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
总之，作为一种全球现象，社会主义已开始彻底瓦解。这是人类在常识（common sense）基础上的重新统一。一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普通人[戈尔巴乔夫]开启了这一进程。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9年10月5日
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和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用了三十年，但这个共产主义巨人的解体却只用了三年。对于在冷战中长大的人来说，这件事突如其来，惊心动魄。对喜欢用天启论的眼光看问题的人而言，冷战乃是善恶之间的搏斗，而且是罗纳德·里根及其政府制服了共产主义这个大恶魔。但大部分学者和分析家的看法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是在它自己的领导人手中，在新的思想、政策和形势的影响下走向末路的。著有《1989年之谜》的加拿大政治学家雅克·莱韦克（Jacques Levesque）认为，“我们目睹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幕：一个大国的政策，克服重重困难与阻碍，坚持以这样一种基于普遍和解的理想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而在这种世界观中，敌人的形象不断地变得模糊起来，直至实际上消失不见”。
人们总是以为，重大事件必有重大原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学者们往往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过渡，归因于一些宏大的、与个人无关的力量：均势的改变、国家之间的矛盾、革命、新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兴起等。而按照目前的学术风尚，同样时髦的还有突出历史的微观层面，即“普通人”的作用与信念、社会生活变化的递增以及作为日常生活现象的权力。在这两种倾向中，认为历史是由“伟大人物”塑造的观点似乎完全名声扫地了。今天，许多历史学家都不愿意承认，掌权者个人的性格特点在紧要关头可以对历史造成重大的影响。
然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却证明了这一点。英国政治学家阿奇·布朗在其开创性的研究《戈尔巴乔夫的因素》中坚称，这个精力充沛、双目炯炯有神、总是带着迷人的微笑的英俊男人，“对于结束东西方的冷战贡献比谁都大”。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当中，对他最忠诚、最支持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的评价很值得一听。他说，戈尔巴乔夫“就个人的品质来说，算不上‘伟大人物’”，但他“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使命”，而那“对于历史来说更有意义”。比较爱挑刺儿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提出了另外一种同样值得注意的评价：戈尔巴乔夫“才智出众，但性格软弱。如果不是这种个性上的矛盾，很难把他理解成历史行动者”。沃尔科戈诺夫承认，“戈尔巴乔夫的才智、情感和意志”为苏联的解体打上了独特的印记。
在有关戈尔巴乔夫的写作中所采用的那些原始资料几乎都是成问题的。这一保留意见同样也适合于他的许多批评者在事后的言论。这些言论有的充满了怨毒与恶意，例如瓦列里·博尔金（他是与赖莎·戈尔巴乔夫关系最近的人）和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书。尽管如此，这样的书，还有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副总书记叶戈尔·利加乔夫、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y Yanaev）、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戈尔巴乔夫的贴身卫士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比较慎重的文章与访谈，还是值得仔细阅读的。
戈尔巴乔夫朋友们的看法表现出另一种类型的偏见。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格奥尔吉·谢瓦尔德纳泽、瓦季姆·梅德韦杰夫（Vadim Medvedev）、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i Grachev）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其他助手和同事，都承认他们以前的上司犯了许多错误，有缺点，但他们对他及其政策背后的那些想法仍然是敬佩的。卡连·布鲁坚茨是唯一的例外。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戈尔巴乔夫固然使得冷战的结束成为可能”，但也“无意中充当了苏联的清算人”。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一种比较具有启发性的原始资料是他的助手们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些记录，以及戈尔巴乔夫与外国领导人及公众人物的会谈记录，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刊发，有一部分可以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档案里查到。最后，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最为复杂的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了。要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搜集证据并非易事；这些回忆录故意弄得让人难以理解，而且经过仔细的编辑，只有非常训练有素的读者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但即便如此，他的回忆录以及有关他执政的那段岁月的回忆，仍然载有他个性的最有力的印记。自从他离开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位以来，他还是他，其独特的言行即使在今天，依然使他与俄罗斯的其他政治家判然有别。
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崇拜者，最后都必然会对戈尔巴乔夫“谜”一般的个性挠头不已。非常具有洞察力的俄罗斯分析家，同时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的德米特里·福尔曼（Dmitry Furman）认为，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终结冷战和共产主义的那六年，“苏联和俄罗斯并没有得到有机的发展，相反，它对于和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相联系的历史作出了贡献”。叶戈尔·利加乔夫写道，政治观念“不可能解释与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条政治道路的曲折性。这其中有包括戈尔巴乔夫个人品质在内的一整套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原因”。
说戈尔巴乔夫不是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并非要贬低或否认戈尔巴乔夫在和平终结全球性的两极对抗过程中作出的历史贡献。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其国人当中已变得非常的不受欢迎，对他的个性和国务活动进行严肃而实事求是的研究，只会有助于消除在俄罗斯的那些抹黑他的夸大其词的谣言和杜撰的指控。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一切还会发生吗？
描述一下关于冷战终结的标准的解释，是重要且必要的，因为这些解释可以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关键材料上，放在戈尔巴乔夫的独特个性和领导风格赖以产生强大影响的政治背景与思想背景上。按照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提出的第一个标准的解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力的天平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变得对美国和西方有利了。相对的衰落让苏联人别无选择，只好采取收缩帝国防线并与强大的西方建立密切联系的政策。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一察觉到这种实力的转换，就根据现实调整了自己的行为。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现实尽管让克里姆林宫冷静了下来，但没有自动规定好一套感知（或者像现代理论家所说的“叙事”）。在克里姆林宫就跟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现实与感知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更重要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感知到不止一种的选择。
对于世界和苏联自身来说，最危险的就是那些年老的苏联领导人在1981年至1984年间讨论的那种选择：对于他们感受到的由于里根政府的扩军和“侵略”行为而带来的威胁进行回击。尤里·安德罗波夫与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元帅考虑过采取紧急措施，为在全面的军备竞赛中与美国保持“战略上的势均力敌”而对苏联社会和国家进行动员。尽管克里姆林宫当时准备在这方面走多远目前尚不清楚，但这种反应的基础在于不信任、恐惧和对武力威慑的依赖。甚至是戈尔巴乔夫，在他一开始执政的时候，也在安德罗波夫的观点的影响下，认为只要里根还在白宫，就不可能达成妥协。
另一种选择跟斯大林死后头几年克里姆林宫的做法相似，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单方面削减苏联的武装力量。这不是说不跟美国搞军备竞赛，而是要赢得“喘息的时间”，以便减轻军工开支给苏联经济造成的压力。与第一种选择截然不同，这种选择符合逐步改革苏联集权体制的愿望，但它需要循序渐进并要牢牢地控制住社会经济生活。直至1989年，华盛顿的大多数分析家还在怀疑和担忧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所在。实际上，这种选择中的有些内容的确出现在了1986年至1987年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成员面前提出的看法当中，并于1988年之后在“战略充足”理论中公之于众。
第三种选择是在彼此都削减武器的基础上与西方达成“友好协议”。这一选择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与其他人一起在二战结束时提出的，而且在斯大林去世后呼声很高。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称之为“和平共处”，而且不管苏美关系中遇到什么样的失败和挫折，他们始终坚持这一点。该选择的核心是一种实用政治，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策略并无不同。其目的是要在世界上保持苏维埃帝国的基本影响力，包括与美国在战略上“势均力敌”，留住苏联在国外的盟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各种“进步”运动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据切尔尼亚耶夫说，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最初几年，相信和平共处是“常识”的选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共存，互不干涉”。
在这里，关键的、也是人们常常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过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种。虽然某些国内的批评者与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以为他在采取“和平共处”或赢得“喘息时间”的策略，但实际上，正如我下文所表示的那样，他所做的完全不同；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的行为非常缺乏连贯性，也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这一点被忠于戈尔巴乔夫的人，尤其是他的批评者在事后看出来了。即使到现在，他们在提起来的时候还认为这是错失了良机，没有走“中国式的道路”。
关于冷战的终结，第二种标准的解释是苏联国内的结构性衰退与危机。苏联的经济、生态以及日常生活质量的每况愈下——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所谓的停滞——连同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种种日趋严重的深层次问题，与美国和西欧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强烈反差。截止到1985年，苏联只能算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国内的经济与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且恶化的速度非常之快。美国方面有些人，其中包括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中情局首席观察家罗伯特·盖茨，意识到了形势对美国非常有利：不断加深的危机将促使苏联领导层为结束对抗而单方面采取行动，满足美国人的各项要求与条件。
甚至可以说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的时候，苏联的老一代领导人就一致认为，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控制军备竞赛的政策，对于国家的经济是势在必行。戈尔巴乔夫当时似乎也同意这一点。在有关记录中，他对政治局说过：这种竞赛将“超出我们的能力，我们会输掉这场竞赛，因为我们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而且，我们可以预料，日本和联邦德国很快就可能与美国的潜能结合在一起。如果开始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那对我国经济的压力相当大”
“国内的结构性的”原因是有说服力的，但更加仔细的考察表明，这种解释也是不全面的。重要之处在于，严重的经济、财政和国家危机只是在1986年到1988年间才开始的，而且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选择和政策，危机越来越严重。在这些选择和政策当中，有两点影响最大。首先，在国家的重建中，戈尔巴乔夫不是去依靠党政官员中最务实的那部分人，而是努力发展新的政治力量与运动，同时逐步削弱党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的权力。其次，他不是在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范围内采取价格改革和削减政府补贴之类的不受欢迎的经济措施，而是鼓励迅速废除这个体制。在1988年之后，这些选择造成了政治混乱与经济灾难。戈尔巴乔夫的“疗法”在把病人推向死亡。
即便在经济与财政急剧下滑的情况下，苏联仍有可能用波将金式的体面的假象来掩盖自身的弱势，并以一种相对势均力敌的姿态与美国谈判。1988年之后，这种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决定开展激进的政治与政府改革，同时让党的机构退出经济生活，这就给国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危机，在苏联社会内部制造出种种失控的政治离心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这一切就等于是革命，并且把苏联领导层都卷了进去。这些政策让苏联从根本上丧失了在国际舞台上像超级大国一样有所作为的能力。苏联沦落到一种既无力帮助自己的盟友也不能在谈判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境地。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也与这种认为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想要按照能够获得的最好的条件尽快结束冷战，国内的结构性危机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相矛盾。首先，在1987年初危机变得严重和明显之前，苏联在谈判中的行为就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变化。其次，在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全力支持下，苏联在1989年、1990年，甚至包括1991年的一段时间中，继续投入数十亿美元，向古巴、叙利亚、埃塞俄比亚、越南等扈从国提供军事装备，而当时苏联的国库几乎已空空如也。美方企图说服戈尔巴乔夫切断对卡斯特罗的石油供应，而苏联的激进改革者甚至建议与迈阿密的反卡斯特罗古巴流亡者建立同盟。但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尽管这样做会赢得美国实权派中许多人的支持。
当时，有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不废除苏联的旧制度，那就没有办法进行改革。尽管如此，从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向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模式的逐步过渡还是可以想象的（就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一个得到党内高层务实派支持的领导人，本来是可以把国家财产逐步私有化的。在叶利钦执政的时候，共产党的书记和部长们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和富有的寡头，这一突出的现象使得一位观察家表示，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党的高级官员”本来就准备“随时把马列主义整座大厦送进地狱，要是这样做才能够帮助他们保住自己的地位并继续其事业的话”。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政策不是去拉拢那些老官僚，而是带领苏联社会越过党的官员，进入“民主时代”。这种“民粹主义”很快便使自由派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恢复了元气。不过，后者几乎是立即就转而激烈攻击这位苏联领导人，并开始支持政治分离主义运动并煽动社会骚乱。这一点，再加上被疏远的党政官员的蓄意破坏，使得戈尔巴乔夫处于一种悬空状态，在政治上得不到实际的支持。由于在国内得不到政治上的认可与支持，戈尔巴乔夫就越来越多地到国外去，到西方领导人那里去寻找这种认可与支持。
有关冷战终结的第三个标准的解释是，苏联领导层内部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受到侵蚀的结果，也是1987～1989年间倡导公开性短期造成的副作用。有些学者在谈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时，以为它取代了苏联的旧思想，尤其是以阶级斗争和世界必然划分为两大阵营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如罗伯特·英格利希在其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在苏联的当权派与知识分子当中，对世界的新看法的根源可以远溯至20世纪40、50年代。有些学者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从国际上的各种源头及其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幕僚们那里吸收的。
在改变苏联国际行为方面，思想的作用的确很大。但即便是在当时，关于这种作用也有些奇怪的地方。简单来说，戈尔巴乔夫把思想太当真了。思想在他的行为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不仅比谈判进程当下的需要重要，而且也比保护国家利益重要。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在于接受这些思想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思想的历史人物。
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解释的关键证据仍然在于存在别的方案。而按照那些方案，拒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来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首先，对意识形态的修正本来可以再缓和一些，更多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加以控制。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们任由追求公开性的进程酿成了一场大揭露，让苏联对外政策的整个基础乃至政权本身都名声扫地。在知识分子当中认为应该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修正的态度开始露头（戈尔巴乔夫本人后来也这样认为）。一些以莫斯科为根据地的修正主义者开始提出，苏联应该单方面为冷战负责，而且唯有它应该负责。他们开始认为西方的政策纯粹是反应性的，是出于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侵略行径以及极权主义威胁斗争的需要。如果采取更加稳健的方法（例如当今中国的做法），本来是可以对历史修正主义加以约束并消除其之于对外政策的日趋极端化的压力的。
摈弃旧的意识形态本来可以导向务实而灵活的态度和某种实用政治，更多地基于对国家利益的适度而清晰的构想，而非基于崇高的原则和思想。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84年说人们可以和戈尔巴乔夫交往的时候，让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引用了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话，后者主张把对外政策建立在“永恒的利益”基础上。但苏联在1988～1991年间对外政策的基础却远远偏离了帕默斯顿的名言。那种政策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浸透着救世精神。1987年年中，戈尔巴乔夫写了一本书，名为《改革：我国与世界的新思维》。它描绘了一幅以公正、民主的世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图景，苏联在其中将扮演关键的角色而联合国则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戈尔巴乔夫用另外一种救世观念取代了苏联对外政策一直以之为指导原则的那种革命与帝国的救世观念：“苏联的改革只是从属于某种全球性的改革，那将是世界新秩序的诞生。”
新的意识形态动机本来用不着一定要彻底放弃使用武力和权力投射。对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以及1985～1988年间他在政治局的大部分同事们来说，积蓄力量、高压政治以及均势，可以说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有意义。与对社会主义的远景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相比，他们对权力与帝国即使不能说更在乎，也是同样在乎。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范式转换中，拒斥的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有后斯大林时期以中、东欧为出发点的苏联地缘政治利益的整个逻辑。
在“新思维”与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的选择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人们可能会赞同整个那些思想观念，但在是否或者何时要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问题上——这些改革必然会导致苏联的衰落与分裂——却与戈尔巴乔夫彻底分道扬镳。对于大多数国务活动家来说，思想观念只是工具，而且要理解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就必须仔细检查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被赞成它们的人所运用的。拿戈尔巴乔夫来说，当他企图依照其“新思维”中的想法去塑造苏联及国际关系现实的时候，他显然有点不自量力。
一个境况不佳的庞大国家的领导人，会愿意为了全球的道义事业而拿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自己的政治权力基础本身去冒险，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别的例子。即使是列宁，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英雄，在1918年也为了保住权力而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有过妥协。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在1988年3月由所谓的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eva）的来信而引起的辩论中，他在政治局同事面前阐明了自己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他放弃了安德罗波夫主张的稳健的现代化道路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比较冒险的激进试验。这使得他身边的人们日渐分化。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机关中大多数人都担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失去控制。赫鲁晓夫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有人开始表示不满，认为戈尔巴乔夫想要毁掉并抛弃斯大林建立的所有东西。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警告戈尔巴乔夫，如果猛揭老底，苏联人的心理有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崩溃。意识形态保守派的代言人叶戈尔·利加乔夫，也首次提出对共产主义集团解体的担忧：“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渡过难关，但还有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怎么办？历史变成了政治，而我们处理此事的时候，不应该只考虑过去，还要考虑将来。”
戈尔巴乔夫把自己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同事当作恐慌制造者而大加嘲讽。而谢瓦尔德纳泽则宣称，“原始主义和思想狭隘使得赫鲁晓夫未能把党的二十大路线贯彻到底”。所谓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所以也就没有多少可以失去的。至于社会主义集团，他继续说道：“拿保加利亚来说，拿波兰过去的领导来说，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目前的情形来说，那是社会主义吗？
到1989年春，就连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助手们也看得很清楚：自上而下的彻底重估苏联的意识形态与历史，已经引发了自下而上的汹涌的政治波涛。戈尔巴乔夫正在无可挽回地失去对国内外事态发展的控制。1989年5月，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在我的内心里，压抑与惶恐与日俱增，那是对戈尔巴乔夫理念的危机感。他准备走得很远，但那意味着什么？他最喜欢的口号是‘不可预测’，但我们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国家的崩溃和混乱。”
命运攸关的个性
上一章对戈尔巴乔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做了对比，但这种对比应该再深入些。俄罗斯学者娜塔莉亚·科兹洛娃（Natalya Kozlova）对苏联时期俄罗斯农民的心态做过研究。她发现，“农民文明”（peasant civilization）的带有暴力色彩的迅速终结，带来了惊人的社会流动性和人员流动性，年轻的农民搬到了大城市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新加入城市文明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从“愚蠢的乡村生活”跃升至他们可以够得到的最高的社会阶层。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塑造出第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充满活力，坚定而务实，相信物质上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二批这样的人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平时期出现的，当时是苏联城市化和大众教育的最后阶段。这批人有着乐观的世界观，但对于文绉绉的论述和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怀有天真的信任感——这与老于世故、犬儒化、习惯于双重思维的城里人不一样。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共同的根基与差异就应该从那里去寻找。
有理由认为，在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份显著的自信与乐观。他受挫后的恢复能力非同一般。作为个人，戈尔巴乔夫拥有非常健康的自我和稳定的价值观。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俄罗斯南部库班哥萨克所在的地区、莫斯科大学和政治局本身——他在政治局无疑是最年轻的成员）养成了他健康的自尊心。不管怎么样，他对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都没有动摇过。
钦佩他的人说，戈尔巴乔夫天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本能就是源自这种自发的乐观。据切尔尼亚耶夫判断，戈尔巴乔夫“天生的民主本能并没有因为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而完全变质，尽管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某些‘痕迹’”。据说在他搬到莫斯科并加入政治局的时候，权力高层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观念着实让他感到震惊。虽说有许多不法行为和肮脏的交易跟他也有牵连，但切尔尼亚耶夫认为，他的民主冲动对他的行为仍然在起着作用。
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看来，一种后天养成的、重要的态度就是他的天真。他的助手之一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对自己同事们的常识有一种天真的信任”。在德米特里·福尔曼看来，戈尔巴乔夫相信他所发现的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民能够领会。路德很可能也同样认为自己的真理显而易见，可以很容易让教皇相信它们”。戈尔巴乔夫的调整（perestroika）乃是一场“改革”；他需要像传道者那样，改变共产主义异教徒的信仰，使他们皈依一种更公正、更合理的新教义，帮助他们摆脱威权主义体制、军国主义和贫穷。
戈尔巴乔夫（及其妻子赖莎）的生活道路促成了他对“改革”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并在斯大林主义发生危机、人们对“人性化的”共产主义产生罗曼蒂克的憧憬的时候，来到了外省的斯塔夫罗波尔。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外省回到了莫斯科，而当时那些罗曼蒂克的憧憬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和日益犬儒化的党的官员中间已经凋谢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列宁依然是他的典范。从列宁的个性中（毋宁说是从他那经过剪贴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中），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尤其是对革命思想的威力的狂热信念、“历史”乐观主义以及应对社会政治乱局的坚定决心。甚至是在1989年初，戈尔巴乔夫还向切尔尼亚耶夫坦承，他在精神上要“仰仗列宁的意见”。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自信和民主本能，批评者们看问题的眼光完全不同。利加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照他的性格就无法理解”改革会有多难。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说，在戈尔巴乔夫和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之间，有很深的心理隔阂。戈尔巴乔夫的安全官员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写道，“有知识分子气的”戈尔巴乔夫跟大家长式的勃列日涅夫不同，他跟苏联民众在一起感到不自在，宁可跟西方人说话。
戈尔巴乔夫的朋友们知道，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俄罗斯及苏联的主流心态有多么不一致。但他们与他而不是人民站在一边。例如，切尔尼亚耶夫认为苏联社会中尽是些“堕落的、只想着索取的人”。在戈尔巴乔夫的朋友看来，他完成了一项丰功伟业：从苏联极权主义制度可怕的麻木和奴役状态中唤醒了社会。其余的，切尔尼亚耶夫认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证明，这个社会配不上它的领导人，“新思维”是超前的。鉴于所有这一切，当苏联社会失去控制而横冲直撞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就刹不住了。
戈尔巴乔夫的朋友和敌人都强调他那种自发的乐观与天真的一个重要后果：喜欢“心血来潮”，天生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讨厌治理的实际细节。他们都承认他的改革毫无计划性，而“新思维”也模糊不清，无法为改革提供实际的指导。戈尔巴乔夫喜欢说的除了“不可预测”之外，还有“听其发展”和“事态在不停地发展”。照德米特里·福尔曼的判断，这与他对人民尤其是苏联人民持过于正面的看法一脉相承。“在他看来，为了他们自己，人民似乎总是很乐于把生活安排好的。”他对下面这一点几乎毫不怀疑：最好是放手让社会自行变化，然后只需袖手静待，因为“进程”自会产生最合乎情理的结果。
即便是钦佩他的人也承认，戈尔巴乔夫一直未能给国家机器绘制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图，未能采取持久而审慎的行动计划并防止社会中的心理混乱和思想崩溃，这一点跟他的心理特征有关。切尔尼亚耶夫的政治回忆录反映了他的挫败感和耿耿于心的怀疑。他写道，戈尔巴乔夫在自己还有机会的时候却未能实行有针对性的经济改革。在价格改革的问题上，他一拖再拖，任由财政危机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他还任由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的阿富汗战争变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战争”。他让鲍里斯·叶利钦在1990年和1991年凭借与名声扫地的旧政治秩序的决裂而夺走了政治主动权。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还是强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致命的缺陷。他们认为，既然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改变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那就只能依靠试错。同时，他们还认为，要是戈尔巴乔夫真的预见到自己使命的全部复杂性与危险性，说实在话，他就永远也不会去做了。这种对戈尔巴乔夫能力的评价，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苏维埃体制与苏维埃帝国没有人能够改革得了，只能彻底摧毁。
在他下台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一次坦诚的讨论中承认，他的做法有“许多天真和乌托邦的成分”。但他说他从1988年开始就有意冒着政治动荡的危险，因为他想要“唤醒”苏联人民。否则，他说，“我们的命运就会跟赫鲁晓夫一样”——那就是说，党内的高级干部就会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
批评者否认党内官员在1988年曾经真的挑战过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地位。威廉·奥多姆（William Odom）认为，戈尔巴乔夫“惯于搞阴谋诡计和喋喋不休地蛊惑人心，预见不到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利加乔夫写道：“太迟，对事态变化的反应太慢，这是戈尔巴乔夫政策中最突出的特点。”他在一次采访中还说：“当发生某些有争议的事情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常常是拖拖拉拉。我的解释是，他想让别人来分析，什么对社会有影响，什么对社会来说是麻烦的。他希望有成熟的果子掉到他的兜里，好让他捡起来就行了。但是，不随大流常常也是必要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领导人坚持站在少数派一边而结果证明是正确的。可惜，戈尔巴乔夫缺乏那种品质。”克留奇科夫在谈话和文章中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容易冲动跟他的个性，跟他的反常的性格特点有关”。
批评者们相信，如果是做事更加有力而沉稳的另一种类型的领导人，结果就会大不一样。这个假想的“他者”可以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逐步改变共产党和苏联。而且，批评者们提出，这本来是在不用破坏国家的基础，不用造成全面的政治与社会混乱的情况下可以做到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领导人的自我形象，对于理解冷战的终结是极为重要的。这跟他的目标和理念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使他坚持这些理念和目标的他本人的隐秘的心理“内核”。1988年10月底，戈尔巴乔夫正在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人宣布他的新信仰。他让自己的智囊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国际部新部长多勃雷宁、瓦连京·法林（Valentin Falin）和切尔尼亚耶夫去准备一份发言，回应丘吉尔1946年3月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著名演讲。“它应该是反富尔顿演讲的，也就是说，是与富尔顿演讲反过来的，”他说，“我们要根据近三年的成果来展示我们的世界观和哲学，要强调我们思维方式的人性化和非军事化。”
无论是从他给苏联指出的方向，还是从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来看，戈尔巴乔夫都是按照理想化的列宁来塑造自己的——这一点与斯大林完全不同。作为苏维埃国家与帝国的缔造者，斯大林对他本人和他的创造物几乎不加区分。他把对这些创造物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挑战都视为对他本人的侵犯。反之亦然，要是对他的声誉和权威有任何怠慢（特别是来自外国人），也要被视为对作为一个大国的苏联的声誉不可容忍的侮辱。戈尔巴乔夫没有感到与从自己前任们那里继承得来的那种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及帝国有什么个人的联系。后来，他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存联盟”。然而在实际上，他是想按照他所吸收和发展的思想来发动一场革命。
戈尔巴乔夫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继任者们那里继承了总书记的职位。但他除了权力、声誉、稳定和国家利益之外，还有其他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他的第一个要优先考虑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合作与非暴力的基础上构建全球秩序。这就把戈尔巴乔夫——至少是在他的自我形象中——置于20世纪像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等普遍原则的倡导者行列。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作为国家建设者或国务活动家，这些人并不优秀。
斯大林与戈尔巴乔夫都对苏联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说这两个人的治国术有天壤之别。斯大林以其粗暴而血腥的方式成为苏联及其外部帝国的设计师；他采取的政策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他所喜欢的惯用手法是划分势力范围，而且让这些范围完全不受其他大国的影响和渗透。无论是苏联内部还是苏联支配的其他国家，他都会通过武力威胁和暗中的政治操纵对其进行彻底的控制。至于戈尔巴乔夫，即使是对有苏联驻军的国家，他也坚决拒绝把它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来对待。事实上，对于中欧各国的内政，他很注意采取不插手的态度。当亨利·基辛格1989年1月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小心翼翼地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由苏美共同管理中欧改革的时候，作为“新思维”倡导者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却并未理睬，甚至还有点不屑。
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
斯大林向整个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灌输了极端排外的思想；他把西方文化的影响视为对其政权的致命的威胁。一旦在某个问题上打定主意，斯大林就容不得不同意见。对其“路线”稍有偏离，他也难以容忍，认为那是异见的表现，要么有造成混乱的危险，要么是失控的征兆。他习惯把事情往坏处想；他怀疑西方所有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甚至包括那些想安抚苏联的人，都在策划最恶毒的反苏阴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方没有一点点排外情绪或文化上的敌意。他喜欢西方人，尊重有着各种各样信仰的西方政治家并逐渐把其中的一些人视为自己的朋友。他遇事总是往好处想，并开始在国际事务中依照假定的善意、诚实、正直、守信而行事。
在其国外崇拜者看来，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行事风格几乎与西方政治家一样的苏联国务活动家。考虑到他的背景，这种现象在当时是无法理解的。当然，在他执政的头几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他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还保留着苏联许多标准的老一套的看法。但即使是在把里根和科尔（Helmut Kohl）及其同事作为对手对待的时候，他也已经在开始拆除“铁幕”了：首先是允许知识分子和官员当中一部分经过挑选的、拥护现行体制的人与外国人自由接触，然后是为社会中其余的人开放外面的世界。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大家庭”这一想法的转变。这个想法最初是在1985年和1986年间被当作一种外交工具来利用的，是要挑起美国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不和。到1989年的时候，它引发了公众的争论并成为“重返欧洲”、拒斥斯大林主义封闭社会的同义语。戈尔巴乔夫把这一想法作为自己信念的基石。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亲密助手谢尔盖·塔拉先科（Sergei Tarasenko）声称，在1988年中期之后，“当我们在国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依靠美国，我们才能暂时维持下去，甚至是保持大国的地位。我们感到，一旦离开美国，我们就会被搁在一边。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向美国靠拢”。
正如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样，这并不只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政策。德米特里·福尔曼说，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Westernism）是一种依赖情结，其他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也都有这样的情结。“对于所有的苏联人民来说，包括党内的高级官员，”他写道，“西方一向是渴慕的对象。到西方旅行是最重要的地位象征。这你没有办法；这是‘在血液里的’，文化里的。”再者，戈尔巴乔夫很享受他个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获得的巨大成功。美国的戈比热是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公众舆论相互吸引的自然而然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能够与西方领导人以及西方人民相处融洽，对于这样的能力，切尔尼亚耶夫很是钦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谈到了戈尔巴乔夫成功地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建立的友好关系。他说，在对外政策方面，“新思维”毕竟不是原创的或全新的。新的地方在于苏维埃体制的领导人——他本人受苏联社会的影响，却能够如此迅速地摆脱苏联人的那种心态。当切尔尼亚耶夫看到戈尔巴乔夫和科尔聊得很投机的时候，他“感到仿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对立与仇恨，都开始模糊了”。
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声称，戈尔巴乔夫个人在西欧和美国获得的巨大成功，让他变得忘乎所以，开始把自己与外国领导人的友好关系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心理上转而寻求西方的认可，那是因为社会政治状况越来越混乱，他在国内的人气开始急转直下。就如同瓦列里·博尔金理解的那样，“民主化开始了，但它突然转向了错误的方向，而且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他的主要对手叶利钦成了它的领导者。这样，戈尔巴乔夫就把他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西方身上了”。另外，批评者们还指出，在使戈尔巴乔夫偏离1985～1987年的内外政策并走向激进政治改革的新路线方面，西方的建议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有害的影响。
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直言不讳地说，戈尔巴乔夫为了一时的人气和与西方政治家的良好关系而“浪费了苏联的谈判潜力”。在多勃雷宁看来，西方政治家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弱点。198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急于结束冷战，因为他在国内的前景不太乐观，需要在对外政策方面有所突破。结果，“在与美国及其盟友打交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外交往往占不到便宜”。科尔尼延科认为，戈尔巴乔夫过于在乎西方的意见和建议，所以就仓促行动，要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作为治国者的戈尔巴乔夫一心想用国际公认的头衔“苏联总统”来代替“共产党首脑”这个称谓。
戈尔巴乔夫与外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显示得清清楚楚：1988年之后——如果说不是更早的话——从社会民主党人到反共的保守主义者，西方人也许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最重要的资源。在他们那里，他找到了理解、倾听的意愿和——这一点十分重要——对其改革宏图的欣赏。而这些都是他在自己的政治局同事当中，甚至是在他本人那些有才识的幕僚当中找不到的。
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也承认他在心理上对西方有依赖感。福尔曼坦承，“戈尔巴乔夫的注意力极度地转向了西方。在他频繁的出行当中，他显然很放松，而在国内，反对的声音和混乱的局面却愈演愈烈”。同样还是福尔曼，他反对这样的说法，即西方利用了戈尔巴乔夫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但他也非常遗憾，戈尔巴乔夫不加批判地采纳了那么多西方的建议。在他看来，对于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治家的建议，“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是那么在意”，那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西方本身“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会更好。
乔治·布什（George Bush）、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以及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都承认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有过重大的影响但又都否认他的陡然转向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在马特洛克对苏联的事后检讨中，他写道：“如果当初由美国和西欧来控制，把苏联的各个共和国建成一个民主联盟，它们本来是会乐意那样做的。”不过，与戈尔巴乔夫热情的亲西方态度截然不同的是许多西方领导人的内敛的实用主义态度。美国与西方对苏政策的基础不是思想观念、救世的事业和个人的喜好，而是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利益。
对武力的反感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让同时代人和见证者感到困惑不解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非常反感动武。当然，在“新思想者”（new thinkers）当中，对武力的怀疑很常见。它也可被视为一代人所特有的现象，它源自二战的影响又在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浪潮中得到了强化。例如，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私下里把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称作“火星人”，因为他们无视强权政治的法则。“我不知道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一定会有多么不解，”他向自己的儿子坦承，“他们搞不懂，戈尔巴乔夫和他在政治局的朋友们为什么不明白怎样去利用武力和施压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戈尔巴乔夫有反感动武的性格特点。实际上，对他来说，这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经历，不如说是出于他的秉性。非暴力的原则不仅仅是他的内外政策的基础，也是一种真诚的信念，是他个人的道德准则。他的同事和助手都证实：“避免流血是戈尔巴乔夫永恒的关切”；“对戈尔巴乔夫而言，不愿流血不仅仅是个准则，也是他参与政治的条件”。他们说戈尔巴乔夫“天性就是个不仅不会使用独裁手段，甚至也不会诉诸强硬的行政手段的人”。批评者声称戈尔巴乔夫“没有流血的勇气”，哪怕是在国家利益要求这样做的时候。
戈尔巴乔夫声明放弃使用武力并非“新思维”或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为了自由主义的目标而使用武力，而且相当多的自由主义者和以前的异见分子后来都开始认为戈尔巴乔夫在1988～1991年间绝对反对武力是有害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格里戈里·波梅兰茨称赞戈尔巴乔夫对中欧放手的决定。但同时他也说，戈尔巴乔夫在南高加索、中亚和苏联其他地区“放出了各种破坏力量”——野蛮、种族灭绝和混乱的力量。“国家的首要职责是制止混乱。”波梅兰茨责备说。另一个批评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强调说：“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坚定是必需的，更别说苏联了。”
随着冷战在欧洲开始走向终结，苏联也出现了最初的分裂——这不仅仅是巧合。在这两者当中，戈尔巴乔夫的偏好与个性都扮演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位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把结束冷战与苏联的成功转型这两个目标分开过。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非暴力的观念，它是戈尔巴乔夫个人反感武力的产物。在1989年4月第比利斯惨案之后（应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请求，俄罗斯军队使用铲和毒气对付举行集会的民族主义分子，致使21名格鲁吉亚平民死亡），戈尔巴乔夫宣布禁止使用武力，哪怕是在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分裂国家的情况下。他对政治局说：“我们已经接受的一点是，即使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武力也无济于事，那在国内就更是如此——我们不能也不会诉诸武力。”显然，戈尔巴乔夫这样做也就放弃了维护秩序的权力，而维护秩序是国家主权的基石，也是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所在。除少数例外，戈尔巴乔夫一直到他执政的最后一天都在恪守这条古怪的原则。
西方政治家，尤其是布什和贝克，看出了戈尔巴乔夫治国之道的这一特点并成功地利用了它。例如，在马耳他，关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那里的民众运动正开始要求摆脱苏联获得彻底独立——布什向戈尔巴乔夫建议，达成一个君子协定。这就触犯了苏美关系中由来已久的禁忌，即，不干涉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内政。不过，布什找到了正确的方式。“我想要对您解决波罗的海问题的方式有最充分的理解，”他说，“这方面不能有任何闪失。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也许会更好，因为我非常想看看，您对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问题是在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表示关切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全球秩序而防止美苏伙伴关系出现闪失，戈尔巴乔夫也就爽快地同意了。结果，双方达成理解：美国人不要有任何企图，想帮助波罗的海地区的独立运动，反过来，戈尔巴乔夫也不能用武力去解决波罗的海地区的问题。
在下台数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仍然坚定地信仰不使用武力。他后悔有几次在苏联国内对民族主义分子使用了武力。在提到那几次和其他一些危机的时候[1988年2月阿塞拜疆暴徒在阿塞拜疆工业城市苏姆盖特（Sumgait）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y Karabakh）的种族冲突、1989年4月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1990年1月在巴库发生的更大的流血事件、1991年1月维尔纽斯和里加的镇压]，戈尔巴乔夫说：“有过多次要对我施以血的洗礼的企图，但它们都没有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戈尔巴乔夫就像利加乔夫说他的那样：“就需要使用暴力拯救人民而言，只有当国家中的最后一位公民都认为别无选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会用它。这是戈尔巴乔夫性格的特点。”每当按照莫斯科的模棱两可而且很可能是口头的命令动用有限的军事力量对付民族主义分子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就立即回避，任由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媒体对军方狂轰滥炸而坐视不管。这样的行事方式既让苏联军队无所适从，也长了想要毁灭苏联的那些势力的志气。
要把放弃使用武力作为内外政策的主要原则，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决定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同凡响、绝无仅有的。加拿大学者雅克·莱韦克写道，“苏联将其与自己的帝国分离开来的方式，与它自己的和平终结”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可以看作是它对历史的最有益的贡献”。但是，被戈尔巴乔夫奉为圭臬的非暴力原则，虽然在西方很受欣赏，却不可能在俄罗斯国内得到拥护。撇开戈尔巴乔夫在其他方面的作用不谈，对他的同胞而言，他首先是他们稳定与生计的保证和权威，也是国家的存在本身的保证和权威。戈尔巴乔夫显然没有能力，甚至可以说拒绝扮演这种角色——这是苏联突然崩溃以及数千万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陷入混乱与不幸的原因之一。
戈尔巴乔夫、1989年的和平革命及德国的重新统一
乐观、天真、做事喜欢心血来潮、对西方的推崇和对武力的反感——这些性格特点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造成的影响，从苏联在各个共产党政权崩溃期间对东、中欧采取的政策和戈尔巴乔夫在德国重新统一前的外交活动中就可以反映出来。批评者和支持者都指出，在1987年之后，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很少在政治局进行正式的讨论，而仅仅是在幕僚小圈子中进行讨论。在谈判方面，戈尔巴乔夫依靠的是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而且还渐渐地开始与外国领导人“面对面地”讨论问题。由多个机构共同组成的决策体系（国防委员会、制定裁军提案的五人委员会、克格勃的非正式“加盟”，还有国防部）常常只能袖手旁观。在德国问题上，一名参与者证实，戈尔巴乔夫“实际上都是独自，或与谢瓦尔德纳泽联手”操纵了“所有谈判，把职业外交官都晾在一边，也很少通知政治局”。总之，戈尔巴乔夫虽说拒斥斯大林的遗产，但他还是行使了斯大林的那种权力，在重大决策中一手遮天。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特点和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种种怪癖影响着苏联的政策，而且几乎不受什么约束。
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反斯大林”的个性与共产主义在东、中欧的和平终结（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除外）有很大的关系。那里的共产党政权在1989年初的动摇，正如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的广泛研究所显示的，是由苏联的公开性和改革的溢出效应直接造成的。随着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权的相继崩溃，事态的新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又开始溢出，蔓延至苏联，动摇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并削弱了党和国家的控制力。
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但并不是政治局成员和军方的所有人）为什么决定对苏联的那些共产主义盟友坐视不管，任由中、东欧的局势自行发展呢？这其中关键是“新思维”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戈尔巴乔夫要把北美、欧洲和苏联联合起来的救世目标。1989年1月底，戈尔巴乔夫委托由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负责的政治局外交政策委员会与各种各样的机构及智库一起未雨绸缪，以应对中、东欧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的不测事件。雅科夫列夫从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征集了许多分析报告。它们大多预言在同盟方面会出现全面的危机。有些人直言不讳，认为苏联的各个盟友已经暗中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处于“西方强大的磁场中了”。由奥列格·沃戈莫洛夫（Oleg Bogomolov）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撰写的一份备忘录认为，如果各执政党不对反对势力做出让步，那它们就会面临“政治上的火山爆发”。其他分析家则预言，会发生“非常尖锐的社会政治冲突，后果难料”。所有的报告都反对苏联在该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最具代表性的结论是，任何政治军事的干预都不能保证成功，反而有可能引发接二连三的暴力反击和苏联集团的崩溃。不过，该委员会并没有征求总参谋部的意见。这些备忘录是向已经接受这些想法的人宣讲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那些“新思想者”（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都相信，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极端错误的，而他们不管怎样都不会考虑动用苏联军队。
但所有这些还不足以充分解释苏联为什么会没有积极介入，也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设法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与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主张改革的力量一起协调行动，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并保持克制，不单方面采取有可能加速华约组织内部动荡的措施。苏联之所以听之任之，原因在于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出现了两方面的新情况。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1988年底发起的激进的政治与政府改革。之后，国内的各种新情况纷至沓来，让戈尔巴乔夫的领导班子疲于招架。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包括负责对华约各国的局势进行“监护”和“瞭望”的人，都开始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准备1989年3月议会的半自由选举的各种备忘录与报告的写作，以及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中，后来又投入到戈尔巴乔夫于5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稿和各项政策的起草工作中。第二个新情况是严重的财政危机。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宣布，将中、东欧的苏联驻军减少14%，并将军火产量减少19%。这些措施证明1988年12月7日他在联合国发表的“反富尔顿演说”并非空话。同时，它们也是苏联领导层为了削减国家开支的无奈之举。苏联领导层拿不出钱来影响中、东欧的事态发展，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国家的政府转而向西方寻求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就那么漫不经心地让苏联在中欧的外部帝国分离出去，想起来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989年3月3日，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米克洛什·内梅特（Miklos Nemeth）告诉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匈牙利西部和南部边境彻底取消电子的和技术性的保护措施。我们已经不需要它了；它现在只是用来抓住想通过匈牙利非法逃往西方的罗马尼亚的和民主德国的公民”。他小心翼翼地补充说：“当然，我们还要跟民主德国的同志谈一谈。”记录下来的戈尔巴乔夫的话只是寥寥数语：“我们在自己的边界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我们也在变得更加开放。”
不干涉主义和缺乏切实可行的策略，成了1989年夏秋之际的危急关头苏联外交的显著特征，当时中、东欧的形势发展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1989年6月4日，波兰人选举团结工会成为他们的政府的领导者；尤其是接下来的两个月，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的总统职位也受到威胁。莫斯科与华沙之间在这危急时刻的光缆通信及其他通信联系的内容现在还看不到。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yaczyslaw Rakowski）是波共内部的主要改革者。他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只是叫他查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他很小心，没说任何具体的建议或任何有可能被理解为干涉波兰事态发展的话。9月11日，当主张改革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为想要逃往联邦德国的东德人开放边界的时候，莫斯科明显保持沉默。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当时有几万名东德人涌入了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动摇了这些国家的政权。9月27～28日，谢瓦尔德纳泽估计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会见了詹姆斯·贝克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讨论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日益严重的难民危机。结果是，东德难民被允许暂时留在这些城市的西德使馆的大院里。”
戈尔巴乔夫后来声称，到1989年的时候，他已经准备从中欧撤出所有的苏联军队，但他想一步一步地慢慢来——主要是考虑到国内的反对而不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切尔尼亚耶夫在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当时担心的是，“一旦我们开始撤军，人们就会大声质问：‘我们过去是为什么而战的，在二战中我们的几百万士兵是为什么而牺牲的？’当时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些问题非常敏感”。
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政府和西德政府的立场特别在意。关于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罗曼史”，当时在华盛顿并不存在共识。罗伯特·盖茨、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对“新思维”不屑一顾，认为它往好里说是演戏，往坏里说是欺骗。即便是苏联从阿富汗的撤军——到1989年2月已经完成——也不能说服他们。务实而“现实的”斯考克罗夫特把它理解为是为了“减少损失”，并认为“苏联的重点没有变，只是范围缩小了”。
不过，到1989年夏，布什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认为，他们必须跟戈尔巴乔夫打交道。他们还意识到，他的个性是个关键。“瞧，这个家伙现在成了改革的化身。”布什对仍然表示怀疑的专家们说。他没有理睬中情局苏联司的分析报告——该报告说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对事态发展的控制，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伙伴。7月，布什到了波兰和匈牙利。在那里，他对共产党改革派表示支持并劝反共的民族主义分子不要捣乱。这次访问以及与布什的当面交流减轻了戈尔巴乔夫的担忧。1989年9月，谢瓦尔德纳泽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建立了不一般的友好关系，并与之敞开讨论了困扰苏联领导层的诸多国内问题。
西德的立场及其有关民主德国的计划，也是戈尔巴乔夫很关心的问题。除了一帮“新思想者”，苏联对外政策和军方的实权派对联邦德国仍然感到不放心。不过，到了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已经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而后者一度是这位苏联领导人最严厉的批评者。这使得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对外政策迅速发生转变——一位西方学者将这种转变说成是，不亚于“对各种同盟关系的倒转”。在与联邦德国关系升温的同时，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进入了“冷和平”阶段。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拒绝再像过去那样，让东德的各位领导人经常性地干扰苏联的对外政策。
当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6月11～15日访问西德的时候，大街上挤满了热情欢迎的人群。西德人的戈比热与苏联公民对其领导人日渐冷淡的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在其与科尔会谈期间，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之心变得更加坚定。这位苏联领导人相信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确保科尔支持其改革并让苏联重返“欧洲大家庭”的想法。反过来，他对科尔提出的联手干预民主德国的事务、赶昂纳克下台并推动改革的建议也几乎没有异议。切尔尼亚耶夫认为，联邦德国和苏联的联合声明从应当遵守的国际法的各种原则和准则中特意挑出了这么一条，即“尊重民族自决的权利”。这是在暗示，苏联不会用武力来反对东德国内的变革。同时，科尔也向戈尔巴乔夫保证，他和他的政府并不希望民主德国出现任何动荡。这一非正式的理解对于随后的德国和平统一至关重要。
但是，对于中、东欧的变化给西德的政策所提供的机会，科尔不可能无动于衷。1989年8月25日，科尔与匈牙利改革派领导层达成理解，对民主德国的叛逃者开放匈牙利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作为回报，匈牙利收到10亿德国马克，以填补其预算赤字。这一理解的有关细节——对于民主德国来说命运攸关——只是在最近才公之于众。莫斯科当时对于这笔交易得到了什么情报，现在还不得而知。当匈牙利领导层给谢瓦尔德纳泽送去一份关于他们与联邦德国达成协议的照会时，谢瓦尔德纳泽只是回答说：“此事只跟匈牙利、民主德国及联邦德国有关。”10月，昂纳克告诉戈尔巴乔夫，内梅特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了5.5亿德国马克的贷款，条件是“匈牙利人开放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
戈尔巴乔夫作何反应，直到今天还不清楚。从1987年初以来，他与其他“新思想者”一直都把当时开始反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埃里希·昂纳克视为反动残余。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瓦季姆·梅德韦杰夫，1989年9月在民主德国，回来时“心事重重”。他认为“本来该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决定更换领导人[指昂纳克]”。在此期间，驻民主德国的克格勃也向莫斯科报告了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情况并暗示（没有给出明确的政治建议）形势迫切要求昂纳克下台。
1989年10月5日，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正在飞往民主德国，参加它成立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很不情愿去那里。今天他打电话说：我不会说一句支持昂纳克的话。但我会支持这个国家和革命。”实际上，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民主德国期间并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而是正像他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恪守自己的不干涉政策。在与东德领导层会谈的时候，他用隐晦的语言说，历史惩罚了那些延误改革的人。另外，在柏林的一次公开集会上，他还引用俄罗斯外交官和诗人费奥多尔·秋切夫的诗句说，“爱”也许是比“铁和血”更牢固的纽带。引用诗人的话是不是针对西德领导人并对武力兼并民主德国的计划提出警告呢？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解读是：这是“苏联领导人用它来警告联邦德国要尊重‘战后现实’的奇怪的方式”。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记录下了戈尔巴乔夫与政治局一起分享的此次访问的最初印象。戈尔巴乔夫告诉自己的同事，昂纳克不了解现实，民主德国国内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措施，也没有讨论任何对苏联可能造成的影响。10月16日，东德领导人维利·斯多夫（Willi Stoph）、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和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派人到莫斯科寻求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要赶昂纳克下台。斯塔西首脑梅尔克认为，要实现权力的有序过渡已经太晚。戈尔巴乔夫没有将此事告诉全体政治局成员，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会议。与会的有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克留奇科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和沃罗特尼科夫。戈尔巴乔夫提出要跟科尔和布什联系。他还提出，驻民主德国的苏军“要沉住气，不要轻举妄动”。昂纳克最终下台了，民主德国的新领导人埃贡·克伦茨旋即于11月1日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商讨民主德国的前途。在得知民主德国所欠西方债务有265亿美元而且1989年的赤字就达到121亿美元后，戈尔巴乔夫十分震惊。他对克伦茨——后来也对自己的政治局同事——坦承，如果没有西德的帮助，苏联人是无法“拯救”民主德国的。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克伦茨的建议，让一些人到西方旅行以缓解东德社会的紧张气氛。对于逐步拆除柏林墙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和克伦茨没有详细讨论。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掉，令莫斯科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之下，东德的各位领导人没有征求莫斯科的任何意见，就决定允许东、西柏林间的居民可以有限流动。但是，这种笨手笨脚地想要打开安全阀的企图引发了民主德国政局的崩溃。柏林的事态发展让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十分意外。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Vyacheslav Kochemasov）徒劳地想用保密电话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取得联系。当时，正如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回忆的那样，“整个领导层忙得团团转，没人顾得上民主德国”。戈尔巴乔夫没有成立任何危机委员会来处理德国问题。对德国问题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讨论。不仅是德国问题专家，就连军方的代表也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与此同时，就如莱韦克得出的那条正确的结论，柏林墙的倒掉注定了戈尔巴乔夫的要实现欧洲逐步和解的宏大计划失败的命运。民主德国与中欧的其他国家一样，没有耐心等待苏联人和西方去建设“欧洲大家庭”，而是“自己冲过柏林墙”，投入西方的怀抱。
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苏联领导人在想什么？从可以看到的零星的记录和回忆来看，在11月9日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与一些主要同事开通气会的时候，表达了他对保加利亚的政局和立陶宛的分离主义趋势的担忧。政治局的会议议程包括，讨论苏联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间、议程和对宪法可能进行的修改。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讨论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局势。这是为了阻止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独立而急切寻求对策的努力之一。面对种种不利的迹象，戈尔巴乔夫仍然表示乐观：“经验表明，哪怕是最明目张胆的民族主义分子也不会走得太远。”他相信可以靠经济诱惑将波罗的海地区的卫星国留在联盟。沃罗特尼科夫插话说：“要是我们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说的话传出去，就会在俄罗斯引起轩然大波。”
这些小插曲都反映了戈尔巴乔夫的决策缺乏长远眼光，反映了他的乐观的同时也是得过且过的个性对苏联政策的影响。即便是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后来也称他是现代的“拖延者”法比乌斯，那是一位因其拖延战术而臭名远扬的罗马政客。在这里，问题的症结也在于戈尔巴乔夫的心中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冲动。一方面，他没有意识到他所幻想的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改革在中欧和东德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是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基础”会被“保留下来”。这些幻想使他对汹汹危言无动于衷，并以同情的态度坐视各个共产主义政权的轰然倒塌——先是波兰和匈牙利，接着又是民主德国和中欧的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没有——甚至也没想到——要以书面的形式与西方达成任何协议，以维护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例如，防止北约东扩。多勃雷宁后来愤愤地说：“能干却没有经验、急于达成协议却过于自信并且被西方媒体的吹捧弄得晕头转向的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常常中计，玩不过自己的西方伙伴。”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早一点直截了当地提出苏方关于德国重新统一的条件（德国的中立、非军事化和对苏联撤军的补偿）。相反，他是能拖则拖，走一步算一步，丢掉了一个又一个阵地。多勃雷宁现在也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特点问题上，例如：乐观、自信、对“历史力量”本质上是善的和合理的深信不疑。他认为这种个性特点在国际事务上对他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因为他即使在处境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还仍然毫无来由地相信，他会克服困难，说服西方领导人相信他的那些倡议是正确的。多勃雷宁写道，这种“情绪化的赌徒性格”即使是在1989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还可以看到。
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西方领导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在柏林墙倒掉之后，布什政府迅速从戈尔巴乔夫的正在变得孱弱的手中夺取了主动权，并在结束欧洲冷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稳定性的作用。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发展阶段。布什终于像他还是副总统时承诺的那样，按照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模式，扮演起可靠而通情达理的伙伴角色。1989年12月2～3日，在马耳他峰会上，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建立了他们在几个月前就想建立的那种相互信任和尊重的私人关系。
事后看来，值得注意的是，布什，就像他之前的里根一样，最后有多么相信戈尔巴乔夫是个有常识感因而会承认西方已经赢得冷战的人。在筹备此次峰会的时候，10月11日，布什告诉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Manfred Worner），说主要问题在于说服苏联人让中欧和民主德国继续变革。当韦尔纳警告说戈尔巴乔夫不会听任民主德国脱离华约组织的时候，布什说想试试自己能否说服戈尔巴乔夫对华约放手——也就是让他觉得它的军事价值不再是根本性的。“这似乎有点天真，”布什说，“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变化当初有谁能想到呢？”要是有哪个美国领导人想去说服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或者是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放手”，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布什团队的其他成员对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依然十分怀疑。对他们来说，苏联领导人声明放弃其地缘政治野心，这太具有革命性了，不大可能，所以，甚至到了一年之后的马耳他峰会，他们心中的疑云还是没有散去，而且还试图把这种怀疑告诉自己的总统。当戈尔巴乔夫和美国联手反对自己的长期盟友萨达姆·侯赛因时，布什在与他的幕僚们的谈话中保证，不会“无视苏联获得不冻港的愿望”。
但是，在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倒是有一种罕见的默契。1989年12月，他们在马耳他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并且几乎毫不费力地在首次官方峰会上就对所有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布什让戈尔巴乔夫吓了一跳：他一上来就讨论“输出革命”以及苏联在中美洲的存在，而不是欧洲问题。在得到戈尔巴乔夫的保证说苏联“没打算在拉美建立势力范围”后，美国人就放心了。当两位领导人开始讨论德国问题时，戈尔巴乔夫有很好的机会来决定德国统一的条件，并且作为对支持德国统一的回报，要求从布什那儿得到有关建设“欧洲大家庭”的明确承诺，把同时解散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作为新安全体系的一部分。他没有那样做，只是一味地指责科尔的“十点”计划，认为西德总理的计划包藏祸心，想要吞并民主德国。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这样做“就让人怀疑，能不能相信联邦德国的政府。接下来会怎样呢？统一后的德国是保持中立、不加入各种军事政治同盟，还是会成为北约的成员国？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人明白，现在要讨论其他的方案还为时过早”。然后他又接着说：“存在两个德国，这是历史形成的。那现在就让历史来决定，在新欧洲和新世界的背景下，事态的进程会如何发展以及会走向何方吧。”
这就是典型的戈尔巴乔夫，更喜欢谈论有关全球新秩序和“欧洲大家庭”的种种原则而不愿在有关解决德国问题的种种具体事务上讨价还价——如果对比一下马耳他峰会的记录和1939～1945年斯大林的谈判记录，那就会发现，他与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斯大林再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位苏联独裁者是条难以对付的斗牛犬，同时也是只老狐狸，当（在他看来）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是锱铢必较，只有在符合他的整个谈判计划的情况下，他才会做出“慷慨的”让步。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带有帝国主义性质，对他的国家来说代价非常高，然而他的谈判技巧就连其他帝国主义的谈判高手，如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都不得不佩服。戈尔巴乔夫却截然相反，他甚至都没想到要从布什那里得到某种具体的协议和承诺。他当时显然是把他与布什的“特殊关系”作为头等大事。布什说他不会“在柏林墙上跳舞”，也不会为德国的统一推波助澜，这就让戈尔巴乔夫心满意足了。
从1989年11月起，莫斯科各方面的官员，包括驻联邦德国大使尤里·克维钦斯基（Yuli Kvitsinsky）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就一直警告说民主德国即将消失，并建议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向科尔施压，支持这两个国家结成邦联。此外，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也建议，努力朝“新拉帕罗式的关系”发展，也就是说，与科尔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前达成协议，把它与德国对新的泛欧洲安全体系的义务联系在一起。
但戈尔巴乔夫对于先发制人的行动和实用政治的交易丝毫没有表示出赞成的意思，不管它们有可能成功是多么重要。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苏联的对外政策举棋不定，耽误了关键性的几个月。只是到了1990年1月底，在准备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四大国和两个德国的外长会议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与自己最亲近的幕僚举行了决策讨论会。他们在德国问题上接受了“4+2”的谈判模式。戈尔巴乔夫现在终于承认，事态的进程会导向统一；但他仍心存侥幸，希望民主德国能够通过自身的“改革”而得以保存。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作如是想，据说是受到某些德国问题专家的误导——他们反映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反对统一。公正地说，即便如此，其他专家也早已警告过他，民主德国维持不了多久。另外，这位苏联领导人还情愿让“两个德国”在和谈中起主导作用，并且在后来轻易接受了由“2+4”来取代“4+2”的模式。只是到1990年7月，他才采纳了切尔尼亚耶夫的建议，与科尔在北高加索的度假胜地阿尔赫兹（Arkhyz），就德国问题达成单方面的和解。事已至此，戈尔巴乔夫的谈判手段已极为薄弱；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没想过要打出自己的最后一张牌，即苏联在德国境内的军事存在。“新拉帕罗式的关系”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也没想那样做，这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相形之下，在布什政府的支持下，科尔一方的政策就非常坚决，要迅速而协调地把历史的方向向右扭转。这种协调的政策——布什政府的两位年轻成员把它叫作“治国方略的研究”——产生了预期的结果：德国成了北约的成员国，而关于未来欧洲安全体系以及莫斯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苏联并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承诺。
苏联的掘墓人
决心结束冷战的戈尔巴乔夫必须在政治上发动两场战役：一场是针对西方，另一场是针对他自己的人民。他在个性上的一些主要特征——对不同意见的宽容、理想主义、对道德状况的乐观主义、优柔寡断和拖沓、对常识感的坚定信念和对“所有人的价值”的普遍主义理解——使他在西方得宠而在国内受到排斥。由于这个原因，内外之间的优先次序也逐渐颠倒了。起初，对外政策的目的是用来克服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改善与西方的经贸关系并逐步停止军备竞赛。但是到了1987年和1988年，戈尔巴乔夫与党内高级官员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且在苏联社会也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支持，于是就把重点放在使苏联融入世界共同体上。这样，对外政策就成了国内政策的决定力量。他的“新思维”成了目的本身，代替了“正常的”治国方略。戈尔巴乔夫相信，他关于共同利益、不使用武力和“欧洲大家庭”的种种罗曼蒂克的方案，就等于一张使他和苏联加入“文明国家”共同体的门票。
戈尔巴乔夫要带领苏联重返“欧洲大家庭”的理想主义冲动，使他成了苏联的掘墓人。在苏联的中欧“帝国”崩溃之后，苏联本身，一个由众多新老民族组成的“积极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帝国”，也摇摇欲坠。国内的无政府状态日益严重，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现存国家结构眼下受到的侵蚀，这些都需要采取行动。然而戈尔巴乔夫就像以前一样，继续仰赖基层的“变化进程”，并相信自己会设法打造一个崭新的、民主的苏联。他的过分自信再一次让他失望了，但这次拿来冒险的不是苏联的外部帝国和在中欧的影响力，而是苏联自身的命运。在1987年和1988年，他执意拒绝将鲍里斯·叶利钦派往某个遥远的小国出任大使，从而除掉这个主要的麻烦制造者和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分子。当别的“新思想者”警告他叶利钦有野心而且很危险的时候，他愤愤地反驳说：“你们拿我当勃列日涅夫吗？”到1991年的时候，叶利钦已经成为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并想把这个共和国从名义上的实体变成可以挑战戈尔巴乔夫权力的真正的根据地。让“新思想者”难以理解的是，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拒绝作为苏联总统参加大选。这是个致命的政治错误。他还让冥顽不化的强硬派德米特里·亚佐夫、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和奥列格·巴克拉诺夫继续负责军队、克格勃和军工综合体。
1991年8月18日，戈尔巴乔夫、他的妻子赖莎以及他的对外政策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正在克里米亚度假，这时，戈尔巴乔夫手下的多数派夺取了政权。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订《联盟条约》——该文件会把苏维埃联盟变成邦联。接下来就是对1964年10月罢免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那场政变的拙劣模仿。莫斯科到处都是坦克和军队；首都之外和各大城市的苏联公民都缩起脑袋，看看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个掌权的小集团——他们都是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成员——似乎缺乏使用暴力和流血的意志。他们甚至未能逮捕新当选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以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为首的政变领导者（名义上由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领导），后来都声称他们想要说服戈尔巴乔夫站到他们一边。而戈尔巴乔夫——据他自己说——愤怒地拒绝了，并称他们为“罪犯”。就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别墅，这位最高领导人被克格勃囚禁了三天。政变的策划者说他“病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不得不依靠自己忠心的保镖给他们的一台短波收音机来获取消息。赖莎·戈尔巴乔夫当时已濒临崩溃，显然她是认为自己和丈夫随时都会被暗杀。她坚持要录制一盘磁带（作为他们还活着的证据），由一位保姆把它藏在自己的内衣里，瞒过守卫的克格勃带了出去。
到1991年8月，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政治权威已经被他挥霍殆尽。由于他一直未能选择一条连贯的经济与财政改革的道路，苏联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债台高筑，几乎到了这个资源丰富的大国无力偿还的地步。裁军和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并没有带来物质上的好处。国内的贸易和分配系统也已失灵。以前苏联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局面，甚至在二战期间也没有。正是这种严重的危机催生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尤其是在俄罗斯联邦。鲍里斯·叶利钦从中大为受益。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许多同胞眼里，在世界上苏联以前的盟友眼里，是个优柔寡断的可悲的人物。知识界和艺术界的精英们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尽管他和他的妻子对他们的培养和帮助很多），并热情地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的反共路线和宣传。就连他的那些伙伴，那些从他的政策方向得到了好处的西方国务活动家，也没有兑现承诺，没有给已经破产的苏联预算提供他所要求的大笔补贴。1991年7月，在财政和政治上都濒临绝境的戈尔巴乔夫，请“他的”乔治·H.W.布什动员某种形式的“马歇尔计划”，帮助苏联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本来只是几百亿、也许几千亿美元的许诺，但在财政上比较谨慎的美国总统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苦苦请求反应冷淡。美国经济不景气，美国预算也没钱给苏联。马特洛克认为，虽然布什十分同情戈尔巴乔夫这位政治家，但他“似乎在找理由不去帮助苏联，而不是想法子去帮助它”。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西方朋友抛弃了他，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强硬派放胆去实施了政变计划。
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个人权力的同时，不仅苏联的人心散了，国家也丧失了它的权威，军队和官僚系统也乱了——这一点，谨慎的保守派早就警告过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民主运动削弱了苏联在那里的控制力。自1956年以来，基层政治运动第一次席卷了首都和俄罗斯的其他各大城市。俄罗斯人民当中为数可观的少数派——在全苏联也许多达15%——与比例甚至更大的莫斯科及列宁格勒的居民一起，都支持民主化。即便如此，俄罗斯的民主运动还是少数人的运动，而叶利钦虽然在俄罗斯人当中受到欢迎，但他所掌握的权力工具很少。正是一次愚笨得可笑的政变把俄罗斯联邦的大权拱手交给了叶利钦和作为少数派的“民主人士”。
抵制政变是“六十年代人”的辉煌时刻。他们与年轻人、学生、商人和知识分子一起急忙去保卫俄罗斯议会——叶利钦在那里与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对峙。以议会周围的日夜警戒和三位被派到莫斯科街上的装甲车轧死的年轻人的葬礼而告终的8月冲突，引发了“第二次俄罗斯革命”，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开始提出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问题。包括CNN在内的国际媒体在全世界播发了这样一幅图片：在有可能遭到攻击的俄罗斯议会大厦前，桀骜不驯的鲍里斯·叶利钦挺立在一辆装甲运输车上。与此同时，被草草从中欧撤军和自由派媒体的狂轰滥炸搞得晕头转向、士气低落的苏联军方，对使用武力去杀害自己的同胞感到很不情愿。领导者们拿不定主意，政变也就失去了势头，像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一下子瓦解了。可悲的是，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和其他策划政变的人，都飞往克里米亚，到那里乞求戈尔巴乔夫的宽恕并当场束手就擒。
这次“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从来没有把至少5万～6万的示威者算在里面，但这并没有降低它的重要意义。在莫斯科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大多数知名人士都反对政变，支持“革命”。苏联官员和军人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成群结队地投向叶利钦阵营。随着那位莽撞的俄罗斯总统领导的“新俄罗斯”取缔了共产党并脱离了苏维埃联盟，其他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也赶紧独立。12月8日，在远离莫斯科的一座政府的狩猎小屋里，叶利钦与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导人决定解散苏维埃联盟。戈尔巴乔夫拒绝为继续执政而使用武力。这是最后一次拒绝使用武力，但事已至此，不管怎样很可能都太晚了。1991年12月25日，获得胜利的叶利钦及其支持者逼着戈尔巴乔夫离开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一会儿之后，苏维埃联盟的旗帜也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降了下来。
可以肯定，只要俄罗斯人还举棋不定，一方面想要国家强大、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又想要培育一个充满活力、自我依靠的公民社会，有关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及其个人选择的争论就会持续下去。也许现在还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过去在类似的情况下，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的看法，就与倡导国家强大的保守派的关切截然不同，哪怕是最“开明”的保守派。例如，下面是一个“开明”的保守派、俄罗斯伯爵谢尔盖·图尔别茨科伊（Sergei Trubetskoy）对沙皇尼古拉二世1917年2月逊位之后的临时政府首任总理格奥尔吉·李沃夫（Georgy Lvov）的看法。它与现代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非常相似。1940年，流放中的图尔别茨科伊在巴黎写道：
李沃夫的民粹主义具有相当多的宿命论色彩。我在搜寻恰当的字眼来说明他在总体上对俄罗斯人民，尤其是普通人看法的特点。他在如同透过玫瑰色镜片的虚假的色调中想象他们。“别着急，”1917年夏天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发动首次进攻的前一天晚上，李沃夫对我说，“我们用不着使用武力。俄罗斯人民不喜欢暴力……一切都会自行平息下来。一切都会好的……人民自己会根据他们智慧的本能创造出公正而愉快的生活方式。”我被政府首脑的这番话惊呆了。在这危难时刻，他本该采取有力的行动。在经济事务上，他是个真正的斗士，而在国家事务上，他可以说是个无条件信仰非暴力的人。
另一位俄罗斯流亡者米哈伊尔·盖勒（Mikhail Geller）在一本关于苏联社会的历史的书中[由以前的激进“民主人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Afanasyev）编辑]，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差不多：“戈尔巴乔夫依旧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他用种种异想天开的计划来安慰自己，以为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会允许他保住权势——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扩充权势。”至于按照西方的条件同意德国统一的决定，他说：“戈尔巴乔夫的决定不像是一位仔细考虑过自己那样做的后果的国务活动家所为，倒像是赌徒所为。他以为自己牺牲了民主德国，就会作为回报，得到几张王牌，可以在国内打出来。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就像是热气球的驾驶员——他发现自己的气球正在下坠，就把吊篮里所能找到一切都扔了出去”。
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伙伴里根和布什），冷战不会那么快就结束。同样，如果不是他，苏联本身也不会那么快就解体。在苏联走向终局的每个阶段，戈尔巴乔夫做出的选择都动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削弱了它的实力，使其不能像一个超级大国一样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而且正如本章所表明的那样，只有以戈尔巴乔夫古怪的偏好与个性特点作为参照，这些选择才可能得到解释。如果是别人，那就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行动路线，结果，苏联也许就不会那样彻底崩溃，并为未来制造了那么多的麻烦。冷战的和平而迅速的终结，让戈尔巴乔夫在国际关系史上获得了一席之地，而苏联糊里糊涂的解体则使他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注释：
例如，参见Lebow，“Long Peace，”249-77；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115-58；Wohlforth，“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91-129；Hopf，“Get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rong，”202-8；Risse-Kappen，“Did‘Peace Through Strength’End the Cold War？”162-88；Tannenwald and Wohlforth，“Role of Ideas，”3-12；English，“Sociology of New Thinking，”43-80。
Levesque，Enigma of 1989，252.
Brown，Gorbachev Factor，317.至于强调戈尔巴乔夫个性的其他著作，参见Greenstein，“Reagan and Gorbachev”；以及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
Chemyaev，“Fenomen Gorbacheva v kontekste liderstva”；另见他的Shest Let s Gorbachevim and 1991 god.
Volkogonov，Sem Vozhdei，2：322-23.对有关戈尔巴乔夫作用的充满启发性的争论的记述，见于Guerra，Urss，131-60。
Boldin，Krusheniie pedestala；Ligachev，Zagadka Gorbacheva；Vorotnikov，A bylo eto tak；Ryzhkov，Desiat let velikikh potraysenii；Ryzhkov，Perestroika；Kryuchkov，Lichnoie delo；Leonov，Likholetie；Medvedev，Chelovek za spinoi；Shenin，Rodinu ne prodaval；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Falin，Politische Erinnerungen；Pechenev，Gorbachev；Pechenev，Vzlet ipadeniie Gorbacheva；Gromyko，Andrei Gromyko v labirintakh Kremlia；Yeltsin，Ispoved na zadannuiu temu；Dobrynin，In Confidence，及其俄文版Sugubo doveitelno。另外，我还利用了对苏联官员采访的文字记录，OHPECW。
Chemyaev，“Fenomen Gorbacheva V kontekste liderstva”；另见他的Shest Let's Gorbachevim以及1991 god；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Medvedev，V homande Gorbacheva；Medvedev，Raspad；Yakovlev，Predisloviie，obval，posleslovie；Shevardnadze，Moi vybor v zaschitudemokratii i svobody；Grachev，Dalshe bez menya；Grachev，Kremlevskaiakhronika；Palazhchenko，My Years with Gorbachev and Shevardnadze。除了这些资料之外，我还采用了有关冷战终结的“口述史会议”的资料，同样那些人当中有些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参见Tannenwald，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Вrutents，Nesbyvsheesia，651.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vols.1 and 2；Gorbachev，Avgustovskii putch；Gorbachev，Dakabr-91.另见他在改革时期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谈话。
Furman，“Fenomen Gorbacheva，”62.
Ligachev，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126，128.这本著作的俄文版标题的直译是“戈尔巴乔夫之谜”。
参见Brooks and Wohlforth，“Economic Constraint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273-309。
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是苏联参加军控谈判的高级官员，他认为克里姆林宫当时甚至考虑过再来一次1962年“古巴事件”的应变计划：针对美国把“潘兴”导弹部署在西德，也在美国的家门口采取同样的挑衅措施，部署苏联的武器。Grinevsky，“Understanding theEnd of the Cold War.”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认为，这是格里涅夫斯基想象的。作者与科尔尼延科的电话交流，莫斯科，2002年6月29日。
切尔尼亚耶夫，见于Grinevsky，“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ColdWar，”77-78。
Gates，From the Shadows，330-34，335-40.
切尔尼亚耶夫，见于Grivensky，“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ColdWar，”78。
很显然，“中国式的道路”并不是苏联人20世纪80年代使用的术语。当时，由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范围与方向尚未明朗。
Gates，From the Shadows，385-88，439；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尤其是第765页；Bush and Scowcroft，World Transformed；另见Garthoff，Great Transition.
政治局会议，1986年10月4日和8日，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笔记，AGF，f.2，op.1。
迈克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和弗拉基米尔·坎托罗维奇（Vladimir Kantorovich）提出的看法很有说服力：“苏联是被政治而不是经济杀死的，尽管这并非其执政者的初衷。死亡、也即联盟解体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开始的一系列措施。”Destruction of the Soviet Eronomic System，26，22-23，165-69.另见他们的“Collapse of the Soviet System”。支持这一结论的见于Gaidar，Gibelimperii。
苏联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的文件源自RGANI，f.89，见于NSArch。
Furman，“Fenomen Gorbacheva，”70-71.
Brown，Gorbachev Factor，59，220-30.
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的口头交流，见于Strober and Strober，Reagan，327。
Furman，“Fenomen Gorbacheva，”71.
1988年3月初，《苏维埃俄罗斯报》（Soviet Russia）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的特写，作者是“列宁格勒的一位教授”尼娜·安德烈耶娃。它很快就成为反对将改革激进化的各派力量的宣言。包括叶戈尔·利加乔夫在内的一些政治局成员也在其中推波助澜。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国外，但在他回国以后，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处理了这个问题，并借“安德烈耶娃事件”打垮了保守势力。
政治局会议，1988年3月24～25日，切尔尼亚耶夫笔记，AGF，f.2，op.1。
政治局会议，1988年3月24～25日，切尔尼亚耶夫笔记，NSArch。
Chemyaev，1991 god，15-16.
Kozlova，Gorizonti povsednevnosti Sovetskoi epokhi.
Chernyaev，“Fenomen Gorbacheva v kontekste liderstva，”52.
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47；Furman，“Fenomen Gorbacheva，”66；另见1985～1988年间担任苏共中央干部部副主席的弗拉基米尔·舍米亚捷恩科夫（Vladimir Shemyatenkov）的观点。他暗示说，戈尔巴乔夫好得不适合苏联社会。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舍米亚捷恩科夫的采访，莫斯科，1998年11月18日，OHPECW。
Chemyaev，Shest Let s Gorbachevim，278，280.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利加乔夫的采访，莫斯科，1998年12月17日，OHPECW。
Medvedev，Chelovek za spinoi，214-15，225；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瓦列里·博尔金的采访，莫斯科，1999年2月24日，OHPECW。
Chernyaev，“Fenomen Gorbacheva v kontekste liderstva，”59.
Furman，“Fenomen Gorbacheva，”65-67.
Chemyaev，“Fenomen Gorbacheva v kontekste liderstva，”56；另见他的Shest Let s Gorbachevim，241，343。
Furman，“Fenomen Gorbacheva，”67.
Perestroika desiat let spustia，102-3；戈尔巴乔夫的最后几句话证实了利加乔夫和博尔金有关1986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与党的干部之间存在政治冲突的说法。冲突是苏联政权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结果。
在目前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还无法解决这一重要的争论。当戈尔巴乔夫把“民主成分”引入党内的时候，他的确使中央全会有可能把他赶下台。但戈尔巴乔夫当时以及之后的很长时间（甚至是在1990年）都能够以非常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压倒自己在党内的批评者。
Odom，“Sources of‘New Thinking’in Soviet Politics，”150；Ligachev，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28.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利加乔夫的采访，莫斯科，1998年12月17日，OHPECW。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克留奇科夫的采访，莫斯科，1998年10月13日和12月7日，OHPECW。
切尔尼亚耶夫笔记，1988年10月31日，AGF；另见Palazhchenko，My Years with Gorbachev and Shevardnadze，103-4
他在1989年1月21日告诉政治局说，基辛格暗示由苏美对欧洲共管。“我们也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戈尔巴乔夫最后说，“但做的时候不要把它泄露出去”，那样欧洲人就不会把它看作是“苏美企图合谋统治欧洲”。切尔尼亚耶夫笔记，AGF。切尔尼亚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基辛格的建议不感兴趣。“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158-59.
Rey，“‘Europe Is Our Common Home’，”33-65.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谢尔盖·塔拉先科的采访，莫斯科，1999年3月19日，OHPECW。
至于孤立对保持苏联政权稳定的重要作用，参见Connor，“Soviet Society，”43-80；Furman，“Fenomen Gorbacheva，”68，70-71。
Chemyaev，1991 god，11-12.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瓦列里。博尔金的采访，莫斯科，1999年2月24日，OHPECW；Ligachev，Inside Corbachev's Kremlin，126，127，
Dobrynin，In Confidence，624-27.
Ibid.，627.
科尔尼延科与作者的当面交流，莫斯科，1996年10月18日。
Furman，“Fenomen Gorbacheva，”71-72.
Matlock，Autopsy on an Empire，16，672.
Levesque，Enigma of 1989，252；另见Bennett，Corufemned to Repetition？
Gromyko，Andrei Gromyko v labirintakh Kremlia，182，184.
对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的采访，转引自Archie Brown，Gorbachev Factor，383-84；Yegorov，Out of a Dead End into the Unknown；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147。
Perestroika desiai let spuslia，29-30，60.
切尔尼亚耶夫和梅德韦杰夫在1989年5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的笔记。对六位政治局委员有关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局势备忘录的讨论，AGF，f.4，op.1；另见Veber，Soiuz mozhno bilo sokhranil，52，55。
马耳他峰会的苏方记录，AGF，f4，op.1；Zelikow and Rice，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129。
Perestroika desiat let spustia，19.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叶戈尔·利加乔夫的采访，莫斯科，1998年12月17日，OHPECW。
参见Odom，Collapse of the Soviet Mdilary。
Levesque，Enigma of 1989，2.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叶戈尔·利加乔夫的采访，莫斯科，1998年12月17日，OHPECW；有关把“保守的”势力、党组织和其他官僚机构踢出对外政策领域的情况，参见McGiffert Ekedahl andGoodman，Wars of Eduard Shevardnadze，71-98。
Kramer，“Collapse of East European Communism，”pi.1，178-256，以及pt.2，3-64。
所有备忘录的原文都可见于NSArch；Levesque，Enigma of 1989，68-90；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369。
参见Vladislav Zubok，“New Evidence on the Soviet Factor in the PeacefulRevolution of 1989，”CWIHP Bulletin，no.12/13（Fall/Winter 2001）：10；Gaidar，Gibel imperii，245。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米克洛什·内梅特的谈话记录，1989年3月23日，切尔尼亚耶夫笔记，NSArch。
作者于1999年4月8日在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组织的纪念1989年波兰圆桌会议的大会上与拉科夫斯基的交谈。拉科夫斯基还告诉莱韦克，在莫斯科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拒绝与他当面商量。参见Levesque，Enigma of 1989，125。
在苏联驻民主德国的最后一任大使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的回忆录中有这方面的非常有趣的证据；参见他的Meine letzte Mission，168-69。科切马索夫声称，在莱比锡发生重大冲突期间，是他自作主张命令苏军指挥官不要干预的；谢尔盖·塔拉先科报告了谢瓦尔德纳泽在纽约的活动，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98。
Musgrove I，transcript，79.
Bush and Scowcroft，World Transformed，135.
转引自Talbott and Beschloss，At the Higlzest Levels，73-100。例如，参见中情局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弗里茨·厄马思（Frit Ermarth）1990年5月18日的分析报告《俄罗斯革命及俄罗斯未来对西方的威胁》，它已由厄马思于1999年6月30日解密并公布于Johnson Russia List，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另参见“Ris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 under Gorbachev：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and Prospects for Resolution，an Intelligence Assessment，”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April 1989，以及“Gorbachev's Domestic Gambles and Instability in the USSR，an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eptember 1989，这两份文件都是依照《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而解密的，NSArch。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都强调说，布什在波兰的会谈对于调解稚鲁泽尔斯基与团结工会之间的危险的政治僵局起到了关键作用。World Transformed，117-23.这种说法得到了雅鲁泽尔斯基本人的充分肯定；参见他的回忆录Les chaines et le refuge，337；Levesque，Enigma of l989，123。
Baker，Politics of Diplomacy，144-52；Bush and Scowcroft，World Transformed，173.
关于科尔访问之前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参见Smyser，From Yaltato Berlin，304-13，316。
1989年6月14日М.戈尔巴乔夫与联邦德国总理Н.科尔在波恩的第三次会谈（一对一），切尔尼亚耶夫笔记，由切尔尼亚耶夫提供给国家安全档案馆。
科尔总理、外交部部长根舍与内梅特总统、外交部部长霍恩（Gyula Horn）和帕莱·吉姆尼希（Palais Gymnich）1989年8月25日的会谈，发表于Kiisters and Hoffmann，Dokumen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377-82。
雅各·莱韦克对拉斯洛·科瓦奇（Laszlo Kovacs）的采访，布达佩斯，1992年5月2日，引自Enigma of 1989，153。
由切尔尼亚耶夫提供给国家安全档案馆的1989年10月7日戈尔巴乔夫与昂纳克的会谈记录，AGF。
Medvedev，171；切尔尼亚耶夫笔记，1989年10月5口，AGF，f.2，op.2。
Medvedev，Raspad，191.
Kuzmin，Khrushcnie GDR，112-13.
切尔尼亚耶夫笔记，1989年10月5日，AGF，f2，op.2；VladislavZubok，“New Evidence on the Soviet Factor in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1989，”CWIHP Bulletin，no.12/13（Fall/Winter 2001）：13；Chemyaevet al.，V Politbiuro TsK KPSS，524。
Zelikow and Rice，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83.
Vorotnikov，A bylo eto tak，301，304-5.
Ibid.，308.
最全面的记述见于Hertle，Chronik des Mauerfalls，233-37；另见Igor Maksimychev，“Berlinskaia stena：Eio padeniie glazami ochevidtsa，”Nezavisimaia gazela，November 10，1993；Kochemasov，Meine letzte Mission，185；Kruscherziie GDR，60。
Levesque，Enigma of 1989，162-65.
Vorotnikov，A bylo eto tak，311-18；Veber，Soiuz mozhno bilo，75-77.
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353.
Levesque，Enigma of 1989，83，178-81，255.除一些消息灵通的苏联游客（例如瓦季姆·扎戈拉金，1989年7月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旅行）之外，在中欧各国首都的苏联大使和情报负责人也都一再警告莫斯科形势的严峻性。尽管如此，没人能够预见到中欧的这些革命会呈现何种方向与特征。
Dobrynin，In Confidence，627-28，630-31，642；1999年6月，作者在莫斯科与多勃雷宁的当面交流；另见Kornienko，Khodnaia voina，261-68。
Baker，Politics of Diplomacy，144-52；Bush and Scowcroft，World Transformed，173.
会议记录，转引自Zelikow and Rice，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398-99。
Bush and Scowcroft，World Transformed，317.
1989年12月2日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一对一）会谈的苏方记录，AGF。担任此次会谈翻译的帕维尔·帕拉日琴科（PavelPalazhchenko）告诉作者，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很吃惊；另见Bush andScowcroft，World Transformed，165。
1989年12月2日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一对一）会谈的苏方记录，AGF。
该术语源自德国与苏联1922年在意大利的拉帕罗（Rapallo）背着欧洲各大国签订的双边条约。
Kvitsinsky，Vor dem Sturm，16-17；Zelikow and Rice，Germany Unified.and Earope Transformed，124-25；1990年1月28日苏共中央关于德国问题的会议记录，切尔尼亚耶夫日记，NSArch。
Zelikow and Rice，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关于苏联的内部“帝国”及其动荡的原因，参见Zaslavsky，“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99-119；另见他的“Collapse of Empires”；Tuminez，“Nationalism，Ethnic Pressures，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81-136。
作者与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的交谈，波兰的亚西兰卡，1997年11月9日。
详情参见Chernyaev，1991 god，186-207；另见Putch：khronikatrevozhnikh dnei。
有关这一崩溃的最好的研究是Gaidar，Gibel imperii中的第6、7两章，尤其是第318、332和344页。
Matlock，Autopsy of an Empire，551-59；Brown，Gorbachev Factor，291.
Odom，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Taylor，“Soviet Military and the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17-66.
Matlock，Autopsy of an Empire，612-47；Dunlop，Rise of Russia and the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俄罗斯人所做的最好的分析，参见Pilchoia，Sovetskii Soiuz。
Trubetskoy，Minuvshee，109，110.
Afanasyev，Sovetshoie obshchestvo，2；560，562.
Gorbymania，指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引起的狂热。——译者注
Fedor Tyutchev（1803～1873），出身旧贵族，被认为是俄罗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译者注
Fabius the Qunctator（？～公元前203年），古罗马政治家和统帅，他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以回避、拖延的战术与强敌汉尼拔周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