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大举展开侵略，探索他们眼中的“新世界”时，发现当地居民从事许多诡异又骇人的活动。虽然他们没有留下可信的资料，但传言纷纷，说有食人族，还有杀人献祭、肉刑、人体与脸部刺青以及明目张胆的性行为。同样让欧洲人起鸡皮疙瘩的，还有到处可见的狂热仪式：当地居民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唱诵到精疲力竭，甚至到更高的境界——出神。不管欧洲人走到哪里，都能目睹这些触电般激动的仪式——大洋洲的采集打猎者、波利尼西亚的火耕农、印度的乡下人，频率如此之高。对白人男性与少数女性而言，“这些野蛮人的社会……尽管有风俗上的差异，但各地的神话仪式之间仍有特殊的一致性”。[1]欧洲人对“野蛮”的印象，便是那些在荒郊野外、穿着奇装异服、身体绘上图案、围着营火打鼓又跳舞的人。

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同一个仪式，从不同观察者的角度看起来也大不相同。库克船长（James Cook）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抵达塔希提岛时，见到一群一群的女孩表演“非常不入流的舞蹈，称为提莫罗蒂（Timorodee），唱着不入流的歌曲，加上不入流的动作……同时，还能准确地跟上拍子”。[2]大约六十年后，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发现同样的仪式，当时被称为罗力罗力（Lory-Lory），也许有些许变化，但依旧媚惑迷人：

不久后，扬起一阵奇异的吟唱声，他们轻柔地摆动身体，慢慢加快，持续好长一段时间。有好几次，他们胸前激烈地颤动，双颊发亮，完全沉醉在舞蹈的精神之中，显然无视四周的一切。但很快地，又平静下来，回到刚刚无精打采的样子，眼神飘忽，胡乱地唱着，倒在彼此的怀中。[3]

和库克船长一样，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也对西澳（Western Australia）土著夜间举行的狂欢仪式（corroborree）感到反感。他写道：

跳舞进行时，他们或向两旁跑去，或成纵队在空地跑步，后头的跑步者轮番冲刺到队首。他们行进的时候，用力踏着地面，强力的步伐伴随低吼声，还敲打棍棒和长矛，摆出各种姿态，例如伸长手臂，全身蠕动。对我们而言，这一幕可说是极为粗鲁又野蛮，毫无意义。[4]

但对人类学家鲍德温·斯宾塞（Baldwin Spencer）和吉伦（Frank Gillen）来说，类似的原住民仪式反而非常引人注目，甚至令人着迷：“烟雾弥漫、火炬闪耀。火花从天而降，洒向四面八方跳舞的人们。男人吼叫，形成一个非常疯狂又野性的场景，文字难以适切描述这一切。”[5]就是这段叙述，使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提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这个概念：仪式诱发的热情或狂喜，能够巩固社会关系。他还提出，集体欢腾是宗教的根本基础。

通过奴隶制度，欧裔的美洲人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们俘虏来的“原住民”，对于移居美洲的非洲人所举行的狂热仪式，他们也有着多种矛盾的反应。许多蓄奴的白人认为这些习俗“嘈杂、粗鲁、不敬、放荡”，[6]并且采取激烈手段打压。十九世纪时，一名牙买加农场的主人发现他的奴隶旷职跑去跳姆哟舞［Myal Dance，可能是源于非洲阿赞德人（Azande）的一种入门仪式］。他描述他们跳的舞“全是些奇形怪状的举动，从头到尾都在吟唱，有时像歌曲，有时像嗷叫”。[7]同样的，1845年，一名英格兰的旅客到了特立尼达（Trin-idad），他语带厌恶地描述：

圣诞节前夕，似乎在宗教的掩护下，地狱的门被打开了……每个黑人都在发酒疯，狂饮又狂叫……在这恶心又放荡的纵情狂欢中，根本没人去睡觉……乐手被一大群酒醉的男男女女围绕，那些女人都是最下层的阶级，所有人都在跳舞、尖叫、拍手，活像一群恶魔。这些都是受“子夜弥撒”的影响，这种弥撒最终都是如此的堕落。[8]

但是，也有其他白人观察者被这种来自非洲庆典的怪异力量吸引。美国景观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十九世纪中期旅行到新奥尔良，观察黑人基督徒的礼拜，深深受到了吸引，“呼喊、低吼以及惊人的尖叫声，众人进入不可思议的狂热状态，不知是出于狂喜还是狂悲”，他发现自己的面容“发热”，双脚开始踏动，好像“不知不觉被感染了”。[9]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位名叫克林顿·弗内斯（Clinton Furness）的旅行者到了南加州，当他看见非裔美洲人的宗教舞蹈“绕圈呼喊”（ring shout）时，也有相同的感受。

有几个男人，以奇怪的节奏左右踏步。一段旋律就这么产生了，几乎和牧师的吟诵没有关系，就这样在我眼前发生，并蔓延开来。我感到自己被巨大的灵体紧箍住，那是一个有意识的个体，一点一滴赋予群众活力，占据每一个心灵，包括我自己的……我感到仿佛有一个清楚的旨意带领着我们。你也可以说这整个过程是暴民心理、群落作用，或看你自己怎么称呼。[10]

总而言之，白人观察者认为黑人的狂热仪式恐怖又令人厌恶。“怪诞”（grotesque）这个词一再出现在欧洲人描述这些场合的文献中，“惊骇”（hideous）则是另一个词。十九世纪瑞典的传教士亨利·朱诺德（Henri Junod）描述莫桑比克南部龙加族（Ba-Ronga）的鼓声是“可怕的噪音”和“魔鬼的演奏”。[11]其他的天主教传教士，一听到非洲人仪式开始的鼓声，就觉得有义务要去阻止这“恐怖的行为”。[12]到了二十世纪，鼓的声音已经足以把白人吓跑，仿佛它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超乎人类的理解范围。1910年的小说《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中，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到了南非，他说：“我没听过这么诡异的声音，不像人类也不像动物，那个声音好像来自人类视觉与听觉都不可及的世界。”[13]人类学家汉布利（W.D.Hambly）在他1926年关于部落舞蹈的著作导论中，请读者对于其研究对象发挥一点“同理心”：

同学们研究原始音乐与舞蹈时，需要培养对落后种族的宽容心态……在热带丛林里，围着营火表演的音乐与舞蹈经常引起欧洲旅人的谴责与厌恶，因为他们只看到古怪和肉欲的那一面。[14]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干脆选择视而不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勇敢的昆虫学家伊芙林·奇斯曼（Evelyn Cheeseman）徒步行经新几内亚，寻找新的昆虫品种。她经过许多当地居民的“舞蹈场”，却丝毫不感到好奇。到了某个村庄时，她和脚夫被请了出去，因为那天晚上有宴会和舞蹈，外地人不准围观。奇斯曼对她的计划受到阻挠感到有点生气，但她安慰自己：“大家都知道，这个奇怪的村庄没什么好驻足欣赏的，这里的人都被叫来疯狂地崇拜魔鬼。”[15]

对白人观察者而言，最不舒服的是冗长的舞蹈、歌唱或吟诵后，狂热仪式偶尔会达到高潮，部分或全体的参加者会进入出神的境界，我们现在称为“意识改变的状态”。神智不清的人可能会用奇怪的声音或语言说话，表现出对疼痛无感，将身体扭曲成不正常的样子，口吐白沫，产生幻觉，相信自己被神灵上身，最后不支倒地。［根据人类学家温森特·克拉潘扎诺（Vincent Crapanzano）的说法，“出神”（trance）的定义为：“部分或完全的解离状态，特征为自我认同、记忆、感官、思想等功能的改变。可能也包括丧失自主行为的控制力，并且同时出现错觉与幻觉。”详见其著作，The Hamadsha,fn,p.195.］

一位斐济群岛的传教士提到，出神状态是“恐怖的景象”，[16]但那样的景象对旅行者来说又难以避免。人类学家艾丽卡·布吉尼翁（Erika Bourguignon）在1963年的民族志研究中，发现在92%的受调小型社会中，宗教式的！神状态是受到鼓励的，而且大多数都是通过集体的狂热仪式产生。[17]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学者康斯坦丁·厄斯特赖希（T.K.Oesterreich）提供了一段描述，说明一位白人到波利尼西亚后如何看待“原始”民族的！神过程：

当神差不多要进入祭司的身体的时候，祭司猛地激动起来，直到癫狂，肌肉和四肢激烈地颤动，身体肿胀，神情凝重，表情扭曲，双眼睁大，眼里布满血丝。这时候他常会口吐白沫，在地上打滚。[18]

在基督教中，还有类似献身与食人肉的仪式，但男女乱交对欧洲人来说是最难理解的。人类学家迈克·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写道：“对欧洲人而言，一个人能被上身，表示有不可思议的‘他者’存在。当然那也可能只是一种野蛮仪式而已。”[19]许多狂野的仪式最后都会演变成附身状态，对欧洲人而言，那代表着原始文化最黑暗的核心——人类自身以外的世界。

更糟的是，那个世界可能存在于人类的“内在”。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笔下的叙事者观察了非洲的宗教仪式，得出以下的感想：

那是超自然的景象，而且那些人……其实他们也是人。呃，你知道的，最糟糕的是，你无法否认他们也是人。这种怀疑慢慢地浮现。他们扮相恐怖，不断呼号、跳跃、旋转；但真正令你害怕的是，他们拥有人性，就跟你一样。狂野、激情喧嚣的这群人，很久以前和你是一家人。一想到这些，没错，很恶心，令人倒胃。如果你够勇敢的话，你会对自己承认，其实你的内心微弱地呼应了那些糟糕又露骨的噪音。你难免怀疑，自己离创世的夜晚已经数千年，能够理解那些噪音的意义吗？为什么不可能？人的心智能力是无限的。[20]

对欧洲人而言，要理解世界各地土著的狂欢庆典，只要掌握一点：既然这些奇怪的行为都是在“原始”文化中出现，而“文明人”又从不从事这些行为，因此这些行为必定是“野蛮心智”的不良产物。它本身比起文明心智较不稳定、幼稚，在一些不理性因素或“自我暗示”影响下，则脆弱且易受左右。[21]在一些例子中，野蛮心智被描述为“失去控制”，缺乏纪律和节制，这也是十七世纪欧洲人认为的原始特质。换个角度想，野蛮人也许是受到巫医的强烈控制，成为暴民心理的受害者。[22]美国政治学家弗雷德里克·达文波特（Freder-ick Morgan Davenport）甚至从解剖学的角度解释原始部落的行为：他们只有“单一的脊椎神经”来处理感官系统接收的讯号，并将讯号转化成肌肉反应。完整的人脑才能产生文明的心智，能够评估所接收的讯息，并决定身体的反应。[23]因此野蛮人才会对他们宗教仪式的音乐、景象如此难以抗拒。真是令人遗憾，毕竟“迷信又冲动的黑人最不欠缺的就是情绪波动”。[24]

但如果欧洲人想一想，一定会发现，原住民之间如此普遍的集体狂欢，在欧洲也能找到相比拟的。例如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就听说过，巴黎的异端人士拜神时会“抽搐”，这种膜拜仪式的惯例就和那些“野蛮人”一样的狂野：

当一群人聚集，祷告越来越热烈、一起抵达宗教狂热的巅峰时，至少会有一些人陷入无法控制的状态，身体开始无法自主……他们在地板上焦躁扭动，处于亢奋的状态，尖叫、咆哮、颤抖、抽搐……兴奋且无秩序的动作，可能会持续数小时，并且蔓延开来，一些激动的膜拜动作像是催化剂一样，其他人受到挑动，开始以各种方式舞动身体。[25]

后人为“原始”的狂欢行为编目时，发现这些诡异的野蛮仪式可与欧洲人的嘉年华比拟。厄斯特赖希观察到，在欧洲的嘉年华中，心智正常的人也会变装，也会饮酒过量、彻夜跳舞，颠覆一本正经的形象和基督教的规范。“我们必须承认……”他写道，“在某些情况下，文明人也会陷入高度的自我暗示情境。在某些精神中毒的案例中，许多人都是在年度庆典中受到感染（例如在慕尼黑、科隆等地）。”[26]有些人批评欧洲传统的节庆，并不时提出有利的论点，指出嘉年华时狂欢的欧洲人，他们的“野蛮”是如何反过来吓到被殖民地区的人。举例来说，1805年，瑞士巴塞尔圣经社（Basle Bible Soci-ety）发行了一本手册，名为《改信基督的霍屯督人与欧洲天主教徒嘉年华期间的对话》（Conversation of a Converted Hottentot with a Europe-an Christian During Carnival Time），其中，“霍屯督人”的结论是，巴塞尔有一些当地居民是“野蛮未改信的异教徒”。另外，在十九世纪末一本手册中，一个“改信基督的印度人”接受访问时透露，巴塞尔疯狂的庆典让他想起“异教徒的同乡从事的膜拜庆典和舞蹈”。[27]

欧洲人很快就在他们的社会底层找到类似异邦“野蛮”的情况。十八世纪以前，人类学家安·斯托勒（Ann Stoler）写道：“在英国社会底层、爱尔兰的农夫和原始的非洲人之间，都会发现同样不道德的生活。”[28]英格兰人觉得他们自己的低下阶级和美洲原住民相同：“英国这里粗鲁的奴隶，就像那里的人一样。”[29]同样地，十九世纪中期，去过法国勃艮第的人也会和你分享他的见闻：“想看野蛮人，根本不用跑到美国。”[30]在法国、英格兰、德国、西班牙，又是哪些人的嘉年华庆典扰乱了整个城市呢？十八、十九世纪之前，很可能是农夫和都市的穷人，而高尚的人在这段危险又放肆的期间则会尽可能待在室内。

因此，当欧洲殖民者看到集体狂欢的现象，心中就会充满敌意、厌恶与害怕。群众的狂欢是“别人”的事，是野蛮人和欧洲低下阶层的事。事实上，若你能随着群众的情绪与音乐节奏而自我迷失，就具备“野蛮”和他者的特征，表示出某种致命的心智衰弱。见识到狂热仪式后，欧洲人都吓坏了，他们可能完全不了解那些举行仪式的人（也经常破坏仪式的进行），也不了解当地人的神灵、传统、文化及世界观。相反地，欧洲人只知道（或有意地建构）自己的重要性：欧洲思想的精华（特别体现在西方的男性身上）与上层阶级的心智，使他们能够抗拒这极具感染力的节奏和鼓声，在自负和理性的高塔中保护自己，以抵挡这世界诱人的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