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

一

老皇帝又一次在凌晨三点多就醒了。贴身太监早就料到这一点，皇帝轻微的鼾声一停，他就从地上站起来，开始给乾隆一件件穿好衣服。然后，老皇帝就垂衣静坐在御榻之上，耐心地等待三个小时后的阳光。

这已经是近年来的常态了。乾隆皇帝的身体是有史以来中国帝王中最好的，然而，自然规律毕竟不可违抗。《乾隆皇帝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岁之后，睡眠即开始减少，“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更何况今天的日子是多么特殊。就在三个小时前的子时，大清帝国使用了六十年的乾隆年号永远地成为历史。今天已经是大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比平常更早醒了近一个小时，就是因为心中惦记着今天的“禅位大典”。生性周密的他在心中把所有的环节又盘算了一遍，再一次确认，万无一失。

二

从乾隆中期开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全大清帝国关心的焦点。

虽然有清一代，严禁皇子与大臣交接，然而通过皇子师傅这一渠道，朝野上下对四位皇子也并非毫无了解。几位皇子都各具才华，却大多缺陷明显：八阿哥喜爱酒色，十一阿哥出名的吝啬，十七阿哥则轻佻浮躁，胸无大志。只有年仅十三岁的皇十五子，声名最好。当时出使天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后，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见闻时多次说：“第十五子嘉亲王颙琰，聪明力学，颇有人望。”“皇子见存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无令名，唯十五王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于禁中，声誉颇多。”

岁月不待人，年过花甲的乾隆必须做出决定。他在传位密诏中小心翼翼地写下了颙琰的名字，不过放下笔后，他一直不能驱走心中的忐忑。毕竟，十三岁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继承人来说，是太小了，这棵看起来不错的幼苗能否长成参天大树，谁也不能确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至，六十三岁的老皇帝到天坛祭天，跪在圜丘中心，默默地向苍天祷告：

“我已经秘密立颙琰为皇储，然而此子年仅十三，性情未定。如果颙琰有能力继承国家宏业，则祀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如果他并非贤能之人，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使他不能继承大统。我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只是为祖宗江山计，不得不如此。”

虽然感情丰富，然而在这个政治超人心中，儿女之情与帝王的责任感比起来，恰如鸿毛之于泰山。

好在上天似乎对颙琰也比较满意，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六十年（1773—1795），颙琰一直身体健康，他的表现也越来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到了举行禅位大典的这一刻，乾隆心中为这个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让乾隆满意的有四点：

第一，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第二，此人品质“端淳”，生活俭朴，为人谦逊，特别是富于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颙琰对儒家心性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但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颙琰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肤白皙，五官端正，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形介于方圆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讲话不慌不忙，富有条理。

另外，这一年，嘉庆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有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让乾隆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个孩子性格过于老实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点机智圆滑，或者说缺了一点就通的那么一点“灵犀”。比如，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不过，凡事不能求全，在成功地统治了六十年之后，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能让他基本满意的接班人，乾隆认为自己这一生已经称得上完美了。

配合乾隆的好心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的这个盛大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上午九点整，头戴玄狐暖帽，身穿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宝座。殿前广场上，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庄重的“中和韶乐”中，如潮水一般拜兴起跪。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千百年来，权力授受之际，曾发生过多少腥风血雨、骨肉相残，甚至天下动荡、民不聊生。只有乾隆帝独出心裁，想出这招“生前传位”。历代王朝权力交接之际的血腥、紧张、能量自我冲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堪称中国专制政治史上一个辉煌、伟大的瞬间。

三

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打一百分的。

虽然为传位准备了很多年，但是当禅让大典的日期越来越近时，乾隆心中还是不免浮出丝丝紧张。毕竟，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

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最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

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了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致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乖巧，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练达，但人到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或者说，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他畏惧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认为这些会带来晦气和不吉祥。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帝十分悲伤，然而他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继位后，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但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儿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珅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珅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秉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初显身手

一

嘉庆三年（1798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太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正月初二，病情转剧，太上皇的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早晨七时，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道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四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民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和福长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意出入。朝廷上下，一片惊疑。

初四下午，皇帝又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谈到太上皇帝晚年，白莲教起义之所以迟迟不能荡平，是因为有奸臣当道，做贪腐官员的总后台。

初五，王念孙、广兴、刘墉等先后上书，举报和珅种种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珅，对他进行审查。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仅仅十天之后，审判完毕，正月十八，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和珅自尽。

如同一幕情节紧张、环环相扣的电影，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一场重大的政变，在新皇帝的谈笑之间就完成了。康熙爷当初诛鳌拜，尚且准备了七七四十九天，嘉庆帝诛和珅，却只动了动小指头。古往今来，完成得这样干脆、迅速、漂亮的权力战役，并不多见。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二

其实，嘉庆皇帝对这场战役，已经准备了太长时间。

嘉庆和和珅之间的恩怨情仇，并非如一些史书所言，是因为和珅聪明反被聪明误，送给嘉庆的那柄如意，也不仅仅是嫉妒和珅手中拥有的朝珠比皇帝还多。

嘉庆对和珅的痛恨，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他对和珅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满，在嘉庆看来，和珅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甚的一个标志。

确实，乾隆皇帝在统治前期，勤于政事，能谋有断，在康熙、雍正两朝余烈的基础上，把大清王朝推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盛时期。然而，中期以后，乾隆皇帝志得意满，放松了警惕。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生活越来越豪奢，吏治越来越宽纵，为腐败的滋长提供了巨大空间。与此同时，乾隆年间，大清经济的高速成长也为腐败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乾隆中后期，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酸碱度，在号称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

由于官员集体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扬扬地举办禅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两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时岌岌可危。

当太上皇这三年，乾隆几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然而，太上皇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原来，上自军机大臣和珅，下至小小吏员，厕身这场战争的每一个人，都把战争当成了捞钱的机会。特别是和珅，精力充沛、欲望无限的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张着鼻孔，嗅着从权力缝隙中传过来的任何一丝利益的味道。他利用太上皇的宠信，不停地弄权舞弊，大肆聚敛钱财。他的所作所为，无疑大大加重了官场贪风。

虽然取消了嘴巴的功能，但是嘉庆的眼睛和大脑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工作。乾隆皇帝后期的昏聩之举，他看得一清二楚。然而，由于身份特殊，他只能眼看着和珅等人大肆贪污，眼看着政局一点点腐烂，眼看着大清王朝这驾马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越来越快地奔驰，却不能发一言，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焦虑之火，三年之中，几乎把他的五脏六腑烤成了炭灰。父亲刚刚咽气，他就十万火急地冲向驾驶室，拉动了刹车手柄。

应该说，诛和珅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着。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愤懑和仇恨，而嘉庆则能冷静分析出大乱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庆自己所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剥削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嘉庆看得很清楚，腐败已经成了关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要熄灭起义的烈火，必须刹住朝廷上下贪腐相尚的风气。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珅抓起。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显示了嘉庆皇帝把握和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三

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的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这些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粪土之不若”，却又价值高昂。名义上是官员贡献，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搜刮自民脂民膏，“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民何以堪？”。从今而后，谁再贡献，不但不收，反而还要严惩。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下发了一道让全国人民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玉石虽美，但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是动真格的了。通过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皇帝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轰动效应。大清天下有太多事需要拨乱反正了。他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铺垫而已，实质性的举动还在后面。

第一件是“求直言”。

在专制社会，统治者了解情况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依靠臣下的进言。乾隆皇帝晚年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真实情况不能上达，眼皮子底下的问题不能发现。嘉庆深知此弊，他决心在自己的任内，充分发挥建言和进谏的作用。

刚诛了和珅，皇帝就下诏鼓励官员直言，揭露朝中弊政。皇帝说：“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在皇帝的鼓励之下，大清王朝一时间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的局面。虽然大多数奏折见解平庸，但也确有有识之士，向他指陈了朝廷用人行政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揭发了一批贪官，让他对大清政局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件是掀起反腐浪潮。

诛和珅的根本目标是扼制腐败。在广泛听取官员意见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时代即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和珅时代大部分省一级高官被撤换。《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

借诛和珅的东风，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国兴起。在“求直言”运动中，一大批贪官被揭露出来，受到严惩：湖南布政使郑源涛公开卖官，并且定下官职售价，被定罪斩首；云贵总督富纲在任内索贿，被判绞刑；湖北安襄郧道台胡齐崙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贪污军需银三万两，被抄家处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办匪案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举报，丢官罢职……

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自从登基以来，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着他。太上皇乾隆调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七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嘉庆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实上，他之所以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之教的风险，雷厉风行地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除掉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求直言、惩腐败，也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布局。

通过惩办贪污和人事调整，一个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起来。通过百官的直言进谏，皇帝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腐败、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川楚军营的腐败在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滥支军费，纳入私囊。由于军费被大肆侵吞，士兵甚至到了难以存活的程度。赴陕的豫兵，因四十五天不发粮饷，集体逃回河南。湖北巡抚长期克扣兵粮，士兵只好靠抢劫百姓为生。

皇帝整顿军事，首先从治理贪污开始。亲政不久，他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据人举报，这个统兵大员居然在阵前带着戏班子，成天喝酒听戏。皇帝怒不可遏，勒保被判死刑，他手下的一批贪污不法的亲信也被从重治罪。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朝廷的战略方针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太上皇的指挥下，官兵的作战方法是一味追击，往往陷于被动。皇帝则命令各省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切断起义军的后勤保障来源，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另外，皇帝还对起义军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实行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只惩首义者，其他人以抚为主。

经过不懈努力，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战争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嘉庆七年（1802年）底，额勒登保、德楞泰与四川总督、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联名，用黄绫表外、里内朱红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驰奏：“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取得了胜利，嘉庆帝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的新政，终于结出了鲜艳的果子。

何去何从

一

带着初政成功的喜悦和自得，嘉庆七年（1802年）秋，皇帝骑着骏马，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坝上。小时候，他曾经多次随着父皇来这里围猎。这里古木参天的茂密森林，万人围猎的壮观气势，猎虎斗熊的紧张气氛，让他一直魂牵梦绕。

在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胜利之后，皇帝做的第一件事是拜祭祖陵，一路之上，他常常想起自己的曾祖父康熙皇帝。他感觉自己的命运和这位曾祖父有很多相似之处：康熙擒了鳌拜，而他闪电般地诛了和珅；圣祖平三藩，而他也平定了白莲教。回顾历史，在平定三藩后，圣祖励精图治，把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江山经营得井井有条，开启了百余年的康乾盛世。那么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呢？在镇压白莲教取得关键胜利之后，歌功颂德的奏折铺天盖地地迎面而来。对这些奏折，他只是淡淡一笑，就放在一边，因为他知道，还远不到歌功颂德的时候。消灭白莲教不过是嘉庆皇帝政治目标中的第一个环节。等什么时候自己带领大清全面走出乾隆晚年的颓势，重新焕发了青春，那个时候，再享受歌颂，他才心安理得。

从懂事开始，大清那些功业不凡的先祖就是皇帝心中最伟大的英雄，向他们学习，是他最主要的精神动力来源。从继位那天起，皇帝在每一个政务细节中都注意继承先祖的传统。他相信，只有把爱新觉罗家族与众不同的雄武、强毅特点保持下去，大清王朝才能摆脱汉族王朝帝王“一蟹不如一蟹”的规律。因此，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马上把“木兰秋狝”提上了议事日程。圣祖康熙开创的这个旨在联系外藩、保持武备的传统活动，在自己即位后还一直没有来得及举行。今天，他终于夙愿以偿了。

然而，离木兰围场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异样。这还是他记忆中的围场吗？围场周围的木栅东倒西歪，缺口处处。围场里参天的古木不见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个个惊心的伤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纵横着运木大车的车辙，有的地方因为车辆过频，俨然成了光秃秃的大路。处处是盗木者搭建的窝棚，地上经常出现燃剩的树枝，有的还冒着微弱的青烟。很显然，这是盗木者生火做饭的痕迹。皇帝后来回忆他感觉到的震惊说：“百余年秋狝围场，竟与盛京、高丽沟私置木厂无异。”皇家猎场，居然成了盗木贩子任意横行的木材产地。管理人员的失职一目了然。

修养极佳的皇帝没有立刻发火。他强抑怒火，按照父皇行围的路线，中规中矩地带领一万骑兵，打了一天的猎。过去，父皇每次出猎都能打到几只老虎、黑熊等猛兽，狐狸、麋鹿、獐子等小动物更是数以十计、百计，猎物每天都要装满十多辆大车。可是他辛辛苦苦寻找了一整天，只打到了两只小小的狍子！不是他射术不高明，也不是骑兵们不听指挥，而是猎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场破坏，猎物逃散；另一方面，盗猎者趁皇帝不来的这些年，一直在与皇帝分享这个皇家猎场，十分之九的麋鹿、獐子等物，都成了他们的口中餐。

回到热河行宫，皇帝按旧例，把这两只狍子中的一只供奉在后楼祖宗御像前。过去，这座宽达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会摆上十多只野兽，而今，却孤零零地只摆着一只小小的狍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会是什么感想？皇帝感觉自己脸上一阵阵燥热。

羞愧过后，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毕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朝政的败坏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从努尔哈赤到乾隆，谁的治下会发生这种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复旧日的辉煌，看来不是一日两日之功。

第二天，皇帝停止了行围，开始彻查围场管理失职之事。以内务府有关官员庆杰、阿尔塔为首的十数名官员被处以降职、罚俸等惩罚。

这仅仅是让皇帝惊讶的无数事情中的第一件，还有更大的意外在后面等着他。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皇帝由圆明园启驾回宫办事。皇帝的车驾刚进神武门，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直奔皇帝的御轿，手里还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发仓促，皇帝身边庞大的扈从部队居然没有人做出反应，还是轿边的定恭亲王绵恩下意识往前一挡，用自己的袖子缠住了利刃，身边的侍卫这才一拥而上，拿获了这名男子。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案也屈指可数。按常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凶杀案。一个庞大的审问集团立刻组成，要揪出这个男子背后的黑手。各种酷刑都用尽了，审问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原来，这个案子还真是十分简单，背后没有任何主使。凶手陈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业人员，他妻子于去年去世，上有八十岁的瘫痪岳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他找不到生计，受尽欺凌，遂对社会产生仇恨。这一天他突发奇想：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不死得惊天动地？于是怀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宫而来。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宫卫兵并没有按规定出现在岗位上，使他得以顺利潜伏进神武门西厢房里，差点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

这一行刺案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包括皇家守护部队军纪在内的官僚体系政务废弛，已经到了直接威胁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个，失业者的大批出现，说明社会已经无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长。百姓的生计问题，成了威胁大清朝稳定的根本政治问题。

二

成功平定白莲教的兴奋，因为这两桩意外事件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政以来，嘉庆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战场上。现在他终于有时间细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这一细看，皇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莲教起义不过是帝国躯体上的一个疮口，大清王朝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严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百十来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账，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将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人之多。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故恣行不法之事。”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白银四万两之多。

白莲教军报刚刚从他的案头搬走，数不清的贪污案卷又已堆满了他的书桌。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1805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数年之间，他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地装入私囊。近十年间，他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拨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听戏，一桌酒席，居然花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面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缴，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有的官司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三

除了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清以前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在一亿以下徘徊。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全国共有人口一亿四千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二亿九千万，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六年（1811年），人口达到了三亿五千万。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数十年来，数以百万级的无业流民聚集在楚、粤、赣、皖、黔等省，这些人的存在正是导致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陈德行刺案是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解。

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三分之二。这是各级政府出现巨额财政亏空的一个重要原因。

财政危机又导致了乱收费问题的加重。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出现了。虽然朝廷规定不加赋，但是各地政府利用各种借口，不断加重农民负担。农民承担的额外税负比正税要多出数倍，甚至十数倍。各地百姓上访的案卷堆积如山，然而官员们根本不以为意，因为“州县亦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民与官斗，永远是输家。大清王朝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轻则民众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则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变”。

四

责任心极强的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十年（1802—1805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一见我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痼习相沿成风，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到了嘉庆时期，官员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棉花团上。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方针已定

一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1805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启运殿中，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没有任何装饰……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这次东巡，是顶着巨大压力进行的。众所周知，皇帝出巡，花钱必然如流水。因为体制所关，皇帝的随行队伍至少万人，一路的物资供应，花费巨大。虽然嘉庆宣布此行不带任何嫔妃，一切从俭，但内务府的初步预算，也需要耗银两百万两。镇压白莲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凑齐这两百万两白银，实在是太难了。因此，皇帝东巡计划一出台，反对声就不绝于耳。大臣们普遍认为，国家艰难之际，像这类不急之典，当能缓则缓，能罢则罢。

然而，异常节俭的嘉庆这次一反常态，坚持出巡，并且不顾以言罪人之名，一连处分了好几个反对出巡的大臣。

皇帝之所以如此坚持，是因为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在东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许多诗文，一再强调大清江山来之不易，号召全体文武大臣继承祖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皇帝在《御制盛京颂并序》中写道：

此次敬观弓钺，遍抚旧迹，心中感慨良多。缅维我祖宗昔日开创艰难，栉风沐雨，艰难祖业，永守毋忘……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种子。“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皇帝说，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

大清政局现在之所以萎靡不振，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这些官僚沉溺于私欲，把列祖列宗关于“艰苦奋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

皇帝说，虽然大清现在抚有四海，国力强大，但是祖先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日不可丢。八旗官兵，当常思当初满族军队是如何吃苦耐劳、奋发进取，力改“武务不振，军务废弛”的现状。全体文臣，当经常想想现在的生活要好于祖先创业时多少倍，清廉自持，俭朴为政，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大清的统治。

二

嘉庆皇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或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

与此同时，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十八世纪，世界人口从641，000，000增至919，000，000，增幅比例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0，000，000增至313，000，000，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启动的全球化之车，使中国主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三

从根本上说，“接班人”心态，导致他做出了这样一个今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

从十三岁那年被秘密立为储君，到三十五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二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自始至终，他在表面上都装得淡泊无比。因为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更何况自己有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

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这个职位，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从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吧：大唐王朝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至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贤、李弘，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有清一代的权力交接，虽然不如唐代一样血腥，但同样问题多多。嘉庆的祖父雍正皇帝那辈，也正是因为争储，导致兄弟阋墙，血流成河。在自己的兄弟辈里，因为这个太子之位，也已经让两个人身亡：大阿哥永璜因为年龄居长，又不够聪明，在乾隆的嫡子早夭后表现得不够悲痛，因此被多疑的乾隆皇帝指为“图谋大位”、“幸灾乐祸”，忧惧过度，在二十三岁时一病身亡。虽然一句话吓死了大儿子，乾隆也心有内疚，但是他严防皇子皇孙觊觎权力的决心并没有因此稍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非常喜爱的皇长孙绵德与一京官互送礼品之事被他得知，他立刻削去绵德的王爵，罚他去守泰陵。同年七月，一个山西小吏向出继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凌迟处死，四阿哥也因此背了个黑锅，于几个月后忧惧而死。乾隆皇帝不断地通过强硬的举动，向所有人证明，任何歪门邪道、阴谋诡计都是自取灭亡。

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座独木桥，一失足就会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任何火气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冲动都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做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他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最大的优点，实际上也是他最重的枷锁。

四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颙琰知道，在这个洞察一切的老皇帝时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修身养性，克己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现和学业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证。

所以，自从懂事起，颙琰即以勤学闻名。皇十五子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习起来异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

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最严格、最系统的，也是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唯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己，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

按照传统的标准，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长大的颙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世界上的所有现象，都已经被圣人解释了。一个人活着，只要按照圣人和祖宗指示的无所不包的道理，一丝不苟地执行，则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他顺利成长为一部“正确格言”的词典，什么“亲贤臣，远小人”，什么“成由勤俭败由奢”，什么“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什么“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什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什么“一动不如一静”，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都烂熟于心。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不断圣化甚至神化，显得无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衷心钦佩他们的聪明、坚毅、敏捷、气魄。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如“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待瞻豳洛地，大业缅经营”。

嘉庆继位之时，已经三十六岁。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种能永远自我更新的动物。一个人的基本构成，永远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经验。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个吸收、消化和成长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虽然他亲政之后接触到的事实和他头脑中的经验是那么不同，但是他已经丧失了重新思考的能力。刻板的儒学教育如此成功地塑造了他，使他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只会按照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处理，他的思维创造力早已经处于抑制状态，直觉能力和想象力已经大大衰退，已经没有可能再像青年时期那样，心灵洁净，如明镜一般地反映现实。

五

作为一个在锦衣玉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一个伟大帝王来说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事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急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白莲教危机一旦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象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着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

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对他来说简直是要求一只羚羊向狮子发起进攻。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

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清代历代皇帝施政原则的第一条都是“敬天法祖”。他们用人行政，总是上天皇考不离口，动辄引据“成宪”。连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诩“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宅衷图事，罔敢稍越尺寸”。在“新政”后期，嘉庆皇帝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洪亮吉描述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此时的大清王朝，“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与朝廷宣传的相反，大清王朝的绝大多数官员现在都是坏的或者比较坏的。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乱，为期不远。

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霉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须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即使从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统治成绩也是主要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足以温饱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清王朝能够平定白莲教，为什么经历了战争，人口仍然创了历史纪录。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嘉庆，也彻底地否定了其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

因此，这封奏折表面上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它的出现，说明在大清社会出现了一股试图彻底否定大清历朝统治成绩，进而否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合法性的异端思潮。洪亮吉在上这个折子之前，已经把底稿广为传抄和散发。在皇帝看来，这无疑不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在专制政治中，有些话，皇帝可以说，但大臣们不能说；有些事，皇帝和高层可以知道，但普通百姓不能知道。虽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绝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状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这一奏折，无疑是一份着意制作的宣言书。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辞错误入手，抓住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嘉庆十分警醒。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邪路”。

痛定思痛，与洪亮吉建议的大动干戈相反，他最终选择了中国传统式的气功加太极的保守治疗方式。他采用东巡的方式，来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症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耐心、自信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

守成种种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一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一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作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皇帝说，“小民皆有天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恶者”、“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员就能保持住“天良”，让人性重新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谨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也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但是实际上嘉庆在这一用人标准上与他的先祖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

咸丰年间，大臣张集馨与咸丰皇帝纵谈乾隆年间事，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咸丰说：“老辈督抚要钱厉害。”意思是说，乾隆年间的大臣都很腐败。张集馨却认为，乾隆年间，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合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今则督抚才具似不如老辈，而操守似亦胜于老辈”。这一说法，也适用于嘉庆时期。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朝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所以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00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1805年）说道：“朕唯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的物品是有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物品就减少了。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资不被过分地剥夺，留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的节俭不只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被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作用不大。

三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毫不犹豫地掐断了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康雍乾时代的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被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十八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那么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两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在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之后“开倒车”的举动，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缘木求鱼

一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是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的时间、路线，一点儿也不走样，打到两只猎物，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朝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和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自己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一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但是皇帝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亲政不久，他就下诏说，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会骑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些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车轿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分。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仍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嘉庆皇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作风。

即使不说嘉庆皇帝是清朝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的时间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五年，他没有一天不早起。读完“实录”后，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他事事躬己总揽，早膳后召见大臣，往往多达十余人，批览奏折几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记吃午饭。遇到外出巡视时，他更要早起数刻，提前把一天的公事办完。在这点上，他颇有祖父雍正皇帝“事业狂”之作风。

从皇子期间养成的每天大量脑力劳动的习惯，使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他就浑身不舒服。嘉庆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参加一个祭祀典礼。典礼完成后，才上午十点钟，他决定回到乾清宫接见大臣。不料一问御前侍卫，侍卫说今天没有官员请求接见。皇帝有些怀疑，为何今日如此空闲？一问军机，这才知道，本来是有几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亲王考虑到皇帝参加典礼，已经很累，况且天气十分炎热，为了让皇帝节劳，私自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天引见。

得知此情，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亲王：“朕年方四十，虽日理万机，但从不以此为劳。引见这么几人，本来也不足为劳。睿亲王如此大胆，擅自改动官员引见日期，意欲何为？”一番训斥之后，他将睿亲王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睿亲王好心没好报，被降职罚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他的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嘉庆十年（1805年）十二月，他依照惯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观看冰技。碰巧那日没有奏折递进来。皇帝回宫后，无公事办，十分生气，下旨给大臣：“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数刻，办完事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倒趁机在家睡懒觉，畏避早寒，年长者尚可宽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传旨，将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一概严行申饬。

节俭也是嘉庆皇帝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1811年），皇帝五十一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唯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奢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作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你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今沈阳）去充当苦差。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

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声名已经达于外国。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嘉庆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

朝鲜使臣对嘉庆帝的行政评价很好，例如，“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听受”，“御极以后，锐意图治，早朝晏罢，屏退奸党，升庸名流，惩于和珅，权不下移”；又如，“正月亲政以后，总揽权纲，振刷风俗，发号施令，多有可观”。

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仁慈圣明的皇帝，御极二十多年，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外，越到后来，就越深陷无奈、愁闷、苦恼之中。他自以为稳妥的“守成之法”，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重现荣光，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不可收拾。在他统治的后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泪的事，不止一件。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黄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两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头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军。

皇帝在行宫中看罢皇子绵宁草成的汇报，泪流满面，当天一夜不眠。邪教教徒攻入皇宫之内，并且差一点攻到了皇后面前，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承平年代，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实在是“汉唐宋明未有之奇事”。皇帝很清楚，这样天大的丑闻，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记录。这个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自尊心极强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国臣民下发了朱笔亲书的《遇变罪己诏》。皇帝说：“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来，列祖列宗爱民如子，深仁厚泽，我虽然能力平庸，却也没有做过害民之事。然而，这汉唐宋明未有之奇耻大辱，却发生在我的任内。

“细细思量，问题还出在大臣因循怠玩，不能体我的苦心，悠忽为政，怎么教育都不能清醒！

“从今以后，我当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诸大臣们，如果你们愿意做大清国的忠良，就请你们赤心为国，竭力尽心，以匡正我的失误，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果你们自甘卑鄙，那么就请你们挂冠致仕，回家养老，千万别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过！”

《遇变罪己诏》最后八个字是：“随笔泪洒，通谕知之！”

古今中外，如此动情，如此委屈的圣旨，独一无二。此后数月间，他的诏书中一再出现抱怨、悲叹、感慨之词。他为此作了许多诗，有句云：“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深感自己对不起列祖列宗。他在《报天恩肃吏治修武备谕》中感慨地说：“为君难，至朕尤难！”

四

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炷香、红阳教、清茶教、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出，目不暇接……

嘉庆皇帝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他的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既耐心又坚决。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堂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搏斗，然而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昏庸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出现。

嘉庆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向他奏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为震怒，部印失盗，不但不成体统，而且极为危险，试想皇帝外出期间，如果发生意外，皇帝都没办法调兵遣将，那该怎么办？皇帝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司员隐瞒到此时。虽然百般鞫问，但最后此事仍然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武科考试后，皇帝按惯例为武进士举行传胪大典。这一天皇帝起了个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礼按时开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也没找到……

虽然一再发生行刺皇帝、杀入皇宫的事件，可是宫门门禁这个小小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门者不当班，潜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内右门，深入大内，才被太监发现。

有一次皇帝出门散步，发现大宫门外居然有人放羊，这些羊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着“御草”。宫门鹿角之上，有人乘凉闲坐，不远处，树林里有小贩举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来这些羊是太监养来换外快的，那些小贩都是太监的朋友，想来看看皇帝住的地儿什么样。

乾隆以前，对皇室宗亲要求极严，约束极细，天潢贵胄是整个大清社会素质最高、修养最好的一个群体。嘉庆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经彻底腐化，宗室队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败类。在清查天理教起义的过程中，嘉庆皇帝惊讶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将军庆遥、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围组织红阳教的成员。天理教徒进攻紫禁城的计划，早就通知了他们，他们欣然决定参加，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当上大官。只不过当天由于意外，没能共襄此盛举。

后来导致了一场重大战争的鸦片，在嘉庆时期就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极多。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朝廷举行大典，宣布这一年科举考试成绩。按理，充任导引官的贝子德麟应该早早来到太和殿前带领新科进士站排行礼，可是太阳已经三丈高，他还没到场，导致大典无法按时进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结果发现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鸦片，飘飘欲仙的快感让他忘了自己身上的这个要差。

皇帝大怒，当即把他拉到宫门外，重责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这事发生几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辙。御前侍卫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试的监考，由于没过足烟瘾，考试快完事了他才来，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卫之职。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开赌场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到处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来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门路，让人把妓女送入监狱里供他们享受。凡此种种，严重败坏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声誉。

皇帝忧心不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几天时间，写成了一篇鸿文《宗室训》，发给每个宗室。这篇御制文章说，宗室风气败坏已极，许多宗室“所为之事，竟同于市井无赖”。

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道德教条。说什么“若问予立身之要，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若问予应为之事，曰国语骑射读书守分”。

皇帝命令，每个宗室都要有一本，让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为了保证学习效果，皇帝还命令宗人府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就是默写《宗室训》。据宗人府报告，考试成绩不错。

可是这一教育运动开展了很长时间，宗室风气竟无一点好转。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见散秩大臣宗室奕颢、成秀、敬叙三人，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的心得。不想这三人瞠目结舌，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一事，更没读过一个字！

皇帝大吃一惊，感觉“实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骂宗人府官员“丧尽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五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日复一日地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一个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昭梿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梿革去王爵，圈禁两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昭梿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梿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后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缺个大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吧亦难走，旱路吧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六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髓、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帝，后来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史册。

失败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

清朝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主义精神，二是超凡勇气。皇太极说过：“凡事莫贵于务实。”雍正皇帝也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唯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他们的成功正是因为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变通，才使得政权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这三代君王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能在连续百余年间做出多次不拘定式的政治创新，打造出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使得政治制度不断生长、修正、完善，最终促成了“康乾盛世”的诞生。他们高举“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

恰恰是从高喊守成的嘉庆开始，清朝皇帝丢掉了祖先的精神内核。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注定嘉庆是个失败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这“千年不遇之变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需要的不是勤奋，不是仁爱，也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

可惜，嘉庆皇帝缺乏的，就是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