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国革命的根源
1917年革命的根源存在于俄国历史长期因素（结构）、中期因素（形势）和短期因素（事件）的结合之中，存在于客观前提和主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中。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结构失衡，造成了系统性危机，是革命的客观前提；第一次革命迫使沙皇政权进行改革，曾出现过和平革新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导致了危机加剧的形势，酝酿了新的革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既有矛盾，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事件一步步把俄国引向1917年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历史活动的精英和大众的思想、观念、情绪及行为，一方面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局势和事态的发展。
长期因素：俄国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
1917年革命的深远历史根源，在于俄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由这种特殊性造成的结构性矛盾。
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罗斯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为主要特点、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奠定了使俄罗斯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的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沙皇政权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彼得以东方式的手段来推行俄国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1]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由于改革，俄国的表面生活，尤其是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迅速欧化，但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因改革而欧化，相反加强了东方化的趋势。使用东方式的手段必须依赖东方式的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发展和强化。
再次是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的西方化与下层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作为欧化的受惠者，俄国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为欧化的牺牲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欧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上下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直到19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而90%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2]
俄国欧化进程初期出现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俄国近代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但与沙皇政权的初衷相悖，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欧化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层生活而进入到更深的领域。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改革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层面。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农民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赎买份地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农民的解放也是有条件的，除了土地问题完全按地主的愿望解决之外，农民在完成赎买份地以前仍负有对地主的义务；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以行政权力强化了的村社和连环保制度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封建宗法关系中。俄国走上了一条不平衡的、扭曲的发展道路。
改革使俄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等级关系出现松动，阶级关系逐渐形成。贵族地主虽然保持了他们在封建时代的大部分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他们的等级特权开始受到法律的限制，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垄断也发生动摇。工业资产阶级加快成长，许多市民、农民、职员以及一部分贵族纷纷从事工业活动，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到1870年代末，俄国已有工业企业将近28000家。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也开始形成，它的组成包括原来国有土地和世袭领地上手工工场的农奴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村分化过程中成为无产者的破产农民以及外出打工的贫苦农民。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必然要求发展滞后的政治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专制制度在迈出了从封建农奴制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演变的关键一步之后，不得不继续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制精神，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俄国社会政治生活。1880年代初，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准备成立一个由地方自治代表组成的具有立法咨询性质的全国性机构。
1860～1870年代的改革因其妥协性质而引起革命派别的激烈反对，而俄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民粹派经历了从宣传派到暴动派、密谋派再到奉行革命恐怖主义的民意党的激进化过程。一方面是俄国政府进行历史上空前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是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以至最后刺杀了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俄国发展道路的扭曲特性。而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沙皇政权的政治方针从“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拒绝实行任何改革，俄国政治生活陷于停滞。
到1890年代，俄国经济中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这是自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因素。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俄国的社会结构也因此而急剧变化。都市化过程的加快导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的构成出现新趋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人数显著增加。传统的等级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开始形成更加重视人们的职业、财产和受教育程度而忽视其等级背景的观念。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
俄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农奴制和等级关系的残余与逐渐成长的阶级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的农民经济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关系或市场关系同时并存；贵族在国家机关中的支配作用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包括国家杜马中的数量优势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立宪要求并存。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农民土地问题，以及政治领域贵族独掌权力问题。19世纪末叶开始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相对于1890年代的工业迅速发展而言，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尽管农奴制已被废除，但俄国农村落后，农民生活贫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却缺少土地。1861年农民改革未能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土地问题直到1917年仍是俄国社会面临的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农民反对地主、夺取土地的斗争表明，不解决土地问题，俄国就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和进步。困扰俄国农业和农村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法制的村社仍是整个农业的基础。村社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抑制农民的分化。
在这两个因素之外，19世纪末叶俄国又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周期，从而加大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19世纪末，在俄国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过剩人口，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属于“多余的人”。[3]19世纪后1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饥荒中就有70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为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问题在于数百万人在忍饥挨饿。正是饥饿而不是理智开始影响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农民们开始闹事，并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4]
在政治领域，沙皇政权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强了对政权的压力，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
沙皇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899年，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聚谈”（Беседа）。“在俄罗斯出现合法政党以前，先进的社会就已通过‘聚谈’获得了统一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心”。[5]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1904年“解放同盟”的诞生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作为自由主义激进一翼的政治组织，解放同盟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要求沙皇颁布一个宪法，而是要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解放派深信，实行立宪制度是俄国唯一的出路，应该以全部力量向专制政权挑战并使它声誉扫地。为达到目的，解放同盟实际上同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流派结成了联盟。它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进行辩护；对工人运动的兴起持欢迎态度，愿意暂时放弃以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对抗；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6]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列宁主义的诞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19世纪最后近20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复活，革命者又拿起手枪和炸弹对付沙皇政权。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的问题。
第一次革命是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表现为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文化的激烈对抗形式。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在1905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从而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革命力量也并未强大到足以彻底从根本上改造俄国的地步，因此最终的结局仍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沙皇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君主专制不复存在，俄国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演变方向走出了关键一步。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但导致第一次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仍是俄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中期因素：第一次革命后的形势变化
第一次革命后，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虽然以10月17日宣言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国通过和平革新方式解决问题实现发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形势，把系统性危机引向深入，成为导致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斯托雷平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05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消除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改变了土地政策。1906年11月9目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是同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相适应的，它促进和推动这种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使村社更快地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7]但是，由贵族地主阶级选择的变革方式具有反人民的性质，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剧，宗法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提高，农业产量尤其是农产品商品率也迅速提高。此外，村社的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消除。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地产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和劳动原则。农民代表要求把土地交给个人或自愿结合的协作社使用，表明了农民对传统村社的冷漠和对某种新制度的向往。但在否认私有权和实行平均原则的条件下，这仍然将是村社精神和方式的延续。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指出：“党将坚持把全部私人占有土地社会化……并过渡到社会占有和在平均使用基础上交给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公社和地域性公社联盟支配。”党的领袖切尔诺夫认为，“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罗斯变为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8]这种主张的实质显然是维护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是与俄国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俄国农民及民粹主义政党对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仍将继续困扰俄国社会，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斯托雷平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使地方自治机关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阶层和等级色彩，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阶层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阶层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俄国社会其他阶层的狭隘性。这一改革目标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相适应的。但是关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得到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为讨论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经济委员会的强烈反对。
在1911年有关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后，斯托雷平与君主和第三届国家杜马十月党多数代表之间失去了相互信任。斯托雷平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他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则激起了左派的敌视和自由派的反对。与此同时，第四届国家杜马中自由派与右派的矛盾也日益扩大。
斯托雷平被刺及其体制的失败标志着资本主义成分与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加剧。但是，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并不表明俄国没有走和平革新道路的可能性。相反，1905年革命后俄国和平发展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列宁在谈到斯托雷平改革的时候也曾说过，历史上有过这类政策取得成功的例子。
斯托雷平被刺后，俄国社会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下层”的反抗不断加强。除了农民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工人对自己状况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引起的罢工运动的高涨。这是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最深、经受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阶层对社会进程的反应。工人阶级中出现了最有文化、最城市化、更自觉的年轻一代，他们是战前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主要力量。作为新的工业高涨对工人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结果，1911年开始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罢工运动的活跃，成为战前社会危机的最初征兆。1912年，勒纳事件激起的罢工抗议浪潮的规模仅次于1905年1月9日流血的星期日之后工人的反应。罢工抗议活动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动机，并反映了要求平等和独立等心理层面因素。虽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在总体上仍然有限，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在1910年为1.4%，1913年达到13.4%；政治性罢工数量很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动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和局部的”[9]，但其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
战前工人运动和罢工浪潮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关。布尔什维克成功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其富有成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它的口号和呼吁越来越贴近工人的情绪，使每次罢工在其参与者眼中都是朝光明未来前进的一步，不管其性质和直接结果如何；其次在于它系统持续地利用工人阶级的所有合法组织和方式来影响他们，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利用其杜马代表不受侵犯权开展宣传活动，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10]
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在组织上更趋成熟、在纲领和策略上更加激进。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社会与政权的对立在发展。由于1909～1913年俄国工业的新一轮高涨，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增长。与1890年代的那一次工业高涨相比较，这次工业高涨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而且较少依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和控制。[11]这一特点在资产阶级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得到了反映。逐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忍受在现存制度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在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中，资产阶级只是一个不平等的伙伴，经济利益要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然由贵族独掌。
在经济上已经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改变政治结构的要求。在新一轮工业高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国资产阶级具有更明确的阶级自觉和行动意识。“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经作为成熟的、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12]1909～1910年，被称为莫斯科工商阶级“年轻一代”代表的科诺瓦洛夫和里亚布申斯基发起并领导了一个很有活力的运动，试图推动俄国大资产阶级发起新的自由主义运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实现包括建立法制、实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内容的政治纲领。他们认为，这样的纲领不仅符合作为主导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反映和代表了国家的总体利益。[13]1912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政党——进步党，这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加强。
自由主义领袖不断警告沙皇政权：如果拒绝改革，国家就不得安宁，混乱将会加剧，政权将陷于孤立。自1913年末开始，各自由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在“孤立政权”的口号下采取一致行动。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的策略从“有节制的反对派”转向“负责任的反对派”，在政治方面转向更加实际的要求，包括改革选举制度、建立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等。此外，对时局和对政权的不满在知识阶层中也在蔓延，职业知识分子、大学生中的反对派情绪加强，特别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自由主义与沙皇政权相互妥协的局面完全破裂，国家杜马连续通过自由主义性质的法律草案，多次否决政府各部的预算；而内阁频频拒绝杜马质询，国务会议经常否决杜马通过的法案。
在战前政治危机中，工人的罢工浪潮与职业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某些集团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这两股潮流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勒纳事件后工人运动的规模无疑推动了俄国社会各集团尤其是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反对派情绪的发展。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发展，但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也得到了来自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的承认甚至同情。
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权的思维和行为也是加剧战前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以尼古拉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政权内部在对政权性质、国家管理和自治制度等问题的看法上倾向于倒退。18世纪以来，在把宗法制政权人格化的俄国传统与彼得大帝引入俄罗斯帝国的官僚制度及其对国家和国家利益的认识之间开始产生矛盾，但这两种立场在较长时间里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妥协的。在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虽然政权内部两种观点的分歧有所加剧，但亚历山大三世以其个人权威遏制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到尼古拉二世时期，这种分歧以尖锐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尼古拉二世及其亲信为加强沙皇个人权威而采取的行动中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退化倾向，如回到17世纪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宫廷礼仪等。这种传统的反动在尼古拉二世的政治行动中也有反映，他甚至采用阴谋方法对付自己的政府，如1913年同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多次秘密会见商讨被反对派称之为“国家政变”的计划，而不让自己的大臣会议主席知情。[14]
战前政治危机的发展与政府对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强硬态度也有直接关系。政府特别是内务部及其所辖的警察部门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宣传活动的监视，并且经常违反法律，对工会和具有反对派情绪的社会组织以及合法刊物为所欲为。政府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温和的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1913年秋天司法部着手制定限制出版自由和议员不受侵犯权的法案，以限制杜马成员在塔夫里达宫以外进行政治宣传。尼古拉二世与马克拉科夫密商准备采取的措施包括在首都实行紧急状态、解散国家杜马、取消杜马立法权等内容。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从国外回来听说此事后结束了这个方案，但到1914年春天戈列梅金内阁时，这个方案又重新复活。在1914年6月末，即彼得堡总罢工以前，已经准备好了宣布在彼得堡实行非常状态的法令，只需要填上具体日期和君主的签字就可生效了。[15]
这种极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从而加剧了沙皇制度的危机。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最激进的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左翼开始尝试同杜马以外的极左力量联合，并将此作为摆脱杜马内部僵局的唯一出路。涅克拉索夫甚至要求立宪民主党放弃议会斗争方式，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杜马之外。立宪民主党活动家认为，他们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断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社会思想和意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俄国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矛盾和冲突还在加剧。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直到1917年革命为止俄国局势发展的基本特点。
短期因素：战争影响下的事态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社会。虽然俄国宣战后一度出现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暂时停止了政治危机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很快就恢复了。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动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
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难。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燃料缺乏、熟练工人大量减少、引进及其设备数量骤减等问题。俄国工业既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也不能保证后方的供给。从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订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对马匹的征用使欧俄50个省用于农业的马的总数从1914年的1790万匹缩减至1917年的1280万匹，耕牛的数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供应军队也大幅减少，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急剧下降，矿物肥料的供应在1916年只能满足需求的8%～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续下降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长84%，而同期的物价却增长了200%～3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增长了4～5倍甚至更多。[16]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战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持续不断，成为整个社会危机尖锐化的重要表现。
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被沙皇政权视为最大危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不断向政权施压。在当时革命政党受到沙皇政权的镇压和限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下的社会组织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同沙皇政权的公开冲突成为上层危机的显著表现之一，也是使旧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俄国参战后，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中央决定有条件地支持政府。自由主义领袖把战争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良机，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会议上指出，“战争为俄国社会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它得以重新参与国家建设。现在，它不应消极地对待社会问题。”[17]
利用战争组织力量、扩大影响是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策略原则。1914年7～8月间，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政党先后发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具有合法地位，担负向军队供应医疗器材、组织救护人员、建立野战医院和军需仓库、疏散伤病员等任务，后来还参与了对军队的粮食供应。到1916年末，在其所属各类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已达数十万。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代表大会上，进步党人里亚布申斯基建议各地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动员私人企业承担国家订货。在此基础上，当年9月组成了有工商界、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在自由主义政党的策划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联合会、帮助战争受害者协会、全俄劳动委员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在所有这类社会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自由主义者。
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并非如以往很多学术著作强调的那样只是为了支持战争。事实上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些组织以明确的政治任务，希望它们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工具。由于地方自治联合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等组织广泛参与了军事后勤的组织工作，沙皇政权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并承认其地位。正因如此，一些右翼政论家把这类社会组织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用来逐渐掌握整个国家机关的“特洛伊木马”。[18]
在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影响和引导下，各社会组织的活动很快从纯粹的事务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1915年夏天，由于俄军在加利奇的失利以及暴露出来的前线给养和弹药灾难性短缺的问题，各社会组织同国家杜马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互相呼应，向沙皇政权发难。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分别举行代表大会，抨击政府的无能，要求由这两个组织完全掌握对军队的供应事务，呼吁成立有社会活动家参加的新政府和召开杜马会议。充满反政府情绪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要求。结果，尼古拉二世被迫改组政府，其中包括任命由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提名的波利瓦诺夫为军事大臣。
在战时俄国政治中，各社会组织成为自由主义运动联系各阶层人士进行政治斗争的纽带。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的社会组织网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通过在社会组织中的共同工作，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知识分子和工商资产阶级这两支主要力量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其主要表现之一便是立宪民主党与进步党的接近。进步党很重视实业界与知识界的联合，认为俄国社会应该关注工业问题，因为如果说战场上的胜利取决于工业的繁荣，那么在内政问题上也基本如此。而在知识阶层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立宪民主党内，也有许多人意识到对于俄国的发展来说，必须以西方类型的资产阶级来取代旧式的知识分子。“工业界、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国防方面的共同工作，有力地把我们‘第三等级’推上了俄国生活的前台”，“俄国社会将此视为官僚制度之后合法地领导俄罗斯国家的过程”。[19]
自由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了加强同革命力量联合的主张。1915年秋，科诺瓦洛夫与古契科夫力图与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代表建立联系并达成妥协，具体的渠道是由担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古契科夫和科诺瓦洛夫与该委员会中的工人团及其领袖格沃兹杰夫和波格丹诺夫进行接触。有关的活动为形成“革命护国主义者”联盟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护国主义者在二月革命后在建立联合政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俄国政治的转折点是1915年8月成立了以自由主义政党为主、联合了杜马多数代表的进步同盟。成立进步同盟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联合杜马中的反对派力量，争取改组政府、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米留可夫曾公开表示，进步同盟的意义在于解决政权问题。
在9月初沙皇下令杜马休会之后，进步同盟决定保持合法性，继续组织力量，准备在杜马复会时发起新的政治攻势。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在同法国大使谈话时表示，同盟“决定不回答任何挑衅，而报之以忍耐和理智。到战争结束时，我们等着瞧”。[20]
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使反对派的情绪越来越激昂。1916年2月国家杜马复会的开幕式上，杜马主席罗将柯当面向沙皇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的问题。在得到否定的答复之后，进步同盟的领导人在杜马之外积极活动，抨击当局，推动社会各阶层的反政府浪潮。科诺瓦洛夫在一些社会组织的会议上公开把现政府称为“人民的敌人”，古契科夫谴责大臣会议主席施丘尔梅尔背叛国家，说现政府是“可怜的、恶劣的、污糟的”。涅克拉索夫、曼德里施塔姆等立宪民主党左翼领导人要求党采取措施“同其他民主派政党接近”，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成立“全俄社会力量的指挥部”，组织同政权的斗争。
1916年秋，前线战局恶化，经济面临崩溃，群众性革命运动高涨。在10月中旬进步同盟领导人与内务大臣的会谈中，同盟要求吸收自由主义活动家进入政府，而政府方面认为进步同盟“希望社会动荡和改变现存制度”，会谈以双方断绝所有联系而告结束。
在1916年11月1日杜马年会开会时，杜马主席罗将柯接受了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要求成立与人民一致、能领导国家取得胜利的政府的请愿书。在宣读了杜马多数派声明之后，米留可夫、舒尔金等发表了演说。米留可夫强烈谴责现政府背叛俄罗斯民族利益，宣称“我们对这个政权能否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已失去信心，因为我们所作的纠正它、改善它的所有尝试都没有成功”；“在我们和这个政权之间，鸿沟正在扩大并变得不可逾越。除了争取现政府垮台之外，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别的任务”；“为了数百万牺牲的生命，为了流淌成河的鲜血，为了我们对于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将斗争到底，直到政府负起责任为止”。[21]
米留可夫的演说在杜马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演说的文本以打字稿、秘密印刷的单行本和口头方式迅速传播。进步同盟领导人的言论促进了反政府情绪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发出了革命的信号。不久，沙皇被迫解除了施丘尔梅尔的职务。
1916年末，局势的危急甚至促使许多皇亲国戚、贵族高官都明确表示希望沙皇向社会作出更大的让步，在建立信任内阁的基础上与杜马达成妥协。在沙皇拒绝采取这一步骤后，保皇派集团刺杀了权倾朝野的沙皇佞臣拉斯普廷。进步联盟首脑也曾参与此事，试图藉此迫使沙皇让步并防止革命发生。在对尼古拉二世失望之余，一部分自由主义活动家开始与军方接触，积极准备发动政变。到1917年初，政变“阴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一些反对派头面人物也有意渲染宫廷政变正在酝酿之中。
革命运动、自由主义运动以及部分统治集团上层人士要求改变政治方针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使沙皇政权陷入了全面危机，为二月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1917年革命的发生是俄国现代化道路矛盾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极端表现。在沙皇政权不能继续以主动的改革来缓和矛盾的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开辟发展道路的方式。俄国近代以来失衡的结构、斯托雷平体制失败后形成的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下矛盾的激化和事态的发展，这些因素的结合酝酿了1917年革命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