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终于进入了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在这一年里，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之前所有举措的核心内容，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他的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都有了答案——战争、吐蕃、西夏、辽国。

这个问题表面上可以用熙宁变法的另一个常见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太不准确了。细想一下，富国与强兵有统一性吗？根本没有，甚至正好相反。

世界历史证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但国家富裕了，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

至少这一点，在冷兵器时代绝对是真理。例子非常多，比如古罗马帝国毁于蛮族，西晋时五胡乱中原，还有这时活生生的北宋灭亡记，以及灭掉北宋的金国在更野蛮更落后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惨。

所以这个“富国强兵”，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根本与事实联系不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地筹集军费。

只此一个目的，别无其它。

这个结论我想会让很多人不爽，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史书，尤其是近现代的著作里，都把改革的目的与王安石、宋神宗的个人追求，心性表现结合起来谈。比如他们是爱国爱民的，是有远大理想的，甚至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要改造行将腐朽的宋帝国而努力的罕见圣贤。

这些，在我看来，只有一句话的回答——没有深究。

仔细研究变法的前因后果，会发现一个事实。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炙烈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以振兴华夏为己任，尤其是宋神宗，他的目的是想让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

只是实现的步骤过程，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是一个速成之法。而这个法，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从始至终，如果想成功的话，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首先一步，就要把军队战争所需要的钱准备充足。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是怎样得出的这个结论——“变法=军费”之谜。

研究王安石变法，一般来说，历代有两种层次。第一，就事论事。这是根据王安石新法的每条逐个细想，与旧法相对照，再结合宋朝当时国情，来分析出他是错是对，是先进还是蛮干。

基本这种分析，最多只能得出来宋朝当时必须要变法，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而已。

所以，从立意上说，王安石是绝对对的；可是从细节上说，司马光等人也有道理。这就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论调查。

第二个层次，就是跳到历史的天空中去，结合历代史实知识，来分析王安石新法是他独创的吗？如果不是，前人实行过程中的效果怎样？

这种分析法出现，王安石的高大形象就会萎缩不少。因为查历史书就会清楚，他的新法极少有是他独创的，比如青苗法。总有人强调，这是他在做底层官员时，在某地实行过，效果非常好，才在全国推广的。不，不是这样。

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唐朝中央政权被各路藩镇分割，除了军队数量不足外，更悲惨的是没钱。青苗法就在那时出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创收。

什么救民不救民的，皇帝都快饿死了，还谈什么老百姓。

再比如均输法，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这位在近期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和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其实也该骂，均输法都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飞腾，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

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这时的宋史只高不低，可真的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再比如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其它法令，也能在各代史书中找到实施过的根据。于是结论出现，王安石的学识绝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超逸绝伦，冠盖当时。

他最多只是个传道者，往好里说是集古人之大成，刻薄些相当于文贼，偷窃古人成法，而且是效果不佳名声不好的各种法，真是脑子短路，难怪把宋朝搞得官场混乱、党争剧烈、外交僵化、经济崩溃，直至几十年后亡国……

持这种理论的主要有后来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以及后来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阶级，也就是国家的官方认知。

但这就够了吗？除此两层认识之外，就没有别的疑问存在了吗？比如说，王安石、宋神宗就算再白痴，他们作为当事人，总会知道这些法令在当时朝代里的成绩吧？

有那样的前科，怎么还会玩命的推行，不遗余力，不留余地，拿自己的国家猴耍，不耍死不罢休？

很显然他们都清楚，那么还这样做了下来，就一定有他们的用意。这就必须得有第三个层次的答案才能解释得清。

即“军费”说。

得出这个结论，首先要站在前两层认识的肩膀上，了解了第一层中宋朝当时的现状，再结合第二层里分析出的明知新法有弊，却知难而进的行为，再当一回事后诸葛亮，参照之后宋朝七八年间发生的事情，才会得出“军费”说的结论。

而它的萌芽，却种在宋神宗刚刚登基的时候。

我们回忆，他上台之后曾经第一时间“求言”，让大家针对国事敞开了说。就在当时众多顶级大佬们的发言里，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曾经也写过一篇奏章，这篇奏章和这个人在这之前什么都不是，而之后，他成了北宋史上一段最有争议，也最为辉煌的军事传奇。

有一个疑问，一直以来，提起宋朝的军人，如果要排名的话，三百年间第一人没有任何争议，是岳飞。具体到北宋，有人说是潘美，有人说是狄青。

说潘美，那是从战绩上讲，平南汉灭南唐，攻燕云战辽国，潘美是宋初时汉人最强的将军，这无可争议。远比“模范军人”曹彬强万倍；说是狄青，公平地讲，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悲悯苍凉的无奈情结。

自古英雄多悲剧，狄青的一生太不公平了。

但是事实上，北宋还有一个人，他的战绩堪与潘美媲美，相比绝不逊色，甚至尤有过之。而他的悲情之处更远在狄青之上。狄青千年传诵，而这个人始终处在争议的漩涡里，被历代的写史、传史的士大夫阶层有选择地忘记。

他的名字叫王韶。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人。他首先是一个文人，走的是一条正统之路。考中了进士，当上了一个小官，分配在新安县任主簿，后调到建昌军当司理参军。

他很求上进，任期中参加了制科试，可惜这一次他落榜了。就在这时，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堪称官场不着调行为的经典。

他弃官不做，出去旅游了。而且看他选择的路线，就知道他肯定是脑筋秀斗无可救药了。身为长江边上的南方人，他居然跑到了陕西去。当时很多人都在猜想，这是不是考试不中升官不成之后心理变态，虐待自己找平衡？

十多年之后，那些人目瞪口呆，他们亲身印证了一句成语——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王韶在国家西北边疆上一个人游荡，时刻关注着吐蕃、西夏、羌等异族的动态，这是命运的安排，当宋朝换上了一位年青气盛志向远大的皇帝宋神宗时，西北边疆上也恰巧局势动荡，酝酿着一场即将重新洗牌，确立谁大谁小的风暴。

在这时，王韶把他观察到的情况，写成了一封奏章，呈交给了宋神宗。这封奏章名叫《平戎策》，它在历史中的地位相当高，有人说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差不多。三国时孔明先生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王韶当时游离于官场之外，却把国际大事看得清楚明白，两者的身份，事情的难度都很像。

再看意义，《隆中对》确立了蜀汉的发展方向，占荆州夺四川，出宛、洛得天下。算得非常准，只是最后一环上关羽坏事，让这篇文章有了小瑕疵。而王韶的《平戎策》规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间的发展方向，其运作意义直接影响到后来哲宗、徽宗，几十年间宋朝每一位男性皇帝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奉行。

不管王韶本人的待遇怎样，他指出的战争方向，一直都在进行中，哪怕是在北宋灭亡的前夕。在这个意义上，《平戎策》改变了宋朝乃至全体汉人的命运，它的意义又怎么能是内战性质的《隆中对》所能比？

但说来说去，它就是不被承认的。充其量，人们把它和五代十一国里，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时期的枢密使王朴所写的《平边策》相提并论。

只是局部的一点小分争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问为什么，也简单，在宋史里不只是王韶一个人，王安石身边所有人，只要和新政粘边儿，就都是小人、卑鄙、阴险、生事的代名词。

好了，下面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一下，《平戎策》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平戎策》共分三篇，它论述的主题根源于一个现状——河湟部吐蕃的分裂。

河湟吐蕃的赞普唃斯啰生前和两个儿子失和，磨毡角和瞎毡分别出走宗哥城、龛谷，吐蕃实力大损。唃斯啰本人在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病死后，局面乱上加乱。

继任的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董毡。

董毡只拥有黄河以北的河湟之地，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赞普，他无力收服两个分裂出去的哥哥，要等到大哥磨毡角死后，才能把其部属收编。至于二哥瞎毡，他没任何办法，瞎毡死后，其子木征彻底独立，占据河湟两部中的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

这就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局面。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对于宋朝来说，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而是一个祸胎。

王韶在《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我方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果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党项骑兵没有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的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地首当其冲，兰、会两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了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之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

可这时就不同了，西夏人得到了河湟，他们可以向西南方发展，在秦州以西的重镇武胜位置建立堡垒，那时随时可以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的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之内。

那时宋朝怎么办？

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果发兵去救，陕西方面的兵力、开封附近的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皆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

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上就算死梗了。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宋朝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

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

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

这是后来对王韶的《平戎策》的最大争议。反对派们说，河湟部吐蕃一直以来都是“不侵不叛”的朋友，你放着敌人不打，先对朋友下手，搞得众叛亲离，有什么好处呢？往好里说，打赢了，把河湟抢过来了，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也等同于多开辟了一个战场。

万一打不赢，或者打得糊涂，变成温吞水，那时乐子就大了，宋朝等于平空多出来一大堆敌人，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

很不幸，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但有一点要指出，请注意，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完全是反对派的错。

他们以司马光为首，把宋神宗、王安石、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都无偿地还了回去，逼得后来的君主不得己还得发兵去抢！

历史证明了，河湟部只要去抢，宋朝必胜。得到它之后，虽然多出了一块战场，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在宋朝的西部开战一样，但性质截然不同。

西夏得到河湟，是我们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宋朝得到河湟，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这一点都看不清，宋朝当时的反对派们不是一群蠢猪，就是睁大眼睛说白话，为了铲除异己，连国济民生，举族安危都不顾了！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之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之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了河套平原一小块之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惜罕。

河湟不一样。

首先，打河湟这个概念就不对，应该是“收复”。这片土地在前代一直是汉人的，往远里说，武威之南的洮、河、兰、鄯等，都在西汉版图之内。说近的，河湟之地，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前，还是辉煌的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汉地内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

200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直到宋神宗时期，各位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竟然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这是历史基因，再看它的自给状况。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其实多简单，用笨理想想也能明白，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地对抗李元昊，无论如何它都是物产丰富，出产稳定的。

至此，打赢之后怎样后续也己经清楚，王韶又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则。从这个原则可以知道，他不是好战成性的人，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然后派去大量的汉人去移民。

那样不现实，汉人是个特殊的种群，他们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四海为家，那怕飘洋过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可是自己的土地有得种，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事儿就会闹大。

篡汉的王莽就是这么死的。

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收编唃氏，通过他们再去收编羌人，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再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者西北的渭源等城，让他们习用汉法，变成以前延州的“铁壁相公”李士彬、环州的慕恩那样虽是异族，却为宋朝尽忠的精锐部队。

得其力，不畏其变，这才是利弊权衡之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至于河湟本土，则一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军队入主，自给自足。具体的办法，他归纳出《和戎六策》。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述说了，它会在王韶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出发点，别忘了我们是为什么说了这么一长套关于王韶的事。

关于新政的核心所在——军费。要破解为什么王安石改革要走得那样急，那样乱。那关系到吐蕃旁边的西夏人。

好久没说说我们的老朋友西夏人了，大家是不是挺好奇的，自从李元昊死后，他们过得好吗？可以明确地回答“非常好”。

相比于微妙的宋史，西夏人永远过得精彩变态。现在我们闪回到李元昊刚被亲儿子砍死的时候，全面回顾下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李元昊死后，他的最小的儿子，“两岔”即位，没多久，两岔就变成“谅祚”，就这是夏毅宗官方名字的由来。

谐音真奇妙，不仅能让平娃变平凹，也能让两岔变谅祚。

由于李谅祚小同学的年纪实在太小，西夏的大权掌握在他的妈妈和舅舅的手里，也就是被宋将种世衡用反奸计害死的野利遇乞的寡妇、李元昊的情妇没藏氏，和国相没藏讹庞。这对兄妹非常的精彩，可以说西夏史在这段时间里之所以流光溢彩，香艳多姿，都是拜他们所赐。

各有各的好玩，以程度来说，从低到高的排列，应该从没藏讹庞开始。

这位国舅加宰相太好玩了，按说权倾朝野，就算西夏是个没有悠久传统，家底比周边的辽、宋，甚至吐蕃都薄得多的国家，可李元昊生前打家劫舍，无所不抢，总会留下点东西吧？他会缺钱缺好东西吗？

事实证明，他缺。

他的找钱办法，居然是派兵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今陕西境内窟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值，收入归己。听着这可真是个大买卖，土地耶，那是国王才有的资本。但是留意下面积就会晕倒。

只是几十里而已……

就为了这么点土地上的出产，就一边顶着西夏国内的骂声，一边派兵和宋朝不断掐架，来保住这么点收入。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啊，这得有多少损人不利己的性格天赋，才能动用自己同胞的鲜血，来换这么点银子。再得有多大的贪婪，才能利欲熏心，变态到和李元昊生前都搞不定的敌人，与宋朝争利。

没藏讹庞都干出来了，并且与他后面的所作所为相比，这事儿还真的不算太大。

说到大，姓没藏的永远不怕事大。身为哥哥，没藏讹庞的症状还是轻的，为了二三十里土地的出产，他可以和宋朝闹僵，气得宋朝把西夏的经济生存命脉——边境榷场关闭，他一点都不在乎。管你国内青盐堆成山，换不来半尺布。只要我有钱有粮就行。这看上去相当的彪悍了吧？

不，他的妹妹皇太后没藏氏更上层楼。

追溯这位党项美女的一生，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动人的玫瑰色。婚前怎样不知道，史书未载，不可乱讲。结婚之后，有最初的丈夫野利遇乞，西夏皇帝李元昊，两人相继死后，她登上了国家的权力之巅，这时才显露出她真正的爱好。

年青强壮的男孩儿……她先是和前夫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私通，后来又转向了李元昊的侍卫官保吃多。说来真是层次分明，连找情人都顺延着以前的丈夫排名。

这样香艳旖旎的生活，毁在了一个没情趣的男人手里。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这人也是奇怪，身为前贵族将领的一个账房先生，能和国母风流快活己经很幸福了吧，他居然吃醋了。

没藏氏，你怎么能这样不专一，有了我，又去找别的男人？！不行，我一定要惩罚你！

在某次没藏氏和保吃多去贺兰山打猎的途中，李守贵派人半路截杀，堂堂的西夏皇太后，就这样死了。没藏氏死后，他的哥哥大展神威，替她杀了李守贵一家报仇，紧跟着继承她的遗志，继续欺压她的亲儿子小谅祚。

大家要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没有写错。西夏人的作风就是母亲儿子世代死敌，就是从李谅祚和他的妈妈没藏氏开始的。

外戚和本家，一直你死我活的纠缠，直到西夏灭亡。

李谅祚小同学的日子越发艰难了，没等他享受下失去妈妈的快乐，他的舅舅立即就把他的表妹送进了皇宫。这就是他亲爱的妻子，现任西夏皇后了。

不带这样欺负人的吧！李谅祚欲哭无泪，人生怎么能这样暗无天日呢？他一怒之下，本性勃发，展现了他爸爸妈妈留给他的优秀基因，和他舅舅的儿媳妇也私通了……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呢？

话说权力，无数的私通事件之后，老谋深算的没藏讹庞并没有对外甥和儿媳妇的那些事在意，尤其是李谅祚当时刚刚过完13岁生日。这么点的小孩子能搞出什么鬼？

他错了，李谅祚是李元昊的亲生儿子，天生的人小鬼大。在名为皇帝，实者傀儡的日子里，他悄悄地向外界了解着情况。通过的渠道非常隐匿，是他幼年时两个奶娘的丈夫，两个小官高怀正、毛惟昌。按说这样应该名正言顺了，孤独的小孩子寻找奶娘有问题吗？

有，没藏讹庞不允许外界任何人接触这个既宝贵又棘手的外甥。他没客气，找个机会就把高、毛两家斩尽杀绝。

李谅祚的心凉了，从这时起，他真正明白了所谓的舅舅是什么动物。但是他仍然没屈服，这个孩子竟然是这么的聪明狠辣，一方面加紧了和舅舅的儿媳妇，汉人梁氏女孩儿的私通力度，一方面把手伸向了舅舅的政界死对头。

从此你死我活！

一年多以后，先是没藏讹庞的儿子受不了了，他的老婆经常白天进宫，晚上回家，全西夏的人都知道她在干什么。这样的气没法受，他怂恿老爸干掉这个傀儡表弟，反正权倾朝野了，索性就当西夏皇帝吧！

没藏讹庞想了很久，同意了。不为别的，小谅祚越长越大，想想李元昊当年胖揍所有邻邦，杀人百万，血流成河的纪录，没法不对这种血脉害怕。

说来在这件事上，没藏讹庞还是相当理智的。出于对李元昊留下来的威信，以及自己半斤八两的对比衡量之后，他决定把事情做得隐密些，来个小阴谋，把小谅祚做掉了事。可惜，他百密一疏，忘记了身边有颗定时炸弹。

儿媳妇梁氏。

这个女人早就不是他没藏家的人了，不管是身，还是心，早就飘到了李谅祚的身边。公公和丈夫所密谋的事被她偷听得一清二楚，大家可以想像下，这是她无意中知道的，还是天天都有意留神呢？

说偶然，鬼才信！

第二天，她像往常一样，梳妆打扮去皇宫，在她身后是她丈夫恨得滴血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看你还能再嚣张多久！而在她的前方，是谅祚风流……潇洒……性感……，该死，无论哪个词都没法形容李元昊儿子的魅力。

因为李谅祚这时才15岁！

梁氏把听到的阴谋告诉了谅祚，谅祚抢先一步，约舅舅父子两人进宫议政。那一天伏兵四起，没藏讹庞的政敌联合起来拼死一搏。没藏氏全完了，全家族灭，留下的唯一活口，是谅祚的表妹，那位西夏皇后，她被贬为平民。

以上就是李谅祚夺权的全过程，接下来的日子应该说比较美妙。比如他亲政之后，把没藏讹庞抢的屈野河以西二三十里的耕地还给了宋朝，换回两国重开榷场。向宋朝求取《九经》、《册府元龟》和朝贺礼仪等书，推行汉礼。

类似的举动有不少，一时间宋、夏两国都很惊喜，这个孩子很有培养前途嘛，两国的未来是光明的！只是稍后就会发现，李谅祚的事很无奈，这孩子的基因有问题。

李元昊的凶残，没藏讹庞的贪婪，都融合在他的身上，每一个特征都变成了历史事件。

李谅祚和宋朝的故事，是由两个使者引起的。它发生在西夏的拱化二年（公元1064年），也就是宋朝的治平元年。

当时伟大的宋英宗皇帝终于登基了。

这种时候，西夏和辽国等所有宋朝的友邦都要派人来祝贺的，事情就发生在迎接的途中。这时就看出了宋、辽之间、宋、夏之间的微妙区别。

比如宋朝人见了辽国人，两家拱拱手，笑嘻嘻，大家国土差不多，仗得打不死不活，自然而然的兄弟之国；宋朝人见了西夏人就不同了。

以前的奴才，现在居然成了平级，而且每年还要给钱给东西，无论如何这口气都咽不下去。于是横眉冷对，冷嘲热讽就成了家常便饭。只是这次出格了点。

据说那天西夏的使者吴宗和宋朝的接伴使互相看着不顺眼，吴宗强调他是西夏的大使，宋朝这边的言语不详，估计和“我看你就是一坨屎”差不多。于是你来我往，骂战升级，宋朝的这位突然间火冒三丈，来了句超级威武的宣言。

——“当用一百万兵逐入贺兰巢穴！”

吴宗彻底被激怒了，怎么的，被俺们的前任皇帝李元昊打成那样还不服？现在我们少年老成，威武多情的两岔皇帝上任了，就想不认帐了？！

他回国，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了李谅祚。李谅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无法抑制。很多史书把这种心态归为强烈的自尊心，很抱歉，这基本不成立。

回顾党项人从李继迁开始，直到李元昊死去，再到李谅祚的独裁复辟，哪有半点的自尊自爱之心在里面？如果要解释这时李谅祚，以及吴宗的心态，只有一个可能——危机感，和没信心。

西夏人生存到这时，每时每刻都走在刀刃上，就在全盛期的李元昊，都好几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次次惊险、侥幸地渡过之后，这个民族养成了每时每刻都防范的习性。尤其在所谓的尊严上，哪怕有一点点的损害，都会暴跳起来。

俗话说得好，唯残暴者才胆小，同样，没自信的人才怕鄙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李谅祚小同学的怒火发得很没品味，可他终究是一国之君。

他发火，事儿就小不了。

当年七月，李谅祚带人冲进了宋朝的秦、凤、泾原等州县，成绩是有的，除了杀了些人，抢了点东西外，把宋朝的岁币、榷场又都丢了。

回国想了想，李谅祚决定不能服软，开打是因为面子问题，面子挣不回来，别说自尊心了，就连岁币和榷场这两个命根子，对方也可能收回。

所以一句话，继续打，必须打明白。

之后的两三年里，李谅祚一直没闲着，不管实际得利多少，他始终派人不停地攻击宋朝边境。而在打仗之余，他充分发挥了党项人祖传的无赖精神，一边打着，一边继续派人去宋朝访问。使者们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待遇，一直都在两国的边境线上跑来跑去。

时间长了，李谅祚变得更加心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得来一次有力度的打击！这一次，他决定亲自上阵。

公元1066年，宋朝的治平三年，他亲自率领精骑数万人攻打宋朝边境重镇大顺城。连续围攻了整整三天三夜，这次的成绩非常好，他本人都差点死在城下。

当时大顺城头万箭齐发，如暴雨一样射向城下的西夏人。李谅祚的帽子做工非常精良，替他挡住了尊贵的脑袋，可身上就顾不了了，挨了好几箭，带头往回跑。

这一次灰头土脸，可李谅祚就是有种牛皮糖精神，赢了很高兴，输了兴更高。他在边境线上扬言，俺还不回去了，一定要增兵再战。要“先得宋朝岁赐，再打宋朝城池。”

这句话很快就传进了宋朝的国都开封。

当时世间少有的一代孝子皇帝宋英宗己经病重，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为这事他找来了最信得过的老部下韩琦，问下事大了，怎么办？韩琦的态度很平淡，基本上不屑一顾。

李谅祚这个破孩子，纯粹是没事儿找抽。咱们派个人到边境上去，告诉他会永久性关闭榷场，再痛骂他一顿，这孩子就懂事了。

当时宋英宗以为自己病得幻听了，没听错吧，那是西夏国王，就这样对待？同时文彦博也有点慌，他是主管军事的枢密使，觉得这样太冒险，会惹出更大的麻烦……就在他即将展开睦邻友好等等经典碎碎念时，韩琦打断了他。

听我的，就这么干。

于是宋朝的使者就带着份斥责的诏书，和关闭榷场的命令来到了边境。说来真神奇，韩琦终究是当时大臣里唯一还活着的，和李元昊疆场殊死拼杀过的人，他真的摸准了西夏人的脉。

李谅祚屈服了，看到宋朝前所未有的强硬，他乖乖地退兵回国，到家后写了份认识深刻的检讨书，送到开封城。重申愿意做宋朝的善良的好朋友，从此和睦相处。

消息传进开封城，宋英宗己经有气无力，他躺在病床上，抬眼望了一下韩琦，只说了一句话——“一如所料。”

李谅祚时期的宋、夏战争到这里告一段落，其实也有韩琦所料不到的。那就是两岔同学的生命。当时还没满20岁的年青小伙子，身体、欲望都没达到顶峰的人，居然说垮就垮了。

两年之后，李谅祚去世，时年21岁。

回顾这个人的一生，也算是艰苦奋斗过，并且还成功了。可以说，对内得到了皇权，对外……保住了收入。表面上还是相当可以的。只是稍微深入下，就会发现他错大了，最重要的事被他搞得一塌糊涂。

想想他的苦难是怎么来的，不就是他爹李元昊死得太突然，给他留下了纵欲无度的妈，和贪小便宜贪到死的舅舅嘛。他居然一点教训都没吸取。

21岁就死，没有兄弟可以继任，唯一的儿子才8岁，完全复制了他本人的童年。而西夏的皇权，也就成了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

这一次粉墨登场的太后比上一任还要传奇。没藏氏当年是完全被动的，被李元昊偶然发现，无法拒绝，成了两岔的娘。新一代的太后属于婚姻自主，浪漫结合的典范。

就是那位没藏讹庞的儿媳妇——汉女梁氏。

梁氏上台，做得比没藏氏强得多，同样是整个家族鸡犬升天，他们懂得既要重点，更要普及。具体的做法是国相由太后的弟弟梁乙埋担任，其他的梁氏子弟以空前迅猛的速度占据西夏的各个重要职位，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牢不可破，它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发挥着作用，牢牢地把持着西夏的权力。

当然，这是他们的内政，怎么玩宋朝管不着，只是他们的对外政策非常的嚣张。对宋朝，本是汉人的梁氏废除了李谅祚制定的汉礼，恢复党项的蕃礼。有人对此不理解，其实很简单，越是汉人，身在西夏想站稳脚跟，就越得反汉。

不然怎样和党项人成一家呢？

在另一方面，他们对宋朝的威胁更大，西夏开始对河湟下手了。

这就是王韶在《平戎策》里所列举出的周边国情，以西夏这时的统一，还处在建国之初，没怎么滑落的时代里，去攻击分裂成散水的河湟吐蕃更部落，无论怎样对比，吞并都是迟早的事。

宋朝哪怕是出于安全，都要迅速采取行动，不然等待的就是超级难看的死法。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改革步子那么快的原因。

河湟随时会被攻破，战争迫在眉睫，宋朝当时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再说什么按部就班，理顺关系，搞好吏治之后再改革，完全是痴人说梦。

为此，在王韶刚刚提交《平戎策》之后，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毫无保留地支持了他。要职位有职位，把他扶上了西北秦凤路、洮河司的主管，其间所有和他有矛盾的原领导全都撤走。要政策就给政策，王安石新法里倍受争议的“市易法”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作的。

打仗要钱，“市易法”的根本就是“均输法”的加深加细，更上层楼的抓钱。在京城设置“市易务”这个专门部门，从内库里提100万贯钱作本钱，由政府接管京城内外的各种物资的买卖。

具体作法是，由市易务召募牙人（商人行会代表），由他们与各地来京城做生意的商人商定货物的价格，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和国家之前买到的货物交换。京城本地的商人，没本钱也可以参与，用产业、金帛做抵押，向国家贷货经商。

到期归还货款，加上一、二分不等的利息。

公平的说，这条新法是王安石各种新法里最失败的一条，它走了回头路，这不仅是打击了之前操纵开封市场，哄抬物价的大商人，同时也把小商人赶尽杀绝。

国家垄断一切买卖，这还有平民百姓的活路吗？在仁宗时期、英宗时期一直活跃的开封商市，在市易法实行之后，被沉重打击了。到后来，市易务召募的牙人主动辞职，您开恩允许我辞职好吗？为国家服务，我都破产了！

说来这真是残酷，但放在边疆上就是一条再好没有的政策。

王韶需要军费，需要钱，那是军队种田卖粮，自给自足所达不到的。为此，他需要经商，需要全国各地的买卖人到边疆上活动。那么，就只能由国家之力去开拓。由国家拿出本钱，出专人负责，鼓励商人保护商人去变出钱来。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就会形成一条有机的运作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

这才是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和手段，不然，以宋朝空前发达的商业系统，比前代先进得多的农业生产，只要像司马光说的那样节省花费，就一定能让国库充实，根本就犯不上这样折腾。

可要保卫国家安全，赢得战争呢？那样慢悠悠的一条一条的节省，和士大夫、大商人商量着办事，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积攒到庞大无比的军费？何况战争只要开打，钱就会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走，是座金山都撑不起几场大战。

那时后续的资金要怎样向各位士大夫要呢？只有抄家才能来得及！更何况，只要提到战争，各位君子们就会搬出孔夫子的圣诫，那是凶器，不到万不得己绝对不能用，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先用！

要仁义、要道德、要教化！

见他的鬼去吧，宋史写到这里，如果还有人相信李元昊、李谅祚之徒能教化、能感动……再次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