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爱国集会活动越来越精彩，年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然受到熏陶。他们俩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感受到列队操演和军队游行电流般的威力。他们也很熟悉勒庞的理论，但不知他们是否特别注意到其中最危险的想法。勒庞认为，群众具有疯狂且不可预测的特性。但是要走上独裁之路的两人，都乐于用他的理论来训练自己成为群众的领导者，并且学习如何说服群众。[41]勒庞断言，正因群众不理性的特质，“意志坚强的人便懂得如何利用他们，让他们逃不开掌控”。[42]通过一些简单的煽动技巧，例如不断宣讲直白的概念，领导者就能依他的意愿改造群众。描述集体疯狂时，勒庞还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群众为例，却没注意到他们是为自由才起而反抗。勒庞坚持：“在群众的灵魂中，想要被奴役的渴望，远远超过对自由的渴望。群众热爱服从，只要有人宣称自己是主人，他们马上投怀送抱。”[43]对于正在学习当个独裁者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至于勒庞的另一段话就不用放心上了。勒庞也观察到，想要借由操弄暴民、掌握权力的人，“容易激动、过度紧张，精神时好时坏，在发疯边缘”。[44]

还有一些人认为，集体欢腾与邪恶的法西斯两者脱不了关系，但事实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不是借由勒庞所担心的暴民行动取得政权。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暴民”，都是单纯的小老百姓。但在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过程中，主事者则是通过准军事组织行使暴力——在德国是自由军团（Freikorps）与褐衫队；在意大利是精锐部队勇敢者（Arditi）和黑衫军。他们消灭与之敌对的社会主义分子，威胁自己国家的人民。反对派的领袖不是被暴打就是被暗杀，办公室还被炸掉。反对派一举办游行，法西斯就派流氓去闹场打人。

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来说，大型集会不只为了鼓动人民以进行战争动员，更是治理的工具。德国和意大利都是极权国家，谈不上有什么民主气氛，但这也不代表独裁者禁得起罔顾民意的后果。1789年会爆发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波旁王朝的君王把法国当成是私人财产。法国大革命给后世执政者最大的教训就是：哪怕人民对国家大事一点影响力也没有，也要鼓励他们认同国家。当时新兴的媒体——收音机与电影，成为政府宣传法西斯思想的利器，但这两者无法让人民觉得自己直接参与到政治，而大型集会的功能就是创造一种参与的假象。阅兵可以展现国家的实力；独裁者发表演说，借机宣布新的政策，现场人民则欢呼表示支持。谁想要民主投票？过程繁复又会引起分裂。

因此，定期、频繁举办大型集会是必要的，新日历上的国家法定假日一到，就一定有活动。据我所知，虽然没人算过这些集会的花费，但一定非常庞大，光是大多数民众停工一天，国家的损失就很大。大型集会如此频繁，林霍尔姆评论道：“希特勒要将德国变成一个巨大又长久的大型集会。在万众期待下，压轴演出的，当然是他本人。”[45]当时某位观察家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墨索里尼的大型集会是“法西斯意大利的主要产业”。[46]意大利乡镇的市场和德国都市的中央广场，以前都是用来举办生动活泼的嘉年华与宗教庆典，今日则成为新民族主义的大舞台，背景则是意大利的古罗马遗迹，以及两国新建的纪念碑。

跟雅各宾党人一样，纳粹和法西斯也讨厌其他形式的庆祝活动或休闲娱乐。众所周知，纳粹禁止了摇摆乐，他们非常忧心，种族音乐的节奏居然如此流行：

无论是哪种场合，音乐的节奏都不可以如黑人音乐般激烈（如爵士乐），演奏时也不准有个人独秀桥段。爵士乐曲只能有百分之十的切分音，其余必须是自然的圆滑奏。音乐里不得有原始种族音乐里那种歇斯底里的反复乐句。德国人不应演奏即兴重复，以免被黑人的本性影响。[47]

对他们来说，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传统的教会娱乐活动，毕竟它们可是正正当当雅利安民族的传统。1939年，纳粹党报上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对圣诞节的苦恼：

从习俗和大众观点两者来看，圣诞节理所当然是祖国的节庆……虽然如此，我们也必须体会到，所谓的圣诞佳节，不只是要让国人从事低俗的娱乐活动。战前，酒吧常举办综艺之夜，最受欢迎的是抽奖以及让军人演搞笑剧，光靠这些活动国家怎么会强盛？另外，魔术、吞剑这些表演都要禁止。[48]

至于传统节日，纳粹官方看似容忍，但暗地里却大力阻挠。历史学家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写道：“在天主教地区，纳粹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圣人日、朝圣和宗教游行。”[49]纳粹故意在教会节日同一天安排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强制民众都得参加；或取消节庆当天的火车班次，让大家都到不了目的地。

意大利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庆典传统根深蒂固，法西斯党徒非常烦恼。1926年，墨索里尼宣布：“时候到了，我们该停止这些仪式、聚会和庆典。”他说，这些活动一点都不严肃。一年后他正式下令，庆典、游行、嘉年华、纪念日、传统节日、演讲等活动一概禁止，当然与他有关的活动还可以进行。[50]显然这些禁令不是完全有用，法西斯党的秘书阿希尔·斯塔拉切（Achille Starace）只好在1932年进一步禁止晚宴上的综艺秀以及跨年派对。这些活动一点都不“严肃”，人们还因此冷落了法西斯规定的年终纪念日（每年的10月29日）。斯特拉奇的论调与十七世纪加尔文主义者一样，他警告参加宴会的人，绝不可利用大众集会来放松，甚至在聚会后跳舞助兴——法西斯集会绝不会有舞蹈。[51]民众还是可以跳传统舞蹈，但只能在清醒状态下，在“健康”、“充满法西斯象征”的场合进行。[52]《法西斯青年报》提到：“举例来说，罗马人庆祝葡萄酒丰收时，绝不允许当中有野蛮人的活动。他们在欢喜庆祝丰收时，绝不会让色情、放纵的行为污染活动。”[53]

墨索里尼虚情假意地说，官方大型集会以外的庆典会耗费众人太多时间，让民众太劳累。[54]忠心的法西斯党员也感到疑惑，国家举办的集会活动不好吗？为什么民众还需要其他的庆典？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都夸大自己的成就，认为他们的大型集会产生的心理效果，并不亚于神明显灵。理论上，每个观众都应该全然地失去自我，沉醉在更大的共同体中，也就是国家。在意大利，法西斯领导者希望将所有民众熔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用法西斯的话来说，就是聚成一个同质的实体，而不只是个人的大集合。[55]希特勒也清楚表示，一定要将大众结合成单一组织，这样的转变对个人是非常有益的：“个人不再有任何专属的空间与权利……个人小确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我们国家社会党的聚会中，讲者和听众融为一体，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吗？”[56]

独裁者宣称大型集会能带来喜悦，不过他们却不让观众和游行者跟随自己的脉搏舞动。集会现场到处都是警察，活动只是照本宣科的流程，参加者都不是自愿的。诺特海姆（Northeim）的纳粹官员强硬地表示：“任何公民都不准待在家里。”[57]希特勒的传记作者约翰·托兰（John Toland）指出："1934年参加纽伦堡大会的党员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名单几个月前就确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号，搭乘的卡车、座位也都指定好了。纽伦堡周边的城市有一个大帐篷，每个人行军床的位置也指定好了。9月4日的典礼开始前，数千名党员不断排练，务求完美演出。”[58]纳粹上台之前的劳动节庆典，群众很容易失序，“四处游荡、唱歌演讲”，但1933年纳粹上台后的劳动节活动，“劳工们像在工厂里那样守纪律，自动排成队伍、行列、方阵，听从指挥号令，留意分格线的范围：一、二、三、四……”。[59]在意大利，“活动过程中，秩序与时间最为要紧，并依照墨索里尼抵达与离开火车站的时间详加规划”。[60]连观众的服装都有规定，绝不能穿得像去参加嘉年华一样，男人最好穿着代表法西斯的黑色衬衫。法西斯干部还下令，“典礼要简朴，气氛要严肃，绝不可以有铺张的宴会和招待会”。[61]

我们很难判断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集会对个人的影响。回忆录并不可靠，法西斯集会的目击者经常避重就轻，不愿详谈参加时的感受。当时的媒体受到国家控制，它们的报道也不见得可靠，还可能偏往另一个极端，夸大群众的热情与数量。以1932年的法西斯集会为例，杂志《意大利人民》（Iv Popolo d'Italia）便发挥了它众所周知的夸大能力：

在高远处，空军中队紧密围成一个圈圈，像一顶皇冠一样，妆点着这次壮丽的集会。

观众目不转睛盯着空中操演的每个动作。飞机如雷鸣般的引擎声，与响亮的开场曲及法西斯歌曲融合在一起。威尼斯广场水泄不通。音乐和不断的“啊啦啦”（alala，法西斯口号，无意义）震耳欲聋。人们呼喊着领袖，激动不已……

群众不断增加，广场已经挤满，五万人叫着墨索里尼的名字，等待他出场……乐队弹奏起《青年》。旗帜飘扬。墨索里尼出场了……“领袖！领袖！”呼喊声随音乐的铿锵不断攀升。[62]

我们也不能相信《意志的胜利》。它所呈现的1934年纽伦堡大会，是经过精心剪辑的。导演里芬斯塔尔只想呈现引颈期盼的脸、赞叹的微笑——闷闷不乐的孩子和双腿酸痛的观众都消失了。

现有的零星资料指出，当法西斯大会的新鲜感消失时，观众与参与者也越来越不情愿投入。有位历史学家研究铁路票根后，发现某些参加集会的群众并非自动自发前来，而是听令搭火车到集会地点“充人数”。[63]另一位历史学家提到：“意大利的法西斯大会宛如集体仪式，不断重复一样的动作，有些人当然会觉得厌倦与不耐烦。”[64]1934年，媒体大肆报道佛罗伦萨的法西斯大型表演“18-BL”。军方特别派出一个空军中队、各旅士兵，还有五十台全新的法雅特18-BL卡车。整个活动却是个极大的失败，当时的评论家说，这个表演的结果是“让大众更讨厌这样的集会”。[65]同时，1933年德国纳粹的劳动节庆祝大会：

游行路线上的某些路段，一旁只有稀少的一排旁观者。纳粹的政治性表演太过突兀，不适合劳动节。许多人观察到，街道在这一天变成舞台，唯一的服装就是蓝色罩衫，演讲者的谈话和姿态很僵硬，一切都按照剧本走，观众因而死气沉沉。[66]

历史学家彼得·弗里切（Peter Fritschze）引用一个工人的话，他被要求参加这个集会：“我一离开队伍，旁边的人立刻跟我走。活动一结束我们就跑回家了。”[67]

至于伟大的纽伦堡大会，根据近年来德国历史学家的研究，这些集会“冗长又陈腐”，只是为了要操弄群众。2001年，“纽伦堡纳粹集会文献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Nazi Party Rally Grounds）开幕，我们才得知纳粹大会的另一面，里芬斯塔尔要不是没注意到这些场景，就是都剪掉了。许多娼妓涌入大会所在地，性传染病攀升；公共厕所不足，仅有的几间更是肮脏不堪。[68]要是表演本身又臭又长，就会有很多人在一旁喝啤酒。警察逮到很多“干部”在破坏喷水池——可能是把它当成厕所了。[69]1935年后，连纳粹自己都对爱国大会失去兴趣，不只花费昂贵，还不见得每次都能达到“神秘效果”：“要打造气氛绝佳的大型集会，需要很多元素，包括夏夜闪烁的星空……热情的观众、排练完美的合唱团，精心编排的军队游行——但是只要下一场雨就全部都毁了。”[70]

近现代的统治者想利用爱国大会——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庆典到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大型集会——取代传统节庆，但从以上种种描述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成效不佳。失败的原因和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论是左翼的法国大革命，或是二十世纪恶毒反动的法西斯政权。失败的是他们所用的手段：无止尽的游行、阅兵和激情的演讲。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手段本身就在传达某些讯息——权力、军事主义、团体至上，但时间一久，这些讯息就变得令人厌烦。

就算当作单纯的娱乐活动，爱国大会也不够格。首先，爱国大会是非常严肃的场合。传统嘉年华则带有颠覆性的幽默，平民扮成大官，和平地嘲讽当权者，享受几天的放纵。但我们在这一章所提到的爱国集会就没这么轻松，罗伯斯庇尔举办的庆典充满清教精神，绝不会有嘲讽剧，更没有人敢把希特勒演成“蠢蛋王”，骑着驴子在街上倒走。嘉年华的愉悦完全不见，纳粹举办的这类爱国大会，只是要赞扬国家权威，是要灌输公民美德，或让人民感到敬畏。

爱国大会可以换个样子，少点训话，更缤纷、更趣味轻松吗？当然可以，2002年英国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除了一般的军事操演（飞翔而过的战斗机），流行歌手、华丽舞者带来一连串的综艺秀，王室成员也展现私下常人的一面。但比起参与度高的活动，大型集会本身能提供的体验还是很有限。在中世纪晚期的嘉年华中，每个人都能巧思扮装来显现个人特色，有些人则展现搞笑的本领，舞者和运动员也尽情展现自己的天赋。你既是观众，也是表演者。但只有展演活动的集会，就算表演的创意再多，也无法让观众参与。他们不过是被动的群众，没人会注意到个人的一举一动。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场中央：游行、演讲、元首抵达时的激情场面等。

相较于参与度高的活动，集会活动的观众似乎就是处处受限、毫无成就感。但我们不必如此悲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爱国大会之后，不出一个世代，后节庆时代的西方年轻人将会大举反抗，不愿再当被动的观众，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将开始复兴古代的狂欢节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