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龄又回到了南京的家中。刚进家门，她就接到了上海打来的一个匿名电话，告诉她孔令侃被抓了。美龄快气疯了，她直接去找委员长，不过蒋介石不愿插手此事。于是美龄乘飞机赶到上海去见蒋经国，要求他把孔令侃交给自己监管。她这位不走正道的外甥很不情愿地回到南京，又被姨父蒋介石给训斥了一通。谨慎的美龄随后督促令侃乘飞机前往香港，然后从那里去了佛罗里达。他不会再回来了，扬子发展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场所全部关闭，然后在迈阿密海滨重新建立起来。

委员长冷冰冰地给蒋经国下达了指示，让他停止一切行动。这让蒋经国感到非常丢脸，他把这笔账记到了继母的头上。蒋经国愤怒地辞去了职务，不再过问强加给他的这份工作。他向“上海市民们”道歉，并请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阻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诈骗分子控制”这座城市。

1944—1945年，在纽约休整了一年之后，蒋夫人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国内，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可做的事。她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形势一片大好，她躲到任何其他地方似乎都不合适。正如她的美国朋友们常说的那样，当前要做的是与共产党进行生死决斗。

由于宣传机器的作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美龄的婚姻出现过危机。在她的大部分崇拜者及媒体和美国政府中的大多数官员眼中，她的权势并没有削减。美龄回到重庆，又到了蒋介石身边（也许事先在私下里经过了一些协商），重新掌握了以前的权力。

在美龄的坚持下，委员长从他一直称之为“鹰巢”的府邸（另一个女人留下踪迹的地方）搬出来，住进离孔家不远的一栋小别墅。第二个以“蒋夫人”自称的那位陈小姐早已不在蒋介石身边。美龄回国的时间也许与陈小姐的离开有关，而陈小姐的离开也许与其孩子的命运有关。据说她生了个男孩，不过那个孩子没能活下来，同时蒋介石显然对她也已失去兴趣。陈小姐实际上是去了加利福尼亚，后来又去了香港，并终老于此，带着很多的秘密离开了人世。

1945年10月，重归于好的委座和委座夫人在重庆大摆筵席，款待亨利·卢斯。当时孔祥熙也同霭龄一起回国小住了几天，把剩余的一些家族事务处理一下。孔祥熙邀请卢斯到他那装修豪华的公馆做客，在其品茶之际，祥熙厚颜无耻地恭维这位出版商，夸奖他在1945年7月准确地预言“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结束”。卢斯随后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吃了晚饭。宋子文也单独摆了一场，款待卢斯。

这个出版商还找了个机会与他最厌恶的敌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卢斯当然不可能被共产党人“蛊惑”，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进行了一场愉快的谈话——从坐下来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谈话就很坦率。他说我们（卢斯麾下的报纸杂志）最近对他们不太友好。我回答说这非常遗憾，我们正在世界范围内跟“左”翼宣传做斗争，因为它们就像臭鼬那样肮脏讨厌。”谈到匹兹堡大学毕业的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陈立夫，卢斯说他认为陈立夫是个“有魅力的人”。

战争结束后，陈纳德仍然留在中国，现在的他喜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变成了一个喜欢穿军用防水短上衣的兵痞子，整日里来去匆匆，经营着他新成立的民用航空公司。他用飞机四处运送武器装备和军队，试图去阻挡潮水般的共军，虽然毫无结果，但他获利丰厚。战争结束后，陈纳德曾回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他一度还想在儿时生活过的路易斯安那的河口地带退隐。但他很快就与蒋氏夫妇达成了一笔新交易，随后告别妻子儿女回到了中国，此生再也没有回去。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奇妙的转变。1946年，杜鲁门总统在民众中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低潮，选民对战争的厌恶及其他一些原因致使民意低沉。在民主党总统4届任期内，他的共和党对手们一直处于权力下风，现在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刚有所增加，便开始鼓吹风水轮流转的论调。大佬党[1]希望进一步利用民众情绪，赢得1948年的总统大选。由于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消灭，现在共和党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便是共产主义带来的威胁。他们与卢斯沆瀣一气，到处宣扬，说民主党没有给蒋介石除掉毛泽东手下的那班乌合之众提供足够的资金。

马歇尔将军和魏德迈将军通过惨痛的经历，已经把蒋介石看透了。他俩建议对以后的援助要认真地加以限制，并应由美国官员进行严格的监督。任何一笔贷款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清除政府中的腐败行为，并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就是让他继续走之前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老路。这么做并非是因为支持这一政策的人对共产党有什么好感。马歇尔在很久之前就已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最大的资本，就是蒋介石政权已经烂透了。为了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魏德迈于1946年夏访问了几个重要城市，随后他坦白地告诉蒋介石和其他国民政府官员，除非国民党能痛改前非，不然根本挡不住共产党的攻势。同时魏德迈还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变卖一部分国民政府在国外的投资，就能立即筹措到至少10亿美元的经费。

蒋介石和华盛顿的共和党人根本听不进这些话。第一个冲马歇尔的有限援助政策发难的不是别人，正是共和党众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她于1946年7月24日把一封38位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著名人士联名签字的抗议信塞进了国会记录中。这些坚定的支持者包括中国商品进口商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科尔伯格曾帮助克莱尔·布思·卢斯成立中美政策研究会，该协会在“院外援华集团”中属于较为活跃的游说团体之一。

蒋介石手下的顾问们都很明白，如果共和党人在1948年的大选中获胜，白宫肯定会改变对华政策。届时中国面对的将不再是杜鲁门那握得紧紧的拳头，美国将再次给中国提供数十亿美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资金援助。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的代理人们开始上路，前往美国去帮助共和党人赢得大选的胜利，付出高昂的代价来支持共和党的事业。长期以来在政界最为活跃的当属孔令杰，杜鲁门在多年之后总结了他们所做的一切：“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他们手里掌握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我并不是说他们把所有人都给收买了，而是说他们手头有大量的资金在流动，在华盛顿有很多人都听‘院外援华集团’的。”

蒋氏夫妇和卢斯夫妇都认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肯定能赢得大选，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还特地授予杜威“特别吉祥领章”。由于特别期望杜威能够获胜，委员长安排美龄再次访问华盛顿，希望她能够像罗斯福时期那样再次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并亲自呼吁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紧急援助，以便应对国内威胁。这一次她将向美国人要30亿美元的援助。

与此同时，从很多自称“中国人的朋友”的人那里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1948年4月美国大选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由“院外援华集团”和大量共和党领袖们一起发起的亲蒋运动通过了一个一揽子计划。为了阻止共产党，国会以微弱的多数同意给予蒋介石10亿多美元的资助。然而蒋介石再次表示这些远远不够，他还需要30亿美元。

当美国人落入烦琐的民主程序之中时，中国正在一步步丢失。1948年的头几个月里，共产党的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则四散奔逃，节节败退。如果想救蒋介石的话，速度最好能快点。区区10亿美元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等到当年11月7日美国人参加大选投票时，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是毫无悬念了。

就在这一天，共产党向保卫中原地区的大批国民党正规军发起进攻。这场战役直到1949年1月10日方告结束，前后历时两个月，国民党遭遇完败。这场被称为“淮海战役”的大战是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最后一场大规模冲突，55万国民党士兵中有32.5万人被俘。在最后时刻，为了避免各种武器装备落入共产党之手，蒋介石下令空军轰炸自己的军队。中国大陆的迷局就要结束了。

多年以来，为了能让自己入睡，蒋介石一直在晚间服用强力安眠药。然而在这最后一战期间，他发现安眠药也不灵了。他开始酗酒，每晚喝上一杯半威士忌，直到把自己喝得人事不省为止。这时候更有消息传来说，杜鲁门在竞选中以微弱优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让他更加焦虑起来：白宫不会再施舍了。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催着美龄前往华盛顿。1948年11月底，美龄乘坐飞机前往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

这一次，华盛顿没有为她准备红地毯，白宫也没有发帖邀请蒋夫人到白宫过夜或到国会发表演讲。由于国会最近刚通过了一项给蒋介石提供10亿美元的决议，再加上一场艰苦卓绝的总统选举才刚刚结束，杜鲁门总统没有心情去迎合卢斯的那套外交政策和“院外援华集团”的要求。

杜鲁门用挖苦的口气回忆说：“她来美国想再要点施舍，不过我可不会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想她也不是很喜欢住在那里。不过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根本也不关我的事。”

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蒋夫人的这次访问显得非常尴尬。对她请求帮助中国进行“目前战争”的呼吁表示同情的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人。这次出访简直是一场灾难，杜鲁门非但没有给她留半点情面，而且很不客气地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指出美国给蒋介石提供的援助总数早已超过了38亿美元。宋氏家族埋下的祸患开始发出了复仇的嫩芽。

随着“二战”的结束，蒋介石政权像一块朽木一样四分五裂。回顾前朝旧事在华盛顿已经成了时髦的话题。比如，情报圈里的人回忆说，1942年，孔祥熙曾挪用两亿美元的美国贷款从上海沦陷区的商人们手中购买各种货物，而出售这些货物的则是杜月笙以及宋家与日本人的合资企业。在人们的闲聊中，这些事情就像木头中的蛀虫一样被尖利的嘴巴一件件啄出来，流言传遍了整个华盛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由于被总统拒之门外，以前使用的那些招数也不灵了，美龄只好气呼呼地离开了华盛顿，再次到孔家那栋位于里弗代尔的豪宅里隐居起来。

杜鲁门一直很坦诚地跟助手们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骗子”，他指出：“我敢打赌，现在至少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还在纽约（存在中国银行的账户里）。”总统很快就会发现，他的估算有点太保守了。1949年5月，即美龄来美国几个月后，杜鲁门得到一个情报：有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实际上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总统立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对这一传言进行秘密调查，以便准确地了解这笔钱的具体数目和存储地点。这次调查的过程和结果非常敏感，其中的细节（在删除了很多内容之后）在34年后的1983年才不再当秘密文件处理。

联邦调查局首先仔细查看了有关宋家的战时档案，重新注意到宋子文“在开始担任公职的时候财产相当有限，而到了1943年1月，其资产却达到了7 000多万美元”。联邦调查局注意到，“二战”期间日本人曾指控子文在大通曼哈顿银行或花旗银行存有7 000万美元，孔夫人在其中的一家银行存有8 000万美元，蒋介石夫人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的一家存有1.5亿美元。当初这些传言仅仅被当成是日本人的一种宣传攻势。

埃德加·胡佛向联邦调查局分布在美国各地的外勤人员发出指示，说：“局里希望了解那几位指定人员在国内银行中的存款明细，以及归他们控制下的那些企业、工厂或公司的情况。”旧金山、纽约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银行都做出了回应。其中一些银行说，他们从来没跟宋家人打过交道，另一些则回应说：“如果联邦调查局想要的话，他们可以在保密的基础上提供相关的账目明细。”调查之下，一些没有列在调查名单上的家族成员——如子良和时任旧金山广东银行董事长的子安的账户资料也被挖了出来。

日本人在指控中提到的那两家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也愿意在“极为谨慎和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合作。为了避免吓跑大客户，这么做非常必要，因为这些人可能会反对银行泄露交易机密。

但在调查曼哈顿银行时，联邦调查局遇到了困难。曼哈顿银行是纽约的一家大银行，后来与大通银行合并，组建成大通曼哈顿银行。曼哈顿银行的高管们刚开始还算配合，向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披露了宋家的一些账户信息，其中包括子文个人的一笔信托基金。但在几天后，特工人员再次上门拜访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时，该银行人员的态度大变。对联邦调查局人员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该银行还完全否认了之前提供的各种资料信息，并拒绝提供新的资料。此外，该银行还问联邦调查局能否提供传票。联邦调查局如果出示传票，就要冒公开披露总统下令调查的风险，而杜鲁门早已下令严禁透露此事。（如果“院外援华集团”知道了这件事，势必引起一场强烈的政治抵制。）

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间接地指出：“在这件事情上，为了得到联邦调查局的保证，银行高层官员们似乎准备了一套平淡的说辞。”

联邦调查局确实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它推测孔家在美国的大部分流动资产都存在他自己开办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里，而子文大部分的流动资产则存在广东银行旧金山分行。不过，由于这两家银行由他们家族直接管理，让它们出具详细的细节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另外，在西雅图和波士顿的几家银行里也查出了一些大账户。

人们发现，包括美龄在内的家族成员在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各个城市中都拥有公寓大楼和写字楼。宋氏家族还拥有或控制着很多家公司，其中包括位于华尔街一号的孚中国际公司和莫诺化工公司。但这些发现与其他的资产相比，不过是大巫见小巫。英美金融圈里一直有这样一个传闻，说子文拥有通用汽车公司或者是杜邦公司（抑或是两者都有）的巨额股份。此事如果已被查实的话，那也早被联邦调查局放到保密文件里面去了。

有人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们要的一些信息可以在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的档案文件——TFR–300表（所有的外国人都要填写该表）里找到。这份表格里也许列有宋氏家族在美国的所有财产，但联邦调查局不愿意去财政部复印这张表，因为他们认为财政部的一些高官跟子文走得很近，可能会把调查的事情透露给他。他们通过间接的方式得到了这些表格，却发现上面几乎什么都没有。比如，美龄填写的那张表在“个人财产”一栏中一个字都没填。很显然，财政部对她还算客气，没有让她填写具体细节。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试图监视孔家那栋位于里弗代尔独立大街4904号的豪宅。一位特工抱怨说，这事也不好办，因为这个地方极为偏僻，那些大宅子都掩映在树木之中，彼此之间相距很远，询问邻居也都讲不清楚。（1955年夏天，纽约的中文报纸刊登了一件孔公馆里发生的丑闻，联邦调查局终于得以窥视一下孔家豪宅里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据报纸报道，从香港来美的几个中国佣人本来是想去中国大使馆工作，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成了孔家在里弗代尔住宅中的囚犯。他们反映自己并没有得到许诺的薪水，也不允许离开住地半步，甚至不能给家里人写信。失望之余，他们一起逃跑，结果却被抓了回来。根据《中国新闻日报》的报道，为了教训他们，这些可怜的仆人被吊在房梁上毒打。虽然孔祥熙给报纸写信，否认了对他们进行苦力贸易的说法，却没有否认这几个佣人提出的其他指控。）

在西海岸，另一些特工发现，有中国人企图把大量黄金转移到洛杉矶市郊范奈司的一个偏僻的私人机场，不过后来这些特工便再也没能追踪到目标。

联邦调查局对此次调查活动本来就不是很热情，再加上宋家和孔家在美国的特殊地位，后来便停止了。这些人并非美国公民，也不是登记注册的外国代理。他们最初以中国官员的身份来到美国，并且持有外交护照。很显然，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政府官员了，那他们算是什么人呢？

即便是被赶下台的国王迟早也要填写各种表格，在西方民主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国家，只有登记在册的事情才算真实存在。然而，宋家和孔家的人在美国却拥有特殊的名人地位，使得他们可以避开这些要求。他们所处的情形也模糊不清，美国人很显然没有强迫这两个家族写下他们拥有的财产和从事的各种活动。将近20年后，年老的孔祥熙在对台湾进行了短期访问后，回到了西雅图。在机场，美国移民规划局采取合作态度，只是简单地登记为“政府官员”，然后便以“头等人”的身份立即将其放行。

宋氏家族的人似乎到哪里都能畅通无阻。他们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在美国居住、存款和投资等等，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而不会遇到各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麻烦。

如果继续调查下去，联邦调查局将在政治上陷入危险的境地，于是，它便拿出老一套的官僚做法，停止调查，把皮球踢给了别人，也就是在政治上异常敏感的司法部的官员们。正如意料中的那样，此事很快被搁置到一边。

杜鲁门总统最终还是得到了一定数量的确凿信息来回答自己最初的疑问。不过他知道的实情对于宋家人的总体情况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多年之后，在接受作家默尔·米勒的采访时，杜鲁门如此说道：“他们全是贼，他们家所有人全是……我们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被他们偷走了7.2亿美元。他们偷了钱，然后拿到圣保罗去投资房地产，有一些就在纽约这里……就是那个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以前和现在一直使用的活动资金。”

正当联邦调查局着手进行调查的时候，远在中国的蒋介石正忙着为逃往台湾做准备。一个为了不把武器装备落到共产党手里而敢于轰炸自己军队的人是不会给共产党留下太多值钱的东西的。蒋介石派出自己最信任的那些人有计划地把各大银行、兵工厂和博物馆搬了个一干二净。全国各地出现的这一现象不禁令人想起了纳粹德国最后疯狂的那些日子，当时伦勃朗的许多名画被盗走并运送到私人地下室里藏了起来，等待适当的时机重建天日。

多年之前，在张静江的建议下，蒋介石实行了一个长期计划，对乾隆皇帝收藏在故宫中的宝藏进行“疏散”。乾隆于1735—1795年在位，他的统治时期是各类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乾隆生活简朴，却急欲表达其高雅的品位，在其住处摆满了各种华丽的艺术品，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核心藏品。张静江和他在艺术界的那些朋友们一直对这些藏品垂涎三尺。

委员长将这些宝贝视为其王朝的世袭财产。20世纪30年代初，他派人将这些宝藏从北平运到南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派人把这些艺术品装到数千个木板箱中，疏散到全国各地，“以免落入日本人或共产党之手”。这些宝藏最终被运到了偏远的中国西部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在这期间，很多名作流入海外富有的收藏家手中，人们一直在揣摩到底是谁干的，但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藏品在全国各地不断地辗转，谁也说不清到底丢了什么藏品、丢了多少。1938年，张静江离开中国去了欧洲，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均设立了自己的艺术品展览室。“二战”期间他一直待在美国，并在美国也成立了一个藏品丰富的展览室。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离开了人世，不过《时代周刊》并没有报道这件事。

淮海战役结束之前，约有25万件画作、瓷器、玉器和青铜器被运到台北。1949年1月21日，也即淮海战役结束11天后，蒋介石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

当然，他辞职的目的是使自己免遭失败的羞辱。不过，跟以往几次辞职一样，指挥权仍抓在他的手里。军队、政府官员、美国援助物资、空军战机等等一切依然在他的掌控之下。一些军人政客叫嚷着想借机掌权，总统一职最终落到了蒋介石党内的老对手李宗仁身上。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与毛泽东进行谈判。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让李宗仁把委员长和蒋介石夫人这两个被人民列为头号战犯的人，以及宋子文和孔氏夫妇交出来接受审判。

孔祥熙再也没有踏入政坛。战争结束时他已经65岁了。保守估计，他和霭龄共有将近10亿美元的财富，大部分早已被极富远见地转移到了国外。1946年时，二人曾到上海进行了最后一次短暂访问，清理自己的资产，把能运走的都转到了香港或国外。1947年，他们去孔祥熙在山西太谷的旧宅看了看，在共产党占领之前就把这所豪宅的大门给关上了。随后，孔祥熙告知朋友们说，因为霭龄“身体不是很好”，有必要让她离纽约的医疗中心更近一些，因此他将带她前往美国。

宋子文也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他被共产党列入主要战犯的名单，国民党内的政敌们也指责他侵吞大笔公款，要求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至少交出一半。1949年1月24日，担心性命不保的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省长的职务，与张乐怡一起逃去了香港。他在香港的启德机场走下飞机时，身穿一件双排扣西装，头戴一顶灰色的小礼帽，手持自己最喜爱的手杖，翻领上还挂着两排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颁发给他的奖章。张乐怡走在他的身旁，身穿貂皮大衣，脸上戴着一副墨镜，以便遮掩那双哭得红肿的眼睛。子文的表情从来没有如此严肃。共产党和绿营[2]的人都在追捕他，子文要求香港的英国警方提供保护，他们同意了。5月16日，他去了巴黎“接受医学治疗”。1949年10月10日，子文带着外交护照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一次又是为了“家族事务”。

1949年2月，虽已不再担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仍然为把政府剩下的黄金储备紧急运往台北做了详细安排。如果他准备让李宗仁来掌管钱袋的话，他显然希望这个袋子是空的，这意味着李宗仁根本没有钱来给那日益萎缩的军队发放军饷，仍在坚守的士兵们也得不到食物。李宗仁发现国库已经空空如也后，跑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那里请求美国支援，以便自己能有跟毛泽东谈判的资本。司徒雷登大使建议他要求那些把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援助款项存入外国银行的国民党官员们发扬爱国心，捐点钱出来。

蒋介石召见了孙科，他的提议肯定让这个可怜的家伙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蒋介石建议孙科，此时他可以像孙文多年前做的那样，在广州另建一个政府。委员长向孙文的儿子承诺说，如果他能组建起这样的政府，他蒋介石就可以发动一次新的北伐战争。孙科匆匆去了广州，但是没过一个月，就连庸庸碌碌的孙科也明白过来，很快跑到法国流亡去了。蒋介石开始用船只把仍然忠诚于他的那些军队运到台湾岛上。现在他拥有充足的金钱和足够多的士兵，中国大陆上能搬走的财富也都给搬到了台湾，现在就连他似乎也可以在岛上永久地生活下去了。他去台湾之前最后去的地方是上海。

1949年4月，杜月笙在上海见了蒋介石最后一面。委员长还见了汤恩伯将军，汤将军建议让上海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这位炸毁黄河大坝的英雄、曾大谈特谈爱国主义的“纸老虎”预言他们能够完胜共产党。他指使数千名苦力挖了一条很大的壕沟，然后在旁边修建了一道10英尺高的竹栏杆，这在军事上没有明显的作用。后来人们才得知，他有个亲戚做木材生意。

蒋介石此次上海之行的真正目的，是想请杜月笙和青帮帮忙劫掠中国银行。他现在急需资金，他不想扔下这些黄金空着手逃到台湾。由于有传言说没有黄金来支撑新发行的金圆券，没过几个月，他对这种新货币所报的期望就破灭了。黄金本来是有的——国库里本来存放着600万盎司的黄金。根据官方的指控，其中有一半的黄金跟着宋家和孔家一起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另一半也不见了踪影。现在中国剩下的黄金只有存放在中国银行里的私人黄金。

金圆券骗局是蒋介石临别前的最后一击。在以4∶1（金圆券兑换美元）的汇率引入金圆券的5个月后，金圆券与美元之间的兑换率暴跌至1 000 000金圆券兑换1美元，随后局势便失去了控制。

这其中受害最为严重的是那些诚实的人，他们一辈子攒了价值一两千美元的黄金，然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规定的时间里拿着黄金到银行里兑换成了金圆券。他们手中的金圆券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后，人们能够在上海、汉口或广州的茶馆门口看到他们茫然的身影。他们被国民党抛弃了，而在共产党眼里，他们则被划为资本家一类。他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在大厦将倾之前，他们连把妻子儿女送到澳门或香港的路费都拿不出来。这些人是蒋介石最后的一批支持者。

蒋介石相当小心地实施了他掠夺中国银行的计划。一艘外表破烂不堪的货船停靠在外滩码头华懋饭店的对面。船上的船员是从海军官兵中挑选出来的，化装成衣着破烂的苦力。中国银行的几个行政人员也被重金收买，蒋介石答应事成之后将用船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条件就是打开金库的大门。国民党军队对周围包括南京路和外滩在内的几个街区进行了戒严。“苦力”们挑着沉重的担子蹒跚前行，黑暗中传来他们有规律的喘息声。他们每个人都用竹扁担挑着两个包裹。路灯照亮了从银行到货船之间的道路，在幽暗的灯光中，这些人如食尸鬼一般让人毛骨悚然。英国记者乔治·瓦因当时正在熬夜赶稿子。他从办公室窗户里看到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惊讶，不过没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当瓦因意识到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时，他给伦敦办公室发去了一条言语古怪、寓意丰富的信息：“中国所有的黄金正在以传统的苦力搬运的方式被运走。”

这也是杜月笙进行的最后一次掠夺。在5月25日共产党成功占领上海的数天前，他就溜出了上海。他在香港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两年时光，几十年的大烟瘾已经把他的身体掏空了，他无法走路，最终瘫痪在床，于1951年8月16日离开了人世。蒋介石从台北发来唁电，称赞杜月笙“忠诚正直”，堪为楷模。

1949年5月初，蒋介石登上一艘炮艇，逃往台湾。国防部部长陈诚早已于前一年的10月赶到台湾，为国民党退守台湾做各种准备工作。蒋介石抵达台北后，被安排住在前总督的寓所，但他不愿去住，而是选择住在台北以北8英里之外的台湾糖业公司种植园里的宾馆里。在这栋树木浓密、青山环绕的寓所里，蒋介石得知上海解放了，保存在南京的军统档案资料也全部被共产党获得了，使他们知道了过去30年里蒋介石与黑社会交往的许多细节。这些资料后来被带到了北平，起初放在位于弓弦胡同15号的共产党秘密情报总部，后来又搬到了党中央大楼里。

中国西部的一些偏远地区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中。1949年8月，蒋介石和蒋经国从台湾飞到成都，到戴季陶墓去祭奠。这位转变信仰的反共分子曾帮助蒋介石一步步登上权力之巅，1949年1月，他意识到国民党大限将至，便于1月11日晚间服下了致命剂量的安眠药。既然到了重庆，委员长顺便去警察总署处理了一件以前留下来的“私事”。在重庆监狱的一间牢房里，仍然关押着一位不同寻常的囚犯，他就是伙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绑架蒋介石的杨虎城。虽然后来答应让他流亡欧洲，但他曾激烈地反对蒋介石。于是，在1938年，当杨虎城借一次大赦之机回到中国后，蒋介石下令立即将其逮捕。在接下来的11年的时间里，杨虎城、杨虎城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他的一对儿忠诚的秘书夫妇）被关押在戴笠设在重庆郊外的集中营里，饱受折磨。现如今，在诀别大陆之前，蒋介石这次特别的重庆之行只有一个目的：在杨虎城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随后，杨虎城和他的儿子、女儿以及他的秘书夫妇都被拉出去执行枪决。

1950年1月，蒋夫人从纽约抵达中国台湾，前来处理家务。这个岛上的人民并不欢迎国民党，他们是被逼无奈才向暴力恐怖低头。中国台湾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岛屿之一，那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海边悬崖林立，山顶上云雾缭绕，每到黎明，太阳破雾而出，山峦尽显。经过日本人数十年的统治，这个岛在经济上已经能够自给自足。然而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开罗会议秘密协定中的一部分，同盟国把它转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用武力迫使台湾屈服。这里曾发生过数次大屠杀，第一次，在台北市中心发生的民众暴动中，有一万人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在蒋介石稳住阵脚之前，又有两万人被杀害。没有被害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有的转入地下斗争，有的则逃到了东京。在这个力量对比悬殊的岛屿上，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武装部队发挥出了他们在大陆地区从没有过的能力，他们就像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蒋介石在上海那样对待台湾人。

大部分人都认为蒋介石在台湾待不了一年。当时，失败的气氛非常浓郁，英国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国防部通知外交人员做好共产党攻打台湾准备，并告诉他们，美国不会给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也不给其提出具体建议。美国的保守派在震惊之余，开始反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带头指责说，国务院目前充满了共产主义分子。杜鲁门总统则回敬说，麦卡锡和包括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内的其他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是冷战时期“克里姆林宫留下的最大的财产”。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有关中国问题的这场新论战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美国也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由于担心政治迫害，论战无疾而终。朝鲜战争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发生了逆转，华盛顿决定保护中国台湾。美国中央情报局把中国台湾视为其在亚洲的重要基地，并加入了陈纳德的航空公司，使得这个独裁政府获得了宝贵的时间来奠定自己的根基，重塑自己的形象。

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媒体刚习惯了一种新的编辑策略——在蒋介石政府投入数百万美元准备反攻大陆时，“告诉蒋介石他完蛋了，并且美国也和他一起完蛋了”。参加“亲台”宣传的那些热心的美国人都是那个性质不明的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他们有的负责筹集资金，有的负责组织工作，有的负责电话联络，有的负责搜集资料，有的负责勤杂事务，此外还有一些国会议员和商界大亨等也都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负责该集团管理、指导和经费工作的都不是美国政府，这个集团服务于宋氏家族和“中华民国”政府。而参与其中的那些人则认为自己是在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或者是“民主体制的生存”而工作。他们实际上是在为“中华民国”政府搞公关。

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都知道“院外援华集团”这个名字，但没有谁能准确地说出它是干什么的，参加的人都有谁。一位法国外交官说道：“如果搞这么一个集团的不是台湾当局，而是莫斯科，那么参与其中的那些人早就被以叛国罪判刑了。”

马奎斯·蔡尔兹如是写道：“凡是了解底细的人都知道，这个能力巨大的援华集团给国会和各行政部门施加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在整个外交史上很难找到哪个代理机构和外交代表能与之匹敌。‘中华民国’政府采取的这种直接干预的方法可谓古今罕见。”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工作给麦卡锡发动的政治迫害火上浇油。

“中华民国”政府还充分利用那些由赞同其观点的人担任首脑的公司，此外还雇用一些公关公司在美国设立了自己的“宣传部”。它深耕与那些有影响力且同情国民党的人之间的关系，与他们合作建立了一些两党间“非营利性”的委员会，作为向美国政府施压的工具。宋氏家族的成员很少亲自指导各种活动，这么做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他们已经按照宋家人的标准，将一些负责日常事务的中国技术官僚变成了宋家新一代的门徒。

纽约的公关公司——联合集团公司把“中国银行”列为主要客户名单，另一家公关公司汉密尔顿·赖特公司曾跟“中华民国”政府签了6年合约，负责通过撰写发表各类文章、新闻报道、照片影像等为蒋介石及其政权塑造亲民形象。在赖特公司与“中华民国”政府签署的协议中曾有这样的一条保证条款：“报纸的编辑和读者均不得知道我社所发的75%的文章的资料来源。”亨利·卢斯的朋友、共和党人乔克·惠特尼拥有的先驱论坛报社多年以来一直向那些对其没有戒心的美国报纸提供类似的虚假材料，从来不说明材料的来源。

1949年，子文在战争期间创办的环球贸易公司曾被登记为一家替政府工作的外国代理机构，注册资产将近2 200万美元。总部在台湾的“中国新闻社”（CNS）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都设有分支机构，分发了数百万册名为《自由中国周刊》的刊物。它还在几家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新闻报道和特写文章。在1946—1949年这短短三年的时间里，竭力仿效美联社的台湾“中央通讯社”花费了6.54亿美元来捏造蒋介石反共斗争的系列文章，并盛情款待美国和远东地区的报社编辑和记者，平均每年花费超过2亿美元。怪不得美国民众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蒋介石是一个道德典范人物，认为他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据推测，为了欺骗美国民众，台湾每年的花费可能高达10亿美元。台湾当局对美国的极右报刊——尤其是影响力极大的奥克兰市的《论坛报》有着特别巨大的影响。这家报纸的老板威廉·F.诺兰参议员是西海岸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华盛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之一，国会的同僚们都称他为“台湾参议员”。蒋介石的另一个坚定的支持者是曼彻斯特极右报纸《工会领袖》的出版人、来自新罕布什尔的威廉·洛比。洛比还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布里奇斯参议员。此外还有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的罗易·霍华德、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约翰·戴利，当然还有亨利·卢斯。传记作家斯万伯格做了如下评估：

卢斯现在发现自己一生中最宏大的计划有失败的危险，将要一同失去的不仅是中国和基督教的命运，以及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还包括他自己内心的平静和个人声誉。蒋介石最终统治中国本应该成为克莱斯勒大楼和洛克菲勒中心历时15年艰辛规划的辉煌成果，也是卢斯旗下的各个媒体数不清的宣传报道结下的硕果。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崛起，促使卢斯采取了一种有力的对抗策略。比如，曾被他当作中国留学生培养机构的美国中国研究所，现如今重新登记注册为一家为台湾当局服务的外国机构（受托人为卢斯本人）。

新闻播报员罗伯特·艾伦报道说：

这场显著的外国袭击最为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它实际上是由一些著名的美国人策划的……卢斯一直以来都在为鼓动美国政府再拨给蒋介石20亿美元而不停地进行宣传……尤其在华盛顿，作为“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卢斯的公司一直在全力以赴地支持蒋介石。

“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中有很多人的父母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现在他们觉得父辈留下的遗产正在被抛弃。这些人当中有“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两位理事，这两个组织曾发表大量文章督促美国政府向当时的中国提供更多的援助。“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会中还有好几位权势显赫的人物，包括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成员、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副主席戴维·杜宾斯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会主席詹姆斯·法利。“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会长是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他是一位从国民政府进口纺织品的富商，也是克莱尔·布思·卢斯的朋友。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机构是“百万委员会”（亨利·卢斯即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成立于1953年，其成立的宗旨是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后来更名为“自由中国委员会”。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该委员会仍在到处游说，煽动民众支持台湾当局。该委员会有23位参议员，其中包括诺兰、迈克·曼斯菲尔德、埃弗雷特·德克森和雅各布·贾维茨。此外还有83名众议员、十几名海陆军将领和一些商界大亨。

美国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AFL-CIO）、美国军队、美国安全委员会、美国保守派联盟和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等机构团体经常发动各种运动来支持上述团体的活动。在许多保守派组织眼里，台湾成了“反共”的代名词。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气氛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恐惧使得那些精明的人从不过问这些组织的经费来自何处。

尽管他们个人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孔家和宋家仍然是美国特殊利益集团与台湾地区之间的主要联系通道。霭龄、孔祥熙、宋子文和蒋宋美龄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四处游说方面，有时候还凑到一起，在孔祥熙那位于里弗代尔的豪宅里举行战略会议。

从1948年起，霭龄和祥熙就在里弗代尔开始了流亡生活。作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首席董事，祥熙每周有两三天需要乘车去华尔街办公，其余的时间他则待在家里工作。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是为数不多的对流亡在美的宋氏家族感兴趣的记者之一，他把中国银行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皮尔逊提醒读者说，“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其设在各地的办公机构转出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为宣传战埋单。

孔博士对美国政坛的了解不比他对中国财政的了解少。在路易斯·约翰逊进入杜鲁门总统的内阁之前，孔博士曾聘请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律师。

有一件事不知道该说不该说：约翰逊后来当上国防部部长之后，成为美国支持台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鼓吹者……孔博士是声望极高的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特尔斯·布里奇斯家中的常客，这位参议员同样一直在督促政府援助台湾和蒋介石。

1948年布里奇斯再次竞选参议员时，曾把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从纽约寄来的2 000美元竞选赞助列了出来。科尔伯格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头面人物，也是孔博士的朋友。

科尔伯格参议员不但投票支持并发表演说声援“院外援华集团”，而且还可能帮过孔家和宋家一个很大的忙……

1948年，也即布里奇斯收到“院外援华集团”的科尔伯格的赞助的那一年，布里奇斯任命艾奥瓦州前参议员沃斯·克拉克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公正代表，赴中国台湾对“中华民国”政府做一个“公正”的报告。当时布里奇斯在该委员会理事会中担任一个实权职位。

这次调查的目的是证明为什么美国继续援助蒋介石是正确的。

然而，对于这次所谓的公正调查，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一点是，克拉克并不只有公正代表这一个身份。这位来自艾奥瓦州的前参议员多年以来一直是替宋子文服务的法律事务所的员工。简而言之，克拉克是“院外援华集团”中一个领报酬的说客。

此外，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克拉克是在为美国参议院和美国纳税人服务，但其实国民政府也支付他的一部分开销。

克拉克回国后，强力建议美国政府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

几周后，皮尔逊声称，为了宋氏家族的利益，这些政策仍在继续执行。

蒋介石的一个姻兄弟跟其他中国富商一起垄断了大豆市场，从而使美国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此人就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战争期间有价值35亿美元的美国援华物资由宋子良负责掌管。他从这笔大豆生意中赚得3 000万美元的净利，而美国消费者则需要为每蒲式耳[3]的大豆多花1美元。

这次大豆操控交易的奇怪之处，在于其操纵者准确地知道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大豆的确切时间。

前不久，本专栏还报道了宋子良的儿子尤金·宋伙同孔祥熙博士（蒋介石的连襟）的儿子孔令杰把大量珍贵的锡卖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

也许就是因为总是发生这样的事，幻想破灭的中国人才推翻了宋孔王朝，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孔令杰现在成了家族里的大忙人。1950年理查德·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时，孔祥熙专程派小儿子去洛杉矶给他送去捐款，并给他加油鼓劲。他还说服加利福尼亚的大批华人选民把票投给尼克松。孔令杰的出手相助在孔家和尼克松家建起了一条稳固的纽带，多年来，尼克松夫妇经常到位于里弗代尔的孔家去做客。

宋孔两家的石油资产分布在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路易斯安那等地，每一处孔令杰都积极参与管理。1956年，孔令杰在“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内创建了夏延石油公司，下辖麦格纳信托公司、西部石油开发公司和阿托卡钻井公司。夏延石油公司争取一些政界要人、记者和电影明星前来投资。如果令杰的油井（比如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副总裁约翰·戴利签约的那座油井）产油不多，令杰将保证戴利收回投资的本金；如果油井钻探成功，则与戴利平分利润。接受这个条件的一些投资者并不知道控制夏延石油公司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模式下，那些有权势的人可以在不冒重大风险的情况下获得可观的利润。

1950年美龄回到台湾地区后，她发现自己卷入了最后一场争夺继承权和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战争。在美龄前几次离开台湾期间，蒋经国先是担任了蒋介石的私人助理，后来又担任安全部门领导，被任命为台湾“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在之后的20年中，美龄每次离开台湾地区去美国，蒋经国在政治阶梯上似乎都会上升一级，朝着取代她而成为父亲继承人的目标更近一步。

美龄精神太紧张了，她无法安静地坐在日月潭边画那些简单的花卉。她曾把自己的画送给很多人，也曾给过蒋经国。（送给蒋经国的是一副竹子，上面有她的亲笔题字“赠子”。）她经常去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是办孤儿院——不过那些孤儿几乎毫无例外全都是她丈夫手下的军官去世后留下的。（就连戴笠也办过孤儿院。在中国，为了让特务替你卖命，首先必须要确保他们子女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国民党创办的孤儿院一直都很兴旺。）

由于受不了台湾地区的气氛，美龄就会急匆匆地赶往美国，出现在“院外援华集团”的圈子里。有一次，她从1952年8月一直待到1953年3月。等她回到台湾地区时，就获悉蒋经国收到邀请，将去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做客。很显然，华盛顿对这位继承人产生了兴趣。蒋经国还将应邀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美龄从1943年来就没有再受到过这种待遇。

美龄在台湾地区虽然没有正式官职，但她与委员长之间的联系仍然非常紧密。蒋介石接见美国官员时，她在一边给他翻译。年事已高的蒋介石喃喃地说上几句，美龄接着能说上5分钟。然后蒋介石再嘟囔几句，接着美龄又会来一段长篇大论。这个场景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橱窗模特穿着蒋介石的衣服坐在权力的宝座上，执掌大权的却是卢斯塑造出来的那位举世闻名的“委座夫人”。

蒋介石手下的将领和官员们很少有人敢去惹她，就连她的继子也忌她三分。她翻脸非常快，并且肯定会报复。卢斯的朋友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台北，卢斯太太和美龄一起乘车去商场购物。买完东西后，两人来到汽车前，互相让着请对方先上车。互相让了三次之后，卢斯太太没有再客气，先登上了汽车。蒋夫人在她后面上了车。在返回位于北郊的住处时，蒋夫人一直在生闷气。美龄下车走进房间后，卢斯太太问一位秘书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对。她说道：“我都让了她三次了啊。”

那位秘书回答说：“你应该再让一次。”

“院外援华集团”的那些参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美国商界大亨等核心人物虽然在中国台湾各地投资了造纸厂、铝厂和电子产品生产线，但他们对亚洲事务却几乎一无所知。20世纪50年代，美国所有关于东方的传说中仍带有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4]一书中的那种怀旧和感伤情绪。蒋夫人成了国民党那失败的事业在现实中的不朽化身，上了年纪之后的美龄身上有一种悲伤和失落交织在一起的神态。她恭维人的方式常使来访者感到惊讶不已，随后便为其折服。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些价格不菲的小礼物——银盒子、银托盘、镶有珍珠母的柚木小匣子等。幕后那些不知名的人事先在这些礼品上刻上某个人的名字，或者一句简短的名言隽语。因为西方人在生活中很少见到这种讨好别人的东方小玩意儿，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被美龄的这种小手段给搞定了。

1954年4月，美龄在华盛顿待了6个月，鼓动人们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提议。在她返回台湾地区庆祝蒋介石67岁的生日时，在松山机场遇到的一幕再次表明她正在一步步失势。年事已高、白发苍苍的委员长待在候机室里没有露面，到飞机旁前来接她的只有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对美龄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礼行为。蒋经国陪着她从一帮政界要人和“中国妇女抗战联盟”的一群妇女面前走过时，美龄神色冰冷，一言不发。她快速从这些人身边走过，大步走进候机室，冲着那位年老的法西斯分子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紧闭着双唇走向候在那里的一辆豪华汽车。

虽然她现在能控制的只有参加中国台湾的扶轮社[5]午餐会的那些听众，美龄依然顽强地坚持着，一些记者私下里不客气地称她为“全世界排名第一的俱乐部女帮会成员”。1958年，蒋经国再次得到晋升，盛怒之下的蒋夫人一口气在美国待了14个月。那时候她已经61岁了，对外则称58岁。为了照顾美龄的面子，蒋经国到“总统内阁”担任政务委员的命令在她离开后两个月才正式颁布。美龄后来还是咬紧牙关回到了台北，这一次，她顽强地待了6年。

孔祥熙虽然年龄越来越大了，但他从没忽视自己作为慈善家的形象。1959年，时年77岁的孔祥熙回欧柏林参加“山西欧柏林分校纪念协会”成立15周年纪念会，并在学校里设立了一笔奖学金。一位记者请他对传言他在美国有“超过5亿美元”财产的说法说几句，这位当铺老板的眼里立即充满了泪水，他摇了摇头，看起来有点稀里糊涂地说，随着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垮台，他所有的投资都泡了汤，现在只能依靠微薄的积蓄过日子。那位年轻的记者怀着真挚的同情心点了点头，然后把他的话记录了下来。

1966年，84岁的孔祥熙最终辞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职务，和霭龄一起搬到了位于长岛蝗虫谷菲克斯大街的一处新宅居住。他的健康状况很快恶化，心脏也非常不好。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往纽约医院，于8月15日在医院中去世，终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将其以政治家的身份进行一番评赞，但几经思考之后，只在专栏里写了下面的话：

孔先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最近，他以前的一个下属曾说：“在工作中，他是一个很难相处之人。他喜欢聊天，但从不会下达明确的指示。谈到他的能力，跟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他很精明，不过他并不具备金融家应有的那种政治风度。”

葬礼定在第五大道大理石教堂举行。蒋夫人和委员长的小儿子蒋纬国将军带着5位护旗队员从中国台湾乘飞机赶过来。前来悼念的都是“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人物，如理查德·尼克松、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詹姆斯·法利以及来自迈阿密海滩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迈阿密转运公司的大老板就是这个波利。波利曾被陈纳德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招募到飞虎队当飞行员，离开飞虎队后，波利被任命为美国驻巴西大使，而巴西正是宋氏家族最喜欢投资的地方之一。

宋子文没有参加孔祥熙的葬礼。在人生最后的那些年里，这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霭龄比祥熙多活了6年，但她一直没有回去过中国。亚洲一直流行着一个传言说，宋家三姐妹每年都要在香港团聚一次，然而这不过是一种传言而已。她从1949年以来就一直生病，很显然是某种癌症不断复发的原因。尽管如此，她仍以85岁的高龄在纽约离开了人世。《纽约时报》仅用一篇普通的讣告简短地提了一下她的情况。

这个世界上一个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开了。这个女人在金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她的财富只有弟弟子文能与之相比，她也许曾是全世界靠着自己的精明手腕获得成功的最富有的女人。此外，她还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媒人，宋家传奇的主要缔造者，宋氏家族走上权力之巅的真正设计师。

宋子文的流亡生活更为坎坷一些，因为他还处于逃亡状态。20世纪50年代初，他和劳拉刚在曼哈顿派克大街1133号的一栋豪华公寓安顿下来，就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紧急邀请函，请子文去中国台湾，就好像科萨·诺斯特拉[6]邀请他回索伦托[7]，或者去“那不勒斯赴死”一样。子文根本没有回去的意思，这也在意料之中。委员长坚持让他回去，并威胁说，如果他不回来“接受国民政府的官位”，就把他从国民党核心集团里除名。子文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纽约时报》如此报道了这一奇怪的事件：

国民党说，宋博士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已经选择了辞职，而不愿来这个小岛。中国台湾是蒋介石最后的避难所。

一年前，国民政府刚从南京转移到了广州，在那之前不久，宋博士就离开了中国。当时国民党中有人正要求他为党国事业捐出一部分财产，而根据传闻，宋博士的财产分布在法国、英国、南北美洲、印度、南非及这条线上的各家银行中。

到目前为止，正如公众所了解的那样，他无视这些要求，并匆忙离开了广州。

子文非常狡猾，他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冒险。他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其中之一便是从一家美国军火公司购买了4.5万支恩菲尔德式步枪和弹药，然后存放在加拿大的一个仓库里。1950年1月，就在蒋介石试图让子文卷起行囊打包回国之际，布拉克公司驻华盛顿代表罗伯特·比奇洛向国务院提出申请，要求为这批军火发放出口许可证。他说布拉克公司的老板威廉·布赖洛夫斯基是宋子文的“私交”，他想把这些枪支弹药从温哥华运到中国台湾。美国国务院非常奇怪，提出这一请求的不是台湾地区外事机构，并且其中的细节也颇为可疑：这批军火存放在加拿大，他却要求美国政府发放出口许可证。这些细节暗示，在国民党军队中那些对他持同情态度的军官们的支持下，子文可能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推翻他妹夫的统治，建立一个新政府，让子文来担任政府首脑。然而，一位知情人士向联邦调查局透露说，子文的真实身份不过是“一个向共产党出售各种装备的供应商”。正如子文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人们只能看到其中的表象，永不可能弄清楚事情的真实面目。

子文虽然不愿意去台湾，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不断扩张的金融帝国之中，但他确实也在金钱方面支持“院外援华集团”，因为这对他自己也很有好处。“院外援华集团”在很多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子文后来搬出了曼哈顿，在长岛购买了一栋豪华别墅，家里装饰用的各种画作都是找那些他认为比他水平高的人挑选的。此外他还收藏了大量的青铜器，不过他承认，这些也都是别人替他选的。他的豪宅里戒备森严，并安装了精密的警报系统。

美国各个华人社区的街头巷尾都流传着这样的话，说宋子文位于长岛的家中藏着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子文本人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因为他是美籍华人中最有权势的大亨，许多“坏人”都靠他生活。被中央情报局聘来担任分析员的一位中国学者则持另一种说法，他认为上述传言并不是说宋子文本人是什么危险人物，而是指他随口说出的只言片语都可以给在美的中国堂会或财团、各家中国人开办的银行以及其他没什么名气的恐怖组织带来可怕的后果。

子文疯狂地从事石油股票、期货和其他新技术行业的业务。靠着不懈的努力，他赢得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的声誉。

他经常去拜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8]，有时候在华盛顿，有时候则是在哈里曼位于桑德波因特的别墅中。谈论的话题则是关于中苏争论和华盛顿对此的态度等等。他很少见到亨利·卢斯，虽然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彼此发出热情的邀请，但都没有赴约过。卢斯夫妇跟美龄走得很近，自然不好再见子文。他真正的朋友包括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东京和伦敦结交的那些财大气粗的金融家，以及自己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理们。

指责子文只顾自肥的国民党保守派现在也没有能力攻击子文，并且这些人正在逐渐离世。战争结束后，戴笠的飞机神秘失事——显然是被事先藏在飞机上的炸弹炸毁的。子文最大的政敌中，除了蒋介石及其亲属之外，当数陈果夫了。而陈果夫也于1951年8月在台北去世，时年60岁。大哥去世之后，陈立夫辞去掌管台湾特务机构的差事，去美国享受乡绅生活。不过没过多久，他又放弃了在美国的农场，退隐中国台湾，活到很大的年龄才去世。

1963年2月，经过十多年的冷静，子文最终接受了委员长的邀请，前去访问台湾地区。他与蒋氏夫妇在台北北郊的住所一起住了几天，会见了一些“没有提到名字的官员”。回美国跟哈里曼汇报此次台湾地区之行的情况时，子文似乎是在有意试探美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初衷有没有改变。约瑟夫·艾尔索普告诉哈里曼，“委员长夫妇两人都很不喜欢宋子文，之所以请他去台湾地区，不过是认为他也许是最善于分析美国政府想法的人”。很显然，蒋介石觉得，既然不能从子文手里套出钱来，至少还能让他在华盛顿施展以前的那些手段，但是蒋介石错了。子文现在仍然有位居高位的朋友没错，但他已经没心思在这方面费功夫了。委员长的愿望当时没有实现，以后也不会实现了。

1950年之后，子文的小弟子安就被其母校哈佛大学列入“失联人员”名单，这表明哈佛大学已经不知道他身在何处。实际上他去了旧金山，在实力雄厚的广东银行担任董事会主席，直到1969年2月去世。

子文的弟弟子良在“二战”期间曾负责美国援华物资，他在美国的基地位于纽约城，具体情况一直是一个谜。华盛顿的一些知情人士说子良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美国财政部的秘密顾问，从事一些秘密工作，而财政部则声称它没有宋子良的任何记录。

子安去世两年后，即1971年4月，时年77岁的子文和张乐怡再次去旧金山看望那里的老友和亲属。4月24日晚，广东银行的老友余经铠在他旧金山的家中设宴招待他们。尽管整个晚上子文的举止都很优雅，但在吃饭的时候，他还是同往常一样狼吞虎咽地吃了很多菜。吃着吃着，他突然停了下来，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哽咽着站起身来，然后便倒在地上，一会儿便死了。解剖显示，有一小块食物卡在了他的气管里，他的颈部神经向心脏发出紧急信号，然而他的心脏已经太虚弱，无法支撑下去。

也许是用词不当，也许是故意恶作剧，亨利·基辛格让尼克松总统给蒋夫人和委员长发去了如下唁电：“他为国家——尤其是在‘二战’期间我们共同合作之际做出的杰出贡献，将被美国朋友们永远铭记。对于他的离世带来的损失，我们和你一样深感惋惜。”

子文去世时美龄正好在台湾，几经周折，她还是没能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葬礼。

纽约的各家报纸发文声称子文的财产只有“100万美元”，将由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平分。伦敦、巴黎、莫斯科、东京、里约、中国香港、新加坡、约翰内斯堡、马尼拉、中国台北和北京等地的人们听到这些消息后，大都是摇一摇头，然后无可奈何地笑一笑。

1965年，美龄来到华盛顿时，白宫的红地毯终于再次为她铺开，各种外交活动也安排得异常频繁。台湾地区外事机构设宴款待1 500名政界重要人物和“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蒋夫人则是这场宴会上的贵宾。她乘坐一列私家列车从纽约赶过来，迪恩·腊斯克夫人专门到车站迎接她。她乘车来到专门在卡洛拉马路为她租下的豪华住宅里，距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家只有一步之遥。她亲切会见了埃德加·胡佛、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和参议员托马斯·多德，此外还在白宫里与伯德夫人一起喝了茶，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了单独会谈。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旧日的时光。

有一个极小的细节几乎被所有的媒体都忽略了：此次陪同蒋夫人来美国的还有她的继子蒋经国。蒋经国现在已经担任了台湾的“国防部部长”，此次是应美龄在美国的邻居、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之邀前来美国。他夹在美龄的随从当中，悄悄地办完了自己的事情，然后又悄悄地离开了。

这一切不同寻常的喧闹背后隐藏着一个秘而不宣的目的。多年来，委员长一直在努力说服美国支持国民党反攻中国大陆。但美国早就看透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战胜共产党，他只不过是想拉美国下水，让美国跟中国共产党开战，这样他就有希望再次登上权力之巅。委员长曾不止一次要求美国向他提供核武器来“保护台湾”，“院外援华集团”的说客们也极力为其争取。现在美国已经卷入了越南战争，精力已经转移到了越南。约翰逊政府迫切希望蒋介石能派出军队到“印度支那”作战，麦克纳马拉此次邀请蒋经国前来华盛顿，就是为了商讨此事。然而商谈却陷入了僵局，美国人不会为了取悦他年老的父亲而支持国民党反攻中国大陆，国民党也不愿意出兵到“印度支那”帮助美国。约翰逊政府热情款待蒋夫人，不过是其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让她对蒋经国施加影响，而她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能力了。

约翰逊政府后来明白了中国台湾作为“盟友”的想法，不过这并没有立即明显改变其对国民党的态度。然而在尼克松政府上台后，对中国台湾失望的态度终于盛行起来。亨利·基辛格趁机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付诸实践。

不管是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这一次是美龄最后的辉煌时刻。访美期间，美龄在珍珠港事件纪念日那天应邀去威尔斯利学院给学生们发表演说。她跟从前一样对她们侃侃而谈。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言语和情感还跟吸引好莱坞露天剧场和美国国会时一模一样，但时代已经变了。这一次，《时代周刊》的记者戴维·格林韦听了一会儿便厌烦地离开了会场，草草写了一篇简单的报道。在很多美国人眼里，东方神话已经变成了一场梦魇。在越南共和国，吴庭艳家族与蒋氏夫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让美国人非常不安。记者们把“夫人”也称为“龙夫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点让人透不过气来。

短暂地出过风头之后，美龄离开了位于卡洛玛拉路的那栋房子，于1966年4月在曼哈顿格雷西广场一栋豪华公寓里住了下来。这栋公寓是她的外甥孔令杰专门给她买的，以便她在曼哈顿有个落脚的地方。美龄曾因患胆结石开过刀，现在她已经69岁了，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因此，她每次来美国，不是为了参加葬礼，就是来进行治疗。数十年来，她一直被列为“全世界最著名的十大女性”之一，直到1967年亨利·卢斯因心脏病发作在浴室中去世才结束。第二年，美龄被确诊得了癌症，并于1970年飞到纽约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之后不久又匆忙赶来做了第二次乳房切除术。

在美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关美龄的新闻已经从头版转到了社会版，再后来又被塞到了食品版。

媒体上有关美龄的最后一点儿浪花是在1975年4月5日委员长去世时溅起的。三周后，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当上了“国民党主席”。美龄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她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那时她已经78岁，疾病缠身。她隐居在位于曼哈顿东35英里的长岛拉廷镇孔令侃的豪宅里，只有保镖和医生可以进入这片禁区。她只离开过这个地方一次，那次她用了一个假名，到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疗中心进行为期10天的体检，顺便还参观了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到1983年3月28日时，她已经86岁了，在拉廷镇已经隐居了将近10年。人们听说她还活着，都感到惊讶不已。

宋家现在只剩下一个人还留在中国大陆，最后的胜利正向她悄悄走来。

1949年10月1日，孙夫人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数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从紫禁城前那宽阔的大道上走过，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时候，庆龄就站在他的身边，那时候她已经57岁了。

正如庆龄经常强调的那样，她并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中国革命的一分子。

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她就被孙文的魅力迷住，因为他思维开阔，具有“世界视野”。

在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里，她一直是中国的一个象征。孙文有幸在善恶泾渭分明的时代离开人世，庆龄却一个人孤独地经历了所有的风雨，她的朋友和支持者们则在一次次的折磨、“清洗”和暗杀中离她而去。1931年，邓演达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警察逮捕，然后被转交给国民政府，惨遭折磨之后被处死了，她最后一个亲密朋友也跟她永别了。

她可以冒险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话，她激励那个时代的人们起而斗争，但在面临死亡威胁时又无力保护他们。她本来可以流亡到像巴黎之类的城市，过着富足的生活了此一生，但她没有那么做。

她喜欢孩子，喜欢美好的事物，还喜欢跳舞。她讲话机智幽默，也喜欢热闹。她喜欢参加宴请聚会，也喜欢跟朋友们嬉笑打闹。她爱抽“熊猫牌”香烟，喜欢看电影和戏剧。（即使在条件简朴的北京，在其住处仍然有一间特批的放映室，她可以看到最新的西方电影。）

她善于抓住时机，经常让她的对手们防不胜防。她用一个智慧女人具有的游击战术长期跟蒋介石周旋。

战争期间，她一直在重庆，并没有被软禁。不过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中国人担心因与她接触而被捕，西方人则把她视为“共产党人”。为了救治伤员，她举办音乐会和体育比赛来进行募捐，然而却为此受到别人的指责，说她把募集来的捐款都给了“解放区”。她之所以把精力都集中在解放区，是因为除了豫湘桂会战等为数不多的几次战斗外，国统区再没有组织过像样的战争。根据“二战”期间美国陆军情报局的报告，每当庆龄组织足球比赛，蒋介石的特务们就会警告球迷们不要参加。由于担心被捕，这些人也不敢为庆龄的球队鼓掌喝彩。

1945年8月，庆龄与子文一起去了莫斯科，并于当月14日缔结了中苏同盟。除了去中国香港之外，这是自1931年以来她第一次离开中国。

“二战”结束后，她回到了上海，住进了位于莫里哀路的家中，重新拾起因战争而基本中断的革命政治工作。她再次拿起笔来谴责蒋介石，谴责美国插手中国事务，但这一次西方媒体只是把她当作一个让人难堪的名人的亲属。

1946年7月23日上海电：中华民国缔造者的遗孀孙逸仙夫人昨天讲到，美国和中国国内的“反动派”正在酝酿让苏联和美国因中国内政事务而发动一场战争。

对中国政治保持了两年的沉默之后，在抨击其妹夫蒋介石的政府时，孙文的遗孀——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其中之一指出，美国向中国派出军队对和平事业没有任何帮助。她指出，如果美国不给（国共双方）任何一方提供弹药和军事支持，中国的内战就不会扩大……

她还说：“中国正受到内战的威胁。反动派希望把美国拉下水，进而让全世界都卷入这场战争。”她声称，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在中国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她补充说：“这样的一场内战，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实际上早已经开始了。”

美国人没有理会她的这通讲话。她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美国政府故意冷落她。

庆龄变卖了很多家产来支持她创办的中国福利会。1948年，在蒋介石政权准备逃往台湾、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她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准备组建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取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庆龄被提名为该委员会名誉主席，其支持者都来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党外政治领导人，庆龄成为副主席的三名候选人之一。她还被授予“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专门提到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她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她已不再年轻了。从1956—1964年，即在她64—72岁这段时间里，她从没有离开过中国。她与孙文共同居住过的莫里哀路上的那栋别墅被改造成了一座国家级纪念馆。她被安置到了宋查理临终时的住所，即位于霞飞路上的那栋小别墅里。

政府在北京也给了她一套住房。那是位于紫禁城外一个湖边上的一栋豪华庭院，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就出生在里面。那里距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住处不远，周围高墙环抱，绿树成行。

她被查出患有白血病。1960年，埃德加·斯诺又去了一趟中国，准备去探望她，但最终没有成行，因为“她病得很厉害”。她得的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虽然会很痛苦，但得了这种病的人有时候能活上10年或更长的时间。为了提高身体的抵抗力，治疗方法之一就是大量服用抗生素。1972年，《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与庆龄一起吃过一次饭。他曾提到，因为服用抗生素，庆龄出现了严重的药物反应，当时刚刚恢复过来。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她的病一直非常严重。

不过，她的生活里也有幸福的一面。她收养了两个女孩：隋永清和隋永洁。这两个姑娘是她一名警卫的孩子。庆龄当时虽然年近70，但她一直没有孩子，也没人跟她做伴，于是她便收养了自己警卫的两个女儿，将她俩视为己出。

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庆龄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两个养女身上。“文革”结束后，“四人帮”以反革命的身份接受人民的审判，庆龄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得以安享晚年。她获准把养女隋永洁送到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市的三一学院留学，大点儿的那个养女隋永清后来当了电影演员。《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曾见过隋永清几次。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饭店的餐厅里。当时她穿着一件裹臀羊毛短裙，脚穿棕色的高筒皮靴，上身穿着一件橙黄色的宽松上衣。隋永清当时有二十五六岁，身材苗条，相对中国人来说个子也挺高，大约有五英尺八英寸。她的眼影很浓，口红也涂得很厚。她长得不算漂亮，不过显得高傲、惹眼而又性感，看上去像是从中国的台湾或香港来的电影明星。

互相介绍一番之后，我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自己从事电影工作，最近正跟军队的一家电影公司拍电影，刚从湖南回来。

1981年5月16日，庆龄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在同一周，她又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白血病离开了人世。

宋美龄拒绝了邀请，没有回来参加姐姐的葬礼。

[1] 大佬党（Grand Old Party），美国共和党的别称。——译者注

[2] 国民党的绿营，也称“泛绿阵营”，主要包括民主进步党、台湾团结联盟等政党及其支持者。——译者注

[3] 蒲式耳，一种计量单位。美国1蒲式耳相当于35.42升，1蒲式耳大豆的重量为27.215 4公斤。——译者注

[4] 詹姆斯·希尔顿（1900—1954），生于英格兰，英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失去的地平线》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4名西方人闯入了神秘的中国藏区，经历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这部书造就了西方乃至世界想象中的一个“世外桃源”。——译者注

[5] 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始建于1905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服务性社团组织，现在16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3 200个社会机构。——译者注

[6] 科萨·诺斯特拉是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头子。——译者注

[7] 索伦托，意大利南部城镇，位于索伦托半岛北岸，濒临那不勒斯湾。——译者注

[8] 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1891—1986），美国商人、外交家、政治家，美国民主党党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