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宋查理结识了一个秘密会社的兄弟。此人后来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也一度使他流亡海外。他们的名字因为婚姻和共同参与了历史上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活动而永远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一起迷惑清政府，将这个帝国推到了覆灭的边缘——只需最后一推，便会立即分崩离析。

这个人名叫孙文。因其四处煽动民众而被清政府通缉，他用了很多的化名，但真正让他闻名于世的是“孙中山”这个名字。孙文早年留学海外，年少时期就怀有不凡的抱负。

孙文的家乡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靠近澳门的翠亨村，父亲是村里的更夫。19世纪70年代，他的哥哥孙眉加入了广东移民大军，坐船到了夏威夷，在那里的稻田里给人做工，后来他自己开了一家店铺。他用经营所得的利润在毛伊岛购买土地，财富积累得越来越多，他还不断往家里寄钱。

孙眉是个恪守传统的人，他于1878年返回中国，与父亲给他选好的一个姑娘结了婚。这次回家，他还给弟弟讲了很多毛伊岛上的生活情况，讲到了在卡拉卡瓦国王的领导下，那里的人们享受着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自由生活。同时，孙眉还劝说母亲允许他把弟弟带到夏威夷。几个月后，12岁的孙文坐船横穿太平洋，来到了檀香山。

孙文进了英国圣公会在檀香山开办的一所学校，里面的教师都是英国人。对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来说，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机会，而西式教育却在他的心里孕育出了无法实现的抱负。后来孙文进了奥阿胡学院[1]学习，他开始对医学、政治学和基督神学产生了兴趣。哥哥孙眉却不允许他接受外来宗教，在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他带孙文离开了那所学校，把他送回了中国。

但是，一切为时已晚。有了在国外的经历之后，孙文已经与那个世代居住的小山村里的生活格格不入。为了表示抗议，他整天跟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学习一种名为“形意拳”的武术，还加入了三合会在当地的分会。

又矮又瘦的孙文虽然拖着长辫，长着中国人的相貌，但骨子里已经不再适应农村那种周而复始不断轮转的生活。为了表示对这种生活的轻蔑，一天晚上，他和一位朋友捣毁了村里土地庙里的木头神像，结果被村里人给赶了出去，孙文只好去在香港的朋友那里避避风头。在香港，他又继续上学读书。1884年，孙文在香港接受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的洗礼，入了基督教。喜嘉理给他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日新，广东话读作“逸仙”。

不过捣毁本村土地庙的事情还没有了结。孙眉听说了这件事情后，命令他返回夏威夷，让他在自己的店里做伙计，决心让他学会敬畏别人。然而，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接受哥哥的管教没几天，他就从朋友那里弄了点钱，乘船回到了中国。最终，哥哥大度地原谅了他，接受了他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并同意继续供他上大学。孙文进了广东一家医院的附属医科学校上学，随后又转至香港一所专为中国人新开的医学院。在香港这片皇家殖民地，他接触到了一些重要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其中就包括何启博士。何启曾留学英国，在香港做律师和医生。他极力鼓吹议会政治，在当地有极高的威望。另一位是詹姆斯·康德黎博士，他是一位英国内科医生，后来因在诊治麻风病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于世。康德黎是雅丽医学院的教务长，聪明而又想象力丰富的孙文成了他最为喜爱的学生。

孙文的心中满是狂热的想法，行为举止表现出来的热忱具有超凡的吸引力，很多中国的激进分子都聚到了他的身边。年轻人时间充裕，又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因此他们经常会连续数小时听何启博士抨击清政府“道德沦丧，习俗乖谬”。何博士认为，中国需要改革，以便结束腐败，重振纲纪。在巨大的传统力量的熏陶下，孙文和朋友们开始以革命者自居，并着手在化学实验室里制造炸弹。

1892年，孙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不过他的文凭在社会上毫无用处：医科学校的课程设置没有达到英国的法定标准。他在澳门开了一间中药店，但遭到葡萄牙医生们的举报，当局便以其没有葡萄牙护照为由，把他的药店查封了。孙文又去了广州，在那里开了几家中药店，交由几个朋友打理，他自己则配制西药，专治外科疾病。与此同时，孙文继续试验制造炸弹，并开始有了成立反清地下组织的想法。不过，此时的孙文革命思想还不彻底，在开始反清活动之前，他为能挤进清政府的官僚机构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凭着过人的胆识，他准备向当朝权臣、大学士李鸿章上书自荐。李鸿章是孙文曾就读的那所香港医科学校的赞助人之一。如果能得到这位大人物的青睐，他就能在政府中觅得一个要职。

孙文上书的内容来源于何启博士的观点：通过本国人士的智力，中国也可以做到像西方国家那样富强。孙文首先赞扬大学士素有提携人才之名，随后便简述了自己的阅历：

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学，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2]

1894年年初，孙文北上，准备去天津向大学士李鸿章面陈己见。途中，他在上海稍事停留，遇到了一位名叫宋查理的三合会兄弟。

孙文当年参加的那个名为“三合会”的秘密会社，与宋查理家族在海南岛加入的社团同属华南三合会，属于潮州帮的一个分支。在上海公共租界，查理加入的也是这个组织。此外，他还是洪帮成员。

孙文和宋查理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摩尔捐建的那所监理会教堂。星期日的礼拜仪式结束之后，经人介绍，他们相互认识了。终其一生，孙文都定期到教堂里募集新人。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属于教堂里的那个基督，而是属于身为革命者的耶稣基督。”

除了都是帮会成员之外，他俩之间还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他们都来自广东省，说同样的方言，都能讲英语，都在海外留过学，都是基督徒。他俩还都曾想学医，都怀有远大抱负，都很难融入孔孟礼教社会，因为他们都是一种融合体——受过西方教育的农民。他们都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查理对孙文的天津之行不抱太大的希望。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其所能促成此事。他向孙文保证，如果北上不能达成目的，他还可以回来投靠查理，依仗洪帮的势力在长江流域一带继续他的事业。查理还向他介绍了另外两个大人物，即洪帮重要首领：大买办郑观应和著名记者王韬。王韬给孙文提供了一个可用的关系：大学士手下一个地位不高的官员。凭着这个关系，孙文继续他的上书之旅。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对清政府官员有些许冒犯，就会落得掉脑袋的下场。其他人所写的那些抨击时政的文章，大都是用匿名的方式在香港发表，或者私下偷偷流传。就连孙文的老师何启博士的那些大胆的建言，也只敢用笔名发表在香港的《中国邮报》上。而现在，孙文却准备去面见一位权倾朝野的人物，亲自向他陈述自己那些曾被有意忽略的政见。在当时的环境中，此举确需超人的勇气。

然而，此行的时机选择得相当不好。大学士此时需全力以赴应对各种紧急事务。针对朝鲜问题，清政府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几个世纪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的属国。但自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砰”的一声枪响打开了日本的门户之后，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结束了。日本快速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其霸权触角开始伸向矿产丰富的朝鲜半岛。

抵达天津之后，孙文把备好的上书草本交给了王韬的那位熟人，希望能够转到大学士手中，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他没有等到任何结果，没人安排他们见面。大学士没有闲余时间去思考一个微不足道的南方农民出身的草医提出的那些不着边际的社会改革方略。

此时的孙文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返回上海后，他住到了宋查理家中，由查理在幕后操纵一切事务。宋查理把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以改革论文的名义发表在林乐知博士主编的《万国公报》9、10月号合刊上。这是孙文的政治观点首次见诸公共视野。

在查理的印刷厂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孙文认为，社会改革绝无成功的希望。现在应该沿着秘密会社的路子，组织新的政治运动，最终走向革命。

从此之后，孙文常会定期来到查理家中，在他的书房里召开密谋会议，查理的孩子们都视其如教父。无论孙文到哪里去为他的事业筹集资金或争取支持，查理都向他通报新的情况，并自掏腰包支付他的各种开销。

这完全是一种中国古代的江湖兄弟情义，最能体现这种情义的是古典小说《水浒传》。在一片水乡泽国中一座名为“梁山泊”的山寨里，小说中的那群草莽英雄建立了一个“解放区”，即谋反者建立的共和国。在那个群魔乱舞的朦胧世界中，善行总是与一定的欺诈相伴而存。经过世代口口相传和地方戏曲的传播，这些侠盗义贼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另一个常为人们传颂的故事，是一个农民加入了反叛大军，最终当上了明朝的开国皇帝。

历史上总是不乏这样的秘密会社、盗贼团伙和秘密帮派。但在17世纪以前，这些组织都是零星出现。1644年，清军入关成了一道分水岭。自此之后，全国各地建起了新的秘密会社网络，矢志要将满族人拉下马。

关于这些会社是如何演变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三合会的问题，除了法国历史学家谢诺主编的一本学术论文集外，再无公开发表的权威性英文著作讨论过。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宋氏家族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依仗这些三合会组织。因此，这个话题虽然晦涩，有很多难解之谜，很难完全梳理清楚，却是讲述宋氏家族历史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入关之初，满人仅仅控制了华北地区。在华南，海盗首领郑成功仍然效忠明朝王室，在陆地和海上不断对抗清政府。郑成功出生在日本长崎，其父是一个有名的中国海盗，母亲是日本人，是他父亲的小妾。由于这个原因，郑成功至今仍是日本木偶剧中的主人公。满人拿下南京后，郑成功和他父亲退守群山连绵的福建省，在与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岛一水之隔的地方，拥立唐王称帝，号称明朝正室。

清政府无法击败他们，于是便贿赂郑成功的父亲，令其叛变投降。盛怒之下的郑成功于1659年率领10万大军向重兵把守的长江三角洲进兵。但他只善于海战，不擅长陆战。虽然他差点儿就攻下南京城，但最终还是被清军击退。郑成功只得再次暂避于福建深山，后来又从荷兰人手中夺下了台湾岛，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此后一段时期里，郑成功一直控制着台湾岛和厦门一带的沿海区域。1662年，由于自然原因——可能是癫痫发作，郑成功突然离世，他的起义运动戛然而止。正是郑成功的起义导致了各类新型秘密会社逐渐产生。

虽然在西方几乎毫无名气，但在中国人心目中，郑成功可是一位酷似亚历山大大帝的大英雄。郑成功在反清过程中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间谍系统和地下组织。他去世之后，这些组织也分崩离析。但有128名参加过起义的和尚却聚集在福州附近的南少林寺，继续对抗清兵。他们个个武功精湛，却被一名叛徒出卖，只有18名僧人侥幸逃脱。

这些英勇的和尚一个个被缉拿归案，最终只有5个得以幸免。这5位功夫大师通过古代的门派和海盗帮派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新的反清核心。他们根据明朝开国皇帝的年号“洪武”，给自己命名为“洪门”。洪门致力于推翻清政府，恢复明室，在中国，他们的爱国口号连小孩子都知道：反清复明。

洪门成员散布在从福州、厦门到汕头的沿海地带。他们当中很多是数百年前流放至此的客家人。为了集体生存下去，过去的流放犯和现在的亡命徒紧密联系到一起，共同进行反清大业。他们平日里从事贸易，偶尔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一有机会，便会袭击清军。后来他们来到了历来对外人抱有很深成见的广州城。

这些流浪者操着一口极为特别的潮州话，相互之间也用潮州话交流。由于不为广州人接受，他们便组成各种帮会，以便使自己在敌人中间活动时，能够得到庇护、支持和帮助。这些帮会兼具联谊和谋反双重功能。

这些帮会逐渐演变成了两个大的组织。在北方，由于政府控制得极为严厉，他们很少有公开表现的机会。他们更侧重精神方面的组织，常以门派的形式出现。八卦门就是其中的一支，它也被称为“义和拳”，西方人则称其为“拳匪”。

在南方那些远离政府严密审查的地区，这些社团便较少显露其精神色彩，更多地发起明目张胆的活动。他们模仿《水浒传》中的匪徒，并依据等边三角形的样子，给该组织取名“三合会”，三条边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概念中的天、地、人。三合会又可分为三个分支：“天地会”“三点会”和“三合会”。查理和孙文就属于其中的三合会分支的成员。

各地帮会成员发展得很快。由于满族人入关彻底打碎了中国人的正常生活，在之后的数十年中，全国各地的农村到处是流浪汉、前朝士兵、游民、乞丐、盗贼、暴徒、杀人犯、劳工、各色商人、江湖艺人、工匠、士子和政治流亡人士。为了接纳各色各样不断增多的成员，各地三合会的组织规模成倍地增加。到了19世纪，已经出现了数百个附属帮会，他们之间仅保持着名义上的联系。其中的一些，如哥老会[3]，属于罗宾汉式的帮派，其成员由穷人、农民和运河船工组成，他们建立了一整套以走私为代表的地下经济网络。

很多在正常社会中晋升无门的冒险者都加入了三合会。通过各地的组织，这些野心勃勃的人能够操纵大量资金和闲散劳力，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获得相应的补偿。一些地方的三合会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爱国组织，而另一些则借爱国之名行犯罪之事。其他的则两者兼而有之，表面上是爱国的组织，暗地里由一根看不见的“暗线”连接着一个犯罪组织。上海的洪帮就属后一类。

任何一位被人疏远、受到欺辱或遭受挫折的人都能在三合会里得到关爱。对很多人来说，能够加入三合会，掌握帮会成员之间的接头暗号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在茶馆里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端起茶杯或饭碗，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与兄弟帮会成员取得联系。像西方社会里的工会组织一样，只要有需要，三合会总能提供相应的帮助。不过，一旦成为帮会成员，终生再难退出。

1894年，宋查理和孙文决心在上海与另一个小圈子里的谋逆者携手合作时，他们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团结各地三合会的潜在力量上。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许多三合会组织从政治斗争转向了谋求经济利益，现在是时候带领他们返回他们最初为之奋斗的事业上了。孙文估算了一下，全国各地约有3 500万三合会成员，这些人很有可能再次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他明确表示，自己将以推翻清政府、创建一个“充满机遇的亚洲”为己任。他遍邀各地好友和会中兄弟加入他的团队，宋查理也加入进来，成为他从事的秘密活动的谋划人员之一。

他们很快便开始策划一次武装暴动。

在查理位于虹口的家中的书房里，摆着沉重的黑木椅子和一张大办公桌，一派西式风格。那些密谋反叛的人们在这里通宵达旦地策划，为起义做准备。他们把目光聚焦到了广州——一个视暴动为家常便饭的地方。1894年的广州城，周围的乡村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挤满了小股海盗和走私犯，孙文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熟悉，可以把他们发动起来对付朝廷军队。城里的地下组织控制在三合会手中，只要付钱，帮会成员就会起身响应。他们推断，一旦广州落入孙文的掌控，就可以在那里组建一支军队，然后从清政府手中夺回天下。

就在孙文住在宋家期间，一位亲日的朝鲜领导人被诱至上海后遭到刺杀。孙文的这个小团体没有参与这次刺杀行动，无法善加利用此事，但洪帮中有很多人总是喜欢利用任何可能的机会给北京的政权制造麻烦。那个人的尸体被装在中国海军军舰里运回了朝鲜，在当地分尸示众，以恐吓叛乱者。日本对此事非常恼怒，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这将把清政府的所有精力都牵制在北方。

1894年8月1日，战争开始了。而此时的孙文还没开始组织广州起义所需的人马。他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组织，以及找到稳定的经费来源。孙文安排宋查理及时给他反馈事态的发展情况，自己则动身去了夏威夷。1894年11月24日，他开始召集人员，筹建一个名为“兴中会”的组织。有120名在夏威夷的华人加入该组织。

1894年12月，孙文仍在夏威夷奔波，寻求资金支持，这时宋查理给他来了一封急信：清政府在日本人手中遭遇了一连串的惨败。国人对此公愤极大，他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看到此信，孙文极为振奋。1895年1月初，他从檀香山奔赴香港。一些夏威夷华侨也追随在他左右，准备回国参加暴动。宋查理则继续留在上海负责财务保障，同时充当孙文在长江流域的耳目。

在香港，以杨衢云为首的一干人等加入了孙文的组织，但人手仍然不够。时间就这样一再拖延下来。到了春天，消息传来，中国在朝鲜遭到惨败。到了1895年夏天，他们总共才召集了153人。尽管如此，孙文和杨衢云却不顾后果地认为，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了确保成功，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花钱雇来的匪徒们身上。这些人包括流氓、恶棍、秘密会社里的暴徒，以及退伍的士兵。

根据算卦的卜算，起义的时间定在了阴历九月九日（阳历10月26日）。这个时候举事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中国各地的人们都要在这个日子里上坟祭祖，各家各户都要出门，正好可以掩盖孙文手下那些人的行踪。此次行动的主力是3 000名三合会成员，他们将在香港集合，然后化装成普通乘客，坐船前往广州。随船还载有几千把手枪，这些枪被封装在印有“波特兰水泥”字样的圆桶里。在广州上岸之后，这支雇佣军便会分头行动，赶往当地政府官员和军事指挥官的家中，刺杀他们，或者将他们囚禁，直到起义成功。

孙文和杨衢云这两位起义组织者分头行动。杨衢云负责在香港召集雇佣军，并将他们运送到广州。孙文则负责召集三合会成员，并监督整个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孙文派了一个代表前往上海，向宋查理等人简要报告了最终的行动计划。

时任香港《中国邮报》记者的英国人托马斯·里德支持起义，历次起义筹备会议他都获准参加了。为了让外国人士能够理解这次起义，他开始撰写一些有预谋的文章。在里德看来，华南地区的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他声称，清政府一旦被推翻，一个“负责”的新政府将会愿意接受外国政府和公司提供的慷慨援助和无私指导。他故意说这些谄媚之言，是为了引起外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兴趣。

里德如此冠冕堂皇地描述这些密谋起义的人：“尽管依靠‘中国佬’实现他们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他们确实是想实现立宪改革，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不公的暴政体系中解放出来。这种暴政体系一直把中国与西方的影响、西方贸易和西方文化割裂开来。”

离起义还有两周的时间时，发生了第一个意外事件。10月9日，孙文的兴中会成员之一朱琪写了一篇讨逆檄文，准备起义当天在广州城中张贴。这篇檄文把朱琪的整个家族都置于危险的境地。如果起义失败，家族中的所有人都将受到严惩。朱琪的大哥知道了此事，他没有参与密谋计划，但从传统的角度来讲，他肩负着保卫整个家族安全的责任。最终，他向官府告发了此事。

听到这个密谋计划，广州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哈哈大笑。孙文只不过是个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以自我为中心的家伙，没人相信他能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虽然如此，为了安全起见，当局还是派了几个密探去密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孙文发现被人跟踪，便尽量避免做出可疑之举。那几个密探回去汇报说，他跟往常一样，没什么实际动作。

10月26日黎明前数小时，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惹出了麻烦。在香港，杨衢云雇来的那些人已经集合完毕，然而他们却为谁该使用好点的武器而产生分歧。就在他们在码头上争吵的时候，渡船径自开走了，他们一个也没登上船。

火冒三丈的杨衢云只好给广州的孙文发电，告诉他“那批货”第二天才能运到。这确实让孙文非常难做。他雇来的那些暴徒和三合会杀手早已到位，随时可以发动进攻。但如果没有香港的那支队伍做援手，单靠上海的人马肯定是必败无疑。当下的理智之举，就是取消原来的计划。于是孙文便给他们付清了钱，安排他们各自回家去了。

然而，还没等他把取消起义的决定传给杨衢云，香港那边的武器之争就平息了，杨衢云的雇佣军比预定的期限晚一天登上了“保安”号轮船。此时香港警方已经完全获悉此事，某位警察署长打电话告诉了广州的清政府当局。当“保安”号到岸时，大队的清兵正在码头等候他们。一片混战后，大部分雇佣军成员得以逃脱，但为首的十几人和其他50多个参加起义的人不幸被捕。

在广州的其他地方，清军袭击了兴中会的藏身之处，抓捕了一些密谋起义的人，起获了一批武器、制服和造反用的旗帜。孙文躲在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家里逃过一劫，随后他化装成女人，躲在一顶带帘子的轿子里逃至澳门，再从澳门乘船去了香港。

被捕的起义者被按照典型的清朝刑法来惩处。孙文的两个亲密同志被处以斩首之刑。另有一位被600军棍责打致死，还有一位则被施以“千刀万剐”之刑，也就是用刀把身体一点点切成碎片——这是对谋逆者的标准刑罚。

这次惨败之后，孙文开始了流亡生涯。清政府对他进行悬赏缉拿。

尽管计划失败了，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一位大家公认的从事反清大业的英雄志士。

在接下来的16年间，他一直是朝廷缉拿的要犯，四处流亡，再也无法回到中国大地。此时的孙文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倚仗宋查理在金钱方面的帮助，同时也更需要依靠其他兴中会领导人替他处理革命事务。他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不断寻求海外华人对他的支持，终年奔波不停。

为了逃避追捕，孙文很快便离开了香港，带着两个助手前往日本。在神户登岸后，他们发现日本人已经详细了解了广州起义的始末，他们将这次损失惨重的起义称为一次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孙文备受日本人的推崇，拥护他的人也不断增多。于是他决定马不停蹄地赶往夏威夷。因为在夏威夷，那些支持他的人经济实力更强一些。

登船之前，他决定把自己乔装改扮一番。穿着中式长衫，背后拖着一条长辫子周游列国确实有点太招眼了。他剪掉了发辫，理成西式短发，还买了一套西装。最后，他在上唇还蓄起了胡子。经过一番打扮，效果确实很惊人：他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位体面的日本外交官。

1896年1月，孙文抵达夏威夷时，他的家人已先他一步来到，住在他的大哥孙眉家中。孙文的妻子是他父亲给选的，名叫卢慕贞，是一位农村商贩的女儿。此前他流浪在外，或在香港游学的时候，卢慕贞一直待在村里，孙文只有偶尔回去时才会见到她。这次在夏威夷团圆之后，他们有了第三个孩子：1896年11月，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在夏威夷待了6个月后，孙文决定去美国本土的华人社区去争取支持，这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为了方便行事，他又加入了广州三合会在美国的一个分支——“致公堂”，被授予堂内“洪棍”之职，一个负责执法事务的高级职位。

致公堂是当时美国最强大的三合会。它源于广东省，最初的成员大都是走私犯、海盗和沿海商贩。致公堂在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许多成员逃到美国，并在那里建立了分会。除此之外，美国还有数个其他的三合会组织。安良堂以纽约城为中心，其势力最远达到位于美国西部丹佛市的唐人街。秉公堂活动在西部沿海一带，控制着温哥华和旧金山。协胜堂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势力也很大，英端堂则控制着美国西南部地区。此外，规模较小的合胜堂和萃胜堂在洛杉矶的势力较大。现在，通过他在致公堂的地位，孙文可以同任何组织取得联系。

然而，孙文在旧金山却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到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照片，其中一张落到了清政府密探手里，然后被送回了北京。孙文的“新形象”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各地的中国公使馆。

孙文的第一次美国之旅几乎没筹到什么资金，新加入的成员也很少。由于在中国发动革命可能会给华盛顿带来麻烦，没人愿意出钱资助孙文，他在美国的生活可谓举步维艰。

孙文乘船前往英格兰去拜访他的朋友康德黎博士。他刚到英国，就被斯莱特侦探社的便衣给盯上了。这家侦探社受雇于清政府，专门寻找孙文的下落。那个侦探尾随他来到康德黎位于伦敦市覃文省街的住所，然后又看着他住进了离此地不远的葛兰旅店的一间简陋的房间。

巧合的是，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就位于离康德黎博士家不远的波特兰区。孙文每次步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时，都要路过公使馆门口。他很快就变得自负起来，觉得自己的化装非常管用，公使馆里没人能认出他来。即便他进去跟他们聊聊天，然后再离开，他们也不会察觉。

他实在抵抗不住尝试一下的冲动。10月10日，星期六，孙文信步来到公使馆门口，跟一个年轻的中国学生聊了起来。当孙文问他这里有没有广东人时，这位学生请他进了公使馆，把他介绍给一个姓邓的翻译。孙文自称名叫“陈载之”，但眼尖的翻译发现这个陌生人的怀表上刻了一个“孙”字。孙文冷静地跟他谈起了清政府目前的乱局，然后就离开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那位翻译的怀疑。

孙文走了之后，那位翻译便向公使馆的上司们做了提醒。上司们都震惊不已，因为就在前几天，孙文刚从斯莱特侦探社的侦探眼皮底下溜走。既然他敢莽撞地一探虎穴，那么很有可能会再来。于是公使馆便安排邓翻译在街头看着，只要孙文一出现，就把他引到公使馆内。另外，他们还在大门里面安排了两个身强力壮的护卫。

第二天，也就是1896年10月11日，孙文离开住所，斯莱特侦探社派来监视他的那位侦探正在打盹，没发现他走了。孙文准备去康德黎家，再次经过波特兰区时，他看到有个中国人在公使馆门口晃悠，那人正是邓翻译。他俩聊天的时候，邓翻译慢慢引着他靠近了公使馆的大门。这时那两个护卫走了出来，挡在孙文身后，然后请他进去，说是已经备好了香辣可口的湖南菜，他们可以边吃边“聊”。说罢他俩便伸出粗硬的大手，一边一个抓住孙文的胳膊，把他给拎了进去，大门随即砰然关上。孙文被推搡着进了楼上的一个房间。为了监禁他，公使馆还特意派人把里面的家具都给搬走了。

当时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公使是龚照瑗，他是清政府派来的代表。不过，公使馆的日常事务都由一位名叫哈利迪·马戛尔尼的英国参赞打理。这位马戛尔尼参赞的先祖是曾于1793年率领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来华的乔治·马戛尔尼伯爵。当时中国的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因此，“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哈利迪·马戛尔尼爵士曾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过军医，后来又在印度和中国的英国殖民管理机构里谋得了不错的职位。他的阅历引起了大学士李鸿章的注意，便雇用他代表清政府处理与英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他为官苛刻，虽然是英国人，但骨子里的东方人性格比中国人还难以捉摸。

马戛尔尼早就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一旦孙文来到英国，就把他引渡回国。英国政府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但这并没改变他要教训一下这个黄皮肤江湖郎中的想法。把孙文逮到公使馆后，他立刻着手联系格林邮船公司，准备租一条船，把这个霉运当头的革命家非法偷运出去，让他去接受死刑惩罚。

被囚禁在室内的孙文想尽一切办法想给康德黎博士报个信。他想顺着窗户栏杆往外抛纸条，结果他们连窗户也都给用钉子钉上了。公使馆派了一个名叫乔治·科尔的英国杂役来监视他。他试着贿赂科尔，但科尔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孙文的失踪也引起了康德黎博士的警觉。他决定找侦探来帮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当时伦敦规模最大最有信誉的斯莱特侦探社。这家侦探社认为同时为两个雇主寻找同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于是便很高兴地接受了为康德黎博士“寻找”孙文的任务。事实上，在它的另一个雇主把孙文抓住之后，他们确实也不知道孙文现在身处何地。

那个英国杂役虽然固执地拒绝了孙文的求助，但他却与公使馆里的女管家谈到了这个被囚者的可悲处境。这位女管家是英国人，人们都叫她霍维夫人。精明能干的霍维夫人决定帮他一下。

在孙文被困一周后，霍维夫人按响了康德黎博士家的门铃，在他的信箱里塞了一张便条，然后便匆匆离去。便条上写着：

您的一位朋友自上个星期日以来一直被关在中国公使馆里。他们准备把他送回中国，回国后他必将会被处以绞刑。这个可怜的人真的是很不幸，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动，他将会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被押解回国。我不敢署名，但我说的都是真话，请相信我。不管你将采取什么措施，请尽快行动，不然就晚了。他的名字好像是林银森。

霍维夫人的举动让乔治·科尔良心发现，第二天，他便带着孙文写在两张名片上的密信出现在康德黎博士的家门口。信的内容如下：

我于上个星期日被中国公使馆给绑架了，即将被送回中国接受死刑。请尽快来救我。公使馆早已雇好了船，准备用船把我送回中国。一路上我都会被绑在船上，无法跟任何人联系……哦！我便有祸了！

康德黎和另一个同事，孙文在香港学习期间的好友、著名的“热带医学之父”帕特里克·曼森[4]博士立即联系苏格兰场[5]和外交部。与此同时，曼森博士还跑到中国公使馆打听孙文的下落，却被告知公使馆里没有这个人。

到了星期日晚上，康德黎博士近乎绝望了。外交部和苏格兰场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又跑到《泰晤士报》报社，将孙文的遭遇告诉了编辑们，但星期一的报纸只字未提孙文的情况。在政府选择恰当的行动之前，报社的编辑们对此事采取了审慎的态度。然而，《环球》报社的编辑们却不太关心什么外交礼仪，风闻此事之后，他们立即出了一个特刊。记者们蜂拥在中国公使馆门口，其中一位还警告邓翻译，如果不立即释放孙文，第二天早上这里就将会被愤怒的群众包围。

事实上，第二天天亮前，伦敦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一事件，公众要求释放孙文的呼声震耳欲聋。英国外交部立即采取行动，他们给马戛尔尼下了最后通牒。10月23日下午4点30分，在孙文被困12天之后，苏格兰场总督察贾维斯与康德黎博士及外交部派来的女王国内信使一起来到中国公使馆，认领被扣人质。

一大群旁观者和新闻记者簇拥在公使馆门口，孙文从公使馆里被带出来，上了一架双座小马车，直奔苏格兰场。他又自由了。

历史再次重演，孙文又一次名声大震。他现在已经闻名全世界，记者们纷纷要求对他进行专访，他很享受这种名人的感觉。他没有告诉别人这是他咎由自取，而是对此事加以美化，声称自己是中了圈套才被抓起来的。他在伦敦出版的那本名为《伦敦蒙难记》的回忆录中就巧妙地采用了这种障眼法。一时间，孙文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中国，查理和他的朋友们也是欣喜非常，他们在印刷厂里翻印了这本书，四处散发。

那么孙文到底是如何影响他的那些追随者的？他有什么魔法吗？回顾以往，根据我们事后的认识，以及多年来众多学者搜集整理的信息来看，孙文的冒险经历很像威尼斯滑稽歌剧迷们喜欢的那种以流浪汉为主角的讽刺剧。但在孙文的时代，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已经入戏太深。革命激情使得每一次可怕的挫折都变成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剧。但是，当剧本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杀头、断肢和绞刑为结局时，没人能从中看到哪怕是点滴的喜剧成分。孙文的一次次失误不像大木偶剧场上演的喜剧那样有趣，演出者们每次都面临着致命的后果，虽然观众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英国外交部就不拿他当回事。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谋反者参与其中，只有在其事业看起来陷入孤立之中时，孙文才会站出来振臂一呼。在这方面他无疑是很有天分，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演说家，能够清楚地阐明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并鼓动人们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如果没有他，那些人只能白白浪费精力和激情，每天醉醺醺地空谈谋反大业，导致大部分的革命计划都胎死腹中。从某些角度来看，正是他善于鼓舞他人的这一特质，使其在革命中能够独善其身，而其他更优秀的革命者却落得惨遭杀害的结局。当时清政府到处屠杀革命志士，许多煽动叛乱或者阴谋反叛的人的下场都惨不忍睹。这些逝去的人中或许有很多都比他高尚得多，只是因为过于执着才不得善终。

那些活下来的人同样也会重书历史。于是，历史不断地被人篡改，外在宣传和事实之间产生了永久的矛盾。这样一来，孙文对自己在伦敦被绑架一事的回忆就变成了神话般的英雄事迹宣传报道，成了革命者的福音书。多年后，通过对已经离世的孙文进行系统性的神化，他的形象被抬高到了神一样的地位。总的来说，孙文真正的革命艺术就是像玩魔术一样使自己悬浮于空中，而他的领导地位之所以能够像其他许多著名的领袖那样屹立不倒，只是因为他身边的一切在不断消逝，而他却活了下来。他具有唐璜一样的直觉——知道该在何时离开阳台。一言以蔽之，他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位政治家。

孙文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度过了6个月的时光，并同一些极具鼓动性的人，如《自由俄罗斯》杂志的编辑、流亡革命家菲利克斯·沃尔霍夫斯基等人交上了朋友。

1897年7月，在英国停留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孙文终于动身，从伦敦乘船前往日本。在此后的数年间，日本成了他的活动基地。他受到一批实力强大的日本大陆浪人[6]的欢迎。他们都是一些精力充沛的危险人物，若是处在日本中世纪，他们肯定会成为武士，而现在，他们只能独立进行政治冒险。数年之后，这帮激进的家伙成立了一个名为“黑龙会”的极端爱国组织，轻率地让日本卷入了亚洲的军事战争之中。他们为孙文提供庇护和赞助，和他一起策划谋反活动。他们不仅想通过他来推翻清政府，更希望借助他的影响把西方列强从东亚赶出去。他们沉醉于让日本成为大东亚共荣圈领袖的幻想之中无法自拔，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有菅原田、宫崎寅藏、犬养毅、大隈重信和副岛种臣。

接下来的8年里，孙文又精心策划了几次起义，但都没有成功。他现在不仅不为中国大陆地区所容，就连英属香港也不能去了，无奈之下，他只好通过密使远程操纵革命活动。他开始在中国各个城市建立革命基层组织，并开始建设党组织。宋查理则负责全部的财务账目和帮会成员名单，他把筹来的每一分钱都进行投资，以便扩充党的活动经费。同时，他还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定期在山东路的印刷厂里召开筹划会议。他并非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却是组成核心圈子的几个领导者之一。他们从事的主要活动就是四处散播华美书馆秘密印制的革命刊物。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继续欺凌中国，这给孙文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在西方国家，义和团通常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狂热平民，由于在山东省受到德国殖民官员和矿主们的欺压才揭竿而起。因此，他们最初只是反对外国人的高压统治，以及不愿或无法抵抗外国压力的帝国政府。当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准备教训教训义和团及清政府时，慈禧太后和她的大臣们一逃了之。中国蒙受的屈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那时起，愤怒的中国学生开始源源不断地前往日本，他们或是学习科学知识，或是接受军事训练。这些学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更为激进的革命力量核心，他们视孙文为业已成名的革命家，很多人都聚集到了孙文的身边。孙文利用这种支持，说服另一个与他对立的反清帮会的头目们与他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同盟会。

传统的秘密帮会成员以商人和工人阶级为主，而同盟会把他们与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联合到了一起，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但这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联合体。

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筹备会。宋查理从上海赶了过去。这是一次商讨政治战略的封闭式会议，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自然而然是资金问题。孙文要求宋查理挑起重担。要想取得革命成功，靠一点一滴的捐赠肯定不行，他们需要相当大的一笔资金。大家都知道宋查理与美国很多富豪都有联系，不过这都是他的私人关系，别人无法插手。因此，大家一致同意，数百万美元的经费募集任务就交给他了。

[1] 奥阿胡（Oahu）即瓦胡岛的音译，该学院为美国教会创办。——译者注

[2] 译文摘自孙中山的《上李傅相书》。——编者注

[3] 哥老会源于湖南和湖北，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译者注

[4] 帕特里克·曼森第一个提出了蚊子携带能够引起疟疾的寄生虫。——编者注

[5] 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的代称。——译者注

[6] 大陆浪人是日本近代史上以所谓“经营大陆”（主要指中国朝鲜）为志的“民间志士”及一部分政界、军界人物的统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