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谦谦君子,从此绝迹
赵曙命令仁宗的女儿们搬出宫去,把房子腾出来,给自己的女儿住。接着给自己的子女加官进爵,一次不够,连续叠加,直到闲散宗室的子女们变成了亲王和公主。至于曹太后,他就像没这个人一样,从来不去请安探望。
这真让人郁闷,世上有很多不公、不正、不孝的劣行,但很少有人做得这样狭隘又阴暗。身为皇帝,他完全能让不孝进行得不为人知,或者人人都知道却拿他没办法,那才是个人物的做法。可他龌龊低劣,让人腻腻歪歪的发烦。
试问天下名爵都出于他一念之间,为什么就不能施舍出去一点给仁宗的遗孤们,那会有很大的损失吗?还有曹太后,就算有千般怨恨,看在御玺的份上,看在他自己名誉的份上,也应该做点面子工程吧。
他不,因为他太在乎了,一个人只有太在乎、太看重某些东西时,才能迫不及待,无所顾忌地去争抢。想想他当初进宫时百般的推让,逃跑式的拒绝,反差是多大呀。
赵曙的真面目渐渐露了出来,被大臣们看清楚,他们分流了。有的人选择了支持,像韩琦、欧阳修,无条件地为领袖服务;更多人的变得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人渐行渐远,和他保持了距离,比如司马光。司马光深通历史,知道这样的人根本没法相处,非孝子不忠臣,这一点对皇帝同样适用,非孝子不明君!
一个人连最起码的底线都没有,必须离远点。
更有人选择了对抗,公道自在人心,就算当了皇帝也别想一手遮天。这个人就是富弼。富弼一生都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从最初出使辽国,为宋朝保持尊严,到庆历新政,和范仲淹合作,再到重回东府成为帝国首相,他每一步都走在自己的意愿里。
这样的人生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让他每个时期都得到了最头疼的敌人。比如说吕夷简、夏竦,还有这时的韩琦。现在要说一下他和韩琦的恩怨了,必须得说清楚,不然大家就会误会他下面做的事,到底是忠于仁宗,还是忠于道义,或者是单纯地反对韩琦。
在庆历新政中,富弼和韩琦是战友,到四真在朝时,韩琦先做枢密使,再升次相,一时人称“富、韩”,在印象里是好伙伴。其实这都是错的。
一个守原则的人,永远别想和一个跋扈的人和平相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你想一切按章办事,保持公正,可总是会有些人跳出来拆台,妙的是这些人往往还是你的下级。韩琦就是这样,他在和富弼的争斗中不仅展示了办公室生存技巧里的高难动作——如何挤走领导,还完美地诠释了他在北宋官场里的唯一性。
在文臣中,他是最强的武将;在武将里,他是正牌的文臣;在文臣和武将的大团体里,他永远靠皇上最近。这三点让所有人都头疼,尤其是这三点都正好是软肋的富弼。
富弼是个好领导,好就好在文质彬彬,清廉守节,不欺负人。可他偏偏就遇上了韩琦。参照韩琦三大特点中的第一项,文臣中最强的武将,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具体表现就是他受不了一个兵痞式的同僚。
韩琦在西北打过仗,可能是受传染了,他回到朝廷之后总是一嘴的行伍话,连带着平时办公都很“豪爽”。某天在政事堂里,为了一件事和富弼争个没完没了,按理说富弼是首相,天字第一号大领导,你多嘴本身就是错的。他可不,几次交流不成功后,突然间率先不耐烦:“你又絮叨起来。”
富弼当场就变了脸色,絮叨是民间词,连当时的富商大贾们都不说,堂堂的大宋中心枢纽之地,居然变成了菜市场!他断喝一声,“絮是何言?”
韩琦不过是耸耸肩,没什么反应。强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这是平时的小意思,韩琦的这种特性还能让富弼走下坡路,从权力巅峰上跌下来。用什么办法呢?简单,我们大兵就是粗枝大叶,不那么“细心”的。
富弼的妈妈在仁宗嘉祐六年的三月份去世,按惯例富弼要辞官回乡守孝,可惯例中还有特例,宰执身份的官员可以遇丧起复,回去悲痛一阵子还回来上班,官职不变。仁宗当时先后五次派人带诏书,命令他回京重当首相,却不料富弼无论如何都不答应。
问得急了,富弼才说出实情。原来他在临走前和韩琦有过一次谈话,内容就是宰执大臣遇丧起复是不是合适。傻子都知道富弼在说什么,他妈妈刚死!韩琦呢,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此非朝廷盛典。”
这不是什么光彩事……富弼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是在说他是个留恋官位的贪婪人。一生清廉自守,没留下任何污点的富弼怎么受得了这个。尤其是想一想都刺心,如果这时他回来还当首相,就等于默认了韩琦当初是当面骂人。
天大地位,品德最大,富弼的首相位置就这样丢了。绝妙的是,占了大便宜的韩琦倒非常的生气,他公开埋怨:“我只是随便一说,他倒怪起我来!”真是活见鬼,就不说全宋朝都知道富弼刚死了妈妈,就拿他自己的身份来说,以次相地位,来说国家官员制度,尤其是谈话对象还是当朝首相,你怎么能随便一说?!
真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还能是卑鄙者的无罪证明。
抛开当时的恩怨,说赵曙即位之后两人的变化,富弼守满了三年孝,再回来时只能当枢密使,首相变成了韩琦。在他离开的这三年里,天翻地覆,韩琦有了拥立之功,加上文臣里最强武将的性格,他变得独断专行,为我独尊。
没人敢反对,可富弼不买他的帐,富弼同样以下级的身份(东西府平级,但威望职权稍逊)反抗韩琦,同样的拆上级台,拆得义正严辞,大快人心。
那是在曹太后撤帘,赵曙亲政后的第二个月,赵曙一边给亲生子女加官,一边给亲近大臣们升职。宰执大臣们人人有份,韩琦和富弼首当其冲。韩琦是首相迁右仆射,富弼是枢密使迁户部尚书。照例一番推辞之后,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收下了皇帝的礼,唯独富弼一连七次上书,我不要。
他的推辞理由,就是赵曙的劣行陈列表,其揭发力度和20多年前鞭笞仁宗时如出一辙。
——“……先帝无子,立陛下为嗣,中外皆知当时尽出皇太后官谕,料陛下亦自知之。”
——“请皇太后权同听政,此非太后本意,盖不得己从大臣之请也。陛下才康复,皇太后即日还政,退居深宫,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者尽知,皇太后始终无所负于陛下也。”
——“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二年,虫鱼草木皆沾德泽,臣事先帝亦三十余年,今日不忍见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迁宠,还得安乎?”
——“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闻所以为报,臣于陛下不过有先时议论丝发之劳,何赏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录丝发之小劳,可谓颠倒不思之甚!”
奏章写到了这个力度,效果等于零,赵曙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性格中的挚拗外加牛皮糖精神显露了出来,无论谁说什么,他都当耳边风。
那好吧,这是他自找的,富弼这种良言相劝不管用,只好由司马光出场。再次强调一下,司马光无论做什么事都能让对方不得不听他的。除了以后比他还犟的王安石之外,他所向无敌。
具体到这件事,司马光给皇帝搬来了一个台阶,赵曙不下也得下。
司马光以知谏院身份联合御史台,弹劾一个宫里的太监。此太监非同小可,除了没有十全大太监王继恩的显赫军功之外,权力、资历半点不差。他就是从刘娥时期就隐在宫里的实权人物任守忠。
简短节说,司马光和御史吕诲列出了任守忠的十大罪状,着实吓人,如果一项项都是真的,那他就是个从刘娥、仁宗时一直潜伏到现在的超级敌特,其实只看第八条就成了。“……规伺语言,撰造事迹,往来革面,进退异词,使两宫交斗,遂成深隙。”
赵曙和曹太后失和,完全是任守忠挑拨的。这个罪名有没有,实在不好说。任守忠到底有没有这种力量,也没法深究。要看的是弹劾背后的文章,司马光要求把任守忠斩首,说这样才能让两宫合好,那么作为赵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不答应,那就是说任守忠无罪,他和曹太后不和另有原因;答应了,就证明他的不孝是受人挑拨,是个不明真相的误会。
这个台阶好不好呢,只要赵曙还有一星半点的理智,就该借坡下驴,挽回自己的声誉了吧。事实上他也在犹豫中,这个人的阴暗心理还要再过些日子才能大爆发,让全天下人都鄙视。现在他的犹豫总是让人捉摸不定,觉得他另有隐情。
于是他的死党们就主动站出来帮他圆场,比如韩琦。首相大人说,“陛下登极之时,任守忠也有辅助之劳,可从轻发落。”这就有了个转折点。
却不料立即被富弼抓住了破绽,富弼抢上前去,高声对赵曙说,让全殿的臣子们都听得见——您的帝位是先帝仁宗亲自授予,由皇太后协助登基的,您只应该追念仁宗的顾复之恩,报答皇太后的拥佑之德,现在有人说某人有功,某人有劳,臣实在是想不通,难道是他们而不是先帝与太后让您即位的吗?
赵曙立即头晕,不管他心里是多烦多恨仁宗,他都不敢在这件事上含糊。如果把仁宗抛开,他的皇位就是个骗局,根本不合法。
没办法了,亲爱的韩琦,谁让你瞬间猪头三了呢?为了皇位,只好让你糗一次了。赵曙点了点头,韩琦当时正要上前辩解,看到马屁拍到了马蹄上,立即脸色大变,退了下去。
司马光成功了,任守忠被发配外地,赵曙到曹太后宫里承认错误,两宫风波至此告一段落。可韩琦却不想这么就结束,任守忠事件让他深深地警惕,危机终于出现了,富弼、司马光,也就是枢密院和知谏院,这两个部门非同小可,这两个人更加不容忽视。怎么办呢,只有立即出手,先发制人,打翻在地,这样才能把他唯我独尊的日子继续下去。
可惜他慢了一步,富弼己经开始行动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北宋史上第一次中书省和枢密院之间的公开争斗。双方使用的办法和目的,都真实地表露了各自主管大人的风格,还有人性。
枢密院在这年的六月份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要求把本院内部所有在职人员的工作关系理顺一下。这个要求不过份,可以说是再本份也没有。可直接触犯了中书省的权益。
事情有些历史积压,要从庆历年间和西夏开战的日子说起,那时出于战争需要,中书省和枢密院联合办公,提高效率。战争结束后,中书省不动声色地削弱了枢密院的权限,比如说在职官员的编制。枢密院共有1100余员名额,可是只掌握了一少半的班籍。其余的都散编在两制、台谏、中书省,其身亡、致仕、升降、处分等等事宜,根本就没枢密院什么事。
富弼要求理顺关系,一来是为了以后工作的方便;二来也是在和韩琦对抗。可无论怎样,他都守住了一条底限,没有因为个人恩怨伤害国家利益。与之相对的是韩琦的作法,那就真的是“豪爽明快、不顾一切”了。他才不管什么国家利益,甚至百姓们的存亡伤损,都不放在他的心上。
韩琦在年底十一月时向赵曙建议,为了防止西夏人再次入侵,要在陕西各路大批招募义勇。规模非常大,达到了“三丁刺一”的程度,也就是说,每三个成年男子,就要有一个在脸上刺字,成了乡勇。
陕西各路,除了商、虢两州之外,共刺勇156873人。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中书省在侵犯枢密院的职权,宋朝最根本的家法,就是把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化为中书、枢密、三司。现在韩琦公然以中书省管理军事,摆明了是在玩火。更何况在陕西刺义勇,那是敏感地区,要闹出大事的。
富弼很犹豫,他看不惯韩琦的跋扈,可绝不想就此弄得不可收拾,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司马光站了出来。公道地讲,司马光的心灵太深遂了,里面充满了权谋智慧,一个人的官场生存技术到了这个层面上,总是会不自觉地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另一方面,他的修养让他富于正义感,只是他不会像范仲淹那样尽全力去坚持。种种史实都可以分析出来,他只尽80%左右的努力。当然,这己经相当了不起了。在这件事里,他一口气连上六道奏章,其中还有一份直送中书省。提醒韩琦和赵曙,国家自从西北开战以来,民生凋敝,人口损失在三分之二以上。加上近年来水旱灾涝没完没了,突然间再三丁刺一,小心弄出民变,西夏人乘虚而入,就没法收拾了!
他的呼声像富弼的奏章一样被忽略,韩琦要的就是重新树立威严,什么叫一言堂呢,就是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能说话。
不过他这次错了,司马光不是富弼,富弼可以说是北宋老一辈深有君子风范的大臣中最后的遗类,在他以后,再没有人有那种谦谦之风,雍容大度,几乎每一个大臣都灵牙利齿,摇唇鼓舌,以吵架争斗为能事为快乐。司马光就是开山的鼻祖。
他直接找到了政事堂,在公开场合质问首相。韩相公,请问西北方面是帝国正规军最密集,人数最多的地方,战争中证明过绝对够用,为什么还要突然刺勇?
韩琦微微一笑,后生小子,你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军事,现在西夏的小国王蠢蠢欲动,我们必须做出应对。兵法云“贵先声后实”,我们突然间增兵20万,西夏肯定会被震住。
韩琦满心满意地认为,这样就足以打发走眼前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书生了。谁让他本人是文臣里的武将呢?
非常可惜,司马光辩才无碍,在北宋史上的吵架王排名中一直浮动在第二三名之间,只有不久之后那位天地神佛都不放在眼里的伟人相公出场时,才能让他吃憋。韩琦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见他冷冷一笑,相公糊涂了吧,连起码的逻辑都搞得混乱。试问兵法为什么要用“先声”,那是因为没有实力,必须虚张声势。只能欺骗一时。现在我们增兵20万,不过10天,西夏人就会知道真相,那时让他们怕什么?
真要打过来,我们用什么抵挡?
韩琦哑口无言,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悻悻地说,现在告示己经贴出去了,以后再不让百姓们充军边防也就是了。
说到了这份上,基本上等于投降,这次为了俺首相的面子,也得做下去,保证以后不玩了总行吧。司马光的回答是不行。
他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你这话连我都不敢信。
韩琦一脸地正义,我在此,你尽管相信。
司马光直视着他,非但我不敢相信,恐怕相公自己也不那么自信吧!
韩琦终于大怒,你何以这样藐视我?
司马光说,你长在此位,当然可以做到。可是你总有走的那天,别人作首相,看到了你的先例,你敢保证他们不会原样照搬吗?
至此韩琦终于理屈词穷,司马光句句都说在点子上,根本就不给他躲闪回避的机会。众目睽睽,韩琦还是有办法让司马光的努力变成零蛋。
他作愤怒状拂袖而去,尽管丢了面子,尽管没有道理,可我就是不听你的,你奈我何?陕西方面刺义勇的事还是照办不误。把大批的百姓扔上了边关,送到西夏人的刀枪之下冒险。
这种行为我们能说什么呢,只能送给韩琦四个字——政治流氓。
从仁宗去世,赵曙登基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一年半。富弼很悲哀发现,绝对的权力果然带来了绝对的腐化。赵曙和韩琦与之前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之前的赵曙多么克己守礼,淡泊名利。他在进宫之前曾有件事广为流传,给他竞选成功拉了很多的印象分。那是他父亲刚死的时候,一共28个儿子,分家产时他什么都不要,最后勉强留下了一条金腰带,价值50万贯。后来某件事急着用钱,托人去变卖,结果那人一时疏忽,居然给弄丢了。
那人吓坏了,跑来请罪,赵曙却一笑了之。丢了?那就算了……胸怀博大,潇洒磊落!当上皇帝怎么就这么多毛病了呢?
之前的韩琦更是没话说,战场官场哪一点都叫得响,人虽然强硬了些,但从没有小人过。做出了现在的事,一部分可以说是迫于无奈,选了赵曙就得挺到底,另一方面就只能从做人的底蕴说事。富弼当首相时人人心服,换到他整人的时候要拖累国家!
面对现状,富弼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决心隐退。相信如果仁宗在朝,他不会对韩琦退让,相信他决心对抗,韩琦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再怎样,韩琦也比不上当年的辽国皇帝耶律宗真,于富弼而言,有什么好怕的?可惜现在是赵曙的天下,他的对抗只会招来无休止的破坏,就像这次的刺勇事件,韩琦己经失去了理智。
关于富弼的这个决定,有些人不同意。认为对恶势力的退让,是对光明和公理的犯罪。但退让也是种勇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他看清了赵曙和韩琦的真面目,离开,是对他本人,也对当时的朝局最好的选择。
富弼先是用20余道奏章来辞官,再用八道奏章来拒绝退休之后的使相官衔,只以寻常职位离开了京城。在他临走前,留下了在英宗朝最后的一封谢表。
那是对赵曙和韩琦的不满以及警告。他明确地指出,之所以辞职就是因为党争一样的官员倾轧,打击和报复己经没有限制,不仅是人身攻击,并且危害了国家局势。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在之前的北宋顶级官场一直都保持着平和、含蓄的工作气氛。这在一般的看客来感觉,是一潭死水。
没激情,没意思。
可往后对比,就会发现这种气氛的可贵。没有争吵,问题就很少会激化,而一但激化后,国家的主要精力就会用在内斗、争权、清洗、报复上。国家也就完了。
事实上,北宋就是这样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