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宦：字养铦，湖北人，秀才出身。陈宦以善于官场投机而出名，先为黎元洪幕僚，后又投身袁世凯，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积极拥护者。袁世凯派他接替胡景伊，通过“削藩”来控制四川。

梁启超：维新派和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蔡锷的老师，进步党的创始人。

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人，同盟会员。唐继尧继蔡锷出任云南都督，并共同发起护国战争。他缺乏蔡锷那样的政治眼光和谋略，督滇时期，内政不修，惯于穷兵黩武，极力推行“大云南主义”，要把川滇黔都置于其统治之下，以便成为独霸西南三省的“西霸王”。

刘一清：和邓汉祥同为陈宦幕僚，属于反对帝制派。

周骏：字吉珊，四川省成都金堂人。初入四川武备学堂，后毕业自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他曾在速成学堂考试时，破格录取了杨森。护国战争期间，任川军第15师师长。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人。冯玉祥是陈宦的老部下，陈宦对之有知遇之恩，作为护卫主力带在身边，为随同陈宦入川的三个北洋旅长之一。

这边尹昌衡正忙得不亦乐乎，他却意外得知，成都老家那边早已起了变化，有人鸠占鹊巢，惦记起了他的交椅。

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可恶的斑鸠不是他提防过的副都督，恰恰正是他曾格外倚重和信任的胡景伊。

事实证明，胡景伊城府之深，远非性格粗略的尹昌衡所能及。他平时处处奉迎尹昌衡，出现在尹昌衡眼里的形象，也俨然就是一个干练持重的“老忠臣”，但其实他内心里一时一刻都没断过“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得知尹昌衡有意亲自西征，胡景伊马上秘密约见各报社记者，要他们尽量鼓吹西征，以此通过舆论把尹昌衡架上西征的马车，让其即便后悔也找不到退路。

和尚一离开庙便不灵了，这就叫调虎离山，咬人的狗不露齿在送尹昌衡出征时，胡景伊表现得完全和那个白帝城被托孤的孔明一样。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尹昌衡：你只管打仗，后方有我管着，尽管放一百个心。等你功成回师，都督一职还是原物奉还。

话犹在耳，已经挖起了少主人的墙角。 尹昌衡有胆量有威望，也有能力，仿佛刘备，而不是刘备的儿子阿斗，要挖他的墙角，非得找个强有力的后台不可。

这个后台，便是北平的袁世凯。

胡景伊与袁世凯以前没有渊源，要拉关系，必须靠“跑步前进”。为此，他专门派驻了驻京代表，每个月仅活动经费就超过一万元，终于与袁世凯身边的亲信陈宦搭上了线，并通过这条门路，成功地“投身”于袁氏门下。

做小弟的，必须要知道大哥的喜好。有了北平的眼线，胡景伊很快就掌握了袁世凯的好恶。

其时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已合并组成国民党，意欲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理想，袁世凯最不喜欢的就是国民党。

对以前的革命党人，袁世凯还只是鄙视，认为不过是一群披着现代外衣的梁山盗贼。等国民党成立，鄙视很快就转变成了厌恶，因为显而易见国民党对他的宝座形成了威胁。

获知这个秘密，胡景伊几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尹昌衡走后，成都实行军民分治，胡景伊代理军权，原先的副都督则掌民政权。胡景伊连民政权也想抓在自己手里，而他踢对方出局的武器就是告诉袁世凯，那个副都督是国民党员。

袁世凯随即来了份电报，把副都督调到北平，其民政长一职也由胡景伊一手兼掉。

在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后，胡景伊又加紧拉拢各师师长，以孤立尹昌衡。

尹昌衡不是聋子瞎子，虽然身在川边，但也会有人向他报告成都方面的情况，他一听就急了。

以为胡景伊是“老诸葛”，原来对方却是司马懿，托孤的结果，是连孩子都要让这老小子给拐走了。

尹昌衡赶快从川边赶回成都，要找胡景伊索回都督方印。

听说尹昌衡回来了，胡景伊先是躲进城外的寺庙，拒不露面。在舆论的压力下，实在藏不住，才不得不出来与尹昌衡谈了一下，表示愿意奉还川政，不过他说要电呈袁世凯批准才行。

之后胡景伊没有食言，三次去电北平，请求让尹昌衡复任都督。

尹昌衡以为这下总可以官复原职了，因为所谓批准，向来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孰不料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袁世凯回电，不是批准，而是申斥，对尹昌衡的申斥，说你不好好地在川边待着，跑成都来干什么。

素来咬人的狗不露齿，若比玩阴的，尹昌衡哪里是胡景伊的对手。就在胡景伊答应归还川政的同时，他给他的驻京代表发去一份密电，无中生有地说尹昌衡是国民党员，“如果回任，对大总统是不利的”。

驻京代表通过关系，将这份密电交给陈宦，陈宦又转呈袁世凯，袁世凯一听尹昌衡竟然是国民党员，马上决定弃尹保胡。

袁世凯的电令一到，北平政府的态度昭然若揭，众人马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站队的问题。除了一部分国民党员仍坚持“迎尹倒胡”外，其余大部分人都跑到了胡景伊身后，就连原来拥护尹昌衡的几个师长也见风转舵，转入胡景伊阵营。

尹昌衡眼见大势已去，只好返回川边。袁世凯随后便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川边都督）。

这个等同于降职的任命，对尹昌衡造成了很大打击。他尚未得志时就有轻狂一面，常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悲愤交集下，更开始假酒色宴乐以自遣。

民国小报对八卦新闻的态度是一个都不放过。于是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尹昌衡赴藏，“日征蛮女有姿者充下陈”的花边新闻。有些无聊文人更添油加醋，连篇累牍地考证，说什么西藏“蛮女”久负艳名——所谓“小蛮”就是由此而来，难怪尹都督会乐不思蜀，把川边这个“藤峡棘穴之所”当成温柔乡了。

还有人则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指责尹昌衡是只听新人笑，哪管旧人哭，连家里的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是人吗？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这些八卦小报被放到袁世凯桌上时，他得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尹昌衡若果真沉湎酒色也就罢了，然而很明显不是这样。

袁世凯本身是个强人，他也知道强人有多么难以驾驭：尹昌衡如此了得，一旦生出反意，可就难办了。

袁世凯的隐秘心思，就连报界都瞧出了端倪，一家四川报纸这样报道：“袁大总统每提及尹昌衡，总是紧张，提到胡景伊，他就放心了。”

为了让自己和胡景伊都从此不紧张，袁世凯把尹昌衡从川边骗到北平。不久就将他逮捕入狱，一度要问成死罪，但幸运的是，尹昌衡已位居上将，而按照规定，审判上将必须由上将组成的军法庭进行会审。

这些上将并非都一味听任袁世凯摆布，因此彼此意见不一，拖了半年多后，才给尹昌衡定了一些罪名，其中杀赵尔丰即为其一。

尹昌衡被判刑九年，这个曾有功于社稷的年轻人从此失去了自由。

几年后，袁世凯病死，尹昌衡被特赦后提前释放出狱。他那时也才三十出点头的年纪，但却选择了归隐闲居。

尹昌衡的前半生叱咤风云，而后半生留下的几乎全是一篇篇诗文。在这些诗文中，已不再有狂傲不羁的影子，而多为对战乱年代“极目生愁云”似的嗟叹。

只有一篇与军事有关，这就是《西征记略》。终其一生，西征川边，始终是最让他自豪的一部分。胡景伊扶正后，对跟他唱对台戏的国民党当然不会给以好脸色。尹昌衡一回川边，成都国民党党部即遭到封闭，国民党党籍的省议员也纷纷逃往重庆，依庇蜀军避难。

对四川国民党而言，蜀军就是唯一的保护伞。相反，胡景伊则视之如心腹之患，加上要紧跟袁世凯，排斥和打击蜀军就成了他的不二之选。

名义上，胡景伊成了四川都督，熊克武还是师长，为其下属，胡景伊也就有了足够的机会来为难熊克武。五个师里面，别的师的公文可以不看，唯有蜀军的必看，而且得亲阅。

不知道的，还以为胡景伊特别看重或关心蜀军，其实他是要从中找茬。蜀军上报文件，不论对错与否，他都要批一个“驳斥”。

胡景伊的“另眼相看”，连都督府的秘书都看不下去，私下里说，在川军的五个师里面，以第五师（蜀军）最守纪律，凡事都遵督令而行，真的不懂都督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们。

熊克武自己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胡景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像重庆时那样激怒蜀军。

如果被激怒，那就是中招了、上当了。所以熊克武仍以表面恭顺的态度来沉着应对，尽量不跟胡景伊发生直接冲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息事宁人已经做不到了。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标志着北平政府与国民党之间已由暗斗走向明争。几个月后，国民党放弃了政治解决途径，转而组织讨伐袁军，发起“二次革命”。

与由国民党完全掌握政权的其他南方省份相比，熊克武仅占重庆一隅，并无稳操胜券的把握，因此一直举棋不定。

战场形势很快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仅仅一个月不到，东南数省的讨袁军就相继败北，其中支持时间最长的为二十七天，最短的仅仅十四天。

这就意味着蜀军一旦揭竿而起，只能独立作战，而仅在川省，他们就须以一敌四。审时度势，熊克武更不能轻动。但有人却要他动，胡景伊不断放出风声，称将对蜀军进行编遣或分割。

其实胡景伊要编遣蜀军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换句话说，如果容易，他还不早就干了。说一千道一万，这个时候老狐狸要制造此类信息，无非还是要施他的“引蛇出洞”之计而已。

就算熊克武沉得住气，他的部属也沉不住气了。蜀军自师长以下的军官全是清一色的党人，而且多半是保定军校生，血气方刚，他们秘密集会，主张武力反抗，甚至有激进派提出，如果熊克武不赞成，就将他关起来，但对外仍打出熊克武的旗号，以为号召。

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熊克武对众人说：“我隐忍不动，是为了待机而起，以保存蜀军这支力量。现在既然大家宁为玉碎，我也决心一拼。”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发表通电，以蜀军为主组织讨袁军，混编成四个支队九千人，这就是“癸丑讨袁”。

讨袁是旗号，也是最大目标，当前之敌是胡景伊，即讨胡。胡景伊的据点在成都，而要攻成都，必须拿下泸州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熊克武的九千人不算多，因为他实际上要独自对抗六省军队，光胡景伊能调度的川军就超过讨袁军不止一倍，关键是这四个支队如何用法。

有人向熊克武献计，兵宜合不宜分，应采取突贯攻击战术，舍外省于不顾，集中全力于中路，一面牵制泸州，一面绕道直袭成都。

献计之人即为但懋辛，那个曾与熊克武一道参加广州起义的东斌军校同学，时任讨袁军副参谋长。

但懋辛的名字虽侥幸未列入“黄花岗”，却也是九死一生。他这个计策的精妙之处，在于可出敌于不意，就像广州起义中攻击两广督署那样，假设当时若能成功捉住张鸣岐，最后的结果或许就大为不同。

然而讨袁军采取的是民主合议制，甭管什么计策，都放到桌面上来商量，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还是觉得但懋辛的计策过于冒险。

若就稳妥而言，“合”当然不如“分”。最终熊克武采取的战术，是用三个支队防御来自南北两路的外省军队，撑起支架后，由剩下来的第一支队向泸州发起进攻。

稳，只是相对而言。战役开始后，北路率先吃紧，熊克武先是派王子骞临场指挥，接着又亲临督师，才使北路的棚架没有垮下来，这时众人都庆幸采取了“分”，要不然就得被别人追着屁股打了。

还是得看中路，成败皆决定于此。

闻知“蛇已出洞”，胡景伊提前作出反应，将第一师（周骏师）调到了泸州。

在川军中，包括周骏师在内的那川军四个师，因为主要出自于清末时的旧军队，所以被称为老川军，蜀军则被称为新川军。其中，周骏师是十七镇的底子，在老川军中实力最为强悍。

熊克武投入泸州战场的是讨袁军第一支队，集中了新川军之精华。两强相遇，使得中路战事甚为惨烈。

第一支队前仆后继，有的军官右手被子弹贯穿，手枪掉在地上，又接着用左手拾枪，仍大呼前进。在阵亡名单上，已有多位营长的名字。

战场上，要说拼命，大家都拼命，关键还是武器的优劣与否。熊克武向日商购买的军火，除步枪为俄式步枪，稍显落后外，机关枪和山炮均为日本最新式产品。

要论起来，老川军的武器，也全是清一色的日本造。尹昌衡说新军“械不可用”，乃至于“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当然是言过其实。不过这些年过去，比之于“最新式日本造”，这些“老式日本造”确实已经相形见拙。

在“最新式”的火力攻击下，周骏师伤亡的军官，比第一支队整整多出一倍，在野战失利后，被四面包围于泸州城中。

中路战事异常顺利，攻下泸州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袁世凯开始发力了。

滇黔军自南，陕甘军自北，鄂军自东，五省军队如乌云压阵一般向重庆大营扑来，直接威胁讨袁军后路。

熊克武大惊失色，急召中路部队回师援救，但来不及了，没等第一支队赶回，重庆已经失陷。

至此，熊克武的军事布局被完全打乱。处于了袁军的重重围困之中，各支队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分”变成了被对方分而歼之。

蜀军近乎全军覆灭，这支国民党在四川的唯一武装悲剧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自辛亥之后，熊克武等人再次被迫逃亡。

但懋辛之计的价值，终于得到了证明，可惜是在失败中得到了证明——行军与理政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并不需要过分民主和稳妥，它的取胜之道，有时就藏在偏执和冒险之中。

袁世凯和胡景伊挟得胜之势进行大肆报复。袁世凯除将熊克武等人作为“首逆”外，还别出心裁地列出一封全国通缉的名单，中有四川党人一百零八人，寓意就是梁山那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胡景伊则继续扩充迫害者名单，仅在重庆一城，被抄没的就多达十八家，遭到杀害的党人则难以计数，甚至有的川中富户只因没有主动阿附胡景伊，竟然也被诬陷为党人，弄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有一位矿工出身的老党人，系由佘英直接向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曾多次发起反清起义。清政府因其在四川当地声望不错，为表示怀柔，对他网开一面，但就是这么一位好汉，却被胡景伊以“土匪”之名处以死刑。

据说这位老党人在行刑前仰天大笑，说：“我不死于满奴之手，而死于辛亥革命告成之后，这是什么革命！”

辛亥所谓的胜利成了一场虚幻，一场梦境。到头来，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胜利过，只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三人同台，如果说尹昌衡是枭雄，熊克武是英雄，胡景伊就是奸雄。

现在，枭雄被逮，英雄被逐，舞台之上，只有我最吃得开，胡景伊不得意都难。

以老狐狸看来，全天下人都已在他的算计之下，但是他错了，一直以来，有一个人比他更会算计。

这个人叫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做了“临时大总统”，但他的势力仅止于北方数省，全国大多数省份特别是南方各省大部分还是自己做主，或者说是由当地的都督们做主。

“二次革命”来得正好，袁世凯一棍扫过去，不仅把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清理干净了，而且震慑住了那些听话或不听话的都督，成功地建立了权威。

1914年6月30日，已正式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从而迈出了“削藩风暴”的第一步。

胡景伊在官场混了很多年，自然知道来者不善，开始惴惴不安起来，但袁世凯很快又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

1914年7月，胡景伊被任命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胡景伊这下松了口气。是将军还是都督，其实都无妨，后面的“督理四川军务”最重要，这意味着他还是四川的土皇帝。

站队，就得站得既早又好，看来袁大总统是完全把我当自己人了。搞政治嘛，就得眼神贼点才行。

胡景伊沾沾自喜，心里那个美，他完全想不到会风云突变。

1915年2月，他从驻京代表处得到消息，袁世凯将派参谋次长陈宦到四川，名目是“会办四川军务”。

让胡景伊感到格外震惊的是，陈宦不是一个人来“会办”，跟在他后面的还有北洋军三个旅。

什么会办，分明就打他的主意来了，一句话，还是要“削藩”。

在此之前，胡景伊都是通过陈宦与袁世凯拉关系的，以致于陈宦对胡景伊的情况早已摸透，而且陈宦虽不是四川人，但他担任过四川武备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无论是在四川的根基，还是在武备系中的影响力，他都绝不输于胡景伊。

胡景伊这才着急起来，他让驻京代表“孝敬”陈宦七十万元巨款，想请陈宦不要来四川。

他糊涂，驻京代表可不糊涂。袁世凯和陈宦志在图川，别说七十万，七百万也打发不了。

利益场上，都是知心不换命的酒友。瞧瞧胡景伊那点道行，也实在整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来了，这个驻京代表便不声不响，卷裹着巨款，脚底抹油溜掉了。

陈宦到达成都后，面对面一谈，胡景伊才知道被人做了手脚，但也只好自认晦气。

1915年6月22日，陈宦果然承袭了胡景伊的“成武将军”，袁世凯另授胡景伊为“毅武将军”，调其入京觐见。

虽然都是“将军”，区别可大得去了，胡景伊的新官衔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虚职，等于被一脚踢开了。

奸雄也要讲级别，袁世凯之奸术远在胡景伊之上，几个虚虚实实、兜兜转转的组合拳下来，便完成了他的“图川大计”。

袁世凯派陈宦督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他复辟帝制鸣锣开道，但就在这一主一仆把如意算盘拨得哗啦啦乱响的时候，一股他们看不见的洪流正在悄然涌动。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昆明起兵，声讨“民国叛徒”袁世凯，从而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在政治观点上，他和他老师一样，都是立宪派。护国运动之前，如果去掉这一元素，他在西南的形象，不过是一个加强版的尹昌衡。

尹昌衡只会在四川这一亩三分地蹦跶，蔡锷则在整个西南称王，并且大搞跨区域兼并，兼并的理由冠冕堂皇，足以让那些倒了霉的对象感觉活吞了一把苍蝇：滇军侵黔的旗号是“援黔”，侵川的旗号是“援川”。

川黔百姓直呼滇军为“滇寇”，一群不讲理的云南强盗罢了，真正是害死了人还要看出殡。

蔡锷用从川黔缴来的几乎相当于“保护费”、“赎城费”一样的巨款，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军，使得滇军数量持续膨胀，在西南各省军队中首屈一指。

在蔡锷的运作下，云南这个原本偏处一隅，落后贫瘠的省份，军事力量却能执西南之牛耳，周围各个省份没有一个不怕的。

可是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你在地方上再厉害，上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袁世凯，蔡锷也没能逃过“削藩风暴”，袁世凯就像对付尹昌衡一样，将他召到北平，削掉了他的权力。

同样是处于逆境，尹昌衡的狂傲个性让他吃尽苦头。蔡锷可比他机灵多了，进京后该服软就服软，袁世凯举行的复辟帝制活动也一步不落地跟着参加，在逐渐消除老袁的戒心后，得以成功潜回云南。

蔡锷能够发起“护国运动”，是捏住了袁世凯的软肋。在中国，你尽可以做伪君子，把“大总统”的权限扩到比皇帝都大，但要想当真小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临帝位，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袁世凯当皇帝，其实不见得有做“总统”舒服，要知道，他的“大总统”可是终身总统，就算自己下来，还可以指定儿子接班。更何况，此“皇帝”并非彼皇帝，“登基”之前，连宫女太监甚至是跪拜这一套都被袁世凯给废除了。

冒冒失失的结果，只是让他成为众矢之的，真不知道这老头究竟图什么。袁世凯曾自比曹操，应该说，前半段差不离，可到后半段，他也就只配给人家提鞋了。

尽管如此，在护国运动之初，袁世凯其实并没有把蔡锷当一回事。道理很简单，过去国民党搞“二次革命”，尚能够组织起南方数省的民军相抗，论整体实力，要远远高于滇军，可还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被北洋军给干翻了？

滇军不足为虑，姓蔡的小子一定要现，就让他现去吧。

事实上，蔡锷面临的困难，比袁世凯预计的还要糟。

他如今已不是名正言顺的云南都督，云南都督换成了唐继尧。唐都督曾是蔡锷手下的一名管带（营长），慑于蔡锷的威望，不能不加入反袁行列，但始终对蔡锷盯着防着，怕对方趁机把军权全部揽过去，抢了自己的宝座。

滇军有足足两万多人，唐继尧肯交到蔡锷手上的，才不过两千一百多，而且全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

袁世凯方面，先不论即将开来的北洋军，就算是陈宦的部队，数量上也非滇军可比。不客气地说，蔡锷如今的境遇尚不及“癸丑讨袁”时的熊克武，难怪老袁要对之不屑一顾了。

可是这次的蔡锷超出了枭雄的框范，他将成为英雄。而英雄所要做的事，本非常人所能及，也是袁世凯这样的“奸雄”所计算不到的。袁世凯曾经走过许多好棋，其中之一，就是于不动声色中走马换将，让陈宦督川。

袁氏身边亲信众多，尤其在他成为当红炸子鸡的时候，更是门庭若市。但你要让他捡一个最信得过的，毫无疑问就是这个陈宦。

蔡锷也被袁世凯赏识过，但是老袁说，蔡锷固然是不错，但不如陈宦。

并不是陈宦在军政才能上要强过蔡锷，此君真正厉害的其实还是拍马奉迎和顺风转舵的功力，在这方面，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小袁世凯。

很多好事之人爱拿陈宦和蔡锷比较，甚至有人还穿凿附会地评论说，蔡锷之所以要组织救国军，就是要让袁世凯知道他和陈宦之间，谁才是真正的贤者。

蔡锷不是尹昌衡，他绝不会这么意气用事，但是现实赛场却偏偏把他们两人关到了一个笼子里。

陈宦在四川，实际上等于控制着整个西南，他是蔡锷起事后难以绕开的一大障碍，只要有陈宦在，滇军可能连西南都走不出去。

陈宦入川后，对川军进行了缩编，但川军仍有两师二旅，此外还有北洋军的三个旅，兵力大大超过滇军，双方若是要真刀实枪地开练，强弱不言自明。

可要是置换一个战场，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战场在现实中找寻不到，它存在于每个人心里。对陈宦来说，趋利避害是基本人生法则，以致于每一步都要计算好，自己在这件事上能不能得利，有没有好处。

这样的人，很少会去冒险，他们的心理绝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强悍。

蔡锷瞅准了陈宦身上的薄弱之处，他要打的，是一场心理战。

入滇的第一天，蔡锷就给陈宦发去密电，断言袁世凯必然失败，要他站到反袁阵营这边来。

接到电文后，陈宦笑了。

哥们，你就使着劲吹吧，北洋军有多威猛，你那滇军有多薄弱，简直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啊。

陈宦复电蔡锷，大义凛然，严词责备，俨然是袁世凯身边死不改悔的忠臣一个。他随即又调兵遣将，将驻泸州的川军刘存厚师派去前线堵截滇军。

就在这时候，陈宦发现情况不对劲，不管怎么催，刘存厚就是迟迟不动弹。

蔡锷的攻心战可不只对他陈宦一个人，川军将领个个点名，刘存厚当然也在其中。

陈宦督川，倚仗着有三个旅的北洋军撑腰，对川军编制进行大删大砍，四个师被缩掉近三分之一。对留下来的两师二旅，他也没有一点客气，尽量安插亲信，刘存厚的旅长就是陈宦带来的北洋军官。

陈宦还在四川组织“清乡”，川军在前面卖命，“以川军杀川人”，北洋军却懒洋洋地在后面督阵。

都是打仗，川军损失了，不补缺额，剩余枪械一律缴库，与此同时，北洋军就是碰破点皮，也得咋咋呼呼地给用上创可贴。

“清乡”尚未结束，刘存厚的一个师就被分割成了两半，并时时面临着陈宦派人渗透进来的危险。

刘存厚对此又恨又怕，每天都做着被陈宦暗算的噩梦。蔡锷的密电一到，他就开始合计起来，因此一直在泸州赖着不走。

作为腹黑高手，陈宦时时都在揣度别人的心思，刘存厚在打什么主算，他早已猜透了几分。为了把刘存厚从窝里面赶出来，陈宦再次去电进行催促，同时另派周骏师去泸州换防。

刘存厚见拖不下去，这才不情不愿地开往前线，但一到前线就投入了反袁阵营。军官们在前线秘密宣誓时，还有人生怕陈宦会对他尚留在成都的家属不利，旁边马上就有人安慰道：“不用怕，陈宦是个有心计的人，不会鲁莽从事。”

大家都把陈宦看得透透的。你别看他拥护帝制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这家伙其实一直做着脚踏两只船的准备。他的幕僚分为两派，一派拥护帝制，一派反对帝制，陈宦就像操纵木偶的提线艺人一样，看哪边形势对自己有利，就跟哪一派咬耳朵。

蔡锷的第一份密电到达时，陈宦只给拥护派看，所拟复电用的也是双方商定语气。

到这个时候，陈宦又撇下拥护派，拿着他与蔡锷的往来电报，急急忙忙去找反对派。

反对派主张联合蔡锷，并阻止袁世凯派来的北洋军入川。

按道理，陈宦既然是老袁的“忠臣”，就应该怒目而视，否决反对派的提议，可他并没有这么做，只是反反复复地说，要带来的三个北洋旅反袁是不可能的。

既称小袁，他的猜忌心之重几乎与老袁不相上下，眼前的一堆筹码只要少了一个，他就要犯嘀咕。因为一个刘存厚，陈宦给其他所有川军都打上了相同的问号。

川军这一堆肯定是信不过了，陈宦不肯亮出自己的底牌，是因为还有他所说的那三个北洋旅。

三个旅先后奉诏来见陈宦。最早赶到的旅长是云南人，他对着陈宦发牢骚，说他的祖宗坟墓都在云南，实在不想跟滇军作战。

说者无心，没准就是怕把自己顶到第一线，听者却是有意，陈宦这下连北洋旅也不放心了。

捏着密电，陈宦又向蔡锷那边靠近了一步。

按照袁世凯的部署，北洋旅要集中到宜宾与滇军作战。但作战时打得乱七八糟，后方炮兵的炮弹尽往前线自家部队里面扔，弄到最后都不战而退。

陈宦得到战败消息，马上判断是战场指挥问题，而担任宜宾一线总指挥的刘一清，恰是反对帝制派的重要成员。

对陈宦来说，这意味着整个指挥层都靠不住了。

收到前线电报，已经是凌晨四点。陈宦哪里还睡得着觉，他叫人喊邓汉祥来见。

这个邓汉祥也属于反对帝制派，跟刘一清是一条线上的人。刘一清临上前线时，曾偷偷地告诉他，说我到前线后自有办法，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无论什么情况，陈宦是绝不会杀我们两个人的。

尽管如此，当得知陈宦这个时候召他时，邓汉祥仍是有些心惊肉跳，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去见面。

陈宦正绕室彷徨，见到邓汉祥犹如看到救星：“宜宾一线吃了败仗，我看刘总指挥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我们还是下决心干吧，要不然就晚了。”

对陈宦“干”的含义，邓汉祥当然清楚，就是要联蔡反袁。可陈宦是什么人，那是活脱脱的小袁世凯啊，常常是上面扔馅饼，下面设陷阱，跟他打交道，你得多长一百个心眼才行。

会不会是故意在套我的话，让我把刘一清给供出来，然后将我俩一网打尽？

想到这里，邓汉祥赶紧表示反对：“不行不行，不能这么干。”

陈宦越说要干，邓汉祥就越说干不得，说来说去，把个陈宦给说急了，知道邓汉祥是不相信他，当下就提笔刷刷地写了一份电稿。

这是一份写给刘存厚的电稿：宜宾方面，刘一清已有部署，请你速联系蔡锷，以便“共策将来”。

末尾署名却是邓汉祥。

这回轮到邓汉祥急了，连说不可。

陈宦信誓旦旦：“我们这种关系，你还不放心吗？”

邓汉祥不放心，一点都不放心。

知道你老人家想反水，可把我名字写上去算怎么回事，万一出了差错，那我不就惨了。

都是精明人，就得用精明人的办法相互沟通。

陈宦说：“这份电稿是我亲自拟的，都是我的笔迹，你发出电报后，可以把原稿存起来。”

听完陈宦的这番表白，邓汉祥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也才相信陈宦不是故意在设圈套诓他。攻心战初见成效，陈宦为了自保，开始暗中同蔡锷互通声气。经过双方约定，宜宾一线公开打起了假仗，双方军队都是坐地打冲锋，喊杀声听着震天响，但就是看不到他们往前冲。

蔡锷原本在四川战场上要两线作战，兵力捉襟见肘，根本就不够用。宜宾方面松弛下来后，蔡锷得以将滇军主力抽出，全部使用于泸州，那里才是他所必须面对的强敌。

泸州方面已聚集了袁世凯从北方派来的北洋军三个师，领衔者为曹锟。这时贵州已宣布独立，黔军继刘存厚的川军之后，也加入了护国军作战序列，但刘存厚师在“清乡”时已被陈宦分割，只有一个旅能参加起义。而黔军也兵力微小，全部加起来，护国军不过才五六千人，仅为北洋军的一个零头。

当然，最令蔡锷头疼的还不是人少，是缺乏后援。

滇军从云南出发时，只领了两个多月的军饷，而且还是蔡锷的参谋长把祖产拿出来作抵押，从银行贷来的款。

知道军饷不够，蔡锷拉下脸，求爹爹告奶奶，滇黔两省才又合凑了十七万元送来。但这些钱对于消耗巨大的战场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顷刻便会告罄。

蔡锷在四川鏖战一年，只能给官兵发放伙食津贴，根本不敢提及任何战功奖励。

应该说，云南本属落后贫瘠省份，每年全省收入不过两三百万，辛亥革命之前经济上都得靠四川接济。不过自云南独立以来，仅截留中央税款就不是一个小数字，加上其他筹款，已足够前线军饷需求。

可是它们都被坐镇云南的唐继尧给扣住了，用作扩充自己的实力，连一个子儿都不愿多拨出来。

唐继尧不肯给钱，“口惠而实不至”，蔡锷必须自己想办法。但他“生平不好货财”，虽统军多年，却没有什么积蓄，想做到毁家纾难都不可能。无奈之下，只好以个人名义向四川当地绅商筹借，以继续维持军队的开支，结果到护国运动结束时，他已经负债两百万元。

比军饷短缺更要命的，是弹药的匮乏。云南方面的子弹老是运不上来，没有子弹，枪支不过就是根中看不中用的烧火棍。为此，护国军甚至不得不将鞭炮放进铁桶里燃放，冒充枪声，以迷惑北洋军。

正是由于受到唐继尧的掣肘，前线军队很快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乃至“全军惶惑”，士气受到不小打击。

蔡锷在泸州战场上指挥出色，多次以弱胜强，可是再巧的巧妇也难煮出无米的好粥，得调整战略战术了。

1916年3月7日，蔡锷下达退军命令，护国军转攻为守，缩短战线。

这是蔡锷非常苦恼的一段时间。全军撤退后，他“形容清瘦，颇有劳悴之色”，日子难过啊。

可是护国战争终究将成为蔡锷一生事业的顶点，在这场别人看来难以打赢的战争中，他把自己的智和勇发挥到了极致。

军饷困难，他就通过刘存厚与陈宦联系，商请陈宦暗中接济。

陈宦虽说一直在与蔡锷暗通款曲，但实际仍在骑墙，他每时每刻都紧盯着战场的变化，以决定下一步要把赌注投在哪一方。

护国军虽然暂时撤退，但在撤退前其实占有优势，北洋军的伤亡要大得多，而且直到护国军撤退两天后，曹锟都不敢发起追击。也就是说，蔡锷的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性撤退，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溃败，随时可以再次发起新的攻势。

陈宦乃是个中行家，当然看得出来，所以他不仅不能得罪蔡锷，还得讨好，不然人家若是真成了赢家，凭什么要给你好脸色看？

怎么讨好，若是蔡锷这时候就提出来让他宣布独立，那风险就太大了，依陈宦的性格，是绝不肯如此做的。

蔡锷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只要钱。对陈宦来说，给钱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是一种最为保险的讨好方式，没有理由不愿意。

从陈宦那里拿到军饷，子弹也运来了，不过它们仍只是杯水车薪，一眨眼的工夫就会用完，但蔡锷也就只需要再用一次。

他有这么做的理由。

1916年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广西独立当然与四川战场的相持不下有关，蔡锷从中看到了获胜的希望和奥妙。

战争归根到底，打的就是钱和资源。依靠这种糟糕透顶的后勤补给，护国军就算能击败曹锟，也无法席卷中国，直捣北平。

蔡锷唯一的胜算，就是像武昌起义时那样，争取与北洋军继续相持下去，这样，那些犹豫观望的省份将会被迫作出抉择，加入反袁护国阵营。

有鉴于此，他要利用刚刚掌握到的这一点资源，最后再发起一次总攻，为的不是彻底击败对手，为的只是击垮他们的信心。

总攻发动之前，蔡锷宣布“能战者奖，怯战者惩”，并当场将两名失职军官予以正法，三军大为震撼。

1916年3月17日，蔡锷下令全线反攻。此次总攻的声势远大过实际战果，最后既未能重创北洋军，也没能攻入泸州城，但蔡锷的目的达到了。

第二天，即1916年3月18日，以江苏将军冯国璋为首的“长江五督”（即长江流域的五个北洋都督）联名向袁世凯发出密电，要求取消帝制。

“长江五督”拥兵十多万，北洋军近一半兵力都在这里。他们态度的变化，完全打乱了袁世凯的阵脚。

实际上，北洋内部的这些矛盾，早在袁世凯发动“削藩风暴”时就已埋了下来，但最终爆发，则要归功于四川战场上护国军的不俗表现。

如今的局面，几乎就是武昌起义时的翻版，当时袁世凯如何要挟清廷，现在他的部下也如何要挟他。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帝制，并要求与护国军进行停战谈判。

老袁不是一般的强人，从不会轻易服软，他能服软，说明他所受到的内外压力之大，已远超出常人想象。

其实就算袁世凯不主动停战，蔡锷的总攻也得被迫结束，因为他就那么点资源可用。

袁世凯先叫停，成了输家；反之，蔡锷就是输家。老袁精明一世，但输也就输在他的过于精明上了。

他只知道陈宦不像过去那么卖力，还不知道这个“忠臣”已同蔡锷搭上了钩。如今双方谈判，他仍授命陈宦为己方代表。

进入停战谈判后，蔡锷仍一着不让。一面继续要求袁世凯退位——不光是先前的撤销帝制，还得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一面倒逼陈宦，让他早点站出来宣布四川独立。

陈宦还在犹豫，但这种犹豫，已不是不知道赌注应该加在哪一边，而是他觉得安全没有保障。生怕一旦公开背叛，袁世凯会向他展开报复。

这种危险时期，如果没有得力的部队护驾，人头随时都可能落地。曾归陈宦辖制的部队，川军有的投了蔡锷，没投的，只要陈宦宣布独立，一准会反戈相向。只有带来的三个北洋旅可以指望，这三个旅里面，一个远在川东，剩下的两个如今都服从一位旅长的指挥。

陈宦踌躇不决，也就是在看这位旅长的态度，他叫冯玉祥。

冯玉祥是陈宦的老部下，陈宦对其有知遇之恩，这种知遇之恩还不是一点半点，可以说冯玉祥一路过来，多蒙陈宦所提拔。

早在陈宦任统制（师长）时，冯玉祥还是他军队里面的一个队官（连长）。陈宦入川之前，打听到冯玉祥已在陕军中升任团长，便特地向袁世凯保荐其为旅长，并带到了四川。

来川后，陈宦将冯玉祥视为身边绝对的嫡系，所有部队里面，优先补充他的枪械，将冯玉祥的旅扩充成了混成旅。

陈宦和袁世凯一样，都好猜忌，但并不是说他们谁都不信，只是能让他们信的人比较少而已。

至少，陈宦是信得过冯玉祥的。如今冯玉祥几乎就是陈宦在苦海中的指路明灯，宣布独立与否，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可以就不可以。

在军事会议上，冯玉祥主张独立最为坚决。这让陈宦放下了心，认为自己宣布独立后，就算袁世凯要报复，只要有冯玉祥护卫左右，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1916年5月22日，陈宦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这一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直接击穿了袁世凯早已脆弱不堪的心理防线。

袁世凯忧愤成疾，随即发布命令，将陈宦撤职查办，其遗缺由川军将领周骏继任。

尽管早已是穷途末路，但老袁的出手仍保持着他一贯的狠辣，他没有动用曹锟的北洋军，是因为他知道，仅凭四川将军这根肉骨头，就足以驱使周骏拼着命去争去抢了。

接到任命，周骏果然呼地一下就跳了出去，用不着任何人来催他逼他。一路上，他连口号都想好了，叫做“川人治川”——我周骏是四川本地人，你陈宦是外地人，我当然比你更有资格做四川的一把手。

熊克武的蜀军在时，蜀军是川军中的王牌，蜀军被灭，周骏师就成了川军第一，其实力胜过刘存厚师。

周骏自东而西，向成都杀来，其部浩浩荡荡，犹如一条长蛇，把大路都给塞满了。在其身后，则是曹锟奉袁世凯之命，专门拨出的军备车辆，同样是源源不断，络绎不绝。

周骏打蔡锷没有积极性，打成都，积极性比谁都高。这阵势吓坏了陈宦，急忙让冯玉祥组织防御。

他万万没有想到，冯玉祥给予他的答复是：“我要走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冯玉祥却要率兵回陕西。至于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老领导是死是活，他不管了。

此前陈宦毫无防备，假如冯玉祥一走，他能用于成都防守的，就只有一个卫队团，无论如何都挡不住周骏。

陈宦后悔不迭，反对帝制派的刘一清、邓汉祥是“联蔡反袁”的倡导者，现在事情搞成这样，二人也不免心中有愧。

商量之后，刘、邓便代表陈宦，一起去见冯玉祥，恳求他能再作考虑。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声泪俱下，冯玉祥都不为所动，只是强调：“四川人排外难斗，我若与周骏作战，遍地皆是敌人，将防不胜防。”

听冯玉祥这意思，似乎是担心四川民众不支持他，刘、邓急忙说：“四川人反对袁世凯，可以说完全一致。周骏奉袁之命来犯成都，乃是全川公敌，川人绝不会帮助他们。”

冯玉祥缓和了口气道：“你们说这话有什么根据？”

有门了。为了让冯玉祥坚定信心，刘、邓建议立刻召集一个扩大会议，请冯玉祥倾听一下民众的呼声。

冯玉祥点头同意。

回去后，刘、邓便从成都各界民众中召集了三百代表，聚会于成都皇城（皇城实为清代科举贡院，此时为军政府驻地）。

开会发言时，一众代表都表示，周骏助袁西犯，乃是川人的奇耻大辱，请冯旅长一定要积极布防，“灭此朝食”。

冯玉祥显然是被打动了。他厉声道：“我起初不知你们是如此意思，因此才要回北方。如今清楚了，我冯玉祥虽粗知大义，也明白保卫地方乃军人的责任，即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

众人闻言大受鼓舞，正要鼓掌，却听冯玉祥又来了一句：“不过……一般士兵知识有限，如何才能激励他们，尚望各位先生多多指示。”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代表们马上读懂了冯玉祥的意思，就是要钱要物嘛。

有人便问：“请教冯旅长，究竟需要多少数目？”

冯玉祥嘿嘿地笑了起来：“各位先生都很高明，这个不用我说了吧。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怎么好说数目呢。”

看来胃口还不小，恐怕陈宦都不一定拿得出来。会场上一阵沉默，但随即就有人慨然允诺：“只要冯旅长去打周骏，你们的粮饷，陈宦将军负担不起，我们四川人负担，马上就去发动凑集。”

冯玉祥见状，神情十分激动，他高声说道：“周骏要是打得过来，就把我冯玉祥的鼻子给割了！”

此话一出，会场上立刻掌声雷动，莫不拍手称快。

当晚，成都各界民众便购买了猪牛羊肉、面粉、大米等物资，全部送交冯部，此外，又赠现款二十多万元。

陈宦以为，这下事情应该稳当了。不料冯玉祥钱物到手，却照旧传令部队向城门开去，准备离开成都。

竹杠就是这么被敲出来的。陈宦想不到的是，他自己已经够虚伪了，还有人比他更虚伪，自己已经够不要脸了，还有人比他更不要脸。尤其令人惊诧的是，这个人在做这些事时，毫无任何愧疚之感，仿佛一切理所应当。

在老奸雄袁世凯的“传帮带”作用下，说北洋体系在权奸方面人才辈出且青出于蓝，那真是一点都不过分。比如，陈宦就成功地蒙住了袁世凯，而冯玉祥还超过陈宦，他完全可以把陈宦耍到团团转，乃至于被卖之前还在帮对方数钱。即便是以腹黑著称的人物，当落到这般可怜境地时，其情感也与普通人无异。

陈宦愤怒极了，他决定最后再找冯玉祥谈一次。

冯玉祥来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后面跟着一个营的卫兵，还有几十人的手枪队。

刘、邓陪着冯玉祥去陈宦的卧室，卫兵和手枪队当然就不能跟过去。

见冯玉祥进门，陈宦一拍桌子：“冯玉祥，我从前清到现在，始终是扶持你的。开军事会议，你主张独立，可独立后你又要带兵走，你这是什么用意？”

说到这里的时候，陈宦真是悔恨万分：“我告诉你，我七十四岁的老母，现在就住在皇城，我一家人情愿死在这里，我是不走的……”

未等陈宦说完，冯玉祥突然扑倒在地，然后伏地痛哭：“我冯玉祥别无他意，只是怕打不过那个周骏，请陈将军千万不要误会啊。”

对冯玉祥的出尔反尔，坑了财物就跑的行径，负责联络的刘、邓两位幕僚，比陈宦还要恨得深。尤其刘一清，早就在陈宦的卧室周围安排了伏兵，预备在卧室门口将冯玉祥杀掉，然后由陈宦自兼北洋旅的旅长。

他们借故把陈宦喊出来，告知此事。不料陈宦大发脾气，说你们如此搞法，会将北洋旅逼上梁山，导致叛变。

陈宦这么说，一半出于谨慎，一半则是受到了冯玉祥连哭带诉的影响。

男儿有泪不轻弹，想想一个统兵成百上千的大男人能跟小孩子一样满地打滚，而且哭得跟个泪人似的，那是一定有外人不能了解的苦衷和委屈。

有苦衷，就能劝慰，有委屈，就可以排解。陈宦相信，只要给冯玉祥一点时间考虑，他会留下来的。既然如此，又何必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呢。

他不知道，冯玉祥的这个动作，今后将成为冯部上下的经典之作，如果你见惯了，一点都不会感到稀奇。归根结底，在虚伪做作这个圈子里，陈宦还远远称不上是个超一流的高手，他所擅长的，也不过是在上级面前拍拍马屁，或者是说点上级想听爱听的话。

什么叫超一流高手？必须做到连奥斯卡影帝都叹服的地步，陈宦你还嫩得很哩。

幕僚们要上刀斧手，陈宦坚决反对，还说：“如果你们要杀冯玉祥，我就先杀你们二人！”

刘、邓面面相觑，只得作罢。依靠逼真的演技，冯玉祥成功地逃过了一劫。

在陈宦的卧室里，冯玉祥虽没见到刀光烛影，但那三个人进进出出的神情，已被他猜到了大半。回去后，他就向陈宦发出通牒，限其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成都，否则就开炮轰击皇城。

陈宦这才明白，他又走了一步要命的错棋。

一场鸿门宴，使项羽成了“竖子不足与谋”的典型，可是古往今来，究竟又有多少人比他更聪明呢？

1916年6月25日，陈宦被迫逃出成都，经绵阳、重庆至汉口，从此远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冯玉祥接着也跑了，离开时，他又搂草打兔子，把成都的军火库给清了个空。按照他的命令，冯部把大部分行李扔掉，每人都至少携带步枪子弹五百发或炮弹两颗，冯玉祥自己也背了两颗炮弹，后来觉得负担实在太重，找川甘边区的土匪帮忙，才把枪弹运到汉中。

此君既不用打仗，又得了许多的实惠，乃是真正的赢家中的赢家。

枭雄、英雄、奸雄，冯某跟这些类型都不像，甚至你都难以用一个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来对他加以框范——只能说，出来混的都得有点道道，这也算是乱世中的生存哲学吧。

1916年6月27日，周骏率部进入成都，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加了四川将军的冕。

然而这被证明不过是一场空欢喜。二十多天前，袁世凯已经病死，袁世凯一死，他的委任状也就失去了任何效力，更主要的是，旁边早就有人虎视眈眈。

陈宦在宣布四川独立前，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依靠冯玉祥，二就是向蔡锷求援。求援得到了同意，但直到陈宦离开，滇军也未开入成都。

滇军有滇军的打算。

唐继尧在发给滇军将领的密电中，就毫不隐讳，说护国之役胜利后，四川军政大权不论属于何人，滇军都必须留在四川，而不能撤回云南。

如此做的原因之一，便是军费开支庞大，唐继尧既然不肯削减滇军的一兵一卒，那就一心想着蹭四川人的油，拿川资来养他的滇军。甚至在停战谈判期间，唐继尧就急不可耐地计划出兵成都，只是在蔡锷的劝阻下，才暂缓行动。

唐继尧属于那种鼠腹鸡肠，做不了大事的人，该他出牌的时候死不肯出，那心眼儿小到只有三寸大，不该他出的时候瞎出，全然不管这样是否会师出无名，会不会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

蔡锷与唐继尧的区别，在于他更顾大局，知道掌握时机与火候。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就是他比较“讲政治”，过去即便是“侵滇”“侵川”，他都能找到最合理的名义和理由。

陈宦求援，如果不答应的话，陈宦自然就下不了决心独立，蔡锷不能不答应，但他答应之后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就是敷衍了事。

倒是蔡锷的参谋长说了句实话：“我们做渔翁不好吗？”

如果蔡锷帮助陈宦把周骏赶走，那陈宦就站稳了，滇军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额外好处呢？地盘还是人家的，最多不过像第一次“侵川”时一样，弄点慰劳费，然后该回哪回哪去。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滇军这些人的算盘，就是要借周骏之力来逐走陈宦。等陈宦走后，滇军再来打周骏，然后川督之位就是他们的了。

滇军做好了出击准备，可惜不是为陈宦预备的。周骏一入成都，滇军马上就打了过来。

袁世凯倒台之后，周骏的“四川将军”已然是名不正言不顺，再说他又哪里是蔡锷的对手，所部节节败退。

见势不妙，周骏赶紧给蔡锷发去一份电报，作躬打揖，称自己是接受了袁世凯的“乱命”，现在马上就把位子给腾出来。

从成都退出时，周骏手下仅剩几千人马，用仓皇两字都无法形容他的惨样。更可怜的是，沿途地方对他的态度，有如看到过街老鼠。虽然还不至于人人喊打，但起码没人肯予以收留，都唯恐惹火烧身——蔡锷的护国军追过来，能不把当地打得乱七八糟吗？

想想这周骏也真够倒霉的。他的人生几乎就跟赌博一般，头一把赢了一堆筹码，可还没来得及乐一乐，转眼间就输了个血本无归。

后来有人对周骏说，你带着这几千残兵，能往哪去，哪一个省又会容你，难道这些四川子弟都跟着你饿死不成？不如把部队留下来，独自进京去找活路吧。

周骏想想有理，就把残兵交予地方，然后在百余名手枪兵的掩护下，出川进京。进京后，他果然混了个跟胡景伊一样的“闲职将军”，虽然是聊以度日，但总算没有窝窝囊囊地死在乱军之中。

1916年7月29日，蔡锷进入成都，此时他已被新一届北平政府正式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时这也标志着护国运动的尘埃落定。

对四川人来说，湖南籍的蔡锷能够做他们的一把手，委实是件好事。所谓到哪座山头唱哪支山歌，蔡锷督滇，要维护云南及滇军，如今督川，自然只会向着四川。而以蔡锷“护国英雄”的威望和军政才能，又有谁敢跑上来捋老虎须？

从蔡锷留下的善后方案来看，也是以四川为中心，然后联络滇黔，形成西南三省通力合作的局面。

如果这个方案能够顺利实施，自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天府之国”将得到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和安宁。

可是天不遂人愿。因劳累过度，导致蔡锷喉疾加剧，病情越来越重。1916年8月8日，他去电北平请假后，离成都东下，远赴日本就医。

临行前，四川军民对之依依不舍，蔡锷亦感慨良多，他动情地说：“我查阅了四川的档案，年赋税达数千万元，以前真不知道四川会如此富庶，此地确实乃西南重心，实大有可为。”

蔡锷又说，我原来想到中央去，现在也不想去了。自己虽然多年奔波，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假如能早来四川，一定可以多做点事情，可惜现在病痛缠身，不得不走了。

蔡锷寄语川中父老，等他治愈后，将早日回川理政。然而仅仅三个月后，他就因医治无效而病死于日本。

没有了可定乾坤的英雄，巴蜀大地注定难以逃脱混乱的怪圈，也将继续被血与火所熔铸。