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龄在去美国大显身手之前，她首先在温德尔·威尔基身上小试了一下自己的魅力。威尔基在1940年的大选中败给了罗斯福，作为安慰，他于1942年秋被派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他们两人在重庆照了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照片中的威尔基一头凌乱的黑色长发，满脸稚气，看起来像个体重超标而又面临中年危机的在校学生。操着一口佐治亚州口音英语的美龄则表现得极为放肆，就像东方的斯嘉丽·奥哈拉[1]，红颜渐衰，却风韵犹存。时任美国外事局驻重庆工作人员的约翰·帕顿·戴维斯目睹了美龄如何施展她的魅力：

毫无疑问，宋家小妹表演了一出她的拿手好戏。在主持一次救济组织举办的茶话会时，身披空军中将披风的美龄以女性毫不设防的娇柔讨好威尔基。她坦承道，从见到威尔基先生的那一刻起，“她的心就乱了”。这种表白显然让总统的这位特使非常高兴……有意思的是，此事还影响到了这位独身主义者的判断及之后政治事件的进程。

然而，威尔基却怒气冲冲地否认了此事，他解释说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上面描述的那样：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蒋夫人对孔博士和孔夫人说：“昨晚吃饭的时候，威尔基先生建议我去美国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孔氏夫妇转过头来看着我，似乎在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道：“没错，我知道这个提议没错。”

随后孔博士严肃地说道：“威尔基先生，你真的希望这么做吗？如果是真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对他说：“孔博士，从我们的谈话里你应该能够明白，我坚定地认为，让我的同胞了解亚洲面临的问题以及亚洲民众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我坚信未来的世界和平也许就在于公正地解决战后东方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

“必须从这一地区挑选一位有头脑、口才好且极具道德力量的代表去帮助我的同胞们了解中国、印度以及这两个国家民众的相关情况。蒋夫人将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她那高超的能力（我想她会允许我私下里这么讲）以及她对中国事业的鞠躬尽瘁在美国已是家喻户晓。她会发现，她不仅受人爱戴，而且影响非凡，美国人一定会愿意聆听她的演讲。她聪明而又富有魅力，慷慨大方而又善解人意，举止优雅、仪态端庄、容貌迷人，信念炽热，她正是我们需要的那种客人。”

不管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总之威尔基已经被美龄搞得异常兴奋，被委员长哄得晕晕乎乎。他急匆匆地返回美国，在电台和报纸杂志上与他的同胞们分享他对中国之行的感悟。

在参战的那些年月里，一则名为《特里与海盗》的连载漫画在美国广为流行。漫画描述的是一个以美国志愿队队员为原型的年轻美军飞行员在中国的各种冒险经历，漫画中的很多人物都源于现实，人们常能从新闻报道中认出他们来。该系列漫画还介绍了很多东方人物原型，如能干的苦力“大罗锅”和神秘的“龙夫人”等，这些形象后来都永久性地保留在了美国的民间故事当中。每当遇到危险，年轻的特里·李便会在千钧一发之际被那位如邪恶的精灵教母一般飘忽不定的龙夫人从魔爪之下救出来。虽然把“精灵教母”和“龙夫人”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有些矛盾，但一位身材性感苗条、内心邪恶甚至还可能非常恶毒的精灵教母的形象是如此引人入胜，想必是能够满足那些虔诚的清教徒们的生理欲望。当然，“龙夫人”这个词最早被外国人用来称呼慈禧太后，近来则不止一次被当成了蒋夫人的诨名。很显然，连载漫画中龙夫人的原型就是源于充当美国志愿队精灵教母角色的美龄。由于复杂的问题早就被以简单的漫画形式表达了出来，因此美国人在收听温德尔·威尔基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时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眼光敏锐、在中国从事橡胶贸易的李国钦是个百万富翁，他于1941年来到美国，并在纽约定居下来。他向宋子文汇报了美国人对威尔基讲话的反应：

温德尔·威尔基的这次东方奇幻之旅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响应。他的中国之行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真诚而又真挚的报告令人难忘，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1942年10月26日晚，威尔基先生通过全美所有的广播电台向美国人民广播他的访华报告，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普通公民能号召这么多的人收听自己的演说。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第二天的报道中道出了美国人对此事的反应：“威尔基先生所鼓吹的是一个崇高的真理，它与美国在国内外的责任息息相关。”……

……威尔基先生的一些亲华言论激起了一些反对声音。威尔基指出，因被美国人“拙劣的工作”戳得到处是洞，盛满亲美善意的那个蓄水池正在不停往外漏水……人们的反应……再清楚不过了……

在其被广泛阅读的专栏“威尔基先生在亚洲”中，沃尔特·李普曼警告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没有权力来质疑我们诚意的人。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为拒绝出卖中国而做出的一切，比在讨论战争目的和自由公正等问题时所说的任何话都重要得多。”

他的反应表明，即便是在为了保持团结而压制分歧的时候，美国人对任何针对其忠诚程度和对华援助的质疑依然非常敏感……

当然，我们应该澄清我们的立场，尽一切可能让美国人明白其中的真相，并就美国参战的真实原因与公众发言人取得谅解……这项工作似乎应该由在美的中国宣传人员和宣传机构来负责。

很显然，这份差事得由“龙夫人”来承担。

美龄即将访问美国的消息传到远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的耳朵里时，立即引起了他的强烈反对。美国是他的地盘，宋家不能同时有两人在这个针尖上跳舞。

美龄没费多大力气就说服蒋介石同意她出访美国。重庆当时有谣传称，委员长和他的“达令”[2]（美龄要求蒋介石这样叫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婚姻危机。时任美国国务院驻重庆政治观察员的谢伟思小心翼翼地将此类谣言做了如下归纳：

有关蒋家内部家庭矛盾的事情在整个重庆城传得沸沸扬扬。由于委员长跟夫人之间关系紧张，委员长又找了一个情妇。每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对它添油加醋一番，然后再告诉别人。这事竟然闹得满城风雨，说明它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正常情况下，这种有关政府领导人私生活的流言蜚语本不该出现在这样的政治报告中。然而，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些流言牵扯的人是一个独裁者，他与其妻子家族间的关系又非常之重要。这种关系已经因为委员长与宋子文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有所削弱。如果本性傲慢古板的蒋夫人与她的丈夫公开决裂，宋氏家族必将分崩离析，从而在国内外带来严重影响。即使目前的这种情况传到外国人的耳朵里——这几乎已是必然之事，外国人早晚会知道的，委员长和夫人的声望也将受到严重损害……

夫人现在提到委员长时，只是会用“那个男人”这个词……

夫人还抱怨委员长现在只有在去见“那个女人”时才会把假牙戴上。

有一次夫人去委员长的卧室，看到床底下有一双高跟鞋，便把那双鞋从窗户里扔了出去，砸到外面卫兵的头上……

委员长有一次连续4天没有见客，因为他在跟夫人吵架时，被夫人用花瓶在头上打了个大包……

尽管如此，大部分观察者相信，由于权力的利害关系对宋家人可谓是至关重要，他们（孙夫人对此无所谓，但孔祥熙恐怕要算上一个）一定会尽全力阻止他俩公开决裂，夫人也会放下架子，接受现实。

这些流言并非都是无中生有。20世纪40年代确实还有其他女人跟委员长在一起，其中包括他原先的小妾姚小姐。1942年，蒋介石还跟前妻（第二任妻子）陈洁如重修旧好。为了给他与美龄的婚姻扫清道路，蒋介石在1927年出钱把陈洁如送到了美国，现在她又悄悄回到国内跟蒋介石住到了一起。没过多久，她又一次怀孕了，孩子将在1944年春末出生。很显然，虽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二人的婚姻几无可能，但蒋介石对陈洁如一直是旧情未了。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与宋家联姻所带来的社会、财政和政治上的好处已成既定事实，为了便于上位而与美龄结成的婚姻关系又几乎没有一点儿可供继续维持下去的基础。此外，蒋介石早已充分利用了这些好处，现在却在逐渐失去这一切，而宋家人对此却无能为力。与此同时，美龄对蒋介石的愚蠢无能和装腔作势也逐渐产生了厌倦之情。在蒋介石的世界逐渐关闭的同时，美龄的世界却开始向外扩张，现在她已经成了一位国际名媛，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之一。人们不断提到她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巨大价值，这一定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不知是何原因，美龄也一直没有为蒋介石生过孩子。蒋介石的两个儿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蒋纬国已经离开纳粹德国国防军回到国内，他跟继母的关系一直不好。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也在1937年带着一位苏联妻子从莫斯科回国。到机场迎接他时，委员长转过身来对他说：“来见见你的新妈妈。”

“那不是我妈妈。”蒋经国大喊一声，然后怒气冲冲地大步离开，直接去了自己的出生地溪口。在那里，他的亲生母亲正等待着他的到来。这是蒋经国和美龄争夺蒋介石权位的开始，在以后的数十年里，两人之间的争斗曾数次出现戏剧性的高潮。

对美龄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到1942年时，她的病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她的肋骨和后背都有旧伤，还因身体虚弱、长期失眠而导致神经衰弱，大量抽烟也导致鼻窦出现问题，此外，她还患有阻生的智齿和慢性荨麻疹。肋骨和后背受伤是在1937年，当时她到抗日战线视察，正坐在一辆防弹车里冒着敌军炮火往前行进，不料一个轮胎突然爆裂，车身倾倒在地，在地面上翻滚了几圈，结果把美龄从一扇弹开的车门里甩了出去。她的肋骨断了几根，脊椎被扭伤，并且还有脑震荡。由于神经压迫导致后背下方腰部周围的肌肉僵硬，背痛一直折磨了她5年。在这段紧张时期，任何一点儿焦虑都会让她全身长出大量的“红疹”。简单而言，这位“公主”现在已经成了一位睡在干豆子上的神经紧张的病人。

美龄需要到美国治疗一段时间，对这个理由，子文无法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美龄当时已经45岁了，据知情人透露，蒋介石还怀疑她患有癌症，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检查一下。

位于重庆西北200多英里的古城成都郊外，劳工们正在为美军的远程轰炸机修建一座庞大的机场，以便它们从这里起飞去袭击日本本岛。1942年11月某日凌晨4点，天气十分寒冷，从环球航空公司租来的一架名为“阿帕奇”的波音S-307高空客机已经整装待命，准备从成都起飞，此时，一支车队引领着一辆救护车进入了跑道。从车上下来的有蒋委员长、美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克莱顿·比斯尔和其他15名中美双方将校军官。躺在担架上的蒋夫人被人从救护车里抬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抬上了飞机。这架高空客机的机长名叫康奈尔·牛顿·谢尔顿，以前曾是一位中美洲的丛林飞行员。为了接这位神秘的乘客，他驾驶飞机从美国飞到了中国，但直到此时他仍不知道自己接的这个人的身份。同时登机的还有两位美国护士以及美龄18岁的外甥孔令伟。从美国来华的一路上，在穿越南大西洋、非洲和印度时，飞机的发动机总出毛病。但在返程途中，他向南经由“驼峰航线”[3]返回美国，飞机在寒冷的气流中却一直飞行得非常平稳。

这是第一架设有密封舱的四引擎客机，飞机上只有蒋夫人等人和机组人员，因此整个旅程非常舒适。尽管如此，由于身体状况极差，一贯极度活跃的蒋夫人在整个旅途中一句话也没跟谢尔顿说。由于没有明说的原因，谢尔顿也接到过命令，不允许他跟她讲话。这暗示着她的病情也许已经相当严重，无论如何不能让公众知道。

飞机抵达棕榈滩后，美龄身体有所好转，她坚持在这里住上一晚。随后为了安全起见，谢尔顿换了一架C–54客机载着美龄飞抵纽约米切尔基地。尽管没有明说，但此后每逢出国，美龄都会坚持让谢尔顿来当她的飞机驾驶员。后来美龄得知谢尔顿的梦想是在拉丁美洲开一家自己的航空公司，她便借给他25万美元，成立了一家生产飞机可移动座椅的公司，公司财务由孔令杰掌管，美龄则持有该公司50%的股份。

由于在棕榈滩住了一夜，美龄于11月27日抵达纽约，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天。不过哈里·霍普金斯仍然以总统代表的身份赶到米切尔基地来迎接她的到来。霍普金斯记录了当天的情形：

我事先已经做了安排，为了尽可能不让外人知道她到了美国，飞机只能在军用机场降落，因为中国人不想在她住院前让外界知道她的行踪……我接到了蒋介石夫人，然后陪她坐车一起来到哈克尼斯大楼，他们把12层都给她包了下来。

在路上她对我说，她希望总统能够明白，她来美国没有其他目的，只是为了疗病休养。然而，她接着又提了很多与中国和美国有关的问题……

她表示，对日对德这两场战争终将取得胜利，但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击败日本人……这么有说服力的言论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

她认为史迪威根本不了解中国人，他还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逼着蒋介石把手下最精锐的一个师派到了缅甸，结果全军覆没。（在日军的压力下，中国的第55师消失在热带雨林之中，再也没有露面。对此，史迪威曾惊叹道：“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糟糕的事。”）她说蒋介石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么做的……

很显然，她不喜欢史迪威，对陈纳德却赞赏有加。她花了很长时间来解释《生活》杂志上一篇猛烈抨击英国政府的文章。她说那篇文章也代表了她的观点，因此非常希望我也能读一读。

我告诉她罗斯福夫人想见见她，并安排好二人于第二天上午在医院会面。

对于一位要在病床上度过11周的人来说，这个安排有点儿过于武断。第二天美龄见到埃莉诺·罗斯福时，她的状态显得非常好，因为这位第一夫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真想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帮助她，照顾她。”

美龄的确接受了医学治疗。她的智齿被拔掉了，鼻窦炎也有所减轻，这一切都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她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哈克尼斯大楼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美国人还是安排了一大队联邦特工负责安保工作。美龄在哈克尼斯的一切活动均由哈里·霍普金斯和宋子安的未婚妻胡其英一起安排。胡其英是宋氏家族控制的广东银行旧金山分行总经理胡筠庄的女儿。负责美龄治疗事宜的是罗伯特·洛布博士，在这里陪她的则有她的两个外甥女孔令伟和孔令侃——为了讨姨妈欢心，令侃专门请假从耶鲁大学赶了过来。美龄最小的外甥孔令杰则坐着飞机赶赴美国各地，给美龄安排公开访问的路线。

在曼哈顿期间，美龄听说温斯顿·丘吉尔要到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于是她便给首相写了一封信，提议他在途中到纽约看看她。丘吉尔则在回信中提议说，蒋夫人不妨跟他一起到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共进午餐。后来丘吉尔回忆说，他的邀请“被略带傲慢地拒绝了”。尽管如此，“蒋介石夫人没有到场虽然有点儿遗憾，但总统与我在他的房间里共进午餐，过得还是挺愉快”。

美龄抓住时机，充分享受总统给她提供的种种便利条件。出院后，她到位于海德公园的总统疗养地住了两周。在那里，除了跟小狗逗逗乐之外，她还起草了去国会演讲的发言稿。费正清记录了她在那里的一些情况：

极力反对对红极一时的蒋夫人进行夸张宣传的是人赛珍珠。作为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她的表现实际上就像一位任性的公主。赛珍珠曾因于1934年出版《大地》一书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了全美闻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后来她曾跟我们讲过一个能说明其上述观点的事例，她曾接到过蒋夫人的女仆从海德公园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中说：“请立刻过来。夫人想见你。”于是赛珍珠赶快从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小镇普凯西赶到海德公园。到达之后她才尴尬地发现，夫人要找的人并不是她，而是夫人的女佣陈珍珠。真是太丢人了！

应罗斯福总统夫妇的邀请，美龄于二月初住进了白宫。她给那里的服务人员没留下一点儿好印象：尽管她要求给床上铺上丝绸床单，但事先还是做了周全的考虑，自己从中国带了一些来。不过她要求床单至少每天更换一次——如果夫人在“炕”上小憩或坐一会儿，床单更换得就更频繁了。据白宫男管家阿隆索·费尔德讲，她的床单每天都要换四五次。无论她在白宫的什么地方，当需要男仆或女佣的时候，她总是不用蜂鸣器或电铃，而是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拍拍手掌，工作人员们对此颇为不满。她还坚持让人把两位护士及令侃和令伟的饭菜送到她的房间里。令伟的一身装扮让人印象深刻，总统总是开玩笑似的喊她“小伙子”。

与罗斯福总统夫妇一同用餐期间，总统询问她和委员长如何处理战争期间矿工罢工的问题。美龄没有作声，只是用一根染色的长指甲冲着喉咙横着划了一下，让在座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罗斯福干笑了两声——埃莉诺看了看他，然后问美龄：“你见过？”埃莉诺私下里曾这样说道：“在民主问题上她只是说的漂亮，却并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样子。”此话传出去后，记者纷纷就此事询问美龄，她却拒绝发表意见。

白宫的秘书人员对美龄也颇为厌烦，因为她的每份演讲稿或文章都要修改七八次。在美国国会里的演讲将是她最重要的公开声明，因此她在北美各地之间进行闪电访问时不断重复其中的要点。由于现在她的病已经痊愈，因此可以从“官方的刻意掩护中走出来，向人们展示此次美国之行的另一个更重要目的”。

她在美国公众眼中也并非毫无名气。亨利·卢斯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其公司的杂志上提升她的形象，道布尔迪—多兰出版公司于1941年还出版了项美丽撰写的《宋氏三姐妹》一书。项美丽在上海待过，跟霭龄还是好朋友，因此在分析宋家人复杂的个性、左右逢源的经济手腕和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方面一点儿也不费劲。庆龄对项美丽关于她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分析持有异议。孙文那位已近暮年的保镖马坤给项美丽传信说，孙夫人“不是共产党，她也不希望你跟别人讲她是共产党”。项美丽对此愤愤不平，后来她解释说：“竟然有人敢当着我的面撒谎，我感到非常震惊。”

在那些费尽心思挖掘题材的美国媒体界标题党们看来，美龄简直是在“入侵”美国，并“用她的魅力征服了这个国家”。他们像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那些干瘪的老太婆一样在办公室里围成一圈，不遗余力地赞扬美龄，宣称“蒋夫人每到一处，都能引起轰动”。《新闻周刊》关于她二月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报道也引人入胜：“演说效果令人陶醉。身穿黑衣的夫人身材显得格外娇小。她穿着一件长款紧身黑色旗袍，下摆的开衩刚好到膝盖。一头平整的黑发简单地盘在脑后，她佩戴着价值连城的翡翠饰品，修长的手指涂着红色的指甲油，脚上则穿着透明长筒袜和略显轻佻的高跟拖鞋。”

美龄的演讲材料同样异彩纷呈。在正式演讲数周前，其内容就已一点一点地透露给了媒体。关于中美之间的亲密关系，演讲材料中是这样写的：“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之间长达160年且从未因误解而受损的传统友谊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关于中日交战的问题，她如此说道：

一直存在一种低估我们对手力量的倾向。日本人于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各国军事专家都觉得中国毫无战胜之希望。但是，当日本人没能像它自己吹嘘的那样让中国臣服在它的脚下时，世界各国在感到的欣慰同时，声称他们高估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尽管如此，在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贪婪的战火无情地蔓延到了太平洋上……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又倒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华战争头4年半的时间里，中国是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对抗日本人的残暴进攻的。

尽管她的演讲材料像一篇经过“精雕细琢”的散文，美龄在国会发表的演讲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与华盛顿媒体界进行了一次更为重要的接触，有172名记者来到现场，准备再次感受她的风采。美龄身穿一身礼服，上面巧妙地别着一枚中国空军的翼形徽章。记者们就一些敏感问题向蒋夫人和总统连连发问：

有报道称中国并没有动用全部的军力，不知此事是否属实？听了这个问题，蒋夫人显得很生气。她回答说，中国有多少弹药，就有多少人在战斗。总统也说过，我们需要更多的弹药。中国已经训练了一些飞行员，但没有足够的飞机和燃油。

中国将从哪里得到这些物资装备呢？蒋夫人谦逊地转身看着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个人曾处理过很多重要的问题，也经历过很多危机，因此她认为可以安心地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场的记者们微笑着看着她干净利索地把球踢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面无惧色的总统捡起球来撒腿就跑，拼命地跑。他回答说，目前把飞机和各种物资运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美国还是在尽最大努力做这件事。总统接着说，如果他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话，肯定会问：什么时候再多给点儿，为什么不多给我们点儿？但作为美国政府中的一员，他不得不如此回答：上帝能让我们多快我们就多快吧。说完这番话后，总统满意地向后靠到了椅子上。

下一个问题是问蒋夫人的：针对如何加快美国对华援助步伐的问题，她有什么建议。美龄目不斜视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转身看着总统，说道：“他刚才已经说过了，上帝能让我们多快我们就多快。”不过她还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自助者天助之。

一位专栏作家被这场表演弄得有点应接不暇，他说道：“某一天他们也许会让海伦·海丝来扮演她的角色，不过她绝对不会比蒋夫人演得好。”1943年3月1日，美龄再次光荣地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但是，在白宫的生活并非都是一帆风顺。把美龄像女儿一样看待的埃莉诺·罗斯福对她失去了好感。白宫的工作人员一致认为她是罗斯福总统当政以来最难伺候的客人。1943年2月，白宫大管家往财政部部长小摩根索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美龄获悉一批英国薄荷香型香烟刚刚抵达纽约，她希望财政部部长下令海关收税员立即放行这批香烟。小摩根索的手下发现这批香烟还在船上没卸下来，但白宫那边一个劲儿地打电话催。盛怒之下，小摩根索的办公室派财政部的一个办事员去把货提出来，用飞机直接运到了华盛顿。

经历此事之后，再听到小摩根索跟其下属说的这番话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总统简直快疯了……准备把她撵出这个国家。”

尽管非常恼怒，但罗斯福不得不维护美龄在公众面前的声誉，因为这影响到他的对华政策。还有很多宏大的活动计划在等待着蒋夫人，策划这些活动的便是“舞台艺术大师”亨利·卢斯。

此时的亨利·卢斯正忙着帮助前传教士加赛德把8个援华慈善机构合并成美国援华联合会，这样可以减少间接费用，从而把更多的钱拿去援助中国人。卢斯捐出了6万美元，并安排《时代周刊》负责宣传工作的奥蒂斯·斯威夫特和道格拉斯·奥金克洛斯参与此事。随后卢斯还拉来了托马斯·拉蒙特、保罗·霍夫曼、温德尔·威尔基、大卫·O·塞尔兹尼克和其他一些名人同他一起担任援华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卢斯还以个人名义向《时代周刊》的读者发出呼吁，募集了将近25万美元的捐款。

截至1942年年底，美国援华联合会已经收到了1 700万美元的汇款。其中一些是由像亨利·卢斯这样有钱有势的富人捐的，不过也有一些来自小城镇里的普通民众。有一笔汇款还附带着一封信：“这是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史黛西读经班的一点小小心意。参加读经班的都是些妇女、孩子母亲和老奶奶，这些钱就是她们捐的。我们都不是什么富人，但我们了解孩子，知道什么能帮助他们健康成长。”不幸的是，一遇到孔祥熙那极端狂热的货币市场，来自史黛西读经班的那点微薄的捐款及其他人的捐赠就在一瞬间蒸发得干干净净。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1938年，物价增长了49%，1939年增长了83%，1940年增长了124%，1941年，增长了173%，1942年则变成了235%。进入中国的外国货币必须按照1∶20的官方汇率兑换成法币，但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则由黑市决定，而在黑市上，1美元能兑换3 250元法币。按照官方汇率，一盒美国香烟在重庆价值5美元，而在黑市上，5美元能买162盒香烟。因此，给中国的那数百万美元的捐款按照官方汇率兑换之后，其价值已经是寥寥无几。按照官方汇率，在中国建一座公共厕所需要花一万美元，这在重庆已经成了一个笑话。另一个例子就显得不那么有趣了：中国官员可能把援助款项拿到黑市上去兑换，从而获取不菲的利润。

卢斯手下驻重庆的记者白修德报道了一些诸如此类让人反感的事实，但卢斯不允许这类文章在自己的期刊上发表，甚至都不愿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由于卢斯对蒋家和宋家的认识存在盲区，他似乎根本不明白美国人的那些私人捐助都花到了什么地方。在美龄的协助下，他竭力去募集更多的捐款。他在全国各地不断安排宴会和演讲，为期6周的旅行路线贯穿了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地。

美龄到达的第一站是纽约。卢斯已经说服约翰·洛克菲勒担任“蒋介石夫人接待委员会”主任。这个委员会一共包括270名纽约各界的实力派人物，与他同时担任主任一职的还有亨利·卢斯。美龄凡事都要求最好，这一次她住进了华尔道夫大饭店的42层，只比卢斯夫妇的住处矮几层。每次她准备离开房间的时候，都会要求特工们对整层楼进行清场。美龄还不止一次在房间里磨蹭几个小时，最后决定取消外出活动。这在等待聆听她演讲的客人中间引起了相当大的厌烦情绪，因为在蒋夫人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他们不得不坐在那里干巴巴地等着她。

3月2日晚，她应邀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一次民众集会。当天晚上正好实行战时灯火管制，据一篇报道说，美龄“不得不在黑暗中，靠着护士手中的手电筒那微弱的亮光发表演讲”。文章的作者接着用美国人对蒋氏夫妇特有的奉承语气补充说：“不过她早就在比我们这里还要严格的灯火管制中锻炼过了。”

到广场花园发表演说之前，卢斯在华尔道夫饭店准备了一场经过精心安排的“私人”宴会，准备把美龄介绍给60位特殊的客人，其中包括温德尔·威尔基、哈普·阿诺德将军、保罗·霍夫曼、大卫·杜宾斯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以及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罗宾岛、缅因、佛蒙特和新罕布什尔等州的州长。子文也应邀参加了此次宴会。

北大西洋各州的第一夫人们漫不经心地摆弄着面前的那一盘盘已经不太热乎的加了香草的咖喱牛排，她们的丈夫则不断清着嗓子，而蒋夫人却迟迟没有露面。最后，万般无奈的卢斯派人去美龄的房间催她。很显然，美龄感到身体很不舒服，甚至连坐电梯下楼来喝一杯餐后咖啡的力气都没有。实际上她是待在房间里准备晚餐之后的演讲稿。

如果说卢斯对美龄的行为感到恼火的话，《生活》杂志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类似的倾向，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了美龄那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讲时的照片，大标题是“民众盛赞蒋夫人”。文章声称：“当温德尔·威尔基说夫人是‘一个复仇天使……一个为了正义而英勇作战的战士’时，热情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赞美声。”

她在纽约期间还去了一趟唐人街，数千人在狭窄的大街两边夹道欢迎，有人估计当时前来欢迎人群约有5万人。周末，美龄去了她的母校威尔斯利学院，与班里1917届的那些同学小聚了一下。第二天是星期日，她在校园里进行了一次被广为报道的游览活动。她穿了一条宽松的长裤，这种男性打扮让正规女校里的学生们震惊不已。一名学生评论说：“天啊，你看她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一个突破！现在人们再也不能因为穿着蓝色工作服数落我们了。”威尔斯利学院院长迈克菲亲切地说：“如果谁觉得自己穿上宽松长裤能像蒋夫人这么精干，谁就可以穿。”

随后，她又乘火车到全国各地进行为期6周的访问。在芝加哥，当地的美国援华联合会理事会在帕尔默旅馆定下了半个楼层供夫人及其随行人员下榻。他们已经说服酒店管理层看在夫人在中国所从事的事业上，免费提供这些住房。但作为本次访程的先遣人员，孔令杰认为帕尔默旅馆并非芝加哥最好的下榻之所。于是，援华联合会只好又花了好几千美元，请夫人住进了德雷克大酒店。

人们还敦促援华联合会的官员们解释：美龄到处呼吁人们帮助贫穷的中国，可她自己的衣着为什么却如此奢华？她鞋子上镶嵌的一些珍珠据说是盗墓贼在1928年掘开慈禧太后的坟墓并损毁其尸体时从她的凤冠上摘下来的。据末代皇帝溥仪说，这些珍珠后来被作为礼物送给了委员长及其夫人。不过，她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影响，部分原因还在于她的做事风格有些不合时宜。在美国人眼里，她是中国贫民的公主、美国式的中国女皇帝、7个东方小矮人庭院当中的白雪公主。（实际上，美国国务院确实在密码电报里称她为“白雪公主”。）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人，而是美国人常说的那种“还算凑合的复制品”，就像是一盘炒杂烩。

她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替身，这一点在犹他州的一个小镇上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为了一睹著名的蒋介石夫人的风采，包括50多名山村学生在内的全体小镇居民一大早便从家里赶到车站。当火车鸣着汽笛“咔嗒咔嗒”驶进车站时，美龄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她没有下车，而是派了一位会说几句英语的中国女佣下车来到了月台上。那位女佣曾经无数次经历过这样的场合，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她披着美龄的披肩，面带微笑，不断向激动的人们点头示意，人群中则不停地有人高喊“她在那里！她在那里！”巴纳姆[4]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纽约和芝加哥进行的活动跟亨利·卢斯在洛杉矶的安排简直没法比。3月31日，在大使宾馆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后，紧接着又在好莱坞露天剧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现场座无虚席。蒋夫人接待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玛丽·璧克馥、丽塔·海华丝、玛琳·黛德丽、英格丽·褒曼、金格尔·罗杰斯和秀兰·邓波儿等。州长和市长亲自陪同她进入会场，斯宾塞·屈塞和亨利·方达致欢迎词。洛杉矶交响乐团演奏了赫尔伯特·史托哈特专门为这次欢迎会谱写的“蒋介石夫人进行曲”，沃尔特·赫斯顿和爱德华·罗宾逊则严肃地宣读了一篇关于中国的交响乐般的介绍。全程监督和策划此事的是曾导演过电影《乱世佳人》的大卫·塞尔兹尼克。

根据现场的情形，美龄重点回顾了日军侵华过程中的一些暴行，她特别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她说：“侵略者们大肆掠夺，把受害民众的生活用品几乎劫掠一空。他们蹂躏我们的妇女，身体强健的男人们则被他们抓走，像牲口一样绑在一起，还强迫他们挖掘坟坑，然后把他们踢进去活埋掉。”她说话的声音非常激愤，跟1936年委员长枪杀5位知名作家后她姐姐庆龄发出抗议时的情形一模一样。

当时，美国援华联合会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援助河南省数百万遭受饥荒的民众。让委员长注意到河南发生的情况的是《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1943年，《时代周刊》发表了白修德的报道，美国公众最终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情。

多年之后，白修德这样描述当时看到的情形：

我现在不再相信当时看到的一切，但当时记录的潦草笔记却提醒我这事千真万确。那儿到处都是尸体：离开洛阳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她躺在雪地上，已经死去一两天了，面皮紧贴在骨头上。确定无疑的是，她非常年轻，雪花飘落在她的眼睛上，她会一直这样躺在地上，直到各种飞鸟或野狗把她的肉吃干净。一路上到处都是狗……它们一个个长得膘肥体壮，看来吃的不错。我们停下来拍了一张一群狗从沙丘里往外扒尸体的照片，有的尸体已经被吃得只剩下一半了……

我应邀去参观一个孤儿院。里面奇臭无比，我从来没去过这么脏的地方。就连陪同参观的官员也受不了这个气味，拿出一块手绢把鼻子给捂上了，还连连向我道歉。孤儿院里全是被遗弃的婴儿，他们被放在婴儿床上。婴儿床装不下的则直接放在稻草上面。我忘了都喂他们什么东西吃。他们身上全是呕吐物和粪便的味道，如果死了，就会被清理出去。

这就是我当时亲眼见到的情况。不过我听过的最糟糕的是关于人吃人的传闻。我从没亲眼见过有人把别人杀了来吃肉的事……但人吃人的事应该是真的。

驻扎在河南的蒋介石军队只知道不断提高税收，他们征收的粮食税比地里出产的粮食还要多。农村的粮食全都被他们搜刮一空，他们根本不顾百姓死活，从来不从粮食富余的地区运粮过来……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极力想让蒋介石了解这个情况。我发疯似的到处呼喊……我等不及要把灾区的情况从河南发出去。在返回途中路过的第一个能发电报的地方洛阳，我直接把草稿发了出去。按照规定，这篇稿子应该像其他稿件一样，先送到重庆，让我的那些老同事们先审核一下——而这肯定过不了他们这一关。然而，这篇稿子却从洛阳经由成都的商业电报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要么是电报系统出现了故障，要么是洛阳电报局的某个发报员受良心驱使，无视规定，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直接把我的稿子发给了纽约。就这样，河南的灾情便最先被全美最支持中国事业的《时代周刊》给捅了出来。当时蒋介石夫人正好也在美国，这篇报道让她火冒三丈，她要求发表我文章的亨利·卢斯把我解雇，不过卢斯拒绝了她的要求，这一点让我非常钦佩。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争执是后来的事。

1943年7月4日，美龄返回了重庆。

在中国为战时新闻局工作的格雷厄姆·佩克注意到，虽然美国本土的民众在中国问题上受到了蒙骗，但美国大兵们了解实情。在印度阿萨姆邦的一处空军机场，为了减轻飞机重量以便穿越危机四伏的“驼峰航线”，美龄的行李被从座机上卸下来，装到美军的一架运输机上。

佩克说，装卸工作在机场一处非常偏僻的地方进行，负责搬运的大兵们不小心把一个板条箱摔到了地上，把箱子给摔烂了，里面的物品都露了出来……这时他们才发现，原来里面装的都是化妆品、女式睡衣和高档百货商品之类的东西，足够蒋夫人用一辈子的了。士兵们怒火中烧，因为此时“驼峰航线”正处于一年中最难飞行的一段时期，很多美军飞行员在往中国运送补给品的途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装卸行李箱的士兵们把所有的板条箱全部扔到地上，砸了个稀巴烂。他们把裘皮大衣和时钟在地上踢来踢去，直到起飞时间快到了才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装上飞机。

美龄回国三个月后，位于纽约圣劳伦斯河畔的一个名叫马西纳的静谧小镇上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里，安装了一扇巨大的彩色玻璃窗。这扇窗户由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家瓦伦丁·德奥格里亲手制作，上面描绘的是天堂的情景。位于最上面的是耶稣基督的画像，下面是圣母马利亚和各位圣徒，按照时间先后一直延续到当代。代表当代圣徒形象的人物肖像拥有东方人的面容——她就是蒋夫人，“基督教王国的第一夫人”。画像中的她手里拿着一幅卷轴，上面写着她以基督徒身份向美国人民发出的请求：“我们必须学会宽恕。”

[1] 斯嘉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美国长篇小说《飘》中的女主人公。——译者注

[2] “达令”，英文“darling”一词的音译，意为“亲爱的”。——译者注

[3] “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始于1942年，终于“二战”结束。它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和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省，全长500英里。因其下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驼峰，故得名“驼峰航线”。——译者注

[4] 巴纳姆（P. T. Barnum，1810—1891），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代表19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的报刊宣传活动。其一生与各种噱头相伴，且是一位表演艺术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