们陕西兵回军，准备先打，让俺们河南人在这里饿肚子等着贼来杀，不中！”他们跟着陕西兵也跑。

混乱时刻，李自成指挥农民军主力发动进攻。双方交战，变成了农民军对官军的追击战。

官军大溃逃。由于明将白广恩部的火车营士兵为逃命，解开拉军车的马匹逃跑，笨重的军车四散于路，把路堵住，逃跑的官军更乱成一团。

农民军恨官兵在唐县杀自己家属，士气百倍，一路追杀。血光飞溅下，明军有四万多被杀。他们飞遁四百多里，丢失甲仗骡马无数。孙传庭本人与总兵高杰率数千残兵有幸渡过黄河，经山西恒县逃回潼关。经此一战，陕西王牌军基本报销。

崇祯帝闻败大怒，责斥孙传庭“轻进寡谋”（其实是他自己的决断使然），削去督师之职，让他戴罪收拾残兵，图功赎罪。同时，崇祯帝升任败入潼关的白广恩为援剿总兵官，持“荡寇将军”印，协助孙传庭，以望保住陕西。

十月初六，李自成对潼关展开进攻。高杰一部先溃（他手下军皆是从前的“贼军”），白广恩随之逃跑，潼关失陷。孙传庭无奈，只得退军渭南。

李自成得势不饶人，合众数十万齐攻渭南。孙传庭知不可免，在预备队打光后，与监军副使乔迁高双双持枪跃马，高呼冲入无边无沿的农民军之中，陷阵而死。人在西安的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

可悲的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帝怀疑他未死降贼，竟不予赠谥。

潼关一破，西安自不必说。秦王朱存枢也是那种明朝皇室遗传的抠门精，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愤。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掌握中。

李自成气魄很大，下令诸部四出，稳取三边。明朝总兵白广恩、陈永福等一大批高级将领相继投降，宁夏、甘肃、青海大部分地区皆被农民军攻克。这样一来，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已经是李自成的天下。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他在这里封侯拜将，更定官制，开科取士，真有那么一股帝王创业开基的气息。

当时，李自成已经称帝，并改名为“李自晟”，追尊西夏的李继迁为“太祖”（这招不伦不类很失算，历史上姓李的“皇帝”不少，不知李自成为何攀上鲜卑拓拔部人为“祖宗”）。

路径三：势如破竹的“东征”

1644年正月初八，李自成自统大军从西安出发，杀向北京。

除主力军外，他仍派刘芳亮等人率一军为偏师，进取黄河以南，与主力部队相夹成钳，堵住了崇祯皇帝可能由运河一线南逃的道路，同时又可有效阻止南直隶、山东明军的北援路线。

渡河之后，平阳府不战而降。这样，李自成大军从容向太原进发，并于二月六日包围了太原城。

可笑的是，太原城内的宗室桂王拿出三千两银子募人杀贼，却被山西提学黎志升换成“记功纸票”。都什么时候了，这名贪官还想省银贪扣。

仅仅过了一天多，明军守太原新南门的军将开城投降，太原陷落。太原府众文官一大批人被杀，而那个克扣士兵赏银的黎志升却买通李自成手下，称誉其为“天下文章能手”。此人活命之余，还成为“大顺”朝的考试主审官。

得到太原重镇坚城，李自成自信心倍增。他四处发布“诏书”，展示平定天下的大志。

二月二十六日，稍事休整，李自成继续北上。

途经宁武时，明朝守将周遇吉顽强抵抗，给予农民军很大杀伤。克城后，李自成下令尽屠宁武城内人民，以儆效尤。

三月一日，农民军大军抵达大同城下，明朝总兵姜瓖未作任何抵抗，马上开门投降。他顺便捉住明朝的文官大同巡抚卫景瑗和宗藩代王交给李自成。

李自成久闻卫景瑗巡抚清廉之名，并不杀他，还要用他为官。卫巡抚忠于明廷，自己在寺庙上吊殉节。李自成想饶卫巡抚，却不饶代王，下令把这个明朝宗室全家杀个精光。

见大同守将向农民军投降，各地震动，明朝将领大多怀有贰心。驻守阳和的宣大总督王继谟本想率亲兵护送库银逃回京师，但他手下的明军士兵忽然奋起哗变，把王总督的银子和好马抢夺一空，挟取后去投农民军。

阳和军将投降后，明朝宣府总兵王承胤更殷勤。李自成还未到宣化，他已经派人送来降书。在当地的宣府巡抚朱之冯还想抵抗，总兵王承胤早已暗派人把城下大炮引信除掉，塞住炮口，使这些守城工具成为一堆废物。朱之冯哭骂之后，自缢殉国。

自从李自成占领西安，崇祯帝几乎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自知来日无多。不祥的预感，终日笼罩不去。

从朝臣中挑了半天，崇祯帝只得派大学士李建泰替自己出京督师，以图能抵御住农民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李建泰文人一个，无兵略，无将才，因为他家是山西曲沃的豪富，崇祯帝挑他，也是希望他能用家财饷军。当时，大内的官帑，基本山穷水尽。

为大张其事，崇祯帝在北京正阳门（现在的前门）亲自为他饯行，金杯赐酒，手递敕书，赐其尚方宝剑，表示李建泰可斩罚一切级别的文武官员。这种礼遇，比当年对杨嗣昌高出了许多。李建泰自然泣下叩恩，誓死以报。

出北京后，李建泰刚到保定，就被李自成偏师刘芳亮部堵在那里。凭城四望，见农民军旌旗铁甲，连绵百里，马嘶人喊，势大得让李大学士拉了一裤子，马上就作了决定——投降。

保定知府不投降，率军抵抗。李建泰为农民军做内应，终于使得保定被农民军占领。

李自成本来要屠城，宋献策劝说他收买人心，认为如果不大肆杀人，可以更快拿下北京。气愤良久，李自成才收回屠城之命。

后来，清军打跑李自成，李建泰又投降了大辫子军，并被委任为弘文院“大学士”，主修《明史》。由于拉关节受贿，他不久被免官。家居时，大同姜瓖叛清复反。心怀怨恨的李建泰据太平县响应，最终被清军擒杀灭族。这个反复小人，官虽然大，却在《明史》中找不到他，《清史列传》等书的《贰臣传》中也找不到他，原来他被编入了《逆臣传》。

路径四：通往北京的大路

垂死挣扎之际，崇祯帝还有两招可想，一是南迁，二是调山海关外的吴三桂辽军入京。

山穷水尽的崇祯帝确实动过南逃的主意，即以亲征的名义“南下”。可是，明朝朋党斗争在王朝将要灭亡之时，也一点儿没有消停的意思。阁臣们个个心怀鬼胎，他们惟恐皇帝跑走后自己会与太子一同留下死守北京，所以没一个人正式出来明确表态。

傻不拉叽的书呆子直臣、时任左都御史的李邦华开口就很冲：“皇上应该留守社稷！”他建议让太子朱慈烺去南京“监国”，分封定王和永王两个王子于外。这样举措，完全是南宋国亡前的翻版。

崇祯皇帝很气，怕大臣们拥太子去南京搞出“另立中央”的事情，就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孩子家（指太子、二王）又能做得什么事！”

廷臣们争吵商议，终日不绝，崇祯帝南逃就逃不成。

这样一来，只有调吴三桂一路可走。但吴三桂部路远，短时间内不能赶到，崇祯帝只得下令先调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入援。

刘泽清人品很坏，先是谎称自己有病，得到朝廷赏银后，率部在临清一带抢掠一番撤回原地。唐通还行，率八千士兵很快抵至京城。但是，崇祯帝对将领不放心，派出太监做监军。此举惹得唐通大怒，拉起队伍回到居庸关。崇祯帝无可奈何。放在早先，他一纸诏书，早就要了唐通项上人头。

崇祯帝朱由检确实是一位沉猜之君，任期内曾诛总督七人，杀巡抚十一人。而他手下的十四任兵部尚书，不是自杀（张凤翼、杨嗣昌），就是被杀（陈新甲），或遭削籍，罕有善终者。

兵临城下之际，崇祯帝人主的威严顿失。

情急抱佛脚，兵来要花钱。没钱怎么办，崇祯帝只得让勋臣、太监们出钱助饷。

这些腐败到根儿的贪官财迷们纷纷搪塞，身为皇帝岳父的周奎仅捐出一万两，就表示自己家中再无银两。日后刘宗敏“追赃”，从周奎家抄出现银和金宝一百多万两。内廷太监们心怀怨恨，让他们出银子比割肉还痛，有人还在宫墙上写“反标”：“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所以，求来求去，明廷从官员、太监手里也没抠出多少银子，最终只得二十万两，完全是杯水车薪。李自成入京后，大板子大夹子“伺候”，一下子从这些蛀虫家里弄出七千万多两的银子，皆在农民军逃离北京时搬运出去。

明将唐通赌气离京抵居庸关，对李自成大军可不敢有气。三月十五日，他开关投降。居庸关天险一失，北京城便大敞四开地摆在农民军面前。

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晚上，农民军前哨已经出现在城下。明朝襄城伯李国桢统三大营京兵在城外迎敌，结果，迎敌变成迎宾和迫降，他带着大批火器投入李自成“怀抱”。

如此关键时候，更为奇怪的是，北京全城所有军队，皆由太监指挥。为了讨好公公们，国家将亡的崇祯帝竟然下令礼葬魏忠贤——他亲手除去的逆阉！原因只为司礼太监曹化淳一句话：“（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如此！”这哪儿挨哪儿呢？可能崇祯真的相信当初辽东胜仗确有魏公公“指挥若定”的因素吧。

李自成至城下后，派先前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谈判。

李自成开始要价根本不高，提出割西北一带予自己，立自己为王，犒军白银百万。如果崇祯帝答应条件，他就退军河南，并表示还可以为明朝内灭群贼，外遏清兵。

崇祯帝召大学士魏藻德计议，老魏深恐自己蹈陈新甲后尘，一直鞠躬俯首，始终不发一言，气得崇祯帝挥袖把他斥出。

忧懑无计之余，宦官张殷屁颠颠跑过来，说：“皇帝陛下不要愁，奴才有一妙计。”崇祯抓住根稻草，忙问何计。张殷说：“贼军果真入城，自可投降，肯定就没事了！”闻言，崇祯帝差点气死，从案上抽出一剑，把张殷公公捅死在当场。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亲手杀人。

可叹的是，北京守城士兵，仅有七八千疲卒，健锐士兵均在先前被那些派出京城到四地监军的太监们当护卫军调走。北京的宦者人数不少，城上城下走窜着的有上万人，他们颐指气使，个个都一副“监军”模样。

北京守城开始之际，还有人送饭。小宦者派人到城上胡乱送去几大桶粗饭，听凭士卒以手攒食。三月十六日以后，送饭的人也不见了，守城士兵竟有不少饿死者。

农民军开始大规模攻城。

崇祯帝手持三眼枪，率数十名宦官在城内转悠了大半圈，均不得出城门，失望而归。

农民军攻彰义门时，监军太监曹化淳开门投降，引大军入城，齐攻内城。

回宫后，崇祯帝知道大势已去。但他还存一丝幻想，于是，他唤来皇亲新乐侯刘文炳以及驸马巩永固，想让他们带家丁护送太子及二王出城。二人跪地哭诉：“国法素严，我们哪敢在家里私蓄武装家丁。即使把所有仆人带齐，也就几百个人，这些人平素皆不习武，何能出城逃跑时与贼军相抗？”

崇祯帝彻底失望。

无奈之下，他又召首辅魏藻德议事。老魏仍旧一语不发。

绝望的绝望之余，崇祯帝命宫人上酒。痛饮数杯后，他先让皇后周氏自缢。袁妃不想死，遽起离座想逃，被崇祯帝追上，数剑砍死。

接着，他手提利剑在宫内自己动手杀掉嫔妃数人后，行至寿宁宫，正遇自己十五岁的长女长平公主。

三十六岁的朱由检含泪叹息道：“汝为何生于帝王之家！”掩面朝爱女挥剑。

长平公主一声惨叫，右臂被断，昏死于地。

接着，朱由检咬牙下手，把自己的幼女、时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也亲手杀掉，以免她日后遭人玷污。

然后，崇祯帝拉住已经吓得发傻的太子朱慈烺的手，恸哭言道：“你们今日是太子、王子（二王也在场），北京城破，你们就是百姓小民……各自逃生吧，不要恋我。朕必死社稷，也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你们出宫后千万谨慎小心，见到做官的人，长者呼为老爷，年轻的呼为相公。如遇平民，长者呼为老爹，少者呼为老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兵士为长官……”

父子情深，崇祯帝泪下如雨，至嘱切切。

三月十八日夜，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逃上煤山（景山），四望之下，北京城内杀声一片，农民军已经入城。

叹息良久，崇祯帝写下遗言。然后，他与王承恩相对缢死于树间。大明王朝，至此落下帷幕。（崇祯自缢处说法很多，有说是衣帽局，有说是树上，皆无定论。）两天后，宫里一个小宦官在煤山脚下发现了崇祯的“御马”。农民军士兵追踪寻迹，终于在山上一棵歪脖树上发现了自缢而死的大明皇帝。

在这位三十六岁皇帝的白绫衣袖上，农民军士兵发现有数行潦草凌乱的字体，显然是崇祯皇帝上吊前仓猝所书。一行是：“朕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太子）行在。”

王承恩大公公陪皇帝同死，其余的大小宦者皆希冀富贵，导引李自成等人入宫，并以极高效率为宫内嫔妃按相貌为标准分出三等，详写姓名于一册，呈与李自成、刘宗敏，以供其淫乐。

献门的大太监曹化淳文化高，为博“新帝”一笑，他口诵谀文：“万姓归心，独夫授首，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

李自成并不买账，对这些公公们叱责道：“汝曹背主献城，罪应当斩！”公公们跪倒一片，好多人当时就屁滚尿流。

太监杜之秩（在居庸关投降）还算脑子快，乞哀道：“奴才们承天顺命，故来孝顺。”李自成当时心情好，没下令杀他们，叱令他们立即滚出城去。于是，数千中小宦官，狼狈出逃。农民军的孩子兵争相上去拳打脚踢以为戏乐，群呼“打老公”。昔日的大太监们没那么好运，不少人在随后的“追赃”中基本都被折磨死，算是报应。

至于锦衣卫方面，这些昔日滴水不漏的特务机关，皆作鸟兽散，一个不见。

李自成用于宫内守卫的，是他自己的“龙衣卫”，皆是他老营将士，属于自己的绝对心腹。对于原先明朝锦衣卫和东厂的中高级头目在京未逃者，李自成下手果断，整家整家予以诛杀，根除殆尽。此举，对京城百姓来讲倒是大快人心。

十九日黎明时分，得意洋洋的李自成从西长安门入紫禁城，手发三箭射承天门匾，矢失其二，仅有一箭中于“天”字下端。牛金星一旁言道，“真乃天意，此即定鼎天下之意！”李自成大笑。

入宫后，望见遍地鲜血，袁妃、公主尸身狼藉于地，李自成也叹息：“皇上太忍！”

三月二十一日，崇祯与王承恩的尸体被发现，李自成等人终于心中一块大石落地。

兵卒们用两块门板把两具尸体抬至东华门阴凉处，买了两具柳木棺（仅值二十串铜钱），把帝国最有权势的两个人装了进去（一为帝王，一为首席太监）。两位爷头下皆枕以土块，尸体上蒙以草苇。

不久，自杀的周皇后尸身也被放置于侧，可能有宫女细心，尸下垫以锦褥，上覆锦被。

崇祯帝尸体暴露一天后，倒是李自成军中兵士有人看不过眼，撤周皇后尸身上的锦被，蒙于崇祯帝尸身之上。

二十三日上午，农民军终于从市集找来两个卖丧殓之物的商贩，有一个稍有良心的小宦者在旁，指挥他们为崇祯帝和周后的尸体穿戴靴帽。

农民军看守士兵在一旁见到崇祯帝空脚穿靴，周皇后脸上无蒙布，就问小宦者为什么这样做。小宦者熟悉内廷典故，躬身答道：“凤不裹头，龙不裹脚。”

可叹的是，这一龙一凤，在九天之上昂首舞爪飞扬，只是一种奢侈、离奇的梦想。

明朝所有大臣中，临“梓宫”而痛哭者，惟兵部主事刘养贞一人。

三月二十四日，李自成听见东华门方向哭声大震，惊问是什么人。兵卒禀报，乃北京城内老百姓聚集，请求新朝礼葬先帝。李自成很“顺从”民意，加上心情又好，下令可以用帝礼葬崇祯，祭祀以王礼。

有此“口谕”，明廷的光禄寺才敢以祭礼追奠“大行皇帝”。至于昔日满朝文武，敢来祭拜者寥寥，仅有数人来观，也是远远瞻望而已。他们大多惟恐表现不佳，耽误自己在新朝的任用。

四月初三，“大顺”政权派出挑夫三十多人，轮流换肩，把崇祯帝和周皇后的尸身挑到昌平州的田贵妃墓地埋葬。

由于新朝态度简慢，极其“节约”，重挖田贵妃墓的工钱都不够，当地十名士绅思恋旧主崇祯帝，凑钱“三百四十千”，勉强雇人挖开了田贵妃墓。

崇祯帝的薄皮棺材太过寒酸，当地的农民军监葬小官自作主张，把田贵妃外棺套于崇祯帝薄棺之外，总算凑齐一套“棺椁”。

至于坊间传说李自成亲自率众将士哭祭崇祯帝，说什么“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等等传闻，并以皇帝尊礼下葬崇祯的事情，皆属讹传。

首先，李自成没那种“好心肠”，其次，他缺少真正开国帝王的那种修养。

四十二天“帝王梦”——李自成的短命政权

李自成入京后，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很快就被抓住。这三个孩子皆着民间破烂衣服，帽子上与绝大多数北京市民一样，贴“顺民”二字。

李自成本人没儿子，看见这三个眉清目秀的玉孩儿，心中不由自主生出怜爱，安慰他们说：“你们今日即同我儿一般，不失富贵！”他立刻唤人为他们换上新衣。

这几个孩子智商很高，但他们自幼长于深宫，没有经历过世事，说话口无遮拦，回答问话时，言及农民军，还一口一个“贼”字。对此，李自成也不怪。

李自成问太子朱慈烺：“知道你父亲的事情吗？”

太子：“知道，父皇崩于寿宁宫。”

李自成：“你们老朱家为什么失去天下？”

太子：“父皇误用庸臣。”

李自成闻言也笑：“你也明白这个道理。”

太子可能是平日听左右儒士教诲，恨恨地说：“满朝文武官员无情无义，很快就会来向您朝贺求官。”

李自成闻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对于明朝官员的贪腐，他本人感触自然不浅。崇祯帝太子之言，无形之中又加深了他对明朝官吏的憎恶。

有了这种憎恶之心，加上刘宗敏等诸将的贪婪，才最有可能是导致李自成紧接而至的对明朝北京大官们的“追赃”拷掠的起因。

对明臣敲骨榨油的“追赃”

相比朱棣篡位后建文帝诸臣的殉难，崇祯一朝不是太多，仅仅三十多位臣子，且多为文人士大夫。但这些人的殉节之烈，不愧前人。

世臣戚臣方面，宣武伯卫时春、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或阖门自焚，或全家跳井。文臣方面，首推大学士范景文，他在壁上大书“谁言信国（文天祥）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后，毅然投井自杀。户部尚书倪元璐，自缢殉国。状元刘理顺，书绝命辞云：“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山践之，吾何不然！”一家十八口阖门自缢。左都御史李邦华（劝阻崇祯帝南逃那位爷），在阁门上大书：“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之死靡他”，仰药自尽。太常寺少卿吴麟征，一直在城上指挥守卫，城陷后上吊自杀。农民军兵士久闻其名，过其门而不敢入内抢劫，叹赞：“好男子，真忠臣也！”户部给事中吴甘来，题诗堂上：“到底谁遗四海忧，朱旗烈烈凤城头。君臣义命乾坤晓，狐鼠干戈风雨秋。极目山河空泪血，伤心萍浪一身愁。洵知世局难争讨，愿判忠肝万古留！”引佩带自缢于室。兵部主事金铉，投河自尽。其母、妻闻之，泣言曰：“我等为命妇，焉能辱于贼手！”相继投井而亡。其弟殡殓母兄嫂尸之后，亦投井而死……可称的是，城破国亡之际，紫禁城内宫女自杀者数百人，赫赫烈烈，直让成千上万降臣羞死！

李自成命人遍索皇宫，发现大内府库中只有黄金十七万，白银十三万，骇异之下，失望至极。本来，他“建国”之后，依理应该大赏将士，如今金银缺少，如何是好！

李自成回想崇祯太子一番话，又有刘宗敏等人撺掇，李自成下令“追赃”。至于明末清初士人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所记说明宫中有银三千七百万两，完全是臆测和道听途说。崇祯帝再财迷，也知道金银在国亡时只徒为敌军当赏金，他的“觉悟”不会低到那份上。可就这份类似“小说”的记载，被后世无数学者当“口实”，攻讦明廷国亡之际仍吝啬守财。

最早向大顺军“献财”的，乃大太监曹化淳，他一出手就是五万两白银，很让李自成高兴了一把。

三月二十日，新朝“宰相”牛金星发布文告：“各官俱有次日朝见。朝见后，愿去者，听之。敢有抗违逆令者，斩！”一时间，明官纷纷报名晋见。

转天，李自成等人坐于朝堂，牛金星手执花名册，一一点名，“嬉笑怒骂，恩威不测”。李自成坐一会儿就不耐烦，与刘宗敏起身离去。

忽然之间，明朝各官皆被二骑押一人，全体驱往西华门外四牌楼街。众人愕然之余，以为是将要遭受集体屠杀，不少人吓昏过去。大顺兵押送途中，棍棒交下，如驱牛羊。

忽然间，农民军中有传令：“前朝犯官俱送刘宗敏将军处听候发落”。于是，这大批人转向，被驱赶至刘宗敏处。

当时，这位将爷正拥妓欢笑，饮酒为乐，叱命兵士把朝官押回军营待审。于是，百官皆换上监狱号服，被捆系于军营的马棚待处理。他们饿了一天多，转天才复被带至刘宗敏处听审。

结果，刘宗敏根本不审，也不问，只让人传令：“以官第献银，一品必须献银累万，以下必须累千。痛快献银者，立刻放人；匿银不献者，大刑伺候。”

由于官员太多，刘宗敏自己所住的大王府容纳不下，便把其余诸人转送至部将田虎和李遇的府中。

一时之间，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同时，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加以拷掠，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

李自成闻报，也觉有些过分，趁集会时对刘宗敏等人讲：“你们为何不帮助孤王做个好皇帝？”

刘宗敏马上顶他一句：“皇帝之权归你，拷掠之威归我，你别说废话！”

李自成默然。

甭看刘宗敏的官衔只是“制将军”，不是“太尉”、“大司马”什么的，其实他几乎与李自成平起平坐，根本不买这位哥们“皇帝”的账。

追赃之际，官员中首遭掠死的，竟然是率京营三大营兵士在北京城外最早投降的明朝国戚、襄城伯李国桢。

这个贼臣，是崇祯帝末期最受宠信的臣子。平日别的大臣跪禀议事，惟他一人洋洋站在皇帝身边，殊无人臣礼仪。所以，从崇祯帝一直以来信用的诸人名单，就可以看出明朝不可救药：温体仁、周延儒、陈演、魏藻德、李建泰、李国桢。

李自成在北京城外初见李国桢，对他就没一丝好印象，呵斥他说：“汝受天子重任，信宠逾于百官，依理应该死国，厚脸来降，汝欲何为？”马上就令人把他绑个严实。

李国桢痛哭乞哀。李自成骂道：“误国贼，你还想活！”有了这句话，李国桢想活太难。

刘宗敏首先刑拷于他，小火燎烧，大板痛砸，折磨一夜，终于让这位李爷极痛而死。这还不算完，农民军士兵闯入其家，轮奸了宅中妇女。

至于陈演和魏藻德两个“大学士”，也该表一下。

陈演是“前大学士”，三月初因谎报战功罢相。他本来想逃离北京，因家产太多行未果。听说大顺军索银，他主动先向刘宗敏送去白银四万两。老刘喜其“慷慨”，没有立即对他加刑。稍后，其家仆告发，说他家中地下藏银数万。农民军掘之，果然遍院子土下全是白银。

刘宗敏大怒，开始对其大刑伺候，又得黄金数百两，珍珠成斛。即使如此，李自成从北京临走前，仍把陈演与一帮勋戚大臣皆斩首。

大学士魏藻德，明朝状元出身。他以谈兵见拔，但入相后对崇祯帝没有出过任何好主意，只知依从沉默。本来因为他官大，单独囚于一黑屋中。这魏大人隔门缝乞求：“新朝如欲用我为官，就把我放出来吧，别把我锁在这里。”这一来，反而提醒了刘宗敏。

丧门星刘宗敏把魏藻德提入厅堂亲自审问，首用夹刑，边夹边问：“汝居首辅，何以乱国如此？”

魏藻德边嚎边答：“我是书生，不谙政事，先帝无道，遂至于此。”

刘宗敏虽是大老粗，闻言也怒：“汝以书生擢状元，为官三年即升首辅。崇祯何处对不起你，竟敢诬他为无道昏君！”

于是，刘将军亲自下堂，用力搧了魏藻德数十大嘴巴。士兵见状，夹棍猛扯，老魏十指皆断。惶急疼痛之下，魏藻德大呼：“我有一女，愿献给将军为妾！”刘宗敏听了高兴，唤人立取其女，奸污后送入军营，听凭军士享用。

但是，对于献女的老魏，刘宗敏更加不屑，严命兵士加紧拷掠。一共“伺候”了六天六夜，最后魏藻德脑袋被刑板夹裂，脑浆流出而死。

魏藻德死了，农民军又把他儿子抓来索银。小魏叩头说：“我家里确实没有银子了，如果我父亲活着，还可以向门生故旧借银，现在他死了，哪里去找银子？”农民军小头目听他这样说，扬手一刀，砍下小魏脑袋。

明朝的翰林、科臣这些清贫官员最倒霉，他们家中油水实在拿不出，多被刑掠而死。

刘宗敏在大门口立数十剐人柱，杀人无虚日，无论官员、百姓，只要看上去家中有钱，肯定会被请至此处挨刑。

经过数天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七千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以便于运输。

七千万两真不是小数。崇祯帝十多年加饷摊派，从民间得银不过两千万两，结果导致民心涣散而亡国。李自成在京城榨银七千万，酷烈可知。而且，这笔巨大的数字，绝非仅仅从明朝官员身上榨出，也出于北京每户细民之家。

李自成进入京城后，马上传点大群戏子和裁缝入宫，天天换新衣，日日听小曲，很是暴露了这位“农民领袖”的低俗趣味。

但是，他在吃饭方面极不讲究，惟吃少许米饭拌干辣椒，佐以烈酒送饭，不设盛馔。

器物方面，李自成皆用昔日营中的粗陋军器，对于宫中龙凤诸精致器皿，他眼神不好，总觉“栩栩如生”的艺术品龙腾凤跃，很感不祥，所以从来不用。

农民军士兵自然对待“文物”也不爱惜，他们以皇宫中精美巨大的官窑花缸做马槽，拆精木门窗烧火为炊。看见内库中有珍稀巧雕的犀牛角杯，士兵们把大点儿的用于捣蒜，小点儿的注入豆油当灯用，一无所惜。

见刘宗敏等诸营皆富，李自成的“老营”只得粗米马豆当粮食，这些老营官兵们怨声载道，觉得“闯王”不够意思，于是私下相率出宫淫掠，遍入民间房舍抢财奸淫。

可称的是，李自成本人不是很好色，一直不喜欢“弄那事”。他在皇宫中仅幸掌书宫女窦氏一人，卫兵们称之为“窦妃”。

客观上讲，如果讲李自成入京后啥正事没干，也是胡说八道。

当时，西北、华北、山东、河南所有地区以及湖北、江苏大部地区，皆是“大顺”政权辖地。在不停选派对地方实现真正管辖的同时，李自成派出部分军队南下，准备彻底消灭残明军队，一统天下。

大顺军初入城的前十天左右纪律特别严明，士兵犯抢劫及强奸罪的被钉死剐杀了数百人。只是后来，随着时日推移，农民军军纪日益败坏。

山海关前的败绩

四月中旬，听闻山海关吴三桂“造反”，李自成坐不住。他想让刘宗敏、李锦率军出征，但二将耽于京城内的淫乐享受，摇头不应。无奈何，李自成只得“亲征”。

为了保险，他下令在平则门处决了以大学士陈演为首的明朝大臣一百多人，并派兵把北京城内拷掠而来的银两整车整车运往“西京”（西安）。

四月十九日，李自成早晨发兵，他戴绒帽，一身蓝布箭衣，打扮朴素。随行人中，除七八万精兵外（号称二十万），还有吴三桂父亲吴襄以及崇祯帝三个儿子，均派人严加看守。

1644年初，皇太极已死。主持清廷政局的多尔衮听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立刻派人前去联络，提出要“并取中原，同享富贵”。李自成对此没有做出反应。

三月初，农民军兵临城下，吴三桂接诏弃宁远，往山海关方向移动，清廷上下大为兴奋，准备借机南取中原。清廷汉人“大学士”范文程连忙献策：其一，可入边直取北京；其二，昔日以明朝为敌，此次入关后的敌人是农民军；其三，明朝积弱，必定灭亡，一定要趁此百年不遇的机会占领中原，特别是河北地区。

对此，多尔衮大为赞同。他下令征兵，男丁七十以下，十二岁以上，必须从军，可以说是倾全力而来。同时，多尔衮还听从范文程建议，严肃纪律，力诫兵将进入明朝境内后勿再像以前那样只顾杀掠，要以安抚为主。

松山败后，由于极需人才，明廷并未严处败逃的吴三桂，仅名义上降其三级使用，仍然派他固守宁远。吴三桂很知报恩，整日训练士卒，加强城防，把数千士兵扩展为数万人，器械一新。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还率兵多次击败清军的进攻，并多次拒绝其舅父祖大寿替清军对他的“招降”，很想做明朝耿耿忠臣（当时他也不可能因舅而降，因为其父吴襄在北京，且受崇祯帝信用）。吴三桂离开宁远前，清军已经占领了中后所（今辽宁绥中）、中前所（今绥中前所）以及前屯卫。山海关之外，只有吴三桂孤军奋战，死守宁远孤城。

明廷下诏，指示吴三桂弃宁远回援京师，他当时确实闻命即上路。临行前，吴三桂下令把宁远城中的所有建筑皆烧毁，以免资敌。但由于宁远城内兵民相加共五十万人，人多物多，全部迁徙入关非常费事。沓沓而行，一天只能走数十里，直到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

此时的吴三桂，真很“仁义”，大有刘玄德当年之风。话说回来，他此举也是“妇人之仁”，君父在京，岌岌可危，最要紧的是回援京师。但话又说回来，他几万人马赶到北京，面对一百万农民军，也不一定是对手。

吴三桂安顿居民后，率部队疾驰入卫，三月二十日到抵丰润，却听说农民军已经在前一天攻破北京城。这时候，吴三桂平生第一次真正处于两难地步：孤军穷途，要不投降农民军，要不投降清廷。

思想斗争并不久，吴三桂可能就作出了抉择：投降李自成。

一来，自己老父陷于北京，为李自成扣押；二来，大明已亡，新朝甫建，不失为开国功臣。而且，与他同级的有兵有将有城的唐通、姜瓖等人都已经降附，他吴三桂投附，也算不甘人后，知天顺命。

李自成当然注重山海关方面的吴三桂，入京后即派人持檄招抚，表示他归大顺后“不失封侯之位”。北京城内的吴三桂父亲吴襄为全家性命打算，也“语重心长”亲笔写信来劝（也可能被农民军所逼）。

（还有一说是李自成先派明朝降将唐通带兵持金帛迎降吴三桂并接管山海关。）犹豫间，吴三桂得知了大顺军在北京拷打明朝官员追赃之事，不少暗中逃出的官员遮道哭诉，吴三桂大失所望。

不久，当他得知自己父亲也被夹拷的消息，愤怒至极，决定不再入京，怕自入罗网后父子遭杀戮。后人总是渲染吴三桂爱妾陈圆圆（陈沅）被刘宗敏抢掠奸污之事是他叛李自成的主要原因，其实这只是次要原因。前明遗老和清朝文人日后为了加重吴三桂“罪行”，故意拿他“冲冠一怒为红颜”说事，以此反衬他对明朝的不忠与对父亲的不孝。

吴三桂与李自成撕破脸，自然要靠近背后咄咄逼人的清军。但当时吴三桂不是即刻降清，而是以大明朝孤臣义士的身份，向清廷“借兵复仇”。吴三桂请清军从喜峰口、密云等处入边，自己试图仍旧掌握山海关险隘来牵制清军。

当时，多尔衮所领大部清军的的确确不是往山海关方向走。他听从洪承畴建议，怕李自成农民军烧空抢光北京后西遁西安，正急行军想从蓟州、密云等处进攻北京。接到吴三桂密信，多尔衮大喜过望，立刻改变主力部队行军路线，直奔山海关而来。同时，他写信给吴三桂，许以“裂土封王”，要对方投降，而不是“借兵”。

吴三桂听说农民军大部来攻，心里发慌，立刻回信要清兵速来助战。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前军抵达山海关外，在欢喜岭上结营，并与吴三桂进行了过程艰难的“谈判”工作。不久，大军接踵而至，清军共十四万人集结于关外。

李自成听说吴三桂与清军搭上线，不敢怠慢，派出降将唐通与白广恩先率骑兵赶至抚宁县东南的一片石，而他自己则率主力布阵于石河（今秦皇岛燕塞湖水库）。

此时，多尔衮及部下将领均心有疑惑，第一是怕吴三桂骗人，第二是清军从未与李自成交过手，心中没谱儿。于是，清军先拿唐通一军开练，首先在一片石打败了这批为数不多的前“官军”与农民军混合的部队。一片石战役，清军虽胜，但无关山海关大局。

惶急之下，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吴三桂本人亲自出关，驰奔欢喜岭上，拜见多尔衮。

多尔衮拉着吴三桂的手说“掏心窝子”话：“君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今次领兵入关，严令大军遵纪，如有人敢抢一粒米，敢动一株草，皆会被以军法处死。望君告知关内士民，万勿惊慌。”

吴三桂“感动”之余，忙与多尔衮盟誓，宰马杀牛祭天地，表示谁违约谁就不得好死（二人后来均不得好死）。

多尔衮仍不放心，又让吴三桂剃发。急上墙的生死危急关头，为得清军助力，吴三桂只得和手下几个高级军官立刻剃发、称臣。明军四五万人来不及一时全剃发，多尔衮就让他们先在身上缠白布条作记号。白布不够，明兵们用裹脚布扯下当记号。由此，混战之中，清军见身上裹白布的汉人就知为“盟军”不杀。

于是，吴三桂下令开山海关门。清军几十年梦想，一朝成为现实，而且是兵不血刃，不费一兵一卒，由明兵自己打开了这百万雄兵难以攻克的险关。

吴三桂自为前锋，英王阿济格居左，豫王多铎居右，多尔衮自己率主力殿后。

大战开始。

身经百战的李自成此时还不知道清军已经入关，他对吴三桂军力估计也不足，以为他只有数千精兵而已。所以，李自成在精神上很松懈，与崇祯帝的太子并骑于高岗之上，悠闲观战。

吴三桂哀兵，呐喊冲杀。农民军有“主上”亲征，个个当先。汉人们厮杀在一起，打得你死我活，不分胜负。

斗至中午时分，毕竟农民军一方实力占上风，吴三桂有些不支，已呈败相，明军被杀过半，勉强支撑。

关键时刻，清军号角声响起，两三万戴斗笠拖大辫的清军劲骑忽然呐喊着杀奔而来。

李自成骇然，吓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当时的反应不是加紧指挥部队战斗，而是低喊了一声“鞑子来啦”，掉转马头就跑。

身经百战的农民军得胜在即，忽然看见装束奇特的清军纵马而来，嗷嗷乱叫，登时胆裂。又见“主上”跑了，大家皆失主心骨，立刻掉头也跑。

兵败如山倒。明军与清军合击，一路追杀，二三十里间，很快堆满了数万被杀的农民军尸体，据说暴骨三年后都收拾不净。

望着巍巍雄关和遍地的农民军尸体，高兴之余，多尔衮立刻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李自成仅剩数千残卒，败退永平，为泄愤，他下令剐杀吴三桂他爸吴襄，把首级悬于高杆之上。小喘片刻，他急忙遁回北京。

即使在此大胜之际，吴三桂仍存复明之心，令人急速入京，告知北京官员士民准备迎接崇祯帝太子复位。多尔衮当然不干，事情不了了之。

北京官民对清军入关之事根本不知道，皆兴奋而忐忑地等待京城重回大明天下。

九宫山下一命亡

四月二十三日，已有李自成败讯传回北京。

刘宗敏等人慌忙令士兵搬运兵器上城墙，并拆毁所有靠城的民房以及佛寺。农民军兵士纷纷相聚，不少人放声大哭。确实，温柔乡太短暂了，大祸即将临头。

四月二十六日这天，李自成率残兵遁回北京。此时，大军只剩数千骑兵，步兵全部在山海关及沿途被杀。

这些败兵入城后，城内的大顺兵皆知末日将至，完全丧失纪律，开始在北京城内烧杀奸掠，备极惨毒。

吴三桂一家不必讲，李自成入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他全家三十四口尽数剐杀，一个不剩。

转天一大早，李自成即在武英殿举行正式的“登基礼”，追尊自己老李家七代皆为帝后（估计他只记得上两代）。然后他头戴冠冕，受“百官”朝贺。（李自成先前在西安已经称帝，在进京路上一直称“朕”。）为了便于逃跑，他草草结束典礼，然后派人在城外加紧准备，当夜把北京城内宫殿及九门城楼尽数焚毁。

然后，他以效天为名，第二天一大早就匆忙离京，向西奔逃。逃之前，农民军把皇宫内金器和金锭皆熔铸成大饼，骡载数万饼，随军而走。

混乱逃亡途中，崇祯三个儿子均于乱中走散，但李自成始终未加害他们。

部分北京居民见农民军败走，在城内搜出脚慢未走的农民军或伤兵数千，尽数杀死。李自成闻之，大怒，立遣数千铁骑往回奔。

恰巧，一家被杀三十四口的吴三桂率部报仇心切，率军已经杀至城南，农民军士兵不敢撄锋，即刻掉转马头奔逃，北京由此躲过大劫。

自入城到离京，“大顺”政权，仅存在了四十二天。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抵至北京。士民大喜，以为是吴三桂拥太子而至，纷纷出城摆香案迎接。结果，看见一大群清军，大家惊愕异常，但最终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

至于京内昔日的明官们，看见清兵反而大都松下一口气。何者？如果是吴三桂率明军回来，肯定会清算他们“降贼”的罪名。“大清”来了，就无此忧。所以，日后出谋划策劝多尔衮南下消灭残明的，数这帮人居多。

多尔衮当然吸收李自成的失败教训，四处张榜，表示说无论是谁，只要降顺大清，官复原职不说，还要加官晋爵，新有封赏。这一来前明官员大悦，个个弹冠相庆。

李自成自北京败逃。消息传出后，各地官民知道他大势已去，纷纷起来杀掉、赶走“大顺”在当地任命的官员，靠近北京的就归顺清朝，南方地区则大多打出恢复“大明”的旗号。

此时各地的李自成部队，仍旧有数十万之多。他本人率残兵一路经太原、平阳，返掠西安，把大部队留守于山西、河南一带抵御明清联军。

回到西安后，李自成精神萎靡，没见出他有什么宏图大略，半年时间内基本没什么大动作。

清军步步逼近。他们先在山西招降了大同的姜瓖，然后用大炮轰毁太原坚城。先前投降李自成的这个明朝总兵再降清朝，山西差不多皆为清军所有。

河南方面，清军在怀庆被农民军打败，使得本来正要进取南京的主力清军不得不掉头回河南。

由于主力清军杀至河南，农民军很快在灵宝被打败，急忙回撤到潼关。

年底隆冬时分，清军源源不断向潼关外增兵。双方自十二月二十九日激战，打了十几天，互有胜负，在喊杀和血拼中度过了1645年的春节。

1645年正月十二日，守潼关的李自成部将马世耀献关投降。转天，他与七千名农民军均被集体屠杀。

困愁于西安的李自成闻讯灰心，西北看来是待不住了，南逃有张献忠政权在四川堵着，只能再去河南、湖广。只要能消灭南明政权，自可拥有半壁河山。

临撤退时，他下令部将田见秀把西安城内所有建筑和仓库烧毁。幸亏这位田将军还算有人性，只点燃了东门楼和南月城楼，为西安百姓留下了御寒的房屋与粮食。李自成撤退途中回望西安城中烟火冲天（两个城楼着火），以为田见秀完成任务，这才满意地放心而去。

李自成逃离西安，原先西北地区的明朝降将纷纷降清。白广恩、马科、郑嘉栋等前明总兵纷纷成为“大清”将领。整个西北，只有榆林的高一功是李自成旧部，坚守不降。

从西安逃离时，李自成手下人马仍有十三万之多。依理，如果他急速行军，抢在清军之前杀往南京，最起码可以把东南一带富庶地区占为己有。但不知为什么，李自成走到河南内却耽误了不少时间，估计是临行前士兵们拖家带口拉金银，严重拖慢了行军速度。

不久，清军阿济格部逼近，农民军在三月中旬往湖北方向逃窜。清军边追边打，共交手八次，每次结果均为“大顺”军告输。

李自成部队打不过清军，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大败左良玉部明军，吓得这个一直“养寇自重”的明朝军阀率部移向南京。他借“北来太子案”为由，要找当时已在南京建立的弘光小朝廷算账。大敌当前，他不思同仇敌忾，反而与自己人“窝里反”，左良玉的人品可见一斑。

这样一来，“大顺”回光返照，武昌、襄阳均落入李自成之手。他集军二十万，准备攻取南京。但清军没有给李自成机会，未等农民军喘息，已经追至武昌。李自成只得弃城接着逃。

四月下旬，在江西九江附近的一次大战中，农民军大败，数万人被杀，李自成的两个堂叔以及大将刘宗敏皆被俘后剐杀，“活神仙”宋献策也投降了清军。

湖北、江西等地大败，农民军消耗极大，李自成身边仅剩下万把人。这时候，清军多铎部已经自河南商丘和安徽泗州分头行军直扑南京，东下水路因无船也走不了，李自成只好掉回头往西南方向跑，想穿越江西西北部转战湖南。他已习惯于到处转战，逃跑对他来说不是一件辛苦事儿。

五月初四这天，农民军大队人马行至湖北通山县境。李自成命令手下军人就地扎营造饭。他胡乱吃了几口，就率二十八名亲兵在附近九宫山一带转悠，一来消遣愁绪，二来察看地形。

附近的山民听说有“贼人”到，而且人数不多，只有数十骑，就纠集了数十人来杀。这些农民，后来被某些文人描绘成“地主团练武装”，这完全是瞎掰，他们其实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多年遭“流贼”之害，一直怒气满胸。最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数千农民军在附近，只以为是一股几十人的小部队，故而有胆上来厮杀。如果他们知道对方其中一人是“大顺皇帝”，如果他们知道附近有数千农民军，吓死他们也不敢出头。

李自成正在欣赏雨后青山绿水的风景，山上的村民突然出现，纷纷抛举大石往下砸。李自成手下人马立刻惊散。仓猝之间，李自成拍马就跑，与同行的二十多人完全失散。

逃到牛背岭，慌不择路，又遇山间小气候的滂沱大雨，李自成坐骑陷于泥中走不动，他只好下马牵坐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

农民程九伯见李自成一人独行，身边又有匹好马，立刻手持锄头窜了出来。李自成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反应自然灵敏，就徒手与程九伯格斗起来。程九伯当然不是李自成对手，被对方骑在身下。李自成压住程九伯，回手抽刀，但刀鞘中因雨水沾泥，一时间拔不出来。

此刻，程九伯外甥金二狗赶到，他见舅舅被一个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情急之下，抡起铁铲冲李自成砍去，嚓的一声，一下子削去“大顺皇帝”半个脑袋。于是，舅甥二人欢欢喜喜，不顾李自成脑浆迸裂的尸体，牵马而去。

后来，李自成余部被活捉，地方官府知道了山间的尸体乃李自成，就多次到山中晓谕，表示杀李自成者可受重赏。

程九伯起初不敢自认，后来听说李自成的样子和被杀地点与自己当天所遇一模一样，才大着胆子出山“认功”。由此，他不仅获赏银千两，还得到清朝总督的“亲切接见”。这时候，程九伯才由山民变为“地主阶级”。

一下岗驿卒死于一农民之手，结局充满了隐喻般的黑色幽默。

李自成所率的农民军残部，刚刚吃饱饭，忽然，跑回的一个卫兵哭诉“万岁爷被乡民杀死”，一时间农民军满营痛哭。

可叹这一切，杀人“真凶”程九伯根本不知，与外甥一起在山中小屋看着草地上的大马傻笑。

至于日后流传的李自成病死或出家之说，均是野史逸闻。清初以来无数考家考证推断，确系无稽之谈，把简单之事弄复杂而已。

覆巢之下无完卵——清廷对崇祯三子及明宗室的杀戮

崇祯自杀后，李自成入京，对其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周皇后生）以及朱慈焕（田贵妃生）、朱慈灿（周皇后生）均未加以杀害。自山海关败后，李自成败逃出北京，明太子绯衣乘马随乱军之后，虽然颠沛，却仍旧活得好好的。

乱离之中，兄弟三人运气还算不差，凤子龙孙，金枝玉叶，沦为街边巷口厮养仆役，搬砖乞食，总能弄口饭吃。

太子朱慈烺在兵荒马乱中生存下来后，回到北京，投往其外祖父周奎处。

周奎这个老坏蛋，明亡前不肯出银子饷军，李自成入京后，他由于及时献媚，竟免于被处死的命运，连刘宗敏的大夹板也没能把他夹到。

太子朱慈烺先是找到宦官常进节，细诉因由。太子他本人虽出生在北京，但一直生养深宫，只去常家玩过，记得他府门的特征，故而寻摸着找到了这位前明太监。常公公不敢怠慢，但当时已是大清天下，也不敢留他，就对太子说他妹妹长平公主（被其父亲崇祯帝杀之未死的那位）在姥爷周家。兄妹情深，又是血亲，太子便让常公公带自己去见周奎。

太子时年十六七，他之所以如此胆大露面，也与清军入北京后的政治大气候有关。

多尔衮入京后装模作样殡葬崇祯皇帝、皇后，追谥崇祯为“怀宗端皇帝”，陵号为“思陵”，明白表示天下是取于“贼”，而不是取于明，宣扬清军是为明朝“复仇”。这种政治秀，使得明太子误认为他可以以“真身”示人。他可能这样想，伪大顺政权不仅会让他活着，还给他个“宋王”封号。那么，“仁义”的大清，应该不会比李自成差吧。崇祯太子，毕竟是年轻人，就是这样天真！

周奎初见太子外孙，非常惊讶，即时引长平公主来见。兄妹二人相持痛哭。初见时候，周奎与其侄周绎待太子非常客气，行坐宴饮间均待之以君臣之礼。到了晚间，长平公主持一锦袍送给太子，嘱咐他不要再来。兄妹依依不舍地告别。

太子在外冻饿数日，思念妹妹，更思念外祖父家锦衣玉食的温暖，隔了几日，他忍耐不住，再次登门。此次，周奎的侄子周绎负责接待，老东西本人没再露面。

周绎戒嘱太子说：“千万别说你自己是太子，有人问你，你就说姓刘，说书为生，如此可以免祸。”太子皇家脾性，非常固执，坚决不肯。这种偏执，颇类其父。周绎很生气，就把这位表弟逐于门外。太子吵嚷，双方隔门大骂，周绎本人还冲出去对太子拳打脚踢。

恰巧，清兵巡逻队经过，见前明皇丈门前喧哗，事出可疑，就把太子与周绎一同抓起，送往刑部审问。

官府中堂之上，清朝一般是由满汉两名官员共审。汉官是刑部主事钱凤览。他问明情由后，怒从心起，撩衣下堂，冲着周绎脑袋上猛击一拳，大骂他“背主负恩”。从人情上讲，周绎如此对待前朝太子爷，确实说不过去，且钱凤览本人也是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汉人，尤觉不能容忍。

在堂的满人刑部尚书定不了案，此事关系重大，只能下令把各人先收监再说。

老坏蛋周奎急了，他深知此事关涉自身性命，连夜奋笔疾书，具疏上表，直递多尔衮。他坚称被逮的不是真太子。

多尔衮听说崇祯太子落案，非常紧张，马上派人押崇祯的太子到宫，进行廷勘。同时，他召集昔日太子的锦衣卫扈从十人以及明朝宗室晋王前来认人。十人一见太子，立即下跪敬拜，异口同声说：“此真太子！”至于明藩宗室晋王，支吾不语。

太子激愤，恨外祖父家寡情，切齿道：“我来周家，只为看望我公主妹妹，没别的想法。现为周奎叔侄出卖，无论真假，大概逃不出一个‘死’字，也不用再审，给我一刀就好！”

话虽这样说，少年人实际求生愿望很强。

多尔衮弄清楚堂上所立玉面少年真的是崇祯帝太子，立即下令，把作证的太子十名锦衣卫官兵及前明宦官常进节都关入牢狱。

刑部主事钱凤览不知多尔衮阴毒心事，他上疏道：“观周奎疏中所言，他已明说是自己要大义灭亲，以真为伪，为大清除害，请朝廷以仁义为重，认真对待此事。”

多尔衮自有主张。经过安排后，又进行审讯，在刑部会集更多官员听审，并派明宗室晋王和前明大学士谢升来当廷质认。

晋王下死口说不是真太子；谢升看了一眼少年人，也摇头称非是。

太子高声对谢升说：“谢先生，您在东宫给我讲课，城陷前还给我讲‘临危授命’一题，不知您还记得吗？”谢升大惭，一揖而退，仍旧默不作声。

主审汉官钱凤览见状愤恨，怒斥谢升与明宗室晋王不仁不义。此时，他仍未揣摩到清廷主子多尔衮的真意。

审毕，各人仍皆送监严加守护。于是，多尔衮坐便殿，把满朝文武大臣（包括在北京降清的前明朝臣）都唤来，探究大家对此事的意见。前明臣子们多是人精，皆唯唯而已。只有钱凤览与另外一个汉臣赵开心力争这个崇祯的太子为真，希望清朝恩养。

多尔衮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拍案而起，大怒道：“真假且不必争，朝廷自有处分。但晋王乃前明王子，谢升前朝大臣，钱凤览出言不逊，无上蔑尊至极！伪太子及有关涉案人员，包括钱凤览，赵开心，皆斩首示众！”

有人假惺惺求情，多尔衮“开恩”：“钱凤览毕竟本朝臣子，赏他全尸，斩刑改为绞刑，赵开心免死。”

清廷狱具，认定崇祯太子是“伪太子”，而案件的“证人”为崇祯妃子“袁妃”和明朝的宗室晋王。晋王不必讲，此人乃外藩，先前为清军在山西所俘，他本人根本没有见过太子，满爷爷让他说啥他就说啥。另外一个“袁妃”，也是假冒，真袁妃在北京城陷前已被崇祯帝亲自砍死，清政府自己入京时曾布告过“礼葬”故明的帝、后、妃子，其中就有袁妃在内。这件事情，大概多尔衮自己都忘了，或者他就是强权当真理，说什么就是什么，毫不顾及。

至于定案时作证的“袁妃”，其实是当年魏忠贤的“义女”，即送给天启皇帝玩弄的任妃。这个坏娘们居冷宫多年，求媚清朝新贵，自告奋勇做假证，不足为怪。

最终，不仅崇祯的真太子被杀，引他见周奎的宦官常进节以及十名承认他是太子的前明锦衣卫官兵，皆一同被杀。

大约在北京“太子案”的同时，南京也有“南都太子案”。其实这个“太子”乃前明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子王之明，冒充太子名号想得享富贵。当时，在南京即位的弘光帝也很紧张：“太子若真，将何以处朕！”奸臣马士英等人为了保住自己地位，自然严刑拷求。当时，南方地区广大士民痛恨马士英等人，对他们怀有成见，所以大多数人反而认定这个太子是真的，各地将帅，包括史可法、何腾蛟、左良玉等人均上疏力挺这个假太子。后来，史可法从前往北京的南明使臣左懋第处知道真太子在北京，非常后悔，曾致书马士英承认过错。左良玉这个弄权跋扈的大将，却反而以拥护“太子”的名义起兵窝里反，发大兵向南京进攻。

所以说，当时南北两个“太子”，北京的是真，南京的是假。如此明白的史实，至今却仍有不少学者喋喋不休地吵个不停。其实，早在20世纪早期，学者孟森已经列出详实历史档案对此有了定论，但由于孟教授以古汉语笔法写出，今人基础不厚，又不钻研，故而仍旧争来争去，实为荒谬至极。

清廷对待明朝宗室，表面加以恩礼，其实养起来的却是疏远小宗，明皇近亲直系，屠戮无遗。究其机心，险刻深远。自然，他们对前明公主等女性亲属毫不为意。长平公主知道哥哥被杀后，愤然出京，但清廷强迫她出嫁，不久这位公主抑郁而死（金庸把她变成女大侠，实无此事）。

清朝初建的几十年间，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起兵的有好几起，最有名的当属康熙时吴三桂起兵后那个以“朱三太子”起兵的“天地会”首领杨起隆。康熙十八年，湖南抓到了一个和尚朱慈灿，这位确是崇祯帝另外一个儿子，他从北京逃出时年仅十二，多年流落，幸免于难。康熙帝把他与杨起隆列为同宗，诬之为假，借口是北京城陷时朱慈灿年少，不可能逃脱，于是以“伪皇子”名义处死。

这还不算，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廷又找到了崇祯帝惟一幸存的儿子朱慈焕。明亡六十余年后，康熙帝十分阴狠地以“伪皇子”名目诛杀了此人。多尔衮时代，杀崇祯真太子，用心尚或可谅，当时南明未下，全国未定，明太子活着是个大隐患。但康熙后期，太平盛世，清朝坐稳天下，康熙出此毒手，真是至阴至毒之心，无非是对前明皇族斩草除根。

这件事情，案件当事人李方远在自己笔记《张先生传》中记得清清楚楚。康熙二十二年，李方远在一家路姓大户家中首次见到“张先生”，其人“丰标秀整，议论风生”，是个侃侃能言的美男子，自称姓张，号潜斋，在浙中大户张家为西宾（教师）。于是，二人交往密切，诗词往来，半年多内顿成密友。后来，“张先生”南行，二人拜别，二十多年没有通问消息。康熙四十五年，做过县令并已经卸任家居的李方远又见到找上门来的“张先生”，要求谋一教职养家糊口。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两人立刻欢饮畅叙。此后，“张先生”同时在不远的张岱霖家和李方远家教子弟读书。

康熙四十七年阴历四月初三，李方远正与“张先生”下棋，清朝地方官府忽然闯进一批捕快，把二人一起抓起审问。李方远本人做过清朝饶阳县县官，确实不知自己犯了何罪。审至“张先生”，此人马上“坦白交待”：我乃先朝皇子定王朱慈焕。崇祯十七年流贼破北京，先帝（崇祯）把我交给王内官。城破后，王内官把我交与闯贼领赏。不久，吴三桂与清兵杀败流贼，我被贼军中一姓毛的将军带往河南。他弃马买牛，种田过活。不久，由于大清捕查流贼很紧，毛将军弃我而逃。当时我十三岁，自己就往南走。行至凤阳，遇见一王姓老乡绅，知我是先朝皇子，就收留我在家，遂改姓“王”。过了几年，王先生病故，我就找寺庙出家。后来我云游至浙江，在古刹中遇见一位姓胡的余姚人，他叹赏我的才学，就把我请回家中，让我还俗，并把女儿嫁给我。后来，我又改姓张，以逃祸患。

清朝主审的钦差和两江总督等多名高官在场，问：“现在江南有两处叛逆造反案，皆称扶立你为君，恢复明朝，你知罪吗？”

朱慈焕表示：“大清于明朝，有三大恩：第一，诛灭流贼，为我朱家复仇；第二，善保明朝宗室，从不杀害（此非实情）；第三，当今圣上亲自祭奠我家祖宗（朱元璋），命人扫墓。有此三大恩，我怎能造反呢。况且，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岁，血气已衰，须发皆白，我不在三藩作乱时造反，而在如今太平盛世造反，于理于情说不通。况且，如果造反，一定会占据城池，积蓄屯粮，招买兵马，打造盔甲，而我并无做一件类似事情。还有，我曾在山东教书度日，那里距京师很近，如果我有反心，怎敢呆在那里？”

清朝官员马上押解生俘的大岚山造反首领，让他认人。这位造反的首领看了半天，表示说：“我不认得此人，只是想假借朱氏皇子名义来鼓动百姓。”

审了多日，一层一层把案件呈上去，最终刑部接康熙朱笔御批：“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满门处斩！其本人假冒前明皇子，判凌迟。”至于与“张先生”老早相识的李方远，也被全家流放到东北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朱慈焕家在余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皆被清政府派人绞死在家中（传闻讲这七人是自缢，实际是被谋杀）。

自崇祯帝上吊自杀，至康熙四十七年，时光已流逝六十五年，小皇子由昔日的十二岁孩童已成为衰朽老翁，仍被押入北京城在闹市凌迟。可见清朝皇帝的残忍！

清朝所谓“恩养”的明室后裔，皆非正宗明裔。雍正二年，清廷找出个汉人镶白旗名叫朱文元的人，称为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后人。这一支宗王在皇太极时被清军俘获。但查朱家宗谱，此人名字可疑，排行无据，实乃假冒无疑。宣统皇帝洋老师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黄昏》，写溥仪逊位后有一猥琐朱姓男子拜访“谢恩”打秋风，大概就是“代王”这一支的后人。

明朝宗室在末期很走背运。在明末农民战争中，他们成为农民军屠戮的首要对象。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等十四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至于郡王及将军之下，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富贵荣华了近三百年，老朱家终于整族整宗得到了“大报应”。

清朝方面，出于政治需要，自入关到顺治二年以前，对明朝宗室人员以诱降、“恩养”为主。清军攻克南京后至顺治八年这一段时间，清朝开始对明宗室展开屠杀。自顺治八年至康熙早期，清廷又施以杀抚并用。早在皇太极入口侵掠时代，后金军抓住明宗室王爷一般都弄死，比如德王和鲁王。由山海关入京后，多尔衮开始以招抚为诱饵，在诛杀崇祯帝直系血脉的同时，把清军逮到的明宗室假装养起来。清军攻陷南京后，由于明宗室在南中国纷纷被人拥立起兵相抗，清廷顿露狰狞面目，接二连三地罗织罪名，很快就把本来“恩养”在北京的明朝十几个王爷均残酷加以处死（包括曾经指认崇祯太子为“假太子”的晋王）。直至顺治亲政后，清廷对明宗室控制才稍稍放缓，但彼时老朱家血脉至近的“皇族”也没剩下多少了。

朱元璋时代的杀戮戾气，最终在老皇帝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得到了极其残酷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