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退出监理会布道团后的15年间，查理又添了4个孩子。宋氏家族的成员基本齐了。

在霭龄和庆龄之后，桂珍又于1894年12月4日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的中文名字叫子文，教名保罗，不过大家都习惯用他名字的开头字母来称呼他：T. V.[1]。

接下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出生于1897年阴历的二月十二日——阳历3月5日，长得胖乎乎的，面如满月。为了跟霭龄和庆龄的名字保持一致，查理给这个新生的女儿起名叫美龄（意为“美丽心情”）。

在美龄之后，宋家又添了两个男孩——T. L.（子良）和T. A.（子安）。这样一来，宋家共有6个孩子，男孩和女孩正好各占一半。

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宋太太变得更加虔诚，对虹口家中事务的管理也更加严格。查理开始喊桂珍“妈咪”，朱利安·卡尔也是这样喊他的太太南妮的，不过两人的相似之处也就这么一点。宋太太每天都坚持祷告，并严禁孩子们做诸如跳舞或打纸牌等在她看来属于腐化、堕落的事情。美龄出生后，也就是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宋太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从一个精力充沛的少妇变成了虔诚信教的阔太太。1900年似乎是她人生的正午时光，纵情欢乐的上午之后，便是冷静清醒的下午。这个转变从她的儿女身上也可一窥端倪。她前面的4个孩子个个充满活力而又调皮顽劣，充满激情和创造力。而后面的两个孩子子良和子安则性格温顺，行事谨慎小心。

这与查理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前面的几个孩子，他都是以鼓励为主，非常溺爱，有求必应，这让孩子们觉得世上没有他们得不到的东西，世界就在他们的脚下。查理撑大了他们的胃口，培养了他们的志向，而这种志向只有通过超常的干劲和进取精神才能最终实现。查理自己的人生就充满了各种冒险的经历，“胆大方能成事”——他的经历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但是，在后面两个孩子出生时，查理变得非常忙碌，他的时间都花到了别人身上。他成了百万富翁，还担任革命党的执行秘书，与流亡海外的孙文保持着密切联系。结果就是，只有出生在1900年之前的那几个孩子后来成为才华横溢的人物。

他最喜欢的孩子是霭龄。霭龄像个假小子似的，身材矮壮，相貌平平，但她精明伶俐，天性机灵，这都是查理培养的结果。无论去印刷厂、面粉厂、烟草厂还是棉纺厂，查理都会带上她，并一一给她讲解其内部运转流程。坐着查理那辆由车夫兼保镖拉着的黄包车走在大街上时，他还会给霭龄讲到这个城市以及隐藏其中的那一股股弱肉强食的暗流。霭龄成了查理办公室里的固定一员。当那些商人们甜言蜜语地哄骗她的父亲，或者怂恿他对一些模糊不清的项目进行投资时，霭龄就在一边冷冷地看着，脸上丝毫不透露任何表情。

5岁时，她嚷着要上学，遭到母亲的嘲笑，但查理带着她去见了中西女塾[2]的校长海伦·理查逊。这是上海一所最为前卫且独一无二的学校，其名字就是取自那个让查理在当传教士时吃尽苦头的麦克泰耶勒主教。理查逊小姐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无与伦比的教育家。在主日学校时，她就与查理的孩子们相熟，她早就知道查理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需要解决：他的大女儿非常早熟，心智比实际年龄要成熟许多。

听完查理的话，理查逊小姐表示同意霭龄以特别生的身份入校，由她亲自辅导。这跟查理在三一学院上学时的情况一模一样。理查逊小姐表示愿意为她改变学校里的某些校规。

学期伊始，霭龄和母亲道别后，跟着查理来到了中西女塾。多年之后，她跟项美丽提到了上学第一天时的情景，一切似乎仍历历在目。当时她穿着整洁的绿裤子，上身穿着一件格子花呢褂子，发辫上系着彩色丝带。右边口袋里装着一小盒卡拉尔·鲍泽公司生产的奶油硬糖，左边口袋里装着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半糖巧克力。后面还跟着一辆黄包车，上面拉着一个崭新的黑色箱子，里面装着她的衣物和个人用品。因为上的是寄宿学校，每件衣服上还都工工整整地做了标记。

查理把她一个人留在理查逊小姐的办公室，然后离开了。沉重的大门关上的那一刻，霭龄的眼泪夺眶而出。

大家都没料到，霭龄竟然成了学校里极受欢迎的人物，只有查理不感到意外。她成了学校里的福星，大家都喊她“宋小姐”。假期时，她则回到虹口的家中。经过两年的单独辅导，她现在已经可以转到正常班级，跟其他学生一起学习了。等她长大了一些，能够在自行车上坐稳时，查理就骑车带着她沿着外滩一直骑到南京路，在梧桐树那怡人的树荫下兜风。霭龄10岁时，查理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霭龄常会骑着车子来到外滩。在南京路与黄浦江的交汇处，有一个锡克族巡警在那里指挥交通，霭龄常骑车绕着他转圈。

1900年，刚满7岁的庆龄也来到中西女塾，和姐姐一起上学。与宋家其他几个孩子不同，庆龄是一个真正的美女。她长得模样清秀、身材柔弱、气质沉郁。她的下唇略有一点儿上翘，眼神温柔，又带有一丝怅惘和伤感。她就像中世纪一位被囚禁在城堡中的公主，从极远的地方悲伤地看着这个世界。她没有像办事有条不紊的霭龄或娇惯成性的美龄那样，把头发随随便便地梳在脑后，而是让头发轻柔地从额前垂下，然后绕到颈后，再用一根缎带扎起来。

庆龄身上没有她那两位姐妹的飞扬跋扈的气质，她的性情更为柔和亲切，非常讨人喜欢。

美龄则算得上是家里的小霸王。她身材胖墩墩的，所以得了个外号“小灯笼”。她为人虚荣、自视甚高，这跟她外在的美丽极不相称。她是一个天生的婆罗门[3]，年少的时候就傲慢自大、专横跋扈。她很崇拜勤勉的大姐霭龄，无论霭龄安排她做什么事都从不推却。每当霭龄在那里安排家庭事务，她都会在一旁仔细观察，似乎是在学习如何替代霭龄的角色。

美龄5岁时，执意要跟霭龄到中西女塾上学。于是家里人便给她装好旅行箱，穿好格子花呢褂子，叮咛嘱咐一番，然后便送她去了学校。不过，美龄没有在学校里待太长的时间。在学校的那几周里，白天她都表现得非常好，很得人心，年龄大些的学生也都听她的指挥，功课完成得也很快。但是，每到晚上，她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看到屋檐下突然出现的树影，常会猛然从噩梦中醒来，尖叫声一次次打破女生宿舍的平静。

最终，家里人只得把她接回家，另请一个老师教她功课。她可没有霭龄那样钢铁般的意志力，而是表现出高度的紧张。每次她一紧张，浑身就会起疹子，这个5岁的孩子全身都会长出红色的肿块或者水疱，完全没有了端庄的形象。

美龄的大哥子文是唯一得到查理真传的男孩子。他跟霭龄很像——虽然没有霭龄坚韧和专一，但子文做事确实也很坚决，富有进取精神。子文天生具有识破伪善之人的能力，与霭龄不同的一点是，他极具幽默感，这使得他很有人缘。他个子不高，性格开朗，身体结实。学习的时候，常会眉头紧锁。另外，他对数字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赋。

由于上海没有像中西女塾那样专门为男生开办的监理会学校，子文跟着私人教师在家里学了几年，然后就进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由圣公会创办，里面有专门为小男孩办的学习班。

1899年秋，身材高大的步惠廉和他那小巧玲珑的妻子阿迪·伯克从松江转到了上海。步惠廉夫妇现在有4个孩子，都出生在中国。同时，他们与步惠廉的老家，位于佐治亚州的梅肯市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96年他们还趁着休假回去过一次。步惠廉此次转到上海，是准备担任上海教区的监督长老一职。这意味着他又可以经常与宋查理见面了。

布道团的牧师宿舍位于云南路，离查理开办主日学校的监理会教堂很近。它的隔壁就是中西女塾。步惠廉的4个儿子经常爬到宿舍后面院墙旁的树上，偷看中西女塾的女孩子们玩游戏。

查理准备把孩子们都送到美国去读书。1903年的一天，他就此事询问了步惠廉的意见。霭龄当时已经13岁了，她自己也说已经做好了出国留学的准备。查理在三一学院上学时年仅15岁，而霭龄现在比父亲当年准备得要充分得多。查理觉得，只要在美国学上一年，她就可以到正规大学去学习了。

步惠廉主动提出他将给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杜邦·盖里写信咨询此事。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是美国第一所特许设立的女子文理学院。跟范德堡大学、三一学院和埃默里大学一样，它也是监理会主办的学校。与南方邦联地区的其他学院不同的一点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并没有毁于南北战争。幸存下来的梅肯市静静地藏在木兰树丛之中，平静而又雅致。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盖里是步惠廉的好朋友，步惠廉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查理的背景，说明了他是如何在范德堡大学成为监理会牧师，以及他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信中还谈到了他那几个出色的孩子，特别强调了霭龄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

1903年夏末，盖里院长的回信到了步惠廉的手里。招收一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的想法对他很有吸引力。建校以来，已经有好几个印第安女孩在此读书，但中国人倒还是头一次。盖里建议可以让霭龄住在他家里，直到她适应了这里的一切（或者说等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孩子们都适应了她）为止。那时候的大学设定的入学标准非常灵活，专门为富人开办的小型私立学校尤其如此。盖里院长建议霭龄可以以预科生的身份入学。

查理关心的是怎么把霭龄送到佐治亚州。步惠廉说，他们全家第二年5月要回国休假，霭龄可以跟他们一起走。

霭龄开始计算出行的日期了。当漫山遍野的冬色逐渐退去，春天姗姗而来的时候，她已经收拾好了行装。步惠廉计划带着全家人于5月28日乘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高丽”号轮船离开上海。查理也给霭龄定了这条船的票，然后他又去葡萄牙领事馆付了一笔“特别费”，给霭龄买了一本护照。这本护照与查理1895年买的那本一模一样。他声称自己出生在澳门，因此按照父母的国籍，霭龄也算是葡萄牙公民。这在当时是常见的，也花不了几个钱。查理希望这至少能在名义上给女儿提供一些保护。

乘船启程的那天，伯克夫人的身体并不是太好。她患伤寒刚刚痊愈，身体非常虚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起登上了“维多利亚”号小艇，沿着黄浦江行进约一个半小时，到达位于长江的深水码头。霭龄跟伯克夫人以及与她的小儿子同在“高丽”号的一间特等舱里，步惠廉和另外三个大点儿的儿子在另一间特等舱里。

宋家人只在虹口的家门口跟霭龄道别，没有一起送她上船。只有查理一人带她到码头，然后一起坐上小艇。“高丽”号十分敞亮，它的注册地是美国，船主也是美国人。作为20世纪初西方智慧的象征，“高丽”号可谓是一座反差强烈的水上宫殿：它的船舱里载有538箱气味浓烈的鸦片，甲板上则坐着一群刚刚培训完毕的传教士。在这个闷热的5月里，他们浑身上下大汗淋漓，手里抓着《圣经》，身体却热得不停地扭来扭去。他们眼睁睁看着查理坐着小艇离开了“高丽”号。

查理挥手告别的时候，霭龄抑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再次见面要等到两年之后了。她站在游步甲板上望着父亲渐渐远去。此时的她梳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头顶和辫梢各扎了一个黑丝绸做成的蝴蝶结。要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子，再加上母亲的一再要求，她才不会扎什么蝴蝶结呢。她身穿一套西式女装，这是上海的一位名叫J. W.克兰的监理会教徒为她缝制的。此时，西方的地平线上正传来隆隆的暴风雨声。直到最后，她才拿出了一条手绢。一直站在她身旁的步惠廉意识到，霭龄哭了。

对坐在头等舱里的乘客们来说，去日本那三天的航程可谓平安无事。霭龄是头等舱里唯一的一个东方人。但就在抵达神户的前一天，坐在统舱里的一位中国人生病死了，船上的大夫说是死于急性肺炎。然而，在神户登上“高丽”号的日本检疫人员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是明显的黑死病症状。

日本人被黑死病吓得要命。他们要求“高丽”号在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头到尾消毒一遍，船上的每个乘客也都要上岸，浸在一种药力强劲的药水里“洗个澡”。生病的伯克夫人也不能例外。

步惠廉提出抗议，他的太太是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然而，跟那些日本官员争辩毫无用处。

第二天，伯克夫人跟其他人一样穿上旧衣服，步履蹒跚地来到检疫站的浴室。在这里，男女被分成两拨，然后被带到里面。浴室里摆着一个个盛满药水的木盆，乘客们脱下衣服，站在盆里，有人便开始把热乎乎的药水浇到他们身上。等待衣服消毒的时候，他们每人被发了一套棉布和服穿在身上。等到返回船上，伯克夫人开始发起了高烧。

在神户待了10天后，“高丽”号终于再次起航，前往横滨。此时的伯克夫人已经病得不能动弹。心急如焚的步惠廉赶忙联系带她上岸，到横滨综合医院进行抢救。他先坐着马拉救护车把伯克夫人送到医院，然后又回来接他的孩子们。他们无法继续前行了，至少目前如此。

步惠廉向霭龄解释了当下面临的情况。霭龄必须要准时到达梅肯，她要赶上秋季学期的课程，步惠廉不想耽误她的学业。霭龄说她愿意自己一个人去。同船的还有一对监理会传教士夫妇，他们跟步惠廉是朋友，答应帮他照看霭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步惠廉又回到医院，跟孩子们一起照顾伯克夫人。

霭龄不知道的是，就在她离开日本几天后，伯克夫人走完了她与病魔斗争的道路。1904年6月30日，在她39岁生日刚过去一个月后，伯克夫人离开了人世。步惠廉和孩子们把她葬在了横滨。

与此同时，“高丽”号仍然在驶往檀香山和旧金山的途中。后来，霭龄曾难过地跟步惠廉提到，那时候她感到非常孤独，便到下面的船舱里去找那对传教士夫妇。快到他们舱门口的时候，霭龄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离开这样一个地方真的是一种解脱，”那位女士说道，“我真是烦透了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那些可恶的日本佬。真希望能在家里多待些时间再见到他们。”

霭龄匆匆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对其他乘客来说，“高丽”号上唯一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是美国记者杰克·伦敦。杰克·伦敦刚刚报道完在满洲里发生的轰动全球的日俄战争，脾气暴躁的杰克·伦敦曾因为心生厌倦，揍了一个日本马夫一顿。为此他差点儿被日本指挥官送上军事法庭。不过，事情最后以他被从朝鲜驱逐出去结束。有这么一个名人在场也提不起霭龄的兴致。杰克·伦敦与日本人的这段接触经历更增加了他对东方人的恐惧和厌恶，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西方正面临着一场“黄祸”。在亚洲人和其他种族的人眼里，杰克·伦敦“首先是一个白种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不幸的是，他的观点在美国越来越有市场，西海岸一带尤其如此，其中又以旧金山为甚。

剩下的旅程，霭龄除了与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士聊天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那个极富同情心的美国女人名叫安娜·拉尼厄斯，她是在横滨上的船。由于安娜也是监理会教徒，所以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朋友。安娜一直在日本传教，此次是第一次休假回国。在檀香山短暂停留之际，两人一起登岸游览了一番。

她们回到船上后，船上的事务长把安娜带到一边，告诉她说，在她们登岸游玩的时候，移民局官员检查了船上所有人的护照资料。事务长说，他们对霭龄的护照颇有争议。那本葡萄牙护照似乎有点问题，等她到达旧金山时肯定会遇到麻烦。

“高丽”号驶入旧金山海湾时，翻卷的浓雾滚滚而来，把入口处都给遮盖得严严实实。移民局官员们在甲板上的休息室里摆了张桌子，乘客们排好队伍，一个个上前递上他们的证明材料。霭龄手里紧握着那本葡萄牙护照，一位官员从她手里接过去看了一眼，皱起了眉头。根据霭龄和安娜的回忆，他们进行了如下对话。“想凭这玩意儿蒙混过关，”那位官员轻蔑地说道，“好多中国人都这么干过，小妹妹。没用的，你就在这儿待着，回头把你送到拘留所去。”

霭龄紧盯着自己的护照，这位移民局官员不可能知道她的出生地，因此，他唯一可能质疑的就是这本护照本身的真实性。然而，这是一本合法的由上海葡萄牙领事馆正式颁发的葡萄牙护照。上面填写的信息也许不正确，但护照本身毫无疑问是真的。

她盯着那位移民局官员的眼睛，厉声说道：“你不能把我送到拘留所。我是坐头等舱的乘客，不是坐统舱来的。”

那位移民局官员愣在了那里。

这时安娜·拉尼厄斯也上前一步说道：“你们绝不可以把她送到拘留所去！我会一直跟她待在一起，让你们不能得逞。”

那几位移民局官员紧急交换了一下意见。一个名叫加德纳的医生当时担任公共卫生检察员，他似乎颇有同情心，为霭龄说了一句话：“那里可不是有自尊心的动物待的地方。”

他们提到的拘留所是位于旧金山码头附近的一个监狱分区，离水手监狱不是很远，里面关押的都是些恶贯满盈的犯人，如杀人犯、杀手、强奸犯，以及在世纪之交时从停放在码头的那些破船里逮来的叛乱者。从淘金热兴起到旧金山大地震前的那段时间里，很少有哪个港口像旧金山那样因其残忍、邪恶和腐化而扬名在外。

正常情况下，移民材料有问题的中国人大都会被送到太平洋邮轮公司码头上的一间小屋子里。那里条件极为恶劣，因此很多中国人一旦脱离移民局官员们的控制，就会满怀厌恶之情匆忙回国。只有那些殴打移民局官员或暴力抗法的人才会被关押到拘留所。而现在，这些官员们竟威胁要把这个15岁的女孩子送去跟这些人待在一起。

安娜·拉尼厄斯的坚决起了作用。移民局官员们没有把霭龄送到拘留所，而是把她俩一起关在了“高丽”号的一间船舱里，然后很快就忘掉了此事。

根据安排，“高丽”号现在需要消毒和重新布置。待到最后一名乘客离船后，工人们便会上船把地毯、台布、垫子和房间用具全部撤走，把这条船从头到尾全面消一遍毒。安娜·拉尼厄斯和霭龄被关在一间很小的船舱里，给她们提供的饮食是牛排、土豆和面包，一日三餐都是这些。

没有人知道她们此时的处境，她们似乎也找不到人来帮忙。

事实上，“高丽”号靠岸时，曾有人来接过霭龄。此人名叫克拉伦斯·里德，就是主持查理婚礼仪式的那个人。此时他正在旧金山的华人中从事传教工作。里德到达港口时，因为霭龄正在接受移民局官员的检查，所以没有及时见到她。他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霭龄一直没有出现。由于周末还有安排，他便匆匆离开了码头，所以并不知道霭龄那边出了什么事。

在漂浮的船舱里困了三天后，安娜郁闷得都快病倒了。一位职务不高的移民局官员同意安娜上岸打电话联系里德牧师。打了十几通电话之后，在旧金山长老会牧师的帮助下，她终于联系上了里德。

第二天一大早，里德就带着一位护士上了船。那位护士替了安娜的班，负责照顾霭龄。拉尼厄斯小姐则匆匆忙忙地下船赶往密苏里州的家中，把这段恐怖的经历尽可能地忘到脑后。

此时的霭龄已经被囚禁了两个多星期。在此期间，移民局官员们一时兴起，将她从“高丽”号挪到了另一艘船上，随后更是不停地给她调换船只。她总共被关押了19天。

霭龄不是那种遇事便喜欢坐在舷窗边哭泣的女孩子。她确实也曾流过眼泪，不过那是因为沮丧和愤怒的缘故。她为人一向坚强、精明，又有自己的主见。这些天她处境难堪，自己又无能为力。她在船上等候的日子里，里德近乎疯狂地通过宗教渠道与华盛顿进行沟通协调。最终他的努力有了成效，仿佛在突然之间，霭龄重获自由。没人再来问她要证明材料，更没人向她提起护照的事。虽然她的护照是真的，只是上面填写的信息有问题，但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接受了她。

里德博士护送她离船登岸，霭龄在旧金山跟他一起待了三天。此时她已获悉阿迪·伯克的死讯，并得知步惠廉和他的4个儿子此时正在“支那”号轮船上，预计7月25日可以抵达旧金山。

情绪低沉、悲痛万分的步惠廉到达旧金山后，霭龄跟他一起坐火车到了圣路易斯，然后又到了梅肯。8月2日后半夜，霭龄到达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此时的她比在上海时更加成熟，也更加坚强了。

这次经历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到达佐治亚州的第一天上午，霭龄一早起来，就发现关于自己的报道刊登在梅肯市《电讯报》的显眼位置：

来自中国的宋霭龄小姐在赴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的途中，曾被扣押在旧金山的一艘船上。今日凌晨0点30分，她在威廉·伯克牧师的陪同下来到梅肯。伯克牧师在从上海回国的途中稍微耽搁了一段时间。伯克太太在回家的途中于日本横滨不幸离世，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那位曾于旧金山被困的中国小姐一直在等待着伯克牧师的到来。

宋小姐的母亲是一位中国基督徒，她从小在上海长大。她的父亲希望她能来美国完成学业，然后回中国从事传教事业。

“她从小就深受基督教思想的熏陶，”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盖里昨天说道，“我们教会的伯克先生非常高兴她能在这个夏天跟他一起来美国。当然，他更愿意看到她能够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因为伯克先生的姐妹和外甥女们大都毕业于本校。”

伯克牧师曾给盖里校长写信，准备安排这位牧师的女儿到该校上学。他们还在校规允许的范围之内，做了必要的准备。

伯克牧师抵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跟他会了面。这样，她就不会独自一人跋山涉水来到梅肯。据说这个姑娘非常聪明。

“当然，她不会强迫自己（别人也不会强迫她）去跟其他年轻女孩住在一起，”盖里校长接着说道，“她们是自由的，能自己选择适当的相处方式。我坚信，大家一定会对她以礼相待。”

按盖里校长的话来讲，宋小姐是该校创办以来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不过大家都知道，在不同时期，曾先后有几位印第安姑娘来该校上学。

盖里院长认为，在霭龄入校之前，有必要登报向她表达歉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学校不会强迫哪个女孩子跟她住在一起，盖里院长在自己家里给她准备了一个小房间，霭龄从第二个月便开始了“预科生”的学习生涯。

霭龄求学的城市梅肯是一个绿树掩映、草木成荫的温柔小城。它位于奥克马尔吉河岸，始建于1823年，以时任立法委员的纳撒尼尔·梅肯的名字命名。在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曾是一个重要的军火库，还储存过南方邦联军的黄金，尽管如此，它却在战火之中幸存了下来。战争期间，数千名南军伤病员曾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教学大楼里接受救治。

当时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坐落在小镇前方的一座小山上，越过松林，四周美景尽收眼底。学院只有一栋希腊复兴时期风格的大楼，楼前立着一排圆柱，像邦联军纠察队一样护卫着这里。随着校园不断扩建，又增加了其他不少希腊风格的建筑。后来，在19世纪末，主楼又被改造成维多利亚式那种华而不实的建筑风格，增加了尖角塔楼和有双重斜坡的屋顶。市里人都称它为“最完美的教学大楼”。学生宿舍位于顶楼，宽敞舒适，里面配备了大壁橱和更衣室。每层楼还设有一间盥洗室，专门用来摆放浴缸和瓷制便壶。“之所以如此设计，是为了确保宿舍的舒适、整洁和健康。”1900年，为了给新来的75名学生提供住的地方，学校又建了一栋附属建筑。

那里的学生大都来自南方的小康家庭，即便家里不太富裕，至少也都是有身份的人。她们身着带有无数衬裙的花边长裙，头发用精致的头巾扎起。虽然霭龄到达南方的时候，南方邦联派早已销声匿迹，但这些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孩们每逢照相之际，仍会摆出南北战争前常见的姿势。如果她们的父辈看到这样的照片，一定会马上挺直腰杆，开始大声地清嗓子了。

霭龄那坚强的性格终于有了回报。入学仅仅数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其他女生们就断定，这个个头矮小的、长着一张扁平脸的中国女孩不会给她们带来预想之中的威胁。1932年，一位名叫尤妮斯·汤普森的女校友把霭龄的同学和老师对她的第一印象搜集起来，以宋氏姐妹的求学时代为主题，在纳什维尔的《田纳西人》报上用一整个版面刊发了一篇专题文章。从文章内容来看，大家都认为这三位天真无邪的姐妹显得古怪而又传奇。

总的来看，霭龄是个严肃的学生，她为人性情冷漠，不苟言笑，似乎只有她不在乎穿着打扮。也许全校学生中只有她一个人知道那些外在的虚荣到底值多少钱，也只有她能分毫不差地计算出每个女孩的家里有多少净资产——这些都是她靠脑袋计算出来的。宋查理的这个女儿没人能愚弄得了。霭龄的同学们把她的缄默看成是害羞的表现，因此对她毫无戒心。

盖里太太为人古道热肠，她尽力让霭龄找到家的感觉，结果就是，这个受宠若惊的女孩跟盖里院长和他的夫人结下了一生的友情。查理定期写信给霭龄，除了告诉她上海新近发生的事，还给她推荐一些中国经典历史书籍，她都认真地研读。在查理的影响下，霭龄拥有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而在对外交际方面，她做了一些外在的改变，以便适应周围的环境。在学校，她只穿美式服装，还学会了不少美国俚语，英语说得也非常好。第一学年快结束时，她把辫子剪掉，换成了当时流行的四面向上翘起的新发式。

她的外表很容易引起误解。据她在学校的密友回忆说，有一天，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位教授从头到尾打量了她一遍，然后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合格的美国公民”。恼怒的霭龄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提醒他说，自己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一个中国人，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这让教授非常难堪。看来，她仍对自己在旧金山那次遭遇耿耿于怀。（在这次争论时，霭龄忘记了她曾自称是葡萄牙公民的事。）

1906年1月，经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特别许可，霭龄动身赶往北方。她请假的理由是，她的姨父温秉忠率领慈禧太后派遣的一个帝国教育使团到了华盛顿。那时候学院不允许女生单独外出，因此盖里院长让他的太太陪着霭龄。到了华盛顿，霭龄陪着姨父参加了白宫的招待会，她被介绍给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以一贯的不拘小节的风格问这个16岁的中国女孩在美国的感受如何。

霭龄后来说，当时她是这样回答的：“美国确实很漂亮，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不过，您又凭什么说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呢？”她简洁地把去年夏天在旧金山的遭遇描述了一遍，然后接着说道：“如果说美国是个自由国家，那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国小姑娘拒之门外呢？我们中国人绝不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客人。美国还自称是自由国家呢！”

她说，罗斯福总统被她的话震惊了。听她发了一阵火之后，他只是随口嘟囔了一句“我很抱歉”，便去招呼另一位客人去了。

后来霭龄又陪着姨父从华盛顿去了纽约，并在那里见到了父亲。宋查理刚从住在达勒姆的朱利安·卡尔那里回来，他发现，眼前的女儿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小姑娘，而是出落成一个体形健美、打扮入时的妙龄少女了。跟着父亲转了几个地方之后，霭龄返回了梅肯。

霭龄在佐治亚州的那些美女同学们大都是当地人，见识不广。霭龄虽不像她们那样举止轻佻，但也不乏放松的时候。在学院的喜剧社里，霭龄跟其他女孩子们一起拿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开过一些温和的玩笑。在1909年举办的一次班级活动中，主要节目是一部名为《校园风云》的话剧。它改编自贝蒂·威尔士的著作，编剧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三位年轻的高年级学生，其中一个就是宋霭龄。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她朗读了一段根据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原剧本改编的台词，她扮演的是被年轻的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中尉抛弃的善良纯洁的日本艺妓巧巧桑。为了这次演出，她写信让父亲给他寄些丝绸来做日本和服。查理给她寄了足足40码[4]的玫红色锦缎。

拿到学位之后，像25年前她父亲那样，霭龄也登上了开往旧金山的火车。回到上海后，查理在虹口家中的书房和山东路印刷厂的秘密政治总部里分别给她准备了一张书桌，霭龄成了孙文的英文秘书。她主要负责处理孙文的信件，修改润色他的各类讲话稿，并把准备发给他（无论他身居何处）的电报译成电码。霭龄的归来，使查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管理革命财务的工作中去。

1906年，查理在纽约与霭龄见过面后，又跟着温秉忠渡过哈得孙河，到新泽西小镇萨米特去参观克拉拉·波特温女士创办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

克拉拉·波特温一头栗色头发，身材高挑，精力充沛。19世纪末，她父亲曾在耶鲁大学教过几个中国学生，都是富家子弟。毕业回国后，克拉拉还曾随父亲去中国看望过他们。经过多年的接触，她逐渐对远东地区有了切实的了解。

波特温家的祖先来自白俄罗斯，原姓波特罗温。父亲去世之后，克拉拉继承父亲的工作，在自己的学校里招了几个中国学生，辅导他们备考美国大学。

该校位于洛克斯特街。房子是租来的，整个框架为白色，上面覆盖着棕色的柏木瓦顶。

通过克拉拉的父亲和萨米特本地一位名叫威廉·亨利·格兰特的朋友，温秉忠了解了克拉拉的情况。格兰特是一位教育家，曾在离萨米特不远的曼哈顿做过多年图书馆馆长。此外，他还热衷参加长老会的各类活动，对国外布道团的工作尤其感兴趣。在中国随布道团巡回布道的过程中，他认识了温秉忠，并通过他成为广州格致书院的美方创始人之一。

离格兰特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大宅，那里以前曾是曼利家族的家产，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栋学生公寓，改名为圣乔治礼堂了。每有中国朋友至此，格兰特都会安排他们住在那里。

1906年，温秉忠赴萨米特的目的，是想安排他的教子埃贾克斯·王到波特温小姐的学校里上学。这个孩子准备在两年之后报考宾夕法尼亚大学。宋查理喜欢这所学校的气氛，便问波特温小姐，他想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庆龄和美龄明年来此上学，不知道她是否愿意接受。

美龄当时只有8岁，查理的这个决定似乎有点为时过早。不过，他的人生现在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策划叛乱面临着种种危险，被朝廷发现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到那时，如果不想被捕处死，他只能选择逃亡。

霭龄现在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如果波特温小姐收留他另外两个女儿，那么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的大儿子子文也即将从上海圣约翰中学毕业，毕业后马上就会到哈佛大学深造。另外两个儿子——子良和子安年龄还小，遇到紧急情况的话，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拖累。

克拉拉·波特温很高兴地接受了查理的请求。

送庆龄和美龄去美国的是温秉忠。1907年，他带了另一个使团赴美考察。他的外交身份使庆龄和美龄免于遭受霭龄在旧金山的那次痛苦经历。

1907年夏天，温秉忠和他的妻子带庆龄和美龄登上了“满洲里”号轮船，同行的还有格兰特。有这么一帮人相陪，庆龄和美龄在旧金山轻松通过了移民局的检查，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波特温小姐的另一个名叫埃米莉·唐纳的学生回忆了她们听说有两个中国姑娘要来学校后的反应：

在我们那个小天地里，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过了很久也没有任何动静，我们都把这事给忘了。一天早上，当我们来到学校时，发现她俩已经到了。

大点儿的那个严肃文静，大约有15岁。当时我们大多都是9岁左右，她看起来比我们大不少。她的中文名字叫庆龄，但我们都叫她罗莎蒙德，不知这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很少见到她，由于性格和年龄的原因，她很少参加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游戏。

另一个小女孩却是活泼开朗，她叫美龄，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她浑身充满活力，又非常顽皮……美龄像个可爱的小黄油球，什么都问——新发现的或不认识的树木啊、花朵啊、校舍啊、刚看到的人啊，见什么问什么。

她俩来到后不久，她们的姐姐霭龄就来看她们了。此时的霭龄已经长大成人，她为人和蔼，对我们非常友好。她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嘴上和脸颊抹得通红，都到1908年了还这样打扮，我们都感到震惊不已。不过我们都意识到，像她这个年龄的中国姑娘都这样化妆，就好像年龄大一些的美国女孩都喜欢化淡妆一样。我能看得出来，她的化妆水平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我还记得当时我站在小女孩的角度，曾打心眼里希望美龄长大了可别像她姐姐这样把脸弄成这般模样。

有一天，从中国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除了有许多小女孩喜欢的五颜六色的小玩意儿之外，还有一身给美龄做的可爱的黑色丝绸套装：一条黑色丝绸裤子和一件绣有青龙图案的上衣。美龄穿着这身衣服去爬树，结果爬得太高，自己下不来了。于是，我哥哥便爬上去接她，我和其他几个人则站在树下看着，真心希望那身衣服别给树枝刮破了。还好，最后衣服没有刮破。

镇上的图书管理员路易丝·莫里斯发现，这两个中国姑娘都酷爱读书。“严肃点儿的”庆龄喜欢看小说和其他“远超她这个年龄的姑娘趣味”的书籍。美龄则更喜欢看“彼得兔”之类的儿童书。

美龄经常想家，一想家了她就会跑到住在学校里的玛格丽特·巴尔内斯老师那里去：

她晚上经常到我房间里来，跟我聊她的家人和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情况。两个姑娘都不喜欢自己的中国发式，恳求我教她们像美国人那样梳头发。后来，她俩买了一些红丝带，每天早上，美龄都会在自己乌黑的头发上扎两个蝴蝶结。

在萨米特愉快地度过一年后，庆龄就到了可以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的年龄了。1908年夏天，她和美龄还有朋友们一起到佐治亚州的山顶城市德莫雷斯特去玩。皮德蒙特学校就位于此地。该校由一位监理会巡回牧师于1897年创建。这位牧师的具体情况无人知晓，后人只知道人们称他“斯宾塞修士”。秋天来临之际，庆龄该回梅肯继续秋季学期的课程了。她把美龄留在了德莫雷特，跟小伙伴们一起到当地的一所学校上学。

多年以后，美龄满怀深情地回忆起那段经历：

我那时候还小，才11岁，不到上大学的年龄。我喜欢那个村子，又和村里的几个小姑娘玩得很不错，姐姐（庆龄）便决定把我留在了莫斯太太（我大姐大学同学的母亲）家里。

我在皮德蒙特上了八年级，在那里的9个月我过得非常开心。最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的许多同学实际上都是大姑娘和小伙子。他们都来自遥远的山区，为了攒够到皮德蒙特上学的学费，很多人都在小学教过几年书。他们都对我怀有极大的兴趣。而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则开始关注那些为了谋生，或是为了获取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而努力奋斗的人们的生活。我想，在少女时期与这些人接触的这种经历，对我日后关心那些贫苦出身的人们是有影响的。如果没在皮德蒙特上学，我恐怕一辈子也遇不到这样的人。这让我看到了他们的真正价值所在，因为，是他们及像他们一样的人组成了民族的脊梁。

到皮德蒙特之后，我才学会了如何从语法的角度分析句子。由于刚到美国两年，我对英语还只是略知皮毛，在语言表达上经常闹笑话，这让我的语法老师一度很头痛。为了让我改正错误，她开始尝试教我语法分析。她的努力一定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因为现在大家都说我写的英语很棒……村民们都习惯把我当成一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管它古怪不古怪，我却是真的喜欢亨特先生杂货店里卖的那种5美分一块儿的橡皮糖，我的小伙伴们都很爱吃。我还记得，亨特先生的玻璃橱柜里摆着奶酪饼干和大棒棒糖，我们三四个小女孩中，谁要是能拿5美分去请大家吃一次，我们就觉得是一次丰盛的款待了。那时候，我们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苍蝇和细菌的危害，即便是那些与满是斑点的粘蝇纸摆在一起的零食，我们也一如既往地喜欢。我现在不也活得好好地给你们讲这些故事嘛。

有一件正义的慈善之举曾让我激动万分，那种感觉此生再未有过。圣诞节前的某一天，弗洛伦丝、海蒂·亨德里克森、弗洛西·阿迪顿和我都认为，圣诞季的真正意义在于让别人感到幸福快乐。我们决定把我们的善念付诸行动，于是我们每人出25美分，共凑成一美元，准备去买些土豆、牛奶、汉堡牛排、苹果和橘子送给铁路对面的那户穷苦人家。我们尽量低调，谁都没把这件善事告诉别人。不过，由于我们都很兴奋，连坐在杂货店里的亨特先生都听到我们在谈论该买哪种食品才最合适。那时候我最喜欢的课程是生理学，我还记得我当时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多买点糖，这样的话，糖里面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可以让瘦弱的孩子们暖和些，也可以给他们的母亲提供足够的能量。而另一个出了份子钱的女孩却坚持认为土豆是最能充饥、最能产生热量的食物。亨特先生好奇地听着我们的谈话，看到我们争得激烈的时候，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最后，他慷慨地每样都给了我们一些，才平息了这场争吵……当我们抱着盛满食物的包裹吃力地穿过高架桥时，那感觉就好像圣女贞德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一样。我们来到那栋摇摇欲坠的棚屋前，看到那位衣衫褴褛的母亲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她的孩子紧抓着她的双手，从母亲的裙子后面偷偷看着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全都惊得目瞪口呆，谁都说不出话来。我们放下包裹，撒腿就跑，一直跑到觉得敢说话了，我们中的一个人才壮着胆子大喊了一声“圣诞快乐”，然后加快脚步快速跑开了。

我们当时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采坚果……我还读了很多的书，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我住的房子旁边那两棵树之间的那把木头长椅。我住的是莫斯太太的房子，她是男生宿舍的楼长，我跟她住在楼下的一间套房里，同住的还有她的女儿罗西娜和鲁比……每当莫斯太太想表达对我的亲切之情时，就会让我做饼干。不过我从没有做出过像样的饼干，看来我天生不是做厨师的料……

我再也没回去过皮德蒙特，不过我还记得在那里度过的那段快乐的时光。

美龄12岁了，但上大学还是年龄不够，即便是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当一个“特别生”也显得偏小。不过，盖里院长退休后，“非本校学生不得入住”的规定取消了，在新任院长安斯沃斯的安排下，美龄来到了庆龄的身边。

宋家三姐妹都在佐治亚州待了5年，但美龄正式上大学的时间只有一年。其余的4年里，美龄都是在各个学校里转来转去，人们或是修改校规，或是违反校规，甚至重订校规，只为了能够让她入学。她在大学里也可以自由活动，被年长一点儿的姑娘们称为“福星”。宿舍楼里离卫生间不远的地方给她单独留了一个房间，但她大部分的时间里是住在校长安斯沃斯家里。安斯沃斯有个女儿，比美龄小两岁，名叫埃洛伊塞，她身体羸弱，但性格开朗。她俩很快就熟络起来，常结伴在维多利亚式主楼的走廊里跑来跑去，偷看并捉弄读大学的那些女孩子。后来，埃洛伊塞的母亲安斯沃斯夫人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来追述那段时光：

埃洛伊塞回忆说，能有一个跟她年龄相仿的人做玩伴，她感到万分高兴。从一开始她（美龄）就跟我们处得非常融洽，大部分的课余时间都跟埃洛伊塞在一起玩。一次，因为一件事跟埃洛伊塞不和，她在一边噘着嘴生气。后来她们好像和好了，但美龄还是生气。看到埃洛伊塞很担心伤到朋友的心，我决定跟美龄谈谈如何学会原谅别人。我问她，表现出如此不雅的一面，自己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她轻轻眨了眨眼睛，快速回答道：“没什么不好意思，安斯沃斯太太。我还挺喜欢这样呢。”

这两个小家伙最喜欢从客厅的百叶窗往外偷看那些约会的女生，每次都会咯咯地笑着跑回来跟我讲她们看到的情景，再没有比她俩更浪漫的小精灵了。每当有女生订婚，她俩也像大家一样的兴奋。

我的两个儿子威廉和马尔科姆经常用手推车推着她俩在校园里那长长的走廊里来回跑，她俩都高兴得不得了。每当此时，美龄那两条黑色的发辫就会从额头滑下来，随风飘来飘去。男孩子们推着她玩的时候，她本性中善良的一面就显得温柔可亲。在社交方面，美龄总是能一帆风顺。

学院安排玛吉·伯克斯和露西·莱斯特两位年轻的教师专门辅导美龄的功课。伯克斯小姐的母亲伯克斯夫人是学院里的英语教授，她负责美龄的日常生活——给她做衣服，帮她到城里去买鞋子等。宋家三姐妹虽然穿美式服装，但衣服的用料都是从上海寄来的。每当她们独处的时候，就会立刻换上中式旗袍。这时候如果有校友突然走进美龄的房间，她就会飞快地跑进大衣橱里换上西式装扮，然后才会出来。

大家都认为美龄有点早熟。她异常活跃，经常搞恶作剧。不过她一向口齿伶俐，这使她避免了不少麻烦。那时候口红和脂粉还被认为是不雅之物，有一天，人们发现她用中国胭脂和唇纸化了妆。

“噢，美龄，”一位年龄大一些的同学高声喊道，“我想你是往脸上抹粉了吧！”

“是啊，”美龄脆声答道，“中国胭脂！”

上法语课时，她可以随时离开教室，到校园里转一圈，原因很简单：她想出去溜达溜达，并且认为这很有必要。

1912年，美龄终于上了大学一年级。事实表明，她并不是很用功。她学习靠的不是勤奋，而是智力和天分。真正用功学习的是她的二姐庆龄。

沉默寡言的庆龄的思维处在另一个层面，她一直思索的是中国革命的更深层意义，思考着困扰父亲和孙文的革命伦理问题。同学们都夸她“长得漂亮”。不过，如果他们用“伤感”或“忧伤”这样的字眼也许更恰当一些，因为正是那种忧伤和沉思的气质才成就了她无与伦比的美。在内心深处，她俨然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了。

查理经常给女儿们写长信、寄剪报，让她们及时了解国内动态。庆龄能够把零碎的信息拼接起来，从而了解孙文艰难曲折的革命进程。经过十多年的革命失败后，她的父亲和教父已经学会了忍耐。而她还年轻，没有足够的耐心。当时她并不知道，结局最终还是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到来了。

[1] 在英文里，宋子文写作Tse-ven Soong。——译者注

[2] 中西女塾，1892年由林乐知创办，1930年改名私立中西女子中学。——编者注

[3] 婆罗门是祭司贵族，是印度四姓中最上位僧侣、学者阶级的称谓，为古印度一切知识之垄断者，自认为印度社会之最胜种姓。——译者注

[4] 1码≈0.91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