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谷场上的角色

100年前，在中华帝国北方萧瑟的荒野之中，一个小戏班子开始走乡串户地演唱。他们每到一处，衣衫褴褛的农民就会簇拥而来。妇女们远远地聚集着，她们没有资格看戏，但是，她们可以听见那吱呀呀的歌唱之声。而那些距离很近看着表演的青壮年农民们的眼睛发出异常兴奋的光芒。

冬日昏昏没有暖意，寒鸦在枯黄的树枝上嘶哑地叫，艺人弦子颤抖的声音传出很远。戏唱完了，天黑下来，青年农民们和艺人们一起围着猛烈的篝火吃着由村社提供的翻滚的热粥，呼噜呼噜喝粥的声音在帝国北方的夜空下显得格外奇特。片刻，呼噜声停了，弦子声接着响起来，第二出戏又开始了。

戏班子唱的两出戏的戏名是：《鞭花记》和《柳条记》。戏文唱的不是皇帝、大臣或一个忠诚的武将，也不是员外、书生或一个富家的小姐。戏文里所唱的主角是一个名叫阎书芹的农民，跟随在这个农民身边的角色依旧是一群农民。帝国北方的农民都认识阎书芹，跟随在阎书芹身后的那些人他们也都熟悉，甚至戏文里面还有他们自己。农民们第一次在戏文中看见自己的形象，这使他们本来就不断膨胀的自我感觉在这一刻更加明确清晰起来。

戏剧里所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前些日子：一群青年农民在首领的率领下奋不顾身地进攻——参加进攻的人草帽下插着一根柳条，他们听从首领甩响的鞭花控制攻击的节奏。农民们攻击的目标是教堂。

19世纪末，在帝国北方最荒僻的乡村里，在低矮的茅草泥屋之间，常常可以看见两样显著的建筑物：玉皇庙和教堂。玉皇庙往往摇摇欲坠破旧不堪，因为它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站立了几千年。而教堂毫无例外是簇新坚固的，因为它在这片土地上刚刚盖起来。

帝国的山东和河北两省沿黄河两岸相交错。山东冠县北十八村和河北威县的沙柳寨之间的毗邻地带是一块“飞地”——由于处在省县交界处，远离政府衙门的管辖，农民们称这样的地方为“插花地”。在这块土壤沙化严重和生活极端贫困的土地上，不止一处的“飞地”有一个统一的大名称：十八村。山东邱县十八村、临清十八村，河北南宫十八村、曲周十八村。

冠县北十八村实际上包括了24座村庄，其中有一座村庄叫做梨园屯。屯里的农民为了一块属于村庄公产的土地官司已经打了三十多年。

根据官方史料记载，这起土地官司首先发生于1869年，即同治八年。那时，爆发于帝国南方的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刚刚平息，太平天国的首领们为帝国农民们创造的“皇上帝”以及太平盛世的理想依旧幽灵一样游荡着。而在帝国的北方，农民们却和另外一个“上帝”打了起来。洋教士建立的天主教会多年来手段虽然单一但是有效：神父给最饥饿的人发放救济粮，为最贫苦的单身汉找媳妇，帮助最软弱的人和官府打官司，无偿为垂死的人看病，建立不收学费的学堂——条件只有一个：入教。同治年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教民人数已经很庞大了，在那一片的诸个“十八村”中，居然已经分离出二十多个“教民村”，洋教士不但成功地让帝国的农民每天进入教堂听神父布道，甚至有的神父竟然是中国人了。

势力逐渐庞大起来的教民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和不信教的村民分割玉皇庙的公产：土地。教民也要有一个集体活动的场所。教民和村民经过协商，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不信教的村民分得庙产38亩，教民分得3亩。这个协议由梨园屯乡绅主持签署。但是，当教民们开始盖教堂的时候，矛盾发生了：教民们有破坏或者拆除玉皇庙，扩大盖教堂土地的企图；同时，不信教的农民们普遍地认为，那些教民们私分了洋人们给的银子，个个因此发了财，于是，他们坚决反对盖教堂。他们的公开口号是：以汉教战胜洋教。

什么是“汉教”？农民们说不清楚-农民们也没有愿望把属于自己的“教”弄明白，他们原本也不是因为“教”的不同而愤恨的——由最细微最实际的利益矛盾引发的不同社会群体的争斗，最后形成最激烈最血腥的政治冲突，这是中华帝国历史上农民骚动千年不变的轨迹。

帝国农民的精神首领从来不曾是“教”而一直是“人”，是那些在乡村里被称之为“首领”、“村首”或者“士绅”的人。这些人是农民，但绝不是“佃农”。他们往往占据着最好的良田并且出租土地；或者他们就是乡村里的“知识阶层”，有能力包揽乡村中的道德评判和是非定性；还或者他们既不认识汉字也没有土地，但他们强壮而蛮横，是村庄里正常生活秩序的认定者和执行人。以上这些人，是帝国农民中日常活动最活跃、思想和行为最危险的一个小小的阶层。

如果没有洋教的入侵，帝国农民中村首们的日子是美妙的。清末，内外交困的帝国政府让庞大国土上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偏僻的村野出现了政权的空白。县乡里甲等权力机构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管理复杂危险的村野事务，于是把维护地方秩序、处理乡民纠纷甚至催纳钱粮租税的权力“下放”给了乡村里的士绅村首们。这些掌握着农民命运的乡村士绅们与官府衙门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没有文字契约的默契。帝国政府从不鼓励官吏下乡，认为县衙门的官吏往往会激化矛盾而容易产生民变。县令三年才会到他的那些村庄巡视一回，而每回也就是在村庄的会所里抽上一袋旱烟。帝国农村里的士绅村首们组成的权力机构，被帝国农民们称为“二衙门”。

洋教士和入教的中国农民们首先触及的正是这些士绅村首们的利益，因为已经拥有一些“权力”的教会在乡村里的某些利益的分配上和士绅村首们的利益相重叠了——因为洋教会已经侵入了士绅村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

冲突因此不可避免。

这个时候，帝国北方乡村戏文中唱的那个主角出场了。阎书芹，一个严格地说是个半农民的人物，因为他并没有始终以土地为生。他曾贩运过私盐，生意被官府切断后，结交了一群最贫苦的青年农民，开始热衷于习练一种强身的“武功”，号称“红拳”。

在中国帝制的历史上，历朝统治者绝对禁止民间结社，朝廷对民间的习武组织更是严加禁止，违反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对其首领的刑法是“凌迟”，即用利刀把一个人活生生地割碎。乾隆、嘉庆年间，类似“追索红拳和金钟罩术士”的案件史书中连年有载。但是，太平天国农民军势力的迅速蔓延，使大清朝廷对民间结社的法度突然放宽了，朝廷的目的是想组织和利用地方民团来抵抗太平天国农民军的起义，因为帝国的正规军已经被事实证明不足以平定天下了。后来成为帝国陆军骨干的“湘军”、“淮军”等都是由此时的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阎书芹带领一批贫困户，组成了一个“护庙”团体，叫做“十八魁”。这绝对是一群真正一无所有的农民，其中的阎书芹因自己的不幸而对生活充满怨恨，阎兆风是一个在庙里煮完狗肉再把吃剩的狗头放在神像头上的人，阎兆华更是又穷又横，大户们之所以不时地给他一点儿粮食，是怕他在他们的屋后放火，他还是一个贼，但他标榜自己偷远不偷近偷富不偷穷，且偷东西的目的是供养他的老娘，于是乡里人都把他称为有孝心的“侠偷”。如此一个“十八魁”，成了保护不信教的农民利益的“准军事组织”。

梨园屯的教民与村民关于玉皇庙产的官司，从县、府一直打到山东巡抚衙门。官司由村里的六位乡绅出面，三位进省闯衙门，三位留村想主意，全村不信洋教的农民纷纷捐款——“敛钱打官司”。很久之后，老人们还能够绘声绘色地向子孙们讲述当年的悲壮：梨园屯距离县城180里，官府审理官司的时候，村里有个“飞脚罗三”负责来回传信儿。罗三跑起来如腾云驾雾，一个来回“两头见太阳”。但是，无论“飞脚罗三”的腿脚多么飞快，官司却一直以村民的败诉告终。这就是史料上所称的梨园屯“六大冤”。

“十八魁”的护庙行动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官府不支持他们。冠县的县令名叫何士箴，农民们叫他“何糊涂”，因为他企图在帝国的农民和洋人的势力之间两面讨好。在处理“十八魁”护庙事件时，这位县令为了调解矛盾，平息事态，把附近村庄和邻县的头面人物都请到了梨园屯，这些人物包括曲周和威县的几个文武举人、冠县小王曲村的一位教书先生、陈固村的一位乡村医生。帝国乡村的这些村首们怎么能够与洋人和洋人支持的教会抗争？帝国的政府和军队不是都在与洋人的抗争中败下阵来了么？何况，“十八魁”是些什么人物？朝廷对洋人说了，他们都是暴民。对于朝廷来说，帝国臣民中有顺民，有暴民，没有公民。

官司越败，人气越愤。土地官司逐渐演变成了反对洋教的农民和信奉洋教的农民之间的直接冲突。1887年，梨园屯六位乡绅中的左建勋和刘长安带领几百名村民把洋教士带领教民运来准备建教堂的建筑材料搬运一空。这件事居然惊动了帝国的总理衙门，因为法国使馆为此向帝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五年后，这里的官司依旧在打，但是冲突已经升级，反对洋教的农民们请来了一个道士住在玉皇庙里做主持，为了防止信教的农民闯入，他们把乡练的枪械布置在庙里——这种武装的介入标志着更大冲突的爆发为期不远了。

官司又一次失败后，阎书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散漫的“红拳”看来不管用，应该投靠更有力量的“拳”。

“拳”，这个字几乎就是接下来帝国混乱时光的代名词。

当夜，阎书芹带领他的“拳”兄们走了，去寻找他们早就听说的另一个“拳”：梅拳。

梅拳这时几乎可以称做一个“教门”了，从明末算起它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他们有严格的师承传统和谱系师承，分为武场和文场，广泛分布于河北的冀州、河间、顺德、广平、大名各府和山东的临清、冠县、邱县一带。他们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官府取缔，是因为他们的“拳”规极其严厉，其中包括不准江湖卖艺、不准接触女人、不准和其他教派发生联系等等。美国学者周锡瑞在其《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对“梅拳”的见解为：此“拳”是一个“纯粹的武术团体”。其实，在帝国的那个年代里，“纯粹的武术团体”根本不存在。被绝望的生活处境和不公平的现实逼迫得无路可走的农民们聚集在一起练习武术，绝不是为了弘扬什么“国粹”、“传统”、“文化”。一旦社会条件成熟，这类的民间组织往往是武装暴动的重要力量——帝国历史上数次农民起义无一例外。

威县梅拳第十四辈文场师傅赵三多是梅拳目前的当家人。他的身份是公开的，不少徒弟在衙门里当捕快。凭借着声望，他成为威县调解民间纠纷的首领。他是非暴力者，不赞成“十八魁”们的武装行为。他知道教民冲突已经在山东、河北交界的“飞地”地区公开化了，而他自己也是憎恨洋教的，因为洋教和梅拳的教义是冲突的。

赵三多的手下有一个名叫姚洛奇的拳手，在梅拳系谱中比赵三多长一辈，是个烧窑人，他成功地劝说了赵三多“举事”。当时，帝国北方大面积的旱灾令农民陷入生存绝境，而德国军队对胶州湾的占领更令国人愤懑已极。这时，阎书芹这个另外拳派的人登门行“弟子礼”了。他们诉说了在梨园屯庙产官司中的不满。于是，姚洛奇对赵三多说，无论是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还是出于乡土道义的需要，都必须站出来反对洋教了。

为了不连累传承了几十辈的梅拳，赵三多决定脱离祖谱，表示与梅拳完全脱钩，而将愿意和自己一起“举事”的拳手重新组织起来，并为这个新组织重新起了一个拳名：义和拳。“顺清灭洋”，这是义和拳当时提出的政治口号。

义和拳，后来的义和团，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1898年的事，此时，正是京城的“康党”们逃亡和被杀的时候。

帝国政府无暇关注到在帝国的山东与河北交界处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知道了，也只会认为过是几个农民在和洋教士闹别扭。帝国政府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点点火星，很快就要演变为铺天盖地的熊熊烈火，一直燃烧到帝国的都城北京，继而又燃遍了帝国的整个北方。

一年以后，另一个“拳”以更大的规模蜂拥而起。这个“拳”叫做“神拳”。

神拳没有红拳和梅拳那样悠久的历史和严密的组织，实际上它是黄河决口的黄水冲出来的一个临时组织。1898年，黄河在东阿县决口，淹没了东阿、荏平、高唐、聊城等州县，“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水灾中流离失所的农民们饥饿难耐地聚集在一起，如果再不信点什么，他们就活不下去了，于是神拳出现了。神拳信奉经过简单的仪式之后，神的力量就会依附在练拳者的身上，并且发生许多预想不到的奇迹。

“神拳”的首领是个叫做小朱子的青年农民。

小朱子，山东长清县人，出身贫苦，没有正式的名字。自幼随改嫁的娘四处漂泊，最后以“带犊子”的身份落籍在泗水县宋家河村。为生活所迫，30岁的时候又回到长清大李庄的舅舅家。他白天干活，晚上和青年农民一起练习神拳。随着加入的农民增多和影响的扩大，他开始在临近各县发展“神场子”，进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拳首。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大名，叫做朱红灯。这个名字显然是“拳”众们对他的尊称。他的名声巩固于一次与教民的对抗行动：为了惩罚教民，他令教民出钱请来戏班子“贺神拳”，这个让教会很丢面子的事情使他威望大震。而令他地位陡升的是一次与官府真刀真枪的厮杀，史称“前杠子李庄之役”。

“前杠子李庄之役”起因于平原县已经激化起来的民教矛盾。随着德国军队在山东半岛的登陆和占领，洋教士们跟在军队的后面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天主教各方济会和基督教美国公理会都在平原县建立了堂口和布道站，在穷困的农村吸收信教的农民并修建教堂。洋教士仿照中国农民的传统办法，在信教的人中选择有势力的人物充当教民的教首，这些教首在外来势力的支持下，不可避免地会和当地掌握权力的乡绅们在利益分配上发生纠纷。面对强大的洋势力，乡村的士绅们只好纷纷求助于民间神拳，甚至亲自加入神拳以寻求支持力量。终于有一天，民教双方火并起来，起因是教民控告不信教的农民抢了他们的财物，于是惊动了平原县令蒋楷。蒋楷虽然也是个憎恨洋教的人，但是，根据朝廷“就教屈民”的指令，他不得不亲自率领官兵前去逮捕拳民。1899年10月11日，平原县百名步骑勇役到达前杠子李庄，刚进村就见二三百拳民在朱红灯的指挥下正列队击鼓，随之即向他和他的官兵主动发起了进攻。官兵和县令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进攻方式：拳民“四个人成一个圈，一圈跟一圈地滚动前进”。这是什么战术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与神拳的神灵之术有关。当拳民们“滚”到跟前时，一下子砍倒了官府的两名旗手，蒋楷见状骑马狂逃，步骑勇役皆惊散。

紧接着，又发生了另一场“战役”。朱红灯没有追上蒋楷，于是决定率领拳民们去进攻恩县刘王庄属于天主教会的教堂和庞庄属于美国公理会的基督教堂。原因是，在庞庄传教的是一个叫做明恩溥的美国牧师，拳民们听说这个美国牧师经常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鼓动帝国政府出面镇压义和拳。明恩溥得知义和拳要来，立即和山东巡抚衙门取得联系，要求巡抚派军队前来镇压。于是，济南知府卢昌诒与亲军营管带袁世敦率兵前往。朱红灯的队伍在半路上遇到官军的探子，朱红灯释放了探子，并且让他转告卢昌诒和袁世敦：我现在回前杠子李庄，是为两位大人考虑；如果我们再和官军相遇，那大人就要自失颜面了。但是，袁世敦认为几个“暴民”根本不是官军的对手，依然下令追击，于是，官军与拳民在马颊河的河堤上相遇了。正是早晨，义和拳们正在河堤上吃早饭，突然官军围了过来。义和拳足有1500人，旗帜是红色的，拳手们的刀枪上都有红布装饰，而朱红灯更是头戴大红风帽，身穿红衣红裤。义和拳们照例是“轮圈”战术，几乎没有怎么交手，官军就逃跑了。但是，官军的另一支支援马队到了，和向后逃跑的官军会合在一起，重新杀了回来。这一回义和拳损失惨重，朱红灯带残部渡河脱身。

朱红灯能够同时与教会和官军两面发生“战役”，帝国农民创造的奇迹引得各地拳会一团一伙地投靠而来。所以，义和拳开始叫做义和团了，因为“团”字在中国是齐心合力的意思。

内外交困的帝国，衰败贫困的帝国，无论是朝廷政府还是地方官吏，谁都没有力量能够遏止在荒野中四处蜂拥而起的农民。没过多久，在帝国北方的大平原上，到处可以看见百十成群的农民，他们的旗帜上都写着：义和神团。

2、帝国的“第二政府”

自明代以来，在中国穷乡僻壤间游历的外国人大多是传教士。他们刚刚进入这个帝国的时候简直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因为他们看见在这片国土上，无论多么荒僻的村庄，都会有一座庙，里面供奉着神灵的牌位。

传教士们认为：这是一个对神灵抱有虔诚之心的民族，这是“开垦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

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他们走进了那些庙后，看见了一个令他们迷惑不解的现象：散落在中国乡村中的那些庙大都摇摇欲坠，粗糙破旧，里面的神像残缺得令人根本看不清“神”的神情。

如此的神庙代表着中国人对它的信仰徒有其表。

尽管文明发祥绝早、文化传统极其悠久，但是，在中国汉民族生活的土地上却从来不曾诞生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儒家学说的天下，但是“儒学”不是一种宗教。宗教的最显著特征是对某个固定不变的神或者偶像的崇拜，而中国的儒学从它诞生之时起，其理论核心便是无神论。儒学其实是一种伦理制度的“课本”或“章程”。它主张控制社会秩序的力量不是来自信仰，而是来自自我道德约束。它的所有著述无不是关于道德的说教，这种说教不是用某个神灵的力量来规范人的行为，而是要求人在思索和领悟中教育自己。

如果说儒家学说还给了中国人一种值得敬畏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天”了。儒学在几千年里不停地告诉中国人要“知天命”。但是，儒家的宗师孔子和他一代又一代的信徒们，谁也没有把“天”到底是什么或者到底代表着什么说明白。中国的“天”绝不像西方的“基督”或“玛丽亚”——他们是有诞生、有身世、有生命悲伤或壮丽的历程故事的。而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学问高深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村夫：“天”是谁？“天”是什么？他们定会认为问这种问题的人精神不正常。宗教往往把某种神灵拟人化，中国人也有这个习惯，但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可以把他们所能看见的或者想像的任何东西都拟人化，不仅仅是神灵。这种拟人化的泛滥，就是外国传教士们所不解的“泛神论”。中国人把“天”称做“老天爷”，这在中国仅是一个辈份的尊称——即使是如此具体了，中国人也无法回答自己头顶上那个无所不能地支配着他们命运的“天”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本事大得他们都不敢得罪的“老天爷”也就是知道“它能够管理天气”。当然，中国人的“老天爷”还有一个夫人，叫做“土地奶奶”。

虽然“天”在中国不是一个神灵，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照样敬畏“天”，他们认为人如果作恶，“天”定会知道，定会惩罚——这在中国人的心里并不是一种信仰，只是他们听惯了的一种道德说教。从唐至清，那些越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洋人们无不认为中国人最荒诞的举动也许就是祭天了——中国农历新年的某一天里，在帝国辽阔的国土上，处处烟火缭绕，从贫苦的农民一直到显赫的皇族，都要举行祭天仪式。但是，一直盯着中国人祭天的外国传教士看得明白：中国人给“天”供奉的食物仅仅是摆个样子而已，“没过多久，他们自己就把这些食物拿走了，而且很快就吃了”。中国人的祭天是扎根于汉民族集体性格和行为中形式主义的最典型的体现。

在中国，宗教有佛教和道教。

佛教是外来宗教。中国人接受佛教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人不抵抗外来的教义。佛教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古代印度，它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而成佛为最终目的。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时候，佛教开始向亚洲各国传播。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数百年时间，佛教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普及到达了相当规模。隋唐后，佛教在中国产生了众多的佛门流派，对中国的哲学、艺术和民间风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始终在中国的底层民众中徘徊不定，更重要的是，它始终没能进入国家权力的上层而成为统治思想。同时，对于对“入世”有着强烈欲望且一向重视生活享受的中国汉民族来讲，佛教教义所主张的“出世”仅仅是一种对于纷乱尘世的无可奈何的躲避，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遁入佛门的。中国人是世界上家庭观念最强烈的一个种族，于是他们把归入佛门称之为“出家”，而“出家”在中国绝对是极其严重的一件事情。佛教在中国汉民族聚集的地域至今还有相当的影响，但它更多地体现在实用性很强的事物上，如美术、建筑和音乐。

道教是来自汉民族本土的一种宗教。公元142年，东汉顺帝汉安元年，道教被张道陵倡导于四川鹤鸣山。他规定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亦称“五斗米教”。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并以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以及《正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道教后来分裂出很多的教派，最后归为正一、全真两派，区别是前者的道士可以不出家，后者的道士必须出家。道教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这一切都和儒家学说形成对立。作为一种“教义”，道教与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需求距离更远。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汉民族的百姓也就信起什么来马马虎虎，用起什么来也是马马虎虎了。如果需要某种仪式了，比如增添人口或者亲人死亡，他们就请来“专业人士”：来的如果是个道士，他们可以说自己信道教；来的如果是和尚，他们也可以变成佛教徒。当然，如果道士和和尚一起来，在同一个场合做着不同的“仪式”，他们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的不和谐，他们可以说自己“什么都信一点”。他们需要的只是自己的生活内容——非常实用却又是一种形式。19世纪，当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看见道士、和尚与中国的百姓一起进行某种日常活动的时候，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他们认为中国汉民族把两个互相矛盾的事件统一起来的本领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最后才知道，中国人原来根本不明白这两个事件之间的矛盾关系。

信仰需要虔诚的敬畏。既不能出于某种惧怕，也不能出于利益的需要。帝国的臣民们通常只有惧怕而没有敬畏。

一个外国传教士问一个中国人神是否爱他们，中国人的反应吓了这个洋教士一跳：中国人咯咯地笑起来。

“这是最幽默最放肆的大笑。”洋教士说。

没有敬畏情感的民族是心灵荒凉的民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因宗教而起的战争。中国每朝每代的揭竿而起和流血厮杀无不是受着最实际利益驱使而从不是为了精神追求。因此，作为引发一百年前中国巨大灾难导火索的帝国北方的宗教冲突，至今仍是一桩历史疑案。

西方宗教进入中国，最早有据可考的是从古长安挖掘出的一块石碑，名曰《景教流行中国碑》，碑上记载了大唐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往事。今天的中国人依旧对中国历史上大唐时代的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津津乐道，认为那是这个东方泱泱大国最鼎盛的时期，中国人的如此印象来自于华美的唐诗、唐乐以及那些出土的唐代玉衣锦画——虽然有着许多不识字人口，但在评价一个时期的国家景象时，却往往从文化的繁荣上开始描绘，这是中国历史中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而大唐确实是这个东方帝国敞开胸怀容纳百川的时代。可以想像到昔日长安古道上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僧侣、游客、歌伎是怎样愉快地赶着路，因为世界上再没有一座城市能像长安这样让他们宛如看见整个世界。而在那些自由自在的外国游客中，那时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群心怀特殊使命的人，他们远涉重洋来到东方，时刻准备为了信仰而献身，他们就是西方的传教士。

没有人知道西方传教士在大唐这个传教的黄金年代曾经在中华帝国内发展了多少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后来，除了在绘画和音乐中偶尔可以感受到他们确实踏上过这片国土外，其余的，他们没能留下任何踪迹。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中国汉民族没有特殊的理由是不大可能成为基督徒的。况且，那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很盛，一个著名的中国和尚到印度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中国皇帝亲自到大道边去迎接——即便如此轰动的事件发生了，让中国人真正感兴趣的依旧不是这个和尚取回了什么“真经”，而是关于他在旅途上种种离奇的历险故事，因为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帝国之外定是一个充满妖魔鬼怪的世界，敢到那个世界中游历一圈是很刺激的事情——安定富裕的时代不需要封闭，平和自信的社会才“夜不闭户”。强大的大唐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憨态可爱，那时，整个中华帝国的形象犹如大唐时期对美人的审美标准：丰满，微胖，懒散悠闲地斜坐着，睡眼惺忪地似乎永远在浅笑。

应该说，早期西方传教士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历程是艰难的，至今，西方在记载他们活动的著作中依旧把到中国的传教称之为“东方的冒险”。西方教会把向世界“最蛮荒的地方”传播“上帝的旨意”当做最高的荣誉和责任。在古老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许多传教士死于恶劣的食物、严酷的气候、莫名的疾病，甚至充满敌意的土著的毒箭。在中国，至少在明代以前，到中国境内传教的西方教士被杀死的记载并不多。中国人不是土著。当外国传教士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化之发达曾经令他们惭愧。他们不得不深入到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的人们也许才需要他们的帮助——接受一个外来的“上帝”。

明代，帝国政府实行“海禁”，除了禁止一切外国商船进入之外，同时也把传教士们进入中国的道路堵封了。1552年8月的一天，耶稣会创办人弗朗西斯·沙乌略行程10万里，几乎围绕着中华帝国的边境走了一圈之后，才在广州附近的一个中国小岛上登陆，可他就是无法登上中国大陆，四个月之后，他死在了小岛上。30年之后，那个叫做利玛窦的传教士来了，他以他身上的中国服装和很快就掌握了的中国语言终于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他成功地进入了中国。至此以后，凡是进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几乎都学习利玛窦的经验，着中国服装，说中国语言，并且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至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民教冲突的事情发生。中国人那时议论最多的不是西方的宗教问题，而是外国人进入中国后应该如何遵守“中国人的规矩”。所谓“中国人的规矩”，不是关乎法律的问题，而是有关道德和礼仪的问题。那时的中国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外国人见到中国官员甚至中国皇帝的时候，是否应该跪下磕头；外国人对中国有些事物的议论，包括妇女的小脚、科举、一夫多妻、鸦片等等，中国人是否应该给予回击；最激烈的，是讨论是否应该把这些洋人们请出去，因为他们的举止和长相实在令中国人看着难受：“他们信上帝，干吗不在自己的家里信？”

外国传教士们遇到了一个令他们景仰的中国皇帝：康熙。

1692年的一天，皇帝康熙生病了，疟疾，发高烧，御医们束手无策。被病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康熙皇帝下了一道通告：凡是患疟疾的病人都可以进入皇宫治疗。皇帝此举的目的是广泛实验各种中药的药效以寻找治疗疟疾的办法。皇宫里的实验开始了，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在场观看，其中一个传教士记述了他看见的这样一个实验：一个和尚拿一碗井水在皇宫的空地上朝天地各个方向念念有词，“他做了一百种令异教徒感到神秘莫测的姿势”，然后让生病的人把井水喝下去。最后当然没有任何效果，这个和尚被皇帝赶出了皇宫。于是，在广东传教的两个外国传教士接到谕旨：立即进京。传教士赶到北京后才发现，京城里所有的外国传教士正聚集在一起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皇帝决定要吃西药。康熙皇帝很可能是第一个接受西医治疗的中国人。在太监们和大臣们惊慌失措的眼光下，康熙皇帝喝下了传教士送进来的一种叫做“金鸡纳霜”的药粉——一位法国传教士正好从法国带来了整整一斤。中国皇帝喝下西药的时候，就有太监和大臣大哭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皇上就要被外国人毒害了——虽然皇帝是在四位甘愿一死的大臣先喝下去且一夜无恙之后才喝的。即使如此，也只有对国家的富裕、安定和强盛充满自信的皇帝才敢于这样做：这样的皇帝，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中国皇帝的高烧居然很快就退了，惊人的疗效让中国皇帝觉得传教士们个个是神仙——其实，在当时的法国，金鸡纳霜已经是一种治疗疟疾的最普通的常用药。

于是，在那段帝国少有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美妙时光里，中国皇帝的身边开始每天都有外国传教士走来走去。这些传教士中有的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甚至是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称号的人。院士们受到法国皇帝的资助来到中国，直接目的是勘察中国地理，为绘制一幅精确的世界地图做准备，因为没有中国的世界地图就称不上是世界地图。至于绘制地图有没有军事上的目的不言而喻。另外的传教士是正宗的神甫了，他们想趁机“劝说中国皇帝入教”。皇帝已经在主持制订历法时在一个叫做汤若望的传教士那里领教了科学的魅力，并且知道了传教“先驱”利玛窦这样的传教士。中国皇帝要他们当自己的自然科学教师。

中国的皇帝在紫禁城里亲自挑选了最大、最方便的房屋赏给传教士们居住，当然，传教士们也同时每天在紫禁城内品尝着中国皇宫内御用厨师们的精湛手艺。

传教士们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和皇帝在一起。传教士们很辛苦，因为中国皇帝“上课”的地点是清漪园，就是后来成为颐和园的那个地方。因此，无论天气如何，传教士们都要从城里按时赶到“课堂”。中国皇帝学习物理、化学、外语、几何和数学，疲惫的传教士们发现，“中国皇帝的兴致很高”，他像一个中学生一样，在传教士们的指导下做化学试验：把一种液体混合到另外一种液体中去，并且观察混合后的反应。皇帝很快掌握了计算球体、锥体和多面体体积的方法。皇帝在高高的亭台上观察天空，想像着太阳、月亮和地球的运行轨道。皇帝跑到野外，用几何方法测量山的高度、河的宽度。传教士们对中国皇帝的聪明好学十分惊异，其中一个叫做白晋的法国传教士为此写信给他的皇帝路易十四：“康熙皇帝是一位与您在许多地方都相似的君主，就像路易大王您优于基督教诸王一样，他也同样胜于异教诸王。”

传教士把中国皇帝称之为“异教王”，看来，中国的皇帝没有被传教士们“发展入教”。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对西方宗教中所描绘的“天堂”不感兴趣。中国人认为，还是人间好。

康熙，帝国历史上惟一一位试图了解现代科技知识的皇帝，惟一一位对外来文化采取特别宽容政策的统治者。即使是他，允许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无论什么“教”，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信奉的是天主、耶稣还是佛祖，都不能对帝国的现政权构成威胁，哪怕是舆论上的冒犯、诋毁和诽谤。外国传教士对中华帝国的文化、风俗等等多有议论，但是，议论到皇帝的头上就触犯了大忌——有的传教士居然认为中国的皇帝代表不了“天”，“天”应该是“天主”，因此，人敬畏的应该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而不是人间的一个人，即使这个人现在是皇帝。

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天主教教皇派宗教大使嘉乐来到中国，和帝国政府协商在中国传教的事情。11月18日，康熙皇帝为了准备和教皇大使的会见，特地在清宫西暖阁召见了在华的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并且为此下了一道谕旨。谕旨中首先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遵纪守法”“表扬”了一番：

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

康熙皇帝认为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有什么妨碍，既然大老远地来了，念之不容易，所以恩赐他们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

自西洋人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因轸念远人，俯垂衿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尔等索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

但是，洋教士毕竟议论到中国的“天”了，对此邪说，中国皇帝不能置若罔闻：

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

康熙说那些胡说八道的传教士都是些无赖小人，他要求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不许在帝国的土地上乱说：

多罗阎当等，知识甚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前多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坏尔等大事。今尔等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众人公同答应：中国行教俱尊利玛窦规矩，皇上深知，历有年所，况尔今来上表请皇上安，谢皇上爱育西人之重恩，并无别事，汝若有言，汝当启奏皇上，我等不能应对。尔等不可各出己见，妄自应答，又致紊乱是非，各应凛遵，为此特谕。（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73～74页。）

这道“谕旨”是中国皇帝对外国传教士的一次明确“警告”。康熙说那些传播“邪说”的传教士不但为中国的传统所不容，而且必将“坏尔等大事”——这句话很重要，并且意思明确：如果传教士们“坏事”，轻则要被驱除出中国，重则可能要掉脑袋——中华帝国刑罚的严酷是世界闻名的。

果然没过多久，外国传教士“坏事”了。一些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政府官员纷纷上疏，称：“此辈居心叵测，日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饬早为禁绝，毋使滋蔓。”官员们的上疏有中国人和外来宗教格格不入的原因，而且还与外国传教士参与了中国宫廷里的政治阴谋有关。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就卷入了康熙末年皇子夺位之争，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雍正的政敌，同时，其他的外国传教士暗地里支持了雍正的另一个政敌。于是，1723年，即位的雍正皇帝正式下令驱逐洋教徒，将各省传教士遣送澳门或“暂令在天主教堂居住，不许外出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其天主教堂改为别用。”——教堂被改成了祠堂和粮仓。已经入教的中国教民被勒令弃教。到了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中国皇帝下令对全国的传教士进行大搜捕，于是，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一时间都成了“游击队员”，他们在帝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中，靠着坚定的信仰“赖”在中国就是不走，继续从事秘密传教活动。不时有传教士被抓到并且被处决的消息传出，这些事件在嘉庆年间发展得最为严重，被西方宗教史称之为“中国教难”。在帝国政府的捕杀下，外国传教士们仍“凛然”地传播着“上帝福音”，至1840年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已经有30万人之众——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中国最偏僻地区中最贫苦的农民。

不可否认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其中有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内容，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的第一家翻译出版机构，就是由英国传教士麦度恩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翻译出版的书籍中除了宗教书籍外，还有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如1853年出版的《数学启蒙》、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编》，这些书籍在中国中下层知识分子中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时人有诗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遍宇内传。”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也是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而传教士们在中国国内出版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蜜蜂华报》。中文报刊的主要阅读对象是中国人，其内容多为宣传宗教教义，但同样也大量介绍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传教士们为了在中国广泛传教，还特别注意对上层官员的靠近，大量翻译了西方诸如“兵工学”等实用技术著作，对推动后来中国的“洋务运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堂，这些被中国人称之为“教会学堂”的教育机构学费异常低廉，甚至免费吸收大批中国的穷苦孩子，中国现代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曾就读于教会学堂。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很多医院，这是在中国最受欢迎和最受争议的举动。教会医院以免费就诊的实惠和西医的惊人疗效，在极度缺乏医疗条件和技术的中国逐渐被国人接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的医院以治疗白内障而名声大噪。传教士们还开设了不少社会慈善机构，比如孤儿院、养老院等等。无论是设立教育机构还是医疗慈善机构，除了“帮助他人”的宗教情绪之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和中国人拉近距离，达到发展中国教徒以及符合本国其他利益的最终结果。这一点，传教士们并不掩饰，美国传教士伯驾曾经在他创办的“中华医药传教会”的宣言中明确地说：

本会的宗旨……是要鼓励在中国人之间行医，并将赐予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舞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我们称呼我们是一个传教会，因为我们确信它一定会推进传教事业……利用这样的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更高处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它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及其一切来往置于更向往得到的地位上，也可为输入科学和宗教打开通道。（《中国丛报》1838年5月）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华帝国的失败结束，这是外国势力依靠大炮打开中华帝国大门的一年。从此，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又一次公开并且合法化了，因为，标志着战争结束的条约中明确写有这样一条：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据说，这一条本来是“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开放口岸自由传教”，但是，形成正式文本的时候，中国官员们发现“开放口岸”改成了“中国内地”。这是翻译人员做的手脚，在和洋人谈判的时候，在帝国官员和洋人之间担任翻译的都是传教士——也只能是传教士。

来到中国执行“上帝旨意”的外国传教士们把在这块土地上传教的种种困难都想到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现实：绝大部分中国人在他们生存的深层意识中根本不需要耶稣和天主。西方的宗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定势风马牛不相及。更令中国人气愤的是，在外国洋枪洋炮林立中国海岸的背景下，对中国道德伦理一知半解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逐渐拥有了相当的特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只有他们的“领事”才有权“按照他们的法律”进行处理。对中国国情不甚了解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学会了中国的等级制度，他们和帝国的官员一样也分成若干等级，开始与帝国的官员们平起平坐。教会中的主教官职相当帝国中的一品大员，与总督和巡抚平级；副主教与帝国的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与帝国的知府、知县平级。这样，教会实际上成为并列于帝国各级政权权力机构的另一个“政府”。中国百姓即使见了知县这样的地方小官也要跪下磕头，而自从有了传教士，中国百姓见了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同样也要磕头，因为主教或者神甫的妻子按照“级别”规定是一品大员和一品夫人，同样坐的是中国轿夫抬的轿子。

有特权的传教士们大量地插手帝国地方事物的管理，干涉法律的实施，包揽官司的判别，利用特权强行霸占土地……教会如此蛮横，那么，入了西方教会的中国教民们便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了。于是，从那时起，中国史书上开始频繁地出现一个血淋淋的词汇：教案。

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帝国内的教案就发生了，起因是英国传教士违反“不得越界活动”的约定，跑到江苏去传教去了，结果在渡河的时候，与中国漕船的水手发生冲突，被当地的帝国官员护送回教堂。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是，英方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要求必须“惩办凶手”，如果帝国政府不答应，就“不惜发动一场战争”——英国军舰奉命扣留了1400艘中国商船。结果，帝国政府妥协，将江苏地方官员“革职”，漕船上的10名中国水手“枷号示众”，其中两名“主犯”被判以流放。

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屈辱使中国普通民众与西方教会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以致全国各地酿成数起大规模的“教案”：贵州的一个法国传教士以及八个中国教徒被杀；广西桂平的非教徒与教徒发生冲突，中国人将教堂烧毁；重庆因传教士强占土地修建教堂，结果全市商人罢市，学生罢考，美、英、法教堂洋房被烧毁；山西的一个传教士不允许当地教民出资参加演戏酬神活动，破坏了当地的传统习俗，结果导致大规模的冲突，山西巡抚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奉教者依持教众，欺负良民。而不奉教者亦轻视教民，不肯相下。”扬州的一家外国传教士办的育婴堂发生大批中国婴儿死亡的事件，导致万名中国百姓围攻教堂，他们对传教士的痛恨几近不共戴天。

发生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引发的后果最为严重。起因是天津发生一起诱拐儿童事件，牵扯到法国教堂。当地传说外国传教士残害中国儿童，把中国婴儿“剜眼掏心”，制成药材，甚至传说教堂里有整整一坛子儿童的眼睛。在双方各执一词的争辩中，外国人开枪打伤了中国群众，结果大批中国人拥入教堂，杀死20多名外国人，烧毁多处洋人住所。其实，关于传教士用中国婴儿制造药材的说法纯属流言，而一些中国的地痞流氓入了洋教后恃洋人为后台为非作歹伤害平民的事实是真。“天津教案”的结局依旧是帝国官方的妥协：15名中国人被处以死刑，21人充军，天津知府、知县等官员被发配黑龙江，帝国政府赔偿外国人白银46万两。

从此，关于外国传教士的魔鬼行径在中国越传越广。为此，曾国藩曾在给朝廷上一份奏折专门“辟谣”：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二《曾文正公奏天津教案答□□□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152～154页。）

帝国重臣的一纸奏折抵挡不住中国众多张嘴传来传去。“天津教案”之后，各地教案不但频发，而且往往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中国人称之为“闹教”。仅摘当时《申报》数条新闻题目便可见“闹教”形势之一斑：《闹教之案次第而兴，如芜湖，如安庆，如金陵》，《今年教堂滋闹之事层见迭出》，《闹教一案，蔓延长江一带，更延及内地》，《房屋财产悉付劫灰，更有伤毙人命之事，历来有闹教之案，从无此烈》。

一张匿名的“告示”出现在江西各地，名为《扑灭异端邪教公启》，令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无不心惊胆战：

江西阖省士民耆庶，为公立议约事：照得外夷和议，愿为通商牟利，我天朝皇帝，念其奔走跋涉，曲允其请，以示怀柔远人之意。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注：前者为法国传教士，后者为中国教民。）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幼童，行踪诡秘，殊感痛憾。本年二月，经阖省义民，齐心拆毁天主教堂，泄我公愤。正欲诛殛罗、方两贼，惜彼先期逃遁。近闻他赴京控诉，怂恿他国领事官来文，胆敢问我抚台大人，要赔还银七万两……为此遍告同人，共伸义愤。倘该国教士胆敢来江蛊惑，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响应，锄头扁担尽做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杀死一个，偿尔一命。杀死十个，偿尔十命。其有中国人投习彼教者，经各乡族长查出，不必禀官，共同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4～35页。）

如此同仇敌忾的文字所描绘的连同老人孩子在内的帝国农民们高举着各种农具漫山遍野杀来的景象，预示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们距离灭顶之灾已经为期不远了。

3、肚子里的气和云彩里的雨

义和团乩语：

神助拳，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

不信神，忘祖仙。

男五伦，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

鬼子眼球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怨，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

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会，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路，拔线杆，

紧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义和团乩语·其一》，载《义和团史料》。）

洋人们认为，汉语中有一个字最难解释明白，英语将其委婉地翻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汉字就是“生气”、“气愤”或者“气概”的“气”。

帝国农民的肚子里充满了“气”。他们同时认为，他们的“神”的肚子里同样也充满了“气”。尽管没有一个帝国的农民能够清楚地说出他们的“神”是谁或者是什么。

说帝国的“神”发怒了，不如说是帝国的农民发怒了。帝国的农民就是威力巨大的中国“神”。

农民问题是帝国一切问题的要害。中华帝国从它开始成为一个国家时起，就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千百年来，无论马力多么大的蒸汽机都改变不了中国的这个现实，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人口的帝国内，90％以上的人口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如果说这个体积巨大的帝国是一座结构复杂的建筑物，帝国的农民就是这座建筑物的地基。

但是，这个地基是一层松散的沙土层。

广袤的帝国土地上遍布着农民的村落。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贫瘠的崇山峻岭中细碎的梯田，光脊梁的壮年、树阴下的老人、石磨边的女人，肮脏简陋的农舍里昏暗之处因为饥饿而啼哭的孩子，即使春天有牵牛花开放，花阴下窝着的狗依旧无精打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千百年来帝国村落的景色不变。

帝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认真计较的人，也是最提心吊胆的人，他们可以为了一根干枯的庄稼秆而争吵，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贫困的生活使他们必须如此。帝国的农民时刻担心着他们没有力量抗拒所有的力量：扬着下巴的官员、行踪不定的土匪、说一不二的村霸和反复无常的气候。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类似“国家”或者“集体”的概念，因为只要交纳了赋税，“国家”和“集体”就把他们忘干净了。不管向他们收赋税的是什么人，帝国的农民不知道自己的皇帝是谁并不是笑话。土地极度辽阔和个体经营方式使帝国农民的松散程度曾经令许多外国学者感到不可思议。

19世纪末，帝国官员的数量和他们应该管理的人口数量不成比例，尽管帝国的上层衙门人浮于事结构臃肿，但是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官府编制却极其精练。帝国的近代史料中，常见有县、乡衙门称谓牌子的记载，而没有按时“上班”的官员的花名册。于是，帝国的许多农民一辈子也没见过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帝国的农民自己“管理”着自己。乡村里的富户们依仗财大气粗制定出的夹杂着风俗、神话和巫术的“乡规”，将帝国的农民禁锢在物质和精神极度贫瘠的狭窄空间之内。帝国农民的生存需求普遍维持在生命需要的最低点上，他们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勤俭最耐劳的种群。他们没有遗漏自然界中任何一种吃下去不会中毒死亡的东西，田野中的各种野菜、河沟里小手指大小的鱼、海滩上纽扣大小的贝类，全都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枯草和小树枝被老人和妇女小心地拾起来当做燃料，收割庄稼的时候，孩子们几乎趴在地上将散落的粮食颗粒拾起。中国的烹调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对于帝国的农民而言，是肚子而不是口味决定着他们吃什么，他们甚至不能奢望吃饱。

帝国大厦的地基是流沙。因为帝国最广大的农民世代依靠着最偶然、最渺茫、最不定的因素生存着，那就是：地里的庄稼长势如何。所以，任何一个异常因素的影响——雨下少了，风刮大了，虫子多了，兵荒马乱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便会摇摇欲坠。

尽管中华帝国的疆土横跨地球上最适于耕种的气候带，但大自然却似乎从来没有格外关照过这个人口最多、最需要粮食的国家。帝国农民敬仰的老天爷在管理天气上和这个帝国政府执行其职能一样，常常一塌糊涂。

帝国的晚期，好像要验证中国人一直相信的关于朝代没落同“天象凶险”有关的观念一样，自然灾害中的水、旱、风、虫、疫、霜、雪、火接二连三地降临了。晚清后50年里，仅见于官方记载的受灾地域就闭达18111万州县次，具体到一个省，如直隶，受灾的村庄达到20万个。在所有的灾害中，以水、旱两灾最为严重。晚清后50年里，中国全国发生水灾达236次，海河流域涉及的受灾地域达3237州县次，每年平均有40个州县淹没在浑浊的洪水里。长江流域也连年洪水泛滥。而“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流经中华帝国腹部的黄河，是这个星球上最古怪的河流。它是哺育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明的摇篮，同时也是扼杀人类生命的最凶残的凶手。它那独一无二的金黄色河水冲击出太平洋西岸的大平原后，两岸脆弱的河堤因抵挡不住年年抬升的汹涌河水而一次又一次地溃决。晚清末期，这条大河平均两年便大规模决口一次，有的年份一年决口数次。开封西北三十里堡黄河堤防的一次决口瞬间便把偌大的一座城市全部淹没，数百万人失去生命。1898年6月，黄河在山东东阿县决口，附近的数县一片汪洋。山东巡抚张汝梅奏称：“本年黄河水之大，雨水之多，为数十年未有，而灾情之重，灾区之广，亦为近数十年所罕见。”（《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第231期，中华书局，第17页。）

然而，对19世纪末帝国农民的生存威胁最大的还是旱灾。那一段时间，全国连续发生的大旱达140次，就连湖泊纵横、河流密布的帝国的南方也频频告急：江山县大旱，河流枯竭；镇海县大旱，舟楫不通；萧山县大旱，河床裸露；镇河县大旱，稼禾尽焦；四川连续发生“壬寅大旱”和“甲辰大旱”，遍地饿殍，惨绝人寰。更严重的旱灾发生在帝国的北方，涉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受灾面积之广、灾民数量之多世所罕见。河南“自春至夏，雨泽逾期，旱象日见”，山东“夏季歉收，秋稼未登”。山西无处不旱，“待赈饥民逾六百万之众”。陕西渭河流域40个县受灾，“死亡枕藉”。

靠天维生的帝国农民的生命极其脆弱，天若数月不下雨，他们就大批死亡，如同野草。晚清最后几十年因为天灾死亡的农民的数字无从查考，但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仅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山东、陕西水灾和浙江地震，死亡28万人；直隶水灾以及河北大水、甘肃大旱，死亡1500万人；黄河决口、蝗灾波及河北、山东、河南和湖北，死亡800万人安徽、陕西、山东旱灾，死亡1000万人以上。光绪“丁丑奇荒”中，仅山西一省就死亡500多万人，这个数字占该省总人口的1/3。

没有死的帝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逃亡。山东黄尘滚滚的土道上，河南荒芜的田野上和河北干涸的河床边，数百万流民在绝望中行走。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童啼哭，成人无泪。为了生存，人人相食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一家食过小孩数个者，有一人食过九个人肉亦自死者”。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灾难，帝国政府通常的赈灾办法是设立“粥厂”。北京六门外的“粥厂”调拨官仓大米15万石。但是，在帝国的国土上依旧有越来越多的灾民饿死在城墙之下、荒野之中。对于上千万的灾民来讲，“粥厂”无异于杯水车薪。帝国政府害怕发生“民变”，于是禁止流民流动。清代学者俞樾的《流民歌》云：“不生不死流民来，流民既来何时回？欲归不可田无菜，欲留不得官吏催。今日州，明日府，千风万雨，不借一庑。生者前引，死者臭腐。吁嗟乎！流民何处是乐土。”（（清）俞樾《流民歌》，转引自《晚清遗影》，孙燕京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80页。）

摆在濒临饿死的帝国农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等待死亡和铤而走险。

聚集在黄河两岸这个帝国北方人口最密集的耕作区里的农民，皮肤颜色与那条大河一样，性格特征也和那条大河一样。

19世纪的最后一年，鲁苏豫皖交界地区饥民万千成群，鲁南十余万饥民向苏皖流徙，然后又流回原籍。从山东曹县流动到开封的饥民被遣送回乡的有7万之众。河南虞城童振青带头闹事，安徽涡阳刘疙瘩、牛世修也带头闹了，这是走投无路的帝国农民铤而走险的信号。

朝廷立即传电指示江南、安徽、山东、河南和直隶五省迅速调遣兵力，“合力剿办”。而那支已经被帝国平原县令蒋楷率领的官军打散了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此时又重新纠集起队伍，而且队伍还是最庞大的。当官军出动与这些造反的农民接火的时候，他们惊异地发现自己立即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这些造反的农民所做的最激烈的事情是毁坏教堂、追杀外国传教士和入洋人教会的中国教民。他们的口号竟然是充满“爱国精神”的字眼儿：“扶清灭洋”——饥饿的帝国农民们标榜他们是来“保卫帝国一统江山”的。而更让官军们尴尬的是，在这些农民高举着的代表义和团的红色旗帜中，居然醒目地飘扬着一面明黄色的巨大帅旗，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大字：“毓”。

明黄色，帝国皇家的专用色彩。

“毓”，山东巡抚毓贤的权力标志。

毓贤，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帝国官员，他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他从小小的曹州知县开始，最后竟成为世界闻名的“祸首”。虽然他的名字在帝国历史中几乎转瞬即逝，但其暂短的官员生涯轨迹足可以成为一本涵盖中国近代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的大书——他是帝国官员中极端理想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为人处世极端干练又极端愚蠢。

毓贤在曹县当县令的时候是个有名的贤吏，不贪污，不受贿，“勤政事”，“励操守”。但他同时又是一个“酷吏”，行刑严酷，杀起人来表情平静自然。他最著名的行为是“为拳匪张目”。——可以说，他是在整个帝国内第一个明确支持义和团的官员。1899年，他接替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此时正是义和团发轫之时。他痛恨外国势力支持下的教会“恃势横行”，就从袒护反洋教的义和团开始，进而成为坚定的“灭洋教即是灭洋人”的官员。《凌霄一士随笔》中说他“其心则不无可谅，不学无术害之也”。但是，在帝国，哪怕是县令一级的官吏，必是饱读诗书之人，在学识上和帝国的农民们比，毓贤可谓“大知识分子”了，说他“不学无术”是站在后人角度上的评价。而在当时，也许正是他的“学问”使他更深刻地看到了西方的宗教势力对帝国政权稳固的威胁，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与帝国的饥民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后来帝国的官方史册把他列为“祸国殃民”之列，除了外国势力对他的攻击外，他的行为客观上确实把帝国推入了无边的苦难之中。《清史·本传》中记载毓贤的“罪行”为：“护大刀会尤力。匪首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为‘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教士乞保护，置勿问，匪浸炽。法使诘总署，乃征还。”——大刀会，兴起于山东的另一个农民帮会组织，是发起义和团的几个农民帮会组织中的一个。帝国的一省大员支持蜂拥而起的饥民们，甚至帮助饥民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实乃帝国历史中罕见。毓贤很快被革职的原因，是法国人为帝国居然有这样的官员而“责问”了帝国的“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毓贤被革职后，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于是来到北京，奔走于各个皇亲贵族政府要员的府邸，大肆为已经形成造反规模的饥民们宣传。他宣传的重点是“拳民神助”，说那些杀洋教士的农民个个有神仙般的“法术”，而得到了“神”帮助的事情绝对是符合帝国利益的。事后证明，当时接受了他的宣传的帝国大员为数不少，而他们都能对帝国历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当帝国政府“需要”义和团的时候，毓贤作为慈禧太后的得力干将被重新任命为山西巡抚。结果是，他在山东没有来得及干的事在山西很快就显出政绩了：他把山西境内的外国传教士，连同他们的家眷、孩子以及大部分中国教民，统统杀了。

当平原县令蒋楷开始逃跑又由于官军的增援又杀回来的时候，朱红灯跑了，据说是坐着轿子跑的。朱红灯，这个义和团初期的首领，在饥民中威风凛凛。他身披红衣，出门坐轿，前呼后拥——皇帝般的架势是帝国历史上所有造反农民首领的共同特征。朱红灯说：“天下义和团命令你们某月某日到某地，不遵者砍头。”所有的饥民就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但是，他在战斗中跑了，和以后义和团经历的所有严酷的战斗一样，死亡的全是普通的团民。在跑了的朱红灯和义和团团员们开始绝望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了：那个叫做毓贤的巡抚，把追杀他们的县令蒋楷和军官袁世敦撤职了。朝廷的谕旨是：

山东平原民教构衅，知县蒋楷办事谬妄，即行革职。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山东义和团案调查资料选编》，转引自《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71页。）

虽然这仅仅是一个罢免县级官吏的普通文件，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普通的文件，却影响了以后帝国的整个历史。

既然那个叫做毓贤的政府大员支持他们，那么，他们就是这个大员的“部下”了。于是，黄色的“毓”字旗在滚滚黄尘中飘扬在了帝国北方干裂的土地上。在长清和荏平，饥民们杀了外国天主教神父，对教民所在的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捣毁。在博平，他们一口气洗劫了四个村庄的教民。在荏平县，饥民们烧了张庄，抢走了教民的全部财产。

帝国的农民是不会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界线”的，更何况世代备受压迫的他们自古就有一旦群而起之就有胆量为天下所罕闻之事的习惯。

朱红灯们的捣毁对象很快就开始蔓延。义和团们需要银子、粮食和其他财物，贫困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劫走教民和教堂的财物已不能满足生存与行动的需求。有史料证明，仅仅在一个月之内，打着“毓”字大旗的朱红灯们平均每天抢劫三个村庄。银钱、粮食、棉花、衣物、大车、牲畜等均在他们需要之列。

义和团，这些饥饿的帝国农民瞬间就已经不再是农民了。

1899年年底的一天，对财物的分配不均终于导致了义和团的内讧。朱红灯和其他两个首领争吵，团员们和所有的首领们争吵。在神拳们的一片“杀”声中，朱红灯独自逃亡了。虽然他在逃亡时脱下了义和团的“官服”，并且潜入了夜色中的田野，但还是被义和团团员们抓住了——帝国的农民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一样熟悉他们的土地。另外两个首领也被义和团团员们“送了官”。12月24日，朱红灯等三个义和团首领被押往山东省城济南，当日就被砍了头。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袁世凯。

袁世凯，这个已经在“戊戌政变”中进入了帝国历史的人物，继毓贤后出任山东巡抚。他与毓贤的区别是，他杀义和团，而且杀得十分凶狠。对于精通军事的袁世凯来讲，和几个饥民作战不用费什么力气。他坚决地维护地方治安，鼓励每个村庄组织自卫武装，孤立到处流动的义和团并且分而击之。他发布通告：凡是“团匪”，格杀勿论。于是，没过多久，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山东义和团的消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被史学家们忽视了的一个情节：山东下雨了。

1900年4月，正是义和团“举事”的那个地界——直鲁交界处，春风鼓动起一片片云彩后，“老天爷”下了一场透雨。饥饿的农民们立即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无论如何，庄稼能够生长起来，比当拳民要美妙得多。中国农民所奉行的现实主义生活观效果极其明显。用不着袁世凯“格杀勿论”，农民们很快就变得温顺起来，他们终于可以在雨后的土地里播下种子，并且可以欣慰地想像到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们肚子鼓胀起来的样子了。

但是，山东那片有雨的云彩没有飘到仅百里之外的河北。河北全省自开春以来依旧滴雨未下。农民们播种的希望和所有的憧憬眼巴巴地等空了。

义和团运动进入了河北。

河北的义和团，是造成不久以后帝国巨大灾难的主力军。

河北义和团告示一：

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不遵佛法，怒恼天地，收起雨泽。（包士杰辑《拳时上谕》附《增福财神李告白》，载《义和团》。）

河北义和团告示二：

窃有天主教，由咸丰年间，串联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币，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恶痛恨，以及民之树木禾苗，无一岁不遭虫旱之灾。国不泰而民不安，怒恼天庭。（包士杰辑《拳时上谕》附《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载《义和团》。）

河北义和团告示三：

只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不焚香，蔑视五伦。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百万神兵，传教义和团神会。待借人力扶保我中华，待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像之流后，即降时雨。（《文汇报》编《义和团起义》，第9～10页。）

天不下雨，是那些传播和信奉外国教义的传教士和教民们所犯的罪孽亵渎了中国的“神”的后果。不承认祖先和父母值得尊重的地位而只“孝敬”上帝，不信孔子或者其他中国的“神”，强行占据土地建教堂，眼睛的颜色是蓝色的，胳膊上有颜色极不正经的毛，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成了一个事实：洋人是邪恶的妖魔，妖魔使帝国土地上的庄稼遭了殃。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无论是将信将疑的还是坚信不疑的帝国农民，一致兴奋地接受了这个口号——因为他们全都对生活绝望了，而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有了一个可以尽情发泄不满的进攻目标。

他们高唱道：“义和团，为了王，今年的棒子长得强！”

干柴烈火，风起云涌。大批绝望的河北农民加入了义和团。

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至少有三个前提条件：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度悲苦；发生了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产生出逃离现实苦难的强烈愿望。

1900年，帝国北方的农民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义和团团员们成群结伙地挨家挨户“征米面”，没有一户人家敢于拒绝。有了粮食，搭起炉灶，支起大锅，所有的人一块吃，食物翻煮的香气飘散得很远很远，于是更远的饥民也跑来了。登上个名字，再叩个头，就算“在了拳，吃上了饭”。

有外国传教士问那些表示愿意入教的帝国农民“为什么要信奉天主”，农民们的回答是：“给钱给粮咱就信教，不给钱我还饿着就闹教！”

帝国农民的骚乱引起了外国人的警惕。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把帝国土地上出现的一个叫做“义和团”的农民组织的反洋倾向，向英国的外交大臣做了书面汇报。他在汇报中特别谈到中华帝国的气候问题：“天降甘霖是如此的不可预期，久旱不雨，对义和团来讲不啻天赐良机。当朝廷屡屡向他们颁发赏赐，以致当个团民比留在仍苦于干旱的乡间更加便于生存时，贫瘠的北方农民做出如此选择就更不足为奇了。”但是，此时的窦纳乐依旧很乐观：“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载《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2年5月第一版。）在窦纳乐信的后面，附有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的义和团揭贴：“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过不了多久，包括窦纳乐在内的所有洋人的乐观的情绪就会被突然降临的灾难一扫而光。

帝国的农民带着饥饿、悲伤、愤怒和离开土地的绝望，他们操起刀枪、铁铲、镐头、粪叉，甚至只在木棍上绑上一把女人用的剪刀，转瞬间就变成了不论什么名义的造反者了。

4、洋人不是人

义和团的农民们认为，洋人的眼睛之所以是蓝色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伦理道德的结果。因而，洋人不是人。

中国人对洋人的鄙视，显然最初来自于对西方人相貌的不解。在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洋人之前，中国人曾经强烈地认为，除了中华本土之外，外面的世界即使有“人”，也是一群类似人的动物，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蛮夷”地处文明边缘的、愚昧野蛮的“人”。这些“类似人”的人要不就是大脑袋，小身子，三个耳朵，一只眼睛；要不就是根本没有五官，脸部一片模糊；要不就是看上去仿佛是人，但是不会说“人话”，只会牛一样地吼或鸟一样地鸣。后来，西方的洋人们真的来了，虽然他们组成“人”的各种器官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都是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条腿和一个鼻子，但这些看上去像“人”的家伙们实在是丑陋不堪：苍白和带有红斑的皮肤，红色或者黄色甚至是白色的头发，蓝色、褐色或者杂色的眼球，深深陷入眉骨的眼窝，高高耸立的如同某种鼠类尖吻的鼻子。洋人们的所有特征无不证实着中国人的猜想：洋人和野兽很接近。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始见大批真正的洋人。有一位叫做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见的英国士兵：

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不能睁开。（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页。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182页。）

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中国人倒下的多，洋人倒下的少，但是作为帝国的高级官员，两江总督裕谦对英国人不能弯曲双腿的事情还是给予了证实，他在给帝国政府的奏折中说：“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

1894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由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撰写的《CHineseCHaracteristics》一书(日本人译为《支那人气质》，中文译为《中华民族特征》)，记述了这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真实体会：

许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受到周围民族的奉承，一直生活在一种他人低贱、我自尊大的气氛中。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不是一种尊重，即使中国人不轻视我们，也要处处表现出他们的屈尊，如在恩赐我们，这就是我们眼下的处境。（《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0～71页。）

史密斯，美国传教士，生于1845年，死于1932年，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年代里，他在中国生活了50年之久，和其他洋人一样，他在中国饱受了中国人的轻视。

中国人对洋人的服饰十分看不惯，认为他们的服装紧紧地包裹在身上，显然是没有更多的布的缘故，于是永远是一副寒酸的样子。他们西服的巨大的领口露出内衣，而燕尾服在屁股后面开一个大缝，还钉着根本没有用处的两颗扣子，简直不成体统，莫名其妙！至于洋女人穿的那些有伤风化的衣服，就更别提了。

洋人居然听不懂中国话！任何一个洋人，如果听不懂中国话，连中国的苦力都会看不起他。洋人们常常看见中国女佣人在吃吃地窃笑，原因是：瞧，他根本听不懂！洋人听不懂中国话，即是听不懂“人”话，显然是智力低下的原因。

洋人们没有礼貌。他们不会作揖，不会磕头，不会像“文明人”一样走路不紧不慢地踱四方步，他们永远匆匆忙忙的像没头的苍蝇。一个据说有很高地位的洋人要会见中国的官员，中国人跑出来想看看这位洋人的豪华仪仗，结果中国人只看见了两辆马车和一个仆人，据说那个仆人还兼做厨师。中国人在极其失望之后就有了极度的轻视。

洋人不懂得生活的规矩：兔子一样吃生冷的蔬菜，狼一样吃生冷的肉。洋人的身体看上去苍白得令人害怕，他们无论年龄大小都拄着拐棍，青天白日还打着雨伞。洋人们卷曲的头发永远别想编成一条像样的辫子。洋人不会吆喝牲口。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由于不会用中国人的“吁”、“驾”等吆喝牲口的话，结果弄得给他们驮炮的中国骡马满街乱跑，引得中国人在一旁看着，直觉着洋人怎么这么笨。

洋人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他们经常男女搂抱在一起扭来扭去。他们在公开场合放肆地亲他们不认识的一个女人的脸蛋。

洋人们没有孝敬父母的观念，这也许就意味着他们每个人的来历不明确，因此他们眼睛的颜色很不正经。

洋人们带来的一些机巧的东西也着实让中国人不知说什么好。马蹄表、火柴、玻璃、洋布——问题不在于这些东西的实用性，而在于这些东西都传达出一种说不出来的稀奇古怪的氛围。中国人至今对这样的洋玩意儿依然备感新奇，但往往又用斜着的眼神将其视之为：洋里洋气。

保龄球和桌球——1882年3月《申报》有《观打弹记》一文，写道：“打弹之戏向惟西人为之，华人有窥之者辄遭斥焉。今则华人亦皆能为之。”（《申报》1882年3月3日。）保龄球为“大弹”：“大弹则心力俱准，一举而击倒十椿。”桌球为“小弹”：“小弹则曲折如意，一手而连数十。”（《申报》1886年4月6日《论中国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6月6日《论华人习西法之弊》。）但是，不管“大弹”、“小弹”，到了中国人手里，立即成了赌博的玩意儿。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更加认定了这样一条信念：洋人的玩意儿定会伤风败俗。

电灯——中国人最初看见电灯的反应是充满恐惧：“创议之初，华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击，人心汹汹，不可抑制。”（徐珂《清稗类钞》第12册《电话器电灯》，第6038页。）但是，没过多久中国人又喜欢上了电灯。洋人在街上竖起了几盏灯，中国人上街欣赏。1882年11月7日《申报》载《论电气灯之用》一文这样报道：“每夕士女如云，恍游月明中，无秉烛之劳，游观灯之乐。行者，止者，坐于榻，倚于栏者，目笑而耳语者，口讲而指画者，洵可谓举国若狂矣。”（《申报》1882年11月7日《论电气灯之用》。）

眼镜——在中国人眼里，眼镜第一位的功能不是纠正视力，而是一种新奇的时髦装饰。《清稗类钞》记载：“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第6219～6220页。）

让中国人惊讶的还有西洋的照相术。1885年王韬日记记述：“同往法人李关郎舍。关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益斋照得一影，眉目毕肖。”（《王韬日记》1858年10月25日，第23页。）1883年《申报》刊登《论引见验看代以照相说》一文，主张把目前政府选拔官吏时被选拔者必须亲自到京接受“验明正身”的制度，改为政府查看被选拔者的照片即可，说这样可以杜绝官场上的行贿受贿现象。结果，一个参加选拔的候补官员认为既然让交照片，交上一张就是了，于是在街上买了一张洋人印刷的美女照片送了上去，奇怪的是，他被帝国政府选中了。（《汪穰卿笔记》曰：“某部试录事，试日，印结之外需照相片。一日，所司偶检之，乃有一女照片，大惊，然其人已取矣。复试日，俟其人至诘之，直认为彼所交者，且曰：吾平生未照相，而此间乃须此，期又迫，姑购诸肆，乌知其为男欤女欤！”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39～40页。）

洋车的输入，令中国人的情绪更加复杂。1874年中国报纸就有广告：“有外国小车出赁”，“格外奇巧，客商欲坐者，请至本行雇用”。所谓“外国小车”，就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人力车，中国人俗称“洋车”。此车胶皮两轮，需人拉，车夫快跑如飞，风雨无误，百年之内一直是中国城市里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来到中国的洋人无不坐此洋车。中国从此多了一个平民行业，此行业百年来养活了不少中国贫民，还养活了不少靠卖文度日的中国文人——那些乘坐洋车的洋人指路时用文明棍敲中国车夫的毡帽，催促车速时则用脚踹中国车夫的后脊梁，此种种帝国主义行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描不完写不尽的伤感素材。

洋人无论如何是低贱的，他们就是把中国车夫的洋车砸了，中国人在骨子里也是这样认为的。有中国著名的一部话剧中的著名的一句台词可以为证：以装神弄鬼为业的穷极潦倒者唐铁嘴在向国人演示他是如何把英国人制造的海洛因放在日本人生产的松软的烟卷中时说：“东洋的烟卷，大英国的白面，洋人们一块儿侍候我一个，这不是福气？”——这部著名的话剧就是在中国久演不衰的《茶馆》。

从帝国的官员到帝国的农民，他们对洋人鄙视的观点惊人的相似：非我族类，其人必异。因此，对于洋人的一切，中国人向来是倾向于剔除的。大学士倭仁为了避免在可能和洋人接触的总理衙门“上班”，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的摔伤“豁然痊愈”。同样不愿意“侍候洋人”的帝国官员是另一个需在总理衙门“上班”的邓承修，他上奏朝廷坚决要求免去自己的职务，说他“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意和洋人打交道。大学士徐桐——以后帝国悲惨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一个极端厌恶洋人的高官，他的家在洋人居住的东交民巷的旁边，于是他每天上朝宁可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也不愿意从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后来，他干脆把自己府邸的大门用砖头堵上了，并在门上贴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以鬼为邻。1860年，洋人的军队攻打北京，亲王僧格林沁把联军的代表二十多人骗到他的衙门府里捆了起来，三天不给饮食，审问的时候发出手谕，让百姓自由前来观看。帝国的官员们官服整齐，脖子上挂着朝珠，左右卫兵均挎刀执戈，再把洋犯人带上堂来。联军的代表刚提出抗议，僧格林沁亲王就用热烟袋锅子敲洋人的脑袋，让洋人按照“天朝制度”跪下。这20个洋人的枪支、勋章和马鞍等物件，被亲王一一“缴获”运往颐和园展览，展览的地点是一个叫做“光明正大殿的殿堂。

中国民间对于“侍候”洋人的中国人也给予了极大的鄙视。中国人认为，“通晓洋务者”多是些“市井无赖”，凡是充当驻外大使的中国人都是“令人齿冷”的没有骨气之人。《清代野史》记载，某君奉命出使外国，有人质问：“好好一个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他出发离乡的时候，观望的乡亲们议论道：“什么钦差，汉奸而已！”一个官员跟随帝国驻俄大使出使，临行时亲友们为他饯行，宴会上这个官员竟然“向之垂泪”，说此宴会“无异于易水送荆轲”。郭嵩焘是帝国外交史上著名的驻外大使，当年他奉命出使英国时需要招募十几个随从，举国竟然没有一人报名。他从英国卸任回来，乘船返回湖南家乡探亲，“湘人见闻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于是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外交小史》之《清流党之外交观》，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280页。）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一个回到国内的驻外大使不但应该受到严厉的声讨，而且连他乘坐过的船也要被烧毁，他简直就不是中国人了，而是一个思想沉沦、道德尽丧，并且携带有致命病菌的“非法入境”者。

对于帝国的农民来讲，他们看到的洋人仅仅限于外国的传教士。

19世纪末，在中华帝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约有三千二百多人，建立教区四十多个，教会六十多个，入教的中国教民达八十多万人。这八十多万教民入教的原因几乎都涉及吃饭的问题。但是，中国教民中也确实有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入教的动机有点问题，因为他们看到无论是平民还是官府都害怕洋人的势力，所以认为只要入了外国的教会，当上“上帝”的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山东郯县神山堡有个做小生意的农民叫做杨清贤，他解雇了他的一个行为不轨的小伙计王方凯，王方凯随即入了洋教，从此到处欺压百姓抢吃骗喝。为了报被解雇之仇，他把杨清贤的一头驴推到井里淹死了。杨清贤告到县衙门，因为证据明确，县衙门把王方凯拘捕了。谁知道，县令还没来得及审问，传教士戈卫德就找上了衙门，说衙门抓的是“他们的人”，要求立即把“虔诚的基督徒放了”。县令立即把王方凯“无条件释放”了。杨清贤到县衙门责问，县令说：“没有办法，硬不过洋人。”杨清贤问：“我的驴怎么办？”县令说：“你看着办吧。”杨清贤回到村里时，王方凯正带着一伙教民拿着棍棒堵在村口谩骂，于是杨清贤就“看着办”了：他找到义和团，一把火烧了教堂，赶走了外国传教士。

类似事件在山东、河北两省屡见不鲜。史料统称为“民教不合”。所谓“民教不合”，实际上就是教会和不信西方宗教的帝国农民的冲突。因为所有的洋人，包括那些传教士，都享有“治外法权”，即使触犯了中国的刑律，帝国的各级政府也无权过问，一律得交给教堂处理。而被称做“二毛子”的中国教民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在教会的袒护下，犹如洋人一样享有同等的特权。于是，在义和团已经形成势力的时候，帝国的农民们要“灭”的实际上就是他们——“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灭尽洋人教民。”

无论今天的学者们如何评价农民们打着义和团的旗号到处造反的行为，在那段历史中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回避和忽视的：那就是外国列强对帝国领土的公开侵犯和对帝国尊严的公开侮辱激起了帝国民众的广泛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

1900年，激起帝国农民愤怒的是德国人。

19世纪的结束，同时也是英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随着世界各国军事能力的发展，“日不落帝国”再也不是主宰世界的惟一强大的力量了。非洲正在进行着“布尔战争”，英国官兵被当地的土著农民打得到处躲藏；而在那些已经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托管”地，殖民地管理的混乱和当地人民的反抗加重了已经奄奄一息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病情。印度出现的水灾和教派之间的冲突、经济濒临崩溃的西印度群岛、热病流行的尼日尔地区以及乌干达、埃及、苏丹、锡兰、新加坡、香港，还有散落在大洋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美拉尼西亚群岛等等——英国人把象征欧洲文明的铁路和桥梁带去了，但是，几乎所有“托管”地内的农民依旧在延续着他们原始的耕种、打鱼和采椰子的生活方式。“日不落帝国”走向下坡的趋势已经显露，这让所有的西方人都感到幸灾乐祸。

德国人感觉良好。就当时的国家实力来讲，德国的工业产值为世界第三，全球贸易额为世界第二。德国国会刚刚拒绝了英国首相“建立英德军事联盟”的建议，原因除了德国公众对英国的普遍敌意之外，还有德国国会议员们“暴风雨般的抗议”。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加快发展海军舰队的法案，“以使德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战斗舰队”。这个法案向全世界宣布了德国人决心主宰世界的决心：“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德国在争夺中国方面不能落到别的国家后面！”——德国皇帝明确地指示他的海军将军。于是，当德国皇帝得到德国的两个传教士在中国的山东被农民打死的消息时，兴奋异常，他立即派遣舰队向中国进发——19世纪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们的入侵寻找借口。

山东，中国北方一个尖尖地伸向太平洋的半岛，性格倔强暴烈的农民世代耕种的良田沃土，从19世纪最后的时刻起，那里成了德国人在中华帝国的“桥头堡”。德国军队把德式铁路、德式洋房、德式教堂以及大批的德国传教士带到了帝国的山东，这一切连同在村庄密布的广大乡村里身穿黑色衣服的德国传教士以及跟在传教士身后信奉德语解释的“上帝”的中国教民一起，形成德国历史上第一块东方“属地”的奇异风景。

山东农民对德国人占领自己的土地有着压抑不住的愤慨。德国军队的到来使在这里传教的德国传教士们顿时有了一种“翻身”的感觉，原来偷偷摸摸干的事情，现在可以公开干了。“巨野教案”的起因就是这个县里的21名传教士都参与了搜刮民财的行动，并且有的传教士还“奸污妇女”，但是，德国军队来了，不但没有追究传教士的责任，反而逼迫帝国政府处理了几个地方官员，把几个中国农民的脑袋砍了挂起来示众。没有什么比异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更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了，一个汉字都不认识的帝国农民却懂得“亡国”这两个字的意思。他们在走村串户的说书人和戏班子那里知道了不少种族、国家、政权、君臣和百姓在对抗异族入侵时发生的悲伤而壮烈的故事，无论是“岳母刺字”还是“十二寡妇征西”，在这些帝国农民惟一能够获得的关于“失地”、“正义”和“邪恶”的历史教育中，最蒙昧的农民都会想像到亡国后的景象，只要他能听得懂瞎子艺人吱扭扭的胡琴声和土台子上脸谱后面发出的呜呀呀的吟唱。义和团杀洋人，在相当意义上是受这种想像的刺激。

对此，帝国官员御史刘家模说道：“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势，人心激愤久矣。每言及中东（中华帝国和东洋日本）一役，莫不怆然泪下，是以拳民倡议，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倡始山东，盛于直隶，现传及各省。”（《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字231期，中华书局，第12页。0

一旦帝国的农民真的要“举事”了，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们立即就没有了任何招架之力，只有等待被宰割的命运。而那些跟随军舰进入帝国领土的外国官兵们，也只能缩在据点里，因为他们的数量和呐喊着的帝国农民相比，犹如狂风里的一粒沙土。

义和团团员们把他们要“灭”的人分为三等：洋人传教士，被称为“大毛子”；教民，被称为“二毛子”；同情或者有同情嫌疑的人，被称为“三毛子”。这三者只要被义和团遇到便“杀无赦”。

义和团杀人，和初期的随便抢掠不大一样——“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的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和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但是，普通的帝国农民，杀起人来如此厉害，没有观念上的支持是绝对做不出的——“其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杀洋人，灭洋教，帝国的农民们认为自己是“神”，洋人和教民是“鬼”，这是一场“神鬼之战”——杀人的和被杀的双方都已经被帝国的农民“非人化”了。

“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最激烈处，不是发生在正战斗着的京津地区，而是发生在山西省，其原因很简单：在山东因为偏袒义和团而被免职的毓贤因为“突出的爱国情绪”而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了。这位帝国大员对其下属言：“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0页。再见许指严《十叶野闻》。）“鉴帅”即李秉衡，张汝梅任山东巡抚时的前任巡抚。张汝梅调职后，毓贤接任。毓贤到山西上任后，义和团很快就跟到了山西。毓贤就任山西巡抚的时间是1900年4月19日。他上任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原本没有义和团的山西省内的城镇乡村里就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遭受严重旱灾的山西省有大量的义和团“资源”，成千上万因为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农民随着义和团的到来而突然振奋起来。

第一起袭击教民的事件发生在洪洞县的范村，义和团袭击了一个姓苏的教民家，抢走了苏家的全部财产，然后把抢来的财产分给了围观的群众。接着，平阳府的教堂被烧毁。毓贤命令太原的铸造工匠精造大批钢刀，刀上刻上“毓”字，连同烧饼一起分发给饥民。他和义和团的首领有个“分成约定”：得到教堂、传教士和教民的财产之后，十分之三赏赐给有功之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给义和团弟兄，剩下的是毓贤掌握。

太原城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及教堂旁边的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孤儿院遭到义和团攻击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那里先是受到石头块的打击，很快，火焰烧了起来，杀声连成一片。在教堂里和教会学校里做事的中国佣工很快就逃跑了，但是，11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两名主教、七位修女、几位牧师和三十多个在教堂里等待看病的病人全部被义和团围困。半夜的时候，男人们决定突围。传教士和他们的夫人背着孩子和女学生逃到了大街上，他们在石块的打击下四处逃散，结果，一个叫做库姆斯的女教师和两个中国女学生被义和团抓住。义和团团员们的石块雨点一样地砸向她们。最后，义和团把两个中国女学生拉走，把库姆斯扔在火堆里。第二天，两个中国教民冒着生命危险把库姆斯烧焦的尸体从火堆的灰烬中找出来，埋葬在教堂后的花园里。

接着，毓贤下令，为了所有外国传教士的“生命安全”，他们必须集体“转移”。但是，他们最后被关在了一所院子里。毓贤亲自审问，实际上只是问了一下国籍而已，然后只有一句话：杀。那天，根据毓贤的命令，一共杀了44名外国人。史书对此记载道：“血肉模糊，无法辨认。”（（英）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第37～38页。）

毓贤，这个帝国的省级大员，在帝国以后的历史中还会出现他的名字，但那已是在叙述他面临死亡时的情形——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想到他将如何死亡，他正忙着目睹别人的死亡。

在19世纪最后的日子里，在东方一个庞大的帝国里，洋人不是人。

5、　飘浮的神灵

洋人们一直固执地认为，帝国的农民如此仇恨他们，并且在战斗的时候面对枪弹能够如此不顾生死地前赴后继，如果没有被一种“非自然”的力量所控制，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因此，洋人们一直想弄明白，帝国的农民所信奉的“神”到底是何许人也？此“神”有什么样的来历？有什么曲折动人的历程？属于何种宗教体系？

洋人们的思索所受到的打击是空前的：帝国的农民并没有共同承认的“神”，但中国到处都有农民信奉的“神”。

义和团的前身是“神拳”，义和团的“神”实际上就是中国农民心中的“神”。中国农民的“神”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神”。

如果开列出中国人所信奉的“神”谱，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成员包罗万象，五花八门，庞杂而臃肿：有在中国历史中确实存在过的人物——帝王将相、公主贤臣、江湖异人、绿林好汉；有长久地生活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神功武士、佛道大师、侠客强盗、贞女烈妇；有中国文学作品中创造的人物——天地诸神、才子佳人、妖魔鬼怪、阴魂精灵；有自然界中的生物或与自然界生物相似的东西——植物动物、天上星斗、地面顽石、大河小溪。

在流传至今的义和团的史料中，出现最多的“神”大约有四类：一、佛道教及其民间教门崇拜的佛祖神仙，如释迦、弥勒、菩萨、观音、济公、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张天师、元始天尊、金刀圣母等；二、唱本戏剧中的英雄豪杰，如刘金定、樊梨花、鲁智深、武松、孙悟空、猪八戒、黄天霸等；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姜子牙、孔子、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岳飞等；四、自然神和自创神，如天地日月、雨雪星辰等。

以上诸神几乎包括了中国农民所信奉的“神”的各种类型，天上地下、各朝各代、鬼魂幽灵、神话传说，甚至当代人物，都集合在义和团的旗帜下，成为帝国农民的精神寄托和力量泉。而令人惊诧的是，这些帝国农民自己指定的“诸神”居然能够融洽和睦地并存在于一个集体之中。

《凌霄一士随笔》言：“义和团诸坛所供之神，又有供纪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纪小唐，小说《升仙传》中的主要人物，为“济小唐”，而《儿女英雄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为“纪献唐”，学界和民间都认为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当时的帝国官员年羹尧。帝国的农民们把两部小说中的人物给弄混淆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跪拜。尤为离奇的是，在义和团所供奉的“神”中，竟然还有帝国的官吏——“祁相国”。“祁相国”，指山西人祁文瑞。祁文瑞，清代道光年间的军机大臣。鸦片战争中国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时候，他是一个坚决的反对者。被义和团同时供奉为“神”的还有帝国军队的军官李秉衡，此人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和毓贤一样，也是一个坚定的“反洋派”，杀起洋人来气贯长虹。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一律有激烈的“平倭之举”，这是帝国的农民们把他们统统列入“神”谱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历史中，除了特殊时期内的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例外，中国人信奉的“神”基本上都不是当代活着的人。即使是对自称为“神”的当朝皇帝，帝国的农民们也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过“神”，他们甚至一生都不可能见到他。帝国农民对当朝皇帝的心理仅仅是惧怕，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冷漠态度。从没有哪一个中国农民在家中供奉正在掌权的皇帝。义和团们把活着的人尊为“神”，定是受了当时帝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帝国的农民在指定自己的“神”的时候有多么随意。

中国人虽然供奉“神”，但他们的供奉却并不郑重——中国人的潇洒幽默、胆大包天在这里显得淋漓尽致。玉皇大帝是一个温和的君主，是中国“神”中的“诸神之最”。但是，在中国人的心中，玉皇大帝长得很胖，虽然是个男性但女性的特征十分明显。他永远坐着，没有人见过他走动，遇到危机的时候只能戏子般地细声细气地叹一口气，把眉头微微地皱起来。他常常受到小妖魔们的嘲弄，一只来自人间的猴子就把他的家给砸了，他居然一点办法也没有。中国人对叫做狐狸的动物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这种动物是不能得罪的，因为所有的狐狸都是精灵，而且“法力”高强。中国百姓供奉狐狸的牌位叫做“敬狐仙”。所有的“狐仙”都是女性，而且是性情放荡姿色诱人的美女。中国人一向对这个美女怀有复杂矛盾的心情：希望自己遇到并且和她温存一番，但是又怕被她纠缠不休甚至被她“吸干了阳气”变成悲惨的流浪鬼魂。龙在中国人心里应该是最神圣的东西了，中国人自称是龙的后代，而且龙还管理着气候，无论闹水灾的时候还是求雨的时候，龙王都是最受尊重的“神”。但是，几乎所有的龙——无论在中国百姓的民间传说中还是在中国文人的文学故事中——其品质都有一点问题，不是说话不算话就是无缘无故地发怒。龙王衰老、暴躁而愚蠢，龙子龙孙们个个都是花花公子。龙虽然可以翻江倒海，但最后还是常被一个来自人间的普通农民子弟打败，这个英雄抡着有着奇怪名称的中国民间兵器剥下几片龙鳞，于是龙就一瘸一拐地逃跑了。中国的每条河都有一个“河神”，“河神庙”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小庙之一。小庙里往往供奉着一尊泥像——一个戴着官帽子的绿色脸庞的中年男人，他就是河神，名叫“河伯”。中国人认为这个“神”很好色，每年要求人间供奉给他女孩子，具体地说，就是祭祀的时候，把一个女孩子扔到河里去，不然河水就会泛滥。河伯的这个要求最后弄得中国人忍无可忍，因为每一户人家都可能有一个女孩子，于是，中国人派了一个水性好武艺高的人去把河神打败了。在中国的南方，农民们索性给河神配了一个夫人，叫做河奶奶，小庙里河奶奶的塑像看上去有点凶恶，至少从形象上看，是个醋意很大的老女人。

洋人们最不理解的中国“神”是孙悟空，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缺少真实与虚构的明显界限”的最极端的例子。“原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一只猴子，后来慢慢变化成人，有些地方的中国人把这只猴子当做保护神来看待。用一只本不存在的猴子来祈祷平安，中国人心里的因果概念是怎样的，无从知晓。”（《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222页。）义和团们对这只猴子格外感兴趣，它是他们最愿意供奉的“神”。其实，孙悟空的性格，正是帝国农民性格的一面镜子：不安分，极具叛逆心理，调皮、油滑、勇敢、仗义，宁愿被威力无边的玉皇大帝绑在柱子上刀砍火烧也绝不屈服，却心甘情愿地忠实于一个软弱无比的主人。

在义和团的诸“神”中，道教的教主老子也是被隆重供奉的“神”。老子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哲学家和作家，他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带有深奥的辨证思维，他的著作被中国看做是指导道德问题的经典。当这个哲学家成为中国农民的“神”之后，他原来的身份就完全消失了，他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哲学解释，都被农民们当成了对一切不可抗拒势力的制约力量，于是，他的学术和名字也就被蒙上了一层诡秘的法术色彩，被赋予了巨大的魔怪般的力量。而且，和这样的一个“神”齐名的另一位哲学家庄子，却成了所有中国人熟知的一出喜剧的主角，这出喜剧的名字在各地不尽相同，一般叫做《大劈棺》——把躺着死人并且已经钉好的棺材重新劈开的意思。没事闲逛的庄子看见路边有个用扇子扇坟头的漂亮女子并与之交谈，得知坟墓中的死者生前和他的妻子即这个拿扇子的女子有个约定：他死了之后，要等他坟头上的土完全干燥了之后，他的妻子才能另嫁，而现在这个女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只好日日拿着扇子来扇坟土。回到家之后，庄子为了考验自己媳妇对他的忠贞程度，于是假装死亡。他刚躺进棺材里，便听见了媳妇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公子哥儿结婚时乐器吹打的热闹之声，又听见新郎可能是因为激动而昏倒在地的声音。有人说，解救新郎的惟一办法是用另一个男人的心脏。于是，沉溺于爱情之中的寡妇立即拿起斧头走向躺着庄子的棺材，噼噼啪啪地砍起来。结果很容易猜到，庄子微笑着从棺材中坐了起来，他说他睡了一觉并且做了一个梦——这是庄子设下的一个小小的、善意的骗局。看戏的中国人大笑，尤其是男人们笑得更厉害些，在议论那个装扮庄子媳妇的演员姿色如何之余，都说这个老头的“点子”真够损的。

中国人信“神”之幽默的另一个极端例子，是中国人和土地爷的关系。《风俗篇·神鬼》：“凡今社神，俱呼土地。”土地爷是管理人间具体事务的最低级的“官”。帝国的农民们家家供奉他的时候，仅仅摆上一块豆腐就可以了。他还有别的名字，《聊斋》中的土地神名叫“王六郎”，帝国“大学”国子监里的“土地爷”据说叫做“韩愈”，帝国南方的农民认为他姓“苏”，名叫“吉利”，而且他也有个媳妇，名叫“王搏颊”——“土地爷”名字的含义可以理解，但他媳妇的名字就不知是什么意思了。帝国北方农民对土地爷名字的认识比较统一：“灶王爷，本姓张。”俗称也有，叫做“张三”。在中国人心中，这个“神”矮胖短小，老态龙钟，永远拄着拐棍，据说他生活在人间的灶坑里面，常常满脸是烟熏火燎的斑驳颜色。土地爷虽然“神”位卑微，但在中国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春节时分，农民们家家户户都要祭祀他，而因为他居住在每一个家庭之中，平时不免要听见或者看见人的某种不轨言行，于是，中国人祭祀他的时候，为了巴结他，就用彩纸给他做“马”，供他上天时骑，“马”的旁边还不忘放上几根草，那是马在路上吃的饲料。这些东西常常是孩子们的手工游戏之作，粗糙幼稚。同时供奉的还有一种麦芽糖，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供奉这种很黏的糖的用意：让土地爷吃了，“粘住他的嘴”，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张不开嘴说话，或者，吃了糖之后不好意思再说坏话。实际上，糖几乎立即都让孩子们吃了。土地爷上天“汇报工作”的时间是农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中国人要认真地“送灶”。“土地爷”从天上归来的日期是除夕晚上，这一天中国人还要认真地“接灶”。“送灶”和“接灶”，中国人的这种敬“神”仪式千年没变。

中国人的“神”没有尊卑之别，高高端坐在云端之上的天国主宰玉皇大帝是“神”，藏匿于坟地某个洞窟里夜出昼伏的黄鼠狼也同样可以是“神”。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人世间权威的大小是不固定的。在帝国乡村的庙宇中或者在农民家里的神龛上，同时排列的可能是孔子、菩萨、铁拐李和一位阴间看守的牌位。中国人的“泛神”来自于恐惧：儒家的道德学说保护不了经常面对天灾人祸的百姓，尤其是只有靠天靠地吃饭的农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民们是不存在想像和寄托的，他们的精神连同肉体一起只在昏天黑地的现实中生活。于是，即便是供奉着“神”，中国人也说不出哪个“神”更有权威些，更能帮助他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中国人信奉诸“神”。中国人又不在乎诸“神”。

节日里的一天，几个乞丐敲门，手里拿着几张印刷粗糙的“喜神”，说是“送喜”来了。明知道这是乞讨的手段，但没有一个中国人赶他们走，而是象征性地给乞丐们点食物，双手把那张剪纸画的“喜神”接过来。

欺骗自己可以解释为“自我安慰”，但是中国人连他们所供奉的“神”都可以欺骗，于是谁也说不准还有什么是不能欺骗的了。

因此，在中国的乡村，大张旗鼓并且仪式夸张地修了神庙之后，就很少有人再去理会神庙了，这就是洋人在帝国的土地上到处可见破败的神庙的原因。

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中国人对“神”的最普遍的态度。表面上的崇拜和内心里的忽视，这种对待人物与事物的态度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帝国农民对“神”的供奉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农民们的任何“信”与“不信”都有明确的目的。他们不知道所谓的“纯净的情绪”。他们任何形式的“敬神”都必有所求。因为整日为生存苦斗的帝国农民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太多了，往往陷于无助状态的他们希望能有一种力量帮助他们摆脱生存的困境。他们无论供奉什么“神”，都是为自己的行为壮胆子。

在义和团团员们所供奉的所有“神”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帝。

在帝国经历最混乱最悲伤的那段历史时期中，无论哪一个义和团的团体，无论这伙帝国的农民来自什么省份，无论他们老幼、贫富的差距有多么大，无论他们正在懵懵懂懂或者兴高采烈地“举事”，还是面色惶惶或者大义凛然被屠杀，在他们的衣襟里，贴着温热的胸膛，毫无例外地都珍藏着一个关帝神符。

这是一个洋人们无论如何也看不明白的、写着奇怪的汉字和画着奇怪的图案的布条。

无法解释中国人对一个文学人物竟然如此崇拜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个东方帝国经过了多少国家政体的剧烈变化和时代潮流的剧烈冲击，无论是在充满盲目迷信和科学荒漠的百年之前，还是在科技发达和文明进步的今天，无论中国人百年之间的政治观念和生活态度有了多么惊人的变化，一些国人对关帝的固执崇拜和忠贞不渝的程度至今令人茫然不知所措。

“关帝”，中国三国时代蜀汉将军关羽。陈寿《三国志·关羽传》曰：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众徒，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

这位将军的功过仅仅只有这样百字而已。他被曹操俘获过，曾经为曹军立过战功，比如杀了袁绍最得力的干将颜良。归刘备之后，连续打过不少胜仗，最后因为刚愎自用，在一个叫做麦城的地方中了对手的埋伏身亡，被蜀后主谥为“壮缪侯”。

翻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有如此经历的将军比比皆是，但是，从“侯”而“王”，从“王”而“帝”，从“帝”而“神”，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仅有关羽一人。

明代以后，中国各地武圣关帝庙的香火甚至比文圣孔庙里的香火还要旺盛。有关帝庙联云：“先武穆而神，大汉千古，大宋千古；后文宣而盛，山东一人，山西一人。”——孔子山东人氏，关羽山西人氏。

关羽被神化的过程，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有议论：

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堙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当阳之庙。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武安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道元之请，晋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桓，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大地同不朽。何有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5“关壮缪”条。）

赵翼对关羽的发迹感慨万千：宋徽宗以前，关羽是个无名将军，可是突然，历代皇帝开始“重用”这个死了多年的关羽了，不但给他加官晋爵，连他的夫人、儿子和随从都有了封号。帝国政权的上层如此，百姓更是慑服于他的“威灵”。关羽大有“与大地同不朽”之势了。赵翼不禁茫然地问：都说人的盛衰是不可把握的命运所致，难道鬼神的盛衰也是如此？

不可理解的不只赵翼一个人。刘继庄《广阳杂记》：

佛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最有时运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其故甚隐而难见，未可与不解者道也。（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6卷第45期之“清帝之优崇关羽”条。）

其实，即使在《三国志》里关羽也并不是一个“完人”。但是，中国农民不读“史”，他们只看戏听书。

唐代以前，中国诗歌涉及三国人物时，常见的是刘备和诸葛，关羽很少被提及。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甚至命令把关羽从历代名将的名单中剔除出去。关羽的发迹在北宋末年，因为那时关于三国故事的通俗小说初步形成。《三国志评话》以及民间的戏曲已经把历史上的关羽变成了文学上的关羽，对其的颂扬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张耒《明道杂志》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开封城里的一群市井无赖们想要白吃白喝，办法是怂恿一个“大款”花钱：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而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张耒：《明道杂志》。转引自《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字231期，中华书局，第43页。）

故事有趣——一个有钱的公子喜欢看皮影戏，每看到关羽被杀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为之泣下”。于是无赖们想出一个主意，怂恿这个公子每看关羽被杀的时候，摆上酒食祭祀。无赖们的理由是：关羽是个武艺高强的猛将，即使变成鬼，这个鬼说不定也有某种神奇的法术，不可不祭。其实，无赖们就是想趁机吃一顿而已，吃完了居然还把公子拿来祭祀的银器给分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公子对关羽的感情，这至少证明在北宋时期，关羽已经被“神”化了。宣和五年，即1123年，关羽被封为“义勇武安王”，这时的关羽不是“侯”而成为“王”了。

元代的中华帝国是蒙族统治的，但是关羽依旧被崇拜着，并且被蒙上了可以“镇伏妖魔”的功力，民间祭祀关羽的庙宇因此“遍地开花”。元代的统治者把关羽请上了皇帝做“法事”的仪式中，每年的二月十五日，京城里就会有轿子抬着关羽的神像周游整个皇城。关羽的角色是“监坛者”，除了佛之外，他是皇家“法事”中惟一的一个“人”。

明代修筑北京城时，城内的九座城门，除了安定门建的是真武庙之外，其余八座城门全部建的是关帝庙。

清代是崇拜关羽的鼎盛时期。顺治九年，关羽被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于是关羽从“王”而“帝”了。太宗皇太极命令把《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于是这本小说成为皇亲大臣和八旗官兵们的必读书籍。

对关羽的神化，是中国人供奉“神”的功利主义的典型体现。

关羽身上集中了中国帝王最需要的“忠”和“义”，这是历朝统治者巩固政权所必要的道德规范。在统治者眼里，无论封关羽为什么样的“帝”，他都是一个杰出的“人臣”，帝国和帝王需要这样的“人臣”。明代的皇帝朱元璋贬过关羽的封号，即所谓“复侯原封”，原因是刚刚建立政权的朱元璋迫切需要社会的安定而不希望他的臣民再“尚武”。清帝之所以开国就崇尚关羽，除了满人采取了容纳汉文化的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满人入关之前，顺治帝就用“桃园三结义”的办法解决了满族与蒙古族之间的纠纷，仿照刘备，顺治帝自称“刘先生”，称呼蒙古可汗为“二弟”。满人取得政权之后，认为这是受到了关羽的保佑。

而在中国的民间，尤其是最下层的百姓中，对关羽崇拜的原因与统治者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关羽是“游民的帝王”。

中国是世界上游民阶层最庞大的国家。自然灾害、战争、官吏欺压经常降临在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贫困农民身上，降临在由破产农民转化而来的小手工业者身上，背井离乡和到处流浪最终是他们惟一的出路。浪迹江湖和四处谋生的游民阶层是一群畏缩、软弱和极易冲动的人，他们最需要的是果腹，是生命的保护，他们选择了关羽，因为关羽这个人物和他们的经历相仿——“亡命奔涿郡”。同样是农民的关羽杀了当地的官吏而逃亡，这让流浪的农民们感到关羽是“自己人”。“千里走单骑”、“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等等，这些无不迎合着帝国游民们的生活特色和性格特征。关羽最后的人生结局是客死他乡，这又引起了漂泊不定的游民们极大的共鸣，让他们世代难以忘怀。

神化了的关羽在中国人心中是万能的：祈福消灾，保家护身，求财源，谋生路，拜把子，甚至希望子孙旺盛，都可以求求这位“关老爷”。直到千百年后的今天，这位“神”依旧被中国大小商铺甚至巨型财团供奉着，说他是“招财进宝”的象征。

关羽，永远是一身戏剧装束：武巾，长髯，红面，立眉，战袍，大刀，站在中国人供奉的香火面前怒目圆睁了至少一千年。

1900年，在一个巨大灾难即将来临的时刻，整个中华帝国的精神与力量，就这样被一个神鬼化、戏剧化了的刀客支撑着。

6、面对子弹的戏剧情节

中国人无论干什么，都喜欢把自己首先置身于一种戏剧状态之中。

1900年，义和团的农民们都把自己打扮成了戏剧中的人物造型。

仲芳氏《庚子纪事》：

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粗红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佚名《天津一月记》：

团皆红巾蒙首，余布二尺许，托至脑后。红布围腰，红巾裹腿，手执短刀，招摇过市。（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

各团名目服色有别：曰龙团者驻端邸，其衣帕红质黄缘。曰虎团者驻庄邸，其衣帕红质紫缘。曰仙团者驻大公主府，则红质蓝缘。又有兔团者缘以白。龟团者缘以黑。别色分群，以望可辨，时有五色团之称。（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载《义和团》。）

造反农民们的衣装五颜六色，而得到官费资助的那支义和团农民的衣装也许是他们世代都不曾穿过的：一律青色黄缘的“号坎”，上有红字，两肩前有“奉旨”二字，前后胸有“团勇”字样，围绕着这两个大字是四个小字：“义和神兵”——官不官，民不民，戏不戏，神不神，帝国农民加入义和团后的装束奇特无比。

还有“戴武生帽”和扎“武巾”者。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匪若干，似有一匪率之行，此匪则戴戏场中武生帽，玻璃镶嵌，红绒飞舞。以红巾勒额，余布曳于脑后，以红带束腰，前后胸背皆袢成十字，余布由肩下垂，几及踝。又有着渔网高巾者，有着会场马童之扎巾抹额者，数千人中约有百余人似此装束，间杂而行。9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连义和团行军出动的仪式，也是照搬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场面：“大师兄身穿黄靠，头包黄巾，马如飞，黄令旗招展，人皆让路。”（杜某：《庚子日记》，载《义和团史料》。）所谓“靠”，是京剧中武将的服饰，为了加强舞台造型的装饰性，“靠”上还插着花哨的小旗，战斗时随着舞蹈动作的旋转，小旗飞舞，煞是好看。于是，义和团的将领也是这种打扮——“拳众中，有背插四旗如剧中战将者”。而“披发而金箍者”，显然是装扮成了孙悟空。更有甚者，“有团自称猪八戒者，刀剑皆不用，竟以拾粪之耙，旋舞如飞。”至于“涂脂抹粉”并且梳起两个朝天小辫儿的，为京剧中童子的标准扮相，比如《空城计》中陪同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的那两个心里发虚浑身冒冷汗的琴童便是——“每团出队，先以二童子为前导，双丫直裰且有涂脂抹粉者。”（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义和团的队伍中，还有引人注目的女兵，这便是源于天津的著名的“红灯照”。史料称，天津红灯照，“皆十八九岁处女为之”。这个年龄的姑娘正是处在无论穿什么都耐看的好年华，更何况自从加入了义和团，师兄们便把她们认真地打扮起来，以显示“中国女人的风采”：个个头裹红巾，腰扎红带，绛色裤褂，大领双脸鞋，头巾上写“协天大帝”四字，红兜肚上写“护心镜”三字。走路时左手持红巾，右手持红扇，亦有提红灯者，沿街走来如舞蹈状，前后有力士护卫。“红灯照”的首领之一是个叫“翠云娘”的姑娘，江湖卖艺出身，在上海街头表演的时候被洋人巡捕抓去，在租界的牢房中受到侮辱，她对洋人的仇恨比任何一位红灯照都深，于是她的打扮也更不一般：“周身锦缎，衣履一碧，双足纤小，貌益艳丽。”红灯照的姑娘们敢作敢当，她们高举着写有“守望相助”四字的大旗上都明确标出“某村某铺”的地址，她们要让世人一看就知道这群“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子们来自何方。

封建社会里，“女人下贱和污秽”的观念使帝国底层妇女始终挣扎在非人的生活状态中。终于有这么一天，她们，年轻的、对未来生活还没有完全绝望的，甚至依稀有着美好想像的贫苦女子们，终于有了和男人平起平坐的机会。她们可以宣泄自己的情绪，表现自己的勇气，可以不再受肉体的饥饿和欺侮、精神的压抑和束缚，可以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是一个“人”。于是，她们纷纷不顾父母的拼死反对，结伴冲出家门，融入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代之中了——“津郡女子多有练习红灯照者，父母不能禁，常夜半启门，不知所往。有数日始返，有一去不复返，其返者，询何往，则曰至外洋焚洋楼也。”（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这些年轻的姑娘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时光，她们光彩照人的青春活力和极其悲惨的命运结局，凝固成帝国历史上一段永远说不完忆不尽的凄美往事。

红灯照的女子们和义和团的年轻农民们，他们所能得到的关于人生、关于是非、关于信仰的“教育”和“启发”几乎都是来源于中国戏剧中的故事和人物。

中国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戏剧观众，同时，也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戏剧“演员”。中国人有在其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做戏”的强烈本能和能够不自觉地生动到细微之处的优秀的“演技”。

中国的戏剧艺术发源于何时，是一个很难考证明白的问题。按照一般理论的说法，中国戏剧的产生晚于希腊的悲剧和印度的梵剧。关于中国戏剧的起源众说纷纭，或说出于巫，或说出于优，或说出于傀儡，有人甚至说中国的戏剧不是“土产”而是来源于印度。无论如何，戏剧从发端来讲来自于民间，它从诞生之时起就是为了娱乐大众，因为它比任何借助文字的艺术形式更能接近大众和被大众所接纳。汉代以前，中国的农夫就已在农闲的时候“自编自娱”了，农夫们的“演出”中已经出现了“人物”和“情节”，不再单单是某种祈祷的形式。汉代的宫廷出现了“弄参军戏”，是一种歌舞和杂技混合的表演。南北朝时出现了“踏谣娘戏”和“大面戏”，所谓“大面”就是面具，至今京剧行当中依旧把面具叫做“大面”，而戏曲的脸谱正是从“大面”演变而来的。隋唐五代时期，中国戏剧的演出更加繁荣多样，后唐庄宗皇帝就是一位戏剧爱好者，经常粉墨登场，还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唐宋两代，“话本”、“百戏”、“鼓子词”、“影戏”、“杂剧”等应有尽有。元代的“杂剧”无论是剧本的文学性和舞台的表演性，都达到了中国古典戏剧的高峰。清朝戏剧文化的特点是各种地方戏剧种已经具备了独立的艺术风格和演出程式，如安徽的徽腔、陕西的秦腔（西皮）、江西的弋阳腔以及湖北的二黄等。乾隆年间，二黄和西皮传入北京，糅合徽腔，演变成京剧，号称“国剧”，其兴盛延续至今。

无论是什么样式的中国戏，其演义的故事和人物都是纯粹的中国土产，它表达着中国人最普遍的生存观念，充满了中国人对生活的道德评判。

中国戏剧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寄托对“神”和超自然力量崇拜的“神怪戏”。这种戏把所有的“神”与“怪”都赋予了人间色彩，它让观者在观赏中获得逃离艰难现实进入另类世界的松弛的瞬间；二、表现帝王宫廷生活和古代英雄忠烈的“官戏”。它让最贫贱的农民可以毫无遮拦地窥视到神秘的帝王后妃与普通人毫无两样的生活细节和精神骚动，让最广大的平民百姓能够在几乎“半神化”的人物命运的悲欢变化中体味善恶忠奸的道德教化；三、描写平民生活的写实戏剧。其人物和故事都饱含着下层民众的嬉笑和泪水，这种戏常常夸张地放大人物的性格特征，进行善意的讽刺和鞭笞，对恶势力的“丑角化”和对弱者的“神圣化”都是这类戏剧的特征。无论是何种悲剧喜剧，中国的戏剧均带有中国人坚信不疑的因果报应的结局，令所有的观者都恍惚觉察到无数洞察一切的幽灵正在锣鼓丝弦中漫天飞舞——潜移默化、幻影重叠、间离效果、另类参照——千百年来帝国纷繁复杂沉重哀伤的人生都可以在帝国乡村暗夜时分打谷场上幽暗的舞台中央呈现出来。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娱乐方式能像戏剧一样带给中国人如此大的自我欢娱和教化作用。即使是再穷的村庄，每年也都要“请戏”，这是一件十分严肃和重要的事情，往往提前许多天，乡绅们就开始为诸如“哪个班子的行头好”、“哪个班子的扮相俊”而开始集会讨论，筹集金钱。戏班子来了，场院里摆好条凳，那是乡绅们的专座。所有的人都有前来观看的自由，在中国的乡村，即使是没有为筹措演出费用出过一文钱的最贫苦的人以及外村闻讯而来的人，甚至是恰巧路过的流浪汉，都有权站在戏台下随着台上的剧情痛苦或欢乐。

中国乡村的戏剧演出没有售票制度。

中国戏剧和西洋戏剧的最大区别似乎不是舞台上的艺术形式而是舞台下的观众行为。

中国戏剧的演出场所往往与中国戏剧纯净纤细的美学特征产生剧烈的冲突——在拥有最广大戏剧观众的乡村，演出场所的脏乱简陋让所有的西方学者都对这样的环境居然能够产生出世界上最优美的戏剧艺术而迷惑不解——农民们席地而坐，或者随便搬来一块石头或者一跟木头，甚至骑在驴背上观看戏剧。中国人看戏是嘈杂混乱的，观众在欣赏曲折的故事情节、非凡的舞台动作和格外精彩的唱段的时候，有高声喝彩的权利，有当场奖励一个演员演技高超的权利，还有把一个念错了对白、嗓音不佳、甚至长相不好看的演员赶下台的权利。在舞台上的故事从容地吟唱叙述当中，舞台下的褒贬评论之声、小吃的叫卖之声、乡亲的互相招呼之声、青年男女的调笑之声、孩子哭闹、羊咩犬吠、击节随唱，各种杂音潮涌般连成一片，而上演着戏剧的舞台远远看去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摇摇欲坠。

洋人们对中国人能够在如此嘈杂的声音中观赏演出感到万分惊讶：“在这里，演员们的叫喊之声、铜钹与鼓的敲击声以及观众的嘈杂声震耳欲聋。这样的声响足以使西方人的心智变得失常。”（《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18页。）但中国人不会心智失常，在简陋的土台上，肮脏的几块幕布把现实与幻觉隔开为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尽管蹲在台下的农民们——包括青壮年、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在风卷起的尘土中拥挤成一团，只要稍微斜一下眼神，便可以看见舞台边上的树、碾子或者泥塑的神像，但是，只要演员们一开始唱，他们就把他们所熟悉的人间的一切都归于戏剧的氛围之中了，甚至幕布上方的那颗太阳或者那轮残月，也已经化为戏剧世界里的装饰物了。时间流逝，剧情发展，观众的情绪随着戏剧的主人公成功地摆脱了某个圈套而逐渐高涨，他们耐心地等待着坏人如何被识破和受到惩罚。在放肆地吐着旱烟和解开衣服捉虱子的同时，他们为一个忠臣的死而突然感叹，或者为一个冤魂的倾诉而骤然悲伤。轻薄的丫鬟把小姐的情人带进闺房并且掩上了门，他们就不怀好意地斜着眼睛眨来眨去。包公杀人的命令一旦喝出，他们瞬间便会变得精神抖擞，跃跃欲试。舞台上的英雄因为豪情而痛饮，他们的脸色跟着涨红了，醉了似的摇头晃脑；舞台上的民女因为冤情而六月飞雪，他们的眼睛细细地眯起来，很寒冷地浑身瑟瑟发抖。这就是中国人的戏剧观赏情结。

已经从人世间消失了的前人旧事得以用华丽如纪念般的夸张形式重现。中国农民怀念先人以及中国文人崇尚古贤的特点与中国的戏剧故事达成了很深的默契。中国古典戏剧都是历史剧，涉及着中国历史上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更多的故事背景是国家面临危机的种种时刻。中国汉民族的历史是不断受到来自北方异族威胁的历史，匈奴人、胡人、蒙古人、鞑靼人、金人，一直不断地给中原造成灾难，甚至皇帝也不能幸免。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这些往事一代代地流传下去，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那种对外来势力的仇恨已经变成了这个民族自然性格的组成部分。同时，反映社会不公、善恶对抗的戏剧故事也是主流之一。逆来顺受的中国人只有在戏剧舞台上才能看到他们所向往的世道，享受公正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快感。这种快感久等不至，便成为一种饥渴的梦想，一旦机会成熟，宣泄情绪的农民们必会无法区别自己到底是处于戏剧状态之中还是处于生活状态之中。

“中国人喜欢戏剧，就跟英国人喜欢体育、西班牙人喜欢斗牛一样。”曾在19世纪来到中华帝国的美国人史密斯说，“我们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一个中国人进入戏剧，把自己当做戏里的一个角色。”（《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1页。）洋人们常常惊讶于这样一个在中国到处可见的普遍现象，那就是即使在十分安静的场合里，即使仅仅是两个熟悉的人相见，中国人都要夸张地放大自己的惊喜，夸张地提高自己的嗓门，他们几乎是在喊：“是您！您来啦？”于是把洋人着实吓了一跳。当洋人们看过几出中国的戏剧之后，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小小的戏剧场面。

中国人所做的许多事情，目的中不排除给别人看，这关系到中国人的尊严。送葬，无论是执行的程序还是专门穿上的丧服，无论是吹着丧乐的化装乐队，还是很艺术的假哭，看上去就是一个庞大的戏剧场面。结婚，其程式更加戏剧化：彩绘的轿子，幸福的新嫁娘——只是她必须抱着娘哭。而板正的新郎官穿着状元的戏装，极力掩饰激动的心情，恶狠狠地拿着一张弓，向刚进门的新娘射出一支箭——中国人硬说新娘可能是妖精。繁杂的中国民间礼仪诸如拜年、会客、盟誓以及最普通的来往，都可能成为大街小巷中的一次“表演”，而所有“表演”笨拙或者不会“表演”的人都可能被中国人称之为“不懂事”。

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台词，这样无论做戏的和观戏的都满足了，中国人的人际交往由此而圆满。“鄙人才疏学浅”，典型的一句戏剧语言，使用在生活中却是那样的自然和谐，而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愚蠢到真的就认为这个人在表明自己没有学问。“贵公子前程无量”，说这句话的中国人也没有哪一个是认真的，因为这个孩子将来的前途如何谁也说不清楚。社会的“面具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特征”，并且异常生动地渗透在了中国人的性情之中。于是，只要在“演员”和“观众”之间能够没有痕迹地互换，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便能得到一种平衡。能够把中国社会的林林总总看成是一出戏并且平静地欣赏，你就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了，日子和心情也都会好了许多。中国人是讲道德的，不到自身危机时刻，是从不轻易进入到别人的“幕后”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幕后”是些什么。中国人的日子基本上没有多少悬念可言，如同虽然中国所有的戏剧都没有事先不知的悬念，可观众依旧一起正而八经地对剧情的发展发出惊叹或者惊讶声一样，中国人的日子有滋有味。

中国人很容易模糊戏剧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

纯粹的戏剧行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反而被视为生活的常态，而人在生活中的自然面貌如果出现，中国人倒也许会觉得这个人真是奇怪。于是，在生活中需要“做戏”的中国人，即使开始的时候还明白自己是在“表演”，但是，只要他认真地演下去，过不了多久，他自己，连同“观众”，都将弄不明白现在是演出时间还是散场以后了。“假做真时真亦假”，“亦真亦幻幻亦真”。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社会混乱时期里，整个中国就无异于一个大舞台，人人都会参演着一出出大悲大喜的戏剧。

洋人们说：“西方人总是忘记中国人办事中的戏剧因素而误入无关的事实领域。”（《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2页。）

中国戏剧最大的特点是把自然人的一切，包括体力、智力和能力加以理想化，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管这一点叫做“塑造人物”。

所以，19世纪末，当中华帝国的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洋人们与其说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帝国农民，不如说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戏剧演员”——一伙不戴面具的“神”。

义和团将神灵作为护身咒符，这极其恰当地迎合了帝国的农民们在极端贫苦和绝望之时极易产生的“人生就是大戏”的幻觉。帝国的农民们那被长久压抑的挣脱苦难的强烈欲望终于在群起而动的造反中被提醒了、激活了。

中古代、近代史上所有的农民骚动都会标榜是在执行某个“神”的旨意。但是，“神”往往附体于特定的一个人，而且往往天上还“掉下写有奇异文字”的物证，这个人就是造反的首领——一场大戏的主角。太平天国的“神”是杨秀清，只有他一个人才有资格被“降神附体”而成为“神”的化身。但是，义和团的“神权”是大众的，人人都可以“降神”而拥有“神权”，在中国，这是开天辟地的事，让所有的帝国农民喜出望外，趋之若鹜。

这就是发生于1900年规模巨大的义和团运动居然没有地位得到明确承认的首领的原因。

帝国的农民相信自己就是“神”。

帝国的农民认为自己就是一部大戏的主角。

“各处设坛，神即附体，手持刀枪，自试不怕”的义和团已经不是某个乡村、某块土地和某些农民的局部运动了，“一唱百和，举国若狂”，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过去农民参加造反是代表个人，现在他们代表“神”了。

如果要想成为“神”，首先得将“神”附在自己的身上。“降神”仪式是义和团最主要的活动，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仪式，才能达到农民们所期望的“神人合一”的结果。日人佐原笃介《拳事杂记》：

匪中分乾、坎二门……匪中传授不一，大要以降神为主。降神者，为神附其体，乃自会武艺，不畏枪炮也。其降神之法，乾门中者每一人，入坛即附俯坛前，由所谓大师兄者为之焚符诵咒，名为请神，复令其人坚合上下牙齿，从口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即扬言曰，神降矣。乃使其人起执刀棒，随意舞弄，此人即谓之得法。坎门请神，与此略同，惟使其人跳跃，待其气喘，以为神降之志为稍异耳。得法之人，以后无论何时何地，若欲请神，但如前法演习待流沫喘气，即自谓神降矣。（（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

在这样的记载中，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切地弄明白农民们的“降神”仪式到底有哪些程序，看上去仿佛就是拿着棍棒舞动一阵，自己就成为“神”了。如此简易的操作程序，不需要金钱、时间和耐心，不需要认识汉字、粗通经典和专门技术，只要杂耍似的随意糊弄一下，理想就顷刻实现了。在这一瞬间，“神”和人之间的界限如此模糊，距离如此之近，关系如此亲密，简直是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招之即来，来之即“附”，惟一的先决条件也许就是曾经看过几场乡村里的戏剧，在锣鼓声中欣赏过武官军士、神怪天兵和虾兵蟹将们的“战斗”——“神”与人相处得如同孩子们在游戏。

根据史料记载，义和团的成员中，几乎一半是孩子：“庙中有拳场，皆十三四岁小儿，最小者不过八岁。”“每团一队，童子居其大半。”（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这些农民的孩子参加义和团不但可以暂时吃饱肚子，而且还可以发挥他们没有泯灭的游戏天性，降神的仪式就肯定令他们觉得幸福之极，因为“天下”一下子变成了属于他们的巨大的游戏场。

义和团的农民们之所以幻想自己能够“降神附体”，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具备某种神仙才具备的“法术”。这些“法术”包括“刀枪不入”、“闭住枪炮”等等。“神”是不死的，并且有打败一切的能力，如果自己成为了“神”，那么战斗的时候就可以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无往而不胜了。或者，即使暂时死了，立即可以再生。孙悟空之所以成为义和团主要的崇拜对象，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刀砍不死、火烧不死、铜头铁臂的“不死”猴子。帝国的农民们对这只猴子在脑袋被砍下来之后能够立即重新长出一个来的“法术羡慕不已。生下来就意识到自己的贫穷脆弱和无力反抗的帝国农民们获得这种感觉至关重要，这是一种纵横天下”当家做主“的感觉。为了这个感觉，即使真的死了，至少在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得到身心的极大满足，这也是一种幸福。

从以后义和团的战斗经历来看，帝国农民们所有的”法术“几乎都是想像的产物。

他们想像自己能够飞翔：”有人传云，西门外某地方，忽有庞某从空中飞来。问其从何处到此，曰从山东；问其曾行几日，曰顷刻间耳。问者皆惊为神，而推立团首焉。庞某，挑水夫也。”（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

他们想像自己能够飞檐走壁，隐身潜行，其“法术”活脱脱是剽窃《封神榜》里的情节：“团向人云，其师傅尝隐身入租界，见一高楼无人，乃现形进入。楼凡四层，第一二层无人无物，三层金银珠宝甚多，四层有年老洋人一男一女对坐。见师至，皆稽首为礼。自言系夫妇，年一百岁，忽涕泣曰，吾知老师法术甚广，且知老师今日必来，故愚夫妇在此相候。吾国所恃者枪炮而已，今天欲灭洋，天兵下界，枪炮皆不过火，各国惟束手待毙。老师既到楼中，金银珠宝请收去，愚夫妇亦自此逝矣。”（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他们说，只要他们往一个方向一指，喊：火！于是就着火了。又喊：止！火就熄灭了。洋人的军队已经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准备进攻北京的时候，义和团们宣称他们可以让渤海的海水瞬间干枯，从而令洋人的军舰搁浅：“大沽口外长一土龙，纵横数十丈，海翻见底，洋船皆不得进。”（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天津战斗的时候，洋人的枪炮实在是厉害，义和团首领向帝国政府保证，说可以将洋人的枪炮“闭住”，但是只能“闭住六天”。

他们说他们和洋人的战斗是“神”与“鬼”的战斗：“洋兵与拳民交战，拳众只作揖，不动步，即能前进。作一揖，进数百步，作三揖，即与洋兵接，洋兵不及开枪，身已被刃。”而在西方记者的记述中，义和团的农民们面对洋人正规军队的时候，其前赴后继的场面确实让洋人们胆战心惊，因为这些中国农民“舞蹈般”地冲上来，毫无惧色，“他们真的相信他们的肉体是永恒的。”

甚至义和团的农民们还认为自己既然是“神”，就拥有了“万宝囊”之类的神仙之物，这种想像完全是极度的饥饿和贫穷导致的幻觉：

初神拳之将起也，夸诩神奇，谓人各携米一囊，囊仅二三寸许，饥时，撮数粒纳口内，便不饥。又云，人怀馒首数枚，任取一枚啖之，但留少许纳怀内，饥时再探取，仍一完好馒首矣。老师按人给钱二百，随意用去，但不使罄，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口袋里只要留下米的“种子”，米就会自动繁殖；只要不把馒头吃完，留下的一口一会儿就会变成另一个完整的馒头。至于钱，只要不花完，就可以“生钱”。这简直是儿童们幻想的“宝葫芦”，是中国神话戏剧的典型情节。

更神奇的是，义和团的一个组织，叫做“沙锅照”。这个组织的成员“自成一队，人挟沙锅一具”，义和团员们需要吃饭的时候，其成员便生火做饭。奇怪的是，小小的一个沙锅，里面的米饭竟然“可使百人饱餐而不尽”。（同上）

而女义和团“红灯照”则飘然如神到“呼风唤火”的程度。“有见之者，如风筝之悬灯，或东或西，其行如飞。游弋半空，起火之媒，城内外交通及教民之屋，相继起火。”（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载《庚子纪事》。）

当这种“神仙附体”的戏剧表演达到极至的时候，义和团与洋人军队的交战与其说是正规的战斗，不如说是世界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头脑在用想像力交战。

对于义和团农民们“神仙附体"”的传说，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吏大员们有的将信将疑，有的坚信不疑。

帝国的高级军官袁世凯就检验了一次。袁世凯是一个相信符咒之说的人，也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他请来了义和团的一位大法师，这位大法师在袁世凯面前真的对射向他的枪弹毫无畏惧，并且真的毫发无损。袁世凯有点相信了，于是选了个吉利日子，召集军官们集体观看。但是，有的军官坚决不信，坚持让大法师签下“假设身死勿论”的手证。果然，30支枪齐放，大法师什么事也没有，仅仅是“轻弹”了一下“尘灰”而已。袁世凯兴奋之极，于是拿起一支德国造的手枪亲自朝大法师开枪了，谁料，大法师仰面倒下。大家以为这是大法师的“法术”或者是幽默，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过去一看，大法师死了——“肚子上一个洞”。

“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从义和团的这句歌谣就可以看出来，所谓子弹打不死，指的是中国土造的散装火药——一种前膛装沙弹的枪，距离稍微远一点，几乎没有杀伤力。而洋人制造的枪，已经是发射弹丸的了。帝国正规军中的“盛军”军官们就在一次这样的检验中揭穿了义和团“法术”的真相。他们听说义和团不但“刀枪不入”，而且能够把射向自己的子弹当空抓住。军官们死也不信。经过检验，发现义和团们简直就是在玩杂技。原来，义和团们表演“法术”的“国产”枪里，装的甚至不是铁砂，而是泥做的“子弹”，不但“用力一按，立刻粉碎”，而且只要一出膛，“即化烟尘”。知道了这个秘密的军官们不直接揭穿，而是在检验“法术”时，偷偷地把真的“铁子”装进了枪，结果枪一响，接受检验的五名义和团团员当时就倒下了三个。而义和团们表演“手抓子弹”时，是事先把“铁子”藏在了手里，“铁子”被手攥热，观者以为这是刚从枪里发射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戏剧情节表演”，却让帝国北方所有的农民深信不疑。于是，他们在战场上如同割下的庄稼一样成片地倒在血泊之中。

无论怎样，帝国的农民们确信自己能够胜利，并且依旧保持着对未来的非凡想像——他们想像他们不但要消灭居住在中国的洋人，而且要从中国打到世界去，把“洋鬼子”从地球上彻底地清除干净：

或问义和团即系与国除害，洵为义举，自必杀尽洋人教民，烧尽教堂洋楼而后已。然在京居住之洋人有限，各埠各国之洋人无穷，倘各国调兵前来报复，为之奈何。团民答云，不妨。京中之洋人与二毛子指日可灭绝，然后先至天津、上海烧尽洋房，杀尽洋人，再分队驰赴各国斩草除根，天下太平矣。若恐洋人调兵来京，更不足虑。洋兵航海而来，必坐轮船，只须大师兄向海中念咒，用手一指，兵船不能前进，即在海中自焚，有何惧哉。若由旱路来，避住之枪炮，众团一拥齐上，手到擒来，更不足虑矣。（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在中国历史上，集体的戏剧情结发挥得如此光怪陆离，集体的想像力飞扬得如此肆意汪洋，从而使整个国家将想像当成了现实的时代，实属罕见。

7、大地上的游魂与向阳的山坡

那些在19世纪来到地方的洋人经过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相信，一个人死亡之后将有三个灵魂。其中的一个灵魂会进入阴间——阴间是阳间社会的翻版。灵魂在阴间所遭遇的将与阳间千差万别。

中国的历史和人口都为世界第一。埋葬在这块土地上的故去者的数量同样也为世界第一。如果自古以来所有的故去者都以三个灵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块土地上到底会有多少灵魂在游荡？

活着的中国人淹没在祖先熙熙攘攘的“魂海”之中。

中国人祖先的身影到处可见。

一个中国人，可以不信仰宗教，甚至可以不信神灵，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中无可指责。但是，如果某个中国人宣称自己不崇拜自己的祖先，这个人肯定会受到全社会的唾弃。世界上从不曾有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在一年中叫做“清明节”的那一天全民都去惦记或探望阴间的祖先。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在充满现实生活活力的家里给祖先腾出依然存在于“我们之中”的醒目位置。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动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把祖先的坟墓修建得豪华舒适——且不说中国历代帝王们那些至今让全世界游人瞠目的陵寝。

祖先的坟墓是现实生活中最神圣、最庄严的地方。中国大地上那些风景秀丽的向阳的山坡，长满青草树木和开放着各色花朵的半山腰以及平原上被小溪环绕着的草木葱茏的地方，都是祖先们安静地休息的地方。春天来临了，中国人会倾家出动，扶老携幼，带着最丰盛的食品和印制精美的纸钱，来和他们的祖先会面。因为营养不良而面色苍白的孩子们异常兴奋，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平时根本看不到的食品过不了多一会就会成为他们享用的东西。孩子们对春天和煦的风以及温暖的太阳的深刻体会将是永生不忘的记忆。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对这样的情景显然既迷惑又陶醉，因为他觉得这是中国人温存本性的一种绝妙的体现：

清明时节，山上风景如画，人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山上突兀出的一座造型奇异的悬崖在这张炫目的画布上留下了它们的影子。白云在天空中飘过，将一层淡淡的阴影投在了阳光照耀下的山冈上，使其显得更加美丽迷人。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枯黄的草地，在春雨的滋润下重新变绿，远处的青山在强烈的阳光的笼罩下隐约地呈现出暗暗的红色……这如画的风景赋予了散布在山坡上的密密麻麻的墓地以生气和活力。在烈日笼罩下，穿着深蓝色布衫的男男女女略显黯淡，而穿着饰有粉红或紫色暗花白布裙的小女孩儿则成为连接混杂在阳光中所有阴影的一根银丝。这幅由阳光、浮云和山坡上交织的光与影构成的画面充满了诗情画意，它使人们从这片本是静寂的毫无生气的土地上产生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93页。）

但是，洋人们，包括那些与帝国的农民接触最多的传教士们很快就知道了，当帝国的农民们发现自己的这片风景被打扰了的时候，他们面对洋人所显露出表情一点也不“罗曼蒂克”。

义和团农民们的集体行为之一，就是大规模地破坏铁路、矿山和电线杆，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这些洋玩意儿随随便便地闯入自己的家园里来，是这片土地上灾荒、饥饿和一切不幸事件之所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这是义和团发布的重要战斗口号。“火轮船”上有洋兵们护卫，毁坏起来不那么容易，弄不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铁路和电线杆洋人就看不住了，这些东西几乎就在农民们的地头上。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往往穿过了农民们心中不可侵犯的地方——祖先的坟墓。在中国农民的眼里，这是洋人有意对他们祖先的亵渎。修建这些洋玩意儿的外国工程师在设计图纸时把地理的、地质的、气候的所有原因都考虑周全了，但他们没有想到在中华帝国有一个与工程设计几乎没有任何瓜葛的人文问题严重地存在着——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任何在中国人祖先坟墓上动土的举动，依旧会被视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依旧会比设计任何复杂的工程更让设计者焦头烂额。在中国，不要说是修建铁路，哪怕是随便在哪块地里挖一个小土坑，都有可能打扰了某个人的某位祖先的沉睡。

铁路是什么东西？它和帝国农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它凭什么如此横行霸道要穿过村庄的中央？张三和李四怎么可能让它压过自己家的地？谁给的洋人轰隆隆地挖我们祖坟的权利？祖先的尸骨被抛在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不带来灾祸？保不住祖坟的不肖子孙还有什么脸面活着？

帝国的农民们群情激愤，年轻的义和团团员们高举着铁锹铁镐，缠着红巾红腰带，唱着他们的歌谣咒语，奋不顾身地向他们的敌人蜂拥而去——他们的敌人是铺展在帝国田野上的两根钢铁的轨道。他们把铁轨的下方挖空，把枕木点燃，然后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帝国都城北京南面的保定路段、东面的天津路段上蔓延百里的火光在夜色里如游动的长龙。朝廷开始不断接到拳众破坏铁路的电报，铁路的管理方是洋人，因此外国使馆打来的电报更是如同雪片。帝国官军带兵前去镇压，但是到了现场才知道，他们的举动等于拎着一桶水企图扑灭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帝国的马队很快就在青年农民们的嘲笑声中畏惧不前了。突然，朝廷的电报中断了——通往京城上百里路上的电线杆子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而同时，京郊和津郊的农民们家家都在放鞭炮，庆祝房梁上架，他们的房梁上清楚地标有白色油漆写的电线杆编号。帝国政府立刻增加打击兵力，但是，大平原上的茫茫夜色掩盖了农民们的踪迹。同时，同是中国人的朝廷官兵仿佛看见了被激怒的祖先们的灵魂在夜色中时隐时现，他们相信祖先一旦愤怒起来，绝对是大祸临头的预兆，于是纷纷下马磕头，请求游荡的灵魂们原谅自己的莽撞。消息传回朝廷，连慈禧太后都有点心慌。她在深宫的私人小庙里燃起香火，倾听祖先的灵魂有什么委屈要诉说。

以后的中国史书中，都把义和团拆毁铁路的举动放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下，那就是“阻止外国联军的进攻”，也就是说，帝国农民们的行为是与侵略者作战时的必要行动。可是，历史的事实是，当义和团的农民们开始大肆拆毁铁路的时候，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外国联军的部队——渤海湾上游弋的外国军舰不少，但是舰上的士兵还没有在中国登陆。除了帝国的军队偶尔骚扰外，帝国的农民们向铁路的进攻基本上与“阻止”、“进攻”、“作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拆毁铁路的目的是：不允许洋人的玩意儿侵占他们的土地。

在中国人依旧广泛依赖几千年前祖先留下的牛车骡车作为惟一交通工具的时候，西方的铁路已经成为平民出行最普遍使用的经济快捷的交通工具。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种交通工具的范畴而影响着人类生活观念的转变，它是集人类非凡的想像力、伟大的创造力和挑战自然力量的雄心壮志为一体的里程碑。在西方修建铁路的历史上，除了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曾经高举长矛向“钢铁怪物”进攻过之外，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出产”过攻击铁路的故事。速度、利润、方便、快捷，西方人一度把马力最大、造型最优美的火车机车视为宠物，英国人叫它为“红鼻子约翰”，美国人叫它为“风骚女郎”。在已经有了汽车赛时，西方居然也有过火车赛。各国不惜万里重洋，用轮船把自己生产的机车运到美国的大平原上，让各种型号的机车并排奔跑，美国人在那一天如同过节。那时，连美国西部农民都知道，只要把牛羊赶上车厢运到东部，他们就能够换来开发牧场的机械；而最保守的英国农民也明白，只要火车能够通到他的农场，农场里的水果就能卖出惊人的好价钱。

但是在此时的中华帝国里，从皇帝到农民的观点惊人地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东西。中国的牛车虽然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这是一种悠远的伤感；“青山转，绿水还”，这是一种现实的梦境。坐在牛车上面摇晃着，可唱可吟，可醒可睡，可以从容地计算一笔小交易上银两铜钱的得失，也可以触景生情地在冥想中和古老的祖先交流心曲——对中国人来讲，无论是学者还是农夫，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流是片刻不能中断的，因为这是中国人感受自己存在于现实和忙碌于世间的惟一可靠的证据。

1863年冬天，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收到上海27家英法美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至苏州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给了帝国的总理衙门，得到的回答是：“严加拒绝。”原因不详。

第一次看见火车的中国人是幸运的北京人。两年以后，即1865年，一个叫做杜兰德的英国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北京城外修了一条仅500米长的窄轨小铁路，并且试行了小火车。谁知汽笛一响，京城人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惊诧：

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以长可里许之小铁路一条，敷于京师永宁门外之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人诧为妖物。旋经步军统领饬令拆卸，群疑始息。（徐轲：《清稗类钞》13册，第6093页。）

关于这条铺设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的记载见于《清稗类钞》，其文珍贵而有趣。“小汽车”其实就是最简陋的一台小型蒸汽机车，其速度绝不会比马车的速度快多少，但是，在善于想像和夸张的中国人眼里，其速度居然如同妖怪急促飞奔一样。这个玩具般的东西惊动了京城的文武百官，直到它被帝国的步军拆毁，中国人这才放心地长出了一口气。

同年7月6日的《中外新闻七日录》报道了广州的洋人准备修建铁路的新闻，说“西人欲在羊城造一火轮车路先通至禅山”，然后继续往湖北的汉口修建。值得注意的是，这张报纸同时刊登一文，向中国人详细地讲解了铁路的好处，从笔调上看，不像是出自洋人手笔，而如果是国人为之，这个国人真是个罕见的有经济头脑并能迅速接受新鲜事物的时髦人物：

考火轮车为之有用，快逾奔马，捷胜飞禽，每一点钟可行一百二十里。其务求平稳，不尚疾驰者，亦常行八九十里。若由省抵禅，不过四个番字之久，便可到埠矣。车内上客位，窗明几净，铺设整齐，坐卧行走，皆绰有余地。其由省至禅者，每位约收银七分。次客位宛似火轮船之大舱，亦可坐立，但人数众多，颇形狭隘，其由省至禅者，约收银五分。将来此路告成，不特省垣百货流通，既四乡土产，亦必流畅。盖百物往来，瞬息可至，货脚鲜浩繁之虑，客身无昂贵之虞。且彼埠所无者，即来此埠运去，此埠所缺者，即来彼埠返来，以有易无，交相贸易，日行千里，绝不废时，将见赵壁梁珠，悉罗市肆；南金东箭，尽萃民尘。羊城生意兴隆，可拭目而待矣。（《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年7月6日。）

这个连车票的价钱都已公之于众了的修建计划，不知道为什么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了。最大的可能是帝国政府没有批准。

又过了两年，即1867年，帝国政府终于公开表示：不准洋人修铁路为的是“国防安全”。帝国的官员们认为，如果让洋人在中国修铁路，洋人会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大有利于彼，大有害于我”。洋人们所有关于修建铁路的请求，都是别有用心的阴谋诡计。

但是，洋人们一定要修，具体地说，是英国人一定要修铁路。英国是最早侵入中华帝国的外国势力，它有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发展”的野心和雄心——帝国常常忽视洋人们到中国来的“贸易目的”，其实这才是洋人们最主要的“心思”。当时除了日本和俄国，英、法、美并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不自量力的野心”，因为他们“科学”地认为世界上谁也不可能占领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中国不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土著人居住的蛮荒小岛。他们要的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中国开展他们掠夺性的贸易活动，这是他们向海外发展的最大动力。修建铁路，最直接的目的是铺设更迅捷的贸易通道。

英国人要在中国干的事，帝国政府已经无法阻止，这就是19世纪末中华帝国的现状。广州铁路修建计划流产不到一年，上海的吴淞铁路通车了。英国人在给帝国政府的报告中只说是“修路”，修的是铁路根本没提。当火车终于轰隆隆地在帝国的土地上震动起来的时候，恼怒的帝国政府对英方开始了严肃交涉。当双方的官员们打嘴仗的时候，英国人让这条铁路完工了。吴淞铁路全线开通之日，铁路公司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当然参加的都是英国人。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见真正的火车。帝国的南方和帝国的北方对火车的反映居然有很大的不同，南方的中国人看见火车的时候“面带喜色”：

此处素称僻静，罕见过客，今忽有火车经过，即见烟气直冒，而又见客车六辆，皆载以鲜衣华服之人，乡民有不诧为奇观乎？是以尽皆面对铁路，停工而呆视也。或有老妇扶杖而张口延望者，或有少年荷锄而痴立者，或有弱女子观之而嬉笑者，至于小孩或惧怯而依于长老前者，仅见数处，则或牵牛惊看似做逃避之状者，然究未有一人不面带喜色也。（《申报》1876年7月10日《民乐火车开行》。）

但是，即使是南方的中国人，脸上的喜色也没停留多久，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因为铁路的修建而受到了侵害，于是铁路公司立即成为他们主要的攻击目标。帝国的农民们要求修铁路的洋人赔偿他们的原因是：铁路的修建破坏了他们的祖坟和风水。

祖坟问题，洋人们有点耳闻；风水是什么，洋人们就不明白了。

没过两个月，火车压死了一个中国人。史料记载当时的情形是：这个中国人面向铁路行走，火车开过来鸣笛，他走下铁路避让，但是，等火车行驶到跟前时，他又重新“走入轨道”。

中国人立即意识到时机到了。他们群起而攻之，帝国的官员们这一次也不客气了。上海道冯俊光正因为英国人在修建铁路的事情上戏弄了他而心存仇恨，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发泄的时机，于是，官方认可的示威开始了。英国人注意到，示威的中国人中还有不少帝国的士兵。英国人在反复解释“这是正常事故”无效后，被迫停止了铁路的运营。帝国政府立即提出将铁路“收回自办”。

事后，国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被火车撞死的那个中国人实在太迟钝，大概是他就是想死了；有的说是帝国官方收买了这个人故意送死的，为的是给英方施加压力。不管怎么说，李鸿章的话很有趣：“虽是无聊之极思，实亦两全之妙法。”

帝国政府花了28.5万两白银把这条英国人刚刚修好的铁路买回来，然后，把它拆了。

在这之后，在洋人们固执的请求下，加上帝国官方洋务派官员的努力，中国开始正式修建铁路。1881年，帝国政府允许的第一条铁路投入使用，这是一条长15公里的煤矿铁路，从唐山煤井开到胥各庄。这条铁路有轨有车厢，但是没有机车，由马拉着车厢在铁轨上行进。这一年的6月9日，是蒸汽机车发明人乔治·斯蒂芬孙百岁诞辰纪念日，洋务派官员趁机上奏朝廷论及这种机器的“伟大”，帝国政府终于引进了一台机车，命名为“中国洛克”号。中国自办的铁路上第一次行驶了蒸汽机车。

机车刚行驶几天，朝廷突然命令立即停止，原因又和祖坟有关。有大臣上奏说，火车运行引起的震动，“惊扰了皇陵”，使皇祖在地下“不得安眠”。后经过洋人和洋务派官员的反复解释，朝廷才勉强允许机车继续运行。

1888年，大沽到天津的铁路通车。

至甲午时，中华帝国土地上的铁路里程约六百余里。这六百余里长的每一条铁路的修建都伴随着帝国农民们的激烈的反对。

而洋人带进帝国的电报和电话所需要的电线，和铁路一样，也遭到了帝国农民们关于祖先问题和风水问题的困扰。1879年，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帝国在天津至大沽、烟台之间架设了电报线路。1881年，天津至上海间的电报线路开通。电报的开通令中国人关于“距离”的概念为之一变：就在电报线开通的第二年，北京顺天乡试的录取结果经过电报传至上海，在北京科举考试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录取名单就出现在了上海的报纸上，这让中国人感到生活真的是变了。1883年，天津至北京的电报开通，从此，紧急军情，朝廷圣旨，官方通报以及重要商情，都可以通过电报传送。但是，架设电报线就需要埋设电线杆，帝国的农民们坚决反对把这样的杆子埋在自己的地头上，说是洋人们破坏了他们的风水。为此当地官员给朝廷上了个奏折：

顷据乡民联络呈称，外国人擅立木柱后，近日百姓竟有无故暴死者，众情汹汹，禀求照会外国领事，饬令该外国商人偿命。（《近代上海大事记》第221页。）

就在架起电线杆的日子里，村里正好死了一个人，帝国的农民们发现这就是无可置疑的证据——架设电线杆和人的生死是有关系的。

涉及风水的问题还有矿山的开采。

洋人们要开采矿石，但是无一例外地受到当地农民们的驱赶甚至对抗。而农民们的对抗与政府官员们的指使有极大的关系。中国丰富的矿藏引起洋人们的垂涎，洋人们在中国逐渐建立的工业也需要大量的矿产。洋人们在中国采矿受到阻止的原因，仔细翻看史料，满篇皆是的风水问题。帝国总理衙门对洋人请求在烟台开办金矿的批复是：不准，有碍民间风水。

什么是风水？

想开矿但是总是得不到许可的洋人们痛苦万分。走投无路之时，洋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报纸上公开征集稿件，请“高明的中国人”专门就风水问题来稿讨论，并且说，如果一个月内中国人自己还不能把什么是“风水”说明白，中国人以后就可以闭上嘴了——“切勿再言风水二字矣。”

洋人们在报纸上征集稿件时所附的文章，乃天下奇文——这个懂点中文的外国主笔的“之乎者也”居然用得八九不离十。这样的文章登载在中国本土发行的报纸上，“我等外国人”真有点欺我泱泱中华帝国无人了：

风水二字，屡屡言之，我等外国人不识风水二字为何意。况我外国人常于新报刊录水气、火气、力学等等，但未知风水之学。我等外国人讲求学问，岂敢自足？如风水二字实有明证，务请中国名臣博学贤士大人，将风水二字分剖明白，指以实实真据，我等外国人断无有不佩服者。若以虚假之辞欺惑于人，休怪我等外国人非但无所佩服，且觉偌大文礼之邦贻笑于海外也。外国人所云各学，如中国人不信，外国人可指真实凭据，请为证。现今各国公使、各口领事并外国博学等人，风水二字，闻之厌烦。倘中国人能以风水二字实据指明，外国人亦当洗耳领教，而外国人不耻下问，幸中国高明指教。（《上海新报》1866年7月27日。）

但是，泱泱帝国真是有人才，居然“各处士民投稿踊跃”，截稿日期已过，来稿依旧源源不断。中国人的观点说法各异，可谓五花八门：有坚持风水说的；有支持西人开矿的；还有一大批中间派，他们主张洋人应该理解中国；还有人主张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外国人就是外国人，根本谈不到一个“壶”里：“我中国以十八省为天下，余皆外夷也。有风水之理者为华人，无风水之事者为夷人，华夷分别在此耳。”有个署名“四明筠庄氏”的中国人士，“傲对洋人，痛快淋漓”，其文章颇具代表性。他先对中国深奥的文化传统做了一番概括，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历代圣贤后稷、大禹、周公、孔子创作了“天下最著之文化”，风水说就是这种文化中的一部分。如此古老深厚的文化，“夷人”们无法理解是预料之中的事。“夷人”们不赡养父母，不崇拜祖先，一个姓氏竟能够结婚，妇女居然可以管丈夫等等，如此卑贱恶习，哪有资格谈论深奥的风水之说！最后，究竟什么是风水，这位大人是这样论述：

中国士大夫束发受经，幼而学，壮而行，星纬、图谶、山海诸书，莫不明如指掌，即坐贾行商，暇则无有不翻译古今，探赜底蕴者。风水一事，攸关甚重。堪舆家参伍错综，莫不从《周易》中析义得来……盖土有美瘠，山有秀硗，来龙服脉，随地相引。若无风水，何以斯山产金，斯山出玉，南方人物竟秀，北方秉质伟玫？固山灵之钟毓使然，遽可肆言以塞众口哉！（《上海新报》1866年8月5日。）

如此绕了半天，不要说洋人，就是“幼而学”的中国人也未必能弄明白。

洋人反驳道：既然中国人星纬、图谶等书莫不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请我们西人来中国传授天文地理知识？如果说矿产的发现是靠风水，那么我们西方国家每年都发现和挖掘那么多的矿产，难道是我们更懂得风水不成？

只有一个中国人写的文章写得倒是实事求是一些。文章说，所谓风水，中国的“十三经”中根本没有论述，因此，“不经之言，不足信也。”中国的衙门官员竟然以风水之说阻止矿业，实在有些荒谬。什么是中国的风水？指的是阳间的屋子和阴间的坟墓而已——“风水之说，大端有二，曰阳宅，曰阴宅。阳宅则居屋是也，阴宅则坟墓是也。”

原来这么简单。

自然万物是有生命的，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拥有的观念。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观念不同的是，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然的精灵们是一群快乐美丽的年轻生命，它们在森林的空地上和山涧的溪流边跳舞唱歌，皎洁的月光明亮地照射着它们的笑容。而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神灵，是一个老者，灰色的胡须，细密的皱纹，德高望重，俯视人间的一切。这个老者就是祖先的化身，或者是祖先灵魂的化身。在他的身上，集合着中国人企图观察这个世界和改变自己命运的种种传说故事。除了这个老者之外，自然中还有许多魔鬼。这些邪恶的东西在山间徘徊，伺机伤害人类。慈悲的祖先与邪恶的魔鬼时时对抗着，冥冥中的力量时刻支配着人间的命运，或者带来灾祸，或者带来丰收——而是否有福气，就要取决于活着的人对祖先的灵魂的景仰程度和虔诚程度了。

许多中国人认为，阴间的鬼怪不知悄悄潜伏在何处，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它的陷阱。识破陷阱需要专门的知识，为此在中国产生了一批专业从事“风水”的人。他们不但可以听到祖先灵魂的某些告诫，可以识破邪恶力量的某些阴谋，并且还具有“扭转乾坤”的本领。一个村庄流行疾病可能就是因为风水不好，如果根据风水先生的指点，在村头挖一个大坑，就可以使村庄里的人病体康复。一座住宅里出了凶杀案，风水先生立刻能发现其原因所在：住宅的大门朝向不对。于是，把这个大门封上，在另外一个方向上重新开一个大门，这座住宅的“邪气”就被“破”了。洋人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状：中国农村的房屋几乎都是一个样式，几乎都一般高，经过询问才知道，高的房屋会给低的房屋带来风水上的影响，如果谁在盖房屋时考虑不周，很可能招致麻烦甚至官司。

19世纪末，整个中华帝国纷纷指责洋人破坏了中国风水，可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贫苦的农民请求义和团兄弟帮助他拆毁“坏了他家风水”的东西——一条正好从他家的屋顶上通过的电线。但是，义和团的弟兄们正要动手，这个农民的妻子生产了，并且一胎生下了两个男孩儿！于是，这个农民立即奋不顾身地阻止了拆毁他家屋顶上的电线的行为，理由很简单：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男孩儿，而这是风水不好的缘故，现在也许是这条电线的通过改变了他家原来不好的风水。更奇特的是，他的“幸运”立即引起了其他农民的羡慕，讲究实际的帝国农民停止了拆卸电线的“工作”，纷纷向负责施工的外国工程师提出要求，请洋人把电线架在自己家的房顶上。

帝国的农民们相信：风水是一种和现实生命有着密切关联的力量，是一种和死者有着令人恐惧的深远联系的力量。坟墓是祖先灵魂的住所，而风水和坟墓共存，那么，风水和祖先的灵魂也是一回事。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没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就无法解释的事情，那么在愚昧的黑暗中痛苦得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帝国的农民，就只有相信风水这种根本就不存在的力量了。

还是洋人们征集稿件谈论中国风水问题的时候，有个山东籍的中国人对这样的讨论感到很愤怒。他显然是个曾经出过国门的有见识的人，因此他痛恨中国人生活的沉闷和落后：

现在各外国太平，百姓兴旺，足食、足衣、足用，精究天文地理等学，开发各矿，造成铁路、火轮车船、千里电报、火轮机杼，种种有名器具，皆用水、用火、用电以代人力。而且饮食一年精细一年，衣服一年华丽一年，器用一年便宜一年，屋宇一年高敞一年，人则一年快活一年。惟华人拘守旧辙，不能翻新，山珍海宝置于无用，所有一切机巧器用，千百年来未有新出，而天文地理等学更未有突过前人者……按中国诸业俱无努力前进之意，质之天心，宜乎不宜？（《上海新报》1866年9月17日。）

一百年前的质问振聋发聩。

义和团的农民们虔诚地认为，他们正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扭转令人极度失望的生活状况，就是为了使妻儿老小不再饥饿哭号，就是为了祖先不再为他们的无能和懦弱而感到羞愧，就是为了在呐喊和流血中释放压抑了无数代的勇气和力气。

然而，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真正地“一年快活一年”？

8、“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袁世凯接到“署山东巡抚”的谕旨时，心情极其复杂。在这个谕旨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嘉奖”：赏赐“在西苑门骑马”。这对在外省任职的官员来讲，绝对是极大的喜讯。一省巡抚，二品大员，帝国地方官员的最高职位，帝国的封疆大臣，这个官职所能带来荣耀、权力、财富以及所有能够想到和想不到的好处，会令所有盼望任命和升迁的帝国各级官员梦寐以求。野史和民间议论都说袁世凯因为在戊戌年间把康有为一伙人的“革命”计划告诉了慈禧而得到慈禧的重用。其实，从戊戌到如今的一年间，袁世凯一直在天津小站练新军，不但没有任何升官发财的迹象，连北京都没有进过一次。这个任命似乎是袁世凯时来运转的时刻，但是，即使已经坐在巡抚的官轿里前呼后拥地去上任的时候，他心里还是不那么踏实，就是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朝廷谕旨全文是这样的：“命毓贤来京陛见。以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这道谕旨的措辞是微妙的。

毓贤被解除山东巡抚的原因众所周知：因为毓贤镇压义和团不力。其实，毓贤对山东造反农民的态度十分明确：不是镇压不力，而是怂恿和支持。这一点在朝廷训斥毓贤的谕旨上可以看出来：“纯系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不得力，巡抚毓贤固执己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意存偏袒，命即查明各种会匪名目，言行禁止，以靖地方。”朝廷的意思很明白，义和团是“匪”，要坚决严厉地予以镇压，而解除毓贤的职务，就是因为毓贤“意存偏袒”，引起了洋人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抗议，山东的局势也越演越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处分巡抚毓贤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点没有人会感到奇怪，但是，奇怪的是，虽然毓贤被解除了职务，但是并没有见到朝廷下达关于如何处置毓贤的谕旨，见到的只是“命毓贤来京陛见”这句话。作为在帝国官场上混了多年的袁世凯，对“来京陛见”这样的措辞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对于外省官员来讲，这是个该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的事——这是当面向皇上“汇报工作”的意思。毫无例外，这个“来京陛见”的官员必将另外受到特别的重用。

那么，对于义和团这些造反的农民，是应该采取坚决镇压的方式？还是应该走毓贤的老路？朝廷对义和团到底是什么态度？具体地说，慈禧老佛爷到底想在义和团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

这个问题即使是一念之差，也关系到袁世凯今后的生死荣衰。

一向被帝国的官员们认为——并且他自己也这么认为——脖子上长了个狡猾伶俐的脑袋瓜子的官场老手袁世凯，现在糊涂了。

而且，在任命他为山东巡抚时，前面还多了个“署”字，在帝国的官方语言中，这是“代理”的意思。也就是说，这还不是正式的任命，封疆大臣能不能做，还得看他在山东的表现，具体地说，要看他在对待义和团这个目前帝国最棘手的问题上的表现。

袁世凯率领的是一支全部装备了西洋枪炮、人数达7000人的帝国最精良的部队。因为弄不清楚朝廷的意思，这支队伍跟在他的身后缓慢地行军。袁世凯是在等待朝廷进一步的指示。果然，朝廷的谕旨连续不断地到达，但是，看了谕旨的袁世凯更加糊涂了。

谕旨一：山东民教失和，命袁世凯持平办理。——“持平”是什么意思？平均着镇压？各打五十大板？

谕旨二：以拳民聚众滋事，命袁世凯总以弭患未然为第一要义，如始终抗拒，即须示以兵威，亦应该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既要“示以兵威”，又“不可一意剿击”，还要“分别办理”，怎么可能同时做到呢？

谕旨三：以山东民心未定，命袁世凯不可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不可一味操切”，是不是说，得等一等看一看？“民心未定”，是不是说义和团是“我”是“敌”还没有最后确定？

帝国政府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前后矛盾以及延续到1901年的反反复复、出尔反尔——逼真得如同那个叫做慈禧的老女人的性格——这无异于把一个巨大国家的政治命运当成了自家后院里的妯娌吵架婆媳不和，当成了一群智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的一次大喊大叫的游戏。而最悲惨的结局最终是要降落在那些农民的身上，那些待在家里活不下去，出来闯荡同样活不了多久的农民。

袁世凯还没到达山东境内，就接到了探子的报告。那个支持义和团造反并且亲自下令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前山东巡抚毓贤，正奔走于北京的各个王府之间，到处表演义和团的“神功”，据说他当众“生吞了两条活鱼”，并且说义和团的法术“比这个厉害多了”。——不知道能够把活鱼吞到肚子里去与义和团御敌打仗的“法术”之间有什么技术上的逻辑关系。反正毓贤不但受到皇亲王公们的款待，而且还得到一份极其特殊的、无上荣耀的赏赐：一幅慈禧老佛爷亲手书写的“福”字。

因为这个赏赐，美国公使康格正式向帝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当20世纪就要到来的时候，中华帝国的思维却进入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混乱时期，以至于帝国的历史在这段日子里每一天都显得扑朔迷离。

对于农民的造反，帝国政府要强硬镇压是有其必然逻辑的。因为距离义和团运动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农民造反是太平天国运动，而太平军的农民们给帝国带来的动荡，给大清政权带来的威胁，其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当山东的农民打起义和团旗帜的时候，帝国的掌权者至少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农民们造反的“神灵”背景。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企图改朝换代的农民运动，无一例外地都有着这样一个背景，这个背景的含义是可怕的。义和团的北方农民与太平军的南方农民不同的是，前者憎恨上帝，后者热爱上帝。不管热爱还是憎恨，帝国的统治者们明白，被绝望的生活现状逼上梁山的农民们无论高喊的是什么口号，攻击的是什么目标，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现实生活的所有方面全部“打它个稀巴烂”，如果顺便能够把当权的朝廷也打垮了，当然就更妙了——这就是“巨祸”的含义。

所以，在1900年1月以前，大清朝廷发出的关于处理义和团事件的谕旨，口径是一致的：镇压。

但是，1900年的1月，帝国的京城内发生了另一个微妙的事件：慈禧企图废除光绪皇帝。

1900年的1月，帝国的京城内还发生了一件微妙的事件：洋人们坚决反对慈禧废除光绪。

而这两件事发生的前因是：在那个帝国的短暂的春天里，这个古老的帝国第一次出现了变法维新的声音。

于是，一个要使帝国遭受重创的“借刀杀人”的政治手腕悄悄地在慈禧的心中出现了：不管义和团的农民们造反的目的是什么，至少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慈禧眼前非常需要也非常愿意看到的，那就是洋人。

后来的史书好像都有这样的话：那时，义和团的力量，已经是腐败的清政府不可抗拒的了——这完全是一百年后的想当然。已经把几乎占领了帝国整个南方的太平军都镇压了下去的帝国政府，如果它决心对付几个散漫的北方农民团伙，完全可以“一纸严诏即可消弭”，帝国的军队打不过洋人是事实，但还完全不至于连农民的造反都解决不了。农民有头，政府有刀，钢刀下去，贱民尸横，帝国的军队一天之内杀数村老幼半城平民的事情不绝史册。

但是，如果支持这伙把矛头对准了洋人的北方农民，不要说绝对是一种政治上的冒险，就是那些洋人也不是好得罪的——1840年以来，中华帝国在洋枪洋炮的威逼下所经历的每一次屈辱，无不让帝国的政府只要想及便会战战兢兢。

这就是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统治者第一次面对农民的造反而在“剿”和“抚”之间游荡不定的根本原因。

于是，大清帝国政府终于陷入了一个极其矛盾的旋涡之中。

1900年1月12日，山东与河北凡是有教堂、有教民的村庄均成为一片火海。帝国政府发布了紧急上谕，表明对义和团问题的立场：

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然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护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6页。）

只要不是土匪，统统就是良民。这是大清帝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义和团是“合法组织”——这个正式表态的一反常态和违反“逻辑”令人吃惊。因为，在帝国以前漫长的统治历史上，“禁止结社”是无论哪朝哪代都严格执行的酷法。结社就是谋反，这是铁一般的逻辑。不要说是一个已经公开烧杀的结社团体，就是仅仅听到一点谁要结社的风声，帝国的各级衙门就会立即四处侦探，大肆捕捉，用不着朝廷特殊的谕旨，也定会以斩草除根为后快。但是，这一次朝廷“不管会不会，教不教”了，千百年来帝国的统治突然例外了。

这道上谕发布的时间是形成它的内容的关键。此时，那个试图变法强国——改变祖宗的规矩，恢复自己的帝权——的光绪皇帝的皇位由于洋人们的反对甚至威胁，没有按照慈禧的心愿予以废除，事情仅仅进展到立了一个小孩子当王储就进行不下去了。而在慈禧的周围，以这个小孩子的父亲端郡王为代表的排外势力已经形成规模。

1900年1月23日，鉴于许多外国传教士被义和团的农民们捕杀，京城内的各国公使终于开始聚集在一起讨论十分紧急的局势了。这天是各国公使们召开研究局势的第一次会议的日子，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德四国公使。会议最后决定，向清政府发出一个联合照会，要求清政府“发一道上谕，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结社”。公使们所说的“两个秘密结社”是指义和团和大刀会——实际上，在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处，这两个“秘密结社”早就团结在一起，以义和团的名义公开活动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面对洋人们的照会，距离那个“不管会不会，教不教”的上谕发表不到两个星期，帝国政府又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各地严厉查禁义和拳。——显然这个上谕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发出的，是给洋人们看的一种姿态。

可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落实这条上谕的速度很快，7000洋枪洋炮的官兵立即出动，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义和团的行动。袁世凯本来就是一个主张对义和团骚动采取坚决镇压的官员。对于朝廷的上谕，他有他的“抗辩”：义和团“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保护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什么“保护身家”和“仇恨洋教”，统统是幌子，义和团的农民们纯粹就是要造反：“不管是团是会，私团官练，断不可行，如此下去，必酿巨祸。”袁世凯作为帝国的军人在对造反农民这个问题上竟比帝国的朝廷有着较为清醒的政治判断。现在，既然朝廷有“严厉查禁义和拳”这样的上谕，他就毫不迟疑地立即动手了。

农民的“法术”根本不是帝国正规军洋枪洋炮的对手，没过一个月，袁世凯就把山东境内的造反农民肃清了。在袁世凯的部下中，有在帝国消亡之后依旧“风光”过的著名人物，如张勋和曹锟，尤其是在民国时期企图“复辟”的“辫子军”统帅张勋，有一天之内杀掉“拳匪”500人而受到袁世凯重赏的记录。不是朝廷反复强调，义和团有“良莠之分”么？袁世凯便宣布，他杀的是那些“伪义和团”，而不是“真义和团”。因为他知道，无论是谁，也没有办法甄别一个饥饿绝望的农民的“举事”动机到底是“伪”还是“真”。

袁世凯，这个帝国的省级官员，竟然在这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问题上，如此与朝廷的意思相违背，至今仍然是个没有明确答案的历史疑团。惟一值得深思的是：袁世凯肯定受到或者得到了帝国南方各省高级官僚们对义和团运动态度的影响和支持。受到现代商业和现代思想影响的帝国南方官员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团体，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他们在1901年的观点和动作，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有趣的现象之一。

但是，袁世凯仅仅是肃清了他地面上的义和团，而那些农民们在他的驱赶下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装做不知道——他等于是把义和团的农民们赶出了他所负责的山东省的地盘。义和团的农民们从山东进入了直隶，山东、河北的义和团聚集到了一起，于是造反的规模和力量更大了——老佛爷舍不得“剿”的义和团不但依旧存在，而洋人们总拿山东的“治安”问题向老佛爷发难的危机又被袁大人解决了，袁世凯两面都可以自圆其说。至于把义和团赶到了直隶，而直隶是包括天津与北京在内的省份，帝国北方国防的门户和帝国皇家的都城也许会受到更直接的威胁，这一点袁大人可就管不着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能够在帝国灭亡之后直到民国时期依旧高官照做骏马照骑的袁世凯。

直隶总督裕禄，满族贵族，是一个典型的软弱平庸的大员。他原来也和袁世凯一样，对义和团持坚决的镇压态度。他命令驻守天津附近的军官聂士成动手，追杀了不少“拳匪”。但是，他的政治经验比起袁世凯实在是差得太远，他最后的结局是几个月后在一个肮脏的马圈里用手枪自杀了。他是旗人，自认为他对帝国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比袁世凯这个汉人揣摩得要更加透彻，他敏锐强烈地感觉到了慈禧太后有支持义和团的意向，于是，他立即决定采取的策略是：不是不管，也不能真管；不是不剿，也不能真剿。拿他的话讲就是“剿抚并用”。后来的中国还常常可以听到类似的一个名词：不作为。但是，作为一名防务大员，这种“策略”实际上就是纵容，而且纵容到了直隶总督衙门居然成了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的“天下第一坛”，3万之众的义和团员整天在衙门里演练刀枪不入的程式。为了试探慈禧的意思，裕禄拨了20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当“军费”，邀请义和团进入天津。结果，慈禧在他的后面又“追加10万两”。他立刻觉得自己押宝押对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荒诞地封义和团的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轿子，再把衙门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的农民们取用。

天津城乱了。

帝国的官员可以支持，但是，洋人们要行动了。

3月10日，京城内的各国公使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多了个意大利。会议最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如果帝国政府不再次明确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他们就要进行各国海军的联合示威。

3月，义和团在河北境内的活动达到高潮。

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再次发表联合照会，实际上这是一份“最后通牒”：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他们将“代为剿平”。这是一个企图对帝国内政进行武装干涉的明确信号，然而大清朝廷没有或是不愿敏感而清醒地认识这个信号的确切含义。

一个星期后，俄、法、英、美等国的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组织了“示威”。

5月12日，直隶首府保定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民教冲突。这个村的村民们要请戏班子来唱戏，戏台没有按照通常的习惯搭在神庙，而是搭在了一户“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前，村民们把神像从神庙中请了出来，放在了这户教民家的台阶上。教民们感到受到了侮辱，于是把神像踢了。不信教的村民们立刻把村里的教堂砸了。官司打到保定府，在外国主教的威胁下，官府判决村民们不但要赔偿教会250两银子，而且还要摆酒席宴请教民和主教，并在宴会上向主教和教民们磕头认罪。怒火万丈的村民们立即做出“花大价钱请义和团拳师”的决定。在村头“拳坛”的香烟缭绕了整整10天之后，村民们和义和团们一起动手了：12日夜晚，这个村里的30户教民家庭遭到彻底洗劫，30户人家的男女老幼全部被杀。

北京。深夜。西什库教堂内一间房间的灯光彻夜未熄，一个名叫法维埃的法国主教正在伏案写信。信是写给法国公使的：

公使先生：局势已经日益变得严重和危险。在保定府，七十多个基督教徒被屠杀，其他三名新入教者被乱刀砍死……北京四周已经受到包围，拳众日渐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个烟幕，义和团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的外国人，这个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了他们的旗帜上。义和团的同盟军正在北京等待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这里的我们的日期已经确定，我们已经处于和一八七零年天津惨案前夕同样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先生，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您给我们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来，以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过去在不很紧急的情况下，也曾经这样做过。我相信，我们的谦恭的请求，您将惠允考虑。（张超：《八国联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15页。）

这是一封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著名的信件。它的著名之处在于，这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从外国人的口中第一次说出“派遣军队保护”的话。这位法国主教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的这封信不但引发了中华帝国的一场灾难，而且几乎影响了这个东方帝国的历史进程。

法维埃，中文名字樊国梁。1862年25岁时来到中国，至他写信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待了近四十年。他身材高大，说一口地道的京腔汉语，身穿一身中国式的长衫，脑袋后面和大清臣民一样留着条辫子。他不但是外国在华人员里的“元老”级人物，还是受到过中国皇帝亲自任命的“官员”。同治、光绪两朝皇帝都很器重他。身为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中国皇帝居然颁发上谕，授予他二品顶戴，其级别相当于巡抚、总督，其在中国的资历和地位可想而知。在中国居住的漫长的经历和在帝国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使樊国梁完全能够了解中华帝国的风土人情、礼仪习俗、民族性格以及官场作风，因此，帝国北方农民的骚动和义和团的兴起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凭借在中国多年的政治见闻已经嗅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眼前，他担心的不仅仅是他居住的那间教堂的安危，而是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的命运。令人惊异的是，他不但把义和团的实质看得十分透彻，而且对将来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以袭击教堂开始，以袭击使馆告终”的行为竟然也猜测得准确无误。

帝国的政府对他的臣民的了解远不如法国人樊国梁。

第二天，樊国梁主教的信就像一份号召书，在京城使馆区内所有的驻华公使中广泛传阅了。

5月20日下午，各国公使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参加国已经扩大到11个：英、法、美、德、俄、日、意、奥、葡、比，会议由西班牙公使葛络甘主持。会议首先宣读了樊国梁主教的信，尽管每一位公使都已经读过了，但是再宣读一遍是必要的，可以加强会议沉重的氛围。法国公使毕盛再次确定了这封信的“可信程度”，说樊国梁在中国居住了近四十年，他的分析应该具有“权威性”，而且就当前的局势看，洋人将要面对的危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暂短的沉默后，德国公使突然建议：仅仅派遣使馆卫队来是不足以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要派军队登陆，为保护外国人的安全而进军北京！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让中华帝国备受纷乱和屈辱后，帝国主义们的真正的愿望终于说出口了。

俄国公使立即附和：完全同意！

其他国家的公使紧闭着嘴不说话。

翻开帝国主义侵入中华帝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对于列强们来说，每一次侵入最大的困难不是武力不够，而是借口难寻。他们每次最后找到的借口几乎都是些无法载入正式外交文件的不成其为“事件”的“事件”——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大国，中华帝国实在是太“规矩”了，它既没有武装进入其他国家开辟什么“势力范围”，又没有在海外挑起类似抢劫和绑架这种“像样”的国际纠纷，更没有占领过一寸别人的土地挂上自己的国旗——外国军队要武装挑衅和武装侵入这个东方帝国，说得过去的外交上的“适当的理由”实在是太稀少了，这几乎成为帝国主义们的一块心病。

现在机会来了。

可以肯定地说，在座的每一位公使，都无一例外地已经和他们本国的政府就这个问题不知道研究过多少次了。面对中国农民突然发难这个严重的现实，对于列强们来讲，虽然传教士和经商的外国人的生命可能有点损失，但是，这个局面绝对是令各列强国兴奋不已的。因为，“在事态扩大的时候，便理直气壮地进行武装干涉”的打算在帝国主义们的心里已经盘算许久了。

德国人早就开始这种行动了。前几年他们已经派遣军队在中国的胶州湾登陆。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讲，军队不用派遣，它就在中国的山东存在了。

俄国，是对中国有强烈领土野心的国家，是与中国有陆地接壤的惟一列强。如果武装干涉中国，俄国也不存在什么派遣问题，它的军队直接可以走进中国领土。况且，俄国从国内调集的兵力已经运送到了中国的旅顺口。

法国人也有准备。法国公使前两个月已经向国内发出了请求调兵的电报。

但是，其他各国却没有这么“方便”。要派军队来中国，需要时间。所以，他们不能现在就迎合德国人的建议，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在“进入”中国的步调上落后于德国和俄国，这是很吃亏的事情——他们不是不同意德国人的建议，他们需要的是往后拖延一下时间。

于是，英国公使窦纳乐建议“诸位沉着应变，不要操之过急。”

美国人立即表示赞同窦纳乐的建议。其他各国公使随声附和。

最后，在法国公使的建议下，各国公使达成了一致：给中华帝国政府提出联合照会，限定帝国政府“五天内”给予“满意的答复”，不然，各国将再次举行军舰“示威”——如此“蛮横的、命令式的口吻”，令人不敢相信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文件，而像是外国公使代替一个主权国家制定的一份“戡乱法”：

一、凡参加拳会操练，或在街头制造骚乱，或继续张贴、印刷、散发威胁外国人之揭贴者，均予逮捕。

二、义和拳集会之庙宇或场所的所有人和监护人，均予逮捕；凡与义和拳共同策划犯罪活动者，均作义和拳论处。

三、凡负有责任镇压措施之官员，犯有玩忽职守或纵容暴徒之罪行者，均予惩罚。

四、凡企图放火、谋财害命之首恶，均予处决。

五、凡在目前骚乱中帮助及指点义和拳者，均予处决。

六、在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这些措施，以便人人知晓。（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49页。）

没有照会给帝国政府的是，各国公使还达成了另外一个一致：各国迅速“做好武装登陆的准备”。

“五天内”，这意味着帝国政府答复的最后期限是25日。

接到照会后，惊慌失措的帝国政府立即发布了一系列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包括以步军统领、监察院和顺天府衙门联合名义发布的维护北京城安全的《禁拳章程》和《告示》：“严格禁止练拳”，“聚众演练者，邻右同坐”，武卫军出发去“武装弹压”。

到这时为止，不管帝国政府是不是真的要处理义和团，局势已经到了为时已晚的程度了。

照会规定的最后期限一到，26日，京城内的各国公使召开了第五次会议。会议明确了各国出兵干涉中国义和团事件的决定，并且派了两名代表为此直接和帝国政府交涉。

28日，消息传来，洋人们更加不安了：义和团不但烧毁了丰台车站，津京铁路也被破坏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距离帝国都城路程最近的天津港，一直被帝国主义们视为得意时“进入”和危机时撤离的最重要的地点，京津铁路一旦中断就意味着各国驻京使馆的“后路”已经断绝——外国公使们已经被仇恨他们的帝国农民包围了。

这一天，帝国政府经过反复斟酌后，再次起草了严厉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公告》的草稿被交到了外国公使们面前。负责接待帝国官员的法国公使毕盛把这份草稿扔在一边看也不看。当天晚上，帝国政府又收到了一份照会——其实这是一份“命令”，内容是：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使节，已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大清朝廷提供运输便利。

中华帝国政府立即表示，不同意各国向北京派遣军队。

无论帝国政府怎样声明、警告、恳求，各国公使们一概不予理睬了。

30日，天津大沽口海面上，洋人的12艘军舰冒着滚滚浓烟势不可挡地开始向天津港开进。它们是：日本军舰“爱宕”号，英国军舰“阿尔及灵”号、“奥兰度”号，俄国军舰“朝鲜人”号、“德米特里·顿斯柯依”号、“大西索”号、“纳瓦林”号、鱼雷艇两艘，美国军舰“纽瓦克”号，法国军舰“笛卡儿”号，意大利军舰“爱巴尔”号。

外国军舰没有受到帝国方面的任何抵抗，帝国甚至连抵抗的姿态都没有，尽管中国的海岸布满了坚固的炮台、从外国进口的质量优良的大炮、充足的弹药和大量的守军。

当晚，各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在天津登上了中华帝国的国土。

外国军队已经在天津登陆，各国公使才向帝国政府宣布：无论帝国政府准许不准许，各国军队在中国登陆并且要进入北京的现实已经不可更改。帝国政府如能“善意地答应”，那么，外军只驻留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而如果帝国政府反对，后果就“很难预料”了。最后，各国公使勒令帝国政府：必须当晚把外国军队将要进入北京的决定通知直隶总督裕禄——外国军队有选择前进方式的权利，向直隶总督通报是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因为洋人们已经知道，虽然直隶总督裕禄没有给他的官兵下达阻击外国军队的命令，但是这个负责都城地区安全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下达了一个类似小孩子玩游戏般的、颇有些幽默感的命令：禁止外国军队乘坐火车。

第二天，5月31日，一个初夏以来十分闷热的早晨，帝国的总理衙门答复各国公使：把原来反对外国派遣军队进入北京的决定改为“同意”。但是，各国来京保护使馆的兵力每个国家不得超过30名。

同一天，直隶总督裕禄接到帝国总理衙门的指令：允许外国军队乘坐火车。把阻止外国军队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和同情义和团的帝国正规军从铁路线两侧调离，“以防冲突”。

然而，即便是帝国政府如此艰难屈辱的答复也已经形同一张废纸。外国公使们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限额”：每个国家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兵力以75人为限。

5月31日下午19时，夕阳已坠，天色未暗，漫天残霞。外国的军队自天津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在这个世界上，自从各国互相派驻使馆之日起，就有一条各国都要遵循的严格规定：使馆的保卫由所驻国负责，进驻国不得以确保使馆安全的名义或者其他任何借口，向所驻国派遣一兵一卒。向一个国家派遣武装力量——除非受到邀请，任何这样的举动，哪怕是一个暗示，都是对这个国家最严重的挑衅和侵略。这是涉及主权尊严和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是国际关系中常识性的国际法准则。

堂而皇之的国际法，在中华帝国的国土上却成了例外，仿佛中华帝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谁都可以来“维持秩序”的公共场所。

悠久的文明，厚重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偌大的国土，然而中华帝国既没有尊严可言，更谈不上国家安全。

更奇特的是，帝国政府对此不但没有拒绝和抵抗的权利，而且还要在“运输上和安全上给予充分的保障”。

各国公使开给帝国政府的联军人员名单和武器清单是：英国军官3名，士兵72名；美国军官7名，士兵56名；日本军官2名，士兵24名；法国军官3名，士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士兵71名。各国官兵携带常规武器和弹药。另：英军携带“努登费尔”机枪一挺，美军携带“柯尔特”机枪一挺，意大利军携带一磅炮一门。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中国人牢牢记住的人——一座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巨大汉白玉牌坊至今立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一个公园里——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距离自己的死期不足一个月了。在得知各国军队已经向北京进发的时候，克林德显得格外兴奋。他说：“先生们，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9、混乱的局势

6月1日清晨，各国军队到达北京。

这支军装样式和颜色各不相同的花里胡哨的外国联军以及他们携带的洋式武器一进北京，立即引起帝国臣民的围观和议论。这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刻，各种传闻像帝国北方的晨雾一样四处飘散。京城无论是城郊还是城内，已经出现一些混乱的征兆。围观的中国人惊奇、冷漠、惊慌、茫然，各种表情在一片灰黄色的脸上变换不定。人群中平地里突然响起一声呼哨、一声吆喝，如同那些义和团们的一种信号，中国的平民和外国官兵一起不安起来。

各国官兵到达了使馆区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公使、公使夫人、孩子和所有的外国工作人员都欢呼起来。然而，洋人们没能欢呼多久，新的恐惧又来到了——如果他们要想活下去的话，这些军队根本不够，因为，这时的北京城四周，已经是“山河一片红”了。

朝廷为“以防冲突”把铁路线两侧的官军调离的上谕一下，好像是一个号召令发出了一样，各种类似义和团的“团教”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所有激动的青壮年农民，全都称自己是“无敌神拳”，全都称自己要“扶清灭洋”。当官军遵照上谕从铁路边调离时，一些行动慢了一点的官兵，立刻成为农民们打击的目标——实在闹不清楚帝国的农民们到底是“反对洋人”还是“反对政府”，而这个界限从来就没有清晰过——官军的官兵们对义和团的农民们有一种无法解释清楚的反感和对抗情绪，无论朝廷的上谕是什么意思，帝国正规军的官兵与义和团农民之间的冲突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从史料记载上看，义和团的农民们所进行的真正的“战斗”，其敌人十有八九不是洋人的军队而是帝国政府的军队。

5月24日，帝国武卫中军的一个分统（相当于旅长）连同自己的士兵遭到义和团的袭击，士兵们漫山遍野地逃亡，而那个分统被农民们用乱枪捅死。

紧接着，义和团“拳民万余”进入北京的南大门保定。这回，保定洋人们的灭顶之灾来临了。保定的洋人大多数不是传教士，而是工程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正在修建“卢汉铁路”——即从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是今天的京广铁路的北段。保定附近的农民，那些兴高采烈的青年，听说要杀洋人，群起而响应。而那些因为洋人修建铁路而失去车船店脚生意的行业人，更是“蜂起应之，约四万人众。”帝国政府只有派官军护送这些洋专家和他们的家属突围。但是，当地衙门里的官员对护送行动不给予积极配合，更严重的是，被派来护送洋人的官军中，突然有一部分人宣布倒戈，就地参加了义和团。绝望的洋人们顿时哭成一片，扶老携幼四散奔逃。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这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连同家属共41人，最后逃回天津租界的只有9人，散落在各处活下来的有23人，就是以上这些人也全部严重受伤，奄奄一息。另外的9人始终没有查出下落，肯定是死在帝国农民的乱刀之下了。

5月27日，聚集在涞水陈家庄和石亭镇的义和团经过“亮队操演”之后，向涿州进发。帝国农民们的理由是：“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

涿州，被当年的乾隆皇帝称为“天下第一州”的古老小城，距离北京城仅仅数十里之遥，向来被兵家看做是“与北京共存亡”的京畿要塞。因为涿州城谈不上有什么城防，所以数万义和团片刻即蜂拥城内。义和团的农民们冲进了他们从前看见那个大门口就浑身发抖的知府衙门，发现大堂上端坐着个官服整齐顶戴花翎的官员，这个官员声明自己正在用“绝食”的方式“殉职”，他就是涿州知府龚荫培。这是一个倒霉的官员。义和团攻城，他守不是，弃不是，从来没有这么为难过。原因很简单：朝廷的“剿抚”态度不明。于是，守，就意味着与义和团作对；弃，就意味着自己失职。在中国，地方官员最大的罪行就是“失节弃土”，这是肯定要砍头的。走投无路的龚大人最后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招：绝食殉职——没有态度，只是自己自愿不吃饭，朝廷和义和团两面都不好定罪，弄好了最后不至于真的饿死。

在龚荫培绝食的时候，无论是饿得两眼昏花的他还是全国的官民，当然还有洋人们，都急切地盼望着一个人的表态：对义和团，到底是支持还是镇压？帝国对这个问题的决策已经到了一刻都不能延误的时候了。

这个一言定乾坤的人就是那个住在颐和园里的女人慈禧。

根据“升平署”档案记载，即使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女人依旧保持着她的爱好：观赏戏剧。照例是《跳灵官》、《连升三级》、《白门楼》、《蝴蝶梦》、《万寿无疆》。戏刚演到一半，她的心里就舒坦了。下旨：赏。太监们把散碎银扔到戏台上去，演员们磕头谢恩。

此时的涿州知府并不知道，慈禧派出考察的大员的轿子已经距涿州不远了。

1900年6月5日，军机大臣赵舒翘在顺天府尹（北京市长）何乃莹的陪同下，奉慈禧的旨意，向义和团闹得最热闹的涿州出发。他们的公开使命是“宣抚拳勇”。而真正的使命只有他们清楚，那就是根据老佛爷的亲自交代，考察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是不是真的。

这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使命在当时却是极其严肃的。在关于“神灵”的问题上，慈禧也是中国人中的普通一员。她目前的想法和一般的官员没什么两样：如果义和团的农民们真的有他们自称的神奇“法术”，那么，洋人们的洋枪洋炮就没必要惧怕了，就让义和团的农民们把总是和帝国政府作对的洋人们杀光算了。当然，如果义和团的农民们没有这个本领，就镇压或者解散他们，再和洋人们坐下来慢慢谈。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思维基础，那就是：慈禧至少对农民们的“法术”存在相当的幻想，寄托着极大的希望。

6月7日，赵舒翘到达混乱的涿州。这个帝国的高级幕僚看见的是这样一座城池：四座城门上大旗招展，旗帜上写着“扶清灭洋”的大字。城墙上站满了头裹黄色和红色头巾、手持长矛和刀枪的青年农民。义和团团员们已经不是杂乱的农民打扮了，而是有了统一的“制服”——因为大多是红色，于是涿州全城上下红彤彤。义和团的成员，也已经不是清一色的农民了，小贩、车夫、衙役、脚夫、理发匠和泥瓦匠，当然还有逃犯、乞丐和所有的流浪者，仿佛帝国北方下层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这个造反的行列。全城的义和团和平民混杂地住在一起，并且实行了“抽丁守城”的政策——家家户户都要出人站岗。城门把守极其严密，出入城的人都要被搜查。义和团接管了原来帝国的官员们管理的一切军政事务，官员们都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剩下一个饿得半死的龚知府。

赵舒翘，同治年进士，供职于刑部。戊戌年间已官至刑部尚书。慈禧曾就“康党”的审问和量刑问题询问过他，他的回答是：无须审问，立即正法。可以说，对谭嗣同等“六君子”死刑的执行以及对康有为、梁启超的严厉追捕，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对于这样一个官员，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对他多有赞扬之辞。赞扬集中于他对法律的精通，说他是个清廉的官员，“潜心法律，博通古今”，“《大清律例》全部口能背诵，凡遇大小案，无不迎刃而解。”也许是由于戊戌年间的表现，赵舒翘如今已经入主军机处，是朝廷里大权在握的人物了。此次涿州的差事，也许是他为官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事情，因为他很明白，他对义和团的判断结果，将影响慈禧太后制定策略，而判断的正确与否，他的身家性命先不说，那是直接关系到整个帝国安危的。

以赵舒翘的学识，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义和团农民的那套“法术”。他的观点是：如果帝国的农民们真有那么大的“法术”，60年前不就可以把洋人挡在国门之外吗？何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赵舒翘被涿州的义和团首领们视为上宾，他们恭敬地把他迎接到知府衙门。

赵舒翘要看义和团们演练“神功”。义和团首领说，随时可以观看验证。

于是，义和团们专门为赵舒翘演练了一回，地点是在涿州城内的一个义和团设立的“坛口”。所谓“坛口”，想必是一块四周香炉升烟、红旗飘扬的空地。在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头顶明晃晃的骄阳，赵舒翘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义和团的演练，不如说是帝国青年农民们的“演出”。

“演出”的顺序是：

一、发誓。在大师兄的带领下，几个义和团团员在香炉前列队，然后开始嘟嘟囔囔。他们说的是义和团的“团规”，内容包括不贪财、不抢掠、不近女色等等。——赵舒翘一条都不相信，他可以肯定，这几个团员身上那些花里胡哨的衣服，就是用抢来的布做的。

二、上法。每个义和团团员头上都扎着一条红色或者黄色的头巾，头巾里面藏着请“神”的符咒，实际上是一张纸条。你想请那位神仙，就把这位神仙的大名写在符咒上即可。义和团团员们跪在地上，由师傅分发纸符，发到谁，就在谁的头顶上念咒语。——赵舒翘平生看到过这样的“仪式”，似乎是乡村的巫婆给一个害了瘟疫的孩子“问诊”。

三、魔法展示。一个少年农民，真正的义和团打扮，先是突然倒下，死了一样一动不动，然后突然跃起，开始舞弄起手中的刀来。他的舞弄纯粹是“乱舞”，而且口中念念有词，时而嬉笑，时而大吼，双眼瞪得要出血，嘴里吐出白沫，头晃得像铃铛，双脚踢得尘土飞扬。舞弄一阵子后，突然倒地又不动了，只见胸脯由于剧烈的喘气而上下起伏。师傅介绍：他“卸法了”。“老团员”会这样舞上整整一天，这小子还是个功夫不到家的新手。——赵舒翘认为，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这种演练都不是精神正常的举动。

四、神灵附体。这是义和团们感觉最好的项目。一下子上来好几千人，师傅先开场，走路都带着戏剧的舞台步态，说话的时候，“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然后，团员们依次向前走一步，有点“亮相”的味道，并且大声地宣布自己是哪位“神仙”：“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报名的时候，根据神仙的实际情况，加了形体的模拟，比如自称是铁拐李的团员，就瘸着走路；自称是何仙姑的团员更有戏剧表演天才，因为他要装出女人扭扭捏捏的样子。——赵舒翘有点恍惚，好像自己此时身处下等戏园里。他只想喊一声倒好，把这些蹩脚的“演员”轰下去。

恍惚之中，就有快板说唱：

今年是咱光绪二十六年，

五禅老祖下了老虎高山。

第八封仙衣的叫罗盘，

来到涿州地，就把那场子安。

老的学艺三天整，少的学艺就在眼前。

学会了艺，避枪炮，不怕刀剁斧砍。

黎民们，起来吧，来了救命的活神仙。

起来吧，杀洋人，保住咱大清好江山。

快板声中，万声附和，声震四方。

接着，义和团们还表演了“刀枪不入”：一个团员在距离另一个团员不远的地方“开枪”，被子弹击中的团员竟然“毫发无损”。——赵舒翘突然想到史书中记载过的往事：东汉黄巾起事，张角聚集数十万人，声称奉五斗米教而有法术，言他们归玉皇保佑，刀剑所不能伤。但是，后来这些头裹黄巾的农民，哪个真的“刀枪不入”？被抓了，一刀下去，个个身首分离。

演练完毕，请大人评判。

赵舒翘什么也没说。不，他还是说了一句话。根据史料记载，他慢悠悠地说：你们还是回家种地去吧。

义和团首领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朝廷杀了那个镇压义和团的帝国军官聂士成。赵舒翘回答说：不妥。

赵舒翘要回北京了。他怎么跟慈禧汇报，已经想明白了：靠这样的一群农民，帝国的前程真的要完了。

但是，他还没动身，军机大臣刚毅到了。

慈禧派往涿州考察的官员中，原本是有刚毅的，他只是晚来了一步。

这就是历史。如果没有刚毅的到来，也许历史会是另一个样子。

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赵舒翘如何向慈禧汇报义和团的真实面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直到那时，朝廷里还没有人亲眼见到过义和团的“法术”，更没有人像赵舒翘这样置身于义和团之中。在慈禧看来，赵舒翘所说的应该绝对是真实的。

但是，刚毅来了。

刚毅，满族，出身贫寒，以满文翻译起步，至死也没认识几个汉字。史料记载他的“事迹”，多为“贪婪”和“狡诈”。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妇幼皆知的一个叫做“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著名案件中，他却是一个“主持公道”的好官。那时他仅仅是刑部侍郎，居然能够把天大的案子翻过来，而且还得到了朝廷的信任，所以他的为人绝不是一个“贪婪”和一个“狡诈”就能定论的。说他贪婪狡诈的由来多是在他从京官外放到广东任巡抚时，给慈禧送了一些生日银子。慈禧的寿辰，帝国哪一个封疆大臣不争相送上贵重礼物？慈禧不缺银子，只是刚毅送的银子有点特别。当时，全国只有广东已经不用银两交易而使用银币，刚毅让铸币厂专门制造了3万枚崭新的银币送到了北京。慈禧一看，银光闪耀，喜欢得很。刚毅从广东调回北京，先在户部，又入军机，成为帝国政府的重臣之一。

刚毅有两个特点很突出：一是由于不认识汉字，经常在文字和语言的使用上闹出荒唐的笑话。这些笑话，满朝文武茶余饭后都能说出几个来，于是他被看做“昏庸无能”。二是他痛恨洋人。他是洋务派的死对头，他把一切办理洋务的人都称做“汉奸"”。他现在对洋人更加痛恨的原因是，他是鼓吹和协助废帝建储的主角之一，而洋人对废帝的干涉使他仇恨满腔。结果，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中他成为坚决支持义和团的帝国高官之一。

刚毅来到涿州，听了赵舒翘准备向慈禧“汇报”的内容，立即说：“展如（赵舒翘之字），万不可铸成大错！”

这句话只有赵舒翘才能听得懂。

同是军机，但是，刚毅是满族，是端郡王最亲近的人，是慈禧最信任的大臣。自己是什么？赵舒翘这时甚至有了一点后怕：幸亏刚毅来到了涿州，不然真要铸成大错了。

回到北京的赵舒翘犹豫了三天，终于没把自己写好的奏折呈送给慈禧。

他采取的是当面禀报的形式。

赵舒翘的当面禀报是奇怪的，连慈禧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慈禧问他义和团到底可不可靠，赵舒翘只是一个劲儿地手脚并用地比划，把他所看见的表演尽可能真实地模仿了一遍。无论慈禧怎么问，他只是就这么比划着，拿慈禧后来的话说，他就是没有一个正经主意的回复。

这是慈禧后来的话了，是说给洋人们听的，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但是，当时赵舒翘知道，他最好的回复是什么也不回复。

后人说，是他以“表演的语言”误导了慈禧。

那一天早晨，当赵舒翘走出紫禁城的时候，他长长地出一口气，然后对身边的人说，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无罪了。

一年以后，因为是洋人们开列的“惩办”名单上的一个，为了洋人的事竭尽了心力的赵舒翘被迫自尽，死亡的形式和过程都极其恐怖和痛苦。

住在颐和园的慈禧此时心情烦乱。这样的情形在她的一生中并不多见。她是一个倔强蛮横的女人，历经过政治上的惊涛骇浪，有“拿得起，放得下”的罕见的性格。但是，义和团，这个显然带有农民造反性质的运动，如今令她这个掌握着帝国最高权力的人备感不安。她从来没有相信过农民们所标榜的“扶清灭洋”的口号，她的经验告诉她，骚乱的农民们“灭洋”虽事出有因，但“扶清”绝对是一个幌子，大清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次真正为保卫朝廷而自动揭竿而起的农民运动。如果局势一旦失去控制，洋人灭不了，把大清帝国灭了倒是有可能。

慈禧召见了她多年的心腹，军机大臣荣禄。荣禄把义和团破坏铁路的详细情况向慈禧报告了，慈禧“闻之大惊”。接着，荣禄要求辞职，说他这几天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没办法再干下去了。在是否让外国军队入城的问题上，庆亲王认为300洋兵，武器又少，并不碍事，命令端郡王等人“勿阻洋兵入城”。而荣禄的意见和庆亲王相同。荣禄是“城防司令”，有权下达准许洋兵入城的命令。但是，以端郡王为首的皇亲为此而发难，大骂荣禄“汉奸”，扬言“几百个洋鬼子，怕他做甚”，并且说若群起而攻之，洋人们一个也跑不了。端郡王给步兵统领崇礼下达命令，让他坚决把洋兵挡在城外。当得知洋兵已经进城之后，端郡王便说，荣禄一日不除，太后一日不会支持义和团。端郡王的意思很明白：荣禄不除，他的儿子就当不上皇帝。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荣禄是坚决“力言义和团无用”的人，并且左右着慈禧的态度；可是，连荣禄都明白，天下谁能左右得了面前这个面无表情的女人！

慈禧已经看到了一个参劾荣禄的奏折，是甘军首领董福祥写的。董福祥声称要不是荣禄从中作梗，给他五天时间，他就能把北京的外国使馆"“攻毁净尽”。慈禧没有答应荣禄的辞职请求，但她又说董福祥虽是粗人，但“可以利用”。至于义和团问题，慈禧依旧没有拿定最后的主意，她因此而烦躁不安。

这天半夜，慈禧被一阵锣鼓喧天的声音吵醒了。太监们急忙进来禀报说，附近的居民都说今天有神仙下界，正在烧香迎接。慈禧立即命令步军去把“生事之人拿了”。没过多久，步军奏道：生事的头儿拿到，叫李群仔。慈禧说：就地正法。

义和团在慈禧的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形象？慈禧到底要对帝国的时局做出什么样的判断？

按照常年的习惯整个夏天都在颐和园里“办公”的慈禧这一天突然起驾回到了紫禁城。

6月10日，一个来自朝廷的任命让所有的人尤其是洋人都吃了一惊：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这样一个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千钧一发的微妙时刻，一个极端仇恨洋人的满族贵族当上了专门处理帝国外交事务的大臣。事情已至此，一切都明了了-慈禧真的要和洋人们过不去了。

没有人知道这几天慈禧做了什么和想了什么。有一个参考资料值得注意，那就是已经退职的原内务府大臣、与慈禧家族有着戚谊关系的满族贵族景善的日记。这个日记，后人有“系荣禄之伪造”之说，史家对此并没有定论。《景善日记》中关于6月10日这一天记下了这样一些事情：

一、这一天是端郡王的弟弟载澜的生日，景善前去祝贺。在这个满族贵族的王府里，景善看见这样的情形：“义和团百余人在彼家中，半皆乡民，有一团长温顺统带之，又小孩五六人，约十三四岁，状若昏迷，口中喷沫，起而奋跳，执近前之物，乱跳乱舞，口除怪声，如疯狂然。”

二、载澜告诉景善，他相信义和团的“神灵附体”，并且说他的夫人进宫面见太后的时候，把义和团的神奇的“法术”告诉了太后。

三、董福祥的甘军已经入城。北京平民开始有向城外逃亡的迹象。

四、军机大臣启秀到景善家中拜访，出示了一份文件，是启秀草拟的一份“上谕”，内容是：向各国开战。启秀说，这份上谕，要等太后盖上玉玺后方能生效。

以上记载至少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主张排外的皇亲们已经与义和团搭上了关系。义和团已经小规模地进入了北京城。有强烈排外情绪的帝国正规军之一的甘军已经开进城区。慈禧已经下决心向洋人宣战，因为如果没有慈禧的旨意，军机大臣不可能擅自起草宣战诏书。

6月10日，端郡王拿到了帝国总理衙门的诏书，帝国的宣战诏书已经起草完毕，载澜等王府之家已经有义和团的农民们“跳神”的身影，外国军队已经进入帝国都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被帝国通缉的革命分子正企图“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他就是孙中山。看到帝国政治陷入混乱的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孙中山有两个计划：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同时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争取“两广独立”。孙中山通过关系向李鸿章表达了意图，但是，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含颌”而已。当孙中山从日本横滨乘船向帝国的南海岸进发时，李鸿章接到了英国人赫德的电报。电报是广东海关司庆丕转来的，这封电报几乎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对李鸿章这个后来左右了中华帝国命运的人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此间局势极其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请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吴相湘：《孙逸仙先生》，第一分册下，第258页。）

李鸿章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如果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

事实证明，李鸿章的告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孙中山不了解帝国的官员，至少不了解李鸿章。这个城府极深的帝国大员，即使有巨大的政治野心，也不会与革命党人合作。他不对革命党人采取抓捕是他的油滑所致。

几天之后，帝国的局势急转直下，已经到达南中国海岸的孙中山不敢贸然上岸，他的革命行动又一次搁浅了。

1900年6月10日，这是一个头绪繁多混乱不堪的日子。

这天，当载有颠覆帝国政权企图的革命者孙中山的轮船向中国海岸方向行驶的时候，在各国驻京公使的强烈请求下，由各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增援部队也从天津出发了，目的地是帝国的都城北京。

10、呐喊冲出青纱帐

就在慈禧太后被“迎神”的百姓吵醒而大发脾气的时候，在遥远的另一个大洋的岸边，英国海军部的值班军官也被人叫醒了，他看见了一份英国驻华舰队海军中将西摩尔发自中国天津大沽口的电报，内容是：我率领全部可以使用的士兵立即登陆，并已要求各国军队合作。

6月10日凌晨，各国联军开始的在中国海岸登陆的行动是以英国人为首领的。

英国，最早入侵中华帝国的国家，19世纪以来一直以列强之首自居。尽管他们知道这个地位正在受到各国的严峻挑战，但是，在地球的东方的这一危机时刻，英国人还是找到了“统帅”的感觉。

昨天晚上，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得到了一份“可靠的情报”。情报表明，中华帝国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向所有的外国人发难，并且开始了把京城内的外国人驱除出去的行动，这个行动的证据是：甘军董福祥的军队已经奉命做好了进攻使馆的军事准备。

半个小时之后，窦纳乐给西摩尔发出电报：

北京局势正在每时每刻地变得更加严重，必须派部队登陆，并且为立即进军北京做出一切安排。（（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

深夜，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召开紧急会议，共同讨论增援北京的问题。会议毫无例外地变成了一次勾心斗角的争吵。英、日、意、奥、美五国同意立即派遣军队增援北京，俄国和法国反对。俄国人反对的原因很简单：俄国军队正在从旅顺口向大沽口调动的途中，如果立即增援北京，俄国从兵力上讲，成不了联军的主力。

正在争吵，英国公使窦纳乐的电报又到了：

情况万分紧急，若再不准备火速进发北京，一切就会太迟了。（同上）

这封电报的到来终于使各国的争吵安静了下来，洋人决定立即登陆。

两个小时之后，天津大沽口外各国的军舰升火起锚。

6月10日凌晨4时，联军在塘沽登陆。

从上午9时30分起，每隔两个小时，便有一列运载着联军官兵的火车开出天津站驶往帝国的都城北京。

增援北京的各国联军共有官兵2053名，他们是：英军915名，德军450名，俄军313名，法军158名，美军100名，日军52名，意军40名，奥军25名。

英军是主力，因此，这支联军的统帅当然是英国皇家海军西摩尔中将。

英国人的目的暂时得到了满足。

俄国人心里仍不舒服。他们认为，各国军队除了共同的目的之外，“都有个小算盘”。俄军上校沃佳克对记者说：“英国人大概想搞什么名堂。昨天英国领事答应我说，英国派去北京的军队，人数将与其他各国的军队相等。可是你看，这些英国人的帽子多得数不清。他们说他们派出的军队人数不会多于300人，而他们却悄悄爬上900多人。我必须向俄国的军舰上再要这么多人。”

至少是在6月10日这一天，向北京增援的联军没有受到任何阻击。运载联军官兵的火车看上去竟像是一列列观光火车。每列火车由八节客车、三节敞篷车和一节装有铁轨和枕木的货车组成。最前面的一节敞篷车上架着大炮和机枪。车上的各国官兵分开乘坐，各式各样颜色不一的军装令火车看上去像游行狂欢的彩车。从军帽上看区别最明显：英国和法国官兵戴的是白色软木遮阳帽。日本人的帽子几乎没有帽檐，小小地箍在头上，东方式黄色的脸令人看上去总是有一种猥琐的表情。德国人的帽子是褐色的，有一部分官兵戴的是钢盔，德式钢盔最明显的标志是钢盔顶部那明晃晃的一根尖刺。意大利官兵的帽子上装饰着羽毛，随风飘荡。美国人的军帽戴得随便，歪着，遮着一只耳朵，给人一种嘻嘻哈哈的感觉。

这是一支没有任何战斗准备的联合部队。每个士兵仅仅携带200发子弹。各国军官没有就一旦投入战斗该怎样配合以及后勤如何保障等问题协商过。联军官兵们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他们不相信义和团的农民们敢于和联军打仗。而根据情报，中华帝国的正规军队已经接到命令，“避免与联军发生冲突。”

下午2时，天津与北京之间的电报联系被义和团的农民们切断。这意味着，联军司令西摩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依靠自己的判断做出处置了。

晚上，火车到达杨村车站。果然，守卫在这里的由聂士成率领的帝国的正规军对联军的到达“表示了欢迎”。聂士成的部队正和破坏铁路的义和团农民们打仗。联军官兵看到帝国军队的士兵抬着一只大筐，筐里面装的全是人头。无法解释帝国军队对外国联军的“欢迎”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目的。联军的随军记者甚至和帝国军队的士兵“友善地聊了一会儿”。谈话中联军官兵得知，这些帝国军队是奉命来“驱除义和团”的。但是，帝国的士兵埋怨说，中国的皇太后“不允许他们打义和团”。6月10日黄昏，在中国杨村车站发生的这一幕实在令人费解，无论是情景还是逻辑，都混乱不堪。

联军的火车经过一个晚上的开进，6月11日早上到达落垡车站。这是一个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几乎是中间位置的小车站。联军已经顺利地走了一半的路程，事实似乎基本上证实了联军预先的猜测：他们将是顺利的，可以很快实现到那个“美丽壮观的古老城市北京去看看”的愿望。

联军在落垡车站留下了30名英国官兵，建立了一个目的在于保护铁路的据点。英国人在车站上挂出了一个招牌：美少年炮台。

第二天，铁路开始有被破坏的迹象，但是不怎么严重，充其量是抽走了几根枕木或是移动了一小节铁轨。联军边修边前进，傍晚到达廊坊——这里已经很接近帝国的都城北京了。

令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官兵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已经到达了他们此行的终点。

这一天，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日本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被杀，地点是在北京南城的永定门外。这个日本书记生是奉日本公使的命令，出城来迎接西摩尔率领的联军的。结果，联军没等到，却被董福祥的士兵抓住。甘军根本没搞清楚这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就把他的洋头砍了下来。杀外国使馆人员的是帝国的正规军，这和落垡车站的帝国正规军对待外国军队的态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而这正是中华帝国在那段混乱的岁月里经常上演的历史事件。日本外交人员的被杀，立即引发了各国公使馆的惊慌。外交抗议、加强防守和催促西摩尔前进的文字日夜不停地一遍遍写着，发出，东交民巷顿时乱了。

帝国军机首领礼亲王早上上朝，没敢把日本人被杀的事情上奏。但是，内宫传旨，“叫荣禄的起”——这是带有满族风格的皇家俗语，意思是命荣禄上朝接受询问。荣禄和慈禧单独谈了话，谈了什么不得而知。荣禄下朝后，什么话也没说，径直回家了。传闻是：太后不允许增援的洋兵进入北京，荣禄同意。但是荣禄要求允许北京的外国人全部安全撤离北京，并且说使馆万万不能攻击，原因是“实与公法不容”。

廊坊车站。西摩尔发现，前面的铁路被破坏得很严重，火车根本无法前进，于是命令停车修路。

谁知，就在这时，铁路两边的青纱帐里突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呐喊之声。

这是一片人海，一片红色的人海。

成百上千的义和团团员头扎红色头巾，高举着大刀、长矛、木棍和粪叉，抬着土枪土炮，巨浪般地向洋人和他们的铁路拥了过来。

来不急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联军官兵们立即扔下手里修路的工具，争相逃命。

这是义和团的农民们第一次与外国正规军队的真正的战斗。时间是1900年6月13日，帝国北方一个晴朗的、弥漫着成熟麦香的初夏早晨。

正向修路的方向行进的一队美军立即架上火炮，迅速发射。炮弹在义和团的人群中爆炸，帝国农民的残肢在烟雾和火光中飞上阳光刺眼的天空。

义和团进攻的阵形立即转向这队美军。美军的队伍成了前沿。

这些外国士兵，异域青年，几乎都是第一次踏上中华帝国的土地。他们对这个东方大国的认识，仅仅来自于老兵们在酒吧里的只言片语和传教士们写在书本上的零碎篇章。这些只言片语和零碎篇章包括了太多的魔幻、传奇和主观色彩：金色的宫殿、高大坚固的城墙、数不清的奇珍异宝、昏昏欲睡的鸦片中毒者、美丽的小脚女人、泥泞的道路、响着铃铛的马帮和骆驼队、阴森的佛龛、柔软的岸柳、图案复杂的面具以及摆放在黑色檀木柜台里闪着神秘光亮的绫罗绸缎。他们的想像仅仅到此为止。因为，眼前的情形令他们目瞪口呆--

四面八方是旗帜的海洋。这个彩色的海洋随着低沉的怒吼声剧烈地起伏，如同巨大风暴来临时汹涌的海浪。天空刹那间昏暗下来，因为酷热的天空被飞扬起来的尘土所遮盖。在数不清的身穿各色衣服的义和团团员的前面，是身穿白色或者红色衣饰的领头人。这些仿佛是神仙之首的人冲锋时的姿势奇特而令人心惊：他们在枪弹面前没有匍匐，没有规避动作，甚至连腰都没有弯下来。他们高昂着头颅，仿佛他们热切地希望在这个应该躲避子弹的时刻自己身体能够显得更加醒目。在他们的身后，人人都学着他们的样子，甚至更加夸张，所有的人在扭动身体的时候像极了某种部落庆祝丰收的舞蹈。他们的口中发出古怪的声音，这个声音由冲在前面的首领带头发出，时而节奏明显，时而混乱不堪。声音由低沉到高昂，最后是一片尖锐的喊叫。一排人在枪弹的射击中倒下了，尖锐的声音仅仅停顿了一瞬间，更尖锐的声音随即又响起来了，后面的人以更加凶猛的姿态前进。“这不是在战斗！”一个联军军官后来回忆说，“这肯定是某种仪式，是这个民族在某种危机的时刻进行的殉葬般的仪式。”“面对来复枪、机关枪和大炮，这些中国的农民如同落叶一样倒下，但是他们依旧在冲锋，不能想像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加勇敢的人。”

中华帝国的青年农民们，这些世代在贫瘠的大地上从事着最劳苦的耕作，然后在世界上最低的生存标准中心满意足的人，他们温顺勤劳、幽默诙谐，他们热爱戏剧、渴望富足，他们善于用小小的诡计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关照和朋友的仗义，他们不会书写文字，但是能够用优雅的乡俚小调吟唱太阳、月亮，吟唱巍峨的群山和河边的柳絮——中国农民在这个时刻所爆发出来的凶悍和无畏，足以使所有鄙视这个民族的人心慌意乱，使所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那些自命不凡的侃侃而谈黯然失色。中国农民对异族侵入他们的土地的行径充满了本能的、刻骨的、不可遏止的仇恨，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充满着纯洁的、激动的、忘我的热情。作为这个民族的农夫子民，他们在面对国家的敌人的那一瞬间所表现出来的悲壮的艺术化的行为，会使他们所有的子孙心绪不宁。

一百年前初夏的帝国北方，在那片青纱帐被呐喊声冲开一角的瞬间，历史的幕帐被撕开了一道缝隙，从这道狭窄的缝隙里挣脱出来的是这个民族内心深处难得一见的真实，这种被生命的鲜血浸透了的真实，足以让整个世界陷入一种欲哭无泪欲助无能的万分痛苦的境地。同时，这种生命的真实还是这个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迁移和分化过的东方民族几千年来厮守在一块土地上成功地繁衍和发展的最明确有力的证据。

义和团的进攻，是以各村的“坛口”为战斗单位的，每个“坛口”都有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大师兄。在杀声、枪炮声和集体高声念诵着神灵赋予他们的“咒语”的前进声中，他们没有死亡的概念。按照义和团特有的观念，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刀枪不入”的，他们由于得到了某个神灵的庇护，于是被笼罩在一种超自然的状态之中。一个人的倒下，被他们称之为“睡了”，这个美丽的想像令他们几乎是微笑着面对生命的终结。一个义和团团员之所以“睡了”，或者是因为“功夫”不到而暂时处于“沉思”、“反省”的状态，或者就是因为累了，决定稍微地歇息一刻。义和团们认为，“睡了”的人片刻就会苏醒，即使是“新手”，“顶多三天”便能“还阳”。

虔诚地幻想肉体的不死，是一个民族精神得以不死的最原始的根源。

义和团对外国联军的攻击整整持续了两天两夜。帝国农民的尸体堆积成山，鲜血流淌成河。

西摩尔率领的外国联军在帝国农民用年轻的生命和原始的器械的阻击下，没有再向帝国的都城前进半步。

就在帝国的农民们拼死战斗的时候，慈禧，这个被冠以神灵之名——“老佛爷”——的女人，似乎依旧在“拿不定主意”的状态中心烦意乱。她一天之内先后派出许景澄等四位大臣到使馆区去交涉，试图阻止联军向北京增援，但是遭到了各国公使的严词拒绝。13日，慈禧终于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令：动用帝国的正规军队阻击西摩尔的联军：

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倘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实力禁阻……如有外兵闯入京畿，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76页。）

但是，帝国的正规军接到“阻击外国联军”的命令的时候，同时也接到了“剿捕”正在与外国联军殊死战斗的义和团的命令。自西摩尔从天津出发以来的两天之内，老佛爷连续发出了八道谕旨，最后，把对义和团的称呼从“拳民”重新改称为“拳匪”，严厉命令对义和团“严行查拿”，“依法惩治”。

位于前线的帝国正规军聂士成、罗荣光部，接到对外国联军“实力禁阻”和对义和团“实力剿捕”的两份圣旨，立即陷入了这样一个两难境地：如果对外国联军进行阻击，势必要与义和团并肩作战；如果要对义和团进行杀戮，势必要与外国联军并肩作战。而与任何一方“并肩作战”都是抗旨，于是，他们“踌躇至再，不敢贸然行事。”

此时的中华帝国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不可理喻的政府。偌大一个帝国的生死权力竟然掌握在这样的政府手中，真是千古奇闻。

但是，刚刚连续发出“严厉剿捕”义和团上谕的慈禧，就在13日这一天，突然间又改变了态度——没有人能够弄明白慈禧太后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这个变化最直接明了的后果：北京城的所有城门骤然打开，准备“迎接义和团入城”。

1900年6月13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政治局势极其微妙的一天。

当西摩尔的联军在廊坊车站受到义和团的阻击而不能前进时，稍微有点政治头脑和军事头脑的人不难看清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如果义和团被打败，外国联军将长驱直入北京城；如果联军被打败，后续的外国军队一定会等待大规模的增援。这也就是说，无论廊坊战斗的结局是什么，局势只能更加严重。而且，在慈禧看来，后者的结局可能更加不堪设想。那么，惟一的一线希望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先阻挡一下再说。阻挡外国联军的行动，不能不解决给义和团在政治上“定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了。

根据多种史料的记载，早就聚集在北京城城外的义和团，是由刚毅带领来的。慈禧在原来的上谕中态度是严格的：不准义和团到北京城里来“捣乱”。她十分明白乡下的农民们如果大规模进城，帝国的都城将会是什么样子。义和团的农民们是要杀洋人的，北京城里的洋人几乎都是外交人员，如果真的动了手，势必造成国际关系的大混乱。

义和团们刚一到达北京各个城门外，九门提督就立即命令关上城门。北京城里一时人人心慌意乱，城门上的士兵严阵以待，而城外的农民把城门砸得震天响。

突然，有个差官急马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九门提督“立即开门”。

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

守城官兵不敢违抗。

帝国沉重的都城城门吱呀呀地打开了。

“拳众乃一拥而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306页。）

从此，义和团农民们的队伍“日夜不绝”地拥入帝国的都城。“入者多至十万余人。”（同上0

从来没有真正起到抵御敌人作用的帝国的城门，自然没有理由阻挡本族人的进入。这些大门的存在仅仅是一种象征，如同中国百姓在大门上贴上一幅驱鬼的木版画一样。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城里城外，可以说都是农民，城里的城门从来没有阻挡和割断过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即使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代的人，也始终保持着与乡村家乡的密切来往，直到乡村家族被战争、灾荒和其他不测事件所灭绝为止。关于城市的概念，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的差别。西方的城市是军事意义上的堡垒；而在中国，所谓的城市仅仅是无数个农民后裔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生活村落而已。

因此，义和团农民们进入北京，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来“串门”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当做见面礼物的乡村土产，而是刀枪棍棒。

得到了帝国政府支持的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感觉十分美妙，他们到处张贴“揭帖”，其内容是经过义和团里面的“知识分子”润色过的，丰富、生动而有趣：

义和团，神助团，灭绝洋教安中原。

天主教，妄信天，不信佛神忘祖先。

无夫妇，忘耻廉，妻女常伴主教眠。

礼拜日，男女欢，只为一招练一番。

人乱伦，忘体面，天主堂里乱行奸。

生子女，育孙男，怀了私孕感谢天。

如不信，大众观，圣子串种眼珠蓝。

晴天里，把眼挖，丑事不可见祖先。

口喊天主挖心肝，问问后辈安不安？

奉了教，起祸端，为了欺民又压官。

讲长短，是非颠，良民敢怒不敢言。

拆庙宇，扒庵观，惹得神仙把脸翻。

天无雨，地晒干，俱是教堂止住天。

诵咒语，念真言，中华子弟设教坛。

焚黄表，敬香烟，恭请神仙到凡间。

神出洞，仙下山，仗着凡体把道传。

枪打不晕，刀不沾，大炮不过冒空烟。

大伙齐心把拳玩，练成铜头铁背坚。

十八般武艺都学会，要除奸种不费难。

非学教，不安然，凡体即可练成仙。

天主教，不必欢，你看神上法无边。

英吉利，美利坚，法俄德奥俱胆寒。

手挽手，联中原，神拳传众遍人间。

扒铁道，劈电杆，然后再烧大轮船。

鬼子逃，洋奴敛，中华一统好河山。

五谷丰登太平年。

（《义和团乩语·其一》，载《义和团史料》。）

在北京城高大的城门两侧，悬挂着一副巨型对联，出自帝国“最有学问”的人、现任皇储的“老师”、80岁的大学士徐桐之手。这副对联是对帝国农民最大的舆论支持，是扑朔迷离的帝国政局中惹人注目的半官方表态。同时，被称做“对联”的这种中国古老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文字游戏，一旦出自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最高职称的“大学士”之手，必然也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千古绝对”：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

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横批：朝廷赤子。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参见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

义和团的神灵在帝国北方晴朗而多云的天空下飘浮。

义和团的神灵在帝国都城高大而沉重的城墙下游荡。

洒落下年轻生命鲜血的青纱帐，槐香里升起炊烟的四合院，感受着铁轨震动的大平原，映照着夕阳的紫禁城中金色的琉璃瓦，还有这个拥有几千年生命力的伟大的帝国，在此时此刻，只能祈祷并祈望“神灵”的保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