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

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16]，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后来所说的纯粹出于军事的需要，或者说战争所迫。早在1917年9月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列宁就宣布：“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17]可见，革命后采取的一些措施早在革命前已经设想好了，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实际上，粮食征收制是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已实行过的措施。这些措施引发广大农民的不满，反对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农民起义持续不断，这是导致它们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实行的粮食征收制解决了军队和城市工厂的基本供应问题，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土地法令使农民无偿获得耕地，但是在粮食征收制下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征收得一干二净，土地的社会化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大量的和过量的征收，某些征粮队的暴行，缺衣少食甚至饥饿的状况，使广大农民群众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纷纷揭竿而起，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在其后期就逐步转变成广大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说，在国内战争中同农民建立了政治联盟，而缺乏经济联盟。然而，缺乏经济联盟作基础的政治联盟是不牢靠的。

由农村反抗引发所谓“蔓生的反革命”。农民的反抗最初是自发的、零星的，在国内战争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农民队伍的倒戈现象。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暴动，在苏联时期的史书上通常都叫做“盗匪活动”，而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则叫做“剿匪”。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1921年有50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所谓“盗匪”。

引发各地起义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普遍的饥荒，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征粮队的粗暴不法行为，认为苏维埃变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其中最震撼苏维埃政权的是1920年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安东诺夫叛乱”。这是有行动有纲领的农民起义，其纲领叫做“劳动农民联盟纲领”，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粮食征收制！”“自由贸易万岁！”“在斗争中夺回自己的权利！”“劳动农民联盟万岁！”颇受农民的欢迎。安东诺夫的队伍不断扩大。人数最多时达5万人。这是一支农民军队，其建制和红军类似，也设有政委，在士兵和农民中开展政治工作。有25%～30%居民参加了暴动，即实际上坦波夫省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了。参加镇压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把“叛乱”产生的原因归结为“骑马的军事匪帮”活动的结果，这指的是当时的征粮队。起义最后被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部队平定。

农民起义是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改变粮食征收制政策的根本原因，而给予改革最后一记推动力的是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

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不是孤立的事件，其导因是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1920～1921年冬，虽然战事基本结束，但彼得格勒人民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恶劣的粮食供应状况激起工人的严重不满，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一些工厂举行集会和罢工，要求自由贸易，提高粮食定量以及转厂自由。罢工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出现传单，批评禁止集会的做法，要求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选举工会和苏维埃。

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采取了加剧矛盾的措施，关闭这些工厂，其工人只发给一半口粮，继而宣布实行戒严。季诺维也夫声称，现在的问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阴谋。肃反委员会开始大规模逮捕罢工工人。

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罢工的消息传到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水兵决定派代表团去城里了解真相。代表回来后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舰艇全体船员作了报告。全体船员会议通过决议，声援罢工者。3月1日在雅科尔广场召开大会，有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参加，听取了从彼得格勒回来的代表的报告。与会者对彼得格勒当局反对彼得格勒工人的行为表示愤慨，他们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但反对布尔什维克官僚。他们赞同上述两舰的决议，此决议包含整个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最低纲领，要点如下：

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苏维埃进行改选，选举前要自由地对所有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和成立工会及农民协会的自由。释放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押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选出一个负责审理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委员会。取消所有的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利用特权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此获得国家拨款，代之以各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家应向这些委员会拨款。立即取消所有的巡查队。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应均等。给农民按照其愿望耕作自己土地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靠自力（即不用雇工）喂养和使唤牲畜。允许依靠自己劳动从事自由的手工生产。^[18]

喀琅施塔得约有16000名守军，起义水兵采取防守态势，并且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由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庞大军力进攻这个海军要塞，平定了叛乱。一部分起义者逃亡芬兰，留下的均被逮捕，遭到严厉惩处和残酷镇压。为关押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19]这是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3月15日，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20]}

喀琅施塔得暴动中有几点值得注意：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甚至在国内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支柱和后盾。②他们的口号是：自由选举，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自由，取消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专政，言论、报刊、集会自由，取消所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开放市场，等等。③起义者齐心协力，顽强地同布尔什维克军队战斗，宁死不屈。

农民和水兵的暴动给苏维埃政权敲响了警钟。列宁承认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对农民起义的危险性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政权垮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动摇了它们的执政根基。1917年10月26日，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然而政府所采取……一切措施，都是反农民的，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21]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行粮食征收制之后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农民起义的问题。}

对农民来说，判断一个政权的好坏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是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看得到的好处。过去他们反对沙皇的粮食征收制，1917年反对临时政府的粮食征收制，现在经过3年的苦难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揭竿而起，继续反对粮食征收制。由于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农民自然把矛头对准这个党，反对这个党的专政，反对共产党人进入苏维埃。粮食征收制虽然是当时保卫苏维埃政权所必须的措施，但却导致执政党信任度的缺失。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指望西方先进国家立即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支持落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为此采取许多措施来促进甚至直接策动西方某些国家的革命。进军华沙是直接输出革命的最后一搏，然而遭到了失败。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面对内有农民造反，外无国际救兵的极端困难的境地。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对水兵起义的镇压只是一种救急的“外科手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寻找出路

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实施粮食征收制都是战争的需要，所不同的是苏维埃政权在实施这一制度的时候，加进了“共产主义”因素，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体系，把全国生产和消费的统一管理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实际上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前或之初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粮食征收制实施之初就提出过反对意见。1919年7月17日，孟什维克中央建议，取消现行粮食专政制度，建立以以下原则为基础的新制度：①国家按合同价格购买粮食（广泛实行直接的商品）交换，以低价向城乡贫困居民出售粮食，国家对差价进行补贴。国家通过自己的代理机关、合作社或私商按代购代销原则采购这些粮食。②在产粮省按生产成本向较富裕的农民征收一部分余粮。③由合作社和工人组织采购粮食，并将采购到的粮食交给国家粮食机关；在国家掌握大工业企业的情况下允许按租让制原则使用私人资本，但必须有助于改善、扩大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彻底放弃小工业的国有化；国家调节最重要的大众消费品；除少数专门规定的专卖商品（如药品等）外，允许合作社和个人自由经营；改善信贷制度以保证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的个人积极性；同投机和商业欺诈行为作斗争；工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机关；根据消费品的物价指数提高工资和规定最低工资；撤销干预消费公社的法令。^[22]

社会革命党人B.K.沃尔斯基指出：“劳动农民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活的，显然，任何强制措施，任何警察机关都不可能使政治组织代替商品生产。”必须用实物税代替农产品征集制。^[23]

此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可惜最高决策者那时候还醉心于军事共产主义，热衷于消灭小生产，继续坚持粮食征收制，因而错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也错过了防止农民暴动的良好时机。

1920年1月莫斯科召开第三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Ю.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建议没有被党的领导接受。

1920年2月刚从西伯利亚考察回来的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关于土地和粮食政策的提纲。他认为，“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造成农业生产下降、产业无产阶级涣散，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他建议：①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计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②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这两者之间要有更为恰当的关系，不仅按乡和村，并且还应当按农户计算。^{[24]这个建议以11票对4票被否决。这就是说，当时的最高领导的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改变现行政策的必要性，认识落后于现实。}

1920年9月5日奥辛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农业下降的原因是粮食政策，他提出一个后来在俄共十大上被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农民经济只有在公开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才能活下去。

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表达了农民的要求，建议在缴纳了严格规定的国家赋税之后，农民的所有剩余可以按相应的价格进行自愿的商品交换。

因为对波战争需要巩固后方，搞好同农民的关系，1920年夏秋在斯摩棱斯克实行了特殊的“小新经济政策”。农民在6月已经知道要缴纳多少粮食和土豆，并且保证此外不再征收任何东西。所以这里的“粮食运动”在9月1日开始，在10月1日就结束了，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而其他地区几乎要拖一整年的时间。实行“小新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地方苏维埃有许多孟什维克，当时的粮食委员是孟什维克М.П.雅库波维奇。他们对省的管理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也在粮食政策上得到了反映。9月契卡向列宁汇报说，在斯摩棱斯克省“最近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明显好转，原因是粮食政策的改变”。^[25]

这时列宁的态度还没有改变。1920年9月他在回答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问题时说，“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要把全部余粮交给工人国家，“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也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26]

1921年1月，粮食和运输问题突然紧张起来，农民起义运动发展，并且得到复员军人的支持。某些部队的情绪也令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决定改变方针。

1921年2月8日列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

1.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

2.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征粮数。

3.同意根据农民积极性的高低来调节粮食税的原则，即农民积极性愈高，税率愈低。

4.如果农民能迅速缴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27]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1921年3月8日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高潮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

这时候国内经济崩溃，供应短缺，粮食定量削减，实际工资下降，这种情况引起广大居民的不满，示威游行、罢工、骚乱甚至暴动震撼了整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尤其致命的是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大工业工人数1917年为242.88万，1920～1921年为118.86万，即减少了一半以上。人数减少的工人阶级再同人数众多的农民对抗是致命的，必须谋求妥协。列宁形容当时的处境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28]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初预定在1921年2月6日召开，后推迟到3月6日，最后在3月8日召开。如果在2月初召开，及时宣布废除粮食征收制，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有可能防止的。

3月8日大会开幕。大会派遣了300名代表参加平定喀琅施塔得暴动。列宁评论说，这“要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起来还要危险，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已经破产，此外，我们的军队复原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暴乱分子”。^[29]

令人不解的是大会并没有立即讨论改变粮食征收制度问题，先讨论了中央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党史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民族问题报告，党的建设的报告，工会问题的报告，等等。3月15日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在这以后才讨论“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会议主持人提议，用一个上午时间完成这项议程。

列宁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主报告，瞿鲁巴作了副报告。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俄国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一个是得到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是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达成妥协。而在其他国家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承认农民对目前建立的关系是不满意的，并且“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给予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但是这时候列宁对“贸易自由”极为担心，他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30]所以在此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所谓周转、交换，实际上仅限于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的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

事先登记了11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发言。为节约时间，限定6人，所以讨论是非常不充分的，有关粮食税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涉及。发言者都表示支持实行粮食税，但对“周转自由”，即放弃粮食贸易的国家垄断的恰当性，提出疑问。有两个担心：首先是担心农户收入分化加强，另一个是不相信在新的条件下居民粮食供应方面不会出现新的困难。发言者都赞同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但有人主张不放弃强制和垄断，主张把粮食税的实施时间推迟到下一经济年度。

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为强制辩护，认为不动用强制就不可能得到粮食。副粮食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同意必须改变粮食政策，但主张保持垄断，不过要改变实施垄断的方法。同农民的交换只能由国家或者国家委托的机构来做。但他认为，垄断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特征，实施垄断措施是出于特殊的经济条件。^[31]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米柳亭发言说，不仅在政治上，并且在经济上我们必须同农民妥协，这是因为粮食征收制已经进入经济的死胡同。他反对保留垄断，认为不转向地方自由周转，这实际上同粮食征收制无异。如果我们想做让步，那就应当作真正的让步，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否则就不会有任何效果。继续实行征收制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征收遇到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浪潮，他们用武装的手捍卫自己的劳动果实。^[32]

列宁在总结发言中不点名地回答弗鲁姆金说：“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对实行这一点的经济条件做出估计和检查。”^[33]

列宁认为，农民纳税后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剩余粮食的自由经济流转是适当的，但这就意味着合作社的影响增长。这时候列宁对合作社是不放心的，他采取了灵活的表述：自由的小经济流转将如何发展，是通过合作社，还是通过恢复私营小商业，我们现在未必能够最后确定。他提出一个改革的重要方针——“把各种办法都拿来试验一下，根据实际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哪些经验是成功的”，而我们可以成立委员会来研究积累的经验。^[34]

大会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结束了实行粮食税问题的讨论。提供表决的有两个草案，一个是列宁代表中央提出的草案，一个是弗鲁姆金的草案。弗鲁姆金说：不同点在于他的草案中的第6条，这条说的“不是流转，而是出售给国家以交换个人消费用品和经营用品”。^[35]

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写道：“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常地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这种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

决议规定税额应当比粮食征收制所征收的少，并且在播种之前通知农户。起初预定根据农户的收获量、人口和牲口数量，从农户产品中按百分比扣除或按份额扣除。但这种做法不利于刺激每俄亩单位产量的提高。一个月以后，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作了另一种表述：税额根据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确定。扩大耕种面积的勤劳的业主将得到优惠。“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可以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也可以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允许在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内实行交换。”^{[36]由于形势紧迫，列宁提出：“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37]}

两个月后，5月26～28日召开了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专门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报告中同意奥新斯基的提法，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列宁指出，工农之间不仅要建立政治联盟，还要建立“经济上的联盟”。在实行粮食征收制的情况下，小农户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许多年都死气沉沉，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他们对发展农业不感兴趣，结果是我们失去了经济基础。现在的任务不是去研究笼统的提纲和纲领，而是研究实际的试验，研究好的和更好的例子。^[38]

代表会议认定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政策，其基本手段是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要把商品交换集中到合作社手里，但绝不排挤正常的自由贸易。会议还大致确定了新经济政策在工业领域的某些方向，其中表示支持中小企业（私人的和合作社的），允许把国营企业租赁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公司；赋予地方经济机关自行决定租赁关系的具体问题；还修改了大工业的计划，加强日用品和农民用品的生产；扩大每一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质资源中的自主性和首创性。

会议赞同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草案。^{[39]不久，此委托书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地方。它要求采取措施发展国家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并且不要限制地方流转的范围，在可能的地方转向货币交换形式。}

在这次会议上开始正式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个概念。代表会议决议写道：“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40]

1921年6月11日彼得·波格丹诺夫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提纲是新经济政策的纲领性基础，它提出恢复市场、货币机制，改变工业的管理方针。建议取消无偿劳动，提高工资，把对工人的供应同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同企业的工人人数挂钩。使经济政策的整个基础立足于经济核算之上，同时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对中小手工业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发展合作社，把企业交付租赁，等等。6月16日，政治局会议基本上通过此提纲。

这样，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纲领在内容上和具体化上都得到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