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学家欧内斯特·卡什莫尔（Ernest Cashmore）认为，球场嘉年华背后的推手是精英分子，也就是运动场和球团的老板，他们希望这种和平场面能够取代流氓行为。他说：“足球流氓平静下来了，这一切要归功于复刻版球衣、影片、印着球队标志的毛巾、脸部彩绘和各种周边商品。他们知道，要让景气回春的唯一方式就是创造新商品。”[34]不管这些商品是否真的“抚慰”了球迷，球场老板迅速抓住了机会，加强球迷的参与行为。在美国，运动场上装了“欢呼计”（Cheer Meter），球迷就能测量自己发出的声音有多大，计分板上则装了荧幕，催促球迷加油再大声点，或是要跳波浪舞了。此外还有焰火、性感的啦啦队正妹、各种吉祥物、震耳欲聋的音乐以及现场管风琴演奏。[35]他们鼓励球迷扮装：“要球迷穿同一种颜色的服饰。确实，这些周边商品也是总营收的一部分。”[36]1999年，有位女士到现场观赛，她语带宽慰地说，橄榄球终于变得像娱乐活动了：

我以为自己会讨厌看球赛，但没想到这是一场精彩炫目、效果良好的表演。足球赛本身只是额外的点缀。场地两边缤纷的计分板上播放短片、摇滚乐，还有小荧幕提醒观众何时该起来跳波浪舞，显然橄榄球的球迷没聪明到知道何时该动作。[37]

球迷的各种举动普遍地被商业化，脸部彩绘业者、球队老板设法吸引每个族群，就连原先不看球的女生也开始进场，但我们还是不知道球迷彩绘、扮装、唱歌和波浪舞的初始动机为何。对于七十年代英国足球迷的行为，毛里斯认为：“各阶层的球迷自然而然地发展出这些展演仪式，令人印象深刻。”[38]这些活动可以归功于几个创意人士。圣保罗有位退伍军人名叫克劳迪奥·里贝罗（Claudio Ribeiro），绰号“棉花棒”，他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因为“他是个多动儿，听到鼓声就疯狂。巴西举办世界杯时，摄影机老是照到他的巨大爆炸头”。[39]还有纽约市的消防员爱德华·安扎隆（Edward Anzalone），比赛中，他总戴着绿白相间的消防头盔、跨在哥哥的肩膀上，带领大家为纽约喷射机队（New York Jets）加油。[40]应该有人会想到乔希·罗森堡（Josh Rosenberg），他带领五个年轻人组成“奥克兰运动家鼓队”（Oakland A's Drummers）。他们通常都在左外野的看台上大声击鼓，但有时鼓声会不太整齐。[41]

我们会单纯地认为，球迷各种加油举动就是要展现对球队的高度忠诚。但为何我们要这么死忠呢？毕竟球队却越来越少对球迷展现同样的忠诚度。在二十世纪末的美国，商业化已经到了没良心的程度，老板一时兴起就把整个球队卖到遥远的城市。《运动画刊》在1992年略带困惑地评论道：

运动界变得这么无情，很难相信谁能每一年都支持同一支队伍。老板和球员似乎都不在意死忠的球迷，一点表示都没有。虽然如此，每次走进球场或转到ESPN体育台，超级球迷、百万球迷、完美球迷却是有增无减。球迷叫得越来越大声，打扮更是高调，钞票越洒越多。他们在乎球队的每个动向，内心更是随之纠结、高昂。[42]

其实球迷要展现忠诚度，不一定都得用嘉年华的手法。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比赛本身，而不是波浪舞这种会打扰选手的行为。

不管球迷对球队的忠诚度多高，事实上，他们是将注意力从比赛转移到了自己身上。美国记者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观察过克利夫兰布朗队的蓝领球迷（“大狗们”）：“这些疯狂球迷越来越不关心如何让球员表现得更好，反而都在钻研自己的表演。看台上的表演抢了比赛的风采，甚至破坏了比赛的张力。”[43]运动播报员亚历克斯·贝洛斯（Alex Bellos）本身也是热情的足球迷，他谈到圣保罗的球迷组织“忠诚之鹰”：“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感觉到足球场上的一切都在原地打转。老鹰们一出场，足球迷就不再只是观众，而是众人的目光焦点。老鹰们是有自己粉丝的足球粉丝。”[44]

球迷这么执着要成为比赛的一部分，电视媒体想必是推手之一。电视发明后不久，媒体马上用它来转播体育赛事，不过美国的体育赛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攻上黄金时段，美国广播公司的“周一足球夜”（Monday Night Football）首开先例。古特曼注意到，当下电视产生的效果之一，就是去运动场的族群改变了。年纪大的球迷在家也能观赏比赛，现场观众的年龄层自然就往下掉了。[45]据此我们可以大略猜想，电视的普及让球场少了一些观众，也就是那些对临场体验不感兴趣的人。如果你只是对比赛感兴趣，大可在家或酒吧欣赏就好。借由这种自然的筛选过程，到现场观赛的人，都是喜欢体验集体欢腾的人。

无疑，近二十年来，电视转播助长爱现的球迷更卖力表现。首先，热情的球迷借此能稍微体验到成名的感觉，只要你敢尝试与众不同的扮装、彩绘，甚至在寒冷的天气中打赤膊看球，就能抢到镜头。罗伦·斯图尔特就非常努力引起摄影机的注意，后来还受邀在百威啤酒广告中轧一脚。法露迪分析克利夫兰布朗球迷后，她观察到：“球迷和球员都加入战场，看看谁能获得摄影师的青睐。球迷带上工程帽、扮成大狗，现场就算下雨、飘雪，他们都会硬撑到底。最后，球场变成了综艺舞台或是选美会场。佳丽们竭尽心力、搞怪演出，就是希望能抢到镜头。”[46]其次，电视媒体更重要的影响力在于，它把这些爱现球迷（也许我们应该客观地称他们为“观众”）的加油方式传到不同的国家，各种运动纷纷出现类似的加油方式。只要新的加油方式一出现，其他地方的球迷马上就会学起来，所以我们很难断定它的起源在哪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还有一个外部因素改变了球迷的行为，那就是摇滚乐。南美洲人一直很喜欢在足球场上演奏舞曲，有球迷一打鼓，看台上的其他人就跳了起来。但传统上，美国的比赛是没有音乐的，除了国歌和中场仪队表演的音乐，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出现例外。当时球场上也实施种族隔离，有些联盟的球员全是黑人。黑人比赛时，现场会有爵士或蓝调乐团炒热气氛，看台上的观众也随之起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摇滚乐才终于出现在美国各大联盟的比赛中。比赛因此充满摇滚精神，让人想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与全场球迷、球员融为一体。

美国的运动赛事与摇滚乐一开始关系没这么紧密。《滚石杂志》的编辑在1999年写道：“六十年代的文化重心在青年学子，运动不是那个族群普遍关心的议题。就摇滚乐本身的精神而言，它甚至对立于足球联盟。”[47]鲍勃·威尔（Bob Weir）在加入感恩而死乐团前是高中足球队员，他说：“在六十年代，音乐和体育是两个世界。热爱运动的人通常比较能接受团体生活，生活基本上跟士兵没两样……至于摇滚乐手，如果有什么事不合我们的意，我们一定会让大家难堪，或干脆不照规矩做事。”[48]

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许是为了呼应校园反战的气氛，在中场休息时间表演的大专乐队抛弃了军乐，开始演奏摇滚乐曲。七十年代末期，职业比赛现场开始播放摇滚音乐，《时代周刊》把这样的转变归因于美国企业的CEO们开始对摇滚乐产生兴趣，他们可是球团的赞助人：“美国企业丢掉呆板的形象，开始在广告中加入反主流的元素。”[49]既然如此，让摇滚乐融入运动赛事便是弹指之间的事了。但这样的创新倘若遭到球迷的反对，就做不长久。越来越多球迷成为摇滚乐迷，演唱会的举办地点又往往是体育场。所以他们对于乖乖当个观众、好好坐着看球，会感到有点不耐。如果摇滚乐可以出现在广告、电梯音乐、婚礼中，为什么不能在大型比赛上播放？

尽管摇滚乐和美国体育的起源大不同，这两者很快就像棒球和啤酒一样不可分了。1994年，评论员甚至聊起运动和摇滚乐的结合：“这两种产业的区隔渐渐模糊了，感觉只是大型娱乐产业的一体两面。”[50]运动场经理现在会聘请十来个音乐专家，由他们挑选比赛进行时的曲目，唱片公司也把职业运动场当成电台一样的音乐大卖场。[51]

这股潮流发展迄今，若有个盲人走进比赛现场，大概会分不出它与摇滚演唱会哪里不同。中场休息、好球重播、球员上下场、比赛结束庆祝胜利，这些时刻都会配上摇滚乐。但不是所有摇滚歌曲都适合，运动场上有专属的摇滚派别——运动摇滚（Jock Rock），几首耳熟能详的曲子，像是雪橇姐妹（Sister Sledge）的《我们都是一家人》（We Are Family）、巴哈人（Baha Men）的《谁把狗放出来》（Who Let the Dogs Out），都是通过运动赛事才变得流行起来。唱片公司也制作了运动摇滚精选集，专门收录一些振奋人心的歌曲，例如皇后合唱团的《我们将震撼你》（We Will Rock You）和村民（Village People）的《YMCA》。运动场上播放的曲目比较多元，包括山塔那、阿姆、冲撞乐队、红辣椒乐队的歌曲。2006年的超级碗，场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播滚石乐队的歌，球迷拿着手电筒、摇摆身体，就跟在摇滚演唱会上没两样。

据我所知，从票房到球员表现，没人研究过摇滚乐对运动的影响。球员多半会抱怨那些噪音，可想而知，直逼摇滚演唱会的分贝数对球员的表现益处不大。[52]但对球迷来说，球场上摇滚音乐的效果和在演唱会里差不多：一听到就站起来跳舞。无疑，球场管理者会小心不让气氛过“嗨”，所以只在特定的时间如中场休息时播放音乐。虽然如此，和五万人一起在看台上跳舞，这种感觉可是非常迷人呢！有位球迷描述洋基球场上的即兴跳舞活动：“第五局中场休息时，工作人员出来整理场地时，突然一起做出YMCA的嘴型，还跳起舞来，全球场上的观众马上加入一起做动作。”[53]一位评论员写道，球赛现场一放加里·格利特（Gary Glitter）的名曲《摇滚乐第二部》（Rock and Roll Part2），歌迷就会跟着旋律回应：“嘿！”“我第一次在丹佛看到这个场面，当时匹兹堡钢人（Steelers）作客对上丹佛野马（Broncos）。丹佛人是我见过最死忠的球迷，毫不夸张，他们撼动了整个哩高球场（Mile High Stadium）。他们一跳起来，大叫‘嘿！’，气势直冲落几山，球场看台都摇晃了起来。”[54]摇滚乐加强运动场上的派对气氛，人人情绪激昂，放下自我，更加勇于尝试夸张的扮装、脸部彩绘以及全场一致的加油动作。几十年前，大约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的运动赛事还非常规矩，可以说是男子汉的集会，现场洋溢着军乐以及其他军事展演。摇滚乐意外地闯入了这个领域，开创出狄俄尼索斯式的欢乐。

美国人后来便习惯在比赛会场跳舞，与此同时，全球的足球文化也在改变。众人乐于把运动赛事当成庆典活动，而不管此举会有什么影响。有个美国记者在1994年观察到：

有些美国球迷喜欢在赛前开派对，有些人是在赛后，还有人赛前赛后都要庆祝一番。巴西人和荷兰人说：别让比赛中断开心的派对……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球迷觉得自己就是球赛的一部分，就算自己国家的球队没来也没关系。看看那五个穿着绿色和金色服装的男人，还有那个扮成香蕉的。他们来自东京，花了四千美元飞来巴西观看比赛。[55]

对足球迷而言，各国球队较劲之时，民族主义是最强大的力量。但有些球迷超越民族，每一队都支持。2002年世界杯英格兰对丹麦的比赛中，全场有一半观众是日本人，尽管日本在准决赛上可能会遇上英国，但他们还是穿着红白衫支持英格兰。[56]当然多数的球迷对母国队伍都非常忠心，也很关心球赛本身的细节。但运动赛事的内涵似乎不断被掏空。上万球迷一起唱歌、跳舞、呼喊，场面多么壮观，情绪多么高昂，球赛本身的光芒都被盖过去了。

运动赛事变成嘉年华，看来是球迷的胜利，他们打破传统观众的定位，化被动为主动，把比赛变成派对。不过，显然他们是另一群球迷。过去球迷一开始要创造的，是更好的观赛环境与纯粹的运动赛事。劳动阶级的球迷负担不起旅费出国看比赛，但美国本地的球赛门票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涨价，这一切要感谢崭新的运动场和球员飙高的年薪。1996年，有位运动社会学家提到：“美国曲棍球、足球、篮球比赛的门票直逼五十美元，去球场看比赛成为高消费活动。下阶层的人自然被排除在球场外，搞不好一般中产阶级也负担不起。”[57]在英国，全新的运动场只有座位，无站票，不仅门票变贵了，从前劳动阶级专属的看台区也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他们一起唱歌、拍手了。根据法露迪的说法：“劳动阶级完全被排除在运动界之外。有影响力的球迷都是有钱人跟企业家，他们付得起豪华包厢的钱，还能包下整季的座位（有些球场要价五千美元）。亲临现场看足球……就像买车一样，得付头期款。”[58]

球迷的族群结构变了，球赛的庆典气氛是否还会存在，仍有待观察。过去几年，最有钱的球迷已经以行动表明自己不喜欢球场上的嘉年华活动。这些大老板撤退到球场里专属的豪华包厢，边谈生意，边享受美食、鸡尾酒，顺便留意一下球赛打得如何。《美式生活》（American Way，美国飞机上流通的杂志）里头有一篇文章解释为何要区隔不同阶级的球迷：

某个CEO每年付一百万美元租下运动场里的豪华包厢，就是为了和新客户交际谈生意。他当然不会关心看台上那些拥挤的球迷。企业家最不想在私人空间里看到的，就是在脸上涂色、对裁判骂脏话的疯狂球迷。（讽刺的是，最忠心的球迷往往就是负担不起昂贵、奢侈包厢的那群人。）[59]

劳动阶级再也负担不起到球场看球。去不成昔日的聚会场所，他们应该还能在运动酒吧延续运动迷狂欢的传统。在美国，运动酒吧到处都有。而且要找到一家酒吧，里头没有摆放球队周边商品，它的大屏幕没有锁定在运动频道，那可真不容易。但就像几百年前的乡民足球赛和竞走比赛，也许二十世纪后期多彩多姿的运动迷传统将永远消失。当初创造这些活动的阶级，也许再也没机会进球场狂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