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朱元璋

性别：男

年龄：老年

职业：皇帝

文化程度：幼时读过两个月私塾，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后通过自学，达到中等文化程度。

患者自诉症状

自从四十一岁做皇帝，于今已三十年了。心里这桩苦楚啊，从未对人讲过。你每（方言，“你们”之意）都以为做皇上是享大福，谁晓得我这三十年里，竟如那囚徒一般，活得战战兢兢！

就是怕人和我抢皇位哩！因为这个缘故，成日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颗心像在油锅里煎熬哩！

你晓得那人心有多少是坏的，见别人有好东西，谁不羡慕？譬如乡里一个大户，田地广一些，房宅大一些，衣着鲜明些，便有多少人嫉恨他、算计他、诬告他，又弄局儿来诈他，必要把他的田产房屋占了，方才心足。我是乡下出身，这些经历得多了。算是自己有胆量，有算计，运气又好，九死一生过来，居然做了皇帝，得了九州山河这样大一份产业，不晓得有多少豪杰盯着哩！当初汉高祖刘邦见了始皇帝车驾，说道：“大丈夫当如此也。”那项羽干脆就说道：“彼可取而代也。”后来果然是这两人把始皇帝的天下坏了。天下人岂尽是庸碌的？英雄豪杰多得很，不然何以有二十二史，乱臣贼子无世无之！

你知道我是个心细的，做事讲究滴水不漏。自从做了皇帝那一天就开始睡不好觉，总是担心哪一天被人颠覆了，这紫禁城宫殿不是归别人所有，便是被一把火烧了，子孙妻妾不是被杀个精光，就是被掠去为奴做婢，我当然更不得好死了，剥皮抽筋，都有可能。要知道，当初张士诚就是被我活活鞭死、挫骨扬灰的。一想到这儿，我就浑身出冷汗。你晓得，那徐达、常遇春、蓝玉、胡惟庸，在朝的这些公侯员外，哪一个不是心狠手辣？礼义纲常谁不知道是假的？能唬住庸人，可唬不住他们。想当初郭子兴对我可谓恩重如山，我有今天全靠他的栽培，可我后来还不是杀了他儿子？起兵之后，一直奉韩林儿当小明王，用不着了还不是淹死了事？普天之下，谁说过我不仁不义？大家心里清楚。再说，这天下也不是那么容易治理，经常有些灾害，加上官吏盘剥，百姓吃不上饭，动不动就要起来造反。又有些奸民，弄些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教会，聚众烧香，夜聚晓散，时间长了，便要弄些祸患出来。越是照顾不到的穷乡僻壤，这样的事就越多。这样一想，便觉得自己是坐在刀尖上哩。

安定天下，首先是要让百姓温饱。想当初，我如果能吃上一口饱饭，绝不会起来造反。所以我劝农桑，轻徭役，休养生息，发展水利。我还狠狠惩治贪污，但凡贪污铢两，被我发现，也定斩不留。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加上老天爷帮忙，年年风调雨顺，个个都能吃饱。天下算日渐安稳了。

可我还是不能放心。我南征北战二十年，知道越是安稳的时候越容易出事。所以我殚精竭虑，考察古今政治制度。你知道我自小没怎么读过书，这点知识全靠自学，可我还算聪明。翻了翻历朝历代的史书，我看出来最危险的是权臣作乱。于是我干脆废了丞相制，省得有人大权独揽。我在《皇明祖训》中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有敢奏设立者，文武官员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我又设了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让他们分头管事，相互牵制，没我的同意，什么事也做不出。我又规定科举考试只能作八股文，士子们只准用“四书”的口气说话，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这样就省得不安分的士子弄出异端邪说来，扰乱人们的思想。

为了怕子孙不争气，我又写了《皇明祖训》，定了《大明律》，作了《大诰》，把规矩做得铁桶般，让他们世世相守。连老百姓各行各业穿什么衣服、什么鞋，住多大的房子，我都规定得明明白白。我规定老百姓没事时只能在本乡待着，不许四处走动，离乡百里就要到县里申请，为的是怕他们结伙作乱。

谁不守我的规矩，我就狠狠地惩罚。为什么我的军队最有战斗力？就是因为我执法最严厉。老百姓但凡不安分的，就被我抓来作筏子，杀一儆百。安阳王富安，因为走失一头驴，当街骂大明朝治安不好，被人告发，拿来我这里，割了舌头，剁去四肢示众。军人姚晏保，不守纪律，违纪踢球玩，被卸了右脚，全家发配云南。卢善传白莲教，自称法师，被我捉来，剥光衣服，缚在铁床上，用开水浇了，浇一层，用铁刷子刷去一层皮肉，直到刷死。这些事，我都写到《大诰》里，叫全国的村子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在土地庙集会，学习《大诰》。我规定，每个乡都要置办一个木铎，派一个年高有德的老人，五天一次走乡串村，沿途敲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按理说，我做得够周密了，可还是不放心。法度再严，也系不住人心呀！尽是那些心窍多得难收弄。自己年纪一天天大了，太子又死了，太孙年幼，我死了之后，这些豪杰谁人压服得住？即便我在时，法度如此严密，尚且终日不安生哩！汤和日日嗜酒妄杀，又夺人产业；廖永忠派人和太监打通关节，打听我的心思；曹兴擅自杀死朝廷命官；蓝玉衣带上镶用金龙。桩桩件件，逃不过我的耳目。想来想去，我没有办法，只好狠狠心，弄了几个大案，说他们都谋反，分着一批批杀掉了——借“胡惟庸案”杀了三万多人，杀了六个公爵、十六个侯爵；“蓝玉案”杀了一万五千余人，一公、十三侯、二伯；剩下几个公侯，这两年也零星弄死了。说起来，当初随我起兵的老乡们都已经杀光了。

豪杰杀光了，可心还是放不下。成天到晚，心仍是悬着。总担心自己定的办法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我只好坐下来把定下的法度一遍遍从头细捋，看看有什么不安稳的。这可真耗心血呀！捋了一遍又一遍，挑不出毛病，可还是不管用。看见宫女太监偷偷溜我一眼，我就觉得是在盘算我、诅咒我；看见文武百官在殿上说话吞吞吐吐，我就以为是要欺瞒我，是怕我刻薄狠毒，盼着我早死哩！尤其是天黑下来，一个人坐在紫禁城里，便揣想别人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官员们有没有私下里交通，是不是有人正在灯下密谋造反，乡里有没有人聚众拜佛烧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没有一刻不担心，弄得心力交瘁、精疲力竭。只有杀人时心里还好受点。杀一个人心里就放宽一些，毕竟这个人不能再琢磨我、怨恨我了。而且我愿意看人不得好死，越是血肉横飞，我心里越是舒服。没事我便廷杖官员，按在殿上活活打死。如果一天不杀个把人，不见点人血，这一天简直没法过。弄得官员们每天上朝前都和家人诀别，平安回家都得摆酒庆贺。

我这才觉出自己病了，心里有病啊！杀人也没法治，总不能把天下人都杀光吧。所以请先生来给看看。

初诊意见

此患者疑是伴有情感焦虑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并有攻击性施虐倾向。

诊断依据

据《英国克氏医学全书》，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如下：

1.敏感多疑，常将他人无意的，甚至是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和歧视自己。对常见的记号或事件会误解出隐含贬低或威胁性意义。

2.无端怀疑别人在搞阴谋，要伤害自己，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3.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力，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事业上一般比较成功。

4.嫉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5.对挫折和遭人拒绝过于敏感，对极小的侮辱、伤害不宽恕，耿耿于怀。对他人的过错不予宽容，为人固执。

施虐倾向的诊断标准：

1.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对人极度冷漠、极端自私。

2.有强烈的控制他人、指挥他人的欲望。

3.具有强烈的攻击欲望，并难以抑制。

4.喜欢看到受攻击者的痛苦，喜欢施行残酷行为，并从中获得成瘾性快感。

诊断过程

我们通过阅读患者病历，并结合调查走访，进一步确认了诊断结果。我们发现，患者的症状非常典型，几乎是学术意义上的样板。一般来说，以上所列的偏执型人格障碍五条诊断标准中，只要有三条符合即可确诊，患者五条均符合。施虐倾向的四条标准也基本符合。兹叙述如下：

1.敏感多疑，常将他人无意的，甚至是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和歧视自己。对常见的记号或事件会误解出隐含贬低或威胁性意义。

这在患者自诉中已有所表现。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还有许多事例。患者早年家境贫寒，曾做过游方和尚，参加农民叛乱，被人称为“贼”、“盗”。患者经常担心别人因他出身卑贱而看不起他，因而过于敏感。称帝后，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同下文提到的《贺万寿表》、《正旦贺表》等，均为礼仪性公文），文中有“作则垂宪”一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向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景为按察使作《贺冬至表》中有“仪则天下”一语，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一语，因淮河方言中“则”、“贼”同音，患者认为这是在骂自己做过“贼”。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语，患者认为“生”是代指“僧”，讽刺自己做过和尚；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语，被误解为“帝非”；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语，“取法”被误解为“去发”。以上诸人，都被患者处死，有的还全家被杀。陈州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中有“寿域千秋”一语，虽然念不出什么，但患者觉得别扭，怀疑含有讽刺意思，此人亦被杀。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因此类文字忌读被杀者有三十二人。

其实，按正常思维，以患者地位之尊，绝不会有官员在贺表中胆敢寓含讽刺，更何况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前仆后继地以生命作为代价讽刺他。这些事例典型地表现了患者的心态失衡，部分丧失了正常思维能力。在接二连三发生类似事件之后，礼部官员只好建议全国各地的贺表都用统一的格式，用固定的文字，患者也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患者有时也知道是自己多疑。但问题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无法控制自己，只有杀人才能放心。

类似的事例还有，著名诗人高启作《题宫女图》诗，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患者以为是在讥刺他，鉴于高启名气之大，当时没有发作，但心不能平，几年后终于借细故把高启腰斩于市。

还有一次，患者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儿”。患者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儿’，真叫人活活气煞。”这些事例反映出患者怀疑自己的统治能力，怀疑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其实，当时的百姓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这些做法，完全是患者自己过于自卑所致，因为古往今来，只有他这个皇帝出身赤贫。虽然患者在诏书中经常提到自己是“起自布衣”，好像毫不忌讳，但这其实是患者内心的一大块不能揭开的疮疤，自己喊“起自布衣”可以，别人要是因此而稍有些不敬，则会遭到最强烈的报复。

以上这些事实，包括患者自述中对功臣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充分表明患者的极端自私、极度冷漠，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

2.无端怀疑别人在搞阴谋，要伤害自己，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患者此症状表现得十分明显。患者称帝后，便时常怀疑别人要陷害自己，倾覆自己的帝位，因此经常无端猜疑。患者信奉曹操的哲学，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即位后，他热衷于用特务手段来监视下属，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早在做农民军领袖的时候，他派卫士何必到江西袁州侦察敌情，何必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必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他起用一些心腹，称为“检校”，专门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制度。

患者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国初事迹》载，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特务偷偷给他画了一张像，第二天患者拿给宋讷看，询问他为什么生气。“检校”专门告人隐私，人人惧怕，患者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

虽然这样监视，但是患者还是不能消除被害妄想，最终还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五年（1382年）、十八年（1385年）、二十六年（1393年），制造了所谓“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前后诛杀了十一二万人，将他认为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开国将领、文武官员和地方大户全部杀光。其中绝大部分经事后核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纯属误杀。

3.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力，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事业上一般比较成功。

患者智商很高，反应敏捷，为人精明，思维周密，精力充沛。因从小经历挫折较多，所以耐挫能力较常人强。患者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心理上有一种以事业成功来弥补卑贱出身并报复早年所受伤害的潜意识，故对事业异常投入、执着，对其他事物，如娱乐、友情、家庭生活均无强烈兴趣，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十四个小时以上。他以铁汉自诩，把自己的残忍、无情当成超人的品质。为了事业，他多次背信弃义，比如杀害岳父郭子兴的儿子郭天爵，杀害自己的大批战友，甚至杀害自己的结发妻子李淑妃。

李淑妃是太子朱标的生母，为人明敏，据《西园见闻录》、《明史·李淑妃传》载，此人“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内政悉委之”，可谓是患者的“贤内助”，在马皇后去世后代理皇后职责。患者四子朱棣为谋帝位，曾拉拢利诱她，她委婉谢绝：“妾备位嫔妃，所任者，浣濯庖厨之责也，储位大事，非妾所知。”此事被朝中传为佳话。

洪武三十年（1397年），患者得了一场大病，以为自己将去世，因担心历史上母后临朝的事重演，把李淑妃的哥哥叫来，叫兄妹相见，说：“你跟随我几十年，朝夕在左右尽心尽力，所以叫你们兄妹相见，尽尽骨肉之情吧。”李淑妃明白这是赐自己死，遂上吊自杀。患者抚尸而哭，对其兄说：“朕不是不知道你妹贤惠，只是人心难测，担心她日后会演武后之祸，只得强抑自己的感情这样做，以为朕寡恩薄德，此为天下也。”

在他看来，任何亲人、朋友，都不过是事业的工具。他为自己能战胜儿女私情，实行铁血手腕而十分自豪，认为这是自己不同于平庸的常人的地方。

由于天赋较高，又极为投入，患者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长了其自大的倾向。

实际上，在他的举动中，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他自己意识不到，别人也不敢指出来。这反映出他的一贯正确意识不可挑战。比如他制定的《大诰》，一篇之中，对同一种犯罪的处罚往往前后不一。如《大诰续编》第十二条规定：“非朝廷立法，闲民擅当干办名色，官民皆枭于市。”就是说，基层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为官吏，任用者与被任用者皆斩。第十六条又规定：“滥设无籍之徒当干办人，并有司官吏，族诛。”同一罪状，又上升为族诛。第六十二条则规定：“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有司凌迟处死。”又不同于前。有些规定，则任性而为，几乎无法执行。如，为了革除官吏扰民，禁止官吏下乡，规定凡有“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许民间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处以极刑”。而官吏如不下乡，许多政事则根本无法办理，下情不能上达。对此，解缙上书说：“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可谓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心里话。总而言之，错全在他人，对总在自己。这就是患者的自我认识。

4.嫉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从患者的行为推断，他特别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这既与患者早年经常受富人欺压有关，同时患者可能认为自己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满焦虑、烦恼，整日劳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患者个性刻板，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年龄大了，身体每况愈下，觉得生活越来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整日丰衣美食、丝竹管弦，活得尤为滋润，所以心中特别不平衡。因此，在历朝历代中，他给官员的俸禄最少，对官员最为刻薄。如果官员们只拿他规定的工资，那么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而贪污一旦被发现，则会受到最可怕的惩罚。

患者称帝后的历次大屠杀，不仅是因为“迫害妄想”，也是想践踏他人的幸福。他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江南首富沈万三，因要效忠新朝，捐款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墙，患者因嫉其富有，毫无道理地没收沈氏的全部家财，发往极边充军。借四大案，随意牵连地方富户，仅仅吴江一县就有千户地主被抄家流放。《明史》形容为“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吴宽《匏翁家藏集》则载，有的地方，因为族诛过多，“邻里殆空”，“一时富室或无一存焉”。

另据《明太祖实录》，患者最看不惯那些懂得享受生活、有能力享受生活的人。有一次，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他就将他们招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他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异常痛恨。《大诰》载，他曾颁旨，令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意违犯，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臾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5.对挫折和遭人拒绝过于敏感，对极小的侮辱、伤害不宽恕，耿耿于怀。对他人的过错不予宽容，为人固执。

患者屠杀官吏富民可以解释成是对早年生活中所受侮辱、伤害的报复。

患者从其事业早期就极端强调纪律性，立法严苛，许多规定不合情理，锱铢必较，对违犯者毫不宽容，达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患者规定妓女只能穿黑色衣服。一次，他宴请即将出征的傅有德，让大将叶国珍陪他。席间，叶国珍让妓女穿上杂色衣服，患者大发脾气，叫壮士把叶国珍抓起来，同妓女一起锁在马厩里，并削去妓女鼻尖。叶国珍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囚？”患者说：“尔不遵我分别贵贱之令，故以此等贱人辱之。”后来患者下令打了他数十鞭，“发瓜州做坝夫”。

患者登基之后，这种行为倾向更加明显，稍有违者，必重罚不贷，于情理不顾。

病因分析

由于患者身份特殊，行为影响大而且深远，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来进行会诊。专家组的成员有：

张宏杰，本咨询报告执笔者。

卡伦·霍尔奈，女，德国心理学家，1932年移居美国，1941年创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受轻视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霍尔奈的情人，德国心理学家，此人在新精神分析学派中独树一帜，影响较大。

专家组与患者通过漫谈方式，寻找病因。

卡伦：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通常隐藏在早期生活经历之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通常都经历过特别严酷的童年，那时他们遭遇过极端的虐待、羞辱、嘲弄、忽视以及明目张胆的虚伪。就像在集中营中长大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被环境压垮，反而打造出一副铁石心肠。童年时，他们可能进行过令人同情的不成功尝试，去赢得爱、同情或注意力，但是毫无结果，于是他们终生封闭了对所有温情的需要。他们鄙视温情，没有取悦他人的动机，并能够毫无顾忌地发泄残忍的能量。对于“爱和关心”的渴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及图谋报复性胜利的冲动。他们是为“那个算总账的日子”而活着的：到那一天，他们将证明自己高人一等，使那些伤害过他的人通通尝到痛苦。这种人梦想成为英雄。其实，我愿意称这种人格为傲慢报复型人格。

张宏杰：卡伦虽然对朱先生的人生经历一点儿也不了解，却推断出他有一个“严酷的童年”。朱先生，你能回忆一下童年吗？

朱元璋：小时候的事我一直不爱去想。刚才这位女大夫的话我没全听懂，大概意思明白了，的确是高人啊，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是天历元年（1328年）出生的，上头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我那年，爹四十七岁，娘四十二岁，其实是不想要我了。家里穷啊，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煎熬。怀上就怀上了，也没谁当回事。生我那天，正值种小麦，娘头晌在地里忙了半天，晌午回家做了饭，喂了鸡鸭，又忙着往地里赶，走到村头二郎庙时，肚子痛，便进庙把我生下来。生完我后，娘把我送到家里，收拾收拾，又去干活儿了。

我打小没享过一天福。家里穷啊，那日子全是受罪过来的。我祖上是江北沛县，爷爷的太爷那辈就穷得站不住脚，搬家逃荒，几辈子尽搬家了。生人生户，到哪儿都受欺负。从沛县到江南，又从江南回江北，光我爹这一辈，就从句容到泗州，又到灵璧，又到虹县，又到钟离，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为啥哩？总是佃人地种，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儿，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户就加租夺佃，只好拉家带口另寻活路。我爹是个脸面人，不信命，一辈子没偷过一天懒，就是勒紧裤带苦干，一辈子也没断了发家的念头，谁想却是搬了一辈子家，临死连口棺材也没有。

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在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为我裹了身子。从小到大，我没吃过几顿肉，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没懂事前，没有人照看我，我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儿，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哈欠才叫去睡觉。一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我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床被子，冷了自己盖被子，热了就喝水。一个人躺在那儿，其实就是等死啊！幸好我命大，活过来了。

张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吗？

朱元璋：不恨，他们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来我已知足了。他们是喜欢我的，因我自小脑筋好使，他们送我读了两个月的私塾哩。我读书聪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着如果我生在富贵人家也能考个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回地里做活儿。

我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户。那些大户，真是狠如毒蝎啊！我们一家人苦熬苦做，都被他们剥削去了。记得十岁那年，二哥娶亲，家里花销大，交不起租。腊月里，大户王胜领着一伙家丁，把家里剩下过冬的一斗半麦子抢走了，把家里的破柜子、锅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那次给王胜跪下了，因大嫂正怀着孩子，爹求他让我们过了这个年。那王胜不但不听，还打了我爹一个耳光。一家人寒冬腊月，从东乡搬家到西乡，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庙里过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给王胜跪下的那一刻，我心里还直翻腾。那时候，我真恨不得上去将王胜开膛破肚，看看他的心是什么做的。打那以后，我一直想，将来有一天我发达了，一定把王胜等人活活剥了。也自从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发誓不论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哪怕死后下地狱，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再受我爹这样的屈辱。

张宏杰：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户？

朱元璋：天下的大户，心肠都是黑的。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贪得无厌、凌弱吞贫、虐小欺老。对佃户的租，他们千方百计加价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国家的赋税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办法欺骗官府，瞒产瞒田。那些当官的，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管百姓疾苦，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过节要“过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个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发个传票需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平白无故也要钱，叫作“撒花钱”。主管监察的肃政廉访司下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称银。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公然把赈米贱价卖给大户。你说，这些人可不可恨？我们穷人的苦楚，就是这些人酿成的。

张宏杰：我记得你曾说过：“若在民间，则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陈友谅，我就想好好做个规矩，铲尽天下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员不小心犯了过错，我不去追究，但谁贪污，哪怕一两，我也折磨死他。

张宏杰：我觉得你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种是极端的秩序、节俭、自我约束，另一种是狂暴、攻击、虐待狂。这两种反向的冲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性掩盖的巨大破坏力量。

从本质上说，你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农民，因为你是在一个典型的勤劳本分的农家长大的。事实上，当初你参加农民军，选择“叛乱”时，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犹豫再三。当时你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军烧了，无家可归，即使如此，你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决断不下，最后在菩萨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这才下了决心。所以说，虽然你胆大有决断，但绝不是反社会型的人，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起义。

你性格的另一面的本源是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严酷的童年形成了你的偏执倾向，而至正四年（1344年）的遭遇又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朱先生，至正四年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朱元璋：是我最不愿想起的一年。

张宏杰：还是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朱先生的这段痛苦经历。如你们所知，中国历史上灾荒一直连绵不断。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后来又闹蝗灾和瘟疫。关于灾荒、饥饿、食人之类的记载，中国史书上比比皆是，我随便引述一下明末陕西灾荒的记载，以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马懋才的《备陈大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到十月以后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爨，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家人彼此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交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四月十二，死去的是大哥的长子；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他面前死去，却丝毫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几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心灵的摧残不言而喻。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成了铁石，对世界的仇恨牢牢地在他心里生了根。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只剩下他和二哥，连埋葬亲人的坟地都没有。实在没办法，狠狠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他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朱元璋：你们说，那大户哪有一个是好心的？那饥荒年月，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个个饿死，家里一样是大鱼大肉。其实半个月前家里断粮的时候，爹去他家借过一回粮，也是给他骂出来的。哪怕他把家里喂狗的粮食给我们，爹娘也不至于饿死。后来，来了放赈的官，我们满心欢喜，以为爹娘有救了，谁料这官偷偷把粮卖给了商人！你说这贪官可不可恨？

张宏杰：这一经历对朱先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你没有了家，成了游方和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大江南北乞讨了三年。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没有了，你的生命中唯一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只剩下饥饿、寒冷、冷眼，在你眼里，整个世界和你都是敌对的，他人对你都心怀恶意。在寒冷的冬夜，你仇恨一切穿暖吃饱的人。

卡伦：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都是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虐待中长大的人都有一颗铁石般的心。他们报复起别人来绝不会心慈手软。他们的经历教他们相信，世界就是一个角斗场，适者生存，强者必须消灭弱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是最高法则。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诗意，生活告诉他们，弱者只有灭亡一条路，活下去，就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去打击、消灭、压制别人。这种人需要与任何软弱的感情做斗争……尼采为这种心理动力提供了极好的例证：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视为第五纵队，“是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害怕并且时刻提防心中的柔情，因为这将使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解除武装，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会威胁他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易。这种人从不指望世界会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深信，如果继续忠于自己的生活观——生活就是战斗，并拒绝传统道德和内心柔情的诱惑，那么他们就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

因此，他们常常是虐待狂，他们希望奴役他人，玩弄他人的感情，诽谤、羞辱他人，使他人受到挫折。

张宏杰：朱先生的整个后半生的努力都是对早年经历的补偿。桩桩件件都是如此。他在穷困时，无力给父母买坟地、买棺材。即位后，他在家乡修了异常高大、华丽的皇陵。皇陵建筑坚固精良，至今犹存。他的家庭贫穷得无立锥之地，四处搬家，渴望定居而不能。即位后，他非要将首都定在十年九旱的家乡不可，大臣怎么劝阻都不听，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了九年，后因他事作废。他受尽贫苦，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甚至由于缺少照顾而差点死亡，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表现出过分的关心和保护。他为子孙后代规定了林林总总的规矩，详细到不用他们自己做任何思考的程度。他规定自己的后代不必工作，享受终身福利。结果到明末社会经济情况恶化，无力供应皇族时，这些没有谋生技能的子孙只能去当仆人甚至乞丐。他出身赤贫，属于社会最底层，做了皇帝之后，虽然生活上比较俭朴，但排场上一丝也不能含糊。他特别强调等级尊卑，一旦有谁不注意，越了规矩，处罚非常严厉。

弗洛姆：你们两个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任何一种精神问题，其起源都是复杂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不会说明所有因素。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侧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会型人格，以及囤积心向。

从你们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朱先生难以控制他的暴力攻击、侮辱他人的倾向，并且行为中缺乏道德标准，没有羞耻感。他充满强烈的虐待狂冲动，他从使他人遭受不幸与受其统治中获得满足、寻求欢乐，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造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原因应该是早期情感剥夺、社会歧视两大因素。朱先生起义前很长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对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中国的小农社会造成社会心理中的囤积心向，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有明显表现。有囤积心向的人的特征是重秩序和条理，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节省上。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在威胁、冲破其牢固的阵地，井然有序意味着已控制了外部世界，为了免受被侵犯的危险，就须把一切东西放置、保存在适当的位置上。朱先生为自己的子孙和人民制定了那样多的规定，限制人民自由外出，我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想把一切固定住。他对人民的活力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他们那种强迫性的清洁是要摆脱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在自己藩篱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危险和“不清洁的”。他们通过强制性的洗涤，以消除有威胁性的接触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朱先生采取了一定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历代伟大的君主中，只有他对扩张领土没有任何兴趣。相反，他对外国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且把“里通外国”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想清除的大臣头上，以此强化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威胁，只有远离或者占有他人，才被看作是一种安全。从他这一代开始，中国明显地内向化了。

朱元璋：刚才诸位先生说了那么多，我大略听懂了。先生们都是好意，为了我的病。可是有些话，说得我心里不服。譬如说我虐待狂，说我无德。我的确是嗜杀，但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身为一国之君，过于仁柔，如何驱除强暴，护助弱小？我正是为了维持天下道德。弗先生说我杀人时快乐，凭天发誓，我从没有过，我只是生气啊！

弗洛姆：这涉及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文饰作用。朱先生的话我可以理解。受到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施虐倾向，所以人们会在心理上抑制这种“不道德”的冲动。然而，弗洛伊德已经揭示，受到抑制的冲动依然会发生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是隐蔽的，行为者自己往往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干了些什么。虐待狂患者就不会察觉到他的虐待狂，很有可能还满以为他统治他人是出于对其关心，让他们获得最佳利益，他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

张宏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给朱先生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我所知，人格障碍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卡伦：通常心理分析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患者的心理问题大部分是早期经历形成的，我们通过帮助患者回忆和分析自己的经验，可以部分达到心理矫治的目的。然而，在这个病例里，我们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障碍。事实上，坦率地说，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在我看来就是心理症状的表现。例如刚刚弗洛姆所说的囤积心向问题。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静态的，这必然导致囤积心向。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互不信任是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到朱先生时代的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个城镇都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去修筑了坚固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是中国人猜疑心理的极好象征。朱先生屠杀大臣，何尝不是“斩草除根”这一古训的忠实体现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朱先生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朱先生个人，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想解决的办法还应该是中国式的，那就是相信时间，时间和耐心能给我们以最大帮助。

张宏杰：对朱先生个人，我们能有什么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弗洛姆：Carbamazepine（卡马西平）和Diazepam（安定）显然是最有效的办法，它们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狂躁和焦虑症状。另外，我们还建议朱先生多参加体育锻炼，进行户外活动。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忘掉这个帝国，让太孙接管政务。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沟通，我和卡伦甚至可以到宫中去和您住在一起，一直为您服务。为了科学，我们宁可冒这个险。可惜这只是个富于刺激的设想，据我所知，起码今生您不会接受这个建议。

[1] 《明朝小史》，卷一。

[2] 《草木子》，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