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

一

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十九，朱由榔在北京桂王府里出生那一刻，掌事房太监为朱由榔开列的衣被清单如下：

春绸小袄二十七件，白纺丝小衫四件，白纺丝小带四条，锦丝红肚兜四个，潞绸小被十八床，高丽布褥十床，蓝扣布褥一床，蓝高丽布挡头长褥一床，白高丽布挖单三十三个，白漂布挖单三块，蓝素缎挡头两块，石青素缎挖单一块，红青纱挖单一块，蓝扣布挖单十块，白漂布小挖单二十六块……

无论如何，为一个新生儿准备这么多衣服被褥都大大超出了实际需要。除了毫无必要的浪费，明代的中国人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证明新生儿的地位高贵。怎么样来说明他血脉的不凡呢？三年前去世的神宗皇帝是他的亲祖父，当今皇帝天启和不久后继任的皇帝崇祯都是他的亲叔伯哥哥。天潢贵胄，支脉显赫。在朱明家族的血统树上，这是高居树端的为数不多的最高贵的几颗果实之一。为了迎接这个小王子的出生，桂王府里已经忙乱几个月了。这种用物质来把“幸福”数字化的做法，正是朱元璋的“祖制”。

二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臣民最残酷而对子孙最慈祥的帝王。

在北京王府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五年之后，朱由榔随父亲桂王到湖南“就国”。十八岁以前，朱由榔一直平静地生活在雄伟壮丽的衡阳王府。朱元璋的“祖制”，为桂王府的生活提供了极为坚实的物质保障。

朱元璋规定，分封到各地的王爷有权挑选当地最好的土地。因此，大明天下最膏腴的田地都归各地王府所有。桂王一到湖南，朝廷就在衡阳划出三万顷土地，作为庄田。

王府中的每位正式成员，都享受着丰厚的国家俸禄。为了让后代充分享受幸福，朱元璋规定皇族所有消费需要都由政府承担。

在保证了后代的物质生活之外，朱元璋还花了整整六年时间，七次删改，用曹雪芹写大半部《红楼梦》的心血，写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训》的书，专门献给他亲爱的子孙。在这本书里，朱元璋替子孙后代考虑到了几乎所有问题。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生活细节，规定之详尽、繁琐，可谓登峰造极。他亲自规定亲王出行时，都要带些什么东西：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两把……也就是说，明朝宗室亲王，已经“幸福”到了出生时不用携带大脑的程度。

三

朱由榔的性格有点像女孩。

桂王性格淡泊，凡事都是由性格强硬的王妃主持。

朱由榔的一生都是被王妃安排好了的。一生下来，他就被安排的十几个保姆和太监侍候。从小到大，在群星捧月中被呵护着长大，从来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舞过枪弄过棒，一根寒毛也没有被碰过。在温室雨露的滋养下，他养成了几分女孩气质，说话和声细语。八岁那年，他被安排开蒙读了书。王妃屡次三番派人传谕老师，不可太严格了，恐累着或者吓着孩子，反正也用不着去考进士。所以，读了十几年书，四书五经一本也背不下来。不过比起别的王公子弟来，朱由榔已经是太“出类拔萃”了。是啊，明代王族子弟，肯读书识字的极少，他们的正务是纵酒听戏、强抢民女。而朱由榔在王妃的严厉管教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饲养金鱼是他最大的爱好。

十岁那年，他按惯例被封为郡王，号永明王，这是帝国内仅次于亲王的第二等爵位。十八岁那年，他被安排与大家闺秀王氏成婚。虽然已经是成年人了，可是他的一切衣食起居仍然都由母亲安排。他被安排每天起来到各处请安，按早晚每天换三套衣服，坐享每顿饭二十四道菜、每月二百两银子零花钱的“幸福”。

上天还给了他十分英俊的外表。他长相俊美，文质彬彬，性格稳重柔和，举止玉树临风。在母亲的教导下，他待人接物，十分礼貌。大家都知道桂王有一个知书识礼、玉质温粹、聪明特达的好儿子。人们见了桂王，总要说上一句：“王爷，你好福气啊！”

然而，这样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叫作幸福，朱由榔不知道。正如你问他爱不爱自己的妃子，他没有答案一样。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知道，上天安排给他的任务就是享用尽可能多的醇酒妇人，生尽可能多的孩子，正像大明二百年间的所有皇族一样。

确实，如果历史之流不起波澜，他的一生都将像贾宝玉向往的富贵闲人那样平安度过。然而，很不幸，他的生命中注定要遇到这场天地大变局。

四

崇祯三年（1630年），也就是朱由榔开始启蒙读书的八岁那年起，他就经常听家里大人提起两个字——流贼。从大人们脸上的表情，他知道这一定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东西。

崇祯十四年（1641年）起，“流贼”势力忽然井喷，纵横天下，如入无人之境。各地皇族都遭到屠戮。

在众多消息中，最让桂王府惊恐的是这样一个消息：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桂王的同胞哥哥福王朱常洵被抓获。李自成杀掉福王，命人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消息传来，桂王与其寡母赵太妃当即病倒，赵太妃于两个月后去世。桂王则从此落下一个病根——不能提“贼”、“寇”、“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字眼，否则就浑身出汗，神志不清。

五

按理说，桂王一家算不上“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一类。自从就藩到湖南开始，湖南地方官民就觉得，这一家王爷很好打交道。事实上，桂王朱常瀛是出了名的“老实”王爷，生来老实内向，自小胆小怕事。万历朝轰轰烈烈的皇储之争没他什么事，东林党人和郑贵妃数十年的政治斗争反倒吓坏了他。他在宫中一贯遵章守法，就藩之后，也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吃朝廷俸禄，从来没像别的不安分的藩王那样琢磨着要什么特权，搞什么第三产业，从不和地方官来往，更没有什么欺压百姓的劣迹。所以在天下亲王之中，“独以安靖闻”。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帝命官员考察各地藩王的遵章守纪情况，考察大臣“俱以王贤报命”，桂王的贤名因此也远近闻名，被树成各地藩王学习的榜样。

然而，这种“贤名”并不能保证他在玉石俱焚中的安全，农民军没有判断王爷贤或者不贤的兴趣。

崇祯十五年（1642年）底，即朱由榔刚刚结婚后的第二年，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桂王府中的每个人都在空气中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何去何从，成了桂王全府上下的思考焦点。眼看国土一块块残破，湖南全省的陷落似乎也是不久的事了。按理说，趁早远避他省是最明智的选择。然而，桂王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拖延不决”，缺乏决断能力。亲王搬家可不是小事，这数千人要走，要事先联系好投奔地，要与地方官打招呼，要计划行程，要准备车马饮食……总之，千头万绪，一想起来就头大。桂王平日不理家事，最厌俗务，一切日常起居都任由正妃王氏安排。所以管家把这些情况向他禀明，他却一再表示再等等、再看看。在他看来，衡阳毕竟地处偏远，也许张献忠没兴趣到这里来转一圈。

所以，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突袭衡阳的时候，桂王府里还一无所备。仓促之中，二十一岁的朱由榔跟着父亲和三哥朱由楥缒城而下，在农民军的间隙中侥幸逃生。然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桂王世子以及二王子均在逃亡路上被张献忠军擒获，折磨数日后剜心而死。五王子、六王子也在乱军之中失踪，从此再无消息。至于桂王府的庞大家财，自然在抢劫之后又被付之一炬。

逃出城外后，朱由榔和父亲及三哥朱由楥化装成老百姓。这一段逃难生活成了朱由榔人生记忆中最不堪回首的片段。从湖南到广西的路上，他们在满是鸡屎味的运活鸡的货船舱里藏了七天七夜。从来没有走出过王府之外的朱由榔从来没想到人世间还会有这样的生活。等从船里出来的时候，王爷们的鼻孔里已经满是鸡绒，神志恍惚，分不清东南西北。

刚刚下船，他们又遇到了一股大西军的追兵。三位王爷在几名家丁的护卫下拼命奔逃，慌乱之中，朱由榔没跟上父兄，被追兵擒获。当那些黑脸膛的农民军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朱由榔的后背升起一股凉气，裤子不争气地突然湿了一片。农民军把他关进囚车，准备送回衡阳张献忠处请赏。一路上，他在农民军的打骂下半清醒半昏迷地等着死神的随时降临。幸好，吉人天相，三天后，官军赶来，把他劫了出来。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经过七个月的流离逃亡生活之后，朱由榔在桂林又一次见到了父母亲和三兄。大难不死的几位亲人抱头痛哭。加上带出来的眷属，原本数千人的桂王府此时只剩下不到十口人。

晚上，几名亲人背着桂王聚到一起偷偷议论。他们反复叹息王爷的拖延不决。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如果再早半年逃亡，不，早一个月，哪怕再早三天，不，再早一天，几个王子也不至于死得如此之惨，王府之中也不至于遭遇如此大难。几个人都打定主意，“流贼”再来，不能再听王爷的，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逃跑。

继位

一

王爷毕竟是王爷，虽然狼狈如丧家之犬，但是一到了朝廷地面，就立刻恢复了桂王的威严。广西巡抚瞿式耜以跪拜之礼迎之，在广西梧州兴建新王府，划全梧州财政收入供桂王一家之用。幸存嫔妃、僚属、宫眷、奴仆陆续从湖南逃来聚集于此，很快上下一千多口人的桂王府又开始运转起来。

但桂王的精神再也没恢复。七子丧其五，妃子也死了十之七八。桂王一到广西就病倒了。

搬到新王府一个月后，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王府的平静。八名太监闯进大门，气喘吁吁地奔到桂王病床前。他们送来了两道诏书。

原来，就是一个多月前，北京已经被李自成军攻占。崇祯皇帝斩杀了皇后、妃子、女儿之后自尽，三位皇子失踪。如今江淮以北，已经尽为“流贼”所有。因为江南无主，所以福王世子，也就是桂王的亲侄子朱由崧在南京继了位，改元“弘光”……

听到这个消息，桂王当即瘫倒在地上，“伏地大恸”，号啕大哭起来。他不光是哭侄子“罹难之惨”，更是哭祖宗的江山，哭自己一家的命运。看来，重获太平的希望已经破灭，再回湖南遥遥无期，等着自己这个家族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未来……哭了一会儿，桂王昏了过去，大夫急忙抢救，“绝而复苏，遂至不起”，几天之后，就去世了。

二

丧事之后，三哥朱由楥继承了桂王的爵位，出头露面的事由哥哥主持。至于家中大政方针，仍然由王太妃决定。朱由榔依然是一个富贵闲人。他渐渐适应了广西的气候，喜欢上了广西的亚热带风光。他在新王府里过得很舒服，每天读读小说，听听小曲儿，侍弄侍弄自己养的金鱼。惬意生活中，只有一桩摆脱不掉的痛苦，那就是那段惊险万状的经历无数次地出现在他的梦里，经常折磨着他。

以前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他，现在也注意起外面传来的各种消息。每天晚上，他都和三哥一起听太监们像讲评书一样讲述外面的各种新闻：李自成占据北京没几天，又被满洲人赶了出来。在大江南北，现在是大清、南明、农民起义军你争我斗。小福王改号“弘光”，享受“九五之尊”仅仅一年出头，清兵南下，就成了俘虏。福建一个皇族被拥立为皇帝，又改元为“隆武”，在浙江，另一个皇族不知道信儿，又自称监国，弄成一国两主的尴尬局面……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这场大戏演得乱糟糟。

听着如此惊心动魄的消息，朱由榔兄弟却感到一种坐山观虎斗的轻松。他们一再庆幸逃难时明智地选择了贫瘠落后的广西。这里最偏远、最交通不便，因此也最安全、最远离是非。

崇祯皇帝去世，皇子失踪后，天下血统最高贵的，当数万历的四个儿子，即老桂王及其三个同胞兄弟，也就是福、瑞、惠、桂四藩王的后代了。这其中，老福王已经被李自成杀了吃掉。瑞王原封陕西，李自成入陕后，他逃往重庆，这个逃亡地选择得不是那么明智，次年张献忠攻克重庆，瑞王全家被杀。惠王则逃往南京附近，投靠新皇帝，这一选择也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弘光被俘后，他也跟着降清，后来和弘光一起被清人处死。所以到这个时候，万历皇帝的几百名直系后代中，只剩下朱由榔兄弟二人了。

虽然桂王一系因为血缘关系最应该继承大统，虽然广西的地方官都愤愤不平于南明政权拥立皇帝时以“联络不便”而将桂王一系排除在选择之外，但是他们兄弟正为远离皇位斗争而庆幸。他们这一家人都对政治不感兴趣。听着太监们把高层政治斗争说得如此绘声绘色，他们兄弟只如听完全不关己事的小说一般。

三

世上没有真正的世外桃源，富贵闲人生活中也难免有各种意外。朱由榔从来没有想到，“亲王”这顶显赫的王冠居然会落到了自己头上。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也就是继承桂王爵位后不到两年，三哥一场暴病，突然死去。朱由榔出乎意料地成了这个庞大王府的主人。

在别人看来，这是绝大的幸运；在朱由榔看来，却是天大的痛苦。当哥哥的丧礼需要由他来主持，府中的大小事务需要由他来决定时，他简直觉得自己掉进了地狱：每天早上一睁眼，已经有好几个管事的等在门口请示事情。白天需要迎接各位吊客，与客人们寒暄交谈，送走了他们，还要看管账的那天书一样难以看懂的账本……他恨不得马上把这顶王冠送人。

所以，在哥哥的丧事告一段落之后，他又把当家的权力让给王太妃，自己能清闲一天是一天。桂王府好不容易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朱由榔正忙于培育一个金鱼新品种。然而，一个天大的意外又一次降临王府。

隆武皇帝的统治也没能延续多长时间，清军南下福建，隆武被诛。南明的疆域集中到了西南一角。现在，朱由榔众望所归，几乎成为皇帝的唯一人选。大臣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广西，请求朱由榔登临大宝，继皇明之血脉，图天下之中兴。

朱由榔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弄昏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坚决拒绝。数数最近这几个皇帝的命运吧：崇祯当了皇帝，自杀了；弘光当了皇帝，被俘了；隆武当了皇帝，也被擒获了。在这个乱世，他隐姓埋名还来不及，怎么能坐到风口浪尖，去当那招风的大树？

一开始，大臣们以为他是故作谦虚，所以仍然一遍遍前来劝进，不依不饶。朱由榔没见过这阵势，一时慌了手脚，躲在书房里不肯见大臣，还得太妃出来解围。太妃是个女强人，说话明白直接：“儿非治世才，何苦以一朝虚号，涂炭生民！诸君何患无君，吾儿仁柔，非拨乱才也，愿更择可者。”

太妃说得没错。其实用今人的眼光看来，朱由榔完全不适合当皇帝。从小生长于妇人之手的他是个十足的绣花枕头。由于从小生活在温室中，他不但严重缺乏政治常识，甚至日常人情世故都有隔膜之处。从受教育程度上来说，他也不算出类拔萃。虽然比起那些胡作非为的王公子弟来，朱由榔算得上知书识礼，但其实他读了十几年书，现在的水平也只能读诗词小说。这样的水平，怎么能当起天下重任？

然而，在大臣们看来，朱由榔是一个完美得几乎无可挑剔的皇位继承人。

第一，他血统最纯，身份最贵。事实上，崇祯皇帝自杀后，桂王就因为既亲又贤，被认为是最适合的皇位继承人。只是因为地处偏远，才让与朱由榔血缘距离相等而声名不佳的小福王朱由崧继了位。朱由崧被俘后，如果不是事出紧急，无论如何，也轮不到隆武皇帝朱聿键登基，因为此人与皇室中心的距离太远了，他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楹的八代孙，可以说是在世藩王中血统最不纯正的一个。所以隆武继位后，南明朝廷上一直存在着反对之声，不少反对者呼吁应该到广西迎接小桂王取代隆武，只是由于距离过远，无法实施。如今，南明的疆域集中在西南一隅，地处广西的桂王，终于成为不二之选了。

第二，除了极为高贵的血统外，上天还给了朱由榔天生的“帝王之表”。朱家本来就出美男子，二十四岁这年，朱由榔身高一米七八，身材挺拔，外表十分英俊。他秀眉高鼻，双目炯炯，一举一动，安详舒缓，气质十分高贵。更让人惊奇的是，他长得与祖父万历皇帝颇有几分神似，“王体龙颜酷似神祖”，乃天生的帝王之相。

第三，在大臣们看来，朱由榔的个人品质也完美无瑕。明代天潢贵胄中，大部分是骄奢淫逸之辈，胡作非为，四处滋事。只有桂王一系的贤名举国皆知，而朱由榔“厚重谨然”，“绝无声色珍禽嗜好，不饮酒，不置妃嫔，侍太妃极孝”，也闻名已久。

四

朱由榔和太妃越拒绝，大臣们拥立的决心越坚决。他们认为，朱由榔对皇位如此淡泊，恰恰表明了他的品质远非其他皇族所及。

事实上，虽然只剩下半壁江山，但南明的皇帝之位对绝大多数皇族来说，仍然是极有诱惑力的。天翻地覆自是国家最大的悲剧，然而对有些人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国难当头，自身难保，宗室中居然有不少人心中窃喜，妄图乘乱黄袍加身，过几天皇帝瘾。当初弘光被俘之际，朱由榔生活的广西，就出过一件大奇事。广西桂林生活着一位靖江王，名叫朱亨嘉。听说弘光去位，天下无主，也做起皇帝梦来。这在别人听起来简直是个笑话。因为从血统上来说，这个靖江王根本没有竞争皇位的资格——他是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的后代，并非朱元璋的正牌子孙。然而他想当皇帝想疯了，在听说弘光的死讯后，大言不惭地说：“方今天下无主……目今东宫无人，予不俨然东宫乎！太子监国自是祖宗成宪，有何不可？”于是，在一群想抢拥立之功的地方官的“劝进”下，朱亨嘉身穿黄袍，面南而坐，改纪年为洪武二百八十七年，又改自己生活的桂林为“西京”，大模大样监起国来。

朱亨嘉如同反叛的行为迅速被南明地方官平定了。除了他之外，朱元璋的正牌子孙不顾大局，争当皇帝的更多。早在弘光元年（1645年）十月，益王朱慈炲就在抚州被当地士绅拥立为监国。隆武二年（1646年）初，益阳王朱术雅在浙江龙游、遂昌一带私授知县，自称监国，受到隆武帝的训责。不久，楚藩宗室朱盛澂又在太湖自称通城王，行大将军事，“居然帝制，派饷、卖札、强夺民女，为两山（指太湖中的东、西洞庭山）百姓不容”，闹得昏天黑地。此后还有益王朱由榛1647年建都揭阳，楚王朱容藩1649年建都夔州……面南而坐，九五之尊，对许多皇族来说，是比一切都要兴奋的享受。

朱由榔对皇位避之如虎，不禁让久处名利场的大臣们十分意外。大臣们将此举理解为朱由榔克己寡欲，品质高尚，修养良好。而这是做皇帝最需要的品质。

至于太妃说朱由榔没有政治能力，他们更不同意。他们说，道德是君王之本。至于才干、能力、知识，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之事。德是本，才是末。帝王最重要的职责是为天下做道德表率，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无不正也。主张拥立朱由榔最卖力的广西巡抚瞿式耜更认为朱由榔没有政治经验，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他心中暗暗认为，正是这样，更方便他们这样的“正臣”掌握朝纲，决策国家大事。

所以，瞿式耜率领群臣，一遍遍坚决劝进。反复劝进无果后，他又拜访桂王府，和朱由榔促膝长谈。他好不容易才弄明白，朱由榔不肯当皇帝，是怕树大招风，于是就从这里入手进行动员。他说：“表面上看，皇帝这个职位很危险，实际上却是最安全。因为从根本上说，所有的朱姓子孙现在都是清王朝的猎物，满洲人为了巩固江山，必须把所有近支王公斩尽杀绝。以您血统之高贵，现在已经是满洲人的第一号猎物，即使不做皇帝，人家也不会放过您。而做了皇帝呢，则半壁江山都在您掌握之下。我们这些大臣不死，您就死不了。再说，现在天下大势还混沌不清，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领土上还有数十万抗清大军。如果经营得法，把清人打回江北，打回关外，就有很大希望。只有光复大明，您的安全才真正有保障。所以，不管您当不当皇帝，国家的命运和您的命运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只有当了皇帝，光复明朝，才是王爷您切身利益之所在。”

一席话说醒梦中人。朱由榔把瞿式耜的话向太妃一转述，太妃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是妇人之见，瞿先生的话确实是真理。因此，太妃当即发布命令，说王爷同意大家的请求了，门口跪着的大臣们起来吧！

一声令下，整个梧州欢声如雷。南明各地喜气洋洋，他们终于有了最名正言顺的主人，整个抗清大业终于有了主心骨了。

五

按当时的政治惯例，藩王要当皇帝，第一步是宣布监国。广西地处偏僻，不宜立都。大臣们用最豪华的车驾，把朱由榔一家接到风景秀丽的广东肇庆，在这里把衙署突击改建成金碧辉煌的皇宫，于十月十四举行了监国大典。朱由榔高坐宝座之上，接受几千名大臣的三跪九叩之礼。

在监国大典上，朱由榔标准的帝王外表给全体官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许多人内心感叹：“凤准龙颜，真中兴主也。”他按照前朝老太监的指点，一举一动都端凝有度，不怒自威。平时从来不敢当众讲话的他，那一天居然当着上千名大臣的面，把瞿先生事先给他准备好的讲话讲得流利洪亮，慷慨激昂的讲话感动了所有人。史书记载，当时的场面是“百官拜谢感泣，各图自奋，颇有中兴气象”。

以前虽然贵为亲王，但朱由榔从来没有掌握和运用过权力，所以他受到的尊敬都是表面上的，连家中的仆人对他都没有畏惧心理。在监国大典上，朱由榔才头一次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拼了性命争当皇帝。他头一次尝到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滋味——所有的人都在他面前匍匐战栗，他们的生死荣辱都在他一人的掌握之下。他突然间觉得自己的躯体如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样，瞬间高大了许多倍，身体里的能量瞬间也增长了许多倍。

大臣们说他“龙姿日表，真尧舜之质也”，说他“天纵圣明，文武全才”，说他“英明特达，才学过人”。说得多了，他的自我感觉也发生了变化。平生第一次，他有了价值感，有了自信，有了工作的热情。他召来瞿式耜，和他彻夜商讨人事安排，策划军国大事。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他听从瞿式耜的建议，汲取前代滥用特务以及广选秀女以致不得人心的教训，宣布“不设东厂，不选宫人”，人们闻听，欢呼雀跃，称此“为始政之最美”。大臣觉得他们终于选对人了，朱由榔也心情激越，决心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做一个带领南明走出困境的伟大皇帝。

然而，他的工作热情消退得很快。监国大典举行后的第六天，朱由榔正在吃晚饭的时候，传事官突然来报：“清军连下福建漳州和江西赣州，已经到达广东边境。”

手里的筷子掉到了桌子上，朱由榔的大脑中马上跳出两个字：逃跑！

听说监国下令举国西逃，瞿式耜等大臣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们怀疑自己听错了：现在清军尚在江西，离广东尚远，下一步是不是进攻广东还属未定。即使进攻广东，南明西南军队还是很有实力的，有把握御敌于国门之外。如果主动逃跑，岂不是把广东拱手让给清军吗？西南一共只有五省，失一省少一省啊！

由于这个决定太荒唐了，所以大臣们以为监国就是情急之下顺嘴一说，都没当真。没想到，第二天监国召集以首席大学士瞿式耜为首的所有高级大臣，让他们立刻安排逃往广西的路线。

一听监国是动真格的，大臣们着急了。他们反复给监国分析局势，说明为时尚早，不急着逃走，当务之急是安排广东防务。南明之所以要立皇帝，最重要目的就是关键时刻凝聚人心，稳定局势。如果这个时候逃走，肯定“全国”人心动摇，后果不堪设想。

朱由榔一声不吭。他的理智让他明白这些大臣说得有道理，可是他的情感不受大脑支配。虽然理智告诉他清军尚远，但是恐惧感一刻不停地在他头顶盘旋，让他头昏脑胀。老桂王当初在衡阳迟迟不走的教训，在他头脑中刻下了无法改变的条件反射——遇到危险，逃得越快越好！天下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清军突袭而来，他可不想再次经历落到敌人手里的滋味。

在大臣进言的时候，朱由榔没有言语。然而，一夜之后，朱由榔还是再次召集群臣，命太监宣读自己起草的下令西逃的诏书。大臣们百般劝喻，他丝毫不为所动。才当了七天监国，他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他是一国之主，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所有决定，不管多么错误，只要他铁了心，最后都能实施。这是专制政体的最大特点。

瞿式耜等人不依不饶地劝谏，只是把西逃又推迟一天而已。监国大典举行后不到十天，一次举国大迁移开始了。所有大臣都跟在朱由榔身后，在重兵保卫下，日夜兼程。平日娇生惯养的朱由榔此时表现出惊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日夜奔波。不数日，他就到达了广西梧州，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桂王府。

六

回到王府后，朱由榔的心才安定下来，有暇关心局势，思考问题。他派出探子去打听清军的动向。打听了数日，没听到清军进入广东的消息，却听到另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广州又出了一个新皇帝！

原来，朱由榔不顾广东人死活，仓皇逃走，令广东军民大为失望。正好在这个时候，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鏼坐船从福建逃到广州。留在广东的原南明官员苏观生突发奇想，何不趁广东士人气愤于永历放弃封疆之际，另起炉灶，援引兄终弟及之义，拥立敢于抵抗的隆武帝的弟弟为主？此计一出，许多想获拥立之功的士人纷纷响应。

十月二十，朱由榔西逃，十二天后，也就是十一月初二，广东官员宣布由朱聿鏼监国，改年号为绍武。半个月内，广东出现了两个监国。虽然许多人批评此举使“二百里间两帝，自树内梗，三百年国纪，人披其叶而我刈其根矣”，然而，绍武小朝廷却自得其乐。南明时代，许多称帝者一半固然是皇族贪图大位，另一半更是由于文官武将拼命拥立。瞿式耜后来评价那些仓促称帝的闹剧时说：“分明戏场上捉住某为元帅，某为都督，亦一时要装成局面，无可奈何而逼迫成事者也。”这些拥立者视天下板荡、生灵涂炭为自己获得绝世功名的最好机会，不管未来怎么样，眼前先过一下宰相瘾再说：“其见在朝廷者，干济则平常，争官则犀锐……毕智尽能，朝营暮度，无非为一身功名之计。其意盖谓世界不过此一刻，一刻错过便不可复得矣！彼其胸中，何尝想世界尚有清宁之日，中原尚有恢复之期也哉！”苏观生原本是拥立朱由榔的，但是朱由榔监国后，他在小朝廷中没有弄到满意的位置，所以才出此奇策。虽然宣布监国比朱由榔晚了半个多月，但苏观生决心争一口气，一定要使绍武比朱由榔早称帝。所以监国仅仅三天，绍武就匆匆举行了登基大典。史籍如此描述绍武君臣这三天的匆忙：“且谓先发夺人，宜急即位。遂仓卒立事，治宫殿、器御、卤簿，举国奔走，夜中如昼。不旬日而授官数千。即位之际，假冠服于优人而不给。”由于时间太急，为了修皇宫、备龙袍、修造皇帝车驾、准备百官服装，整个朝廷加班加点，不吃饭、不睡觉，“举国奔走，夜中如昼”。因为时间紧急，没法做那么多套官服，他们征用了广州城内所有戏班的戏服，“除官数千，冠服皆假之优伶”。

这个消息一下子把朱由榔打昏了。他做监国刚刚做出滋味，还没来得及享受登基大典的过程，突然有人上来捷足先登，一把把皇位抢走了。到这时，他才不得不承认，逃回梧州确实是个错误的决定。十几天过去了，清军也确实没有进攻广东的迹象。自己跑进了穷乡僻壤，倒给了别人篡位的机会了。

御前会议的结果，是检讨这次西逃的错误。当然，错误是由个别赞成西迁的大臣来顶了，监国只是受人蒙蔽。当务之急是立刻返回广东肇庆，正式宣布登基。权力的味道就是这样让人一尝难忘，当初说什么也不当皇帝的朱由榔现在显示出了少有的勇气。

七

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十八，朱由榔又率大队臣民，匆匆赶回广东肇庆，来不及喘口气，就立刻宣布即皇帝位，匆匆忙忙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次年为永历元年（1647年）。追封老桂王为端皇帝，母亲为慈圣皇太后。这样，广东一省之内，同时有了两个皇帝，一个绍武，一个永历。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两个皇帝几乎同时决定——消灭对方！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十一月二十九，在登基十一天后，永历帝派出精兵，前去讨伐绍武政权，双方激战于广东三水，仗打了半个多月，打得昏天黑地，双方原本预备抵抗清人的精兵大多损于此役。特别是永历一方因为轻敌贪进，在三山口失利，精锐全军皆覆。

绍武皇帝十分高兴。登基之后，他一方面同永历激战，一方面兴致勃勃地摆皇帝谱，“祭天、祭地、幸学、大阅等巨典，按日举行”，每天出镜，忙得不亦乐乎。除了这些典礼，君臣们更热衷的是封官晋爵，几乎每天都封一批官，大臣们分了几派，为官职高低相互内斗不停。

就在双方激战正酣之时，四千名清军趁边界空虚悄悄潜入了广东。他们发现，因为精兵都被绍武调去与永历打内战，广东各地几乎没有防备。清军大喜，利用绍武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内战和出席典礼的时机，日夜兼程，每到一地，立即扫除传递军情的塘兵，封锁消息，用缴获的南明地方官印发出太平无事的塘报，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广州城下。

十二月十五，清军前锋以帕包头，伪装成明朝军队，出其不意地闯入广州。绍武帝和他的大臣们今天的日程是“幸武学”，也就是视察军校。这一天，百官咸集，朝服辉煌，绍武皇帝正装腔作势发表重要讲话，忽然探子闯进院内，报告清军来袭。大学士苏观生大怒：“这么重要的场合，一个小小探子怎么可以随便闯入，破坏庄严气氛？再说，清军还远在江西，怎么可能来到广州？难道是飞过来的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个探子一定是妖言惑众！”于是绍武一声令下，把报信人推出去砍了。人头刚刚落地，那边清军已经登上城墙，脱去包头，露出辫子，乱箭下射，城中顿时鼎沸起来。苏观生急令关闭城门，调兵作战。可是，精兵都派往肇庆去对付永历朝廷，一时调不回来。广州重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清军占领。绍武帝见大势已去，拖了一条被子，混在乞丐当中试图逃跑，被清军查出，关在东察院，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的皇帝瘾，就糊里糊涂地自缢而死了。

既然对手已经消失，仗自然没有必要打了。上回传说狼来了，这次狼真的来了，不跑还等什么！永历帝连会议也没有召开，立刻下旨，“西幸梧州”，然后也不等组织大臣，自己坐上船先行西去了。

逃跑皇帝

一

永历王朝的第一个春节，这是对一个政权来说非常富于象征意义的日子，朱由榔选择在狭窄的船舱里度过。从广东匆匆逃回梧州之时，正值大年三十。地方官得知圣驾将临，已经做好了接待准备。城内黄土垫道，大街上张起灯笼，行宫也更换了全新的铺设。但是朱由榔坚决不下船，随时保持拔锚起行的准备状态。官员们只好挤在狭小的船舱里，勉强给他行了礼，算是过了年。

正月初六，清军逼近广西边境的消息传来。朱由榔立刻命令开船，直驶向桂林。到了这个边疆小城，他才算松了一口气。听说清军到了广西边境又停了下来，他抹抹汗，命人送来奏章，小朝廷又恢复运转。

瞿式耜到现在才明白拥立这个人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他原本以为朱由榔没有主见，容易操纵，谁知道皇帝在别的事上没有主意，唯独在逃跑上比谁都果断，一旦下了命令，九头牛都拉不回。

如果继续这样，那么建立这个朝廷，不但达不到当初设想的树立旗帜、凝聚人心的作用，反而成了动摇军心、破坏战斗力的罪魁祸首。现在已经查明，深入广东的清军其实只有四千一百人，永历政权重新组织的内战大军那时正在向东进发，准备报内战首仗失利之仇。如果换一个勇敢些的皇帝，此时正好命这股大军对清人迎头痛击，以众击寡，孤军深入的清人即便勇敢能战，在没有后勤的情况下也支撑不了多久。可是皇帝一跑，谁还有信心组织抵抗？兵败如山倒，不几日，广东全省就拱手交给清军了。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南明版图内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一省，广东失去，南明的力量大为削弱。

然而，后悔已经没有用了。君臣之义已定，唯一的希望就是竭尽全力辅佐这位新君，看看能不能鼓励他振奋精神、改弦更张吧！好在朝廷总算在桂林安顿下来，瞿式耜可以从容布置他的强兵卫国大计了。他的初步打算是强化中央集权，建立起独立的纪律严明的军事指挥体系，以防再像上次一样，皇帝一跑，全军混乱。

然而，没过多久，瞿式耜就发现，这个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个永历，实在难当乱世之君的大任。

瞿式耜没想到永历的政务能力如此之差。虽然明代各地藩王都习惯于骄奢淫逸，王子多不学无术之辈，但瞿式耜万万没想到，向称“贤明”的桂王府家庭教育也如此差劲。瞿式耜在后来的书信中说永历皇帝“质地甚好，真是可以为尧、舜，而所苦自幼失学，全未读书”。说朱由榔全未读书有点夸张，应该说，朱由榔认下了一千多字，读小说、看戏本问题不大，但读那些典雅深奥的奏折就不行了。他读得一脑门子汗，还是半通不通，不得不召几个翰林进来，先给他口译一遍，才能明白大意。对于国家的政治传统、用人行政、山川地理、财政军事，永历完全没有任何知识储备，所有的政务都要从头给他讲起。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知县大还是知府大，但是皇帝居然不知道！所以，辅佐这样的一位皇帝治国，就好比教三岁小孩入洞房，你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皇帝的素质直接决定政权的品质。永历朝廷才运转了几个月，历朝历代的各种弊政类型几乎都全了。

首先是太后干政。皇帝的优秀品质中，为人称道的第一条就是“极孝”。在登基以前，他的大小事情都是太妃做主的。做了皇帝以后，他还是习惯性地对太后所有想法“无不秉承”。而太后也乐于替儿子操心。问题是，虽然太后“习文墨，晓事机，剖决诸务能晰情理”，在女流当中算是个出类拔萃的，但她毕竟自幼不出家门，见闻有限。谈到政治，那更是知识不足，见识不高。她判断一个人的忠奸，只凭自己的情绪和感觉——如果谁在她面前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地陈述他对大明的热爱，就很容易赚得太后也陪着流下眼泪。许多钻营之人知道了这个窍门，便花重金贿赂太后身边的宫女太监，见上太后一面，痛哭一场，往往就能连升几级。时间一长，这“眼泪升官法”竟成了朝野皆知的一个笑话。

其次是太监专权。虽然朝廷名义上的首席大臣是瞿式耜，然而不久人们就发现，朝中有一个比瞿式耜更有权力的“隐形宰相”——太监王坤。

王坤是前朝的老秉笔太监，谙熟前朝典故、政务流程。在永历朝的建立过程中，许多宫中规矩都是由王坤一手建立起来的。刚在桂林安顿下来时，朱由榔曾经勉强振作过一个月，每天硬着头皮读几十道冗长难懂的奏折，口授自己的处理意见，再送到瞿式耜那里，请他把关。然后还要接见一个又一个大臣，听他们用各种奇怪的方言，讲自己完全不懂的各种政务，他还要像模像样地发表点什么“重要意见”。他原本不是精力充沛之人，每天都熬得头昏眼花、精疲力竭。新鲜劲儿一过，从小到大没吃过一天苦的他实在扛不住了，倦勤之际，秉笔太监王坤就渐渐掌握了大权。秉笔太监的责任是皇帝的秘书，按惯例，对大臣们的请示事项，都要由朱由榔口授，由王坤记录，传达给臣下。朱由榔一天比一天懒于读奏疏，越来越多地让王坤先读了之后直接草拟意见，他看一遍就发出。这种情况下，王坤的建议差不多就成了决策。或者说，王坤就成了事实上的皇帝。

按理说，朱由榔要推卸政务，他首先应该推卸给首席大学士——资深大臣瞿式耜。但是他太好面子，不想让瞿式耜知道自己的懒惰和卸责。从接触的第一天起，他就有点畏惧瞿式耜。这位干瘦精悍、目光明亮的大臣，从头到脚都透露着一股严厉，让朱由榔感觉不舒服。每次和瞿式耜在一起，他都感觉像小时候和那位启蒙教师在一起一样局促。每次进宫，瞿式耜都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一大堆军事形势，千头万绪，没完没了，他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才能勉强跟上瞿式耜的思路。所以朱由榔千方百计减少接见瞿式耜的次数。

而王坤则完全不同。这位伺候了好几朝的老太监既擅于弄权揽事，又深知如何讨得主子欢心。他在朱由榔面前永远是恭顺、听话、善解人意的。他总是那么卑躬屈膝、战战兢兢。只有在他面前，朱由榔才活得舒展、轻松。更何况每一次朱由榔提出逃走，王坤都毫无异议，立刻坚决执行，全力布置。所以时间一长，王坤就成了朝中第一号人物。

随着太监专权的出现，朝中势不可免地出现了第三个问题——党争。所谓党争，就是“窝里斗”。明朝原本就是在党争中灭亡的。从明朝中期开始，大臣们就开始按师门、按出身地域，拜老师、认同乡，拉帮结派，在朝廷上掐得你死我活。他们表面上是为了原则、纲常而斗，实际上着力的不过是官位的升迁、官场的荣辱。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某一门派才能在官场中立足。在“窝里斗”中，他们表现出了在对外斗争中少见的坚决、勇敢、残酷，什么帝国的前途、百姓的疾苦，都被他们忘到脑后。南明历任小朝廷都完整地继承了“窝里斗”的传统。

朝中形成了王坤与瞿式耜的明争暗斗之后，大臣们也自然分成两派，各随其主。每次王坤要任命一个官员，瞿式耜派必然反对；瞿式耜提一个建议，王坤派也时常掣肘。两派斗得津津有味，你来一拳，我来一脚，表面上握手言欢，实际上恨不得吃掉对方。每当两派势力相争，需要朱由榔裁决时，皇帝哪个也不好意思得罪，经常漠然置之，不置可否，听任他们打去。瞿式耜想收回各地军权归于中央统一指挥的设想一直无法实现，小朝廷的力量就这样白白消耗在内斗之中。

二

当然，与军阀势力的崛起相比，以上三种弊政，又都算不上重要问题了。

专制体制有效运行的条件是权力所有者有力量握住这沉重的权柄，如果你握不住，这过于巨大的权力就会在自身重力决定下破裂。永历朝廷的军队本来就是由各地军队拼凑而成，在永历称帝之前，各地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永历朝廷终日内斗，无暇外瞩，也树立不起威信。各地将军自然就擅自坐大，渐渐出现了军阀的雏形。他们专注发展自己的势力，对朝廷的命令阳奉阴违。在一部抵抗清军时，其他部往往不听指挥，作壁上观，拒绝援手。某部被清军歼灭，他们还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拍手称快。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经常以少胜多，在南明势力范围内如入无人之境。

永历朝廷在桂林没能安定多久。二月初，探马来报，清军进入广西境内，兵锋直指梧州，离桂林只有数日路程。

永历帝又一次果断下令，准备车驾，他要再次外出“巡视”。

瞿式耜这一次铁了心要劝住皇帝。广西，无论如何不能再失去了。广西再失，南明基本上就可以提前宣告灭亡。而要保住广西，皇帝绝不能动。他再三上书，反复开导永历：“在粤而粤存，去粤而粤危。吾退一步而人亦进一步，我去速一日，则人来亦速一日。”你越逃跑，实际上越危险。“半年之内，三四播迁，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飞丸，翻手散而覆手合。”“今者移跸再四，每移一次，则人心涣散一次。人心涣而事尚可为乎？”这样下去，覆亡为期不远。

瞿式耜指出，现在已经打探清楚，进入两广的清军主力不过是佟养甲、李成栋带领的四千一百余人组成的小部队。而这次进军广西的，不过是一支先头部队。从现在形势分析，两广民气凶悍，各地起义军蜂起，清人在广东还没能站稳脚跟，现在进军广西，孤军深入，后方不稳，如果集全南明之力，把这支军队消灭在两广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当务之急是朝廷镇定下来，集中精力，调动部队，进行有效指挥。

朱由榔也承认瞿式耜对形势的分析完全有道理，他也知道自己坚守前线的政治意义。然而，一想到凶如虎狼的清军离自己如此之近，他就坐立不安，神魂不定，恐惧感如潮水一般淹没了他，让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和上次一样，不管瞿式耜怎样屡上奏章，怎样叩头出血，朱由榔都无动于衷。面对瞿式耜的一遍遍苦谏，从小到大没发过脾气的永历帝终于发火了。温文尔雅的皇帝一旦发起火来，也相当可怕。他双目圆睁，双手乱抖，声嘶力竭地大喊：“卿不过欲朕死耳！”

是啊，皇帝没了，你们还可以另立新君，而我朱由榔一旦落入清人之手，则必死无疑！你们根本没拿我的性命当回事！

瞿式耜闻听此言，不觉“泪下且沾襟”，事已至此，无法再多说一句，只好叩头请死，含泪而出。他现在才明白，除了一开始的心血来潮，朱由榔根本没有把自己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他之所以当这个皇帝，完全是因为当皇帝最安全。为了安全，他也可以把这个国家拱手献给清人。一个政权之中，皇帝居然是对国家利益最不关心的那个人，这对大臣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赶走了瞿式耜，永历开始紧张地考虑逃往哪里。这一次，他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高明的主意：干脆逃离文臣的控制，逃到最有实力的武将控制区，让庞大的军队直接做自己的护卫。在众多武将之中，湖南定蛮伯刘承胤率先上书，要迎驾到他那里避难，言辞十分中肯。刘承胤在湖南兵多将广，实力不凡，且其控制区与广西相连。于是，他发布诏书，移驾“幸楚”。

听到这个消息，连续几日没有睡着觉的瞿式耜又一次匆匆赶赴宫中，极言不可。瞿式耜说，这个刘承胤乃南京一市棍（无赖）出身，好酒，力壮，使得一根铁棍，人送外号“刘铁棍”。从军之后，因为作战勇敢，从最底层士兵积功升为总兵，部下两万人，也大都是南京市棍流氓。刘承胤在前朝因为平定湖南少数民族起义有功，被封为定蛮伯，在湖南经营了多年。此人性情粗暴，作风野蛮，经常顶撞上级，甚至对朝廷命官也不假辞色。兵科给事中龚善选出差路过刘承胤控制区，因为粮草供应的小事与刘承胤的部下发生冲突，刘承胤居然命士兵打了龚善选的耳光。皇帝“幸楚”，很有可能被他控制。

瞿式耜的这番话，永历帝完全听不进去。在他看来，瞿式耜的一切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不让他逃走而已。武人粗鲁，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有什么大惊小怪！

瞿式耜前脚出宫，永历帝后脚就命令起驾。

三

经过连日疾驶，永历元年（1647年）二月十五，龙舟终于抵达湖南全州码头。

码头上锣鼓喧天，旌旗招展，两万名南京兵甲仪仗鲜明，队伍整齐，迎接皇帝的驾临。从城里到码头，地上都铺了一丈二宽的红布。这迎驾仪式，实在是太盛大、太隆重了！永历和随驾大臣都很欣喜。

刘承胤亲自上船来迎驾。果然是一个粗人，面皮糙黑，体形肥硕，三层下巴。虽然如此胖大，但是他三跪九叩一丝不苟，神态极其虔诚。永历和身边的大臣都十分感动。永历急忙命人看座，赐茶。刘承胤气喘吁吁地坐定，回答着永历的询问，汇报湖南的军事形势。聊着聊着，刘承胤忽然话头一转，指着皇帝背后的王坤问：“皇上，这位公公就是王坤吗？”

永历没明白怎么回事，答道：“是啊！”

刘承胤像是玩川剧变脸似的，面色一下子沉了下来：“皇上，您继位以来，这个王坤就仗着您的宠爱，专权乱政，为非作歹，这天下人都知道！”接着又罗列王坤利用权力擅作威福的种种事例，越说越激动，“皇上，今天臣请皇上罢免此人，以免他继续乱搞！”

满船的大臣都惊呆了，谁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永历也没有任何反应。

刘承胤突然站起身：“来人哪！”一群全副武装的武士噔噔噔地踩着踏板登上龙舟，转眼间把王坤捆成小鸡一样，拖下船去。刘承胤传令，就在岸边痛打他二十大板，然后驱逐出境。

永历君臣这才明白他们落到了什么人手里。

事实上，刘承胤对永历还算不错。他花了不少钱，把岷王府整修一新，作为行宫。每天日用供应得都很及时。隔三岔五，他还进宫给永历磕个头，然后背着手巡视一遍行宫，指示哪里的花墙有缺口，哪宫的窗户换一下，相当关心。但是有一条，一切政事都是他说了算，他说什么，永历就得老老实实做什么。他借永历的名义，先是封自己为武冈侯，后又晋升自己为安国公，瞬间位极人臣。他用永历的大印，给各地武将发号施令，要他们听从自己的指挥，大过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瘾。

然而，南明的历史大势，注定了这些强人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天。正当刘承胤想挟天子之威，统一附近的南明军队之时，清军将主攻方向调整为湖南。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恭顺王孔有德率领大兵，由岳州进兵长沙、武冈、永州。刘承胤派出自己的精锐出城迎战，不料一战过后，折损了五员大将。刘承胤马上明白抵挡住清军是不可能的。他立刻放弃曹操梦，转而打算投降。他深信自己投降后待遇错不了，因为他手中有一条大鱼做见面礼——皇帝。有了这份重礼，高官厚禄何愁？因此，他一面亲自出城，前去与清军商量投降事宜，一面嘱咐人看好城门，不让永历出城一步。

永历和他的亲信大臣见清军迫近，刘承胤行踪诡秘，已知情况不妙，“百官仓皇莫措”。永历“与太后涕泣宫中”，愁肠百结，手足无措，只能静等自己成为阶下囚。还是王太后有主意，把自己的所有金银细软都拿了出来，派人送给刘承胤的母亲，向她说情。刘母本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是去与清军接洽投降事宜，见到“当朝太后”如此低三下四恳求自己，甚为过意不去，就命人打开城门，放了永历君臣一条生路。

永历皇帝和王太后被扶上两匹临时找来的劣马，几十名亲信大臣紧紧跟随，在半夜时分匆匆逃出城门，什么仪仗乘舆，都丢在了武冈。君臣一路不餐，不眠不休，拔足狂奔。跑了几天，两匹马都跑死了，一队人马跑到最后，除皇帝之外，连后妃们都没了鞋子。到后来皇帝走不动了，幸亏一个叫马吉翔的侍臣“流离艰苦，风雨不避”，背着皇帝走了上百里。一路上不断有人掉队，其中包括皇后才十五岁的嫡妹，也在逃跑的路上不幸失踪了。

四

在广西边境上，瞿式耜率领一万大军，亲自来迎驾。见到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像叫花子一样的皇帝，瞿式耜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永历的腿，失声痛哭起来。虽然这个皇帝无能，虽然这个皇帝不争气，然而，他毕竟是他的君父，他的主人，也是整个天下的希望所系啊！

永历也泪流满面，他第一次觉得瞿式耜像亲人一样亲切。

情绪平定下来后，瞿式耜向他介绍广西的形势。原来，清军进军广西后，瞿式耜拒不逃走，发誓与此土共存亡。他以一个文臣，上了前线，带领广西军队拼死抵抗，挡住了一路无敌的清军先头部队和随后增援的大批人马。永历帝出逃时，广西岌岌可危，警报遍地，看起来支撑不了几天。而湖南则兵强马壮，看起来是一个安全港。没想到，等他狼狈逃回广西的时候，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南陷落了，而广西居然以老弱士兵打退了清军的进攻，疆土纷纷收复。

经历如此患难的永历终于幡然悔悟了。湖南的患难让他明白逃亡保不了自己的命，只有刷新朝政，振作士气，使军队有抵抗力，才是最好的保命之方。回到桂林后，永历帝又一次开始了励精图治。他每天早晨五点多就起床，天刚亮就开始召见臣工，商量国家大事。他把瞿式耜倚为自己的左右手，凡事都恭敬地请教，可谓言听计从。

瞿式耜也很兴奋。虽然皇帝如此不争气，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对他的希望。现在，把皇帝引上尧舜之路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他想尽办法，来教育这个二十五岁的皇帝。他在扇子上手书了八条箴言，进呈皇上，希望皇帝日夜诵读。他每天“五鼓，肃衣冠而起，黎明入阁，夜分始归”，皇帝不吃饭，他不敢先吃，皇帝不睡觉，他绝不先睡，“如孝子之事严亲也”。既为尽忠，也为监视皇帝，怕他再被身边的太监和小人诱惑。

朝政的振作立竿见影。经过湖南惨败和广西的惨胜，瞿式耜的威望大为提高。再加上皇帝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朝中有了真正的主心骨，各地武将也开始听从号令，齐心合力，取得了几次抵抗战争的胜利。南明上下，一个个欢欣鼓舞，都称“中兴有望”。

全国形势这时也出现了有利于南明的逆转。清军入关之后，其实一直是靠汉人打汉人。在利用汉族降将的同时，清廷难免对他们一再猜疑。在南明地盘一再被压缩之后，清廷露出了“狡兔死、走狗烹”的苗头，对汉族降将越来越压制，越来越冷遇。再加上永历政权政治终于清明，露出“中兴”之象。在这种形势下，那些心怀不满的降清汉将不断有人“反正”，并且形成了连锁反应：永历二年（1648年）正月，金声桓在江西反正；三月，李成栋在广州反正；十二月初三，姜瓖在山西反正。三大事变在同一年发生，举国震动，明清形势对比一下子发生重大变化，清廷一时慌了手脚。

对于原本前途难测的南明来说，这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喜讯一个接一个传入朝廷，江西、广东又都归入南明版图，南明国势可谓蒸蒸日上。

李成栋本是民族观念很强的人，降清以后，精神压力很大，日日郁郁寡欢。如今在全国反清势力高涨的情况下反正，对永历朝廷相当虔诚。他不因将广东一省归入版图居功，反而因自己曾投降清朝而心怀不安。反正之后，他将永历在广东肇庆的“皇宫”整修一新，派自己的儿子李元胤到广西，请皇帝“返都”。

永历二年（1648年）七月，朱由榔圣驾返回“旧都”广东肇庆。李成栋准备了一支由三十二丈长的特大龙舟组成的船队，金漆彩绘，仪仗鲜明，于百里之外迎接皇帝。八月初一晨，李成栋率文武百官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迎驾仪式，亲手抬皇帝所乘的銮舆步行入宫，并特意在宫中准备了一万两现银备皇帝赏赐之用。宫里器具陈设极为富丽。永历当了两年多皇帝，到了此时，终于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朝廷上下都以为在三省反正的大好形势下，反攻复明，大有希望，因而一派喜气洋洋。

然而很不幸，朱由榔此时却再次懈怠下来。他本来是一个意志力软弱之人，在武冈半年的患难生活积蓄起来的意志力量，在广西这一段的“励精图治”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圣驾东移，瞿式耜作为广西巡抚，留守广西，没有跟在皇帝身边。自从船队一离开桂林，逃离了瞿式耜的监督，朱由榔内心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国势向上，一时无忧，没有激起他恢复天下的雄心，反而使他的心气散了。他一封奏章也不想看，一个大臣也不想接见。在豪华舒服的行宫中，他想好好放松一下自己。他命人送来大批珍品鱼鸟和戏本，恢复了王府生活时养成的休闲生活。

皇帝懈怠，必然有权臣出现。这一次，他把大权交给了马吉翔，也就是从湖南逃回广西的路上背着他跑了上百里的那个人。这件事奠定了永历对他的信任，回到广西之后，立刻升了他的官，位仅在瞿式耜之下。马吉翔虽不是太监，但对皇帝的关心和体贴胜似太监，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更非一般人可比。和上次王坤成了隐身宰相一样，马吉翔很快就有了“马皇帝”的外号。

然而，马吉翔除了善于钻营和弄权之外，实在一无所长。朝廷从广西搬到广东后没多久，朝政又一次开始一塌糊涂。马吉翔决策颠三倒四，用人唯钱是认。朝廷从上到下窃权弄私，毫无是非功过可言。李成栋一开始对永历君臣都十分尊敬，然而不久后就发现这个政权实在没什么希望。有一次闲聊的过程中，马吉翔为了显示自己实际上掌握着全权，也为了讨好李成栋这个有军权的人物，故意对李成栋说：“您率领部下反正，大大有功，您觉得部下里，哪些人功劳最大？”李成栋随口说了几个人的名字。马吉翔马上大叫：“来人，拿笔墨来！”仆人送来笔墨，马吉翔当场草拟了对这几个人的赏赐公文，命人送进宫去。仅仅两刻钟过去，这边一杯茶还没喝完，皇帝的批复就下来了，马吉翔所奏全部批准。李成栋对马吉翔用这种方式“示威福”深为不满，回到家里对家人感叹：“人言马皇帝，岂不信哉？懋赏不典也，五等显秩也，爵人于朝，与士共之，乃于一座之顷，呼吸如意，何其神也！我弃老母幼子为此举，唯望中兴有成，庶不虚负。今见权奸如此，宁有济哉！”

在马吉翔的主导下，永历朝廷又一次陷入了乌烟瘴气。本来，全国三大省反清，清人手忙脚乱，全国也陷入惊疑。这时的南明，本应该派出精兵与反正诸省相配合，开辟几处战场，掀起一次大反攻，这样一来，形势可能出现根本性逆转，起码将有更多省份陆续反清复明。然而马吉翔等人忙于争权夺利，加官晋爵。每当打听到皇帝心情好时，马吉翔就把一大批名单送入宫中，升官赏赐随之而出。整整一年之中，永历政权听凭清军从容地把三处反正之军一个个分割包围而毫无作为。金声桓反正不久，就被清军围在南昌，孤军奋战八个月之久，南明居然没有派一支军队前去支援，最后，南昌城被攻陷，清军屠城，一腔热血要尽忠永历的金声桓壮烈殉难。1649年，清军集全国之力，进攻山西反正的姜瓖。进攻南方的军队纷纷北撤。永历朝廷如果此时挥兵北上，夹击清军，全国形势可能出现根本性转变。然而，永历朝廷此时开始了又一轮内斗。原来一些大臣不满于马吉翔分配赏赐的不公平，结起门派，朝中分成了吴党和楚党，相互争权夺利，争得你死我活。

皇帝也有了养鱼之外的新兴趣——研究《圣经》。原来，在宫中供养的西方传教士的劝导下，王太后带领皇后、太子以及几位太妃都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传教士是一个早在前明就是天主教徒的太监庞天寿引入宫中的。在皇帝一行人困居湖南、走投无路，、精神苦闷之际，这些传教士用宗教信念给太后提供了心理支持，在那之后不久，宫中五十多名嫔妃都受了洗。王太后教名列娜，马太后教名娅娜，太子朱慈恒教名康斯坦丁。皇帝虽然无法遵守一夫一妻制，且中国皇权制度是建立在儒家经典之上，因此无法受洗，却也埋下了对天主教的兴趣。此时有了空闲，他就跟着太后开始研读《圣经》。

可惜，上天给永历君臣的时间是有限的。经过一年的战斗，清军平定了山西，再次南下。这次，隐患已消，清军无所顾忌，全力猛攻两广。永历四年（1650年），南雄失守，永历又一次跨上了逃难的龙舟。

这次可真是一去不复返了。通过三省反正，清廷更充分地认识到了永历政权的号召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掉它。在数十万大军的进攻下，两广全面陷落。

危难之际，皇帝和太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上帝。他们在逃亡之中，派出使臣，向罗马送出了一封求援信。太后在信中这样说：窃念列娜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入领圣洗，三年于兹矣……每思恭诣圣父座前，亲领圣诲，兹远国难臻，仰风徒切……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即桂王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

三年之后，这封信经历千辛万苦到达了罗马。教廷先后举行了四次枢机会议，起草了回信，给出建议。然而，等信回到中国，已经七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沧海桑田。永历帝和他的太后，不但没有得到上帝的帮助，甚至未能看到这封回书。

五

永历六年（1652年）二月二十六，贵州安龙府知府范应旭打开了一本新的支销账簿。他在上面列上了该州新添的一项财政开支项目：

兹发来皇帝一个，月给银米若干。

后妃几口，月给银米若干。

……

账簿发下来，师爷们看了无不掩口而笑。皇帝一个，后妃几口，银米若干，这分明是豢养动物嘛！

安龙知府确实是按豢养动物的标准来供应永历君臣的。安龙本不过是明代的一个小小卫所，位于广西、贵州、云南三省交界之处的大山之中，交通极为不便。名义上叫“城”，实际上居民不过百十余家。因为所在之处皆山，建卫所居然找不到足够的平敞之处，小城不得不一半建在山腰，一半处于平地，“城跨山腰，半居平陆”。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极为落后，“群蛮杂处，荒陋鄙俗，百物俱无”。

“皇宫”就设在安龙千户所的卫所里，院里只有一所像样的砖房，更名为“文华殿”，供皇帝、太后、皇后几个人挤着住。几十名“大臣”只好租住老百姓的房子。有史以来，应该没有比这更简陋的“朝廷”了。

永历帝是经过千辛万苦逃到这里的。清军攻陷两广，永历帝实在无路可走，只好投奔了孙可望军。孙可望原本是张献忠的部下，张献忠阵亡后，大西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接手。由于清军南下，大西军决定“联明抗清”，归顺到了南明旗下。由于他们是“流寇”出身，素不被永历帝信任，只是遥制而已。如今，整个西南只有贵州和云南尚在孙可望等人率领的大西军控制之下，永历只好率领五十名大臣和几百个太监，奔向贵州。

孙可望闻讯大喜。他早就谋划着将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谁有了这面大旗，谁就有希望统一整个南明军队。他派出军队，远出迎驾，迎来之后，却把永历君臣安排在这个消息不通的小城里。原来孙可望已经在贵阳自称“国主”，设了六部，当起了实际上的皇帝。如果把永历迎到贵阳，他得隔三岔五去给永历磕头，麻烦实在太多。他只需要永历这个旗号而已，所以有意选择了这么一个交通最不方便、信息最不灵通的小城。这个小城的名字就很合孙可望的意——“安龙”，谐音“安笼”。将皇帝安顿在这样一个保险的笼子里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他将这个小小千户所升格为府，任命自己的亲信为知府，任务只有一个——监视永历帝。

永历再次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上一次在武冈，虽然同样是被军阀控制，但是起码生活待遇上还像一个皇帝。这次到了安龙，大臣、太监加上数百名兵丁，这两千来号人，孙可望一年只批给银两千两，米六百石。这些还不够在广东时永历皇帝一天的花销！别说是供养皇帝了，平均下来，就是平民百姓也无法糊口。“帝以不足用为言，不答。”他向孙可望申请多拨点钱，孙可望根本不搭理他。

大概从来没有混得比永历还惨的皇帝了。皇帝的房子经常漏雨，二品、三品的大臣只好亲自和泥，爬到房上去修补。永历帝穿着一件旧大衫，手搭凉棚，站在边上观望，一不小心，被洒了一衣泥水，弄得太后在边上直生气，大声呵斥皇帝道：“这么没眼色！泥水混汤的，你上去凑什么热闹？”

老太后已经七十四岁了，这些年来跟着皇帝东奔西跑，吃尽了苦头，身体居然没垮。

虽然简陋，可朝廷毕竟是朝廷。每天早上，永历还是像模像样地上朝，坐在小屋当中的太师椅上。几十名大臣鱼贯而入，三跪九叩，奏知某某人老婆病了，请皇帝赐块豆腐补补；某某人上山打来了一只野鸡，要进贡给皇帝尝尝鲜；某某人的孩子昨天饿死了，请皇帝批几钱银子买个棺材……一时间，处理事毕，各自回家，生火做饭去了。

大臣和太监们一个个愁眉苦脸、愤愤不平，成天大骂孙可望。不过，朱由榔却没有太多的郁闷，甚至在心底里，他觉得这里挺好。

一转眼，做皇帝已经六年了。这六年，朱由榔感觉自己就像一叶浮萍，在形势的狂风骤雨中片刻不得休息，早已被摇荡得天旋地转。他就像一只被紧紧追赶的动物，凭着求生的本能四处奔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如今，他终于在这里安顿下来了。虽然地方狭小，生活不便，但是毕竟安静、安全。物资供应不足，他作为皇帝，也不得不偶尔吃顿粗粮，桌上全是素菜，他却觉得很可口。大鱼大肉，他吃了一辈子，没想到，老百姓的食物原来也这么好吃！他每天上午花一个小时“接见”一下大臣，剩下的时间，就是带着两个太监，到附近山上转转，看看白云，听听鸟叫，心里很静。他希望日子就一直这样过下去。他不去研究什么形势，他认为形势不是人能掌握的。他不爱思考，这让他活得随遇而安。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安龙难得地清静了两年后，孙可望那边已经将条件准备成熟，开始动工建造皇宫了。大臣们给孙可望呈文，已经开始用“封进御览”这样的词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永历的另一次灾难一日日迫近。

缅甸之笼

一

就在孙可望杀掉永历的决定发布之前，大西军另一位将领李定国气愤于孙可望的不臣之心，派兵从安龙将永历抢了出来，迎到自己麾下。

命运就是这么离奇。这位原本致力于推翻大明王朝的起义将军，在埋葬了明朝之后，却转而成了南明最忠诚的臣子。在南明后期诸将中，只有他这个出身“流贼”的人自始至终保持了对永历的忠诚，直至最终为永历献出了生命。这次，他亲身远赴贵州，将永历接到昆明，安置进红墙黄瓦、整修一新的行宫。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他将自己的治理大权双手奉予永历，自己唯命是从。由于云南未经战乱，李定国又治理有方，所以云南社会安定，经济基础不错。永历终于享受到了钟鸣鼎食的九五之尊，开始治国理政，迎来了自己皇帝生涯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李定国等人的热血奋斗精神，鼓励着心情久已冷淡的朱由榔再次承担起皇帝的工作。

自从登基以来，永历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遗憾——从来没有举行过祭天大典。皇帝没祭过天，就好比一个新娘没披过婚纱一样，总令人有点意难平。如今，他们好整以暇，在昆明南郊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天坛，朱由榔淋浴斋戒，对着上天三跪九叩，满足了多年的心愿。各个衙门也都有了正规的办公场所，配置齐了衙役。长官出行，肃静回避，仪仗齐全。礼部甚至还举行了盛大的云南乡试，这是明朝灭亡之后举行的首次科举考试。解元披红挂彩，簪花夸街，围观者人山人海。一时间，人们恍然以为又回到了大明全盛时代。

可惜好景依然不长。安定岁月不过过了一年，鼙鼓再次传入深宫——四十万精兵在吴三桂等三名大将率领下，分三路进军西南。清王朝重拳出击下，南明军队节节败退，昆明眼看不保。永历的又一次逃亡提上议事日程。

大臣们呈上的逃亡路线有两条：一是逃向内地，具体地说就是四川西南。这里的宜宾、乐山、西昌一带尚在南明控制之下，而且有一支叫作“夔东十三家”的反清势力正在进逼重庆。如果永历率南明主力转入四川，与“夔东十三家”会师，则有可能在四川建立一个根据地。另一个选择就是向外逃，逃往中缅边境。一旦危急，他们就可以逃往缅甸。

两条路线各有利弊。大部分大臣建议进军四川，建立根据地，奋斗到底。

皇帝却很快拍板——去边境。

逃往外国，其实是皇帝心中盘旋了很久的一个想法。小时候，建文帝逃亡海外的传说就是最让他心动的一个故事。大人们富于想象力的讲述，在他幼小的头脑中建立起一片神奇、美丽、浪漫的梦幻之乡。那里有种种闻所未闻的奇珍异宝、奇风异俗，让他十分向往。同时，与当时的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一样，永历以为中国真的是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被四周小国奉若神明。如果大国之君肯惠然降临，缅甸君臣一定会战战兢兢地全力接待。他可以在那片世外桃源中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如果清人彻底一统了江山，他不妨就老死域外，不与大清往来，亦不失亡国之君的身份。万一南明恢复成功，他再回来坐天下，仍然不迟。

然而，几位对国际形势多少有些了解的大臣极力反对。缅甸虽称是朝贡之国，但是与明王朝的关系一直相当疏远。事实上，从明初以来，缅甸“进贡”的次数就远少于和明王朝发生军事冲突的次数，为了领土争端，两国已经多次兵戎相见。所以明史称缅人为“叛服不常”。从上一次缅甸“进贡”到今天，已经过去整整五十五年了。

而且从文化上来说，缅甸与朝鲜、越南等恭顺的属邦不同，它的文化渊源近于印度而远于中国，文化气质与中国人颇为隔膜。缅甸的法典则是仿照印度的《摩奴法典》修成，名为《摩奴婆罗瑞密固》。投奔这样一个陌生的异邦，是福是祸，实在难说。

然而，不管大臣们如何劝说，在逃亡问题上，永历一直极为刚愎固执。他的头脑中只听从一种情绪的支配——远离危险，越远越好。

二

只有到了离开昆明那天，朱由榔才意识到他身上担着一个皇帝的责任。

当初进入昆明之时，得睹天子车驾，让昆明百姓激动异常。这片西南边鄙之地的质朴人民不想自己还有机会一睹天子风采，在他们头脑中，所食之物、所践之土，都是此人所赐。特别是当此天地动荡之际，皇帝的到来让他们以为自己终于有了依靠，从此可以免除被异族统治的危险。所以，永历入城之时，几乎全城人都出来迎接，“百姓阻塞道路，左右观者如堵”。有数十年老者在永历路过时失声大哭，说“不图今日复见大明天子”，永历也极为感动，他命人全程打开轿帘，看着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含泪点首而过”。

昆明人哪里知道，这个皇帝哪是什么福星，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灾星。他走到哪儿，清军就会跟到哪儿。这不，才一年多，清军就杀入云南。昆明城内城外哭声鼎沸，大难临头，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跟着皇帝走，他们觉得，皇帝要去的地方，一定是最安全的地方。大批百姓扶老携幼，追随皇帝向西逃难，“官兵男妇马步从者数十万人”，创造了自古以来帝王逃亡从者最多的纪录。

皇帝的车驾被挟裹在百姓的人流之中。朱由榔眼看着无数百姓扶老携幼，相属于道，由于逃亡的消息发布得很突然，人们都是仓促上路，舍弃了所有家财产业。还没走上几十里，就已经有人走掉了鞋子，走烂了脚板；有人缺食乏水，累倒路边；有人在拥挤中被踩伤，甚至有人挤丢了亲人，撕心裂肺地呼喊……一时间，百姓“塞路不前，哭声震动天地”。

永历有生以来头一次意识到，他身上，承载的不光是自己和太后、儿子的未来，还有着全南明统治下的百姓，乃至全中国汉人的命运和希望。他头一次感觉到了羞愧。史书记载，他传谕车驾暂停，站在车上，右手扶着沐天波的左肩，向昆明城回望，流着泪说：“朕行未远，已见军民如此涂炭，以朕一人而苦万姓，诚不如还宫死社稷，以免生民惨毒。”

然而这只是他的一时情绪。对他这样一个脆弱的人来说，这种愧疚可以很快随着几行热泪释放完毕。车辇继续前行，随着车辇出奔的这些百姓，后来多半死于逃亡路上。

三

缅甸人的反应很出乎永历的意料。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闰正月廿六，永历君臣来到了中缅边境。他们原以为天朝皇帝驾临的消息定令缅甸边将立刻匍匐于地，大开国门。没想到肤色黝黑、个子矮小的缅甸守兵却面无表情地拦住了一行人的去路。他说，一定要将此事汇报给国王后，才能决定放不放行。

永历君臣就这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在边境苦等了两天，好不容易传来回话，缅甸国王同意皇帝进入缅甸，但是有一个条件，随行官兵必须放下所有武器。“必尽释甲仗，始许入关。”缅甸人不明白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生怕这两千人马是侵略缅甸的先头部队。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永历想交涉一番，无奈此时人困马乏，给养不足，亟须获得接济，只得同意了缅甸的这个条件。“一时卫士、中官尽解弓刀盔甲，器械山积关前，皆赤手随驾去。”永历唯恐清军跟踪而来，离开边境时，即谕令当地土司砍倒树木，阻塞道路，不许其他人进入缅甸。土司很高兴收到这个命令。由于永历起驾匆忙，走得又快，许多大臣被甩在了半路。土司以皇帝的这道圣旨为借口，将这些赶上来的大臣一律拦住，搜光他们身上的财物。身强力壮、敢于反抗的当时被杀掉扔入大河，老弱听话的散给各土寨，令其舂米，做了奴隶，累死后投入江中灭迹。可怜这批忠臣，以这种结果殉了他们的君主。

进入缅甸境内，永历一行日夜兼程，赶往缅甸都城阿瓦。在与缅甸高层接上头之前，他们没有心情欣赏沿途高大的棕榈和穿着五光十色的纱笼、赤着脚的缅甸土人。他们的设想是，到了国都，国王一定会让出自己的王宫来给皇帝做行宫。没想到，到了都城之外，缅甸国王传来命令，南明君臣不必入城。缅甸人早在阿瓦河边用竹子编了一道篱笆，围起一座小小“竹城”。“竹城”的几个大门，由数百名缅甸兵把守，不得任意出入。在城中间盖了十间缅甸式干栏竹编草房，这就是给永历准备的“皇宫”。其他随行大臣，则住在“皇宫”周围临时建起的草棚里。

原来，在这几天之内，缅甸人马不停蹄地在打探消息，弄明白了南明势力在中国节节败退，现在不得不退到缅甸境内。天朝上国三百年余威让他们不敢过于怠慢，不过从大势判断，南明国运已经凶多吉少。所以他们决定，先把这两千多人圈养起来，静观中国国内形势变化。南明复兴，他们礼送出境；清人统一全国，这些人则奇货可居。

天朝大国，一贯厚往薄来，虽然流亡异邦，也不能倒了架子。在离开昆明之前，朱由榔举全云南之力，准备了几大车的珠宝丝绸等礼品，准备在见面之时“赐给”缅甸国王。没想到，缅甸国王根本不来朝见他。其实这些东南亚小邦，一个个都心高气傲。他们争着给中国朝贡，完全为了赚这个冤大头的钱而已。当初中国人画的描绘郑和下西洋的《宣谕图》上，马六甲国王毕恭毕敬地跪在郑和面前。而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博物馆，却摆放着郑和跪拜在马六甲国王面前的雕塑。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上，一直是这样会错意而已。

在河边住了几十天，永历君臣多次要求见国王，可是国王就是不露面。永历无法，只好先派人把“赏赐”送过河去。国王看了长长的赏单后全数照收，却根本不派人来表示感谢。缅甸官员的说法是“未得王命，不敢行礼”，意思是不愿对明朝皇帝行藩臣之礼。

时至今日，永历才开始后悔了。没想到才出虎穴，又入狼窝。这片炎热、粗粝的充满敌意的土地并非可居之地。然而后悔已经晚了。缅甸人把他们当成囚犯，只供给粮食，不让他们与国内有任何联系。李定国派来的先后三十多个使者都被缅甸人杀于半路。永历君臣千方百计想打听西南战局如何，却得不到任何信息。

困居炎地，成日无所事事。焦灼与无奈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平息，君臣们渐渐习惯了这圈养的生活。很多缅甸老百姓听说来了中国人，十分好奇，纷纷挤到竹城边看热闹。大臣和兵丁正缺乏生活日用品，就拿自己身上的珠子、腰带、荷包等小玩意儿和缅甸人交换。天长日久，竹城门口居然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缅甸男女之别本不甚严，那些缅甸姑娘也在这里摆起了摊位。大部分南明官员都是孤身远来，没有家人，性苦闷已久，在这些穿着纱笼、肤色健康、明眸善睐、一笑露出两排洁白牙齿的少女面前，这些书呆子居然也活泼起来，“短衣跣足，混入缅妇，席地坐笑”，请她们唱缅甸民歌，他们自己则以中国小曲对答。竹城边上，天天召开起联欢会来，每到黄昏，还有人溜出竹城，和姑娘们钻入树林，到了深夜，才花钱贿赂守门缅兵回到竹城。翻译们怕出事，向永历抱怨说，中国大臣们这样找乐子实在有损国体：“我看这些老爷越发不像个兴王图霸的人。”

永历非常生气。天朝上国别的不富余，面子可绝对在乎。皇帝立刻召开“御前会议”，决定选十来名官员组成巡视队，轮流巡视。

按下葫芦起了瓢，“伤风败俗”停止了，但是穷极无聊的官员们又偷偷耍起钱来。绥宁伯蒲缨、太监杨国明等公然大开赌场抽头，日夜吆五喝六，一片喧哗，搞得皇帝睡不好觉。要是在国内，敢在皇帝寝宫附近公然赌博，那绝对是杀头之罪。永历帝大怒，命锦衣卫前往拆毁赌场。诸臣赌兴正浓，换个地方重新开赌，什么“皇帝圣旨”，到了这个时日，已经比一张废纸的效力强不了多少了，“诏令不行，争赌如故”。甚至皇帝在竹城里遛弯儿，大臣们也不再严格遵守礼仪，见皇帝驾到，他们嫌下跪麻烦，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接着抓自己衣服上的虱子。

随着国内南明势力越来越式微，缅甸人对永历君臣也越来越怠慢起来。起初，虽然生活用品供应不是那么齐备，但是吃的一直能保证他们吃饱。现在，连食物都送得越来越少了。到九月间，许多大臣都不得不靠向缅甸人买吃的补充营养之不足了。

九月十二，十来名大臣一起敲开了“行宫”的木门，跪在皇帝面前。永历觉得他们神色有点奇怪，遂问：“什么事？”

带头大臣马吉翔说：“陛下，臣等生活日用实在紧张，难以为继，请皇上开恩，赐臣下一些生活费用吧。”

永历一愣，大臣们直接向皇帝要生活费，这事以前可没发生过。问题是，他现在的生活也很紧张，除了能勉强吃饱外，也是处处拮据，龙袍破了都没地方补。原来身边是有些宝物，可是早都送给了缅甸国王。现在，自己也是一贫如洗啊！自己这种窘境，大臣们都很清楚，怎么还来向他讨钱？皇帝很不高兴，说：“你们自己看看，我这里还有什么值钱的？”

马吉翔用手一指“宝座”后面柜子上的一个黄缎子包袱：“那个是金子的。”

永历回头一看，那是包着黄金国玺的包袱。虽然生活如此紧张，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国玺：这可不仅是一块金子，它更是南明国家权力的象征。国玺不在，还谈什么国家？还叫什么皇帝？虽然形势如此黯淡，但永历还日夜指望着恢复的一天。没想到这些浑浑噩噩的大臣，居然打起了国玺的主意。

“这国玺是能动的吗？身为大臣，怎么能出此言？”

马吉翔向前跪爬半步，脸上露出无赖式的笑容：“皇上，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样一个鬼地方，可全是为了您啊！您总不能让我们饿死啊！”

放在过去，这样对皇帝说话，绝对是大不敬，会被立刻按在殿上，廷杖而死。然而，现在大臣们浑然不觉得这么说有什么刺耳。永历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唰地一下站起来，双手抱起沉重的包袱，往楼板上一扔：“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马吉翔带领其他人嬉皮笑脸地给皇帝磕了个头，捧着国玺出去了。下午，这块重四斤多的国玺被匠人们凿得粉碎，全体官员按官阶大小，每人分到一两到几钱不等的金子。整个竹城内兴高采烈，门口的市场一时也更加热闹了。只有皇帝一个人躺在“宫”里生闷气。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水一样过去，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初二，也就是永历君臣流亡缅甸两年多以后，皇帝正在竹楼中吃午饭，数十名缅甸士兵突然闯进竹城，闯到皇帝楼上。为首一人向皇帝施了一礼，通过通事告诉皇帝，是李定国派人前来迎接永历，他们准备把他转交给李定国。

听到这个消息，永历不禁喜形于色。可是缅兵的举动又让他十分意外：通事的话音刚刚落地，缅兵不容分说，七手八脚地把朱由榔连同其所坐的杌子抬起就走。永历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没来得及携带，身边人都没能跟上，甚至连通事也不知道被他们带向了哪里。

一路之上，永历无法和缅甸人交流，只好一路任由他们抬着自己走。他不断地祈祷上帝、佛祖以及诸天神灵，保佑缅甸人说的是真的，保佑他平安回到李定国军中。行走半日，天已昏黑，一行人来到一条大河边上。河上停着一条大船，船上下来一名将军，一声不发，背起永历就要登船。

永历发现这位将军是全副的中国打扮，遂问：“卿为谁？”

负者答：“臣平西王吴三桂驾前先锋高得捷也。”

永历如同五雷轰顶，瞬时失去了知觉。

四

被抬到吴三桂大营时，已经是午夜了，永历帝被安排住进一座高大的木屋。

几名清军中的汉族将领，抱着好奇心前来参观他们的猎物。永历此时早已清醒，坐在一张木椅上。皇帝的冠服早已经被脱去，换上了一件纯绢大袖的浅色袍子，腰间束了一根从皇袍下卸下的黄丝带。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大难临头，他反倒不再慌乱了——这一生的逃亡终于到了终点，他终究未能逃脱既定命运。以后，他的命运更彻底地与自己无关了。从头细想自己这荒唐的一生，他越想越觉得徒劳。

清军将领进入室内，没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神情淡然、仪表不凡的中年人，他那么孤独地坐在椅子上，仿佛世间万物与他都没有关系。看着这个人，他们不觉肃然。因为心中对于“故主”的某种难以言说的感情，他们对永历“或拜或叩首而退”。

过了不久，吴三桂亲自来视察自己这一生中最大的战利品。他在门口先挑帘偷视，发现永历帝正一动不动地坐在竹椅上，眼睛空空洞洞地看着前方。

永历帝察觉到门口有人，轻声问道：“何人？”

吴三桂走了进去，不知为什么，张张口，没说出话来。虽然这些年来，在心里，吴三桂为自己背明降清找了无数冠冕堂皇的借口，自以为已经彻底说服自己了，没想到，一见到前朝故主的后代，所有的理由都飞得无影无踪，他在这一刻确认，自己确实是天底下活得最丑陋、最无耻的人。

永历帝又问了一句：“来者何人？”

扑通一声，吴三桂自己也没想到，恍惚之中，他已经跪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遂伏地不能起”。

“你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吧？”永历依然轻轻地问。

吴三桂什么也没听见，他只是恍惚见到这个酷似崇祯皇帝的年轻人脸上的疑问表情。他分辨不出他在说些什么，只是机械地一连声地应道：“是，是……”

也不知过了多久，永历轻轻地向他挥挥手，让他退去，他却站不起身来，只好由卫士上来把他搀扶出去。史书记载，“王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扶之出”。

史载吴三桂“色如死灰，汗浃背，自后不复敢见”，从此之后，再也没来见过永历。

五

有好几次，朱由榔解下腰间黄带，想悬梁自尽。然而，一想到那窒息挣扎的痛苦，他的手就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命中注定的屈辱和折磨还没有到头。

吴三桂虽然不再露面，却将永历的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从缅甸回国的一路之上，永历又一次“锦衣玉食”：吴三桂让出军中最好的轿子，住宿时提供给他最好的房屋，吃饭时把最好的食物先送给他，“进御膳用金碗，不用银碗”。吴三桂还派一位副将专门照顾永历的生活。这位副将态度和气友善，对永历毕恭毕敬。他一路上陪永历聊天，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大清皇帝是仁德之主，一定会礼遇于他。确实，依照中国经典，新朝君主对亡国之君应该待以宾礼，给他一个适当的封爵和相当优厚的待遇，以让他延续先朝的香火。这就叫作“兴灭续绝”。比如商汤就将夏朝王室的一个后代封为诸侯，建立了杞国，以继承夏王朝的香火。周人灭商后，也曾封商王室后代微子建立宋国，让他坐享尊荣，祭祀伟大的商代祖先。这就是史书上说的“昔周灭殷，封微子为殷后，俾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

这位副将说得如此真诚，以至于到后来永历已经相信，他到了昆明后，会被马上转送北京，在新朝获得一个侯爵，在安静的府第中安度晚年。

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吴三桂的手段而已。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永历在路上不出意外，以方便他顺利地将这个猎物送至北京，举行献俘礼，向天下宣告大清王朝的彻底统一。

永历十六年，也就是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初一，永历皇帝被押送回了昆明，被“重兵严守”于故都督府。四月二十四，康熙的上谕抵达昆明，指示说，永历是个可怜人，不必押送举行献俘礼，就在昆明“著将永历正法”。

命令是四月二十四夜里接到的，吴三桂连夜请来两位满族副手，商量如何处决。吴三桂主张将永历拉出去当众砍头了事，但满洲将领爱星阿不赞成，他说，永历毕竟曾经当过皇帝，应该给他一点适当的尊重，“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

吴三桂不敢不听满族副手的意见。四月二十五清晨，永历父子在睡梦中被清军从床上拖了起来，拉到都督府门口的一间小庙内，用弓弦活活勒死。在临死那一刻，永历没有任何挣扎。为了防止有人给永历修坟，吴三桂命令将永历父子尸体火化，“炙尸扬灰”，让他们的骨灰彻底随风飘散。这一年，永历三十九岁。

杀死永历后，吴三桂命人将年近八十的王太后槛送北京。虽然天主教禁止自杀，但是太后还是在路上自缢而死。

回首一生，永历更像是上天穷极无聊的一个恶作剧。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他注定要在既定命运之河中顺流而下，虽然倾尽一生之力去搏涛击浪，但还是不能逆流半步，最终被带向不情愿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