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河之役，是在《宋史纪事本末》里独占一章的重要史事，它很独特，要说明白它，得先知道它包含着什么。

从狭义上说，熙河开边是指宋神宗熙宁五年五月开始的，由王韶主领征服河湟部吐蕃的战斗。它历时三年，到熙宁八年时，王韶升任枢密副使时告一段落；

从广义上讲，熙河开边时断时续，要纠缠到北宋灭亡前，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十二月，由王厚主领、童贯监军，再次征服河湟。

至神宗拓土时，己经过去了整整30年。

当大祸临头时，之前的每一个举动，都被认为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无数根稻草中的一根。河湟之战更是这样，它功罪难言，在史书里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评价。到底怎样，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回顾审视它。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战争都发生在哪里，各个地点，各处势力的分布。

查资料，很容易就会有些答案。比如说，河，是河州，现在的甘肃省临夏市的东北部；湟，指湟州，现在的青海省乐都，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中间，还有些别的名字，如洮州，指今甘肃临潭；兰州，就是现在的兰州市；鄯，现在的青海西宁市。

等等等等，貌似清楚，但不够，它们的精确位置，关系到王韶怎样制定征服的先后顺序，得先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熙河之役是怎么打的，以及这件事的难易。

翻开古地图，我们向西北方向前进，在宋朝最西北的地方，是秦、凤四州，以它为中心点，再向西，依次是成州、阶州、洮州。再以洮州为中心点，它的右方，也就是西方，是河湟吐蕃之外的藏地吐蕃。向下，也就是南方，是宋朝的四川。

洮州的上方，即北方，依次是河州、湟州。

那么在我们的心里，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答案——河湟吐蕃不过如此，宋朝的大片土地隔断着它，无论如何它也威胁不到宋朝的腹地。

对不起，这不对。

明白了地图位置，更要清楚河湟吐蕃的势力范围。其中河州是他们的大本营，由唃斯罗的二儿子瞎毡的儿子木征占据。湟州是唃斯罗嫡系传人的根据地，由董毡继承。在这两块区域之外，他们的触角伸得非常远，最远的地方达到了岷州。

岷州，在成州、阶州的上方，再向右一点就是宋朝的秦州，己经和宋朝的腹地接壤了。而在河、湟与岷州之间的大片土地里，汉人的势力微乎其微，连生存都成问题，根本提不到什么管理。区域内除了吐蕃人，还布满了像墙头草一样随时四面倒的羌人。

事后证明，这些羌人比吐蕃人还要难缠，他们几乎一点原则都没有，随时反叛。

这样的形势，才能养出来当年唃斯罗的脾气。我们都知道，当年宋将曹玮在三都谷痛扁了他的宰相李立遵，给他造成了日后独立的条件，所以他每次提起曹玮的名字，都双手加额，向东南方伏首。

但他怎样面对宋朝的皇帝呢？

每年宋朝的使者过来，他一不拜旨，二不施礼，最多只是作一个揖，然后微笑着问——“南朝阿舅天子近来还好吗？”

这就是王韶所面临的局面。于是我们就清楚了一件事，他所要做的，根本就不是把河湟两州收回本土的问题，而是要到达河湟之前，先把吐蕃人伸到面前的那些触角一个个斩断，把前进的道路先清扫干净。

在熙宁五年五月，真正的战斗开打之前，他己经用了两三年的时光来做这件事。

熙宁五年五月之前的王韶很善良，在全体吐蕃人的眼里另具一番魅力。简单地说，真是人见人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珍稀动物。

一年前，熙宁四年时，王韶来到了秦州边境，在这里往西北方向望，满眼的都是异族人。当时他的手下们摩拳擦掌，很有士气，当然这里面有被王韶的市易法喂得很肥的原因。

请您指出方向，我们向哪儿砍。

王韶摇头，他要在真正开战之前，先树立起一个形象。宋朝的军人是吐蕃人、羌人最好的朋友，虽然我们骑着马，举着刀，一路杀人，可我们非常可爱～

以这个理念，他选中了第一个目标。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势力最大的吐蕃人俞龙珂。这个人的势力有多大，有一个数字可以参考，他的部众有近二十万人，以最保守的计算，每十人中有一个骑兵为基数，知道他的兵力有多少了吧。

何况在他的领地里还有数字不详的羌人。

面对这样的异族人，以当时宋朝在当地的势力真空，王韶居然敢做出下面这样的事。某一天，他只带了几名骑兵，像游山玩水一样越过了国境，进入了吐蕃人的青唐。

王韶直接找到了俞龙珂，和他谈天说地，剖析吐蕃人的未来，两人说得很融洽，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王韶当晚居然就留在了俞龙珂的营帐里，坦然高卧，直到第二天天亮。

天亮后，一切都解决了。他的口才，尤其是他的胆量让吐蕃人折服，俞龙珂答应他举族归宋，从此做宋朝人的臣子。

纵观这件事，有人或许会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前就有宋朝人这样做过——青涧城的种世衡。老种相公当年能让青涧城变成西夏人的噩梦，就是迅速收服了附近的羌人，用的手法和王韶这次的很像。

可是那有区别，一来青涧城虽是初建，但终究在宋朝的西北边疆附近，宋朝的势力始终笼罩在那一片；第二，羌人不同于吐蕃和西夏，他们自从五胡乱中华之后，就再也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他们是墙头草，而青唐的俞龙珂是吐蕃人，他是河湟部吐蕃里的贵族！

所以王韶这次的危险系数，在北宋史上独一无二，一定要找到相比拟的史实，可能要追溯到西汉时汉人军功最强盛时代的一次壮举。

那由汉人史上最强的将军霍去病做出。

当时汉武帝连年征战，匈奴人再也没有了所谓的骄傲和强悍，他们在两次河西大败之后，浑邪王和休屠王决定投降汉朝。

汉武帝不知真假，他派出了王牌将军霍去病去受降。果然，在霍去病率兵到达黄河岸边的时候，匈奴人发生了内乱，军队开始哗变，浑邪、休屠两王也举棋不定。在这时，霍去病仅带领了几个亲兵，就冲过了黄河，直抵匈奴人的王帐。

永远无法想像，霍去病当年怎么会有那样大的勇气，敢单身犯险，命令两个匈奴王平息叛变。要知道他是匈奴人的死敌，杀了他或者扣留他，都是匈奴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胜利。

可他居然就镇住了近五万个匈奴人，带着他们回到长安。那一年，霍去病年仅19岁。

遥想当年，西汉雄风、盛唐气象早己经是过眼云烟，但整体的萎靡，无法掩饰某个时段里特殊人物的崛起，比如说这时的王韶。当年霍去病以全胜战绩成为匈奴人的克星，从心底里就压服着异族人，可王韶呢。北宋到了神宗时期，汉人的战绩在西北方面是个笑话，杀了他，对俞龙珂来说，简直没有任何后遗症。

甚至可以否认见过王韶这个人，宋朝有什么办法？谁让你只带几个跟班的就跑来送死。

但是后面发生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王韶的本质。这个人根本就不做没把握的事。俞龙珂去了开封城，面见宋神宗，在官职待遇都有了之后，提了一个额外的要求。

——听说包中丞是朝廷的忠臣，请赐姓包氏。

包中丞，指的是包拯。这位在正史里一般，野史里神仙的人物，是俞龙珂的偶像。神宗答应了他，赐了一个名字，叫包顺。

这是问题的关键，王韶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之所以敢去见俞龙珂，是看准了这个人有宋朝情结，可招降的可能性。

熙宁四年就这样过去了，王韶在慢慢地消化着收编过来的异族人口。一年之后，他做出来的事迹，依稀仿佛让人们看到千年以前霍去病的影子。

王韶的根据地远在秦凤路的通远军，由这里起，他将孤军杀入千里茫茫异域，没有友军，更没有援军，每前进一步，都是吉凶莫测，无法反悔的。

他选的第一个敌人，非常讲究，不是吐蕃人，而是羌人。这就颠覆了一个传统概念。不是都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吗？为什么放着正牌的河湟部吐蕃人不打，却去打跟班的羌人？

这就是王韶的特殊智慧。

请问，战局初开，就先直奔要害，和吐蕃人你死我活，局势会变成怎样。那时吐蕃人会纠集起羌人，抱成一团来对抗宋军。可要是先动羌人呢？

吐蕃人的心理会有微妙的变化，为了奴才，主子不会轻易拼命，甚至还会坐壁上观，看一下敌人的真正实力。

战局的发展完全印证了王韶的观念。他挥兵直入，迅速侵入了位于秦州以北，洮水附近的抹邦山、竹牛岭一带，那里有人数众多的蒙角罗、抹耳、水巴等羌人。

到了地头了，王韶和手下兵将的差别也显了出来。宋朝的标准士兵们按习惯，就准在山角下的平原地带列阵，等着山上边的敌人冲下来。

列阵……等待……王韶觉得很头晕，看来宋军真的是被李元昊的部队打出心理障碍了，无论什么时候等的都是防守！

这时的局势是宋军主动进攻，来入侵了，尤其是要趁着吐蕃人不明虚实，不愿、甚至是来不及出兵时，先把这里的羌人打垮。这就必须得争分夺秒。如果在山下边列阵，不说到底能不能打败羌人，对方只需要不下山，坐在山上看你摆阵玩，宋朝人都耗不起！

摆在宋军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强攻上山。为此王韶下令——“兵置死地，敢言退者斩！”宋军的攻势开始了，翻开地理图册，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当时的情况。

陕西、青海、四川三省之间的山都是什么样子的，生长在内地平缓地带的中原人，要身披全副铠甲，举着兵器，冒着箭雨擂石向上仰攻，这几乎是完不成的任务。而更要命的是攻到一定坡度时发生的事。

羌人很狡猾，生长在这片山地里，他们知道什么情况下宋军才会最狼狈，就是等宋军攻到一定位置时，前进很累、后退有点远，这时他们才突然冲下去。

没办法，宋军立即就支持不住，开始败退。这时在阵后面，王韶开始换衣服，他脱下了文官的袍子，穿上了一身铠甲。古今中外无数次战役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不管军队的装备怎样，战局如何，最重要的是士气。

指挥官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弟兄们，给我冲！”，一个是“弟兄们，跟我上！”哪个大兵都知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令里，哪个才是真把他们当弟兄的人。

王韶就是这样，他穿上铠甲，挤进了冲锋的队伍里。在整个战局中，他是最清醒的一个，此战不胜，多年来的准备会变成乌有，甚至京城里的王相公都会被连累，变得一无所成！

殊死的搏斗开始了，没有什么计谋，没有半点的侥幸，王韶带领队伍反攻得手，冲上了山顶。由此乘胜追击，“获首领器甲，焚其族帐。”

使“洮西大震”。

可没时间高兴，大震的结果就是真正的敌人杀过来了。吐蕃人己经明白了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河州方向的吐蕃之王木征火速派来了援军。王韶刚刚强攻得手，就面临着一个问题——防守。当然，也可以不防，在敌军到来前迅速退回秦州，那样毫发无损。

但是打了这一仗，爬了这么高的山，还死了那么多的人，为的是什么呢？

这时王韶给出的答案与之前宋朝所有的战例都不同，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入侵一片土地，不管是繁华密集的燕云十六州，还是荒凉广阔的河湟之地，最重要的都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注重一城一池的得失，就会像宋太宗赵光义那样，围城不下，被敌军集结后一战溃败；相反，看辽国入侵北宋，总是寻找宋军主力对决，杀倒一片，当地就会出现真空状态，辽军可以为所欲为。

城？

当城里只剩下老百姓时，就只是敌人的金库，再没有什么抵抗力。

王韶看透了这种军事理念，他选择了一条看似惊险的光明大道。为什么要防守，为什么要撤退，我是来入侵的。

他命令自己的部下，名将景泰的儿子景思立率领宋朝西军中的精锐泾原兵在竹牛岭虚张声势，而他本人，率领主力人马悄悄转向西方，向武胜的方位前进。

大地茫茫，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武胜？前面的《平戎策》里说了，它是宋朝与西夏势力消涨的契机所在，同样的，在宋朝与吐蕃的河湟之战里，它也一样敏感。

至少河州的木征明白这一点，他派来的援军，就从武胜远远地兜了过来，想打王韶个措手不及。可王韶偏偏迎了上去，这是他和前代的宋朝将领们截然不同的地方。

你要战，便决战，他求之不得。在王韶的军事生涯里，从来没错过和敌人主力对决的机会。

两军在武胜附近遭遇，木征派来的人名叫瞎药，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看一次少一次了，并不是说他会死，而是跟王韶打架的吐蕃人都会有后遗症……武胜之战，来偷袭的瞎药被宋军反偷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地盘上，会突然间和宋朝人遭遇。

王韶挥军力战，史书里给出的记载是瞎药大败，率军逃跑。可这太片面了，把当年的战况彻底淡化。有一个事实得注意到，王韶此行的风险有多高。

不是说吐蕃人有地利，他们的骑兵多强悍，而是瞎药有个占决定性的优势——武胜堡。它当时己经是个堡垒，它在吐蕃人的手里！

王韶不仅要大面积迂回，寻找敌人主力对决，更要防止瞎药和武胜堡联合起来。实战的结果是他不仅把瞎药打得落荒而逃，更加趁势直逼武胜堡，把吐蕃人从据点里赶了出去！

从此武胜落入了宋朝的手里。王韶立即就开始了建城，它有了个新名字，叫镇洮军。首战大捷之后，王韶没有乘胜追击，他停了下来，因为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办。

给朝廷写奏章。

报功是必须的，但却是次要的。在这封奏章里，他貌似非常欠扁地写了一句额外的话——皇帝以及各位宰相注意了，俺得说明下。这次打仗，没用朝廷一纹铜钱，都是俺开荒经商自己赚的。

参照一下宋朝的以往历史，就会知道王韶这是在没事找事。比如太宗时期的曹彬，只是掏自己腰包给边关士兵打赏，就被贬官处理；看仁宗朝，张亢、滕宗谅在边关打了那么多胜仗，可是一点点的财务账面不清，也得丢官罢职。

前车之鉴不远，为什么王韶会顶风作案，哪壶不开提哪壶？答案分前因、后果两部分。先看前因，三年前王韶要修建渭、泾上下两城，提出在渭原和秦州之间，有上万顷一直荒废，没有开垦的良田。国家应该派人开荒，同时实行市易法，农商两手抓，把当地的经济搞起来。

看着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吧，可事情的发展非常奇妙，充分地体现了指鹿为马，指驴是猪的封建官场卑鄙性。

首先当时西北军队主帅李师中反对，他说王韶所指的土地，根本不是什么良田，只是当地弓箭手们的土地罢了。不信可以来查。

神宗怕的就是不较真，下边有人要求了，那还等什么。于是派人去，查出来的结果超级有才。回答：土地是有的，但是只有一顷！而且所有权还有争议，几个地主正在打官司呢……这个结果让人无话可说，对此，我只能以“指驴为猪”来形容。

如果不是猪，怎么会给出这样的答案呢？茫茫大地，偌大的陕西四路，居然只有一顷土地，难道李元昊当年是只蚂蚁，在一顷地里敌我双方十几万人厮杀玩命；或者当地突然间人口暴增，每人都拥有超大的私有土地，国家都没法强占？

估计最郁闷的人是宋神宗和王安石，这两人应该很鄙视自己。敌对方就算想骗人，也不必这样没技术含量的来吧！没别的，连李师中带派去调查的人都贬职撤走，给王韶腾出地方来。但问题马上又出现了。

关于市易法。

市易法和均输法都得由国家出本钱的，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绫罗绸缎往边疆上运，朝里的大佬们一律表示想不通。明摆着的嘛，吐蕃人、西夏人没事都要去打劫，放这么多钱过去，根本就是拿肉包子去引狗。

王安石气乐了，他回了一句：“西北那边儿的地主老财都敢屯积家产，堂堂国家居然害怕被抢。这还有天理吗？国家大臣不去想法强国，居然每天想着装穷躲贼，这还有王法吗？”

等等等等，一通乱吵，市易法才在西北实行。所以现在王韶在赚了钱，打了胜仗之后，要强调一下效果。可是他还是太幼稚了，不要以为赚到了钱就是好事，更不要以为打了胜仗就是硬道理，在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政客面前，什么样的驴，都会变成一头猪。

军方大领导、枢密使文彦博说——大家明白怎么盖房子吗？建筑商在开工前，总是会把预算说得很低，引诱房主动工。等到盖到中途时，各种要求就都提出来了，那时不得不盖，不得不被宰。现在王韶的所谓胜利，也不外如是。

几十年间没有的外战大胜，就换来部门领导这样的评语，换你能气死不？还好神宗说了一句话，把文彦博打哑。

——请问爱卿，房子坏了你不修吗？

一般来说，皇帝问到了这句话，中国历代的大臣们都会有些不同的反应。汉朝的，会怒目扬眉，脱掉朝服换铠甲。

——陛下，我帮你去盖房子。用不着那个招人烦的王韶！

晋朝的会很温存，他意态优雅，轻摆拂尘，和皇帝用一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细细地谈一下盖房子的问题。基本上会从人到底要不要住房子，到房子有没有必要有房顶，都会一一道来，娓娓动听。说到兴起，还会招来三五同好，加入论点；

唐朝的很特别，他一边像汉朝的臣子那样换军装，一边在换的过程中不断和皇帝交流。注意，态度不会太友好，无论是藩镇还是内侍或者普通大臣，都很有性格，就算您是天可汗李世民，也有被顶得七窍冒烟的时候。其结果嘛，多半衣服也换好了，皇帝也被说服了，这场架不必打了。

当然，一少半真就操家伙冲了出去，到外国砍人了事；

元朝很统一，杀人是唯一的硬道理。从他们身上可以真切理解到侵略不是一种军事、政治活动，而是一种传统运动……

明朝的官员不必多讲了，义之所在，虽千万记大板子，俺也一往无前。每天上朝都做好了被脱掉裤子打屁股的心理准备；

清朝的很可爱，皇帝的脸色稍有不对，立即跪倒磕头，痛哭流涕，同时念念有辞。拜众多经久不衰，常演常新的清宫戏所赐，全国百姓都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奴才该死，奴才有罪，奴才……

这还是满人的嫡系，如果是汉人，奴才二字都没资格说出口，得自称“臣”如何。谁让你是外人。

好了，罗嗦这么一大堆，一来是突然兴起，凑点字数换稿费，以消俺多日拍字之烦躁；二来这里面也有个大学问大论点。

——论，中华民族为何在做人做事的态度上每况愈下，底气越来越不足，到后来比个孙子都不如？为什么就没了当年执理直言，坚持不屈的气魄？

这也许才是我们读史、研史的价值所在，不想这些，历史就只是些陈年变质，或好玩或无聊的与己无关的故事而已。

回到原点，宋朝的大臣，具体到神宗年间文彦博这一批，对于皇帝发怒的反应是——沉默。俺有话，但不说，家里只要不缺工资，不少补贴，才犯不着跟你惹气。

看着很平和，很文雅，可是问题一点都没解决。因为互相没有交心啊，没有吵闹。自古以来男人都是种特殊的动物，心里不爽，不是当场骂出来，就是事后使绊子，反正绝对忍不住。

除非您是圣人。

像文彦博这样的，心术超深，不可测度。这是可贵的城府，可是在互相配合做事时，就是个操蛋品格。于是这就形成了宋朝官场的普遍风气。

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办起来你做我做各一套。反正宋朝大臣没死罪，不合作不会杀头的。在这种风气里，要做振兴国家的大事，难度可想而知。

当初王安石所说的“易风俗，立法度”的必要性可想而知。

抛开沉默了的文彦博，嗯，对不起，他只是暂时沉默。回到王安石的变法强国之梦上去，河湟之战打得很好，可我们却不能再把目光抛向西北。第一，王韶的战斗暂停了，他必须消化掉刚吞并，或者说是收复的土地；第二，宋朝在熙宁年间的战争并不止这一处。

甚至不是只两处、只三处、只四处。神宗朝的气向，就像时光倒流，回到了宋初时赵匡胤的时代，或者更前些，是后周柴荣的时期。争战不断，恢复国土，为中华大国正名。

可在刚开始时，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得替赵光义擦屁股。太多当年没做成，一直是隐患的事，都在办公桌上摆着。谁都知道，可谁也不做。

现在王安石终于把那份材料拿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