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宋查理的神奇传说是20世纪所有虚构故事中的一篇杰作。其始作俑者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他们根据为数不多的几条线索，添枝加叶，编造了最初的故事。继而，西方记者们又拾起他们的牙慧，大肆渲染一番，然后通过各类报纸、杂志散播开来。在世人眼里，这只不过是一个博人眼球的东方传说而已，与许多其他的故事一样，虚虚实实，真假莫辨。

根据传闻，宋查理出生于中国南方海南岛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875年，9岁的宋查理被过继给他的舅舅，随后被带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在舅舅开的茶丝店里当学徒。他渴望接受美式教育，以期将来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一天，他偷偷离开茶丝店，来到波士顿港，登上了一艘名为“科尔法克斯”号的轮船。幸运的是，船长查理·琼斯是一位信奉上帝的基督徒，他很喜欢这个小家伙，便留下他在船上做船员，还教给他一些宗教教义。“科尔法克斯”号抵达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市之后，琼斯船长把这个对他满怀感激之情的孩子带到当地一座监理会[1]教堂接受洗礼。为了感谢船长的收留，这个年轻人在受洗后，取教名为查理·宋。教会里的一班会众对此举颇为感动，便又开始张罗查理上学的事。最后，应会众的请求，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的大英雄朱利安·卡尔将军收养了查理。卡尔将军很喜欢查理，供他读完三一学院（即现在的杜克大学）后，又送他到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堡大学神学院深造。按照教会的宏伟计划，待到时机成熟，查理将会以监理会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向他的同胞们传播上帝的福音。回到上海后，查理靠印发《圣经》发了大财，随后，他利用这些钱资助孙文的革命活动。查理一生育有6个子女，他们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的当权人物。

这些传说只有一小部分是真实的，其他大多是无稽之谈。那艘名为“科尔法克斯”的轮船从来没有在波士顿港停泊过，历任船长中也没有一个叫查理·琼斯的人。卡尔“将军”服役期间的最高军衔不过是个二等兵。查理的父母也并非贫苦农民，并且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查理去了美国。此外，他们的家族姓氏实际上是“韩”，而不是“宋”……上述几例仅仅是驴唇不对马嘴的情节中的一部分而已。

事情的真相更有趣。有关查理身世之谜的第一批线索源自他于1881年给他父母写的几封信。当时他已经离家6年了，之所以写这些信，是因为他的父母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已经离开亚洲。20世纪30年代末，新闻记者布雅各在书写父亲的传记时，无意间发现了这批信件。布雅各的父亲步惠廉是一位传教士，也是宋查理的生前挚友。这些信出自一位刚学英语不久的孩子之手，通篇文字佶屈聱牙，十分难懂。信中提到的种种情形，对于当时尚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布雅各来说，简直就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在信中，查理写道，他的父亲住在位于“中国东南方广州州的孟寿县”（原文如此）。乍看之下，确实让人费解。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广州州”，指的应该就是广东省，中国南方的大港口城市广州即位于该省。然而，没有一张广东省地图上标有“孟寿县”这个地名。

至于父亲的名字，查理用英语写成“Hann Hong Jos’k”。他不知道如何把中国人的姓名按照标准读音译成英语，于是便依据海南当地的方言发音直拼出来。

值得庆幸的是，在一页信纸的底部，查理还用汉字写下了父亲的名字。如果按照当时汉语的标准读音译成英语，他父亲的名字应该写成“Han Hung-i”（韩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的家族姓氏应该是“韩”，而不是“宋”。这的确让人难以理解：孩子姓宋，父亲怎么会姓韩呢？在父亲名字旁边，查理还用汉字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翻译成英语，应该写成“Han Chiao-shun”（韩教准）。很显然，查理有两个名字。因为不知道他在何时何地缘何改成宋姓，人们也就无法厘清这其中的种种矛盾，更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随后，这些信件被束之高阁，逐渐被人遗忘。若干年来，查理的宋姓来源之谜也就一直没有解开。

1945年，在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档案馆里，一位研究人员发现了另一份让人困惑的资料：宋查理在一艘美国缉私船上的服役记录。如果当时这两批资料能够凑到一起，查理的姓氏之谜应该早就破解了。遗憾的是，那位海岸警卫队的研究人员并不知道保存在布雅各手里的那些年代久远的信件。

当我把一块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资料碎片如七巧板般拼到一起，答案立即跃然纸上。原来，查理的真实姓氏是他在海岸警卫队服役期间，由于发音问题，被人弄错了。这完完全全是在无意之中造成的错误。于是，宋查理便成了这个孩子在美国的化名。身为现代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其姓氏竟然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如果说宋查理实际上根本不姓宋，那么他的子女们也就不该姓宋了。蒋介石夫人的闺名应该是韩美龄，而不是宋美龄。这一发现是一个极好的警示，它提醒我们，在审读任何与宋氏家族有关的资料时，都应该小心谨慎。事实证明，这种谨慎很快就能得到回报。

通过研究查理留下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以及从其他地方一点一滴淘选出来的零星资料，我们可以重新勾勒出他早年大致的生活情形。

查理确实出生在广东省，该省的版图现在仍包括位于中国南海、形如一滴水的海南岛。[2]该岛大约有爱尔兰的一半大小，当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群山连绵，雨林遍布，只是在沿海一带，偶有几座村落和零星种植在低洼处的小片稻田。在岛上高峰入云的内陆地带，居住着苗族和黎族山民。他们占据着这片中国南部边疆的大部分高地地区，耕作着时欠时丰的小块土地来养家糊口，还种植鸦片以供闲时消遣。在地势低平的地区，居住着相比而言更为勤劳、来自大陆地区的汉族人。在过去近1 000年的时间里，或是为了躲避瘟疫和饥荒，或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这些汉族人渡过不算太深的海峡来到这里。滨海村庄的沙滩上，到处都是棕榈树和黑松林，村子里住着很多朝廷缉拿的要犯。他们当中许多都是各类反清秘密会社的成员，当初为了避难，才坐着咯吱咯吱乱响的舢板沿着海边一路逃到这里。即便在最虔诚的外国传教士眼里，海南也是一个是非之地，不能按照常规行事。这里匪盗成群，他们常从敞开的门窗潜入室内，肆意夺财害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口在逐年减少。

除了传教士，常常还会有一两个年轻的英国海关工作人员被派来长驻此地。海关关卡设在正对着琼州海峡的海口港，那里直面大海，常年海风肆虐，谨慎的走私者都驾着走私船另找停靠的地方。当时，最好的停泊点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最知名的应属位于一处开阔海湾（即现在的清澜港）、堪称走私者天堂的文昌。当地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喉音，他们说“文昌”两字时，听起来有点像是“孟庆”，又像英语中“一只鞋”的发音。即便是略通汉语的人也不难看出，在信中，查理是把“文昌”误拼成了“孟寿”。事实上，再仔细看一下地图和相关地理资料，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船只进出频繁的文昌城是查理家乡唯一可能的所在地。文昌是闻名遐迩的海南舢板的主要进出港，这种船只从事贸易的路线，与查理信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靠近海岸的地方，舢板一排排连在一起，船民们以船为家，长年累月居住在船上。像中国的大部分海港一样，刺鼻的鱼酱味、猪油味，腐臭的粪便味，与新锯开的湿乎乎的柚木散发出的香气混杂在一起，终日弥漫在港口上空。以当地标准来看，韩氏一族远非贫苦之家。查理的父亲无疑还是一位富裕的商人，一位造船场主，一位秘密会社里的资深长老。此外，他还从事走私活动。根据各种不同的资料，我们了解到，查理的父亲拥有若干艘大型远洋货船。他的贸易船队定期从靠近广州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出发，一路南下，直到安南[3]的河内，最远可达苏门答腊。整个航程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写于1881年的一封信中，查理这样写道：“他们的船队从澳门开往河内，要走6天的水路。”）

查理的先祖居住在远在中国北方的山西省。那里距离大海数百英里，群山环抱，气候干旱，土地贫瘠。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社会动乱频发。跟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查理的先祖也被迫南迁至广东，后来又渡海来到海南岛避难。查理的先辈中有一些还是客家人。远在南宋时期（1127—1279年），由于中国北方被来自中亚的部族占领，他们便迁移到了南方。“客家”的词义即为“做客的人”，专门用来称呼那些客居他乡的北方人。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现如今他们虽然散居在世界各地，这种观念却依然保留。在海南这片世人眼里的流放之地，查理的先祖们隐居于住在文昌港口的船民之中，开始了舒心惬意的新生活。

在美国国务院一份几乎被人忘记的档案里，提到宋查理的大儿子宋子文曾送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一艘海南舢板模型，其中的内容证实了上述大部分事实。宋子文在赠送船模时随附了一封短信，内容如下：

敬悉您喜爱帆船，今特请我国驻华盛顿大使转赠精美海南远洋舢板船模一具。此船模由我国海关监制，完全按照实物精制而成。海南为广东省沿海岛屿，我家祖辈世居于此。岛上居民吃苦耐劳，远近闻名，他们每年定期驾驶这种小船出海贸易，最远可达印度。

这种大型海南舢板是一种三桅帆船，非常适合航海。其造型也与众不同，整体形状像一个大香蕉，可以在海洋里破浪前行。船上配有小型火炮，用来防御海盗骚扰。船头画着一双大眼睛，目光向上，看着远方。这双眼睛，再加上张开后如同公鸡鸡冠般的红色船帆，使得这种船看起来像一只大眼睛的公鸡，它也因而得了一个外号：大眼鸡。

每年夏天，韩家的“大眼鸡”船队都会离开海南，开始一年一度传统的贸易之旅。西南季风吹来，他们驾船载着货物向北驶往澳门、汕头和厦门等地。西南季风之后，东北季风随之而来，船队便会满载中国商品向南驶往暹罗、马来亚联合邦[4]和爪哇。进入南部海洋之后，如果遇到单独航行的船只，或者某个毫无防备的海边小城，船上的水手们就会冲上去大肆掠夺一番。驾驶游艇航行的人至今仍尽量避开这片海域。春季到来之后，船队便会在各岛屿之间进行贸易，逮着机会就抢上一票。然后，等夏季的西南季风再次刮起的时候，船队就会掉头向北，返回家乡。

那时候，小孩坐船跟着大人们出海是家常便饭，宋查理小时候肯定跟随他的叔伯或兄弟们到越南一带跑过几次短途贸易。根据查理后来的回忆，1875年他满9岁的时候，父亲决定让他跟着一位略年长些的兄弟去爪哇，到一位远房亲戚那里学手艺。这次旅行开始时一如往常，风平浪静，谁料想前后竟然持续了10年之久，把查理带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年8月，一支“大眼鸡”船队带着查理驶离港口，穿过琼州海峡，前往广州。早期的照片显示，那时候的查理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材结实，看起来像一根柚木。双目炯炯有神，像一只正学说话的八哥。那时候他的发型还是按照清朝统治者的规定，前面剃得圆润光滑，背后拖着一条又长又重的辫子。

中国南部沿海一带，青山连绵不断，众多海岬与大小岛屿犬牙相错。沿途最适合停泊船只的地方挤满了广东本地的船只。这些船的船头也都画着一双大眼睛，不过目光是向下注视，似乎是在寻找鱼群，这跟那些眼睛盯着远处地平线的海南商船完全不同。8月末，乘着最后一段时间的西南顺风，这支海南船队抵达位于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那里的滨海地区到处都是伊比利亚式[5]的平房和低矮的货栈，天主教堂也随处可见。4个月后，随着东北季风的到来，已经销售完货物的商人们通常会购置新货上船，然后呈不规则编队从澳门向南进发。“大眼鸡”船队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河内，第二个是西贡，然后穿过暹罗湾来到马来亚。每一处港口都有外出经商的海外华人的定居点。再往南，在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6]等地，则有大量住在农村地区的中国人，他们当中有的开锡矿，有的开商铺，有的人则从内陆地区往海边贩卖各种原料。

海南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网络由潮州帮联结在一起。潮州帮是中国势力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其最初的成员是从广州北面约170英里的汕头逃难出来的船民。潮州帮一直坚定地从事秘密反清活动。有组织的抵抗被瓦解之后，帮会成员四散奔逃，远走高飞。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他们虽然散居各地，但从事秘密活动的习惯却保留下来。如同海上的吉普赛人一样，潮州帮成员将他们的方言和与众不同的行事方式作为秘密联系的纽带。正是他们这种置于中国传统家族关系之上的联系纽带，使得潮州帮的商业圈比任何一支海外华人的势力都要强大，联系也更紧密。当时，潮州帮控制着中国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和鸦片运输，同时他们在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的英属租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由秘密帮会发展成具有排外性的行会，这些行会又慢慢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势力和财富的大财团与同业联盟。在西方人的想象里，在阴森恐怖的摩鹿加群岛[7]深处，潜伏着凶恶的中国海盗，他们走私黄金，贩卖毒品，恐吓妇女，而西方人所描绘的，其实就是当时潮州帮的形象。直到现在，担任这片地区大银行老板的潮州帮首脑们仍然操控着从印度支那的金三角经由泰国曼谷到阿姆斯特丹和其他毒品交易中心的国际毒品贸易。西方禁毒机构对此只能装作视而不见。

就像一个盒子套另一个盒子似的，有许多人全家都加入了潮州帮。除帮会生意之外，他们的家族自己也有独立的走私网络。由于帮会生意不容外人插足，所以为了生存下去，那些从其他地方逃难或流放至此地的人不得不想方设法融入帮会之中。即便是从山西移居此地、拥有强大客家宗族势力的韩氏家族，要想全面操控19世纪的海南商业圈，并发展海上贸易，也必须通过联姻的方式与潮州帮联系到一起。韩氏家族成员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韩家定居海南之后的几百年间，只有通过与帮会成员联姻，使得双方产生相互依附的关系，才能把家族的商业网扩展到东南亚一带。他们的家族就是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

查理的哥哥要去住在东印度群岛的一位韩氏本家那里当学徒，查理也在那里的一位亲戚家做了三年雇工。到了1878年初，这个心怀不满的孩子找了个机会离开了那里。那时的查理已经12岁了，他遇到了一位远房亲戚，他称其为“舅舅”，不过查理从未提起过他的名字。舅舅是一位移民，很久以前就跟着建铁路的人一起到了美国。

19世纪后半叶，为了躲避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战乱，成千上万的南方人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是苦力出身，而是技术熟练又有自己抱负的工人。他们自己出钱买船票，并且还有足够的钱财以供定居美国之后的花销。在美国，铁路工头雇用他们与欧洲移民一起干体力活。相比而言，这些“来自‘天朝’的中国人”工作起来更卖力，而且很少抱怨。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劳工在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员工比例就达到了80%，铁路铺设的速度也突飞猛进。随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都开始雇用中国劳工，最苦最累的活都安排中国人去干。比如，把工人装在柳条筐里从悬崖峭壁上吊下去，在坚硬的石壁上开凿路基。中国劳工的薪水比白种人劳工要少1/3，且食宿自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于1865年给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没有他们（指中国人），要想在议会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宏大国家工程的西部路段是不可能的。”

查理遇到的这位舅舅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搬到了新英格兰。他很有商业头脑，又吃苦耐劳，不久就攒够了钱，自己在波士顿开了一家店铺，专营各种中国货。这一次，他衣锦还乡，回老家小住了几日，正准备返回波士顿，途中在爪哇换船时赶巧遇到了查理。他建议查理跟他一起走，坐船绕过半个地球到那个中国人称为“福山”的神奇国度。这个建议对于比他更为务实的查理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于是，就像伏尔泰笔下的赣第德和潘格洛斯一样，查理跟着舅舅一起出发了。多年后在给父亲的信中，查理写道：“我在东印度群岛与哥哥分开了。”

从爪哇赴美，需要从位于爪哇岛西端的阿涅尔港坐船。运输茶叶的船只在那里最后一次补给淡水和食物之后，便会快速西下，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前往伦敦或波士顿。很显然，查理和那位舅舅应该是在1878年的春天乘船赶赴美国，因为他们到达波士顿的时间是当年初夏。

1878年的波士顿已经不再依靠海运和与中国进行贸易来获取财富，虽然如此，海边遍布红砖瓦房的波士顿港依然错落地停泊着各种大型船只。内战已经改变了这里的一切，以前积累的财富现在大都投到铁路建设、面粉加工和制鞋等行业。新兴工业的兴起引起了劳资纠纷，退伍军人和欧洲移民要求增加薪水，改善工作环境。受内战余波的影响，经济逐渐萧条。1873年，经济大衰退的浪潮导致一万余家公司倒闭。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无法容忍工人罢工，他们的对策就是从西部各州招收华工，查理的舅舅趁此机会来到了波士顿。

当时在波士顿，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人住在查理河对岸的坎布里奇。他们都是公派赴美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富家子弟，其中有两个幸运儿，一个叫温秉忠，一个叫牛尚周（用西方人惯用的方法，写成B. C. Wen和S. C. New）。温秉忠和牛尚周都来自上海，他俩有一种奇怪的特点，那就是两人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等几乎一模一样，就像彼此的镜子一样，即便是姓名的拼法也很相似。因为这种特点，他们得到了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先生的垂青。他俩终生都保持这种古怪的习性。回到上海后，他俩娶了两姐妹为妻，还一起保媒，让查理娶了他们的妻妹，从而三人结成连襟。此外，他们都获得了差不多一样的财富和官位，还一起致力于在中国出版第一批西方教材。他们俩对中国现代史及宋氏家族的崛起产生了间接却又深远的影响。

温秉忠和牛尚周是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这个中国教育代表团由一个名叫容闳的广东人组织成立。容闳是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他就下定决心，今后要通过选派有潜质的中国幼童到西方各个学院和大学留学的方式为祖国的变革做出贡献。1871年，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来自上海的温秉忠和牛尚周加入了官派留学生的行列。

在1878年的冬季，他俩经常到查理工作的店铺，一边喝茶一边探讨如何利用西方模式改造中国。

他们逐渐对查理产生好感，便督促他去学个有前途的专业。后来，他俩又怂恿查理去向舅舅提一下想上学的想法。查理的舅舅是个极为现实的人，只关心日常实务，听说查理要去寻求更好的前程，而不是准备接他的班，他非常恼火，断然拒绝了查理的要求。于是查理开始酝酿出走计划。

1879年1月，即距离查理离开东印度群岛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最后一次向舅舅提出上学的请求，还是没有成功。

再次遭到拒绝的查理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步行来到政府船只专用码头，偷偷登上了“阿尔伯特·加勒廷”号缉私船。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他确定自己想做点事。就像中国船上的那一双双眼睛一样，有的俯视着海里的鱼群，有的则充满期待地凝视着远方的地平线。

当天晚上，那艘缉私船便出海巡逻。这艘船远离海岸，来到深海停靠点之后，查理才被人发现。他立即被带到船长那里。

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时年39岁，是个机智灵敏、敬仰上帝的挪威裔美国人。他的老家位于遍布岛屿的博肯峡湾附近的斯塔万格市，是西方最古老的航海区之一。身为造船匠的后代，他从小在船上长大，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海上度过的。1861年4月，即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夕，他移民美国，并加入了联邦军[8]。战争结束后，他满怀信心，以税务署缉私官的身份重返海上。他所在的船只停靠的母港是位于南塔基特海峡玛莎葡萄园岛上的埃德加城，那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社区，住在那里的都是有清教信仰的船长和船主。

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到任不久，就开始追求马萨诸塞州航海领域的头面人物利特尔顿·温彭尼的女儿。温彭尼一家一直参加埃德加城监理会教堂的唱诗班，于是加布里埃尔森也成了那里的虔诚信徒，并于1867年11月17日和温彭尼小姐在该教堂结为伉俪。

多年来，加布里埃尔森船长因其指挥坚决果断、办事公正无私，且体恤下属而被世人奉为楷模。

落到他手里，查理真的是撞了大运。

加布里埃尔森内心极为自命不凡，他坚信这些“中国佬”的为人处世生来就不对。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个强大的监理会里做事积极、信仰坚定且言行一致的教会兄弟，他肯定要按照上帝的旨意纠正这些错误。这个孩子无疑是他舅舅店里的奴隶，南北战争已经让黑人摆脱了奴隶的身份，加布里埃尔森也绝不会把这个有前途的年轻人送回波士顿那堪称罪恶牢笼的中国城继续接受舅舅的血汗压榨。他们的谈话内容虽然没有记录下来，但我们可以查到这件事的结局。加布里埃尔森问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查理回答说叫“教准”。这两个字在美国人听来，就像是“周孙”或者“查理孙”。1879年1月8日，加布里埃尔森在船员名册里写上了“查理孙”这个名字，同时还注明查理已满16岁，达到了法定服役年龄。实际上查理当时只有14岁，可以想象，船长一定是认为有必要隐瞒查理的实际年龄才这么写的。

这是迄今为止能查到的查理第一次用“孙”作为自己姓氏的记录。后来查理学会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后，他又把自己的姓氏拼成“松”，这也许是他自己觉得这个发音更合适一些。再后来，在他回国后不久，迫于压力，他不得不再次修改这个姓的拼写方式，以便适应中国人的习惯，于是又改成了“宋”。这个字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宋朝的“宋”的标准写法。

有加布里埃尔森船长相助，查理顺利当上了“阿尔伯特·加勒廷”号上的服务生，成为美国财政局税务署下面一个领工资的船员。

查理不仅换了个新名字，剪去了辫子，还从船上仓库里领了一套崭新的、专为美国政府船员制作的航海服。有了这个身份，再加上有他的船员同事们和强大的税务署做后盾，查理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便能够乘坐“阿尔伯特·加勒廷”号自由进出波士顿港。当时拍摄的一幅照片显示，身着船员服、理过头发的查理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个中国人。

加布里埃尔森和查理之间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关系。“阿尔伯特·加勒廷”号抵达埃德加城后，船长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年轻人的情况。数月来，他坚持用基督精神教导这个年轻的异教徒。在船上待上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便会上岸与家人相聚数日，周末则可以去监理会教堂做礼拜。加布里埃尔森给查理买了一件苏格兰羊毛粗花呢西装，胸前有4个扣子。这是查理有生以来的第一套西装，每逢礼拜天上午，查理都会穿上这身西装，再配上白色硬领衬衣和黑色领结，去教堂做礼拜。在一封充满温馨回忆的信中，查理写道：从教堂回来之后，他会陪着加布里埃尔森夫人的侄子、时年8岁的哈里·温彭尼一起在船长家的院子里玩。

1880年1月，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查理便又续签了一次服役期。然而，让他没有料到的是，4个月后，加布里埃尔森船长被调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

有两个月的时间，查理一直闷闷不乐。他给加布里埃尔森船长写信，恳求他帮一下忙。船长恳切地给他在华盛顿的上级领导写信，安排这个中国小孩退出了现役。

查理迫不及待地赶到波士顿港口，坐上第一班发往威尔明顿的轮船，向南行驶，去跟自己的恩人团聚。

轮船抵达威尔明顿后，查理立即去寻找加布里埃尔森船长的新船。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现在是一艘被财政部官方称为“二级明轮船”的船长，船的名字是“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这艘美国税务署下属的汽船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机帆两用船，产生于帆船时代末期，具有帆船的船头、香槟色的船尾横木，残留的桅杆却又短又粗。这是一艘蒸汽船，船上不配船帆，完全依靠明轮驱动。正是依靠这个特点，它才能在追赶那些驾驶帆船进行走私活动的走私犯时占据优势。

查理没费多大劲儿便找到了停靠在海关码头的“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加布里埃尔森再次收留了这个孩子。虽然不能像以前一样安排查理在船上当服务生，但他还是在船上的餐厅里给他安排了个位子，并在花名册上登记下来。

有一段时间，生活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上。“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从威尔明顿出发，一路经过卡斯维尔要塞灯塔、炸锅浅滩灯塔船和鲍尔德山灯塔，然后向北到达博迪斯岛。他们巡航的任务，一是搭救遇难船只，二是缉拿走私人员。

在“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上的船员眼中，查理是个怪物。1880年，在美国南方，中国人并不多，且大部分都被带到新奥尔良的棉田里干活，填补那些获得自由的黑奴留出的空缺。他们当中有少数几个已经开始经营店铺和洗衣房。这些人大都散布在靠近南部的几个州，从没人到过北卡罗来纳州这边。查理是这个地方的人们迄今为止见过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时这个孩子已经15岁了，谎称17岁。如果想让他接受教育，走好人生第一步，那就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幸运的是，加布里埃尔森在当地教堂的朋友们对此很有兴趣。其中一位是罗杰·摩尔上校，他是一位南北战争时期的老兵，也是前街监理会教堂里的头面人物，主管男子读经班。与很多邻居不同的一点是，摩尔知道中国的地理位置，也了解监理会传教士们在中国想要达到的目的。19世纪后半叶，信教的美国人普遍认为，白种人肩负的主要责任是教化和基督化这个世界上的另类。中国拥有全世界1/4的人口，在那里传教最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拯救更多的灵魂。

摩尔的后代现在仍然是这个社区的知名人物，他们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据他们介绍，一个星期六，上校发现这个“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上的餐厅服务生坐在码头边的一根系船柱上，便邀请他第二天上午到格蕾丝监理会教堂去参加礼拜活动。查理与他一拍即合。

第二天，摩尔和朋友们带着查理来到第五街教堂，把他介绍给托马斯·佩奇·里考德牧师，一位为人循规蹈矩、做事风风火火的斗士。

查理在一生中注定将遇到很多革命者，里考德牧师无疑是第一位。里考德牧师出生于巴尔的摩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幼年便沦为孤儿。他的叔叔收养了他，带他去了墨西哥城。他在墨西哥城上了大学，学习如何传教。后来，他卷入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风暴，成为一名游击队员。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在从墨西哥逃亡法国的路途中受伤被俘。不久之后，他回到美国，到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在某一次布道会上，他突然顿悟，转而改信新教。他那个信仰天主教的叔叔听到他改变信仰后，觉得简直难以置信，直接与他断绝了关系。虽然如此，里考德从容应对，于1841年在弗吉尼亚正式成为一名监理会的牧师，后来又转到了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海边的一个位置偏僻、环境幽暗的村子里。

从当年那些呆板的照片来看，里考德的长相有些吓人。他个子不高，身形消瘦，面容枯槁，样子就好像在一个极不舒服的地方寻找了40个昼夜，最终找到了一本《圣经》，然后拿回来当作证据一样。他总是愁容满面，留着像先知们那样又长又乱的胡须，讲经时，孩子们总是充满畏惧地盯着他。在可怕的胡子上面，是一双更令人生畏的眼睛。这双淡蓝色的眼睛虽然一天到晚眼泪汪汪，眼球像牡蛎一样浑浊不清，但能洞穿任何一个人的身体，看清人们内心深处的灵魂。很显然，哪怕是稍微流露出一点点虚伪，撒一个小谎或者编造某个托词，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被他盯上一眼，女士们会显得坐立不安，而男士们则会觉得脖子后面发冷，衣领都得竖起。

第一次看到查理，这位阅历丰富的牧师就意识到这是“基督赐予的良机”。他邀请这个小伙子私下聊天。他俩在牧师家的客厅里谈过多次，每次谈话时，牧师那位长相俊美的女儿罗莎蒙德都会给他们端来柠檬水。如果查理能够接受西方教育，成为一名传教士，或者一名懂医术的传教士，那么他就会将其所学带回中国，既可为他的同胞们医治身体疾病，又可拯救他们的灵魂。如此一来，他个人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都会为之改变。这就是里考德的设想。

温秉忠和牛尚周唤醒了查理内心的渴望，加布里埃尔森的事迹表明，移民也能取得不凡的业绩。而里考德牧师这个当年曾被墨西哥政府称为土匪的家伙，却激起了查理的事业心和宏大抱负。

1880年11月，第一个星期日的晚间礼拜仪式上，查理站起身来，走到前面，双膝跪倒。看到这个来自天朝上国的人跪倒在圣坛前，在场的教众都呆若木鸡。坐在后排长椅上的一位年轻女士目睹了查理受洗的一幕。她注意到，查理起身时，“满面红光，似乎非常高兴”。

仪式结束之后，教众们起身离开，消失在夜色中。查理一遍又一遍自豪地说，他已经“找到了救世主”。这些开朗而又热心的人们一旦团结到一起，就能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们。这些人都成了他的家人，查理跟他们讲，自己非常渴望归国当一名传教士。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们高兴的事情了，于是，在里考德牧师和摩尔上校的带领下，他们开始筹划此事。查理把自己的想法又跟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说了一下，听完此事，加布里埃尔森亲自给美国财政部部长写信，请求再次允许查理退出现役，以便这个来自中国的孩子能够接受大学教育。

1880年11月7日，也是11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威尔明顿《星报》“第五街监理会教堂”专版上发了一篇简报，内容如下：

本教堂今日上午将举行受洗仪式，一名中国信徒也将参加。此人也许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教受洗仪式的“天朝人”。托马斯·佩奇·里考德牧师将主持仪式。

那个星期日发生的事情令人终生难忘。整个教堂内部一片雪白，圣坛就设在一处拱形墙下。圣坛前面是一排排黑色栎木长椅，后面悬挂着一块红色的天鹅绒幕帘，两边则是都铎风格的高背座椅。圣坛的右边摆放着一架伴奏用的立式钢琴，旁边摆着一排唱诗班专用的普通直背椅。

里考德牧师身着常穿的那件双排扣阿尔伯特王子式常礼服，秃头上戴着一顶引人注目的假发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在圣坛前面的台阶上铺上一条手帕，然后跪下，开始祈祷。祈祷完毕，他站起身来，双手放在查理那精心涂过发油的黑发上，神色庄严地给他施洗命名，确定其教名为“查理·琼斯·松”。

查理从哪里弄来了“琼斯”这个名字呢？各种解释一直相互矛盾。真相其实很简单，并且罗莎蒙德·里考德在当时就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她说是她父亲让查理采用这个名字作为中名。当时船上的人叫他“查理·孙”，而教会里的人都叫他“查理·松”。这都是因为他发音含糊不清的缘故。里考德需要填一张受洗记录表，上面必须得有姓氏、中名和名字，查理还缺一个中名。按照罗莎蒙德的说法，她父亲不过是凭空想到了“琼斯”这个名字，就给查理用了。这种说法，在那些喜欢编故事的人眼里，缺少足够的吸引力。

更容易为人接受且在后来被广泛传播的一个说法是，查理采用“查理·琼斯”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那位“带他来到威尔明顿的船长”。据那些人讲，查理所说的船，可能是指直接把他从中国带到美国的那艘，也可能是指从波士顿带他来这里的那一艘。另一种更为荒唐的说法是，“查理·琼斯”即是“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缉私船船长的名字，就是他把查理介绍给里考德牧师和威尔明顿的教众。多年后，当年的老人们信誓旦旦地说，他们记得确实有“查理·琼斯”船长这么个人，他常来教堂做礼拜。另一些人则说，他即便不是船长，至少也是个水手长。时代出版公司旗下的杂志非常认同这一说法。

然而事实证明，“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从来没有到过波士顿一带。它的母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整个服役期间，从来没有一个名叫查理·琼斯的人当过船长或者水手长，美国税务署的其他部门也没有这么个人。同样，税务署下属的所有船只花名册上记录的任何岗位上都没有“查理·琼斯”这个名字。

不过，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确有其人。那些编故事的人相信，查理采用“查理·琼斯”这个名字，是一种知恩图报的德行。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能见到的有关宋氏家族的所有档案中，却从来没有提到过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的名字。

受洗之后，查理在当地一家印刷厂找了一份工作，开始学习印刷技术。与此同时，一系列更为重要的事情也开始酝酿。

派遣一位得到救赎的异教徒去向他那些尚未得救的异教徒同胞们传教，这一设想在威尔明顿监理会中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通过查理，他们就有机会改变这个世界上另一个遥远阴暗的未知地区的历史。当地会众们经过讨论，最终制订出一个行动计划。

计划的第一条，是安排查理上学接受教育。

三一学院是南北战争后南方幸存的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之一。在富豪和监理会会众的支持下，校长布拉克斯顿·克雷文带领6名教职工维持着这个学校。1880年12月，也就是查理受洗几个礼拜之后，里考德牧师向克雷文提议：他能否允许一个中国孩子到三一学院接受教育，以便将来完成重大使命？

为了解决查理的学费问题，摩尔上校给一位住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名叫朱利安·卡尔的美国南方富商写了一封信。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卡尔经常收到此类信件，写信的大部分都是南方邦联军人的遗孀，她们希望卡尔能帮助她们的子女上学。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卡尔都是有求必应。这一次，他又一次解囊相助。

前面曾经提到，人们叫他卡尔将军，但实际上卡尔并没有被正式授予过军衔。虽然多年以来，他的崇拜者们坚称他“口袋里装着一份任命书”，只不过因为为人谦虚低调而不愿接受，但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期间，他最高不过是个二等兵。后来，因其为人慷慨大方，北卡罗来纳州联邦退伍军人协会才授予他一个“将军”的荣誉头衔。

朱利安·卡尔财富惊人，他在当时是当地最大的资本家之一，在烟草行业和纺织行业曾经历过两次大起大落。另外，他还是杜克大学的创始人之一，还资助查理发起了数次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

一位传记作家曾这样写道：作为教堂山[9]一名成功商人的孩子，卡尔“从小便受到他那虔诚而又堪称楷模的父母的深刻影响。他们打小就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了道德原则、基督精神和远大抱负的种子”。

从南方邦联军退伍后，朱利安·卡尔决定向住在达勒姆附近的一位年轻女士求婚，并向父亲借了4 000美元，买下了达勒姆城里一个小烟草厂1/3的股权。

对士兵来说，战争中有两样东西不可或缺：一是烟草，二是威士忌。南北战争结束后，这些需求仍然持续。卡尔给自己的公司起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公牛达勒姆”。这完全是模仿在英国广受欢迎的“科尔曼”牌芥末酱商标上的那只公牛，那家芥末酱的产地位于英格兰的达勒姆，名字与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一模一样。卡尔的公司主要生产一种新型的、口感温和的金黄色烟叶。这种烟叶在北卡罗来纳州那贫瘠的土地上长势很好，投入市场后受到南北双方战士们的一致欢迎。卡尔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在全美国投放广告，使得“公牛达勒姆”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他很快就成了百万富翁。另外，他还发展机械化的批量生产，使“公牛达勒姆”烟草出口世界各地。1880年那些忙乱的日子里，美国妇女从谷仓后走出来卷烟抽时，十有八九用的是“公牛达勒姆”烟草。马克·吐温曾开玩笑说，参观埃及金字塔给他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上面挂着的“公牛达勒姆”广告。

1871年，卡尔的公司资产尚不足三万美元，但到1887年已经增长到惊人的400万美元。卡尔成为许多公司的董事长或大股东，这些公司包括达勒姆第一国家银行、达勒姆电灯公司、有轨电车公司以及各种土地开发、铣轧工厂和矿产资源公司。尽管在事业上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功，卡尔依然关照南方邦联军退伍老兵，并设法保证自己的工人能够挣到足够的钱，以便其能成家立业，抚养子女。卡尔有个特点，就是他做这些事时，从来不爱张扬，也不图任何回报。

他是承担查理上学费用的不二人选。

1881年4月的一个晚上，天气暖和，空中灰蒙蒙一片。深夜时分，查理和里考德牧师从威尔明顿坐火车来到了达勒姆。当时达勒姆还是个边境小镇，店面不多，出车站不远就是农田。红灯区位于埃奇蒙特区，但平日里很少看到妓女。酒吧倒是随处可见，人们在大街上打架斗殴倒是常有的事。当时只在东大街那边有几座建得不错的房子，其中一座是卡尔的豪宅，另一座是另一位烟草业大亨华盛顿·杜克的住宅。杜克主要销售一种名为“成品香烟”的新产品。正如卡尔家那位黑人佣人威尔克斯·考德威尔说的那样，达勒姆不是“有涵养的人来的地方”。

那时，马车比骑马更受有钱人青睐。朱利安·卡尔就是驾着一辆四驾马车到车站去迎接里考德牧师和查理的。

卡尔性格开朗，彬彬有礼。他前额高耸，胡须浓密，眼神平静，充满睿智。虽然已经36岁，他向后梳的头发依然乌黑铮亮。

与他结婚已有9年的南妮·卡尔是一位活泼而又温柔的达勒姆姑娘。她那灰色的眼睛显得极为冷静，皮肤白皙而有光泽，似乎也很享受身为人母的感觉。正因为有南妮的存在，卡尔才首先考虑在达勒姆进行投资。她育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用一位仰慕者的话来说，“每当全家人聚在一起，她身上女性美德那神圣的光辉都会笼罩着大家，全家人的生活为之生色，这也是他们能够幸福生活的主要原因”。

卡尔为查理准备了一间卧室，让他住在自己家里。查理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唯一有价值的是一把小木梭，这是别的水手教给他的一种源于北卡罗来纳州外滩岛乡间的手艺，他在船上时常用它来织绳索吊床。他计划在达勒姆编些吊床来卖，以便继续挣点儿零用钱，这一点体现了一位真正资本家的本能。

卡尔一家带查理去了三一教堂，把他介绍给那里的会众。查理身着一件虽不新潮但仍体面的米色亚麻布西装，里面配一件马甲，卡尔夫人还给他系上一条打着四手结的领带。他的一头短发梳向右边，紧贴着头皮，洗得干干净净的脸上不时展现出笑容。用西方人的标准来看，剪去辫子的查理帅气惊人。

“你知道，”一位跟他同龄的女孩发现，“他看起来根本不像中国人。他穿着体面，举止优雅。这位中国绅士非常非常有礼貌，这一点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达勒姆三一教堂的主日学校承担查理在学校期间的日常开销，这成了他们从朱利安·卡尔那里获得经费的渠道。他的学费则由三一学院从州卫理会基金里划拨，在校期间，他与其他几个孩子一起住在一位教授家里。

那年4月，查理几乎认识了达勒姆的每一个人，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詹姆斯·索思盖特及他的女儿安妮。安妮长得小巧玲珑，满脸雀斑，说话尖酸刻薄，为人冷酷无情，却又爱开玩笑。当时她还是个孩子，还没到身穿荷叶罩衫步入青春期的时候。她成了查理的知心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调皮捣蛋。索思盖特和他的儿子一起从事保险业，但他一直想在达勒姆成立一个“男青年基督教协会”。每当在索思盖特家吃晚饭时，查理都会听到他们谈论这个协会有多么好。而在之前，查理连这个组织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愉快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查理动身来到三一学院。这所学院设在一栋独栋大楼里，以前是兰道夫县政府所在地，周围是一片针叶林，向北到海波因特只有三英里远。那一年有200名学生入学。以前这里招收过几个印第安人，但在查理入学之前，还从来没收过中国学生。1881年6月9日，也就是在查理刚上学没几周时，布拉克斯顿·克雷文博士就在年报中写道：“他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学习认真，日后必成大器。”

查理来这里并没有接受常规的学校教育，他被视为三一学院一位“特别生”——不过这在当时的美国并非不同寻常的安排。教授们已经同意对他进行短期学前培训，利用几个月的时间给他恶补一下英语阅读、写作和数学等其他学生已经学了十几年的内容。大家都知道查理将来要回国当传教士，因此许多常规的教学内容都一概而过。比如，像学校里大部分教授们都很擅长的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等课程，只让他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与此相反的是，教授们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提高他的英语水平上，每天让他沉浸在《圣经》的世界里。

查理住在甘纳韦教授家里。甘纳韦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学院里教授拉丁语。而查理大部分课程都是在克雷文博士家里进行。这位品德优秀、超负荷工作的绅士精通形而上学和修辞学，每天早上，他都为如何选择自己最适合的衣着而大费脑筋。除了克雷文，承担查理教学任务的还有克雷文太太。她经常连续数小时坐在这个15岁的小伙子身边，给他讲述西方文化的神秘之处。查理凭借聪明才智，再加上囫囵吞枣式的死记硬背，把她讲的内容都塞到了脑子里。中国儿童素有背诵经典古籍的习惯，他们通常是在老师的监督之下，一边摇头晃脑后轻摇着身体，一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圣哲之言，不求甚解，不问何意，直到将其深印在脑海里。查理也非常善于模仿，他能够背诵读过的《圣经》段落以及讲道时听到的语句，看起来好像已经理解了似的。实际上，与背诵古籍的孩子一样，查理能明白的似乎也并不多。从他的书信内容来看，他引用的《圣经》语句显得杂乱无章，而他的导师们不但没有感到头疼，反而对他那快速模仿的能力印象深刻，将其视为已有明显进步的标志。

到了夏天，查理的英语已经达到了能够写信的水平。从他最初写的几封信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他童年生活的一些线索。其中一封信是写给他在海南的父亲，该信有一封给上海监理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10]的附函，文字稍微改动过，内容是请求林乐知把这封信转交给他的父亲。

亲爱的艾伦先生：

我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我离家6年了，我想让父亲知道我在哪里，在干什么。他们住在中国东南部广州州的孟寿县，他们的船队从澳门开往河内，6天的水路。我父亲的中文名字叫“韩宏义”。我希望您能找到他们，几个月前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入了教。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三一学院资助我上学，我特别着急接受教育，这样我就能回中国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救世主，收到信后请给我回信，非常感谢您，再见。

查理·琼斯·松于美利坚合众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1881年6月25日

考虑到查理已经离家很长一段时间，小时候学的那点儿汉语也早忘记得差不多了，因此他用英语给父亲写信就不足为怪了。他的英语运用得还不是很熟练，不过他一直都说英语，在校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练习如何用英语写作。

亲爱的父亲：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让您知道我现在身在何处。1878年，我在东印度群岛与哥哥分开了，来到了美国，幸运地遇到了我们的救世主基督。感恩基督的怜悯，上帝正在拯救我们的路上。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三一学院资助我上学，我特别着急接受教育，这样我就能回中国，跟您说说达勒姆的朋友们的和善以及上帝的恩惠。他派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到世间，以死来拯救所有的罪人。我是个有罪之人，但因上帝的恩惠而得救。我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到一座大庙里去跪拜那里的木头神像。哦，父亲，跪拜木头像是没什么用的。如果您坚持拜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得到一丁点儿的好处。以前大家对基督一无所知，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救世主，无论我在哪里，他都会安抚我。侧耳倾听，你就会听到神灵的话语；抬头仰望，你就会看到上帝的光辉。我信仰上帝，并希望能够根据上帝的旨意在有生之年再次见到您。现在适逢假期，我住在达勒姆的朱利安·卡尔先生家里。收到信后，请您立刻给我回信，收到您的信我会非常开心的。代我向哥哥、姐姐、妹妹们问好，也问您好。下次写信我会告诉您更多的事情。卡尔先生和卡尔太太都是善良的人，他们对我一直很好。再见，父亲。请把信寄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一学院。

您的儿子韩教准（查理·琼斯·松）于美利坚合众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1881年6月25日

尽管人生地不熟，学校的同学们对查理都很热情。他们喜欢跟他开玩笑，戏称他为“中国佬”，还拿他的姓氏开玩笑。查理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自己的一套恶作剧来对付他们，并通过与他们辩驳来提升自己的口语水平。每当他们提到查理奇怪的姓氏，他总是这样反驳：“我宁愿快点[11]也不愿意太慢。”

为了不使查理忘记为他选定的严肃使命，他的资助者们认真培养，反复打磨，力求使他胜任向异教徒传教的角色。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会见，人们都反复强调他身负的使命。1881年圣诞节的前一个星期，人们在三一学院小教堂里专门为他举行了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仪式，兼任当地教堂牧师的克雷文博士也参加了。那个星期日，他布道的题目是“走向世界，向所有人传播福音”。整个布道活动一直围绕着查理进行，活动还宣布了他的任务。这次礼拜仪式还有另一项内容，就是正式把查理的教友身份从威尔明顿转到三一学院。仪式上，大家高唱着圣歌，不停地同查理握手。

每逢假日，查理都会去威尔明顿看望里考德牧师和他的女儿罗莎蒙德。主日学校放学后，他则会跟住在达勒姆的安妮·索思盖特一起闲逛，或者在卡尔家豪宅的门廊下轻哼小曲，哄南妮·卡尔的小儿子睡觉，而年仅5岁的莉莎则会坐在他旁边的台阶上玩自己喜爱的洋娃娃。

很显然，这个中国孩子牢牢记住了他从“卡尔爸爸”身上学到的一切东西。数年后，他在上海仍然不断模仿和复制卡尔的生活和处世的细节。随着查理一步步开展自己的生活，这些细节与他的生活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共振，其中包括卡尔给孩子们取的名字、对妻子的昵称以及他自己从事的事业。卡尔在经商手段和业务判断方面也给了查理非常有效的指导，培养了他的经商才能。

查理对女孩子越来越感兴趣。在三一学院的第一学年结束后，他给一位名叫戈登·哈克特的同学写信。16岁的戈登（查理都叫他“戈尔登”）当时已经回老家威尔克斯伯勒过暑假。查理的信是用华丽如雕刻般的字体写成，这也是查理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得益于查理在幼年时期的毛笔书法训练。信的内容详细讲述了三一学院暑假期间发生的新鲜事：

两位菲尔德小姐还在学校。下周五上午她们就回家了。我跟你说过，她们都是年轻可爱的淑女，我非常喜欢她们……在学校的日子非常惬意，但我不知道她们离开之后这里会成什么样子……比德古德小姐还在这里，我想她会待到下个月才离开吧。她还像以前那么漂亮。我有时会去看她和卡西小姐。她说话真可爱……戈尔登，跟这些女孩子们在一起，我玩得可开心了，每天都开心。从学期结束至今，除了《圣经》，其他书我一直没有好好看过。这里现在一切都很好。玛米小姐和另外两个女孩子昨晚来找我，我们玩得开心极了……我们一起去看望了埃拉·卡尔，玩得可开心了，你都想不到。

查理对这位个子消瘦、双腿细长的青春洋溢的女孩埃拉·卡尔特别上心。埃拉的父亲卡尔教授，是朱利安·卡尔的堂兄弟，在三一学院教希腊语和德语，家境不太富裕。这个中国孩子跟卡尔夫妇交上了朋友，他经常跑到卡尔教授家里听埃拉·卡尔弹钢琴，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毫无疑问，查理在三一学院的学习生涯是突然之间结束的。这都是因为在那些漫长而又温暖的下午，在从榆树枝头吹来的熏风的吹拂下，查理没有禁得住诱惑，与埃拉小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从他给戈登的信中可以确定，暑假结束后，查理还准备在三一学院继续上学，因为他在信中督促戈登“能回来就抓紧回来”。查理许诺，如果戈登回来，他俩将一起“做点儿事情”。

夏天刚过了一半，埃拉的母亲突然把查理从她家里赶了出去，并不许他再去她家。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来分析她当时突然打破的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场面，并通过卡尔夫人反应的激烈程度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经过一番匆忙的安排，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查理发现自己变成了位于遥远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的一名学生。

监理会教堂针对此事对外界做出的解释，虚伪得恰如其分。这从罗利[12]的《新闻与观察员》中引用的教会有关宋氏家族传奇论述的摘要便可略知一二：

克雷文博士曾就查理今后的传教生涯与之进行过多次长谈，并把此事提交给布道团理事会讨论。理事会成员向他建议，这位年轻的中国人在范德堡大学可以得到更大的提高。在那里，他在继续学业的同时，还可加深与纳什维尔布道团理事会成员及归国传教士之间的交流，从而接受传教方面的培训。

随后，文章以一种更加欲盖弥彰的语气继续写道：

虽然此举会让他加速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在答应离开北卡罗来纳州之前，查理还是与克雷文夫妇详尽地讨论了具体细节。

在他们设想的查理职业生涯的定位方面，这些监理会信徒们开始表现出双重标准。对查理来说，在梦幻般的传教事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这无疑是恰当的。如果他愿意回到中国传播监理会的福音，帮助走了4 000年歪路的中国步入正道，那么他的赞助者们也愿意在缩减学习时间的情况下，资助他接受教育，并提供尚能满足温饱的衣食。如此一来，双方都是皆大欢喜。查理是可以给他们装饰门面的“天朝人”，但这个中国人和他们的女儿之间的亲密关系必须在一定的界限之内。

在三一学院的最后一天，查理显得郁郁寡欢。他送给克雷文太太一件告别礼物——他亲手编织的最后一张吊床。后来，克雷文对朋友们吐露：给她告别礼物的时候，查理还精心准备了一番告别的话，随后便控制不住，抱着她大哭起来。

在威尔明顿，大家都津津乐道于这段丑闻式小插曲的另一种说法。第五街监理会教堂的会众们多年以后还私下盛传这样一个故事：由于被朱利安·卡尔当场逮到查理“与他女儿在一起”，查理还与朱利安·卡尔发生了冲突。伊丽莎·卡尔和埃拉·卡尔这两个名字确实很像，不过当时朱利安·卡尔的女儿只有5岁。虽然如此，至少他们还没有把姓氏弄错。

刚乘火车来到纳什维尔，查理便精心打扮一番去了一家照相馆。在那里，他照了一张很正式的照片，然后通过朋友转寄给了三一学院的埃拉·卡尔小姐。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937年，这张照片仍然是已至垂暮之年的埃拉·卡尔珍藏的心爱之物，不过那时她的身份早已变成住在海波因特的德雷德·皮科克太太了。

从那之后，各种流言蜚语便一直缠绕着查理。自认为是文化人的一些监理会元老将其斥为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大骗子、一个吃白食的家伙。如果说大部分人对查理还不错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文化人就是专爱吹毛求疵的家伙。范德堡大学神学院代理院长就是一位不那么善良的人：

松（查理）于1882—1885年在此上学。他是个冒失粗心的小家伙，充满活力，也很有趣，但学习成绩不怎么样。我们看不出他对宗教有什么真正的兴趣，更不用说布道工作了。事实上，他回中国后很快就办实业去了。在那期间，他与一位肯定比他强的女士结了婚。

这就是代理院长乔治·B.温顿博士对他的评价，这种评价代表了与他关系密切的那些教会高层人士对查理的一致看法。

查理在范德堡大学的同班同学约翰·C.奥尔牧师对他的评价则要温和得多：

起初大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松（查理）。大家只把他当成一个奇怪的人，他只不过是个中国人而已，但他还是慢慢发生了改变。他头脑聪明，努力学习如何准确流畅地使用英语。言行举止间经常能显示出他的睿智、幽默和善良的本性。大家都开始喜欢他，带他参加校园里的各种社交活动。他的字精致如雕版，笔触细腻，花体字绚丽花哨，同学们经常找他代写卡片。虽然对英语语言知识的缺乏使他学习起来困难重重，但他总能认真预习，顺利通过考试，并在四年级时以优异成绩毕业。

同学们普遍都很喜欢他。他的另一个同学詹姆斯·C.芬克回忆说：“他为人非常和蔼友好。”怀特是查理的室友，后来到佐治亚州的开罗任牧师。怀特证实：“他天生是个快乐的人，喜欢纵情大笑。所有的学生都喜欢他。他头脑聪明，成绩处于中上等水平。”塔特尔牧师听过几次查理的布道，确信他的布道“对所有的听众都极具精神上的启迪”。

无论查理表面上在人们眼中的印象如何，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孩子。

据奥尔回忆，当时每逢礼拜天，一些学习热情较高的学生常会在早餐前到卫斯理大厅的小教堂里聚会，交流宗教方面的经验体会。一天早上，松（查理）起床后便站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他双唇颤抖着说道：“我感觉自己是如此渺小，孤单一人，远离自己的同胞，和陌生人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顺着密西西比河漂流的小木片。”说完眼泪夺眶而出。没等他接着说下去，十几个孩子围在他的身边，伸出胳膊抱着他，并向他保证，他们会像兄弟一样爱他。松（查理）的举动打断了那天早上的聚会。

学生当中最了解查理的莫过于步惠廉。在范德堡大学神学院学习时期是他们毕生交往的开始。步惠廉对查理的评价既不尖酸刻薄，也不感情用事，而是坦率直白。布雅各在为他父亲所著的传记中写道：“松（查理）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既不用自己洗衣服，也不用自己做饭。”

一天下午，步惠廉给查理准备了一个热烈的“欢迎仪式”。他在房屋中间的一张木质写字台上铺上一块毯子，毯子上放上一个盛满水的脸盆，水里放进一枚闪闪发亮的一元银币。脸盆旁边放着一个沉重的金属柄熨斗，桌子底下则藏着一组湿电池，用几乎看不见的细铜丝从毯子底下穿过，连着熨斗和脸盆。

看到查理和其他同学兴高采烈地走进房间，身高6英尺、体重200多磅、身材魁梧的步惠廉走上前去跟他们打招呼。[13]

“我给你们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步惠廉大声说道，“就是桌子上的那个熨斗。这是一个神奇的熨斗，来自大烟山[14]一位巫师的洞穴。任何一个摸过它的人都会失去意识。不信请试试看，如果谁能一手扶着熨斗把手，一手伸到脸盆里把那块银币捞上来，那块银币就是他的了。”

几个人偷偷交换了一下眼色，但没人过去。

“查理，你怎么样？”步惠廉拉长声音问道。

查理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仔细查看那个熨斗和泡在水里的银币，似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于是，他便一手抓住熨斗把手，另一只手伸进盆里去捞那枚银币。就在他的手指触到水面的瞬间，一股力量把他推得后退一步，惊得查理目瞪口呆。随后，他尴尬地意识到自己上当了。步惠廉狂笑不止，查理也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大笑起来。

暑假期间，神学院的学生们会参加各类活动，宣传上帝。查理被安排与巡回牧师一起，帮助那些福音传道士为南方举办的布道会布置会场。

他最喜欢的一站是田纳西的富兰克林，因为他和住在当地的斯托卡德一家成了朋友，并且斯托卡德的侄女萨莉也很漂亮。查理把专为埃拉·卡尔拍摄的那张照片又加洗一张，送给了萨莉。由于朋友们取笑她跟一位中国人谈恋爱，萨莉便把那张照片扔到了壁炉里。好在萨莉的母亲及时把照片抢了出来，只是四周烧焦了一点。在1937年德雷德·皮科克太太珍藏的那张照片重现天日之前，各大媒体刊登最多的就是萨莉留下的这一张。

经过巡回布道的锻炼，查理变得更为从容自若，英语也进步很大。几年后，他甚至可以怀着真挚的诚意给罗利当地的教会报纸《基督教倡导者》撰写文章：

纳什维尔本市居民目前表现不俗。上个月下旬在那里召开了信仰复兴布道大会，一些教堂取得的成果可谓前所未有。复兴大会还在各个不同的教堂继续进行，目前已举行了150场。事实上，目前的成果已经超出人们的预料。本周，来自佐治亚州的南方福音传教士山姆·琼斯牧师将莅临纳什维尔，在搭设于邮局旁边空地上的一顶“福音帐篷”里布道。这对纳什维尔市民来说不啻为天赐良机。我们坚信，他将凭上帝的帮助和恩惠，引导数以百计的民众走近基督。

在《基督教倡导者》上的一篇文章的脚注里，编辑向读者们介绍了查理的生平。那位编辑在文中略带傲慢地加了一句：“从信的内容来看，他（查理）的英语水平有显著提高。”

现在几乎已经确定，等到1885年查理从范德堡大学毕业后，就会被派往上海。此事由范德堡大学校长、主教霍兰·N.麦克泰耶勒最终拍板决定。麦克泰耶勒同时还主管派驻中国的监理会布道团，他把此事向上海的林乐知做了通报。1883年春天，查理收到了林乐知博士写来的一封言简意赅的正式确认函。一切似乎已经准备就绪，查理回国后将到上海中西书院任教。查理的回信则显得极不自然：

亲爱的艾伦博士：

收到您的来信已有一段时间了，您能写信给我，我真的非常高兴。我知道您已经完全把自己的工作、生命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上帝的事业。我希望按照上帝的意愿，尽快见到你们。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在美国待多久，但无论怎样，我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充实自己，为回国做准备。等我结束学业之后，我希望能把上帝的光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对其他人行善事，可以将他们从永恒的惩戒中拯救出来。愿上帝能助我一臂之力。几天前，一位监理会的女士问了我一个不常遇到的奇怪问题，她说：“松兄弟，你是个传教士，你愿不愿为了信念而甘愿遭受苦难，或者为了基督的事业不惜献出生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但是，为了顺从自己的内心，我根据自己的感受做了回答。我对她说：“是的，女士。如果上帝愿意帮助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愿意为了基督而承受苦难。”她接着说：“你所说的正是我们应有的感受。因为如果我们对上帝深信不疑，他就会帮助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把我们的珍宝带到天国，并以极大的热情服侍他。这样等到最后时刻我们才可以说：“我已经忠于我们的信仰，我已经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奋斗过，因此我将收到生命的冠冕。”愿上帝保佑您和您付出的一切。

查理·琼斯·松 1883年7月27日 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卫斯理大厅

1885年5月28日，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到了。威尔明顿的《明星报》对这位“虔诚而又雄心勃勃的‘天朝人’”的毕业情况做了如下报道：

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范德堡大学毕业。他在达勒姆与他的朋友和资助者们待了几周。我们估计，随后他将返回中国，到金西省（原文如此）上海中西书院担任教职。据我们了解，这种安排对那些极为热心地关注他的待遇的人们来说，肯定会感到非常之满意，他也始终对这些好朋友们怀着最深切的感激之情。

以前，人们常说查理毕业于范德堡大学，上文又十分肯定地称他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尽快达到让他回国为上帝效劳的目的，他的整个学业只不过是匆匆忙忙走了个过场。

他们确实给他发了个文凭。但是，最后查理不愿意走，他不想去上海，至少暂时不想去。他希望先去学医，朱利安·卡尔完全支持他。如果查理想去学医的话，卡尔愿意资助他。但麦克泰耶勒主教坚决不同意，他宣称，这个领域里行医的传教士已经“太多”了。这个理由有点儿荒谬可笑，主教不同意查理学医的真实原因，在他给林乐知的信中已有暗示：

亲爱的艾伦博士：

我们准备今年秋天把松和柏乐文医生[15]派往你处。我相信你会立即给松安排巡回布道工作，如果他无法乘车前去布道，那就让他步行前往。松本来想再待一两年去学医，以便将来更有大用。他那位慷慨的赞助者朱利安·卡尔也不是不愿意继续帮助他。

但我们认为，最好是让这个中国人留点精力，以便他回到中国后能为宗教事业出点力。他已经尝到了安乐椅的滋味，也不排斥享受更高级文明所拥有的舒适生活——这不是他的错。

让这个我们为之付出心血的年轻人开始也学着付出吧。让他去冲锋陷阵，不留后退余地。关于他想学医的事，我们已经告诉他，布道团里的医生现在已经满员，再加一个就超额了。

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在你明智的指挥下，松能够做出一番成绩。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会极大地鼓舞类似的人们做出同样好的成绩。许多人的命运都与他的成败拴在一起……

你的基督兄弟：麦克泰耶勒1885年7月8日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范德堡大学

主教的这封信，再加上温顿院长对查理做出的“冒失粗心的小家伙”的评价，显现出这位主教和他的同事们丑陋的一面。主教撒谎说这里的医生已经过多，当各大报刊都认为查理将会去林乐知创办的书院任教时，主教却私下里指示林乐知把这个年轻人安排到穷乡僻壤去传教。

无须给予特别的考虑，查理就该被派到最底层去。他将徒步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这一安排意在贬低查理在自己同胞心目中的地位。中国人出门向来重视轿子之类的外在东西，而查理却被降格到农民的地位。主教认为，查理现在变得娇气，放纵任性，这都是监理会的教众们给惯的。不过，只要他能够变得谦逊一些，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中国佬”还是有可能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那年夏天，监理会全州大会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召开，查理在会议上被任命为执事。那时候他已经19岁了，按照惯例，本来只能授予他临时教职，两年之后才能转正。麦克泰耶勒主教对此进行了干预，他恨不得这个“中国佬”立即动身回国。该次会议的会议纪要第53页有这样一条记录：“查理·琼斯·松，赴中国任传教士。”

查理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去跟各地的朋友们告别。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监理会正好准备在威尔明顿、华盛顿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举行一系列信仰复兴大会。

去三一学院毫无意义，因为他的罗曼史在那里遭遇了惨败。最后一次拜访了住在达勒姆的卡尔一家之后，查理回到威尔明顿第五街他以前常去的那座教堂，在那里做了一次告别布道，以感谢里考德牧师。加布里埃尔森船长已经退休，回到了他深爱的马萨葡萄园岛。查理一直跟他保持着书信往来。

查理跟里考德一家住在一起时，他和罗莎蒙德调情的方式让当地人大跌眼镜。罗莎蒙德有一双紫色的眼睛，当时她已有15岁，已经过了天真无邪的年龄，变成可爱的年轻淑女了。军人出身的里考德牧师眼光敏锐，他把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送出城，让她住在已长大成人的姐姐那里，让姐姐看着她。

为了在一切还没有变得糟糕之前把查理送出威尔明顿，里考德带他去了乡下小镇华盛顿，里考德要给那里的一个宗教暑期班上课。看到有那么多女孩子参加这个学习班，查理高兴坏了，这成了他跟达勒姆那个一直与他志同道合的安妮·索思盖特之间谈论的最佳话题。

虽然我只认识几个姑娘，但我在华盛顿还是玩得非常高兴。他们说这里的男女学生比例是1∶7。有几个姑娘非常漂亮，我深深爱上了一位叫贝尔的小姐。可我最终还得离开我在华盛顿的爱人，只身一人回中国去。你不觉得这事情太糟糕了吗？不用担心我会爱上里考德大叔的那个女儿：珍妮小姐跟一位只有7英尺9英寸[16]高的年轻小伙子订婚了。罗莎小姐只有15岁，她太年轻了，目前去了她姐姐那里度暑假。所以你看，即便是我想，这里也没人跟我谈恋爱。

随后他坦白地说：“安妮小姐，我必须承认，我还是更爱你，在达勒姆的所有女孩当中，我最爱的就是你。”

查理信中提到的漂亮的“贝尔小姐”就是金发女郎欧拉·贝尔，华盛顿当地的“一枝花”。她参加暑期班纯粹是出于无聊。多年后她承认：“我们参加学习班，恐怕不是为了学习什么知识，而只是想找个让年轻人在课前课后或者每天休息时能见见面的地方。”她说，查理最大的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中国人，所以她从没跟他正式约会过。不过，查理在暑假班的那段日子里，贝尔每天都能看到他。

一直到12月，查理才和传教医生柏乐文一起在纳什维尔登上火车，去了堪萨斯城，然后在那里改乘贯穿美国大陆的火车。那时候的火车座椅很窄，两个人坐在一起腿挨着腿，靠背也很矮，想靠在上面打个盹儿都不行。火车上提供的报纸和杂志充斥着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戏剧性事件。在苏丹的喀土穆，英国将军“中国戈登”（就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那个戈登）几个月前被狂热的马赫迪战士[17]撕成了碎片。在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路易斯·里尔因为率众反叛渥太华政府而被施以绞刑。在英格兰，格莱斯顿上台后又被赶了下来。在巴黎，路易斯·巴斯德发明了狂犬病疫苗。而在位于太平洋西北岸的西雅图，反华暴乱已经发展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以致克利夫兰总统不得不下令采取相应措施。

美国那“狂野的西部”正陷入反华的狂怒之中。正当查理穿越美国大陆之际，在富饶的平原地带和紫色的深山之中，到处都有中国人被白种人杀死。随着白银繁荣时代的终结，经济大衰退的浪潮在19世纪80年代席卷美国西部沿海地区，求职变得极其困难。工厂业主们改聘华工，因为这些“天朝人”要求的待遇更低一些。作为报复，在一些寡廉鲜耻的报社编辑和政客们的怂恿下，失业的白种人掀起了一场消灭“黄祸”的狂热运动。各地的中国城被付之一炬，白种人治安队员组成“剪辫子队”，他们不仅剪去中国人的辫子，还把他们的头皮一起剥掉。砍头这种美国原先并不常见的事情，现在即便是远在西北的蒙大拿州都会发生。有记录的最极端的暴行是，一伙暴徒割下了一名中国人的生殖器，拿到一家餐厅烤熟后，像吃鸡蛋一样给吃了下去。

为躲避白种人的迫害，数以千计的中国人逃回中国。结果就是，到19世纪80年代末，“天朝人”在美国西部的人口数量从原来的110 000减少到60 000。查理动身返回上海之时，正值这场血洗运动的高峰时期。就在那段时间里，在怀俄明州的罗克斯普林斯，一群暴徒将28名中国居民乱刀砍死，并将剩下的活活烧死。而这个镇上的那些有教养的淑女们则站在旁边，一边鼓掌叫好，一边哈哈大笑。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听了《蒙大拿人》（Montanian）报社一位编辑的建议：“我们不在乎人们杀死这些‘中国佬’，不过最近杀得确实有点多。他们不该死，就别杀。但如果该杀，为什么不多杀几个呢？”

美国各地反华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以致国会也开始对中国移民做出限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限制某个特定国家的居民入境。最初，清政府禁止中国人出国，但外国列强需要廉价劳动力。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成果之一就是迫使清政府同意中国人移民外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发起并操纵了华人苦力贸易。在于1868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18]中，美国国会确认了在美中之间自由移民的权力。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当铁路建设完成之后，大量廉价的华工就成了一种负担，而不再是福音。于是，美国国会修改了《蒲安臣条约》，并于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规定除教师、学生、商人和游客之外，其他中国人不得赴美。已到美国的中国人，则禁止其取得美国公民身份。1881年，查理还在三一学院时，赴美的中国人每年有40 000人之多，而当1887年查理刚回到国内的时候，每年只有区区10个人。

中国国内的反应非常强烈。小股武装分子经常攻击美国和欧洲布道团。在农村的一些地区，外国人外出旅行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西方媒体和历史教科书往往大肆渲染那个时期白种人在中国遭受的屈辱，而对同一时期在美国发生的有组织的恐怖反华暴行却视而不见。这种歪曲手段使得西方列强可以不断给北京那个虚弱的帝国政府施加新的压力。为了安抚白种人，清政府派遣军队，四处镇压各地的反抗活动。迫于外交压力，清政府还发布告示，号召全国人“与基督教士和平相处”，而华盛顿方面却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去限制那些反对“黄祸”的美国暴徒。

查理是在冒着生命危险横穿整个美国，不过他自己对此毫不知情。太平洋两岸同时掀起了将会影响查理及其子女生活的暴力对抗。幸运的是，他平安抵达了旧金山，然后登上太平洋邮轮公司的蒸汽船，驶向横滨和上海。经过10年浪迹天涯的生活之后，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1] 监理会，于1844年从美国卫理公会大分裂出来。美国北部的教会称为“美以美会”，南部的教会称为“监理会”。1939年，南北教会再度联合，称为卫理公会。——编者注

[2] 海南原隶属于广东，于1988年正式建省。作者写作该书时，海南尚未脱离广东。——译者注

[3] 安南，即越南。——译者注

[4] 暹罗，是泰国古称。马来亚联合邦，是马来亚的旧称。——译者注

[5] 伊比利亚半岛位于欧洲西南角，分属西班牙、葡萄牙、安道尔和英属直布罗陀。——译者注

[6] 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 Island），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译者注

[7] 摩鹿加群岛，又称马鲁古群岛，印度尼西亚东北部岛屿，属马鲁古省。古时以盛产丁香、豆蔻、胡椒等香料而闻名，被早期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商人称为“香料群岛”。——译者注

[8]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军队称为“联邦军”，南方军队称为“南方邦联军”。——编者注

[9] 教堂山是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县的一个镇。——译者注

[10]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基督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上海监理会布道团团长，旧上海时期著名的翻译家，创办了《万国公报》。——编者注

[11] “宋”（Soong）这个姓氏，查理最初拼写成soon，英语意为“立刻、马上、很快”。——译者注

[12] 罗利，北卡罗来纳州首府。——译者注

[13] 1英尺≈ 0.3米；1磅≈ 0.454千克。——编者注

[14] 大烟山位于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交界处，1934年设立大烟山国家公园。——译者注

[15] 柏乐文，威廉·赫克托·帕克（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美国在华传教医生。清光绪八年（1882年）到苏州参与筹建博习医院，光绪十年（1885年）回美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后，返回苏州博习医院任首任院长。——译者注

[16]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17] 19世纪后期，非洲国家苏丹遭到埃及和英国侵略。1881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以“马赫迪”（救世主）的名义发动农民起义，呼吁通过“圣战”将异教徒（英国人）和叛教者（埃及人）统统赶出苏丹，建立“一个普遍平等、处处公正的美好社会”。——译者注

[18] 《蒲安臣条约》，即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