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法儒不同炉

这个人远在江南,近在眼前。说江南,此人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父亲名叫王益,是宋朝中下层官员,终生辗转南北,没有做到京官。这样就终定了这个人早年的生活。

一,飘忽不定;二,学业自成。

因飘忽不定,他可以大开眼界,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因其幼年流走天下,父亲早亡,他必须自己研读诗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处世性格。

他的心灵从来没有羁绊,孔夫子的儒家学说对他没有貌似神圣感的那种约束。甚至于他赴京赶考的目的都不那么“崇高”。他后来明白地告诉世人,是家里太穷了,得有功名,有工资,才能养活妈妈和众多的弟弟妹妹。

他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在庆历二年考中了进士,之后的官场之路走得极其独特,终北宋一朝堪称绝无仅有。如果要有个参照物的话,比如司马光,这两人的仕途截然相反,正是各自人生命运的写照。

司马光中正博大,中进士、尽孝道、被举荐做京官、历经仁宗、英宗两朝最敏感的大事,如立皇太子、濮议等,处处站在道义的角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与宰相争,与皇帝争,树立起自己的模范形象,从此被视为君子的代表,正义的化身。

王安石正相反,他谢绝了所有的进京机会,视功名如粪土,在举国争名夺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宁可在乡下偏远的小地方当官。这其间他放弃了馆阁笔试,这是地方官做过一任之后的正常权力,只要进京考试,就有可能成为天子近臣。

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笔功力,相信唾手可得,不废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

他还放弃了举荐。请大家回忆前文,从苏洵的求职之路可以看出,要得到名臣的举荐有多难。而文彦博、欧阳修这样举国一二人的举荐居然被他白白浪费了。

这是为什么呢?先不忙,继续看他的人生之路。嘉祐三年时,他终于进入京城,成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后进入馆阁,做到两制官中的知制诰。于嘉祐八年时因母亲去世,离开了京城。

这六年期间,他留下了一封奏章,一件杀人案件的审理分歧,除此以外默默无闻。从那时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游闲逛。

再说近在眼前。

这就非常奇妙了,里面包含着王安石的本性到底如何的大问题。他是个百分之百纯洁无瑕,不使奸诈,甚至不懂奸诈的伟人吗?

这是历代赞扬王安石的人的立论根基。

或者还是个大奸似直,大恶似善,一肚子歪门邪道的伪君子?这是历代打压王安石的最终目的。这两个180度大转弯的评价,都要从他平生一点一滴的作为上分析。这时就可以开始了。从他是怎么引起神宗注意的这件事上说起。

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是他当王子时的亲信,前面说过的韩维的功劳。韩维此人严正立身,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至少经常让神宗肃然一次。

比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韩维拒口不谈,从一开始就掐断了谈话——圣人不谈功名,只说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总抱着功名心去做,迟早成奸邪。

神宗冷汗。

某天年青的王子穿了一双式样新颖的鞋,没办法,开封就是当年最时尚的地区,人不时尚枉少年,奈神宗何?韩维看见了,冷冷地说了一句:“王安用舞靴?”

神宗立即脱掉扔了。

还有赵曙和曹太后较劲期间,韩维提醒神宗危机到了,奶奶要生气,赶紧去解释。神宗立即照办,替父亲去赔罪。这里稍加一句,神宗与赵曙截然不同,终神宗一世,对曹太后非常礼貌。

总而言之,韩维对神宗的影响很大,属于严侍益友那种。尤其难得的是,他经常对国事发表些独特见解,每次都让神宗目瞪口呆豁然开朗,这时韩维总会说。

“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

时间长了,王安石的名字深深地神宗心里扎了根。在这次求言过程中,神宗留了个后手,在帝国众多繁忙的,被仁宗晚期因病拖沓的,被赵曙濮议耽误的政事中,对江宁府下了一条指令。

令王安石就任江宁知府。

截止到这里可以说事了。话说以前那么多次的任命,王安石都推了,这一次怎么会例外呢?可例外偏偏出现了,他接到指令没有半点的迟疑,立即走马上任,当官去也。

于是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话说了,王安石是奸诈的,他先是有意结交未来皇帝的亲信,天天吹枕头风一样的给年青的神宗洗脑。再派自己的长子,在前一年考中进士的王雱在京城里随时和韩维保持联系。他答应得这样痛快,第一暴露了他强烈的名利心,第二让他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为了得到重用,使尽了手段,不仅早有预谋,还安排周密。

他根本不是个纯洁的人。

对不起,这点证据还不够。一言以蔽之,功名心和政治手段,并不会与心灵的纯洁相矛盾。不是说只有邪恶的人才懂得兵书战策,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安石这样做,只能证明一点。他是个有意于发展的人,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也是个明白现实状况,懂得要达到目的,必须得使用些手段的人。

王安石在半年后被召进京城,当上了翰林学士。与他一起进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后半生的死敌司马光。要说起来,这两个人实在太有缘也太重要了,他们俩再加上另一位现在还没有起步,要在两年后才考中进士的人,就是北宋中后期最有影响的三个人。

就是他们让宋朝兴旺、混乱、靡烂、亡国的。

放下那个人,先说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都以挚拗、倔强、不妥协著称,不过一但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司马光差多了。

有三件事可以参照。

第一,在长官面前。王安石第一次进京当官时,曾经和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内牡丹花盛开,包拯一时高兴,请全衙员工喝酒。

席间两位未来的大佬都声称生平从不喝酒。包拯正在兴头上,哪肯放过,亲自过来劝酒。几番坚持之后,司马光投降了,他举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领导怎么说,不喝就是不喝;

第二,在官司面前。

司马光的表现在濮议中己经很清楚,此人绝不会硬挺到底。王安石不一样,这是个死硬派。第一次进京时,他当知制诰,兼责京城刑狱,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两个少年是好朋友,一个养了只非常好的鹌鹑,另一个想要。

自然是不给,想要的这个仗着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结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时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开封府判凶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宋朝法律,注意,是有明文规定的,公然抢夺和偷盗都是贼,凶手的鹌鹑被抢了才去追,才杀人,明显是捕盗,是合法行为,怎么能判刑呢?

更何况是死刑?

理由非常充分,是吧。可开封府不服。这件事被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最后的结论是……王安石是错的。按规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给出的只是三个字:“我无罪。”不管对面是什么大佬什么势力,我不想低头,谁也别想勉强!

第三,在皇帝面前。

这点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大臣的风骨。同样一件事,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什么不同。刚刚说过司马光当上了翰林学士,这个过程非常闹。

神宗让他当,他就是不。问为什么,司马光说,臣写不出“四六”文。所谓四六文,指的是魏晋以来流行的拼五骊六的赋体,对仗公整内容空洞。神宗一听就乐了,爱卿说梦话吗?你不懂四六文,当年的进士是怎么考中的?

司马光不回答,反正就是不当。神宗只好放他走,在出皇宫之前,有个太监追了上来,把任命诏书强塞在司马光的怀里,他也就当了。

还是那句老话,司马光为人凡事必坚持,只是不超过80%的力度;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进京时曾被授予修起居住,给皇帝写日记的美差。别人求之不得,他推得汗流浃背。为了不升职,他一连写了14道奏章,可任命的诏书还是送过来了。

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诏书的小吏难为得跪下磕头,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没法交差……王安石仍然无动于衷,他转身躲进厕所,连求饶的机会都不给了。

小吏急了,放下诏书就跑,你不要也得要。这时王安石反应神速,从厕所里狂奔而出,追上小吏,把诏书又塞了回去。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硬度系数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可也不能就此肯定两人的高下怎样。凡事一利必有一弊。

比如王安石之刚强,硬则硬矣,小心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一味刚硬,没法持久。而司马光余下的20%的妥协中含有一种难得的柔韧,让他比王安石更加坚忍。

他注定了能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作主的那一天。

综上所述,不是神宗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想做事,只能选这个人。但就是这样,王安石仍然没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权力。神宗不是个一般的人,这个20岁的青年,远不是大家印象里那个凡事急于求成,做事毛毛燥燥的毛头小子,他谨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说,变法之所以会有后来的结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

他分两步来了解王安石。一是亲自对话,二是向大臣咨询。

历史里留下了很多的对话,比如神宗问韩琦,王安石为何许人也?韩琦摇头,让他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进入宰执就万万不可。

神宗摇了摇头,没再问为什么。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这两人有过节。韩琦在庆历新政后被下放到杨州,王安石是他的手下。很多次大清早的,他发现王安石上班迟到,衣衫不整,连脸都没洗。出于爱护,他某次和颜乐色(从容)地说,年青人,有空要多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

王安石什么都没说,默默退了出来。他清楚,韩琦是误会了,以为他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但他不解释,“韩公非知我者。”这是他当时留下来的话。

在之后,韩琦当然知道了王安石勤奋好学,想收为门下学生。按说两人相差近20岁,隔了整一代人,以韩琦当年名满天下,这是王安石的殊荣。可他拒绝了。非知我者也,怎么可以朝夕相处?

说得高傲自负,其实内里很简单,就是一个槽子栓不了两头叫驴,都是一样的狠人,谁也不服谁。

接下来又询问了孙固、吴奎、唐介,内容大同小异。一致认定王安石学识过人,气量狭窄,只可做具体工作负责人,绝对当不了大领导。

关于王安石的气量,我们在下面涉及到具体事件时,再详细讨论。

另一方面,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的单独对话。比如两人初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四个字:“择术为先。”

“唐太宗如何?”

“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者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

“卿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这是互相谈理想。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传说中最了不起的帝王那儿,让年青的皇帝惊喜交集。

下面一段看似模糊,其实比理想更重要,它涉及到了实施阶段。

神宗说,“李世民有魏征,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

王安石摇头,“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禼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征和诸葛亮,在有道之士看来都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杰出者所在多有,只看您的真诚到了哪个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

“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神宗不同意。

“正因为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要是让四凶随意枉为,皋、夔、稷、禼这样的君子还能正常工作吗?”

这是王安石在要求工作环境,神宗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禼一样支持他,并且除掉所谓的四凶,他才能放手工作,大展才华。

再接下来发生了那次熙宁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起源于一次河朔地区的大水灾,当时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宰执人员们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礼的赏赐,就都省了吧。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请各位学士大人们执笔。

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完全相反。

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

王安石反对,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还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

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物资不足,王安石讲得不对。

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这句话是宋朝开天辟地头一次被提出来,就算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是有人曾经隐约地做到过,却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来。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马光却不信邪,他的的确确是位不世出的历史学大师,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就指出来:“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静,他下面说的这句话,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从古至宋,乃至于满清,最了不起的国家管理魔术师。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率,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

神宗激动了,司马光愤怒了。王安石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他的学识。有他在场,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司马光说:“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后果低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

对话到这里达到高潮,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注意,是南宋绍兴四年范冲版的《神宗实录》里,没有王安石的回答。

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和事情的重要性,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对不会!但就是没有了……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他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

自相矛盾,还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赘述,留下篇幅说说自己的浅见。首先,司马光的“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这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简直就是变戏法,十足十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青的神宗去犯罪。

讨论王安石,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抛开“道德”,就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

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赚大钱。

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时代的限制。那么问题出现,他都超出时代了,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那么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

这一方面是被他的“戏法”所引诱,不加赋而国用足耶!多诱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含义了。

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

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要是让他当宰相,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

王安石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他们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到这里为止,是比较常见的文人对掐,互骂你傻的一般表现。下面的才是重点。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当前最大的急务!”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是中国古代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中国古代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的暗示。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历史书吧,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

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者们深深地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他在治平二年,还是颖王时,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的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

儒家学说多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的人生语录之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一切必须达到,坚定执着到油盐不进的程度,同时纯洁到天真。不对,王安石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