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本书部分章节在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上分三期连载。最初，编辑们对连载有些疑虑，担心他们的杂志是否适于以这样的形式，处理这样一个题目，还担心对第三帝国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回忆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然而后来的反应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编辑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出版商和我家里的电话铃声也无休无止。电话来自世界各地，打电话的人有记者，有认同被采访者的一些人，还有深受感动的普通读者。

连载的最后一期刊出后，《明镜周刊》从大量读者来信中选登了一部分，其中一封出自一位教师之手。他生于1940年，父亲是党卫军军官，已被处以死刑。这位现年四十七岁的人写信给十九岁的斯特凡妮：

亲爱的斯特凡妮：

我生于1940年，父亲曾经是州长和党卫军一冲锋队的长官，1948年因其纳粹罪行而被处决。我是个老师（虽然如果让学生说，我算不上好老师），教数学、科学、经济和历史。

你问谁知道当时的情况有没有那么糟糕？

请相信：情况还要坏得多。我有不伦瑞克劳改营处决囚犯的原始名单。我父亲签署了许多份死刑执行令。他这些“侵害行为”的证据就掌握在我手里。

你问照片上那些幸福的面孔是怎么来的？

那么，哪些照片能够拍摄并发表，哪些又不能？谁拍的照片？哪些人和哪些照片被说成是“有害的、不道德的、蛊惑人心的”（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胡言乱语）？

据选举情况判断，当时我国有半数人欢迎希特勒，你问其中的原因？

许多人确实在艰难困苦中挣扎了太长时间，于是，有人只有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才能搏取权力、地位和名声。

例如，我的父亲，他在法律考试中一败涂地，这就决定了他只能做一名低级法官。所以，他入了党，凭借党的力量进入政府部门，接着又进入警界，当了盖世太保，最后（自动）进入党卫军，迅速地飞黄腾达。

还有其他“胜利者”。医生和教授，摆脱了犹太人的竞争（许多诊所也因此每况愈下）。所有那些街头泼皮，那些流浪汉和醉鬼，本来无心或无力涉足学术，现在，忽然成了宝贝，而且得到允许，可以去骚扰知识分子。这真够刺激！感觉太好了！还有军人！多少年来，因为别人打赢了，他们不得不销声匿迹，现在，忽然身价百倍。

只需想一想，如果今天发动一场运动，为“锤炼”那些懦夫、小白脸儿和信教的人而强迫他们去劳动，你会不会——比如说作为一名“专家”——参与进去，赢得事业、高薪或地位？你可以忘掉失学和失业的痛苦！怎么样？诚实一些。你准会的。

你知道杜塞尔多夫市有多少家高档商店是从政府的敌人或犹太人那里，以荒唐的价格“买”下来的吗？今天，就是这些阔佬虐待雇员，歪曲法律，偷税漏税，因为你不肯卑躬屈膝而拒绝给你一份儿工作。

你问我们德国人是否应当继续卑躬屈膝下去？

不，我不会的，而你那位穿运动衫的老师是一个白痴。我们应当时时忏悔，同时，我们不应有任何幻想，不应为过去的“罪孽”而指责一切。因为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日常的卑俗和腐败。

每个人都有可能沾染！法国人、爱斯基摩人，无一例外。

你希望属于“胜利者”。以你的背景，这不难理解，但什么是胜利者？每个胜利者都会有其克星。在以色列的“六五战争”后，我见过许多胜利者。令人作呕。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对任何人都为所欲为。（而另一方面，真正的勇士却在发抖，默默无言！）

关于“威猛”的外表。军服确实有助于提高自信心。但只有胆小如鼠的人才惧怕它们。

因此，以为靠虚张声势、装神弄鬼就可以吓住别人，那就错了。聪明的人懂得，一些人需要军服，就像患了阳萎的人需要波尔舍跑车，装装门面而已。

我家老头子看上去也很帅，尤其是靠一顶军帽，遮住了他刚刚出现的谢顶。他死时昂首挺胸，也够勇敢。

你想过没有，你和你的朋友是否在对别人的轻蔑和怨愤中活得太轻松了一些，而从长远来看，这些或许还不够吧？

此致

迪尔克·库尔

于雷姆沙伊德

我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请我转交给斯特凡妮。

另外，本书出版后不久，在法兰克福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评论》上，发表了瑞士著名作家阿道夫·穆斯克的一篇文章。文章题为“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这是针对赫尔穆特·科尔总理访问以色列时的讲话有感而发的。科尔曾讲道“出生太迟是一种幸运”，意指因为他的年龄，他没有卷入纳粹的罪行。科尔的说法显示了德国存在的一种无辜感，各种政治团体和政治学家试图用它来定义新近出现的德国的自我价值观。

阿道夫·穆斯克的意图是检验这些德国新人的教育情况。他以对十九岁的斯特凡妮的采访为起点，尤其注意她对学校中种种事情的叙述，以及她的老师对第三帝国究竟有没有那么糟糕一类挑衅性问题的反应。

穆斯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老师是否利用纳粹时代的恐怖，作为威吓儿童的大棒。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出生的老师，成了恐怖的转述者，在此过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自己也负有责任。他们据称都是好人，是正派的人。其中一些人甚至将自己置身于纳粹时代受迫害者的行列，只因为他们现在与政府对立。他们认为，那些在核能源、裁军、环境污染一类问题上与他们意见不合者，通通抱有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观念。如此一来，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认为凡今天持不同见解者，“那时”也必定会是受迫害者出现。今天在德国，人们因政见的不同就可以被纳入“受害者”和“害人者”两大类。

许多老师认为自己属于潜在的“受害者”一类。因此，他们在描述纳粹时代的历史时，将它当作了对他们此时此地的潜在威胁。在这一场景中，学生如果不去谴责他们从纪录片上看到的东西，就成了潜在的“害人者”。所以教师断言，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同害人者为伍，而学生却有此可能。

阿道夫·穆斯克得出结论说：“教师希望学生不要质疑有关奥斯维辛的官方结论，而学生却认为，老师剥夺了他们行动的自由。”

学生认为，他们和老师有同样的权利，可以将自己看作是不曾参与的一代。他们越来越坚决地、而且往往是下意识地保护自己，反对学校以纳粹罪行向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时常故意显示自己的冷漠、残酷，甚至去同情害人者。但他们的目标是刺激别人，而不是成为新纳粹主义。

《明镜周刊》的一位编辑将采访斯特凡妮的报道拿给他十八岁的儿子看。儿子的反应令他震惊。他说，班上有一半同学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在德国，本书引起的反响大都集中在对斯特凡妮的采访上。在无数场合，四十岁到五十岁的男女们纷纷询问，他们做错了什么，以致青年人对纳粹时代如此宽容。考虑到今天的老师和教育家们，无不认为自己与法西斯主义不共戴天，情况就更加令人困惑。教师中的绝大多数，在动荡的六十年代，自身也是学生。受到学生运动的影响，他们坚信，不仅他们自己与前人有别，而且他们在实行教育时，也与前人有别。

讨论中，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继续给青年人放映关于纳粹罪行的影片，督促他们阅读有关书籍，带领他们参观集中营，究竟还有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应不应该仅仅把第三帝国的历史归结为屠杀无辜百姓的历史。一些人说，应当有勇气谈论那时的热情，谈论战争结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败而不是解放的所有那些人。

战争结束四十年来，教育家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成年的人们抱怨，他们年轻时，人们对纳粹时代几乎只字不提，而今天的青年人却抱怨，他们听到的一切，都不外乎他们曾经是、而且现在可能还是一个遍布凶手和从犯的民族。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常常提到本书中安娜讲过的一段话：

当然，我知道曾有过集中营，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些都是老师讲的，但老师还讲童话，像《小红帽的故事》。我们在学校里读到十字军，再大些，又读到法国大革命。后来，我们又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毒气室。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有谁告诉过我们，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卷了进去。

战后的两代老师和教育家否认一切共谋嫌疑和罪责。前一代人回避德国历史上的这一章，因为他们是在纳粹政权下长大的，他们将这些岁月简化为一堆日期和战事。后一代人将战争的恐怖作为他人罪责的证据，并用来表明自己的无辜，但这样做，却忽略了人们会担心或疑虑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可能积极参与了纳粹的罪行这一问题。战后的德国人不能指望从任何地方求得帮助。父母们或者保持沉默，或者不讲真话。老师们或者对此轻描淡写，或者苛责当时所有活着的人。而官方机构，本着它们惯常的客观和超然立场，声称调查一个家庭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书出版后不久，我收到了大量措词几乎相同的信件。写信人三言两语，讲述了他们父母的历史，然后说父亲不久前死去，只知道他加入过党卫军，从没有问过他，但他们现在很想知道父亲究竟做过什么，他们希望了解德国是否保存了档案或有一个文献中心，可供他们查询父亲的更多情况。许多人极为担心，生怕自己的父亲不是他们通常自称的普通士兵。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为那个时代的恐怖情景可能与他们的父亲有直接联系而极度焦虑，当然，他们希望得知父亲没有做任何事情，但他们仍然想要知道真相。

当然，也有其他声音。《明镜周刊》登载了大骂出版商和我本人的信件。还有意料之中的匿名信以及夜半打来的电话。但反面的回应毕竟不多，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批评性评论同样很少。奥地利萨尔斯堡的一家小型日报否定了本书，理由是它的矛头指向了在这场集体罪行中没有责任的无辜青少年。

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着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遍反应是绝对积极的。大多数评论家似乎过于多虑或过于谨慎，不想暴露他们的真实情感。也有人沉默不语，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反应。虽然奥地利过分积极地参与了党卫军指挥的集中营和其他灭绝中心的活动，但在奥地利，对本书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沉默。尽管本书引起了各地，尤其是欧洲的极大兴趣，并被翻译成几乎每一种欧洲文字，奥地利的新闻记者却始终不予理会。除了前面提到的在萨尔斯堡招致的批评，没有一家报纸、电台或电视台提及本书。压迫机制至今在奥地利有效运转。在德国，各种讲座和讨论会邀请纷至沓来，令我穷于应付；而在奥地利，只安排了两次这类活动。两次都在格拉茨，第一次最多只有二十人参加；第二次定于同日下午在一个青年活动中心与学生会面，只见到十来个人。即使是这些人，似乎也是偶然到场。我后来得知，各学校根本不耐烦公告这次活动。

在瓦尔德海姆事件中显露的心理状态，此时仍在起作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生活在这个国家，撰写它的历史乃至这段历史对当代问题和“新”奥地利人的影响，却遭到所有政治派别和团体的抵制，这真使我油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

德国的反应截然不同。在无数次会议上，我有机会与新老两代人的代表交谈。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有足够的勇气，谈论他们的父母，谈论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冲突，谈论生活在可能身为杀人凶犯子女的恐惧之中意味着什么。本书的题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德国的战后一代，正在试图解决罪愆与责任问题。几十年来，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父母不认为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但他们，“无辜者”的子女，往往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明镜周刊》刊载了乔尔格·科珀写来的一封信。他今年十九岁，住在不伦瑞克。他在信中说：“我的祖父母是法西斯分子，我感到愧疚。我愧疚的是，在纳粹统治已经结束四十年后的今天，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如此嚣张。”

有人指责我不给德国新一代人以机会，还要他们对其父母的行为负责。我试图向我的批评者表明，本书的题名不是我的主意，它出于我的采访对象。不是我要给这一代人强加罪名，是他们自己感到有罪。那些坚称他们没有责任的人，其态度之激烈，足以证明罪责问题给他们带来了何等沉重的负担。无论他们接受还是抗辩，他们的父母可能卷入纳粹罪行的问题，都是战后一代人寻求新的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父母一代在纳粹时代之前和纳粹时代期间所受的教育和他们对权威的顺从，有助于解释他们与战后一代人之间的巨大区别。为了理解这些四十岁上下的人和他们的子女，让我们回忆一下他们的父母受到怎样的教育：

向这一代青年人（希特勒1938年说）讲授的一切，只应是如何像德国人一样思维，像德国人一样行动。这些十岁的男孩会进入我们的组织，四年后，他们又会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这里，他们会经历四年的锤炼。我们不会把他们交给旧阶级和争权夺利者，而会把他们立即带入党内，带入劳工阵线，带入冲锋队或党卫军，进入民族社会主义机动兵团……他们此后一生都不会离开我们。

元首这样来论述他对德国青年的教育方针：

我的教授法是严厉的。必须根除脆弱。在我的要塞中成长的青年人将令全世界恐惧。我要青年人野蛮、冷酷、崇拜权力、无所畏惧。青年人必须具备所有这些品质。他们必须能够忍受痛苦，不应有一丝一毫的软弱和温情，他们的眼睛里必须再次射出自由、威严的猛兽的目光。我希望我的青年人强健、英武。……这样，我将能够创造新的世界。

那些行凶作恶者的子女，他们的父母就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成长的。如果已是成人，则被告知以此来教育他们的子女。此外，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一代人得到了拯救或解放。在一本摘录了1938年到1945年间的日记的书籍中（1984年于德国出版），我们看到，人们不论其年龄或地位，都将战争的结局看作是灾难，而不是解放。对德国人来说，不管他们是儿童，是士兵，还是老年人，一个世界已经崩溃了。学校中的新老师，可能接受了新的教学大纲，却没有改变他们的忠诚。他们回到自己家中，继续缅怀纳粹时代的理想，或至少是拒绝弃旧图新或承认错误。

总之，那些凶犯及其同路人的后代，不可能对他们的父母得出正确认识，我在德国的许多次讨论中，都曾听到男男女女一再谈到他们以父母为楷模的问题。而这样做的唯一途径是接受父母的现状，不去质询他们或怀疑他们。或者，只能等待时间起作用。许多人表示，父母的死亡使他们最终如释重负。他们一旦感到不必再去捍卫自己的父母，为他们辩护，便能够摆脱他们，而无须直接面对他们。疏离和防卫使生活乃至他们与父母的联系成为可能，伴随而来的，必然会是否认问题的存在。

一位四十岁的医生写信给我说，他一生都在试图与父母决裂，却始终不能如愿。他年轻时，偶然发现父亲曾是党卫军军官，直接参与过纳粹的罪行。他尝试就此询问父亲，父亲却反应激烈，否认了所有罪责，他于是不再坚持。是与父母决裂，还是干脆不闻不问，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他选择了后者。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根本无法抛弃父母，从此不理他们。两年前，他的父亲死了，现在，他与母亲的关系融洽多了，而且更诚实。如今，他们两人常常谈论起父亲，母亲谈起战争来，也更加直言不讳。

我收到的其他信件表明，父母的行为对其子女树立自我价值观的努力有巨大影响。为建立自尊，这些德国新人必须否定父母，与他们彻底决裂。除此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追随父母的足迹。两者之中的哪一个决定，都令人疑虑重重。前一个决定似乎不大公正，因为它意味着与父母作对，而后一个决定却原谅甚至认可了父辈的罪错。

另一种反应或可说成是“对敌意的失望”。许多人抱怨说，他们希望和解，却得不到受害者及其后人的尊重和接受。他们说，战争结束以来，已经做了如此巨大的努力，然而还是不够。他们还能做些什么，才能求得最终的和解？甚至那些谴责纳粹罪行、对父母态度明朗的人，也辛酸不已，因为他们仍然受到排斥。他们不明白，和解只能是一种请求，受害者有权接受或拒绝。一旦人们没有感恩戴德地立即握住他们的手，他们就觉得受到了伤害。德国一家报纸的评论上有这样一段话：“多少年来，我们始终支持以色列，努力做经济赔偿，成千上万的旅游者访问了这个犹太人的国度。但事事似乎都落空了，人们对待我们德国人，就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德国人希望赎罪与忏悔有一个结局，渴望“终点时刻”，渴望顺顺当当地尽释前嫌，而在这些期待得不到回应时，往往就会愤愤不平。在我们的一次集会上，有位青年人说，她已经厌倦了出门旅行时老听人问起纳粹。她当年还没降生，而且憎恶纳粹的所作所为，但她，一个德国青年，感觉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因为她不时要为德国历史的那一章而听人指责。据知，这些讨论最后会充斥一种排犹情绪，人们会听到“犹太人的报复心理”一类话，这类话往往还伴随着批评今天的以色列，批评它在黎巴嫩的政策，批评犹太人在南非的行为。

人们对今日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当年的德国人做出了比较。人们说，我们现在明白了犹太人一样可能横行肆虐，做不公正的事情。他们面对受害者，不会永远心存歉疚，将自己当成恶人。许多德国青年人自认感到沮丧，因为不管做什么都不够，都没有用处。

许多采访对象都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一些犹太人认为，这个题目还是留待纳粹分子的后人来写为好。而其他人却相信，只有犹太人才能写好它，因为采访对象对别的人肯定会有不同反应。一些人惊奇的是，本书的写作竟用了这样长的时间，而且作者还是一个犹太人。在此期间，第三代人几乎已经成年，战后出生的一些人甚至成了祖父母。部分由于战后时期的压抑气氛，以至到目前，还没有人去写一写那些凶犯的子女，因此，我以不为旧日罪孽所苦的犹太人之身，探讨纳粹子女如何自处这一问题，也是事出有因。在一些讨论中，人们也曾问起，我是否对我的一些采访对象过于尖刻，因而妨碍了他们保持客观态度。

当然，对采访对象来说，这不是一种“正常状态”，而由我这样一个犹太人来与纳粹子女交谈，也不是一种“正常状态”，但并不存在歪曲的问题，或真实性和坦率性的问题。许多有着同样历史的人告诉我，多少年来，他们感到难以向一个背景相同的人袒露内心，但他们可以想象与一个外人坦诚相见。这样，所谓犹太人不应关注这类问题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正如不是只有犹太人才能去写犹太人一样，也不能认为只有纳粹分子或他们的子女才能去写他们自己。

我的两本书，一本关于纳粹凶犯的子女，一本关于受害者的子女，引起了几代人之间的冲突。老一代人不愿听到或读到他们的过去，但第二代人逐渐开始调查并消化那个时代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最近，奥地利纳粹首脑、前帝国荷兰总督赛斯·因克瓦特的孙子，向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博物馆的一次展出提供了资金和个人支持。他的贡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且一开始遭到拒绝。但面对支持小因克瓦特的示威浪潮，主办者重新做出考虑，认为这个青年人的举动可能大大有助于促进和解，其重要性或许超过了许多财务捐助。

新的一代试图从罪孽、协从和责任问题中摆脱出来，在新的开放的气氛下，我们也看到了困惑和冷漠的表示。父母或祖父母的问题或许已不像一二十年前那样尖锐，对那些年龄处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人来说，第三帝国的历史已不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最后一堆瓦砾已经清除，老纳粹分子或者退隐了，或者死去了，出任政府要职的人，那时或者还没出生，或者仍然年少。“新生代”对过去的公开否定和好奇常令“老家伙们”感到难堪。

总结德国人对本书的反应，我必须说，人们以怀疑为重：怀疑他们——德国新人——是否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确实截然不同；怀疑他们在心理上是否仍然与纳粹凶犯藕断丝连。这种怀疑孕育着极大的希望，直到不久前，德国人仍坚信，历史绝不会重演。但今天，情况已并非如此。今天，他们说，他们希望及时觉察危险，防患于未然，他们说，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因此，必须提高警惕。而这种戒心，相对于相信历史不会重演的信念而言，更有助于防止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卷土重来。

但德国却并非唯一的国家，并非只在这里，本书才搅动了对以往的论争。例如，在荷兰，出版商就计划附加一章，谈论荷兰纳粹分子的子女。本书的法文版将收入一篇序言，讨论法奸的作为，而此时，对克劳斯·巴比的审判正在新闻报道中沸沸扬扬。希腊文版中提到了以往的军事独裁。

因此，对德国和奥地利纳粹子女的这些采访，导致了其他欧洲国家对过去的反思，也导致了在一些人宁可努力忘却的同时，人们重新思考父母行为对其子女的影响。今天，在“打、砸、抢之夜”过去五十年之后，纳粹时代的历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或许，汉斯·弗兰克（即“波兰屠夫”，纳粹的波兰总督，曾参与屠杀数百万人）的话并非全无道理，他在一次审讯中说道：“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不过，他在遗言中收回了这句话。）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第三帝国的岁月距我们越来越远。第三代人即将进入成年，现在的一些儿童已是纳粹凶犯的曾子孙。那个时代遗留的活跃分子至少已在六十五岁以上，罪大恶极者极少还活在世上。纳粹的恐怖，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逐渐成为历史，纳粹凶犯及其仆从的经验和个人历史也越来越不可能在家族内传承。

本书在德国内外引起的反响之所以令人震惊，原因即在于此。它表明，尽管自纳粹在1933年掌权和1945年失势以来，时光流逝，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兴趣却不曾消退。“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些事？”纳粹分子的后人不断提出这个问题，许多老的活跃分子希望时间会带来忘却，德国人将得到民主世界的接受，再不谈他们黑暗的过去，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忘记德国的历史，就没有新的德国。否认民族社会主义时代是自身历史的一部分，就没有新的德国民主派。

结束这些采访之后，我相信下一代人还将承受沉重的负担，只因他们得知前人曾经参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或至少是没有采取行动制止屠杀。那些相信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卷入了屠杀无辜百姓的人，将必须面对这一问题。对他们来说，事情不会更轻松，因为看来时间没有治愈创伤。恰恰相反，新的一代将站得更高，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罪行是他们出生之前的作为，就应当随意地通通忘却。纳粹战犯由美国引渡到苏联，或对某人可能卷入纳粹罪行的关注，都可能导致友好国家抵制一国首脑，就清楚显示了这种态度。确实，青年一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这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不认为应对前人的行为负责。但即使在此种场合下，说话者往往绝望般的抗拒情绪也表明，他们在为某些没有参与过但又关系到他们的事情感到愧疚和耻辱，而过去对下一代人的影响，也于此可见一斑。

这两种反应——抗拒和接受——都说明德国青年人确实在关注过去。不闻不问的人为数甚少。

与纳粹子女的这些交谈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他们。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谈自己的父母和父母在战争期间的作为。他们对此知道得太少了。我现在理解了从小到大不清楚父母是否直接参与犯罪，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而人们完全有可能不敢去发问，生怕因此而发现真相。我还理解了许多人确实不想令父母深深自责。他们的父母已经年迈体弱，没有能力再来为自己辩白，我可以想象所有这些，但并不感到怜悯，我可以想象有一个身为纳粹分子的父亲是多么痛苦，但我不能想象去为他辩白。我可以想象母亲不断维护父亲，试图阻止父与子之间的冲突，而在这种气氛下长大成人有多么不容易，但我不能想象为此去称赞母亲。我现在明白了，人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才能去批判自己的父母，向他们提出疑问，甚至与他们决裂。

然而，我不能理解一些人何以没有这样做。我不想责备那些为自己的父母辩解，甚至在极端的例子中对他们顶礼膜拜的人。他们已经无可救药，而且他们只是少数，但还有一些人，确切知道父亲的所作所为，对此表示了反感，却仍然为自己有这样的父母而自怨自艾——我不能理解他们。我也不理解一些人为什么不接受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

尽管他们面临所有这些障碍，我希望愿意成为新的民主派的德国青年人与他们的父母决裂，向他们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做？

回避向父母发问的德国新一代将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理想策源地。在这个问题上，文明生活的基石——对父母之爱，不能成为压倒一切的考虑，或许应当恰恰相反。对纳粹分子的子女来说，无条件地爱父母是他们负担不起的一种迁就纵容。历史注定了他们必须去发现父母以往的作为，以及其中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人在战争结束后并不感到罪恶和羞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认为，德国人，德国新人，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真正有所不同。

[1]　瓦尔德海姆，前联合国秘书长，后当选为奥地利总统，近年有人揭发他曾在“二战”中参与暗杀犹太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