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口压力[1]

广东省的人口调查数字经常与事实相去甚远，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表明，16世纪以后，广东省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人口爆炸；那时，甜马铃薯和花生从欧洲传入，经常在不毛之地栽种。1787年时，广东的人口并不多，与山西省大致相同。到1812年，其人口密度超过了山西，但仍不如江苏、浙江。30年后，它的人口密度虽仍在江苏、浙江之下，但已远远超过山西，可与湖南相比。

人口压力问题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人口与可耕地的比率。根据1812年土地数字的大致估计，全省大约有土地3200万亩，平均每人只有1.67亩（约1/4英亩），低于当时全国每人拥有土地2.19亩的平均数很多。可以设想，这种不平衡仍在继续并会有所发展。因为虽然开垦了三角洲部分土地，但不可能赶上人口的增长。这使得广东省成为全国土地最紧张的省份之一。以1812年的数字为例，广东省人均可耕地，低于除贵州、广西、甘肃、福建、安徽以外全国各省。还必须提到的是，这只是全省的平均数字。广州湾地区，尽管土地肥沃，但人口却比广东省其他地区稠密得多。

可以设想，移民会有助于减少一些人口。但是，1852年，省内可供移民的主要地区是潮州、嘉应，而这两处都是贫瘠的地区，当地许多农民是流动劳力。那时，每年只有三、四千广东人成为移民。19世纪晚期，每年有20万人外流，但返回者达9万人。尽管盆地的土地肥沃，又有大量人口外流，广州地区在本书所研究的年代中，一直经受着土地与粮食来源的压力。

附表1　广东的人口1787—1850年

二

书院与社学[2]

广州虽然远离朝廷的政治、社会骚动，但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都是一个活跃的知识中心。1817—1826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创立的全国闻名的学海堂，就是最好的象征。它是优异的学术与教育的同义语，由于它对经典的权威注释——1829年首次印刷的《皇清经解》而著名于世。学堂的山长，都是各个领域中一些最优秀的经学家和省里的学界泰斗，如林柏桐、马福安、张维屏、黄培芳、陈澧、梁廷枬等。

广州是全国学术声望最高的地区之一。在清代，广州府进士的数目在全国各府中列第五位。南海、番禺地区，在全国最出色的地区中名列第八，有清一代共有248人中进士。

广州具有这样卓越学术地位的原因之一，是在它的周围有一个精心经营的地方书院网。它们与全国各地的书院一样，都以朱熹的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为模本。从1506到1649年，即晚明时期，哲学上的激烈争论促使各地的学者们建立书院。但是，他为自由思想和哲学思考避难所的书院，在明朝后期暴虐和混乱的年代里开始衰落。

满族入主中原以后，他们首先禁止建立新书院，以防止地方学者中仍忠于明朝的人们结社“空谈”。但是在1657年，内阁大学士袁廓宇放松了禁令，亲自恢复了衡阳著名的石鼓书院。这一新政策旨在赢得那些仍忠于明朝的众多文人对清朝统治的支持。康熙皇帝继续了这一政策。但雍正继位后，政策又向回摆动了。为了使书院再次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官方宣布，所有的书院都将变为半官方性质的“义学”。乾隆皇帝开始了另一个放松控制的时期。但是，尽管新恢复的书院得到了很多表面的自由，1744年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课程表中那种自由自在的哲学课，被一种合乎标准的、为学生参加八股文考试作准备的课程所代替。为了确保这一点，礼部规定各书院每月须考试一次。这样，尽管私人书院的数量有所增加，它们还是作为遵奉传统的预备学校而被纳入了官方的系统。冷漠、漫不经心，甚至腐败的现象渗入到地方书院的行政管理中。到1817年，它们已最终失去了几世纪来曾经享有的声誉。

以上是1826年阮元创办学海堂时的背景。他有意尝试着恢复过去的那种学术中心。他摈弃了那种为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的方式，坚持山长必须是胜任的学者。这就为广东其他地方树立了榜样。广州城周围建立了许多新的著名的书院，同时，已建立的各书院几乎立即就恢复了对经典的无拘束的研究。骤然间，书院山长一职开始享有巨大的社会和学术声望。明代时，书院领袖曾是极有影响的人物。1744年改革之后，山长因在选拔考生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仍拥有很大的、间接的权力，但他们的学术影响却等于零。阮元改变了这种情况。学海堂与越华书院成了广东高级官员的智囊团。广州各书院那些学者—绅士们活动于相应的上层社会，同重要官员及富商都有来往。这样，他们的活动与那些下层的“社学”领导人的活动之间，就有了明显的差别。例如，高层人士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没有卷入这一时期的地方自卫，虽然他们与社学的乡绅之间存在着交往的渠道。就我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广州只有一所书院在早期建立了团练组织，这就是石岗书院。

这些学院之所以名为书院，是因为唐太宗时期所建的学院是藏书之所，这一点仍是后来所建书院的职能之一。乾隆皇帝曾把一些古典经书的刻本分配给各地书院，许多书院也设法搜求古书木版，以便他们能予重印。

在明代，一个学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进入仕途：进入书院，进入国学（国子监、太学），或是通过省级考试。虽然前二者相当于获得功名，但书院并没有真正的官方资格。后来，满族统治者为使知识界效忠，为他们开放更多的职位，确认只要进入书院，就获得了准官方的资格，使书院的学生更自动地升入仕途，这也就是在理论上把书院并入了行政系统。实际上，书院一词，包括了三类机构：学者们聚会之场所；供村中长老和未受教育的地方名人就读的学校；有足够的租金收入以供养一支小的教师队伍的宗祠。从规模上讲，从省一级兴办的大的学校直到州或县的书院都有。后者往往同“社学”或“义学”没有什么区别。在清代，不论什么情况下，任何书院在法律上都置于地方教育当局的监督之下，地方书院的学董也是县、府学的教谕。

书院的内部组织情况依其规模大小而定。入学者有各种各样的人。在满族统治时期，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因为新政府负担了学生的生活费用，每人每月大约一到二两银子。成绩优异者，生活费尚可增加。学生只限于在本地的书院就学，省级书院只能招收本省的学生，府学只能收本府的学生，以此类推。每年举行一次入学考试，同时还要调查申请人的道德品质。一旦被准入学，全天在学的学生就进入准官方人员的序列：或者是有名分的监生，或者是没有功名的童生。广东各书院的全天学生平均为23名。此外，尚有35名半天或走读生。学习年限通常是3年。每年年底和3年结业时都要考试。

在明代，书院的费用——印刷费、薪水、建造费等，均来自捐赠土地的田租。而在清朝，又有其它形式的私人捐助。虽然有国家支付廪膳的制度，18世纪以后，仍有越来越多的私人兴办书院。

在明代，只有生员才能进书院和国学读书。1375年，皇帝曾要求为那些无功名的人创办“社学”。15世纪，这类社学大量建立。在广东省，书院与社学的数目为1: 11。有些社学由于缺乏地方的支持而垮台，因为在晚明时期，人们普遍轻视社学而重视更有声望的书院。但是，仍有许多社学维持了下来，尤其是在南方。19世纪50年代，顺德县仍有31所始建于明朝的社学。

1725年，在清朝雍正帝进行思想大清洗的时期，官方恢复了社学制度，命令各县以“社学”或“义学”来代替那些有潜在颠覆性的书院。广东同其他各地一样，许多书院只不过简单地改个名字，称为“义学”。既然这些学校的课程在政治上是无害的，官府也就容忍了他们。自乾隆皇帝停止了对书院的压制以后，许多书院恢复了原来的名称。但是这些变化却在地方上引起了乡村书院与社学之间的长期混乱。二者的职能是相同的，主要的区别仅在于规模不同以及社学更适宜那些“山野子弟”就读。但是，当某一社学得到的捐赠增多，使它能招收更多的学生时，它也常常重新改称为“书院”。阮元恢复了旧的、享有声誉的书院制度，有助于消除这种混乱。同许多在地方一级活动的中国政治组织一样，书院、社学、义学在19世纪都消失或变得模糊了。在19世纪40和50年代，地方的绅士组织，与社学一词几乎是同义语。广东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社学与族学的一致。如果在某一特定地区居住的完全是某一族人，那么社学的费用就从这一族的学田中支付。于是，为了各种实用的目的，社学变成了族学。清代后期，中国其余地区的社学渐渐消失，而广东，由于宗族的强有力，社学一直很兴旺。

附表2　清代广东名府书院、社学的分布

三

“房地产危机”[3]

1847年6月4日　浩官将猪巷的三间店铺卖给英国人，后者想在那里建一所教堂，但是他们还需与此相连的另外三家店铺的地皮。英国领事马额峨要求耆英让那三家房主将房子售与英国人。

6月5日　英国商人买了那三家商店中的一家，但另外两家是属于当地一所庙宇的。

6月7日　河南的房主们了解到英国人只是想租用土地及房屋。

6月23日　一位中国地主同意将河南的货栈租给英国人，但不同意外国人在那里居住。

6月25日　河南石尾塘的3千居民警告打算把房子租给英国人的那一家，说这会给这一地区带来危险。同时向耆英请愿，要求他阻止这一交易。

7月6日　耆英告诉请愿者，朝廷1846年的上谕给予外国人做买卖的权利，所以，如果地主愿意将房子出租，他人无权阻止。

8月3日　地主希望提高租金以补偿这一附加的风险，英国商会遂正式放弃在河南获得一处货栈的打算。另一方面，猪巷的谈判顺利结束。

四

一些经济问题[4]

广州卖到中国其他地方的纺织品中，有一部分是家庭纺织的产品。这对于不富裕的农民家庭说来，是一项很不错的额外收入。随着英国机器纺织品进口量日益增加，一些这样的家庭失去了这项额外收入。1830年，这引起了广州周围两个县的骚乱。1834年，许多织工拒绝在他们的工场里进外国织品。更晚些时候，1853年，有报告说，因为洋布价格便宜，顺德县一半的妇女已放弃纺织。1870年，番禺县也有类似的报告。尽管许多历史学家都希望找到可靠的证据，以说明广东乡村的贫困是家庭工业衰落造成的，但是大多数论据依然只是洋布进口的统计数字，而这同家庭纺织业的衰落只有松散的关系。这件事明显地被过分强调为这一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可以提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家庭工业衰落的最明显的乡村地区，恰恰是反洋人最厉害的地区，这似乎表明农民是在合理地把他们的逆境归咎于洋布进口。

这一点又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广州的农民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市场？20世纪时，华南无疑存在着消费经济：广东、福建的农户的1/4用品是买来的。乡村自给自足经济的衰落，与商业性农作物的发展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由此产生了单一耕作的经济，这使得农民为国内甚至国际的市场价格波动所左右。早在道光朝，客家人就在广东的山地种植茶叶。对广东茶叶的评价虽一直不高，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伦敦市场上却越来越常见到它们，经常还被染上颜色，使与著名的绿茶相似。不过，根据可靠的材料，大规模地向商业性农作物的转变，是到更晚些时候，即1890—1910年间才发生的。

这并不是否认在那以前广州的乡村经济已经部分地商业化。至少到1890年时，标准的市镇已经衰落，这有利于佛山、广州等较大的城市市场。城市与农村正在联结起来。乡村农民开始同外界有了经济联系。如果允许没有准确材料的假设，那么可以推断某些这类现象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就部分地存在了。如果考虑到南海县对机器棉布明显的大量消费、广州的城市集中规模、较好的道路和便利的水路交通，我们可以说，农村与城市风貌在地理上的接近，是与经济上的交往一致的。这使农民部分地受到新的经济波动的影响，如1847年危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气候或灌溉等“传统”变化的影响。这又必然会促进城乡接触。亲近的结果是敌意，城乡间接触的增加可能又意味着双方敌意的发展。这对19世纪四、五十年代间的反洋人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然，这些都是推论的结果。地方志和当时的记载并未作过这样的分析。不过，根据一种间接的证据（广东各地书院的投资率），可以设想18世纪末，在广州最繁荣的时期，各类借贷资本有过巨大的发展。多余的商业收入投入了土地，这种现象自1795年以后是很少见的。1820—1850年间，大量的土地忽然成为可耕地，与此同时，地租却大量减少。这说明，无数的小农变成了佃农或是劳工。而银币的充裕与许多小商店的建立，显示了城市（或者说商业型）与乡村（或者说农业型）之间的鲜明对照。无疑，那段时间里，广州吸引了许多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男人、女人，他们构成了城市里的乞丐、小偷等城市游民。

附表3　书院、社学的资金构成情况

五

广东军需收支（1854—1857年）[5]

收入的“非常规”来源和地方来源

顺德捐献：

支出

[6]

军火

粮食与供应品

运输

注：收入中，常规收入占23%，非常规收入占40%，厘金占37%。在非常规的和来自地方的收入中，顺德县负担了近35%。也就是说，这个县单独提供和被课以广东省战争和叛乱费用的14%。而且，这个县的总负担可能还不止于此，因为某些特别财产被充公没收（这显然是政府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这方面的数字一定会影响百分比。

在全部军事支出中，近59万两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费用；402万两用于内战。

六

红巾叛乱[7]

龙门：

1854年9月20日　刘观秀攻打县城，县令乔应庚守城阵亡。

1854年11月21日　代理知县及一个名叫李士铨的绅士收复县城。

1855年1月6日　代理知县遭惨败。

花县：

1854年10月11日　官军与乡勇围攻县城。

1854年12月25日　收复县城。

1855年1月21日　朱子仪和甘先率领的红巾军再次攻打县城。

增城：

1854年9月21日　绅士陈维岳领导的团练收复县城。

1855年1月17日　黄槐花率领的红巾军进攻县城，汤轮英的团练杀死90名红巾军。

新会：

1854年10月5日　解围，红巾军被赶走。

1854年10月11日　造反者复来，被清军再次驱散。

1854年11月4日　又一次进攻被打退。

1854年11月30日　地方团练平定了县东北部。

1855年1月21日　县城平靖，部队因忠勇受奖。

新宁：

1854年9月14日　县令杨德懿率农民与徐兆表红巾军作战，徐部惨败。

1854年9月26日　杨德懿再次打败徐。

1854年12月20日　开平红巾军首领谭亚受被俘斩。

香山：

1854年9月9日　邝鳖峰的红巾军占领小濠涌。

1854年9月15日　造反者再获胜利。

1854年10月11日　关士彪的顺德帮围攻香山的小黄圃城，被乡勇打退。

1854年10月21日　绅士领袖何信韬所部团练收复小濠涌。

1854年11月24日　武装的农民平定了全禄周围地区。

香山县似乎没有中心团练组织。不过有不少绅士在单个的村寨里组织团练的事例。

东莞：

1854年6月17日　何六占领县城。

1854年6月25日　何打败一队官军。

1854年7月2日　官府在名义上恢复对县城的统治。

1854年7月4日　更大股的红巾军在城南集结，但当地绅士集合乡勇驱散了造反者。

1854年8月11日　何占领了增城。与此同时，刘万有带领另一支红巾军进入东莞。

1854年9月1日　县令华廷杰组织的团练俘斩刘万有。

1855年2月7日　何六在增城战败，回掠石龙地区。绅士集合农民打败并驱散何的部队。

县志记载，何六是三合会成员。当地绅士首领陈铭珪认为他是潜在的叛乱分子，烧了他的房子，并悬赏他的头颅，迫使何六公开造反。

虽然东莞遇到如此大乱，但由于县令华廷杰的努力，最终重建了秩序。在一些乡绅的帮助下，他在县的“西北隅社学”创立了团练局。其他绅士领袖也照此办理，如陈铭珪在石龙周围组织了“白旗军”的指挥系统，后来聚集了一万多乡勇。

南海：

1854年10月27日　绅士首领林福盛占领并摧毁了牛栏岗红巾军总部。

1955年1月17日　清军收复佛山。

1855年1月28日　林福盛成功地赶走了新村的造反者。

1855年1月30日　“西村”地区的红巾军被彻底打败。

除了大沥团练局外，还有几个较大的团练组织：易维玑在沙湾组织的“怀仁局”；土炉的招成熙创办的自卫队等等。

番禺：

1854年11月3日　军队与乡勇围攻佛岭市，红巾军在社学挖壕沟自卫。

1854年12月7日　著名的卫佐邦率领军队、乡勇，打败了卢昌所部红巾军。

1855年1月8日　在新造发生战斗，胜负未决。

1855年1月20日　黄镛率军攻打河南的红巾军，杀死其首领林洸漋，余部逃散。

1855年1月31日　河南平定。

番禺是红巾军的主要战场，他们从这里攻打广州。县里的一些绅士移居省城，在举人陈璞领导的团练总局工作。在城外，1854年夏秋间，又建立了三个主要的团练局。

紧靠八旗军校阅场北边的地区称为“北路”，以佛岭市的市镇为中心。叛乱刚一开始，当地的绅士们就自发地组织了许多小股团练，这些团练后来统一于以曾麟书为首的“安和局”。这个局训练的队伍，常同旗军一起作战。

钟其耀在波罗周围地区组成了“清平社约”。由此，钟建立了与东莞“七约”的联盟。

番禺县南部各村的团练，是由富有的族长、有名的邬夔飏组织起来的。从19世纪30年代起，他一直是重要的地方名人，常常召集各村各族一起商议重要问题。1841年，他利用此方法，筹集了地方自卫的公共资金。红巾叛乱爆发后，他又召集各村，使它们招募、训练团练。邬本人还办理赈厂和救济粮，甚至低价卖出自己的大量谷物以提供救济。但是，这一地区受到陈显良叛军的扫荡，绅士们只在东山附近保有一处基地。那时，邬夔飏的团练已完全在他自己和他的宗族控制之下。邬的弟弟邬钧飏掌管着附属的局——沙茭总局，负责沙田租。

捐献和厘金局，称为“广义会”，首脑是另外两位族人，邬彬、邬继枢。这个复杂的自卫组织聚集了35000名乡勇，他们打败了陈显良。

[1]主要依据下列材料：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见《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2册，第32—43页；牧野巽：《支那省别全志》1∶19—20页；巴夏礼关于移民的报告，见FO17/193，快件132，附件1, 1852年9月。

[2]这一讨论主要依据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台北，1958。

[3]据FO228/73。

[4]这一讨论大部分依据以下材料：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的土地问题一瞥》，载于《食货》，2.3: 39—44页，1935年7月。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载于《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2册，第245—271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1957，第1卷，1849—1911。波多野善夫：《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Tawney：《中国的土地与劳工》。Robert Fortune：《居住在中国人中间：在内地、沿海和海上，1853—1856年间第三次访问中国经历记》，伦敦，1857。G.William Skinner: 《中国农村的交易和社会结构》，载于《亚洲研究杂志》，24.2: 195—228, 1965年2月。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

[5]所有数字均据广州总督衙门军费账簿。该簿为英军占领广州后所得，现藏于伦敦公共档案馆，编号为FO682/228/2，原题：“军需收入各款月报折底”，日期自咸丰四年五月至七年二月。

[6]这一类中一定包括了正规军饷和军粮。

[7]材料来源：民国《东莞县志》，卷35、71、72。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15、16、17、19。民国《番禺县续志》，卷20、21、22、24、26。光绪《广州府志》，卷82。民国《香山县志》，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